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是交谈而已，死亡计划已经在实施了。在每个区，病人及其亲友包围了医生，人们竞相询问能够迅速自杀的方法，恳求大夫给予配制毒药的处方，在医生拒绝“帮助”时，人们就转身前去药店。在歇斯底里的恐惧浪潮中，成千上万的柏林人下定决心，宁可采取各种方式死去，也不向苏联红军屈服。

    “我看到第一双苏联人的靴子时就自行了断。”20岁的克丽斯塔·莫尼尔（Christa Meunier）向她的朋友尤利亚妮·博赫尼克（Juliane Bochnik）吐露道。克丽斯塔已经搞到了毒药，尤利亚妮的朋友罗茜·霍夫曼（Rosie Hoffman）和她的父母也搞到了毒药。霍夫曼夫妇完全绝望了，他们根本不指望苏联人能大发慈悲。然而，尤利亚妮当时并不知道，霍夫曼夫妇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卢伊特波尔德·希姆莱的亲戚，而这位恶魔则是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最高领导人，对集中营里涉及几百万人的集体屠杀负有直接责任。

    毒药————尤其是氰化物————是自杀的首选。有一种被称为“KCB”的胶囊简直供不应求，这种含氰化氢的浓缩化合物威力强大，能立即置人于死地，甚至闻到它的气味就能一命呜呼。带着日耳曼人的那种深谋远虑，政府的某个专业行政部门已经在柏林储存了大量的“KCB”。

    纳粹官员、高级军官、政府部门领导人，甚至小公务员，都能够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和家人朋友搞到毒药。医生、药剂师，甚至包括牙医和实验室工作人员，也有机会获得药片或者胶囊，有些人甚至还增强了药片的效力。鲁道夫·许克尔（Rudolf Hückel）是柏林大学的病理学教授，也是该市最著名的癌症病理学家，他为自己和妻子的氰化物胶囊里加上了醋酸。他向妻子保证，如果他们需要用到毒药的话，醋酸能使毒药更快见效。

    有些柏林人由于无法获得速效的氰化物，便把目光投向了巴比妥类药物或者氰化物的派生物。喜剧演员海因茨·吕曼，常常被人称为“德国的丹尼·凯”[6]，他对同为演员的美貌娇妻赫塔·法伊勒以及幼子的未来非常担忧，为了以防万一，他把一罐子老鼠药藏在了花盆里。纳粹德国驻西班牙的前大使，已经退休的荣誉中将威廉·福佩尔，打算通过服用过量药物的方式来毒死自己和妻子。老将军心脏功能差，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就服用含有洋地黄制剂(强心剂)的兴奋剂，福佩尔知道用药过量就能造成心力衰竭，这样就能迅速地了结自己。他甚至还为他的一些朋友准备了足够的剂量。

    对其他人来说，最佳也是最勇敢的结束方式莫过于给自己一颗飞速的子弹；但数量多得惊人的妇女，大多是中年妇女，却选择了最血腥的方式————剃刀。在夏洛滕堡区（Charlottenburg）的克茨勒（Ketzler）家里，42岁的格特鲁德（Gertrud）原本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女性，现在却在钱包里放了一个刀片————她的妹妹和婆婆同样如此。格特鲁德的朋友英格·吕林（Inge Rühling）也带着一个刀片，两个女人焦虑不安地讨论着，哪一种是确保死亡的最有效方式————究竟是割腕，还是把动脉纵向切开。

    还有机会阻止悲剧的降临，让种种极端的自杀手段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臆想中而不去付诸实施吗？或许有的————对大多数柏林人来说，他们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出于对苏联红军的恐惧，大部分老百姓，特别是妇女，现在绝望地想让英美盟军攻占柏林。

    现在几乎是中午了，在苏联红军战线后方的布洛姆贝格（Bromberg，今波兰比得哥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戈尔博夫（Sergei Ivanovich Golbov）上尉醉眼蒙眬，打量着他和另外两位苏军战地记者刚刚“解放”的这间位于3层豪华公寓套房内的大起居室。戈尔博夫和他的朋友们喝得很尽兴。他们每天开车从位于布洛姆贝格的司令部出发，到145公里外的前线获取新闻，不过此刻一切平静：在对柏林的进攻开始以前，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做了几个月的前线报道后，相貌英俊、年方25岁的戈尔博夫正在愉快地享受着生活。

    他手握酒瓶子，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精美华丽的室内陈设，那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墙上挂着镶嵌在华丽沉重的金色画框中的绘画；窗前挂着缎子边的窗帘，家具上铺着豪华的锦缎料子；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土耳其地毯；起居室和毗连的餐厅里悬挂着巨大的枝形吊灯。戈尔博夫十分确信，这个套间的主人一定是个重要的纳粹分子。

    在起居室的尽头有一扇小门半开着，戈尔博夫推开门发现是一间浴室。墙上的钩子上挂着根绳子，下面吊着一具身穿制服的纳粹官员尸体。戈尔博夫看了尸体一眼，他曾见过几千个死去的德国人，但这具悬挂着的尸体却显得很傻。戈尔博夫呼唤着他的朋友，但他们正在餐厅里尽情玩耍，没有任何回应。这几个苏联人正把德国和威尼斯的水晶制品投掷到枝形吊灯上，互相之间乐此不疲。

    戈尔博夫又回头走进起居室，打算在他原先注意到的一张长沙发上坐下来————但现在，他却发现沙发上已经有人了。此“人”————确切地说是一具已经冰凉的女性尸体，全身伸展地躺在上面，身穿一件古希腊式的长袍，腰间系着一根装饰有流苏的绳子。她非常年轻，而且为死亡做了精致的准备，临死前她把头发梳成了辫子，挂在两侧的肩膀上，双手交叉置于胸前。戈尔博夫手里拿着瓶子，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看着这具美丽的尸体，在他的身后，餐厅里的大笑和玻璃器皿摔碎的声音一直持续着。这个姑娘大概20岁出头，从她嘴唇上青色的血迹来看，戈尔博夫认为她多半是用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杀女孩所躺的沙发后面有张桌子，上面摆放着镶在银框内的照片————微笑着的孩子们簇拥在一对年轻夫妇身旁，画面里还有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戈尔博夫想到了自己的家庭，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被饿得半死的爸爸妈妈试图用一种工业用油煮汤喝，那锅毒汤夺走了他父母的生命。戈尔博夫的一个哥哥在战争爆发初期就阵亡了；另一个哥哥，34岁的米哈伊尔则当了游击队长，在被党卫军抓住后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戈尔博夫认为这个躺在沙发上的姑娘死得很安详。他又从瓶子里闷了一大口酒，走到沙发前抱起那个死去的姑娘，随后走到了紧闭的窗户面前。他的身后，在喊叫和大笑声中，餐厅里的那盏枝形吊灯哗啦一声摔在了地板上。戈尔博夫把姑娘的尸体径直抛出窗外，打碎了很多窗玻璃。

    [1] 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中北欧地区的一个历史地域名称，现在位于德国和波兰北部，处于波罗的海南岸，一般以奥得河为界，河东地区称为东波美拉尼亚，河西地区就是西波美拉尼亚。二战后德国和波兰基本上以奥得河为国界，德国割让东波美拉尼亚的全部领土给波兰，因此今天波兰的西波美拉尼亚省实则是历史上的东波美拉尼亚的西部地区，与德国人所称的西波美拉尼亚————今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部分地区）————不能混淆。

    [2] 西里西亚（Silesia），中欧的一个历史地域名称。目前，该地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波兰，小部分属于捷克和德国，奥得河及其支流几乎流经整个地区。该地区沿着苏台德山脉，其南部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接壤。西里西亚最大的城市是今属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和卡托维兹，前者曾经是德国历史名城布雷斯劳。西里西亚的东南部分叫上西里西亚，西北部分属于下西里西亚，卡托维兹就属于上西里西亚。

    [3] 我并没有见到爱伦堡的传单，但我采访过的许多人见过。此外，德国的官方文件、作战日志和众多的历史著作都一再提到这份传单，传单的最完整文本见于海军总司令邓尼茨的回忆录第179页。对于传单的存在，我丝毫也不怀疑。不过我对上述文本有疑问，因为众所周知，俄文翻译成德文的译文是不精确的。不过爱伦堡还写了一些同样恶劣的小册子，任何人从他的作品中都能够看得出来，在战争期间由苏联人自己正式出版的那些小册子尤其如此，在1941——1945年间的《苏联战争新闻》第1~8卷，他的“杀死德国人”主题一再被重复。1945年4月14日，在苏联红军报纸《红星报》的一篇绝无仅有的社论中，他正式受到苏联宣传人民委员亚历山大洛夫的训斥。亚历山大洛夫写道：“爱伦堡同志是在夸大其词……我们并不是和德国人民打仗，只是和世界上的希特勒分子打仗。”对任何其他的苏联作家来说，这样的指摘都会是灾难性的，但对爱伦堡来说则不然。他继续他的“杀死德国人”的宣传，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1963年，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莫斯科出版，在这部回忆录的第5卷，爱伦堡轻易地忘掉了他在战争期间写的东西。他在第126页写道：“在几十篇文章里，我强调，我们不可以，其实我们也不能够追杀人民————毕竟，我们是苏联人民而不是法西斯。”但下面的话也必须说：不管爱伦堡写的是什么，它也不会比当时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所发表的言论更为恶劣————这个事实许多德国人也轻易忘掉了。————原注

    [4] 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为希特勒所倡导的纳粹主义。

    [5] 沙里泰医院，在柏林和巴黎两地均有此医院，原文是法文（Charité），字面意思是“济贫”或者“慈爱”医院。

    [6] 丹尼·凯（Danny Kaye），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歌手，生于1913年，卒于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