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文化冲突

。幸运的是为了维护南京政府的好名声，少数政客们对这位大师的叫嚣已有所减弱，而在关于他的诉讼案件中，政府仅有的正式举措也不过是向他递送了“警告”。而胡适先生对这种恐吓的尝试根本就无所动容，他依然坚持其勇敢无畏和直言不讳的做法。

    朱立安·阿诺德是北京美国公使馆的商业专员，胡适博士在为他的《中国问题撷要》这本书撰写的令世人大跌眼镜的前言中，坦诚地向世界和他的中国朋友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正如胡先生向编译成册的题为“人类向何处去？”丛书投稿时所做的那样。事实上，这位中国的哲学家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否定了自己认为中国在19世纪没有产生任何伟大思想家的悲叹，在前言中他说道：

    我们必须了解自己。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穷得可怕，我们的人民正遭受使文明人感到可怕的苦难。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政治生活已经溃烂到了核心……

    我们不能再用帝国主义列强阻碍了我们国家的繁荣和进步这样的话语来自己欺骗自己……

    在我看来，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它就如同宗教忏悔一样深刻，我们中国人在一切事物上都落后了，世界上每一个现代化国家都比我们好得多。

    如此尖锐的批判出自中国最杰出的人士之口，这与外国人的负面批评显然不同，因为大多数外国人都认为：中国人天生就缺乏某些素质，因此永远无法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然而，胡适博士的批评似乎是为了激发起同胞们潜在的能力和干劲，并使他们确信自欺欺人和自我满足都是愚蠢的。国外的批评引起了中国人的怨恨和一种对着干的愤怒情绪，而胡适博士的批评也许会成为一种鞭策。

    在最近的几十年之前，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所有外国人都是未开化的“蛮夷之辈”，但是当中国一次又一次地输掉了与外国列强的战争，这种关涉种族的傲慢看法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诸多事件的发展趋向使中国最开明的民众逐渐相信，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是优越于东方文明的。

    这种冲击与震撼来自过去的自负情结与新的自卑情结奇特结合的发展，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个结果表现为一种漠视理性和事实，冲动易怒、焦躁不安的态度。

    今天我们在华人的圈子里可能会发现一些悲观主义者，他们认为地理、气候和文化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致使中国人民无法获得新生。同样不理性的中国乐观主义者也比比皆是，他们宣称，尽管中国目前存在着混乱的局面，但中国人天生就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加优越，并将在下个世纪主宰全球。这些人对现代化和当代世界的大势不屑一顾，只是一味地指出中国历史曾经何等的辉煌、中国的无名英雄发明了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中国很久以前就涌现出了诸多的圣贤。

    毫无疑问，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毫不掩饰自身优越感的傲慢态度，强化了华人种族自卑感或者优越感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很难判定，中国民众这种对部分外国人深深的憎恨态度有多少是出于愚昧，又有多少是出于傲慢或者自我保护的本能。但显然所有中国民众对外国人那种傲慢态度的不满，都是自然而合乎情理的。

    那些因为态度傲慢而可能冒犯了华人的外国人辩解称：他们之所以持这种态度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在黑暗中为了给自己壮胆而吹口哨的小男孩一样。

    让我们设想一下，40000万名外国人生活在有300万人口的上海，或者是6个外国人孤立无援地生活在一些人口达到10万的内地城市当中。这些外国人自然本能的反应就是，强化并坚持那些使他们与周围一大群陌生人区别开来的东西。只有通过坚持那些与众不同的特性并放大它们的价值，外国人才能避免使自己完全陷入由不同肤色的民族、异域的文化、难以沟通的语言，以及奇特的风俗习惯所造成的陌生生活当中去。

    前往美国或欧洲的中国人一般不会采取这种刻意自我孤立的策略。一般说来，他要么去考察和学习，要么仅仅是去做生意。但无论如何，他都必须掌握自己逗留的那片土地上陌生的语言。但大多数外国人去中国是为了做生意或者教学。如果是前者，他们不需要掌握中国的语言，因为他们可以很廉价地雇佣到中间人买办；如果是后者，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知识或文化强加给中国人，而很少向对方学习或者试图去了解和研究中国的文化。

    还有很多批评针对外国人的如下做法：中国人不管他们多么杰出多么优秀，都不会被中国城市里的外国俱乐部接纳为会员或者客人。这样一种拒华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与其说是因为一些俱乐部成员为了享有种族优越感而给予的支持，不如说是植根于一种让某些地方使人纯粹地想起“家”的本能，一些公寓在其外观和经营管理方面都完全保持了外国的式样。如果中国人被允许进入这些俱乐部，他们的数量可能很快就会远远超过那里的外国人。毫无疑问，旧金山、纽约和伦敦的中国居民也有同样的本能，他们反对俱乐部给予那些美国人和英国人以会员的资格。

    那些归国的留学生是今天中国最不安分的群体，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在大城市中站稳脚跟，或者在政府中谋个差事。他们与现在中国各个大学、学院里的学生们一样，对身处自己的祖国却没有用武之地的事实感到万分沮丧。

    许多年前中国的学生就开始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了，这得益于中华民族尊重学问的古老传统。就在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学生抗议的结果，当时的北京政府迫于压力指示其外交代表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因为中国年轻的爱国者坚决反对和平协议中日本取代德国控制山东以及继承其他权益的条款。

    从那时候开始，学生作为一个阶级成为革命进步的强有力因素，他们为民族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1929年的春天，中国的学生界对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他们把政治事务留给自己的前辈，而他们应该返回到自己的课堂中去感到失望。学生们为了支持民族主义正在艰辛努力地工作，但这一命令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可鄙的回报。他们的反应是直接而猛烈的，现在没有任何反对南京政府的派别对它的谴责比学生阶层更加直言不讳。他们谴责南京政权是“一个反动的集团”，并宣称它企图“阻挠中国革命的进程及革命目标的实现”。

    这种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学生阶层已经以青年人再自然不过的热情，接受了左翼激进的信条。他们不能理解南京政府，南京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也被迫变得越来越保守和不作为。

    毫无疑问，学生们已经完全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一旦事情的发展与他们期望的方向相反时，他们就召集罢工者，试图指挥学院的工作人员，把教育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包围起来。

    国民党通过下令，要求所有学生的爱国活动必须“在国民党的指导下方能实施”来进行反击。但学生们的回答是，如今的政府是由以前伪装成爱国者的那些暴君组成的，而国民党在目前领导人的控制下也已经不再适合做他们的人生向导了。

    对于中国来说，学生阶层与政府之间离心离德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国家未来的管理者需要从这个阶层当中来选拔，就如同这个古老帝国的政府要依靠士人等级来遴选官僚一样。如果年轻的知识分子们被迫起来反对国民党及其所创建和控制的政府，那就意味着未来的管理者只能从军人的行列里来选拔，如此做的结果必将是无限地延长所谓的“训政期”，并极可能在未来导致一场旨在推翻这个蛮不讲理、靠武力支撑的残暴统治的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