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到盘问，身份将暴露无遗。甚至在轰炸最猛烈的时候，他们也待在藏身处，因为若是跑到防空洞里避难，他们立即会被认出来。他们很早就领悟到一条真理：永远不要惊慌失措。为此，这群人保持着一种钢铁般的镇定，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纳粹的铁蹄下幸存至今，完全归功于他们具有把几乎所有情感都压抑下去的能力。他们善于随机应变又顽强不屈，在经历了6年的战争，以及在希特勒帝国的首都经历了近13年的恐惧和骚扰之后，他们当中几乎有3 000人仍然活着。他们的幸存，也证明了这座城市中部分基督徒的勇气。这些基督徒保护了那只被新秩序鄙视的替罪羊————犹太人，而他们中却无人能在这个事实上得到充分认可[1]。

    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尔（Siegmund Weltlinger）和妻子玛格丽特都已经50多岁了，他们藏在潘科区的一套小型底层公寓里。默林夫妇是基督教科学派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接纳了他们。房间里拥挤不堪，默林夫妇、他们的两个女儿以及韦尔特林格尔夫妇一起挤在一套两居室里，但默林夫妇让韦尔特林格尔夫妇分享他们的食物配给和其他一切，从无怨言。在许多个月里，韦尔特林格尔夫妇只有一次冒险外出的经历：牙痛促使他们冒险，而那位拔牙的牙医也接受了玛格丽特的解释，她是“来走亲戚的表姐”。

    一直到1943年以前，他们都是幸运的，尽管西格蒙德在1938年就被驱逐出证券交易市场，但此后不久他便应邀接管了柏林犹太人社区局的特殊事务。当时，在海因里希·施塔尔（Heinrich Stahl）的领导下，该局主要负责登记犹太人的财产和权属人。后来，西格蒙德又试图与纳粹谈判，以减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苦难。施塔尔和韦尔特林格尔知道，社区局迟早是要被关闭的————但他们仍然勇敢地坚持着他们的工作。在1943年2月28日，盖世太保关闭了该局，施塔尔消失在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隔离区[2]，而韦尔特林格尔夫妇被命令搬到赖尼肯多夫区（Reinickendorf）一处由60个家庭组成的“犹太人之家”。韦尔特林格尔夫妇在赖尼肯多夫区的“家”中待到太阳落山后，把衣服上的“大卫之星”标记摘下，然后迅速消失在黑夜里。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与默林一家住在一起。

    在两年的时间里，韦尔特林格尔夫妇的外部世界就是一片被大楼框住的天空，外加一棵长在阴暗院子里的树。套间的厨房窗户已然成了他们禁锢生活之中的一本日历。“栗子树披上了银装，这已经是第二回了，”玛格丽特对她的丈夫感叹着，“树叶变黄了两次，但现在它又再次开了花。”她绝望了，他们是不是还要再躲上一年呢？玛格丽特告诉她的丈夫：“也许，我们真的被上帝抛弃了。”

    西格蒙德安慰她，他们必须为了很多事情而坚强地活下去，比如，为了他们那一双儿女。西格蒙德安排他们在1938年逃到英格兰，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女儿已经是17岁的大姑娘，儿子也应该变成了15岁的俊朗少年。一定要活着见到他们！为了给妻子鼓劲，西格蒙德打开《圣经》，翻到诗篇第91章，轻缓地念着：“虽有千人扑倒在你左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西格蒙德坚定地对妻子说：“上帝与我们同在。相信我，纳粹就要完蛋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有4 000多名犹太人在柏林街头被盖世太保逮捕。他们很多人是因为再也无法忍受被禁锢在黑暗中的生活，宁可铤而走险，也要来到大街上晒晒太阳，看一下奢望中的白天和城市。

    20岁的汉斯·罗森塔尔（Hans Rosenthal）仍然躲藏在利希滕贝格区，一心要坚持下去。他在一个不到1.8米长、1.5米宽的小隔间里待了26个月，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工具棚，搭在汉斯母亲的一个老朋友家的后墙边。到目前为止，罗森塔尔的生存环境非常险恶，他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而他本人在16岁的时候就被扔进了劳动营。1943年3月，他逃跑了，在没有身份证件的情况下坐火车到了柏林，寄居在他母亲的朋友家里避难。那个小牢房式的藏身处没有水也没有电，一个老式的便盆是唯一可用的如厕设施。他在晚上空袭的时候倒便盆，因为只有那时他才敢离开藏身处。除了一张窄窄的长沙发之外，隔间里一无所有，不过汉斯却拥有一本《圣经》、一台小收音机，墙上还有一张仔细做了标记的地图。尽管他对西方盟军抱有极大的希望，不过在他看来，似乎苏联人会抢先攻占柏林。这让他忧心忡忡，即使这意味着他将会被放出来。不过，他安慰自己说：“我是犹太人，我既然可以逃出纳粹的魔爪，也同样可以从苏联的劫难中生还。”

    在同一个行政区的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躲藏在地下室的约阿希姆·利普希茨（Joachim Lipschitz）生活在奥托·克吕格尔（Otto Krüger）的保护之下。总的看来，克吕格尔家的地下室里是安静的，但有时约阿希姆认为自己听见了远处传来的苏联红军的隆隆炮声，那声音就像不耐烦的观众戴着手套鼓掌一样，柔和低沉。他自己也承认，这只是自己的臆想————苏联人其实还在很遥远的地方。不过，他曾领教过红军的持续炮击，约阿希姆曾在德国国防军中服役，1941年来到东线作战，并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胳膊。但为德国服役的经历并没有让他逃过纳粹的迫害————他是一个犹太人医生和一个非犹太人母亲的儿子，是“半犹太人”。1944年4月，他被纳粹当局挑选出来准备关入集中营，从那时起至今，他就一直处于东躲西藏的状态。

    27岁的约阿希姆想知道，当高潮临近之时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每天晚上，克吕格尔的长女埃莉诺（Eleanore）都会来到地下室，和他一起讨论形势。从1942年以来，他们就是一对恋人了，但埃莉诺没有保住这个秘密，结果失去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因为她在和一个“劣等”人交往。现在他们渴望能够结婚。埃莉诺确信纳粹在军事上已经完蛋了，崩溃很快就会到来。约阿希姆却不这么想：德国人将会血战到底，柏林注定会成为一处战场————也许是另一个凡尔登[3]。至于谁将攻占这座城市，他们之间出现了分歧：约阿希姆估计是苏联人，而埃莉诺则认为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不过约阿希姆认为，他们应该为可能出现的任何结果做好准备，因而埃莉诺在学习英语，约阿希姆则在钻研俄语。

    在等待柏林陷落的人中，没有人比莱奥·施特恩费尔德（Leo Sternfeld）、他的妻子阿格内斯（Agnes）以及他们23岁的女儿安娜玛丽（Annemarie）更为苦恼了。施特恩费尔德一家并没有躲藏，因为他们家是新教徒，但莱奥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被纳粹划归为半个犹太人。结果，在整个战争期间，莱奥和他的家人都被恐惧折磨得坐卧不安。盖世太保如同猫耍老鼠一样戏耍他们，尽管他们现在还有人身自由，但随时有可能遭受牢狱之灾。

    战火越是临近，危险就越大，莱奥一直努力为妻女打气鼓劲。头天晚上，一颗炸弹把附近的邮局夷为平地，但莱奥居然还能以此来打趣。“你再也不用走那么远去取邮件了，”他告诉妻子，“邮局就躺在台阶上。”

    莱奥原本是个商人，现在却在盖世太保的淫威下干起了收垃圾的活。3月的这个清晨，当莱奥离开位于滕佩尔霍夫区的家时，他知道由于自己一再推迟制订计划，现在再做打算已经为时太晚了。他们无法逃离柏林，也没有时间躲藏起来，如果柏林还能坚持几个礼拜，就等于宣告了他们的死刑。已有人向莱奥透了底，盖世太保计划在5月19日逮捕所有拥有犹太血统的人，哪怕只有一滴血也不放过。

    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远在德国西部靠近荷兰边境的瓦尔贝克（Walbeck），集团军医务部长休·卢埃林·格林·休斯（Hugh Llewellyn Glyn Hughes）准将，试图就未来几周内他可能遭遇到的一些医疗卫生问题做出评估————他很担心，当大军抵达柏林时，城内会爆发大范围的斑疹伤寒。

    他的助手们曾忧心忡忡地汇报说，已经有一些难民在各处穿越了战线，他们身上携带着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和盟军前线的其他医生一样，休斯准将正在仔细地关注事态发展，要是出现一种严重的传染病，那就可能造成一场灾难。他用力拉扯着自己的胡子，不知道当涓涓细流变成滔滔洪水时，自己应该怎样应付那些难民，况且，还有成千上万被解放的盟军战俘。当他们到达柏林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可能只有上帝才知道。

    准将还关心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集中营和劳动营。与之相关的一些消息，是通过中立国传来的，但谁也不知道二者是如何运转的，其中关押了多少人，状况如何。现在看来，英军第2集团军将会是占领集中营的首支军队，他的桌子上有份报告，说汉诺威北部有一个集中营，就位于部队的推进路线上，除此以外几乎没有与之相关的任何信息。休斯准将不知道他们将会发现什么，他希望德国人在医疗问题上也表现出他们通常具有的那种彻底性，把健康卫生状况保持在可控状态。他以前从未听说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贝尔森（Belsen）。

    [1] 犹太人幸存者的估计数字来自柏林市政府的统计资料，该资料是由柏林自由大学的沃尔夫冈·舍夫勒（Wolfgang Scheffler）博士统计的。有一些犹太人专家对此提出了异议————其中就有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尔，他是战后政府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主席，他把幸存者的人数定为只有1 400人。舍夫勒博士说明，除了那些处于秘密状态的人之外，起码还有5 100名犹太人与基督徒结婚，在所谓的合法状态下在该城生活。但那充其量只是一种梦魇般的不确定状态，因为那些犹太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何时会被捕。今天，有6 000名犹太人住在柏林————这只相当于1933年该城160 564名犹太人口的一小部分，希特勒就是在1933年上台的。谁也无法确切知道，在那个数字当中有多少犹太柏林人是离开了该市，移民离开了德国，或者是被驱逐出境，又或是在集中营里被消灭了。————原注

    [2] 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cienstadt），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波希米亚地区北部市镇，1941——1945年间纳粹德国用作关押犹太人的隔离区，先后共关押14万人，33 000人死于该地，19 000人从这里转往瑞典或瑞士而生还。约88 000人被运往各死亡灭绝营，其中仅3 000人在战争结束时生还。

    [3] 凡尔登（Verdun），法国东北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德两军曾在此激战，这场战役伤亡之大留下了“绞肉机”的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