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白祸

多读者震惊。之所以用“白祸”，部分原因是1890年代列强们对中国的掠夺性政策；部分原因是外国人控制之下租界内的管理不善，这导致了我在《上海的五卅惨案》那一章中所描述的于去年爆发的悲惨事件。

    白种人耀武扬威地横行于世界，铺路的却是侵略者们屠戮当地人民后的累累白骨。

    白种人在北美大陆定居后发了横财、蓬勃发展，他们人多势众、逐渐排挤了文化相对落后的族群。在野外生活中，那些生龙活虎的土著们开发出高度发达的机能，他们至少有生存的权利。

    在白种人占领全球的过程中，最黑暗的就是西班牙人征服了大部分的美洲大陆。蒙特祖玛（Montezuma）和印加文明（the Incas）曾是美洲最发达的土著文明，但是他们的王国被残忍地夷为平地了。

    印度古文明的家园、澳大利亚辉煌的石器时代世界、非洲的大草原和雨林，更不用说两极地区白雪覆盖的海岸，都有万恶的侵略者肆虐的痕迹。“有色”人种，还有陆地上、海洋里的大型野兽，都被驱逐和屠戮。征服摩洛哥的枪炮声刚刚消逝。甚至南太平洋那些沐浴在阳光下的小岛，也难逃厄运，因为外国人带来了险恶的烈酒、梅毒和肺痨。

    了不起的是，位于远东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成功顶住了白种人的进攻。这要归功于日本快速且成功的革新，以及中国和平抵抗的惊人耐力。尽管此刻的中国内战频仍、乱成一团，但是列强们不再想着瓜分中国了。可以看到，中国一开始虽然无能为力，但这位东方巨人正在逐步赢回民族独立。在“五卅惨案”中，外国人知道最后有所让步是可取的，例如在关税方面。尤其是美国，甚至讨论过废除治外法权。

    外国人越早认识到这是对待中国唯一可能的方法，就越容易解决东亚这一道难题。最重要的是，让中国人自行解决内部的纷争。此外，在华的洋人务必谨记，自己只是客人。既然作为客人，就必须尊重并体谅主人家的风俗习惯。所有列强越早且越彻底地一致支持这种胸襟开阔的人道主义政策（迄今为止仅有美国支持），才能越早解决世界政治中最艰巨的难题之一。

    在我力争对待中国要公平的同时，我也绝不无视以下事实：各国驻京的大使馆也有任务：要代表并维护其重要利益。

    任务之一就是要保障各国对华贷款的安全。其中第一笔贷款是1913年北洋政府的重组贷款，高达2500万英镑，以盐税为抵押，由中外共同监管。近些年，这笔款项越来越多地被“我行我素”的将军们没收。任务之二更加重大，就是确定治外法权的问题。“治外法权”这一庞杂的短语，表述的是外国人通过条约在中国获得的特殊地位，包括外国在华侨民不受中国的司法管辖，以及确保他们仅接受本国领事法庭的审讯和判决的特权。

    “治外法权”同样在日本和土耳其也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最近土耳其强悍的凯末尔政府毫不客气地废除了这些“投降条约”。

    毫无疑问，北洋政府的“投降条约”也会不复存在。但很显然，中国现在的司法体系专横武断、尚不健全，政局也不稳定，所以目前不能像他国那样提供可靠的法律保护给外国人。要根据中国司法效率提高的进程，分步骤、分阶段地废除治外法权。根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方保持克制，需要外方的善意。

    一方面，我强烈谴责列强们对待中国的某些方针政策；另一方面，我也深知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白种人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精神视野，并使其掌握了改善物质生活的强大杠杆。我十分要好的一位中国朋友曾经告诉我，西方世界给中国文化的最佳礼物就是科学的方法，即系统收集数据并借助一切可能的比较方法去分析它们的能力。在这一方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非常愿意感谢我们文化的贡献。

    然而除此之外，中国人更多的是怀疑。很多我们称之为人生格言的话，在他们眼中要么像枯叶，要么更糟，是嘲讽的对象。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欣然并自豪地断言，大批曾在东方工作过的外国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敬重，因为他们技术精湛、清廉诚信、满腔热忱地对待职责。哪怕是经常处理棘手任务的外交官们，中国人只要提起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也都是赞不绝口。

    为中国政府工作过的外国人大多口碑不错：他们从不收受贿赂，而且有很强的职责神圣感。其中很多人能力一般，还有一些人虽勇气可嘉但力不从心。即便如此，还是有佼佼者脱颖而出，他们是我们的荣耀，也给中国人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在上海的纪念像

    爱尔兰人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835——1911）可能是这些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中最有名的了。他重组了晚清的国内消费税制度，并且使海关的工作走上正轨。海关的关税成为清政府最可靠的收入来源，即使在最动荡不安的时期，海关也始终是稳定的财政支柱。赫德的改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海关的关税。他还以奇高的效率创建了覆盖全中国的邮政服务。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解决棘手的难题，他还身兼两职。这员干将还帮助晚清发展了科学事物。他积极创建了北京的一所高等院校————京师同文馆。他孜孜不倦、高瞻远瞩，海关掌控出版了优秀的统计信息，是了解中国最好的渠道之一。

    安格联爵士（Sir Francis Aglen）是现任海关总税务司。他与赫德爵士不同，但他代表了另一种英国人的优良品质，那就是绝对的诚信和对自己职责的坚定信念。他致力于巩固政府内部贷款，还让海关免受外部的盲目影响。他兢兢业业、明智审慎，这使他成了为中国服务的外国人中的一位典范。

    1913年北洋政府为了筹措重组贷款，以盐税作抵押，所以盐税管理要被重新安排，让外国人也参与其中。英国人理查德·戴恩爵士（Sir Richard Dane）承担并且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监管任务。戴恩爵士之前在英格兰效力。当他来华走马上任时，已经上了年纪，他脚步沉重，几乎是在跛行。即便如此，他每天上下班都要步行很远去位于财政部的办公室。当他因公长时间出差时，年轻的部下吃惊地发现爵士耐力很好，而且钟爱狩猎这一费力劳神拼技能的英国传统运动。就像英国驻印度的公务员基普林（Kipling）一样，他也是能文能武，无论是在办公室、俱乐部，还是在丛林、沙漠，都同样出色。虽然在重组工作中，他铁腕应对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但这位老人依然赢得了中国人的敬重。

    在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国人名单上，诚然有不少人没怎么上过学，却想在中国攀龙附凤。但更多的是能力出众、业务出色的骨干。我想花点儿时间谈谈一个人，部分原因是我很乐于向这位备受钦佩和爱戴的同行致敬，还有部分原因是他风趣幽默、富有创意。他固然没有承担任何显赫的领导职位，但是却有技术在逆境中完成艰巨的任务。这位同行就是葛利普（Amadeus W. Grabau）教授，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学家，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古生物学教授。

    中国地质学会成员的集体照。最右侧为葛利普教授。这一在近年来首先在古生物学、地质学和考古学方面有过重大发现的学会，都是中外科学家出色的合作范例（这幅照片是由当时大美利坚探险队的成员，当时在蒙古工作的勃克教授拍摄的）

    身为地质调查所创始人的丁文江博士，在欧美考察时曾四处询问，目的是为中国地质调查所请回一位能干有才的外国古生物学家。因其研究享誉国际，哥伦比亚大学的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被选中了。他宣布自己愿意离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府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和在那里的显赫地位，前往北京去担任薪资不甚丰厚的职务。

    当葛利普抵达中国时，已将近52岁且饱受风湿病折磨之苦，这严重妨碍了他的体力活动。但是，即便身体备受折磨，他却热情似火：每天挑灯夜战似乎已成为他的生活常态，工作之余，他喜欢散步或者邀请朋友小聚，到他家中吃顿便饭。即便是他最年轻的学生，他也关怀备至、勉励鞭策。他在北京奋斗至今已有多年，根据广大地质工作者和他的学生收集的材料，他已经完成了一部科学巨著，并受其学生崇敬不已。当地质调查所所长想要派他的两名学生前往云南进行机会难得的科考时，二人恳求暂留北京：“此刻我们的恩师病重，我们也知道他老人家时日不多。所以，只要还有时间，我们就想留在这里，聆听恩师的教诲。”

    由洛克菲勒（J. D. Rockefeller）创立的协和医学院的大门，一座让人感到宁静且壮观的传统中国建筑风格，这所医学院对于中国人民来讲是无与伦比的馈赠，也是促进中外合作的地方

    协和医学院通往一间实验室的入口，请注意绿色琉璃瓦屋顶及其上面的动物，雕梁画柱是传统中国的风格，坡道石阶是用汉白玉砌成的，中间御路的主题是龙

    王宠佑博士（Doctor C. Y. Wang）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葛利普教授，他出身名门望族，如今是位成功的商人。一年前，他捐献了一笔款项，用来打造“葛利普金质奖章”，以颁发给每年在中国地质学科研上有所建树的学生。就在那一年，以葛利普的名字命名的第一块奖章就颁给了备受敬重的葛利普教授本人。

    总的来说，给中国捐款数目最大的外国人，据我所知，可能是从未踏上中国国土的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据说他靠坚定执着积累了巨额财富。在仗义疏财方面，似乎他秉持了同样的信念————矢志不渝，始终如一。

    洛克菲勒捐款时，不像其他富豪那样漫无目的、随机四处撒钱。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会有条不紊地达成目标。他邀请了各个领域的众多专家来帮他决策，决定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财富造福人类。

    在众多的捐款计划中，他尤其关注一位医生的提议，其目标是创建一个全球组织来使医学教学标准化。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成立，就是基于以上的根本目标。这个庞大的基金会在各国展开了系统调查，并提供资助给最需要它的地方。

    人口稠密的中国亟需优质的医疗救助。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创建了两大密切合作的医疗机构。一个机构是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ese Medical Board），它密切关注全国的医疗形势，并根据其一贯的宗旨提供资助。另一个机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School），这里有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总部，同时培训中国的医护人员。这所医学院在多个方面令人瞩目：它于1921年竣工，耗资300万美元，美方不惜一切将其打造成世界一流的院校。这个庞大的建筑群的所在地，曾是清朝的豫王府（豫亲王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多铎）。美国建筑师按照中国的“复古”风格改造了豫王府————将古代宫殿的风格应用于二三层的现代建筑上。这一大胆的尝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字排开的医院和各实验室错落有致，顶部全铺着绿琉璃筒瓦，还有一排排中国传统歇山顶式的角楼，浑然一体，显得格外安静祥和。甚至中国人也称赞这位美国大师的杰作，并宣称要想保留中国传统、静谧、高贵的建筑风格，就务必要效仿这一标杆式的建筑群。

    劳拉·斯皮尔曼（Laura Spelman）之家————协和医学院的护士之家。劳拉·斯皮尔曼是洛克菲勒夫人的娘家姓。漂亮的护士之家是古代中国家具与现代西方舒适的完美结合

    美国各种科室的专家们，云集在这座科学与慈善并存的恢宏圣殿里。他们被选拔时，都承诺严格遵守以下原则：院方付高薪，但医生不得以任何形式开设私人诊所。尽可能多的中国人来担任医疗助理和从属职位。洛克菲勒的计划是：一旦中国人自己有能力充分使用这一馈赠了，就彻底、毫无保留地把整个协会医学院移交给他们。

    每年，大批受过现代培训的医生从协和走向全国各地。他们不仅有一流的医疗设备，还有协和人特有的妙手仁心和远见卓识。

    从故宫往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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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原文为北京——绥远（Peking-Suiyuan），疑有误，詹天佑于1905——1909年所建的系北京——张家口的“京张铁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