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杂闻

紧紧地关上了，一些大门刷着红色的油漆，那是中国人心中承载着幸福的象征。

    “欢乐颂”还在耳畔回响。

    沿着狭窄、空寂的小巷前行。巷子太窄了，以至于根本无法并排通过两辆黄包车。但问题是一路上根本碰不到其他黄包车。

    过了一会儿，在一个角落里音乐再次响起。这是传教士们在内陆旅行途中携带的手风琴发出来的声音。一个尖细的女高音用英语在演唱：“耶稣爱我，我知道————”

    “欢乐颂？”

    又过了一个急转弯。融入月色中的赞美诗那颤颤的歌声突然中断了，就像一颗子弹可以中断祈祷或者诅咒一样。

    再转一个弯，又是那熟悉的红色大门和那白墙环绕的家。

    世界突然沉寂下来了。

    等待。

    柳树，静静地站在月光之下，甚至连它在地上的黑色阴影也一动不动。

    红色的幸福大门关闭了，上了闩。

    耳朵可能会因为听到一声击碎了美好夜晚的枪响而紧张。

    但是只有寂静和等待。

    当类似于汉口或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遭到袭击或被占领时，美国和欧洲的报纸就会用大字标题进行报道。但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却对1929年5月发生在乳山的恐怖罪行一无所知。

    乳山城位于山东省东部，远离铁路，离海也不是很近。1929年春天，几位从前的军阀结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在山东东部发动了一场失败的叛乱。褚玉璞将军是这场叛乱不走运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一年前曾担任直隶省的军事长官，统治着3000万人口。当褚玉璞和他率领的4500名武装起来的苦力及土匪士兵溃退到乳山这个小城内，一场持续了13天的围攻就开始了。乳山城里居住的大约2万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完全变成了刀俎之上的鱼肉。

    在这13天的围困过程中，守城的官兵将400多名妇女和儿童绑在城墙上，他们躲在这些活体盾牌的后面向下面的进攻者开火。

    但是围攻突然结束了。褚玉璞的士兵们犯下了如此惨绝人寰的劫掠、淫荡暴行，以至于城里的妇女和姑娘为了不受凌辱而按照事先想好的计划一个一个地跳进了乳山城内唯一的水源深井里。她们不断往下跳，直到这个水井被这些疯狂自杀者的尸体填满。

    接下来乳山投降了。

    但褚玉璞并没有受到惩罚。他甚至没有被这支大获全胜的高呼效忠于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军队关押。

    在中国，谁也说不准。今天的敌人很可能下个月就是宝贵的盟友。

    于是，尽管褚玉璞在乳山臭名昭著，但仍被安全护送到海边并被允许携带价值40万的银条和银圆前往朝鲜。

    虽然南京方面没有惩罚褚玉璞，但几个月后，山东东部的农民们对他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在他轻松流亡返回山东后被乳山地区的农民抓到，他们为他挖了一个深坑，把他活埋到只露出脑袋，然后踩实了周围的土壤，之后人们又默默地围成一个铜墙铁壁般的圆圈，看着炎炎烈日和为所欲为的巨大红蚂蚁黑蚂蚁陪伴着他们原来的统治者阁下。

    1929年春天的4月6日到13日，大城市承德在被南京“国民党”部队从“叛军”手里重新夺回之后忍受着恐怖的统治。国民党的部队因吸纳了各路土匪强盗其力量有所增强，而盗匪团伙则被默许尽情地去抢劫以作为效忠“中央政府”军队的奖赏。

    H. C.佩林先生，一位在承德从事烟草生意的美国人，在一间苦力的泥土屋子里藏了7天。他看到一些中国妇女和儿童在街上被屠杀，他看到一些市民被端着刺刀的士兵赶回到他们已经着火的房子里，然后这些挣扎尖叫的受害者伴着士兵们的笑声在熊熊大火中死去。

    H.加布先生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他的运气简直糟透了。在藏身之所被发现后，他被剥去了全部衣服，捆住了手脚，赤裸裸地在泥水里拖来拖去以供暴徒们取乐。最后还被一名士兵用刺刀刺伤了左边的大腿。

    1929年12月的广州。一名受雇于南京政府的年轻中国飞行员，刚刚完成了一次向9个村庄投下炸弹的飞行任务。那些村庄被怀疑在白天可能隐蔽着一些“装甲”部队并准备在黄昏时分恢复对广州的进攻。

    顺便提一下，这些摧毁村庄的炸弹是从一架美国制造的战斗机上扔下去的，而战斗机则是在美国国务卿的许可下出口到了中国。

    这位年轻的飞行员，端着一个大玻璃杯优雅地啜饮着白兰地酒，发表着他的观点：

    “很快中国就会被从空中统治。不，空军不会像陆军和海军那样被一个又一个派别多次收买。————哦，不，我们也不支持现在南京的那群人。一旦我们足够强大，我们就会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当飞机成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时，我们为什么要为南京派打仗，或者加入什么别的派别？我们要团结起来，让整个国家都听从我们的。”

    两天后，中国红十字会向南京发出一份正式的抗议，反对战斗机轰炸无辜村庄的行为。但是，直到1930年1月、2月和3月，美国制造的轰炸机依然在出口许可的政策之下，带着美国国务卿的“良好祝愿”，陆续抵达上海。

    反对南京的派系想要联合抵制美国的贸易，他们宣称出口这些战略物资无异于干涉中国的内政，并在中国内战中偏袒某一派系。

    但是，南京政府得到了华盛顿的正式承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因此被解除了。难道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拒绝向另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出售战争物资吗？

    最初的错误是同意正式承认南京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尤其是在中国远未统一，而南京政权只会空洞地声称将实现稳定或拥有权威。但是如果没有得到承认，国民党就会公开抨击“帝国主义的”华盛顿，并且会指责美国为了“阻挠革命”，拒绝支持他们。

    与中国的饥荒、恶政、背叛、腐败等黑暗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东省会济南府展现出的另外一番景象，慷慨而仁慈的中国人并肩合作开展经济救济工作，并且开办了一家医院，收治那些未被各个派系妥善照顾的受伤士兵。

    蒋太晨和何辰强携手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观，虽然他们在宗教、财富、个人背景和观察问题的视角上是如此的不同，就如同白天与黑夜一样。

    蒋太晨50多岁，曾经是一名传教士，后来成为收入颇丰的教授。但是，他放弃了教书生涯转而致力于从事社会服务工作，薪水只有他做教授时的四分之一。蒋在济南府管理着一家红十字医院，在饥荒时期他还管理着粥厂，每天为成千上万的饥民提供食物。

    何辰强现在已经快70岁了，是一位大家公认的非常富有的“老派绅士”。他曾供职于已故慈禧太后的旧帝国军队，积累了很多财富，他从金钱方面大力资助了蒋太晨的救济事业。有一段时间他曾担任满人统治下的察哈尔军事长官。在1921年，他为自己所在省的饥荒救济基金提供了75万银圆。

    何先生有四个妻子。

    何先生这一类型的人很少谈论政治。如果现在的军阀能说服像何先生这样的绅士接受“顾问”一职，他们将感到自己很有“面子”，但何先生这样的人往往明智地选择避免介入公共事务。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取代如今的这些军阀和政客。

    像蒋先生和何先生这样的人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不是耍嘴皮子的。他们不抱任何幻想，他们的心情因为中国同胞们的未来依然处在困境与黑暗之中而感到非常沉重。

    1929年秋天，南京政府坚持要取消治外法权，并坚持让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接受中国法院和法律的裁决。此时，已故千万富翁盛宫保 [2] 的四个儿子，向南京政府递交了一份措辞很长的请愿书。

    这份请愿书反对官方下令没收他们已故父亲留下的价值1500万两白银的遗产，其中500万两的遗产已经被捐赠给了上海及其周边的中国慈善机构。

    官方下令没收盛宫保的财产，声称那是他在清王朝时侵吞的不义之财。

    但盛宫保的儿子们指出，盛本人已于1916年去世，况且他在1911年就结束了原来的政务工作，即使他们的父亲曾犯了什么罪过，中国的诉讼时效也已经过了。尽管此时正值南京外交部向世界其他国家保证，他们有意愿和能力在中国法律和法庭之下，“保护所有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在政府的监督下，没收财产（甚至包括那部分捐赠给慈善机构的财产）的过程仍在迅速地进行。

    在华生活的外国人每天都在讨论中国对外贸易的未来，他们不仅在银行和其他商业区讨论，也在俱乐部的酒吧、餐厅和私人晚宴上讨论，其看法从苦涩的悲观到玫瑰色的乐观什么样的都有。

    其中悲观者表示：“中国又回到了舢板运输、人工搬卸的阶段。她的河流正在淤塞，她的铁路将很快停运，她还将把所有的外国商船从她的内地和沿海的水路中赶走。”

    而另一方则会争辩说：“未来将会是不可限量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外国制造的物品变得不可或缺；十年前的奢侈品已经成为今天的必需品了。”

    一家大型公司的负责人宣布：“我们的公司正在从所有的内陆站点撤出所有的外国人。今后，我们应该通过中国的代理商来进行交易，我希望看到即使在上海的办公室里也全是中国人。我们必须把业务移交给中国人，或者停止把我们的货物进口到中国；中国的排外宣传正在产生这样的效果。”

    “我们已经放弃了四川”，另一位悲观论的信徒说。“宜昌上游180英里长的河道上有13个独立的收费站收缴运输税，在支付了13个站点的税费之后，我们的商品就太贵了，四川人根本买不起。”

    有关美国失业和“萧条期”的流言，引起了许多在华做生意的欧洲公司领导人的巨大震动。他们担心美国国内的竞争压力、大量的生产过剩以及失业加剧，会促使那些更加吃苦耐劳、更富有冒险精神的美国人踏入外国的土地。

    他们说：“你们的资本家知道，每5000名在国外成功的美国商人最终会为本土的10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利用美国现有的资本和你们毫无疑问的机器与工厂的优势，美国很可能会赢得世界贸易的控制权。”

    “美国几代人都具有拓荒精神，他们征服了很多无人居住的地方。由于剩下的无人区要么难以到达，要么根本不适宜开发，因此美国人的开拓本能正在实现突变，他们正尝试在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取得胜利，换句话说，在那里同样可以找到最棒的贸易机会。”

    1928年到1929年间，“示众的囚笼”经常出现在中国，这种笼子通常被用来惩罚那些无视抵制日货联盟的规定，坚持经销日本商品的中国商人。在1928年5月，日本人和国民党军队在济南发生冲突后，抵制日货的联盟就在许多城市迅速成立了。

    这种“示众的囚笼”在中国有着久远的使用历史，通常是用竹子或柳树制造而成的。关在里面的犯人必须站起来，而且常常要踮起脚尖，因为他的头要从笼子顶部的一个圆孔中伸出来。把犯人关进去以后，再用绳子把笼子紧紧绑住，牵引到离地面20英尺高的空中。笼子的底下挂着长布，上面写着这个倒霉蛋犯下的过错，所有路过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对犯人进行口头谩骂或者向他们抛撒肮脏的东西。

    在抵制日货联盟的控制下，日制商品的许多不幸经销商被关进笼子里长达48小时，或者直到他们同意交出反日联盟要求的“罚金”时为止。

    日本政府经过多次官方抗议，南京外交部最终给予的答复是：政府也没有办法“干涉民族主义的爱国行为”。

    辜鸿铭现在已经去世了，但他在1928年是一位直言不讳的老绅士，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当时他的书在中国非常受欢迎。辜鸿铭出生于19世纪中叶的槟榔屿，名义上是英国人，但他总是不屑于寻求这种重要的特殊身份给予自己的庇护。后来他被从槟榔送到苏格兰接受教育，在25岁之前他从未到过中国。当他来到中国时羞于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同胞们身上的污秽、气味和社会习惯使他反感。但很快他就改变了，正如在晚年时所描述的那样他已经变得“比中国人本身更中国了”。

    “权力必然使我们孤独”，辜鸿铭在他去世前不久宣称。“我们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长期内战的问题。美国的民主是建立在呐喊和投票的权利基础上的。中国的民主是建立在呐喊和战斗的权利基础上的。美国人可以通过选票来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靠子弹来解决。”

    “中国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通过推翻旧王朝让最出色的人获得权力。她总是在长时间的战争中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她必须忍受自己的混乱，直到胜利决定出谁是那个最出色的人。只有胜利才能证明谁是正确的。”

    “过去的中国有太多腐朽的学问。而如今的中国则是有太多半生不熟的夹生学问。我们因听信了那些受过半截子西式教育、随时都会做一些蠢事出来的留学生的错误认识而蒙受损害。”

    “我们的整个历史表明，所有的革命都是由知识分子的不满引起的，更确切地说是由学生阶层的不满引起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经历岁月的苦难，直到他们退出历史的舞台，国家实质上被强盗掌管。”

    “在我看来，那些列强所谓的‘善意干预’，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从1914年到1918年，美国和欧洲玩着一种叫作‘世界大战’的洋麻将游戏。即使中国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善意地介入那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也会导致大片陆地被毁坏，数百万人被杀，还有数百万人被推到无比悲惨的境地————即使中国已经强大到足以采取那样的态度也是不正当的。”

    “现在，我们中国正进行着一场规模比世界大战小得多的麻将游戏，同样，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如果介入我们这场毁灭家园并让数百万人遭受苦难和死亡的决斗也是毫无正义可言的。”

    “我们中国经过了很多年的天下太平。一个不知道如何战斗的国家是不可能独立的。确实，它还不配独立。自1911年以来，我们唯一的进步就是知道了在战争中如何去打仗，这并不是一个危险的迹象。”

    辜鸿铭对美国人出钱在中国开展博爱、慈善的事业心怀冷嘲热讽之意，他将自己的观点概括得简洁而不近人情。他声称：“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向我们输送了太多自己的害人精————我称之为三个P's，指的分别是爱国者（patriots）、政客（politicians）和教授（professors）。当然传教士就更糟糕了。”

    “爱国者们对美国的一切事情都推崇有加，以至于他们看不到其他地方的任何优点。政客并非政治家，他们以非常狭隘的视角来看待远东事务所牵涉的复杂问题，并且自诩为外交家。教授们认为他们学有专长并且掌握某一领域的特殊知识，因此，他们有资格针对外国天空下发生的每一个棘手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案。”

    “至于传教士，老一代的传教士都在忙于传播福音和慈善工作，他们是非常杰出的先生和女士。但是，现在的大多数传教士都在花费时间试图去教授所谓的‘新学’，并且干涉我们的政治事务，而这些事情毕竟与他们无关的。他们已经远离了杰出二字。”

    “在我看来，美国对中国最大的伤害是一个所谓善意的对华政策，即把大量金钱花在了资助中国年轻人赴美接受教育上。这些半瓶子不满的学生回国后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毫无用处，因为他们拥有的只是你们美国人生动描述的‘膨胀自负的头脑’。我们在教育中需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把你们的政策颠倒一下，派你们最能干的人来了解并帮助我们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把最聪明的孩子从我们身边带走，然后用你们的方式把他们教导成不可思议的样子。”

    “我们的主要困境在经济方面。例如，美国担心大量廉价中国劳动力的涌入会扰乱美国的工业，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因此，美国关闭了对中国移民的大门。但当中国面临外国机器和它们生产的廉价产品大举入侵的时候却无法关上大门，而这两方面的入侵毁掉了我们，使我们数以百万计的熟练工人和苦力无事可做，正如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劳工涌入美国会打乱你们的工业计划一样。”

    * * *

    [1] 民国时期北平使馆区的一家外国公司开设的酒店。

    [2] 盛宣怀（1844——1916），江苏省武进县人，曾担任清朝邮传部尚书，晋封“宫保”，时人亦称为盛宫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