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寅恪先生读洛阳伽蓝记书後说：

    衒之习染佛法，其书体裁乃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刘子玄盖特指其书第五卷慧生宋云道荣等西行求法一节以立说举例。後世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书，不知南北朝僧徒着作之中实有此体，故於洛阳伽蓝记之制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寅恪昔年尝作支愍学说考载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中，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兹仅引梵夹数事，以比类杨书，证成鄙说，其余不复备论。

    杨衒之写这部书是否摹拟当时僧徒合本子注的体例，尚待考证；但他曾读佛书，根据书的内容和後来僧传的记载可以相信。

    五　洛阳伽蓝记的评价（上）

    前人对於洛阳伽蓝记的评价实在不多，而且都很简略。除了刘知几史通提及这部书仅从某类史书体例上着眼以外，其他都是兼从历史和文艺两方面来说的。毛晋绿君亭本洛阳伽蓝记跋说：

    魏自显祖好浮屠之学，至胡太后而滥觞焉。此伽蓝记之所繇作也。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着撰园林歌舞鬼神奇怪兴亡之异，以寓其褒讥，又非徒以记伽蓝已也。妙笔葩芬，奇思清峙，虽卫叔宝之风神，王夷甫之姿态，未足以方之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地理类，古蹟之属）里说：

    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阳，一时笃崇佛法，刹庙甲於天下。及永熙之乱，城郭邱墟。武定五年，衒之行役洛阳，感念废兴，因捃拾旧闻，追叙故蹟，以成是书。其文穠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其兼叙尔朱荣等变乱之事，委曲详尽，多足与史传参证。其他古迹艺文，及外国土风道里，采摭繁富，亦足以广异闻。刘知几史通云：「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蜀老事见魏书毛修之传，秦人事即用此书赵逸一条。知几引据最不苟，知其说非凿空也。他如解魏文之苗茨碑，纠戴延之之西征记，考据亦皆精审。惟以高阳王雍之楼为即古诗所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者，则未免固於说诗，为是书之瑕类耳。

    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序说：

    杨衒之慨念故都，伤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变乱之端，宗藩废立之由，艺文古蹟之所关，苑囿桥梁之所在，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土，莫不钜细毕陈，本末可观，足以补魏收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不特遗闻逸事可资学士文人之考核已也。

    现在我们就从这部书的内容来试论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卷二，明悬尼寺条，说：

    阳渠石桥，桥有四柱，在道南，铭云：「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颓桥，柱始埋没，道北二柱，至今犹存。衒之按刘澄之山川古今记、戴延之西征记，并云：「晋太康元年造。」则失之远矣。按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於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後学，日月已甚！

    杨衒之难道不知造桥年代原是小事，他也以为不应该穿凿误载，诒误後学，可以见他要求记载正确的严肃态度。同卷建阳里东有绥民里条，说：

    时有隐士赵逸，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又云：「自永嘉已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见其事。国灭之後，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於人，引善自向。符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符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生恶。凡诸史官，皆是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臯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当时构文之士慙逸此言。

    他借赵逸的话骂尽永嘉以来二百多年史官，史书「皆非实录」；当今文人所写墓碑墓志，「妄言伤正，华辞损实。」要是他也在被骂之列，「慙逸此言」，我想他不会备记赵逸的故事和言论。要不是当时确有赵逸其人，他不会「凿空」；刘知几论史那样严刻，也会引据他说的赵逸一事，四库提要说的不错。史书要做到「实录」，谈何容易！班固汉书评司马迁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羣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早就为历史家树立了光辉的模范。我们对於历史家，首先就要求他记载正确，态度谨严。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伽蓝记记载正确的话，正是这部书有历史价值的一点。

    其次，这部书的主要目的在记北魏京师洛阳四十年间佛教寺塔的兴废，作者却不孤立地专记这一兴废。好比一发牵动全身，全身系於一发。这一兴废当然和洛阳都市的盛衰，北魏王朝的兴亡有关。而洛阳的盛衰，北魏的兴亡，又恰巧单从当时佛教寺塔的兴废一件事上就差不多可以全盘地反映出来。总之，这部书主要地反映了这四十年间洛阳佛教寺塔的情况，同时也反映到了当时洛阳这个都市在经济上文化上和人民生活上的情况，由繁荣到衰败的情况；又同时反映到了北魏王朝在这四十年政治上军事上的许多大事，如高祖迁洛，太后临朝，宦官用事，外藩举兵，诸王争立，乃至与南朝关系，四夷关系，都有涉及，尤其是颇为翔实地记载了当时中印间的交通；反映到了一个王朝盛极而衰，祸乱迭起，迄无宁日，至於灭亡。总之，这部书本身就是一部反映一个时期，一种宗教，同时又是反映一个京师，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学。这是它的最大价值。其中不少史料可补魏书的缺失，通监就曾采用了一些。还有应该特别指出的，即是关於宋云惠生等西行求法一事，这在法显之後，玄奘之前，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和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云家记、惠生行记、道荣传都已失传，就靠这部书保存了这份珍贵史料的一个大概。要不是作者具有良史之材，做过秘书监一类的官，熟习政府档案，留心当代艺文，又曾有深入社会的生活实践，了解现实，而又重视民间口碑，重视历史遗蹟，我想他对於史料的搜集未必这样丰富，对於史料的组织未必这样完密。就提供史料来说，他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关於北魏迁都洛阳四十年间的佛教史料，以及其他方面不可多得的史料，这也是他这部书有历史价值的一点。

    六　洛阳伽蓝记的评价（下）

    再，单就这部书的文学价值来说，我们已说过这部书的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学，可算第一流的文学作品，现在不妨把它作为游记小说来读，作为特写或报告文学来读。作者在北魏末年重游乱後残破的洛阳，首先引起他回忆和注意的是先前壮丽繁多的佛教寺塔。他历游城内、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五方都到，采摭见闻，写成五卷。写时既以佛教寺塔为中心，重点突出，又多用注释和追溯的手法，故使人不觉他是写游记。当他寻访佛教寺塔，十不存一，凭吊遗蹟，枨触万端。佛法无灵，自身不保，其他帝王宫殿，公侯第宅，以及繁华大市，大都成为废墟，更不必说了。作者胸中有无限的感慨，笔下有极大的魄力！

    固然这一部书可以作为整个的一篇游记小说来读，同时我们必须知道在这一大篇小说之中还含有无数杂事短书的小说。因为每记一寺都有它的历史或故事，有的寺还有和它相关的神话或异闻，这一部分大都可以一则一则独立的来看，作为魏晋以来搜神、志怪、世说新语一类小说来读，它是继承了这一类小说发展而来的产物。宋代修纂的小说类书太平广记迻录了不少则，这且不必引来作例。最重要的是在它继承了这一类小说发展到唐宋传奇小说的中间一段时期，它完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即是说，由这一类小说的初级发展到高级，它完成了经过中级发展的一段任务。我们如果不读伽蓝记，很难了解中国小说史何以会由魏晋搜神、志怪、世说新语一类的小说忽然跃进到唐宋传奇一类的小说？好像动物或生物由幼稚忽到成熟而不经过成长期是很难理解的一样。现在这里就从伽蓝记摘录几则这样的小说作例，来证明我的说法。本书卷二崇真寺条，有惠凝还活（题系本文作者所加，下同。）一则：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

    惠凝具说过去之时，有五比丘同阅。有一比丘云是宝明寺智圣，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般若寺道品，以诵四涅盘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盘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云：「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麄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其昙谟最曰，「贫道立身以来，唯好讲经，实不闇诵。」阎罗勑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象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象，正欲得人财物。既得它物，贪心即起。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谟最同一黑门。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门。太后闻之，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惠凝所说，即访宝明寺。城东有宝明寺，城内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寺、禅林、灵觉等三寺。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实有之。议曰：「人死有罪福，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内供养之。」诏：「不听持经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财物造经象者任意。」

    凝亦入白鹿山，居隐修道。

    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这是关於佛教神话的一则小说，它的主题思想反映了北朝佛教重禅诵苦行，不像南朝佛教好讲经说理。北朝虽许作经像佛寺，却不许沿路乞索，得人财物。本书卷三大统寺条，有洛水之神一则：

    孝昌初，妖贼四侵，州郡失据。朝廷设募征格於堂之北，从戎者拜旷掖将军、偏将军、裨将军，当时甲胄之士号明堂队。

    时虎贲骆子渊者，自云洛阳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子渊附书一封，令达其家，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河。卿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

    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了无人家可问。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来问：「从何而来，旁徨於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阁崇宽，屋宇佳丽。坐，命婢取酒。须臾，见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羞，海陆具备。饮讫辞还，老翁送元宝出，云：「後会难期！」以为凄恨，别甚殷勤。

    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岸对水，绿波东倾。唯见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饮酒是其血也。乃还彭城，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这也是一则属於神话性质的小说。这个洛水之神原是嗜饮人血的鬼物，难怪他也参加北魏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起义的血腥屠杀。又菩提寺条魏崔涵一则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义里。沙门达多发塚取甎，得一人以进。时太后与明帝在华林都堂，以为妖异。谓黄门侍郎徐纥曰：「上古以来，颇有此事否？」纥曰；「昔魏时发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说汉朝废立，与史书相符。此不足为异也。」

    后令纥问其姓名，死来几年，何所饮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畅，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财里。死时年十五，今满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卧，无所食也。时复游行，或遇饭食，如似梦中，不甚辨了。」

    后即遣门下录事张秀携诣准（阜）财里访涵父母，果得崔畅，其妻魏氏。携问畅曰：「卿有儿死否？」畅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携曰：「为人所发，今日苏活，在华林园中。主人故遣我来相问。」畅闻惊怖，曰：「实无此儿，向者谬言。」秀携还，具以实陈闻。

    后遣携送涵回家。畅闻涵至，门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谓曰：「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无殃！」

    涵遂舍去，游於京师，常宿寺门下。汝南王赐黄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视。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属。常走於逵路，遇疲则止，不徐行也。时人犹谓是鬼。

    洛阳太（大）市北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人之具，及诸棺椁。涵谓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为欀。」人问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见人发鬼兵，有一鬼诉称是柏棺，应免。主兵吏曰：『尔虽柏棺，桑木为欀。』遂不免。」京师闻此，柏木踊贵。人疑卖棺者货涵发此等之言也。

    以上三例都是属於搜神志怪一类性质的小说。作者写来，有凭有据，好像实有其事。近人周氏中国小说史略里说得好：「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涂，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以下再举两例。本书卷三，报德寺条有王肃一则：

    劝学里东有延贤里，里内有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肃字公懿，琅琊人也。伪齐雍州刺史奂之子也。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背逆归顺。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论。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贤之名，因肃立之。

    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衲故时！」肃甚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

    肃忆父非理受祸，常有子胥报楚之意。卑身素服，不听乐。时人以此称之。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巵。

    经数年已後，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因举酒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锺。」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妪瓮注[土*瓦](瓨)，屠儿割肉与秤同。」尚书右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绝（绳）在虚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习字。」高祖即以金锺赐彪。朝廷服彪聪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彭城王谓肃曰：「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肃对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谓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复号茗饮为酪奴。

    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效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讌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

    後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归降，时元义欲为之设茗，先问：「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晓义意，答曰，「下官生於水乡，而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元义与举坐之客皆笑焉。

    当时中国南北分立，南人称北人为胡为索虏，北人称南人为夷为岛夷。从上引一则故事里就已反映了当时人的这种畛域偏见，种族偏见。只有醉心汉化的孝文帝以为这是由於习惯使然，他特设了一个习字的谜，作为酒令，使羣臣自猜，暗示他们不要再反对汉化，也不把汉化的责任推在王肃头上。同样，本书卷二景宁寺条，记陈庆之与杨元慎争论南朝北朝谁是正统，是一场激烈有趣的论争，并且显示北魏自迁都洛阳之後，鲜卑民族和汉族的迅速融化。这也应当作小说读。文章太长，就不引用了。再本书卷四法云寺条，有王子坊一则：

    自退酤（里）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焭独不见牛马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

    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王雍）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绩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有婢朝云，善吹箎，能为团扇歌，垄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次箎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妇吹箎！」

    琛在秦州，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锁环。诸王服其豪富。

    琛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掖，画卯（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造迎风馆於後园，牕户之上，列钱金琐，玉凤衔铃，金龙吐佩。素奈朱李，枝条入檐，伎女楼上，坐而摘食。

    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鉢、玛瑙琉璃碗、赤玉巵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又陈女乐，及诸名马。复引诸王按行府库，锦罽珠玑，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綉缬、紬绫、丝彩、越葛、钱绢等，不可数计。琛忽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限，见之惋叹，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江阳王继来省疾，谓曰：「卿之财产应得抗衡，何为叹羡以至於此？」融曰：「常闻高阳一人宝货多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继笑曰：「卿欲作袁术之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也！」融乃蹶起，置酒作乐。

    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於廊者，不可较数。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性，蹶倒伤踝。侍中崔光止取两疋，太后问；「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疋，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

    经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寿丘里闾，列刹相望，祗洹郁起，宝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师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廊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入其後园，见沟渎蹇产，石磴礁嶢，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咸皆唧唧，虽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这部书凡写北魏王朝王公贵族尽管是实录，作者不加褒贬，却往往好像有意暴露他们的丑恶，而又斐然成章，引人入胜，具有小说风格。即如这里写诸王贪暴荒淫的生活，只借王子坊一个最典型的环境，勾勒出一两个最典型的形象，又斩截，又概括，都是很高的手法。这在唐宋传奇写帝后遗事之前，是值得注意的。书中写人间实事，如写隐士赵逸(卷二)，写吹笳手田僧超(卷四)，此例甚多。这当是沿着世说新语记社会风尚和人间言动那条道路前进而来的。上引毛晋的本书跋语，已经把世说新语里的人物卫玠王衍之流来比拟作者的人格及其文章的风格了。

    总之，我们读这部书好像读小说，比读魏晋以来搜神志怪一类杂事短书，粗陈梗概的小说；比读世说新语一类辑录历史人物轶事的小说，都觉更加快意。我想这是由於书有体系，有史有文；不仅谈神说怪，猎奇拾遗，而且叙述宛转有致，文辞穠丽秀逸，富於小说趣味的缘故。到了唐人传奇，大都自觉地创作小说，「作意好奇」，「尽幻设语」，叙述就更加曲折，文辞就更加恣肆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小说从魏晋，经过南北朝，直到唐宋，它的历史演变的过程。最後，我们以为必须指出洛阳伽蓝记一书单在中国小说史上就应该有它的一个重要的地位。至於这部书里记录了许多神话，异闻，以及谣谚，大都是当时当地随事随人而伴有现实意义的民间口头创作，它还涉及了流行民间的百戏和音乐。作者杨衒之是一个深入社会生活，留心民间文艺，汲取创作源泉的文学家，这很值得我们学习，也还应该引起民间文艺研究者的注意了。

    关於校注体例和编次的方法，具详在例言之内，这里不再谈了，附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