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了议事程序的规则。他仍然没有得到正式的指示，只是从英国人那里非正式地获悉，有个计划令罗斯福不高兴，但他却并不知道那就是摩根的“兰金行动C方案”，人们对他说那个计划是艾德礼计划。他还被非正式地告知（是战争部部长助理约翰·杰伊·麦克洛伊告诉他的），总统想要德国西北地区。怀南特估计英国人并不想调换占领区。[5]他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

    1944年1月14日，新任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将抵达伦敦赴任。此前制订军事计划的所有机构都是由摩根将军掌握的，现在正式移交给了他，但有一个计划时至今日他都无法施加影响。在艾森豪威尔到达后的第二天，欧洲顾问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摩根的“兰金行动C方案”由威廉·斯特朗爵士提交给了美国大使怀南特和苏联特使费奥多尔·古谢夫。由于华盛顿的僵局，美国就此丧失了主动权，而且永远也不会再获得主动权了。斯特朗爵士后来写道，他比他的同事们有一种优势，“就在于他们不得不给一个既遥远，有时还无动于衷且不明所以的政府发电报来获得指示，而我却被充分授权，通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自己定下行动方针。我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政府已经预先有序地制订战后计划了”。

    2月18日，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在一个无疑是苏联外交决策的纪录中，那位城府很深的古谢夫没有做任何争论，就严肃地接受了英国人有关占领区的提议。

    英国人的提议给了苏联人几乎40%的德国领土、36%的人口和33%的生产资源。柏林虽然在盟国之间被分割开了，却深深地位于提议中的苏占区内部，距离西边的英美分界线有177公里。“这个提议中的划分似乎是最公正的，”斯特朗后来回忆说，“即使这样的计划可能对苏联人过分慷慨了，但这与我们军事当局的愿望也是一致的。他们担心战后人力短缺，因而不想要超过需求的更大的占领区。”

    美国军方还担心，苏联以种种借口不加入对日本的战争，这将大大增加美军在太平洋上的伤亡。英国人则认为，如果再不做出决定，苏联人很可能以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为借口漫天要价，要求得到一半的德国领土。

    现在，一个无情的事实摆在了美国面前：英国和苏联已经达成一致。尽管仍然还要由三巨头来批准英国的计划，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了。怀南特除了告知他的政府之外，已无能为力。

    苏联人对英国方案接受得如此迅速，让华盛顿和总统感到措手不及。罗斯福匆匆给国务院写了张条子，问“英国人和苏联人草案中的占领区是什么样的？我们提出的区域又是什么样的？我必须知道这一点，以便让它与我在几个月前做出的决定相符合”。国务院的官员们完全摸不着头脑，原因明摆着，他们并不知道罗斯福在德黑兰和开罗对占领区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

    在参谋长联合会和国务院之间忙乱地打了一阵子电话以后，总统才知道详情。2月21日，罗斯福详细查看了苏联和英国的计划，感到极其不快。“我不同意英国人关于边界线的提议。”他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正式备忘录上直言不讳。他并没有提到苏占区，而是再次强烈反对分配给美国的占领区，他甚至更强硬地重复了他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对他的军事顾问们所说的话。总统的备忘录让国务院恍然大悟。

    “我们的主要目的，”他写道，“并不是要参与南欧的内部问题，说得准确一些，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参与根除德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和起源。关于我国军队调动的困难性，各种各样的观点都被提出来了……从法国前线转移到德国北部前线————所谓的‘跳背游戏’。这些异议皆似是而非，因为在德国投降的那一天，不论英军和美军在什么地方，他们要去什么地方都很容易————北边、东边或者南边……如果把一切都考虑进去的话，别忘了他们的补给品是从5 600多公里以外或者更远的地方海运来的，那么美国就应该使用德国北部的港口，汉堡港和不来梅港，还有……荷兰的港口……因而，我认为美国的方针就应该是占领德国北部……”

    “如果还需要什么进一步证明与英国人的这种分歧……我只能补充说，美国的政治考虑使得我的决定毋庸置疑。”随后，为了确保国务卿完全明白他的意图，罗斯福又补充了一句，“如果对上述内容还有疑惑的话，你可以直接找我谈。”他在这句话下画了着重线。

    他通过一种幽默的语气向丘吉尔解释了自己的立场。“千万不要让我把任何美国军队留在法国，”他在给英国首相的信里写道，“我不能这么做！我以前曾谴责过你对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为父之道’。你确实应该养育和磨炼你自己的孩子们，让他们成为你未来的保障。而现在，至少应该替他们付学费！”

    美军的参谋长们显然也获悉了总统的意见，战争部民事局的军官几乎马上就转变了他们在工作保障委员会里面的立场。伦敦的欧洲顾问委员会开完会后数日，一名上校迈着大步走进了莫斯利教授在国务院的办公室，然后在他的面前展开了一张地图。“这就是总统真正想要的结果。”他说道。莫斯利看着地图一头雾水，他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出来的，他以前从未见过，国务院里也没人见过。这张地图，就是罗斯福总统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标注的那一张。

    但没过多久，这张神秘出现的罗斯福地图又神秘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莫斯利本来以为，它会被带到华盛顿的工作保障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然而却并非如此。“在这张地图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一无所知。”多年以后莫斯利说，“在下一轮会议上，民事局的官员们带来了一张全新的地图，他们解释说，图上的一些内容根据总统的指示略有改动。到底是谁接受了这些指示，我永远也没能弄明白。”

    这个新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总统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画过的地图相类似，但又有许多区别。美国占领区仍然在西北部，英国在南部，但它们之间沿着北纬50°走势的分界线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就戛然而止了。除此之外，美国占领区的东部边界在莱比锡以北直接向东折了过去，包含了更多的领土。而最重要的改变则是，柏林从美国占领区的版图中消失了。在罗斯福的最初设想中，美占区的东部边界通过德国首都，但现在，那条线转向了西边，围着柏林市形成了一个摇摆不定的半圆形。罗斯福本来是对他的参谋长们坚持“我们应该直冲柏林”，“柏林是属于美国的”，怎么现在又改主意了？民事局的军官们并没有对地图上的改变做出任何解释，但他们要求这个新的提议立即发往伦敦，让怀南特要求欧洲顾问委员会接受！

    在国务院眼中，这份新提议是很荒唐的：英国和苏联的占领区都比原定计划更小，在两国已经就原先更有利的地盘划分达成一致后，是不可能接受如此不利的修改的。民事局的军官们只是把这份提议唐突地扔给了怀南特，但并没有交给他配套的备忘录，也拒绝准备相关的背景文件————他们认为那是国务院该干的事情，不属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可让怀南特伤透了脑筋，他根本无法在欧洲顾问委员会面前解释清楚新计划的合理性。这位大使发狂一般向国内拍发电报，要求得到更详细的指示，但一无所获。最终，怀南特把这份计划束之高阁，压根就没有提交出去。

    美国兜售自己如意算盘的最后努力宣告终结，但罗斯福仍然拒不接受英国的划分方案。到了1944年3月底，事情出现了转机。乔治·弗罗斯特·凯南当时是怀南特大使的政治顾问，他飞到华盛顿，专程向总统汇报了有关欧洲顾问委员会的问题。凯南称，各国在占领区划分问题上形成的僵局已经在委员会中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罗斯福仔细审度了当时的形势，还再次询问了英国人的提议。他最终告诉凯南，“把一切都考虑进去的话，它大概是一个公平的决定”。随后，总统认可了苏联占领区和总体计划，但有一个附加条件。他坚持美国必须拥有西北部区域。按照凯南后来对莫斯利的说法，在会面结束的时候，凯南询问总统他本人的计划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斯福笑了起来。“噢，”他说道，“那只是一个想法。”

    时间进入1944年后，盟军在各条战线上发起了宏大的进攻。英美军队已经登上了欧洲大陆，把德军赶出了法国，并朝德国本土挺进。但在凯歌高奏之际，各方在幕后的政治斗争也愈发激烈了起来。罗斯福仍坚持自己对德国西北部地区的要求，丘吉尔也从他的立场出发，固执地拒不改变主意。

    在4月份，怀南特将美国政府的立场口头告知了欧洲顾问委员会，但他并没有立即把总统的愿望以书面形式摆在代表们的面前。在一个他认为关键的问题得到指示之前，这位大使不打算这么做。在英国人的计划中，仍然没有让西方盟国进入柏林的条款。

    英国人估计西方国家进入柏林并不存在问题。他们乐观地认为，当战争终结之时，某种形式的德国当局就会签字投降，并在盟军最高统帅的控制下掌管国家。没有一个地区会与其他任何地区隔绝起来，按照斯特朗的看法，“德国人将会在某些地区之间自由地迁徙，从西方地区向首都迁徙……派驻德国的盟军士兵和民政工作人员，在有正当目的的情况下，也都能自由往来”。而且，每次这个话题在欧洲顾问委员会一被提及，苏联的古谢夫就爽快地向斯特朗和怀南特保证，他看不到会有什么困难。古谢夫一再表示，毕竟单是柏林有美军和英军，就自动带来了进出的权利，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一种君子协定。

    然而，怀南特却认为这项条款应该最终确定下来，他认为在三巨头正式接受英国的方案以前，必须先把莫斯利提出的那些“走廊”包括进去。他打算在把总统有关占领区的观点正式摆在欧洲顾问委员会面前的同时，提交这样一个提议，他想要在通过苏占区进入柏林的特定铁路、公路和空中航线方面得到保证。5月份，大使飞到华盛顿面见总统，并向战争部概述了他的“走廊”条款。民事局断然拒绝了怀南特的计划。[6]民事局的军官们向他保证，柏林进入权的问题“不管怎么说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问题”，在德国被占领后将由当地的驻军指挥官通过军事渠道来处理。怀南特受挫之后返回了伦敦，6月1日，他正式同意了英国的计划和提议中的苏占区，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国应该拥有西北部地区。在这份文件中，没有一项条款规定了进入柏林的权利。[7]起码，盟国已经试探性地为这个城市的未来做出了决定：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它几乎就是苏占区中央的一个被盟军共同占领的孤岛。

    这场权力斗争现在迅速走向结局。1944年7月末，古谢夫由于急于把苏联在欧洲顾问委员会中获得的收益正式定下来，于是便有意把事情导向一个转折点。他泰然自若地说道，除非英美之间的分歧得到解决，从而令三巨头能够签署协定，否则苏联就没什么理由继续坐看欧洲顾问委员会的讨论。如果他退出顾问委员会，就会使几个月的工作化为乌有，这个含蓄的威胁取得了预期效果。

    在大西洋两岸，焦虑不安的外交官和军事顾问敦促他们的领导人做出让步，但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不为所动。罗斯福似乎不拿苏联的威胁当回事。怀南特被告知，既然美国已经同意了苏占区，所以总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有必要同苏联人继续讨论”。

    但罗斯福现在却正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在政治口角继续进行的同时，英美盟军的各大集团军正在朝德国蜂拥而去。8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将军给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报，提醒他们可能要“面临比预期更快地占领德国的局面”。摩根在其“兰金行动C方案”中曾预见到存在着一个部队的部署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又回来折磨决策者们了：位于左翼的英军正在朝德国北部挺进，位于右翼的美军朝德国南部进军。如今艾森豪威尔在占领区的问题上寻求政治上的指导，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美国军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纯军事的基础上着手处理这个问题”，而这就意味着将保持“我们各集团军的当前部署状况……”。艾森豪威尔又补充说，“考虑到我们可能面临的形势，以及缺乏涉及占领区问题的基本决策，除非我们接到相反的指示，否则我们就必须假定这个解决办法是可以接受的……”

    长期以来一直不可避免的决定性时刻现在来到了。美国战争部和国务院此时的状况完全一致，都面临两难的境地，谁也不打算与总统重新审议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这个问题预定要在罗斯福与丘吉尔的新会晤中讨论，而会晤定于秋天举行，任何最终的决定都要等到那时再说。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却不能延误。美军的参谋长们已经为美国的占领计划做好了准备，要么是西北部地区，要么是南部地区，8月18日他们通知艾森豪威尔说“完全同意”他的解决办法。这样一来，尽管罗斯福尚未宣告他的决定，认为美国将占领德国南部地区的设想却被允许继续存在下去了。

    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在魁北克会晤。罗斯福的身体状况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位一向精力充沛的总统现在显得十分虚弱，面色苍白。过去，他的个人魅力和不拘小节的诙谐能很好地掩盖住身体上的残疾（罗斯福因为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再也无法站起来了），但现在，这一切却都在他因为剧痛带来的犹豫上暴露无遗。自从1933年当选总统以来————比别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位时间都长，甚至当下还在寻求第四次连任————竞选活动、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战时的沉重压力，都在摧残着他的健康。他的医生、家人和朋友们都在恳求他，不要再次参加总统竞选了。对于魁北克的英国代表团来说，罗斯福似乎在迅速地垮下去。丘吉尔的参谋长黑斯廷斯·伊斯梅上将看到他的样子大为震惊。“两年以前，”他说道，“总统一直是健康和富有活力的写照，但现在他消瘦了太多，似乎整个人都缩了进去。上衣从他宽大的肩膀上面垂了下来，衣领显得大了好几个尺寸。我们察觉到，留给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面对疲惫、失意，以及顾问们和丘吉尔施加的压力，总统终于妥协了，接受了德国南部的占领区。英国人做了让步，其中的一个举动就是同意让美国控制大港湾以及不来梅州的军队集结地和不来梅港。[8]

    三巨头的最后一次战时会议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举行，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胜利就在眼前，但显而易见的是，政治的考量已经压倒了军事上的需要，维系盟国领导人团结的纽带被大大削弱了。苏联人每深入中欧一公里，他们的贪婪和傲慢也就增加了一分。丘吉尔一直都是共产主义的死敌，他尤其关注类似波兰这类国家的命运。此时此刻，苏联红军已经把这个国家收入囊中，并建立了对它的统治。

    罗斯福面容憔悴，比在魁北克时还要衰弱得多，不过他仍然认为自己在扮演着伟大的仲裁者的角色。在他看来，成就战后和平的唯一途径就是和斯大林合作。他曾经用这样的话语阐述了自己与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相处之道：“我认为，如果我把能给他的东西全都给他，并且不谈条件，那么位高权重的斯大林也就不会试图霸占任何东西，并将和我一起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而又和平的世界。”

    总统相信美国能够“与苏联和睦相处”，而且他能够“驾驭斯大林”，因为有一次他解释说：“在开诚布公的基础上……乔大叔（指斯大林）……是平易近人的”。尽管总统对苏联的战后意图越来越担心，但他基本上仍然坚定地抱有乐观态度。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三巨头做出了战争时期最后的数个重大决定，其中一个就是给予法国在对德占领方面全面的伙伴关系。法国在德国和柏林的占领区都是从英国和美国的区域中划出来的，斯大林则希望撇开法国，更拒绝向法国划出苏占区的任何一部分。1945年2月11日，三巨头正式就各自的占领区划分达成了协议。

    就这样，在经历了16个月的混乱和争吵之后，美国和英国也终于结束了分歧。这个占领计划是以原先的“兰金行动C方案”为基础的，现在军方称其为“日食行动”。但这个殚精竭虑的计划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遗漏：文件里根本就没有提及英美进入柏林的权利条款。

    仅仅过了6个星期，斯大林就将雅尔塔协定的条款抛之脑后了。在会议结束后还不到三个星期，罗马尼亚政府就被苏联占领军赶下了台，在给国王米哈伊一世[9]的最后通牒中，苏联红军毫不客气地命令他任命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彼特鲁·格罗查（Petru Groza）[10]为首相。波兰也丢掉了。原先许诺的自由选举压根就没有进行。斯大林似乎对雅尔塔协定的核心内容反悔了。协议中声明，盟国将帮助“从纳粹德国以及……前轴心国的附庸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个民族……去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民主制度”。但斯大林却要确保雅尔塔协定中每一个有利于他的条款————比如对德国和柏林的分割————都得一丝不苟地实施。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曾经提醒罗斯福，斯大林对领土的野心是无穷无尽的。但现在这位苏联领导人如此明目张胆地失信，还是令他感到震惊。3月24日，星期六下午，在白宫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罗斯福刚刚和安娜·罗森堡（Anna Rosenberg）太太一起吃完午餐。罗森堡太太是他的个人代表，负责研究退伍军人问题。此时哈里曼发来了一封有关波兰局势的电报。总统读了电文后怒不可遏，拼命捶打着轮椅扶手。“当他‘砰砰’猛击椅子的时候，”罗森堡太太后来回忆说，“嘴里反复念叨，埃夫里尔是对的！我们不能和斯大林打交道！他违背了自己在雅尔塔许下的每个诺言！”[11]

    在伦敦，丘吉尔也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感到忐忑不安。他告诉自己的秘书，他担心全世界可能会认为“罗斯福先生和我签署了的计划书完全就是在欺骗民众”。从雅尔塔返回时,他曾信心满满地告诉英国人民：“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希望与西方民主国家在光荣的友谊与平等之中共同生活。我觉得……他们言出必行。”

    但在3月24日，在这同一个星期六，忧心忡忡的首相却对他的助手说：“只要我还对苏联的最终意图心存怀疑，我是不会同意去瓜分德国的。”

    在苏联咄咄逼人的行动面前，丘吉尔清醒地意识到，西方盟国和苏联讨价还价的最大筹码就是让自己的军队进一步深入德国境内，在“尽可能以东的地方与苏联人会师”。当蒙哥马利元帅发来电文，宣称他有决心突向易北河甚至杀进柏林城时，许多人都对此欢呼雀跃。在丘吉尔的眼中，柏林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对它的进攻应该迅速展开。但上述这一切只不过是蒙哥马利的一厢情愿罢了，尽管他发出了斗志昂扬的电报，但西线各地的指挥官们却无人收到针对柏林的总攻令。因为那道命令只能来自一个人————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

    [1] 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被包围远不止23天，此处原文应该指的是“指环行动”，即苏联红军发起歼灭被围德军的最后总攻，时间是1943年1月10日～2月2日，正好是23天。

    [2] 按照1943年时的最初构想，实际上“兰金行动”分为三个部分：“A方案”应对的是这样一种形势，德国人可能变得实力不济，反攻也许只需要一个“微型的霸王行动”；“B方案”的设想是德国人从被占领国家的某些地区实施战略撤退，同时他们的主要兵力仍然驻留在欧洲海岸线上，以击退盟军的反攻；“C方案”所应对的，是在反攻开始之前、反攻期间或者反攻之后，德国突然崩溃。“A方案”和“B方案”很早就被放弃了，摩根回忆说，它们只在短期内被考虑过。————原注

    [3] 丘吉尔获悉斯大林的要求时，他正搭乘英国皇家海军的“约克公爵号”战列舰横渡大西洋去和罗斯福会晤。当时美国刚刚参战，此时此刻向强大的新盟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丘吉尔有些疑虑。他打电报给艾登：“想必你不会对斯大林不恭敬，我们有责任不让美国为难，不能和他们达成秘密且特殊的协议。若是带着这些建议去见罗斯福总统，就会招致断然拒绝，可能带来长久的麻烦……即使非正式地把它们提出来……在我看来也是不妥当的。”艾登与斯大林的交谈已经告知了美国国务院，不过却没有证据说明，当时曾有人费心告诉美国总统。但到1943年3月的时候，罗斯福已经被充分告知了，艾登与他讨论了这件事情。按照艾登的说法，总统预见不会同苏联产生大的麻烦。“罗斯福理所当然要考虑的那个大问题，”艾登说道，“就是现在和战后是否有可能与苏联合作。”————原注

    [4] “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的事件描述，来自乔治·C.马歇尔将军手写的会议记录。正式的备忘录里面并没有直接引语，只有一些笔记可以用作参照依据。我是在通过各种情况表明那些内容显然是总统或者他人所说的前提下，用直接引语来表述总统或者他人的话。————原注

    [5] “长期以来英国人就在经济上与德国西北部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麦克洛伊在12月12日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说，“怀南特告诉我，这个计划是在与他们的政治界和经济界的人士商讨后提出来的。我不知道，面对英国人的强烈反对，总统想在什么程度上坚持对这些地区的占领……总的看来，我赞成占领北部地区，但我认为并不值得为此而吵得这么厉害。”国务院显然对此未置可否。麦克洛伊亲笔补充说，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来电话说：“在北部和南部地区之间，我没有偏爱”。————原注

    [6] 在罗斯福和怀南特会面的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总统对过境柏林的问题的立场是什么，现在不得而知。战争部对怀南特的“走廊”计划究竟是反对还是接受，同样不明了。据报道，战争部民事局局长约翰·H.希尔德林少将曾对怀南特说，“应该规定进入柏林的权利”。这里的说法涉及三位最重要的美国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观点：菲利普·莫斯利教授（见其《克里姆林宫与世界政治》一书）、赫伯特·费斯（见其《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一书）以及国务院历史办公室主任威廉·M.富兰克林（见其《占领区边界与进入柏林的权利》一文，载于《世界政治》1963年10月号）。“怀南特，”富兰克林写道，“显然没有对这些交谈做备忘录……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没有给予怀南特指示，也没有支持他与苏联人进行交涉。”————原注

    [7] 出于一些总是令人费解的原因，从华盛顿返回之后，怀南特在进入柏林的权利上的立场改变了。资深外交官罗伯特·墨菲回忆说，在他于1944年9月加入盟军最高统帅部之后，他立即和怀南特在伦敦共进午餐，讨论了过境柏林的问题，墨菲敦促怀南特重新审议这个问题。他在回忆录《战士当中的外交官》中写道：“怀南特表明，我们自由进入柏林的权利，包含在我们待在那里的权利当中了。俄国人……无论如何都会有怀疑我们的倾向，如果我们在技术上坚持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强化他们的不信任。”按照墨菲的说法，怀南特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强加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身上。————原注

    [8] 在这次会议上，还出现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时美国总统和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推出了一个严厉而又含意深远的经济计划，要求把德国变成一个没有工业的农业国。起初丘吉尔赞同这个方案，但由于其顾问们的压力，后来又改主意了。几个月以后，罗斯福放弃了这个有争议的摩根索计划。————原注

    [9] 米哈伊一世（Michael Ⅰ），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之子。1927年（6岁）登王位，1930年其父卡罗尔返国，将他降为王储。1940年9月卡罗尔退位，他复登大宝。1947年12月30日被迫退位，流亡国外，在日内瓦给一家美国经纪行当经理。

    [10] 此处原文有误，彼特鲁·格罗查当时是罗马尼亚农民阵线（Ploughmen's Front）主席，而非实力并不强大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总书记。

    [11] 这件事情来源于罗森堡太太的一次私人会谈，罗斯福太太也在场。这两个女人后来交换了意见，在总统到底说的是什么上达成了一致。————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