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几乎等于纽约市的人口总数————让他们在德国人的家庭和企业里干活。有些国家的人口几乎已经被榨干：有50万人来自面积不大的荷兰（荷兰的人口总数是1 095.6万人），6 000人来自袖珍国卢森堡（卢森堡的人口总数是29.6万人）。外国劳工在柏林从事着每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工作：许多纳粹高层人士家里都用苏联女孩充当家仆；从事和战争有关工作的建筑师们，会用年轻的外国制图员做他们的办公室人员；重工业里充斥着这些被抓来的人，干着电工、炼钢工、制模工、技工和无须特殊技能的工作；煤气、自来水和运输公司“雇用了”额外的数千人，但事实上并不发工资。甚至在本德勒街的德国预备军司令部，也有外国劳工的身影，法国人雷蒙德·勒加蒂热（Raymond Legathiére）就受雇在那里全天工作，在窗玻璃被炸弹炸碎后立即换上新的。

    柏林的人力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纳粹便公然把《日内瓦公约》抛诸脑后，让战俘像外国劳工那样从事至关重要的与战争有关的工作。由于苏联并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约国，所以德国人认为可以随意使用苏联战俘。目前，战俘和外国劳工别无二致。由于条件日益恶化，战俘们被用来修筑防空掩体，帮助重建遭受轰炸的部队营房，甚至在发电厂里为锅炉铲煤。现在，这两群人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外国劳工的自由要多一些，不过这也得根据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而定。

    外国劳工住的“城市”仅仅是由一些木制的营房式建筑构成的，要么在工厂边上，要么干脆就在工厂里面。他们在社区食堂填饱肚子，佩戴着表明自己身份的特别徽章。有部分企业没有按照纳粹当局的规定办事，宽容地允许他们的外国劳工住在厂区以外的柏林城内。许多人甚至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城市里行动，去看电影或者去其他娱乐场所放松，只要他们遵守严格的宵禁令就行[2]。

    有些看守或警卫已经感到德国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厄运将降临在德国人的头上，所以对待劳工们的态度有所缓和，许多外国劳工————有时甚至是战俘————发现，他们偶尔能够逃掉一天的劳动。有一名看守负责25个法国人，他们每天乘坐地铁到城里去干活，这名看守是个软心肠，后来干脆就不再费心清点走出车厢的战俘人数。他并不在乎究竟有多少人在路途中“丢失”了，只要一到18点，每个人都能来到波茨坦广场的地铁站集合，然后返回营地就可以了。

    但并非所有的外国劳工都如此幸运，成千上万人的活动遭到了严格限制，根本没有自由可言。在城市经营的或者是政府设立的工厂里，情况皆如此。在柏林南部马林费尔德（Marienfeld）的煤气服务公司，那里的法国工人就没有什么优待，与在私人工厂里干活的工人相比，他们的伙食相当糟糕。不过，这些人的情况仍然要比苏联同行好。有个叫安德烈·布尔多（André Bourdeau）的法国人在日记中写道，看守头子费斯勒“从来都不送任何人去集中营”，而且在一个星期天，为了让劳工们补充食物甚至“允许我们到地里拣几个马铃薯”。布尔多为自己不是来自东方的苏联人而感到庆幸。他写道，苏联人住的院子里“拥挤得可怕，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全都挤在一起……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食物根本就不像人吃的”。不过，在一些私人开办的工厂里，苏联劳工的处境稍微好一些，起码在伙食上，他们与西方劳工是差不多的。

    奇怪的是，全柏林的西方劳工都注意到，苏联人身上有一种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在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制药和化学股份公司里，人们以为随着战争的推进那些苏联人应该高兴和骄傲才是；可与此相反，他们看上去异常沮丧。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女工，似乎对于城市可能被他们的同胞攻陷而感到特别不安。

    两三年以前，当她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些女人穿的是简单朴素的农民服装。渐渐地，她们产生了变化，开始考究自己的服装和举止，许多人开始第一次使用化妆品。苏联姑娘们模仿着身边的法国或者德国女人，从发型到服饰都有了可观的变化。现在，很多人注意到，这些苏联姑娘几乎在一夜之间又回归到农民的装束了。许多劳工认为，她们预见自己会因为太过西方化而遭到苏军的报复与惩罚————即使她们当年是从苏联强征而来的，在德国生活也并非自己的本意。

    整个柏林城内的西方劳工士气高涨。位于鲁勒本（Ruhleben）的阿尔克特工厂坦克生产线上有2 500名法国、比利时、波兰和荷兰人，除了德国看守之外，那里的每个人都在为未来做着规划。法国工人尤其兴奋，一到晚上就谈论起将来踏上法国的土地后要享用的法国大餐，他们还唱起了流行歌曲，莫里斯·舍瓦利耶的《我就是我》（Ma Pomme）和《繁荣昌盛》（Prospère）是他们的最爱。

    20岁的让·布坦（Jean Bouting）是一位来自巴黎的技工，他为自己的行为加速了德国人的垮台而格外感到快活。几年来，布坦和一些荷兰工人一直在破坏坦克的零部件生产。德国工段长一再威胁说要把破坏分子送到集中营去，但因为人力短缺，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几乎整座工厂都完全依赖外国劳工维持。让·布坦认为，这种形势很有意思。比如，他所制作的每个滚珠轴承部件都应该在54分钟之内完成，但他却磨起了洋工，想尽一切办法把工期拖到一天，搞出的部件还都是问题产品。在阿尔克特工厂，被强迫劳动的工人们坚信：他们悄悄逃过工段长的耳目而交出的每一个报废零件，都使胜利和柏林的陷落更近了一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被抓住。

    [1] 这3人是预备军副总司令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步兵上将、默茨·冯·奎恩海姆上校和维尔纳·冯·黑夫滕中尉。

    [2] 还有另外一种劳工————外国志愿工人。数以千计的欧洲人————有些是纳粹的同情者，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在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战斗，而绝大多数人则是愤世嫉俗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对德国报纸上的广告做出了响应，那些广告提供了帝国内的高报酬工作。这些人获准可以自由地住在雇佣地点附近。————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