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形式上的统一

情况的一个很好例子，无论他们在什么时候被贴上什么标签，都是纯粹的雇佣军，愿意为任何原因或任何派系而作战。

    当桂系将领在1928年6月率领军队北上北京的时候，如果任何人表达出对他们拥护国家主义和效忠南京政府持怀疑的态度，都只会遭到他们的攻击和谩骂。但是当他们在1929年初逃走时，这一庞大军队的指挥权完成了权力的交接并且得到了南京政府的认可与支持。新的桂系领导曾在1927年表面上效忠南京政府，后被南京方面打败之后逃到了日本。他被南京政府斥责为共产主义者和国家的敌人。但还是这个人，在1929年初得到南京方面的批准从流亡的日本回国，并在华北登陆接管了桂系的6万名精卒的指挥权。

    中国各派系的将领们频繁地改变着效忠对象，其原因许多是出于纯粹的国内政治考虑。一些人被认为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是左翼的追随者，反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统治。一些将领无疑是南京政权的坚定反对者，因为他们对第三届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大”本来有望被从各个地方支部和省级总部中选举出来的左翼代表所主导，但南京政府认为此举会让政府的稳定受到威胁。因此，许多左翼代表被禁止履行其职责，其空缺的席位被南京专横指定的人选所取代。对裙带关系和腐败的指控，以及对蒋介石想要成为独裁者野心的推测，也激怒了许多头面人物，使其成为南京政权公开的反对派。

    这种混乱的局势导致了许多“清党”运动，南京政权的支持者提议驱逐整个集团中的反对派。那些被驱逐的成员和派系理所当然要质疑驱逐的合法性，并且宣称党的机器已经被“篡党夺权者”控制在手中。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发生的这些内部纠纷无能为力，但它们有权利对这些唯利是图、朝秦暮楚的忠诚进行权衡，对这些因内部纷争而足以导致中国连绵不断内战的情形、对促使超过四亿人口越来越接近赤贫进行评估和权衡。

    中国的这种内部局势不仅毁坏了她的铁路，吞噬了她的税收，而且使得遣散中国庞大军队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得以实施，还逼迫成千上万的人成了强取豪夺的亡命之徒。

    1926年春天的广州不仅被中国之外的世界忽视，甚至被上海嘲笑，但一股强大的革命浪潮正在那里汹涌澎湃。这股革命洪流破坏的潮头一直冲进了2000英里之外北京城的大门，直到1928年夏天才开始渐渐退去。

    如果实现了祖国的统一和繁荣，那么这场付出巨大成本的经历也算是值得的。但是现在占领北京已经将近两年时间了，内战没有结束，国家没有统一，军队则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庞大。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共产国际的俄国顾问和宣传人员被逐出国民党以后，那种象征着1926年革命运动的热情几乎已经消失殆尽。

    今天我们看到每一位将军和政客都在反复地表达他对国民党的忠诚以及对已故孙中山先生所倡导主义的拥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口头上的表态。对大多数地方军阀而言，他们如今所关注的所谓对“党的忠诚”，就如同每一位中国将军在1911年至1926年间曾宣称对“对共和国的忠诚”一样言不由衷。

    这种情况最令人沮丧的一点是，中国人民曾在1927年至1928年间，将国民党军队看作把他们从北洋政府无法忍受的腐败和恶政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拯救者，但如今他们不仅希望破灭而且生活更加艰辛。

    两三年前的承诺未曾兑现，南京政府也并未能真正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困窘状况。虽然它不得不进行一场场连续不断的战争以便巩固政权的托词足以成为重建工作失败的理由，但这个借口并不能化解中国民众的失望情绪，也不能使中国的不幸变得稍稍容易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