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造的艺术气氛感染。他就是希特勒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现在他正坐在前排中央自己常坐的座位上。施佩尔是纳粹统治集团中最有文化的成员，几乎不会错过演出，音乐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能帮助他摆脱焦虑，而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音乐的帮助。

    帝国部长施佩尔正面临着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最大问题。在整个战争期间，尽管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挫折都出现了，但他却仍能令帝国的工业产能持续释放。不过，在很久以前，他掌握的统计数据就清晰地预测出了未来：第三帝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它存在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在盟军越来越深入德国国土之时，正视现实的施佩尔是唯一一个敢对希特勒说出真相的内阁部长。

    “战争失败了。”他在1945年3月15日给元首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如果战争失败了，”希特勒怒气冲冲地反驳，“那么这个民族也将灭亡。”

    3月19日，希特勒发布了一道骇人听闻的命令，要把德国彻底毁灭。一切都要被炸毁或者烧掉————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煤气厂，堤坝和水闸，港口和航道，大工业中心和电力网，所有的船舶和桥梁，所有的火车，所有的通信设施，所有的车辆和各种商店，甚至还有乡间公路。

    施佩尔不愿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他向希特勒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施佩尔称他有特殊的个人理由来扭转这项政策。如果真的把德国的工商业和所有建筑都连根除掉的话，自己的多年心血将毁于一旦，那些宽阔的高速公路、宏伟的大楼、横跨大河两岸的桥梁，都是他最为得意的作品，他无法接受这一切的幻灭。更何况，施佩尔还亲手锻造了希特勒总体战的可怕工具，他对此负有别人无法担负的责任。而让施佩尔更为忧心忡忡的，则是毁灭政策给整个民族带来的灾难。他直言不讳地告诫希特勒，无论这个政权是存还是亡，“我们都要竭尽全力，为自己民族未来的生存保留住最后一点基础，哪怕是通过最原始的方式也好……我们没有任何权利采用破坏的手段对人民的生存施加毁灭性的影响……”

    希特勒并没有被说动。“再也没有必要为德国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什么而操心了，”他回答道，“恰好相反，最好是连这些生存的基础都破坏掉，而且由我们自己亲手毁灭这一切。这个民族已经证明是弱者……”希特勒用这些话把德国人民一笔勾销了，他对施佩尔解释说，“那些在这场斗争结束之后幸存下来的人都是劣等人，因为优秀者早已经战死了。”

    施佩尔觉得毛骨悚然，那些曾经为他们的领袖浴血奋战的人，这会儿在元首看来显然一钱不值。几年来，施佩尔一直对纳粹种种行径中更为野蛮的一面视而不见，他相信自己理智的所作所为有别于这一切。现在，他终于意识到了几个月来他一直拒绝面对的事情，尽管为时已晚，正如他对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所说的，“希特勒彻底疯了……必须阻止他”。

    在3月19日到23日之间，一连串“焦土政策”的命令，从希特勒的大本营飞快地传到了全德国的地方长官和军事指挥官的手中。命令威胁道，将直接处决那些拖延执行“焦土政策”的人。施佩尔明白不能再耽搁下去了，立即采取了行动。他在一小群高级军官友人的帮助下，力图阻止希特勒的计划。他明白，这样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但他想不了那么多了。他给工厂主挂上了加急电话，亲自飞往军队驻地，不厌其烦地拜访各地的官员。不过，施佩尔的工作仿佛已经初见成效，因为就算是最死硬的纳粹分子，也一致认为希特勒的计划将导致德国彻底灭亡。

    不过，奔走在严肃紧张的游说活动中的帝国部长怎么还会有如此雅兴，出席爱乐乐团的交响乐会呢？倘若不是因为一个事实，他这样做的确有点不合时宜。但那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在施佩尔为之斗争要保留的德国资源的名单上，爱乐乐团是头号力保目标。由于小提琴家格哈德·特施纳极受施佩尔的喜爱，几个星期以前，乐团经理格哈特·冯·韦斯特曼（Gerhart von Westermann）博士就让特施纳去寻求这位帝国部长的帮助，保持爱乐乐团的完整。根据法律，这些音乐家是免服兵役的，但随着柏林之战迫在眉睫，冯·韦斯特曼担心整个乐团随时有可能被征入人民冲锋队。尽管乐团事务应该由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部管理，但冯·韦斯特曼知道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他对小提琴家说：“你得帮助我们，戈培尔已经忘了我们……去找施佩尔，求他帮忙……我们都要给你下跪了。”

    特施纳极不情愿，只要谈到逃避或者逃跑，会被认为是叛国，有可能带来耻辱或者入狱的后果。但最后他还是同意了。

    在与施佩尔会面的时候，特施纳说起话来显得吞吞吐吐。“部长先生，”他说道，“我想和您谈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我希望您不会误解……但现今有些事情是难说出口的……”施佩尔目光敏锐地看着他，很快就让他不再拘束。特施纳受到了鼓励，便把乐团的困境吐露了出来。帝国部长专心致志地听着，然后告诉特施纳，冯·韦斯特曼不必忧心忡忡，因为他已经想到了一个万全的计划，不仅能让音乐家们逃脱人民冲锋队的魔爪，在最后时刻还会把整个乐团的105号人全部秘密疏散出城。

    施佩尔现在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部分。坐在贝多芬大厅舞台上的那105个人，身上穿的不是平常演出穿的燕尾服，而是黑色西装，但在台下的所有观众中，只有施佩尔知道个中原因。那些燕尾服连同乐团的名贵钢琴、竖琴、著名的瓦格纳大号以及乐谱，已经在3个星期前用一队卡车悄悄运出了城。这批珍贵货物大部分被秘密藏在库尔姆巴赫（Kulmbach）附近的普拉森堡（Plassenburg）里。这个地方位于柏林西南约386公里处，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就在美军推进的必经之路上。

    施佩尔计划的第二部分————把人救出来————要复杂一些。尽管空袭强度很大，入侵的敌军近在咫尺，但宣传部从未打算减少爱乐乐团的演出场次。音乐会的安排是每周演出3~4次，在空袭的间隔当中一直要持续到4月底，那时演出季将正式结束。在那个时限之前疏散音乐家们是无法办到的，毫无疑问戈培尔将会指控音乐家们擅离职守。施佩尔决心把乐团疏散到西方，他绝对不能让这些人落到苏联人的手里。但他的方案完全取决于西方盟军的挺进速度，他指望英美盟军能够先于苏联红军到达柏林。

    施佩尔并不打算等到西方盟军入城再实施自己的计划。只要他们近到离柏林只有一夜车程的距离，他就会下达疏散的命令。计划的核心在于在恰当的时候隐秘地发出离开信号。音乐家们必须在黄昏后全部撤离，这就意味着逃跑行动必须在音乐会一结束时就开始。为了避免惹出不必要的事端，行动的命令只能拖到最后一刻才发出。施佩尔苦思冥想出一个通知音乐家们的绝妙方法：在最后一分钟，乐队指挥将宣布更换节目，让乐团的音乐家们演奏施佩尔挑选的一个特定曲目，这就是撤离的暗号。等到演出一散场，爱乐乐团的成员们将立即登上一队在贝多芬大厅外的夜色中恭候多时的公共汽车。

    施佩尔要求用作暗号的乐谱由冯·韦斯特曼保管着。当乐谱由施佩尔的文化事务专家送来的时候，冯·韦斯特曼无法压抑住自己的惊讶。他询问施佩尔的助手：“你肯定熟悉最后几幕的音乐，那些旋律描绘的画面是众神的陨落、瓦尔哈拉的覆灭和世界末日。你确信这就是部长命令演奏的吗？”

    完全没错，施佩尔要求柏林爱乐乐团在最后一场音乐会上演出的终章，正是瓦格纳《诸神的黄昏》（Die Götterdämmerung）[5]中的插曲。

    冯·韦斯特曼并不知道，这首看上去有些不合时宜的插曲也许正是反映施佩尔内心世界的一条隐晦线索。此时，他正在实施着自己最雄心勃勃，也是最后的一个工程————刺杀希特勒。这位帝国部长坚信，要拯救自己的祖国，只有这唯一一种方法。一连几个星期，力求完美的阿尔贝特·施佩尔一直都在寻找着行刺的合适机会。

    苏联的大军正在东线各地集结，但他们仍没有做好对柏林发动最后一击的准备，预想中的战役仍遥遥无期。苏联红军的指挥官们对行动的屡屡延误感到万分恼火。奥得河是一道令人畏惧的障碍，今年春季冰雪融化得又格外晚，奥得河仍有部分河面覆盖着冰层。河对岸就是德军的防御工事————地堡、雷区、反坦克壕和掩体内的炮兵阵地，现在德军每天都变得更强大，这个事实令苏联红军将领们担忧不已。

    最急于发动进攻的人，当属45岁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上将，他是近卫第8集团军的司令员。他曾经领导第62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残垣断壁中浴血奋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项功勋让他在苏联名声大振。崔可夫认为，柏林战役之所以迟迟都没有打响，很大程度是西方盟军拖了后腿。1944年12月，德军在阿登高原发动了突然进攻，此后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求斯大林尽快让苏联红军在东线发起大规模强攻，以缓解西线的压力。斯大林同意了，于是苏军在波兰的攻势提前发动。崔可夫后来说，他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苏军拉得过长、铺得过广的交通线已经不堪重负，我们在2月份就可以发起针对柏林的突击”。但苏军杀出波兰后，推进的速度太快，结果当各个集团军抵达奥得河畔时已成强弩之末。前线部队发现自己已经把补给品和交通系统彻底抛在后面了。正如崔可夫所言，苏军的攻势停顿下来，是因为“我们需要足够的弹药、燃料和浮舟来强渡横在柏林前方的奥得河、各条水道和运河”。由于需要重新编组部队和进行准备，德国人得到了几乎两个月的时间来组织他们的防御。崔可夫对这一切感到十分煎熬。每多耽误一天，敌人的防御兵力就会增强一分，他手下征战了半个欧洲的近卫军官兵们就会在战役开始后遭受更大的伤亡。

    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卡图科夫上将是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司令员。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和崔可夫一样，期盼着这次进攻早日发起。但另一方面，他也对战役的延迟发动心存感激。他的坦克兵们太累了，需要休息，手下的维修人员也急需一个整备装甲车辆的机会。在抵达奥得河之后，卡图科夫告诉自己的副司令员格特曼（Andrei Lavrentievich Getman）中将[6]：“这些坦克理论上的行驶距离，按直线算大概是570公里。”但他随后话锋一转，“不过，安德烈·拉夫连季耶维奇，实际距离比地图上的要远得多。很多坦克的里程表显示出来的读数竟然是2 000多公里！我们的士兵身上可没有里程表，所以谁也不知道人被磨损成什么样子了。”

    格特曼十分同意卡图科夫的说法。他毫不怀疑德军会被粉碎，柏林将被攻占，不过他也对有休整的机会感到高兴。“将军同志，”他对卡图科夫说，“战争有一条基本理论，那就是赢得胜利不是靠攻城略地，而是靠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拿破仑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但在1812年冬天，连他也忘记了这一点，结果在莫斯科遭遇了惨败。”

    在整个前线，其他集团军司令部里的情况也完全相同。尽管每个人对进攻延误都感到不耐烦，但同时也在充分利用这个喘息的时机整军备战。没有人对眼前这场危机重重的战役抱有任何幻想。朱可夫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科涅夫元帅，都已经收到了令人胆寒的敌情报告。情报部门估计，当面的防线里部署有100多万德军，还有多达300万的平民可能帮助军队为保卫柏林而战。如果这些报告是真实的话，那么苏联红军就可能在人数上以1：3处于劣势。

    进攻将在什么时候发动？到目前为止，元帅们都还不知道。按照已经制订好的计划，朱可夫指挥的庞大方面军将直接攻击柏林城，但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西线的英美盟军正在等候着艾森豪威尔下达“出发”的命令；同样，苏军指挥官也在盼着自己的最高统帅下达同样的作战号令。最令这些元帅们担心的是英美盟军从莱茵河出发后向前推进的速度，现在他们每天都更靠近易北河，也更靠近柏林。如果莫斯科再不下达总攻令，英国人和美国人就可能先于苏联红军进入该城。可到目前为止，约瑟夫·斯大林还没有下达“出发”的命令。他仿佛是在独自等待。

    [1] 原文写的是6座防空塔，虽然德国的防空塔共有三种类型，但一般来说每组防空塔都会分一大一小的两座塔————炮塔（G塔）和指挥塔（L塔），由于耗资巨大和其他原因，柏林计划中的6组防空塔只建成了3组。

    [2] 帕加马（Pergamon）是密细亚（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一座古希腊殖民城邦，距爱琴海约26公里，城市本身坐落在巴克尔河北岸，现在是土耳其贝尔加马的一处历史遗迹。

    [3] 普里阿摩斯（Priam），特洛伊的末代国王，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破时在城中心的宙斯祭坛上战死。

    [4] 哥白林双面挂毯，由法国哥白林挂毯厂制造，多鲜艳图景。

    [5] 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年5月22日－1883年2月13日），德国作曲家。《诸神的黄昏》是他的一部歌剧，歌剧名的意思就是“世界末日”。

    [6] 此处原文有误，将格特曼的职务写成了军长，其实早在1944年8月他就成了卡图科夫的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