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和文学批评

99）有天师道徒孙恩的起义，导火线是被解放的奴隶又被征兵。起义军规模很大，人数有二十几万，发动的地点是浙江，不久就打到当时的京城（建康 ）附近。陶渊明曾经参加过刘牢之镇压孙恩的官军，官军纪律很坏，使东南一带人民遭了浩劫（刘裕就是在刘牢之部下出了风头的 ）。陶渊明心里很痛苦，他说“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 》），他本是为生活所迫而出仕的，现在如此，所以就不如回家了。和孙恩的起义同时，桓玄在长江上游建立了新的政治中心————江陵。陶渊明对桓玄抱有幻想，便曾到过江陵，这是他三十六七岁的时候。但他不久也幻灭了，这是从他到江陵销假的诗“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可以看出的 [24] 。桓玄后来打到建康，接受了晋国的“禅让”。改国号为楚，当了皇帝（403）。桓玄建国二年，被刘裕消灭，名义上又恢复晋室（404）。陶渊明这时在家居丧，过田园生活。又为了生活的关系，“耕植不足以自给”（《归去来辞序 》），他又出仕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出仕，这就是他当了彭泽令的时候。这一年是405年，即桓玄失败后的第二年，桓氏余党正被杀戮。就陶渊明政治倾向上和政治关系上说是危险的 [25] ，所以做了80天的官，便找了点儿借口，以后再也不出来了，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矛盾摇摆的生活。《归去来辞》就是他这样的生活的总结。《归去来辞》的主题是贯串在他的很多作品里的。这时他41岁，从此到死，有22年，是完全过躬耕的生活。经过火灾，“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遇火 》），他尝到了“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 》）的苦处，也体验到了“饥者欢初饱”（《于下潠田舍获 》）的实况，他过着“晨出肆微勤，日夕负禾还”（《于西田获早稻 》）的劳动生活，也领略了“桑麻日已长，我志日已广”（《归园田居 》）的劳动乐趣。最后，他在“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 》）中死去了，他活了63岁。在他56岁时，逢到第二次改朝换代，那就是刘裕让晋恭帝演了一幕禅让，晋变为宋。晋恭帝后来被刘裕派人用毒酒杀掉。陶渊明在晚年见到这些事情，很不愉快，“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 》），“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 》），他特别写了隐约的《述酒诗》，哀悼晋恭帝并指责刘裕的险毒。他的许多激愤的诗，也多半和这有关。

    陶渊明的思想是有发展的，他由儒家而走入道家，他的社会理想结晶在五十三四岁所写的《桃花源诗》中，“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他倾向于这种没有剥削制的原始公社式的社会。后来王安石曾指出这个《桃花源》的社会显著特点之一是“虽有父子无君臣”（《桃源行 》），可见在反对剥削之外，又有着反对专制的民主思想。陶渊明所以产生这样伟大的思想，除了老、庄以及伪《列子》的一部分思想来源以外，是和那时孙恩等的起义以及他自身的劳动生活和饥饿生活的体验分不开的。他在最后也有了较前彻底的唯物论思想。像他在《挽歌诗》中所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比起他49岁时所写的《形影神》来，那时虽然已经反对慧远的唯心论————神不灭论，然而终于认为“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神 ）故”，神还是高一等，这是有很大的发展的了。

    没有问题，陶渊明有他的阶级限制。他虽然不是士族，但多少反映了没落的士族意识，在这方面就表现了他的软弱性。他虽然倾向于没有剥削没有专制的社会，但“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还是有些开倒车的复古的意味。他痛恨刘裕夺取政权的卑劣，但他不能对刘裕北伐的功劳给以公平的估价，在“九域甫已一”的时候，他的兴奋没有压倒对于四皓的向往（“多谢绮与角，精爽今何如 ？”————《赠羊长史 》）。他爱的是“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杂诗 》），他在遗嘱里认为最重要的事是维持“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的几世同堂的大家族的生活。他一方面很旷达，却一方面也很头巾气，这正是他的阶级使然。他后来虽然过着劳动的生活，但在他中年写的“顾尔俦列，能不怀愧”（《劝农 》），是在教训农民，并把农民看作比孔子、董仲舒低一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归去来辞 》），也是旁观的地主的神气，所以他和农民是有一定距离的，虽然这距离在晚年已在缩短。这也就是他不能理直气壮地承认孙恩等起义的正义性的缘故，这也就是他特别斤斤于桓玄、刘裕和司马氏之间的缘故。

    然而陶渊明虽然有这些限制，由于他晚年身经劳动和身受饥饿之故，他多少体会了劳动人民的困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有会而作》一诗这样说：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用子思居卫三旬九食的典故），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他深了解饥饿者的感情，也深体会到饥饿者的倔强。这反映了当时“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 [26] 生活的一斑。陶渊明同样是倔强和有反抗性的，“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 》），他穷，但是有骨头；“嬴氏乱天纪”（《桃花源诗 》），“志在报强嬴，……豪主正怔营”（《咏荆轲 》），他是那样痛恨暴秦一类的巨恶；他有要求自由的一种强烈的感情，像“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 》），就是一例；而《读山海经》诗里所赞美的“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更表现他有一种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一方面也就是他伟大的地方。

    陶渊明不能不有他的矛盾，出身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却又经过一种劳动的生活；本身不是士族，却又受到过士族的教育的影响；老庄思想流行的时代，他却经过儒家的洗礼，但又依归于道家；士族衰落，军阀起来，同时农民起义又在他的周围；田园的生活不能维持，官吏的生活违背他的正义感也破坏他爱好自由的习性；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 》），然而有时他也不能不压制他的棱角，说什么“独正者危，至方则碍”（颜延之 《陶徵士诔 》），表面上变成和易；————这些矛盾就构成了他的一生，也构成了他的诗。

    他的矛盾是在这样的程度上解决，忍受饥寒的痛苦，退出统治阶级的集团；生活在农民群里，和农民终有一点儿距离；他不能全身心地倾向起义军，但在消极方面不和统治阶级合作，在积极方面发挥一些个人的反抗；他把儒家和道家最后合一了，他采取了儒家不合作的安贫乐道的精神，他采取了道家的唯物论和社会理想，他找到了《论语》中反对孔子的人物沮溺作为自己的理想，他把孔子化为“羲皇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饮酒 》）的热心实现他那社会理想的人物————不是经典的孔子，而是陶渊明化的孔子了！

    萧统说他的诗“语时事则直而可想”，钟嵘说他的诗出于应璩————那个写讥讽时事的《百一诗》的应璩，说明了他的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现实。单纯地把他认为是田园诗人是不对的，单纯地以为他的诗是冲淡和平更是不对的。

    在诗的作风上，他虽然一方面不免有当时用典或用代字的习气（像 “巽坎相与期 ”那样的句子 ），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已经做到自然而接近口语的地步，像“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责子 》）都可以为例。又由于晋人对语言的讲究，使他的诗也做到把一切不必要的字或句都减缩到不可再减的干净利落，这也就是钟嵘所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都是简净、意义丰富而又不失为口语的。这是他的风格的特点，就是在他的散文里也表现出这种优长。《五柳先生传》是多么简短的自传，但又是多么意义丰富的自传！“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包括多少修养！《桃花源记》也是上等的散文，在那短短的没有废字废句的文章里，写出了那个渔父如何为桃源所诱引（“欲穷其林 ”），如何为桃源的人所惊讶（“咸来问讯 ”），如何为他们所热情招待（“便要还家 ”“余人各复延至其家 ”），最后渔人自己又如何羡慕这个地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 ”），而这地方却又如何为人可望不可即（“不足为外人道也 ”“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后遂无问津者 ”）。由于他写得那样生动逼真，这就增加了他那个理想社会的宣传力量。其中“便”字“是”字（“问今是何世 ”）更是显著的口语，在研究中国语法史上也是值得注意的 [27] 。他的《闲情赋》也是一篇采用了民间表现方法的好作品。

    在陶渊明死后七八十年，得到了一个极其热心的宣扬者，这就是萧统（501——531）。萧统给他编了集子，这是中国文人专集的第一部。过了20年，北齐就也出现了阳休之的编订本。因为陶渊明有一部分儒家思想，所以他为宋儒所喜爱。宋以后，对他研究渐细。鲁迅也常提到他。关于陶渊明的研究之盛，在过去是仅次于杜甫的。在创作上显然受了陶渊明的影响的，唐代有孟浩然、王维、韦应物，宋代有苏轼、辛弃疾，元代有马致远。我们应该重视这样一个诗人，但理由并不在他是一个歌咏田园的隐士，尤其不在他冲淡，反之乃是更在他关心现实、反映现实，有反对剥削反对专制的思想，有积极乐观精神。

    （四）宋齐梁陈的诗人和宫体诗的出现

    在陶渊明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下一代的青年诗人。颜延之和谢灵运是最著名的。颜延之（384——456）是陶渊明亲密友人之一。陶渊明死后，他给陶渊明作过有名的诔文。颜诗的特点是喜欢用典。谢灵运（385——433）可能和陶渊明见过面，因为他们同是慧远的座上客。大概由于地位不同，谢是贵族大地主，陶是贫士；思想也不同，谢灵运崇拜佛，陶渊明自有他自己的儒道合一的思想系统；谢灵运爱做官，陶渊明又已经看淡。所以他们两人没有深厚的友情。颜、谢主要活动的时代都在刘宋。刘宋时代也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时代，谢灵运因为接近刘裕第二子刘义真，三子刘义隆立为宋文帝后，就杀了大哥二哥，也借故把谢灵运杀了。颜延之也接近刘义真，幸亏儿子做了大官，被保全了。谢诗爱用辞藻。颜、谢的诗就当时论，是更合乎士大夫的口味的，所以他们的诗的地位曾经被评判为在陶渊明之上。谢灵运由于刘义真的关系，不能在朝，当了永嘉太守，这是他写出了那些山水诗的原因。他对于自然景物的刻画比陶渊明更突出些、有力些，又爱用色彩的对比，构成了诗的特点。谢灵运也是有爱国思想的，在刘裕北伐时，他写过一首《北征赋》，后来也曾建议收复齐鲁。

    和颜、谢同时而稍后的诗人有鲍照（415？——466）。钟嵘说他“才秀人微，故致湮当代”，可知他出身寒微。正因为他出身寒微，所以他的诗里更多反映了些像他这样身份的人的悲哀和反抗。像《苦热行》中的“财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白头吟》中的“心赏犹难恃，貌恭岂易凭”，像《咏史》中的“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都是寒族的悲哀！而《升天行》中的“何时与尔曹，啄腐共吞腥”，就是激烈的反抗了。就这一方面说，他有点儿像左思。表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则是“身死为国殇”的《出自蓟北门行》。他在技巧上是有着大胆创造的，又能运用口语，他的出色的乐府诗也多半保存了民间形式，这就是《诗品》上称他“险俗”的缘故。他的诗在当时已经很有影响，到唐代更被李白、杜甫所推重，尤其影响了李白的乐府诗。

    鲍照之后可注意的诗人是谢朓（464——499），这已是齐的时代了。他是李白一生所最佩服的诗人。后人为了把他和谢灵运区别，称为小谢。他虽然只活了36岁，但诗的造就是可惊的。“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的《观朝雨诗》是他的代表作。在他的诗里，人们常常有像发现新事物似的感觉。“空濛如薄雾，散漫似轻埃”，他的观察是这样入微。他的诗有了工整的对句，像《同王主簿怨情》，就是一例。这给后来的律诗开辟了道路，同时他也爱写短诗，像《玉阶怨》“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这又给后来的绝句立下了榜样。他的诗被沈约所推赏。

    沈约（441——513）是身经宋、齐、梁三朝的老诗人，也是在长时期内文坛的领袖。他创了声律说，给所谓永明体建立了理论根据，也给唐代律诗准备了理论基础。作为诗的技术的发展说，他的学说有他的一定价值，但是在当时因为过于为它拘束，也就产生了只求形式、不顾内容，甚而损害内容的恶果。他也有好作品，但不如这方面的影响大。

    堕落的统治阶级最后产生了腐化恶劣的宫体诗。宫体是梁简文帝（萧纲 ）时最盛行的。像他所写的“密态随羞脸，娇形逐软声”（《美女篇 》），就是那一般的柔靡堕落情调的代表。咏妓是最常见的主题，有时就写到变态心理的生活上去。沈约也是这种诗的附和者。徐陵的《玉台新咏》是这种诗的主要结集，虽然其中也保存了一部分好的民歌。这堕落的诗歌甚而流传下来一直到唐初。到盛唐时才逐渐廓清。

    北方的诗坛最初比较沉寂，保存下来的诗多半出自后来南朝投降的官僚，这些人们除了偶尔写出“胡风入骨冷，汉月照心明”（庾信 《明君词 》）的痛苦外，就也拿宫体诗毒害了那刚健清新的北国诗坛。

    我们必须明了宫体诗的堕落，才可以了解大批评家刘勰、钟嵘出现的意义，才可以了解唐代的诗歌是怎样扭转了这个风气的意义，才可以了解李白、杜甫等在诗歌上的伟大贡献的意义。后人对于从建安到齐、梁这一段的诗歌的认识，随着时代不同，而了解的程度也不一致。大概在唐代诗人还是重在鲍、谢，也就是陶渊明死后的一段诗歌，而他们之重鲍、谢也还是停留在技术上，宋以后才把眼光转到陶渊明身上，而陶渊明的地位也就历元、明、清而愈来愈高了。

    第五节

    文学批评的发展

    ————从曹丕到刘勰和钟嵘

    这一个时期的文学批评是很出色的。有几种文学批评的名著不但在当时有着极大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了解这一个时期的文艺活动的必不可缺的文献，同时其中有许多原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仍有着指导作用。

    从曹丕（187——226）的《典论·论文》起，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活动就开始了。《典论·论文》不但论到了当时所谓建安七子的作品，并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个性论（“气之清浊有体，不 可力强而致， ……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也提出了“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文体论，又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的主张，这就抬高了文艺作品的价值，这是以前的批评家像王充等所没做到的。他所指出的文气说明了建安诗的风格特点，他的文体论是后来更细致的文体论的雏形。这篇文字大概作在217年。

    隔了70多年，有陆机（261——303）的《文赋》出现，《文赋》大概写于289年 [28] 。这是采用赋的体裁所写的文学理论，其中包含有非常详细而有系统的创作论。他提到了创作时顺利的情状，“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以及不顺利的情状，“理翳翳而愈伏，思乙（音轧 ）乙其若抽”；他提到了发挥创造性的必要和割爱的必要，“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他的文体论更由曹丕的四分法扩充到了十分法，“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澈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就比曹丕分析得更细微了，这也就是后来《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基础；其中“诗缘情而绮靡”一语则恰是说明太康诗的风格特点的；在声律方面，他提出了“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是后来沈约的理论的先声。他在《文赋》的序上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这也正是后来《文心雕龙》取名的出处，而其中很多问题也成了《文心雕龙》中专篇的题目，这说明《文心雕龙》就是在这些批评文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发展。

    差不多和陆机同时，有作《文章志》和《流别集论》的挚虞。《文章志》记文学家，《流别集》选作品，前者有4卷，后者有30卷，他对于每种作品都有评论。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于文学史的著述。《流别集》可能是后来昭明《文选》一类的先驱。可惜挚虞这样的大著述现在只剩下几条逸文了。根据他留下的话“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可见他是有近似现实主义的要求的。

    又有作《翰林论》54卷的李充，他的书也同样失传了，同样只留下几条逸文。但我们从这几条逸文看，还见出他推崇嵇康的论文，认为够得上“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的标准，又推崇应璩的诗，认为“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可知道他是有眼光的。他的著作的性质大概和挚虞的相近。

    东晋时代有一个大批评家是著《抱朴子》的葛洪（290——370）。他是王充的崇拜者，他的见解也大半是王充的理论的发挥。他同样主张古不及今，同样主张写文字应该通俗，同样认为“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钧世篇 》），同样主张文章当有个性，“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篇 》），同样主张文章当有实用价值，“百家之言、与善一揆，譬操水者，器虽异而救火同焉，犹针灸者，术虽殊而攻疾均焉”（《尚博篇 》）。但他说得比王充更透辟，同时他对于文学范围的看法也不像王充那样偏狭，而且反对把文章比起德行来认为是“余事”的看法（《尚博篇 》），这说明他比王充进了一步，这是因为这时的文学本身实在比王充时代有着发展了。

    从曹丕、陆机、挚虞、李充到葛洪，文学批评诚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最伟大而又最有理论体系的批评家却还要推梁时的刘勰和钟嵘。

    刘勰（465——520）是一个佛教徒。他曾经帮助过僧祐整理佛典，也曾参加过代表当时的佛教道教争论的《弘明集》的编辑工作，这集子中就收有他自己的一篇论文《灭惑论》。他的文学批评名著《文心雕龙》大概写在他的壮年，约在501年 [29] 。这部著作在体例和用语上，有显著地受有佛典影响的地方。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一部有系统的文学批评的书，而且在一千多年间也一直没有过第二部。

    全书一共50篇，前25篇，除了头三篇外，是文体论。他论到的体裁约有33类，这比陆机的分类更精密得多了。这一部分中每一篇的结构是如他在《序志》中所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就是先由历史的叙述，得出正确的概念，又选出适当的例子，最后定出标准，作为批评根据。此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历史的叙述一部分，例如《明诗》篇中的这一部分就不啻是一篇缩小的诗歌史————从葛天氏的八阕之歌一直说到“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的他所谓“近世”。

    后25篇，除了末一篇外，则是系统的文学原理，包括创作论（如 《神思篇 》《物色篇 》），风格论（如 《体性篇 》《通变篇 》），修辞论（如 《章句篇 》《练字篇 》），以及一般的文学史论（如 《时序篇 》）和作家论（如 《才略篇 》《程器篇 》）。此中最可宝贵的，是他对于文学史的叙述和对于当代的批评。在《时序篇》短短的论文里，叙述了“蔚映十代，词采九变”的大势。他深知道从社会的现实基础去解释文艺现象，例如他论到建安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他的结论是“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他知道从社会现象的联系上去观察，他知道这样做就有规律可循，这个见解是很卓越的。至于他批评当代的话，就有“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篇 》），这也是极其中肯的。因此，他大声疾呼要求改革：“通变则久！”他说：“言与志反，文岂足征？”“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情采篇 》）这都是恰中当时士大夫们那些没有真实内容而只在形式上做功夫的作品的真正弱点的。在当时许多具体问题上，像关于声律，他主张“音律所始，本于人声”，因而反对勉强；关于丽词（就是对偶 ），他主张“自然成对”“不劳经营”；关于事类（就是用典 ），他主张“不啻自其口出”————都见出他有一种反对造作，要求自然，保卫现实主义的鲜明倾向。这对于那个时代说，是有着极其进步的意义的，同时也给后来文学的发展上开辟了道路。

    在当时受了刘勰影响的，有萧统（501——531）。刘勰曾经做过他的“舍人”，其实就是他的老师。萧统的最大成绩是现存的《文选》一书和他对于《陶渊明集》的编订。《文选》的文体分类（37类 ）大体是和《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33类 ）相符合的。他同样有文学史的观念，他的《文选》，“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他并且认为文章是“随时变改”（《文选序 》）而且发展的。他不但是这样看法，而且也这样实践。他虽然一方面受当时的文学见解的束缚。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然而已经提出要“集其精英”了，那也就是刘勰所要求的。他编的《陶渊明集》也是可称道的，他不只写了序，还为陶渊明作了传，他指出陶渊明的诗的价值是在“语时事则直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这也是相当中肯的批评。现存的最早的而又规模最大的总集是《文选》，现存的最早的个人专集是这部《陶渊明集》，这都是萧统的成绩，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发现陶渊明这个诗人的伟大的人。在后一点上他就又超过了刘勰，也超过了钟嵘了。

    钟嵘（480？——552）的《诗品》约出现在《文心雕龙》半世纪左右以后。这部书可说是关于五言诗的发展的总结。书的主要部分是对于这400多年间的120位作家进行了具体的批评和分析。他的方法是历史的并风格分析的。他认为文学史上的两大源头是《国风》和楚辞，以后的作家有从《国风》一线发展的，如曹植、陆机等；有从楚辞一线发展的，如王粲、潘岳、郭璞等。这样的方法的缺点是有些形式主义倾向和被崇拜古代作品的观念所拘，但作为风格的分析比较看，却也有细致和深入的地方。例如他分析左思“野于陆机，深于潘岳”，他分析陶渊明“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他批评谢灵运一方面“颇以繁富为累”，但另一方面因为有“名章迥句”，所以“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泥沙，未足贬其高洁”，这都是很中肯的例子。但他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是书前的序，他一方面叙述了五言诗发展的简史，一方面又给五言诗找到了理论根据，说比“文繁而意少”的四言诗高得多，而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提出了“自然清旨”，赞扬那运用自然的口语的真正诗歌，反对“书抄”式的用典，反对“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的声律，这些是比刘勰的主张更彻底些，对当代的指责更中肯些，对后来反对齐梁诗体而开辟新的道路上也更有利些的。

    刘勰和钟嵘就是这时代最伟大的批评家。他们很多可贵的见解是直到今天看来还是有价值的。

    这时期的散文可值得一提的，是用精练的语言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级生活的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表现祖国山川美丽的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梁范缜的有名的唯物论论文《神灭论》等。

    第六节

    简短的结论

    从2世纪到6世纪的这四五百年间，社会上最大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这两种矛盾在当时都发展到特别尖锐的程度，表现前者的就是门阀士族的特殊势力的存在，表现后者的就是南北朝的对立。因为这样，一般人民过的生活是特别痛苦的。在文艺作品上，凡是伟大的作品都反映了这个基本事实。在这里，首先是民间作品，像《孔雀东南飞》就是深刻地刻画出当时的阶级关系的。其次是文人们采取了民间形式，在内容上又反映了当时现实的生活的作品，像蔡琰的《悲愤诗》就沉痛地写到了当时的民族矛盾，而王粲、嵇康、潘岳、左思、刘琨、郭璞、陶渊明、鲍照等的作品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民间疾苦、中间层的苦闷、反对专制的民主思想、反对剥削的空想社会主义等，其中反映方面较广，而又深刻真挚的，就是陶渊明，所以他是伟大的。反之，那些不能反映这个现实的，和人民的切身痛苦和迫切要求漠不相关，在文学形式上采取了专为本阶级少数读者所能理解而拒绝运用或轻视民间形式人民语言的，也就是那些奄奄无生气的作品，腐烂的统治阶级也产生了腐烂的文学，那具体的东西就是所谓宫体。这时期的文学批评是有成绩的，因为那些出色的批评家像刘勰、钟嵘等已逐渐明确地批判了那些毫无生气的东西和腐烂的东西，因此，也就给下一代的文学发展扫清了道路。

    * * *

    [1] 建武十六年（40）。见《资治通鉴》卷四三。

    [2] 永初四年（110）。见《资治通鉴》卷四九。

    [3] 桓帝时的梁冀可作豪门恶霸代表，他有好几十里的兔园，兔子的毛上有着记号，有人杀了他的兔子就要十几个人来偿命。他死时（159）抄没他的家产，得20余万万，因而这年减天下租税之半。

    [4] 《资治通鉴》卷五九。

    [5] 《资治通鉴》卷六一。

    [6] 曹操以破黄巾为政治资本，他在建安十五年（210）诏令中把“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当作得意之举。荀彧更明显而无耻地指出“将军（指曹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指黄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可见曹操就是以破黄巾起家的。吴国连年有起义的“山寇”，终于被陆逊消灭掉。蜀国诸葛亮对于随便杀人的法正不加禁止，反而说让他得意得意。这是什么话！

    [7] 《世说新语·言语篇》载：林公（支遁）见东阳长山曰：“何其坦迤！”顾长康（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又：王子敬（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河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这是对于山川之美的发现。又：道壹道人（竺道）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又：谢太傅（安）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这是说明他们仿佛新发现自然景物中的雪似的。又：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这说明他们对人世的伤感。

    [8] 袁褧对于晋人语言的体会是“简约玄澹，尔雅有韵”，《世说新语》便是证明。

    [9] 《资治通鉴》卷一九。

    [10] 《资治通鉴》卷三三。

    [11] 余冠英：《乐府诗选序》曾有此称（《汉魏六朝诗论丛》，22页，棠棣出版社，1952年版）。

    [12] 此说亦见上书。实则杜甫的“三吏”“三别”，“即事名篇”，正说明没被乐府所拘；白居易“因事立题”的新乐府，也是这种新诗体，宫廷里是不会真正演唱的。白居易提出《诗经》也不只是“旗帜”，倒正是说明他的作品是《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真正继承人。太强调汉乐府的作用，倒是“模糊了历史的真相”了。

    [13] 《魏志》卷二一，裴注引《世语》《典略》。

    [14]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子建（曹植）仲宣（王粲）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

    [15] 《世说新语·文学篇》，王孝伯（恭）认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两句最好。

    [16] 《世说新语·文学篇》。

    [17] 三张有二说，旧谓张载、协、亢，因三人是兄弟，冯唯讷主之；郑振铎、刘大杰以张华代张亢，理由是张亢不列《诗品》。兹从后说。

    [18] 干宝：《晋纪》。

    [19] 《世说新语·言语篇》。

    [20] 《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卞壸别传》。

    [21] 《世说新语·谗险篇》。

    [22] 《世说新语·文学篇》引《续晋阳秋》：“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

    [23] 生年采旧说，而不采梁启超说，理由见张芝（本书著者笔名）《陶渊明传论》，100页（棠棣1953年版）。

    [24] 《赴假还江陵诗》的赴假作销假解，采朱自清说。

    [25] 参看《陶渊明传论》，23页，105-108页。

    [26] 《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记晋末语。

    [27] 中国古代有“非”字而无动词“是”字，晋时始用动词“是”字，参考王力：《中国语法初探》。

    [28] 《文赋》是陆机入洛与张华见面以后作，见《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这时是289年以后，他29岁以后了。杜甫有“陆机二十作《文赋》”句，当是误解。

    [29] 见范文澜：《文心雕龙序志篇注》，引刘毓嵩：《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