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义，以及中国在天山的战争引起匈奴人类似的暴乱，又应作何解释呢？我们若按上述方法进行一番比较研究，这个问题就出现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它要求一种更为复杂的探索，而不仅仅是前面所采用的年表式的编写方法。换言之，研究的重点不可拘泥于年代的对比和审查，而是要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的地理条件，进而揭示各有关民族间可能存在着的某种联系。例如，隔于黑海东西的亚美尼亚人和罗马尼亚（Rumania）人之间，隔于准噶尔盆地、西西伯利亚（Western Siberia）、俄罗斯（Russia）和波兰两边的天山民族和匈牙利之间的联系。在此序言中，当然不可能去对托勒密（Ptolemy）关于欧亚大陆北部地区浩繁费解的记述进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对这一方面所作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东方的战争、西方的侵扰，其原因皆归于商路的遮断。

    在这里，似有必要利用此机会强调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的迫切性，即商路的通断兴衰是了解世界各民族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在公元1世纪还是20世纪，均是如此）。另外商路的变迁和贸易的中断，不但影响到蛮夷部落的安定，也对更大的政体组织造成震动。对这个问题加以深入研讨也是十分必要的。从以上观点来看，战争遮断了经过帕西亚的“丝绸之路”，其对于罗马帝国历史形成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了。西塞罗（Cicero）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若不根本动摇罗马的货币市场，东方就不可能发生战争。然而在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上，除了考虑中国政府的政策对罗马帝国首都的金融恐慌所施加的影响以外，似乎再也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本书也就北方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展开了研究，因为这种侵扰也是历来为历史学家们所确认的历史事件。前面已经指出，欧洲的战争大多数（40次中的27次）与发生在中国西部的辽阔省区新疆的战乱有关。在考察罗马帝国边境上的一系列骚乱时，本书也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它表明中国这个极重要的国家对于遥远的西方所起的独特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战争和政策却并不受制于欧洲局势的变化。本书所涉及的诸多入侵事件，只不过是随着中华帝国局势发生变化之后而出现的复杂形势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可以这么说，要了解总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或者单纯地了解欧洲历史，就必须将中国历史推到幕前，本书即采取了这样的讨论方式。并且，也对影响到中国政策变化的某些其他因素予以应有的注意。从这样一种新的立场出发，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通过展示东汉王朝的瓦解给世界造成的影响，来对公元3世纪发生的侵扰事件加以解释。

    也许会有人认为，如果只谈论蛮夷部族对某个没落帝国的进攻，那么这种方法对于其他历史问题就无法进行有成果的研究，或者说，尽管这种方法阐明了某一些相关的历史事件，但这类现象毕竟不多，因而它还不可以成为一种历史科学研究的基础。因此，这里有必要说明，由相关的事件构成的课题实际上是无限的，决不仅限于蛮族入侵和战争的爆发。

    为了证明这一点，可以举一个与前面完全不同的例子。我要提到伟大的宗教运动，它是与波斯（Persia）的索罗亚斯特（Zoroaster）、中国的老子和孔子、印度的摩珂毗罗（Mahavira，耆那教创始人）和佛祖释迦牟尼、爱奥尼亚（Ionia）的预言家以西杰（Ezekiel）和以塞亚第二（Second Isaiah）泰勒斯（Thales），以及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同为公元前6世纪的著名哲人，他们的在世无疑是一组互有联系的大事。虽然有关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多有评述 (2) ，但还没有人真正做过认真严肃的探索。现在我便能够以此作为一个需要进行系统考察的课题 (3) ，仅仅使用一只简单的时间罗盘，去发现、研究这些伟大的先导者们的生平。如果不是这样去认识问题，我们又怎能领悟这种人类的精神活动呢？人类成就的历史，确实表现了世界的沉浮变迁。如何说明人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呢？想想古代埃及和巴比伦吧！如何解释那些无与伦比的伟大时代呢？想想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吧！如何理解文明发展的中断呢？想想那远古时代的敌手希腊和波斯吧！在这些问题上，人们耗费了多少心思，撰写了多少书文，可是没有谁能像自然科学家研究氢原子那样耐心地对待这些问题，尽管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不是不可能的。

    据此，我们若要理解这个由人类利益和人的活动构成的世界中“万物变迁之途”，要确知使人类产生高度才能的社会环境，要探求文明遭受破坏的潜因，就应该看到，本书所提倡的将人类在不同地区所经历的事予以比较的方法，是绝不可或缺的。

    最后，如果我们不陷入“革命是进步的必由之路”的教条主义之中，就必须竭力去追寻人类赖以发展的实际条件和真正途径。由于生活的引导，若不回到炼丹术的时代，我们就不会接受任何一种臆测的历史哲学。最终的抉择只是，以现代科学工作的精神，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为阐明人类生存繁衍的诸多课题，专心致力于历史研究。

    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

    193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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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历史环境本体论》，载《美国杂志》（1910.7）；《历史之序言》（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16）；《历史之进程》（耶鲁大学出版社，1918）；《历史理论》（耶鲁大学出版社，1925）。

    (2) 一部最近的著作是斯坦利．A．库克教授写的————《旧约全书诠释》（剑桥，1936），230页。

    (3) 以往常有提及应对此类现象加以注意的建议，但仅是强调在对重大历史课题的考察中，归纳的方法并未被当做一种基本的条件，如：阿道夫·布德罗贝克：《索罗亚斯特》（莱比锡，1893），21页。

    致谢

    本项研究成果是由于先后得到了研究委员会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鼎力支持才得以问世的。在此，我要向研究委员会和社会科学院，以及长期担任委员会主席的A．O．刘什奈尔教授表示诚挚的敬意。当我从事将涉及五百余年历史时期的各种数据资料加以归纳整理的繁杂工作时，我幸运地得到格雷丝·当伯格小姐长期而卓有成效的协助，但极为遗憾的是，在这项工作的最后五六年，即对所搜集的资料加以审查并将要进一步得出结论之时，却失去了她渊博知识的合作。我要提到雷奥娜·法塞特小姐，由于她的辛劳才使我的记录和手稿变成标准的打字稿。此外，东方语言系的P．A．布德伯格教授对本项研究自始至终予以热心的关注；本书之付梓，更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哈诺德．A．斯摩尔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在此，一并深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