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必要朱可夫认为自己能够立刻拿下柏林，但就准备工作而言，现在仍有一些缺憾。根据他的初步计划，进攻会在4月底打响，要是幸运的话能在10～12个小时之内进抵柏林城下，并粉碎一切抵抗。他预料德国人会与他寸土必争，他们大概会在城市的西部边缘进行最为激烈的战斗，正如他所知道的，那里有德国守军唯一明确的逃生路线。不过他决定，在德军试图突围的时候从两侧打击他们，他预期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时，一场规模宏大的屠杀将在施潘道区展开。

    在位于维尔默斯多夫区的一栋公寓楼的2楼房间里，卡尔·约翰·维贝格（Carl Johann Wiberg）推开了卧室的法式百叶窗门，迈步走到小阳台上，心里估算着天气状况。两只红褐色的腊肠犬伴随在他身边，它们的名字分别叫“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作为维贝格的忠诚伙伴，腊肠犬们正满怀希望地抬头看着主人，等待着属于它们的清晨散步。

    散步是近段时间维贝格消磨时间的唯一方式。街坊四邻都很欣赏这个49岁的瑞典商人，他们认为维贝格首先是一个“好柏林人”，其次才是瑞典人：在轰炸开始的时刻，他并没有如同很多外国人那样抛弃这座城市，而是留了下来。

    除此之外，尽管维贝格从没有对自己的不幸发出抱怨，但他的邻居们都知道这个人几乎失去了一切：他的妻子在1939年就死了；他的几家胶水工厂因为轰炸而歇业；这位在柏林打拼了30年的小商人，除了他的狗和这套住房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不过，在一些邻居看来，他的悲惨遭遇比起许多“真正的德国人”而言，已经好上许多了。

    维贝格低头看了看“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然后自言自语道：“该出去了！”他关上窗户，穿过卧室，进入了小门厅。他穿上了工艺考究的软领长大衣，顺手把那顶精心拉过绒的洪堡毡帽[1]戴在头上,随后打开了身旁光洁的红木桌子的抽屉，拿出一副小山羊皮手套。最后，他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会儿放在抽屉里面那幅镶了镜框的石版画。

    这幅画色彩艳丽，画的是一位手持长矛的骑士，全身披挂，骑在一匹狂奔的白马上。透过敞开的头盔，骑士凶狠而锐利的目光正凝视着周围的一切。他的前额耷拉着一绺头发，唇上留着一小撮黑色的胡子。一面旗帜正在长矛上猎猎飘扬，旗帜上写着“Der Bannerträger”————“旗手”。

    维贝格慢慢地关上了抽屉，把石版画藏了起来。因为在整个德国，对希特勒带有挖苦意味的奚落都是明令禁止的。但维贝格又舍不得丢掉它：这幅讽刺画实在是太有趣了。

    他“啪”的一声给狗扣上皮带，仔细锁上前门，然后走下两段台阶，踏上满是瓦砾的街道。在公寓楼附近的街道上，狗在他前面溜达着，引着主人沿街走去，偶尔在弹坑周围小心地迈着脚步。维贝格礼貌地向一些邻居脱帽致敬。他很纳闷，现在结局似乎更近了，可那位威风的“旗手”又在哪里呢？是慕尼黑？是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山中的“鹰巢”？或者，是在————柏林？这样的疑惑实在太平常了。有关希特勒的下落，始终是一个巨大的秘密，不会有外人知道的。

    这天上午，维贝格决定到位于内斯托街7号的哈里·罗斯酒吧落脚。这是维贝格最喜欢的酒吧，更是该区尚在营业的为数不多的酒吧之一。它的主顾们可谓鱼龙混杂：纳粹要人，德军军官，还有少数商人。那里总有投缘的闲谈，因而人们能够得到最新的消息————昨天晚上炸弹落在什么地方了，哪些工厂遭到了打击，柏林又是怎样在轰炸之下屹立不倒的。维贝格喜欢在这种快活的气氛中见他的老朋友，这位牵着狗的男人对战争的每个方面都很感兴趣，尤其是轰炸的力度以及德国人民的士气，他还特别想搞清楚希特勒到底在什么地方。在过街的时候，他再次向一位老熟人脱帽致敬。脑子里装满了各种问题的维贝格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会让他的邻居们大吃一惊。因为这个比德国人还德国人的瑞典人，是美国绝密战略情报局（OSS）中的一员，换句话说，他是盟军潜伏在柏林城内的间谍。

    在克罗依茨贝格区（Kreuzberg）的一间底层公寓套房里，梅兰希通教会[2]的福音派本堂牧师阿图尔·莱克沙伊特（Arthur Leckscheidt）正陷于悲伤和绝望之中。他原先那座有着双尖塔的哥特式教堂在几周以前被炸弹直接命中，并在几分钟后被燃烧弹化为灰烬，教徒也被战火驱散了。透过房间的窗户，莱克沙伊特能看到教堂的废墟，每次凝视都会让他感到悲伤，而这种悲伤感至今仍没有减退。在空袭最猛烈的时候，莱克沙伊特牧师置自己的安全于不顾，冲进了熊熊燃烧的教堂。宏伟的教堂后部和华丽的风琴尚且完好，莱克沙伊特迅速蹿上狭窄的台阶来到风琴楼，他只想向他钟爱的风琴和教堂告别。莱克沙伊特博士独自演奏着告别曲，轻轻地唱出了声，眼里满含热泪。当炸弹在克罗依茨贝格区各处爆炸的时候，附近的乌尔班医院里心存怀疑的病人以及在毗邻的地下室里躲避的人们，都听见了梅兰希通教堂里的风琴奏出的那首古老圣歌：“发自内心最深处的需要，我向你哭泣。”

    而现在，莱克沙伊特更换了一种告别方式。他的桌子上有一封联名信的草稿，他要把这封信寄给那些已离开这座城市，或是正在军中服役的众多教区居民。他写道：“尽管东西两线的战斗令所有人紧张，但德国首都却始终是空袭的中心……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能够想象，死神正获得大丰收，甚至连棺材都变得短缺。一个妇女告诉我，为了安葬她死去的丈夫，她用20磅蜂蜜换了口棺材。”

    莱克沙伊特博士也有些愤懑地提道：“在安葬空袭罹难者的时候，经常没有请牧师们到场。送葬的人往往抛开牧师就随便地主持了葬礼……连《圣经》都没有。”

    从始至终，他在信中一再提到城市遭到的破坏。“你想象不出柏林现在是什么样子，最美丽的建筑被炸成了废墟……我们经常断煤气、断电、断水，上帝保佑，让我们不至于闹饥荒！要是到黑市买商品，那价格又高得吓人。”在信的末尾，莱克沙伊特语气显得格外心酸和悲伤：“这大概是相当长时间内的最后一封信了，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失去一切联系。我们彼此还能再见吗？这全都仰赖上帝。”

    另一位神职人员伯恩哈德·哈皮希（Bernhard Happich）神父，坚定地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达勒姆杂物遍地的街道上，他决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一个微妙的问题始终令他担心，在夜复一夜的祷告中，他一边祈求着神灵的引导，一边思索着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现在，他做出了决定。

    人们对所有神职人员的服务都有很大的需求，其中以对哈皮希神父的需求为甚。神父时年55岁，还是一位技术高明的医生，不过他的身份证上盖着一行横着写的鉴定：“耶稣会教士：不适合服兵役”（这是一种纳粹的戳记，就像专供犹太人和其他危险而又不受欢迎的人用的戳记一样）。他从事很多兼职，其中的一个就是担任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地方管事，这座会所由圣心修女院开办的孤儿院、产科医院和弃婴收养院合并而成。不过，正是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Cunegundes）和她的教徒们给神父带来了问题，也使得他做出了决定。

    哈皮希神父对纳粹丝毫不抱幻想，对战争必定会怎样结束也持相同态度，他老早就认定，希特勒和他野蛮的新秩序注定是一场灾难，而现在危机正在迅速来临。陷入困境的柏林成了征服者眼中失去光泽的圣杯，当大军席卷这片土地时，达勒姆宗教会所和那些善良且不谙世事的修女会遭遇到什么事情呢？

    哈皮希神父神情严肃，在修女院的外面停下了自行车。大楼只受到表面损伤，修女们坚信这样的幸运是因为她们的祈祷声被上帝听到了。哈皮希神父对此不以为意。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中年男人，认为这一切不过是运气以及对手拙劣的瞄准术带来的结果。

    路过门厅时，他抬头望着那座巨大的圣米迦勒[3]塑像。圣米迦勒是“与一切邪恶进行战斗的上帝的骑士”，教堂中的塑像高举着一柄剑，穿着蓝色和金色的衣服。修女们虔诚地期待圣米迦勒的护佑，不过哈皮希神父依然为自己做出了决定感到高兴。和许多人一样，他也从那些东边逃过来的难民那里打探到了不少消息，推进中的苏联人已经让德国东部地区陷入一片恐慌。他确信这些说法有许多是夸大其词，但有一些他认为是真的。哈皮希神父决定必须要告诫那60名正式修女和庶务修女，她们有遭到侵犯的危险！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字眼去警告她们呢，这一切都让哈皮希神父感到头疼。

    [1] Homburg Hut，德国人叫它洪堡毡帽，美国人叫它霍姆堡毡帽，这是一种在整个西方国家流行的首产于德国洪堡（Homburg）的男士软礼帽，帽顶由前向后呈凹形，帽檐微微上翻，使得整体廓型更加流畅，在许多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2] 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德意志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起草《奥格斯堡信纲》（1530），阐明路德宗的立场。主张废除教士独身制，改弥撒为圣餐。

    [3] 圣米迦勒（Saint Michael），基督教《圣经》中的天使长之一，曾率领他的使者与魔鬼撒旦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