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之内先后发出。艾森豪威尔告诉美国陆军参谋长，他已经就“有关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会师……的问题”，与斯大林进行了交流。他接着指出，“我与您的看法几乎一致，然而我仍然认为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最为重要”，因为该地区是“到达当前红军阵地的最短路线”，而且它将“覆盖德国仅剩的工业区……据报告，德国最高统帅部和各部门正在向该地区转移”。

    至于马歇尔对“国家堡垒”的担心，艾森豪威尔汇报说，他也意识到了“先发制人的重要性，以避免敌人可能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区域”，同时“只要情况允许，就应该朝林茨和慕尼黑发起大举猛攻”。艾森豪威尔又补充说，有关与苏联人的协调问题，他并不认为“我们要把自己束缚在一条分界线上”，而是应该接近他们，并提议“当两军相遇的时候，双方都应该在对方的要求下撤回到自己的占领区”。

    当天艾森豪威尔发出的第三封电报是给蒙哥马利的，包含了令人失望的消息。“一旦你与布莱德雷会合……（在鲁尔区以东）……美军第9集团军就将重新归布莱德雷指挥，”最高统帅说，“布莱德雷将负责肃清残敌……鲁尔区，并尽快向爱尔福特——莱比锡——德累斯顿一线进行快速推进，与苏联人会师……”蒙哥马利将朝易北河进军，那时或许“可以让美军第9集团军再次归你指挥，以渡过阻碍在前面的那条河流”。艾森豪威尔在读了电报草稿之后，又用铅笔加上了最后一句：“如你所言，形势看起来不错。”

    最高统帅已经对自己的计划进行了完善：原先的打算是穿越德国北部进行大规模强攻，现在他决定直接穿越德国中部发起突击。美军第9集团军又回归布莱德雷的麾下，现在布莱德雷将发挥主要作用，他将发起最后一击，他的部队将进至德累斯顿地区，该城位于柏林南部大约160公里的地方。

    虽然艾森豪威尔接受了马歇尔的部分建议，但他的行动步骤与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在《战略的重新定位》备忘录中的建议相类似。不过，在艾森豪威尔涉及其战役计划的3封电报中，却有一个重大疏漏，那就是最高统帅曾经称之为“显然是首要目标”的地方，电报里没有提到柏林。

    受到炮火重创的勃兰登堡门在薄暮中赫然耸现。不远处的大楼里，约瑟夫·戈培尔博士透过书房那扇部分被木板封住的窗户，凝视着这座不朽的历史作品。希特勒的这位身材矮小的纳粹宣传部部长几乎是轻蔑地背对着来访者们————至少在那位正在说话的人看来就是如此，此人是柏林卫戍司令赫尔穆特·雷曼中将。将军正在试图获得一个在他看来是当务之急的决议：在战役前夕，事关全城人民的命运。

    这是雷曼与他的参谋长汉斯·雷菲尔上校在一个月内第四次找戈培尔汇报了。除了希特勒之外，47岁的戈培尔现在是柏林城里的头号人物，他不仅是帝国的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部长，同时还是柏林的纳粹党大区领袖（Gauleiter）[10]。作为负责柏林防御的帝国专员，他有责任在城市平民、人民冲锋队组建和训练，以及要塞的建设等方面采取一切措施。当时，由于军事和民事部门之间的权限划分得很模糊，这就给军事和民政领导人带来了麻烦，而戈培尔的指手画脚更是在火上浇油。尽管自己对军事或者市政事务一窍不通，但戈培尔却非常清晰地表明，他才是保卫柏林的唯一责任人。结果，雷曼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无门的境地，他到底应该听谁的命令————是希特勒的大本营，还是戈培尔？他搞不明白，而且似乎也没有人急于理顺指挥层级的关系。雷曼绝望了。

    在前几次汇报中，雷曼都提出了疏散平民的问题。一开始，戈培尔说“不值得为这类事情劳神”；然后他又告知将军确实有类似的方案，是“党卫队和警察部门的高层领导”搞出来的。雷曼的参谋长雷菲尔立即着手核实，确实找到了这项计划，他告诉雷曼“计划只是一张1比30万的地图，负责的官员是位警察局长，在地图上用红墨水清楚地标出了从柏林向西和向南的疏散路线”。他汇报说，“地图上没有卫生防疫站点，没有食品供应点，没有提供给病弱者的运输工具。”他又补充说：“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这项计划要求被疏散者只携带随身行李，沿着道路走上20~30公里路到火车站，从那里被运送到图林根、萨克森——安哈尔特（Sachsen-Anhalt）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仿佛戈培尔只要按一下按钮这一切就会变为现实，而至于用于计划的铁路运力从何而来，计划也是含糊其词。”

    雷曼试图与希特勒讨论这个问题。他以前只见过元首两次：一次是在就任柏林卫戍司令的时候，另一次是几天以后他应邀参加的晚间形势汇报会上。那次会议主要是在讨论奥得河前线的防御和战况，雷曼并没有获得机会说明柏林城内的情况。但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一个短暂的平静时刻，他对希特勒提出了建议，请求元首立即下令把10岁以下的孩子全部从首都疏散出去。雷曼话音刚落，会场上顿时变得一片寂静。希特勒转过身来冷冰冰地问他：“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你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缓缓地蹦出一句话，每个字都读出了重音：“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没有人留在柏林！”无人敢顶撞他。希特勒迅速转移了话题。

    这个打击并没有让柏林卫戍司令退缩，雷曼现在又用同一个难题向戈培尔发起诘问。“帝国部长先生，”他说道，“一旦柏林城陷入重围之中，我们将如何养活全体市民呢？我们怎样让他们填饱肚子？食物从哪里来？按照市长的统计数字，城里目前有11万名10岁以下的儿童和他们的母亲在一起，我们如何为婴儿们提供牛奶？”

    雷曼停了下来，等待答复。戈培尔继续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外，猛然间他怒气冲冲地喊道：“我们怎么给他们饭吃？我们把周边农村的牲畜弄进城来————就这么给他们饭吃！至于孩子们，我们有3个月的罐装牛奶供应量。”

    罐装牛奶对雷曼和雷菲尔来说是新闻；这个有关牲畜的提议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疯子行为，因为在战斗中，牛群会比人类更容易受到伤害————人起码会躲，但牛可不会。退一万步讲，就算真的把牲畜引进城了，戈培尔又拿什么养活它们呢？难不成在城里放牧？雷曼提高了音量，苦口婆心地说：“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立即考虑一个疏散计划，不能再拖下去了。每延迟疏散一天都会成倍地增加日后的困难，现在我们至少必须把妇孺转移出去————要赶在太晚之前。”

    戈培尔默不作声，沉默延续了很长时间。窗外的天色正在变暗。突然间他伸出手来，猛地抓住窗边的绳子，然后用力一拉，遮蔽灯光的窗帘随即“嘎啦”一声关上了。戈培尔的脚天生畸形，他转过身来跛行到桌前开了灯，看了看放在吸墨垫上的手表，然后转向雷曼。“我亲爱的将军，”他温和地说道，“如果疏散是必要的话，那么我将会是那个做决定的人。”然后他的嗓门又大了起来，“但我不想现在就下这道命令，这会让柏林陷于恐慌！还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时间！”他让他们立刻走人，“再见，先生们。”

    雷曼和雷菲尔离开大楼的时候在台阶上停留了一下。雷曼将军注视着这座城市。尽管警报器还没有响，但远处的探照灯光已经开始触摸夜空了。雷曼慢慢地拉上手套，对雷菲尔说道：“我们面临着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它的成功概率为零。我只能希望某些奇迹会发生，以此来改变我们的命运。如果没有奇迹降临，那战争最好在柏林被围困前就结束。”他看着自己的参谋长。“否则的话，”他有些悲观地补充道，“柏林人只能靠上帝拯救了。”

    又过了一会儿，在位于霍亨索伦路的指挥部里，雷曼接到了陆军总司令部打来的电话。雷曼现在得知，自己领导的柏林卫戍区将直接隶属于维斯瓦集团军群。这样一来，除了最高统帅希特勒和柏林的纳粹党大区领袖戈培尔之外，他又增加了一名上级：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官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在听到海因里希的名字时，雷曼首次感到了一丝希望。他指示雷菲尔，一有机会就向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参谋部介绍卫戍区的基本情况。唯一让他担心的事情，是不清楚海因里希准备在奥得河畔阻击苏联红军的同时，如何庇护柏林。雷曼很了解海因里希，他能够想象得出，这个“狠毒的小矮个”得知这个消息时会做何反应。

    “荒谬！”海因里希气冲冲地说道，“荒谬透顶！”

    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新任参谋长是埃伯哈德·金策尔中将，首席参谋是汉斯——格奥尔格·艾斯曼上校，此时两人面面相觑，一句话也不说————因为实在是没啥可说的，“荒谬”已经属于轻描淡写了。海因里希和他手下的指挥部已是大敌当前，困难重重，但在这个节骨眼上，高层竟然把柏林卫戍区也一股脑地扔给了指挥部指挥，这不是在帮倒忙吗？在两位军官看来，已经全负荷运转的集团军群指挥部根本分不出精力来完成这项荒谬的提议；他们也无法理解，海因里希到底应该怎么样指挥和监督雷曼的城防行动。单就两个单位的地理距离而言，这项计划就属于彻头彻尾的空谈：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离柏林市有80多公里远。显然，无论是谁提出的这项建议，都似乎对海因里希面对的棘手问题知之甚少。

    那天黄昏，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的军官们小心翼翼地把有关柏林防御的提议交给了金策尔。这个行动是试探性建议，主要是想探探海因里希对统一领导柏林卫戍区的口风。而海因里希这会儿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的老式裹腿上还沾着从前线带下来的泥土。他向自己的部下清楚地表明了立场————这个计划也就仅仅是个建议罢了，他会将其原封不动地退回去。维斯瓦集团军群的首要任务是在奥得河畔阻击苏联人。“除非强迫我，”海因里希坚决地说道，“否则我不打算接受守护柏林的责任。”

    这并不是说海因里希对城内居民的困境无动于衷，事实上近300万柏林人民的命运经常出现在海因里希的脑海里，他十分害怕柏林城最终沦为惨烈的战场。海因里希比任何人都清楚，手无寸铁的平民一旦陷入地狱般的巷战和铺天盖地的炮火之中会是何等悲惨的景象。他知道，苏联人是不会大发慈悲的，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根本不会把军人和平民区分开来。而要防止这样的悲剧发生，维斯瓦集团军群则成了最后的指望————这个兵团是柏林城和苏联人之间隔着的仅有屏障。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海因里希没有办法为平民分心，而野战军在奥得河前线的奋战更是对老百姓最好的保护。他已经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自己的部队上，士兵们才是他的真正责任所在。这位脾气暴躁、好斗的“狠毒小矮个”对希特勒和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感到非常愤怒，因为在他看来，这道命令根本没有把他手下士兵的生命当回事。

    他转向金策尔，怒吼道：“给我接古德里安。”

    履职一周以来，海因里希一直待在前线，他不知疲倦地从一个指挥部到另一个指挥部，与师长们一起制定战略，视察隐蔽在防空洞和掩体里的一线部队。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之前的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他的部队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集团军群而已。他惊骇地发现，大部分单位是用抽调出来的小部队，以及一度威名显赫却遭到重创的师的残部充实起来的。在他的部队当中，海因里希甚至发现了由非德国公民组成的部队，其中有“北欧”师和“尼德兰”师，它们是由亲纳粹的挪威和荷兰志愿者组成的；还有一支由苏联战俘组成的部队，其领导人是曾经的基辅保卫者、著名军人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Andrei Andrejewitsch Vlasov）中将，他于1942年被俘，被德国情报人员策反之后组织了一支支持德国反对斯大林的“俄罗斯解放军”。弗拉索夫的部队令海因里希感到担忧，在他看来，只要有最微小的机会他们就会开小差。[11]海因里希的一些装甲部队状态还算良好，在很大程度这成为他的唯一依靠。但整个局面仍然让人感到绝望：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苏联红军的兵力可能有300万之众；在北部防区的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和南部防区的布塞的第9集团军之间，海因里希总共只有大约48.2万人，而且几乎没有预备队。

    除了极其缺乏经历过战斗考验的部队之外，海因里希的另一个不利因素就是装备和补给品严重缺乏。他需要坦克、自行火炮、通信设备、火炮、油料和弹药，甚至还有步枪。补给品太少，首席参谋艾斯曼上校发现，一些补充兵员抵达前线时携带的不是步枪，而是反坦克榴弹发射器，这种武器只有一枚弹头，打完就没用了。

    “这简直是发疯！”艾斯曼告诉海因里希，“这些人发射完一轮之后，接下来该如何作战呢？陆军总司令部期望他们做什么，像使用警棍一样耍弄这些没有弹药的武器吗？这将会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

    海因里希同意他的看法。“陆军总司令部指望这些人听天由命，我可不会这样。”海因里希运用其权限之内的一切手段，试图整顿装备和补给品短缺的局面，即使某些用品几乎全部消失了。

    他最缺乏的就是火炮。苏联红军已经开始在奥得河及其沼泽通道上架桥，在一些地段，这条洪水泛滥的河的宽度超过3公里。配属给海因里希指挥的海军特种部队沿河布上了水雷，以便炸毁浮舟；但苏联人立即采取对策，立起了防雷网。从空中轰炸桥梁更是在痴人说梦，德国空军的军官直言不讳地告诉海因里希，他们手头既没有飞机，也没有燃料来完成这项任务，他们充其量只能派出单架次的飞机出击，对敌方的阵地进行一些侦察。只有一种武器能够阻止苏联人狂热的建桥行动，那就是大炮，但海因里希手头的火炮又非常稀少。

    为了弥补火炮数量不足，他命令把高射炮充作野战炮。海因里希分析说，尽管这意味着要削弱对抗苏联红军空中打击的保护力量，但这些高射炮用于野战却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举措确实对形势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单是从斯德丁地区，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就得到了600余门高射炮。每门高射炮都被设置在固定位置上，因为它们的体积和重量都太大了，难以靠汽车进行机动，但它们却有效填补了防线的空隙。不过，这些对敌人颇具威胁的武器只被允许在绝对必要的时刻开火：面对弹药极度匮乏的窘境，海因里希下令要节约使用每一发宝贵的炮弹，以便在苏联红军发起真正的猛攻时不至于弹尽粮绝。他对参谋们解释道：“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火炮和炮弹来阻止苏联人建桥，但起码能拖延他们的速度。”

    艾斯曼上校对形势的看法要更加悲观一些，他后来回忆说：“可以把整个集团军群比作一只被毒蛇盯上的小白兔，兔子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看着那条近在咫尺的蛇，但却无能为力，只能等待着对手发起闪电般的攻击……海因里希将军并不愿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维斯瓦集团军群单凭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采取更有意义的措施。”

    然而，在上任后仅仅一周的时间内，海因里希却奋力克服了几十个似乎无法逾越的困难。他拿出了莫斯科战役时指挥部队的“绝招”，对部队既哄骗又激励，一边向官兵们大声咆哮，一边夸奖他们，努力提升下属的士气。这种士气既为海因里希赢得了迟滞苏军进攻的时间，又有助于挽救士兵们自己的性命。无论私下里的个人感觉如何，在他麾下的官兵们看来，他都是那个吓不倒、打不碎的传奇人物海因里希，而且他仍然坚持与上级“疯狂和拙劣的判断”进行斗争————这符合他的性格。

    海因里希现在仍然怒火中烧，他的暴脾气完全指向了希特勒和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从海因里希接掌希姆莱兵权的那天起，苏联人就包围了屈斯特林城。3月23日，布塞将军的第9集团军发起了两次进攻，努力要突破重围与坚守屈斯特林的孤军会合。海因里希同意布塞的战术，认为这些行动是赶在苏联人巩固阵地以前解救这座孤城的唯一指望。但苏联人太强大了，这两次进攻最终碰了个头破血流，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

    海因里希把结局向古德里安做了汇报。古德里安不客气地告诫他：“必须再发动一次进攻。”希特勒想要这次进攻，古德里安也想要。“这完全是疯了，”海因里希生硬地回答说，“我认为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命令在屈斯特林的装甲部队突围。”

    古德里安对这个唐突的建议大发雷霆，对海因里希怒吼道：“这场进攻必须发动！没有第二个选择！”3月27日，布塞再次把他的部队投入冲向屈斯特林的解围战中。德军的进攻非常凶猛，布塞麾下的一些装甲部队的确冲进了城里；但紧接着，苏联人就用炮火粉碎了德国人的全部攻势。在参谋部里，海因里希毫不掩饰地说道：“这次进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屠杀，第9集团军的损失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样的伤亡毫无意义可言。”

    直到第二天，海因里希的怒火仍未消退。当他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等待着接通古德里安的电话时，一遍又一遍地咕哝着一个词：“惨败！”只要与古德里安的电话一接通，他就打算控诉他的上级亲手屠杀了8 000名德军官兵————在对屈斯特林的进攻中，一个师的兵力几乎被彻底葬送了。至于说完这番话后迎接自己的是什么，海因里希已经根本无所畏惧了。

    电话响了，金策尔接起了电话。“是措森。”他告诉海因里希。

    听筒里传来了陆军总参谋长的副手汉斯·克雷布斯步兵上将悦耳的声音，但这并不是海因里希所期待的。“我要同古德里安通话！”他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克雷布斯压低声音，在电话中又说了几句，海因里希握着听筒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身边的参谋们对长官情绪的突变感到不知所措。“是什么时候？”海因里希问道。他再次聆听着，然后突兀地说了句“谢谢”，并放下了电话。海因里希转向金策尔和艾斯曼，小声说道：“古德里安不再是陆军总参谋长了，希特勒在今天下午把他撤职了。”参谋被这一爆炸性新闻惊得目瞪口呆。海因里希平静了一下情绪，继续对下属们说道：“克雷布斯说，古德里安病了，不过他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海因里希的盛怒已经完全烟消云散，他只是又做了一番评论。“这可不像古德里安，”他若有所思，“他甚至都没和我道别。”

    海因里希的参谋们得以把整个故事凑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了。古德里安被解职发生在总理府有史以来最疯狂的场面之后。希特勒的午间会议开始时非常安静，背后暗含的敌意和不满却一触即发。古德里安已经给元首写了一份备忘录，解释了攻击屈斯特林失败的原因。希特勒不但对古德里安采用的语气不满，还对古德里安为第9集团军和布塞将军所做的辩护十分生气。元首已经决定让布塞充当行动失败的替罪羔羊，命令他参加会议，向与会者做全面的汇报。

    像往常一样，希特勒的高级军事顾问们都出席了会议。除了古德里安和布塞之外，还有希特勒的参谋长凯特尔、负责作战指挥的约德尔、元首的首席副官布格多夫，以及一些其他高级军官和各自的副官。希特勒花了几分钟时间听取了对当前形势的常规情况介绍，然后要布塞做汇报。一开始，布塞简要地介绍了进攻是如何发动的，部队是怎么使用的。希特勒很快就显得很恼怒，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进攻为什么失败？”他叫喊道，随后自问自答起来，“因为你的无能！因为玩忽职守！”

    他破口大骂布塞、古德里安和整个陆军总司令部，他们全都“无能”。他大叫大嚷地说，进攻是在“没有足够炮火支援”的情况下贸然发动的。然后他转向古德里安质问：“如你声称的那样，布塞的弹药不够用，你为什么不多配发给他一些！”

    静寂了片刻之后，古德里安开始轻声地说：“我已经向您解释过了……”

    希特勒挥舞着胳膊，打断了他的话。“解释！借口！你给我的就是这些！”他喊道，“哟！那么你告诉我，是谁让我们在屈斯特林失望的，是部队还是布塞？”

    古德里安突然发怒了。“胡扯！”他气急败坏地说道，“这是胡说八道！”他几乎是脱口而出。狂怒的古德里安脸色通红，言辞激烈。“不应该由布塞负责！”他咆哮道，“我已经和您从头到尾地解释过了！他是在服从命令！布塞打光了所有分配给他的炮弹！所有的炮弹！”古德里安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他费劲地斟酌着语句，“要是说怪浴血奋战的前线部队，那请您看看伤亡人数吧！看看士兵们的损失吧！部队已经尽职尽责！超乎寻常的伤亡数字足以证明这一点！”

    希特勒也冲着他叫嚷，“他们失败了！”他大发雷霆，“他们可耻地失败了！”

    古德里安涨红着脸，扯着嗓门咆哮道：“我必须请您……我必须请您，不要再指责布塞或者他的部队了！”

    两人已经丧失了理智，正常的讨论早就被抛到了一边，但谁也停不下来。古德里安和希特勒就这样面对面进行着怒不可遏的可怕交流，将领和副官们都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希特勒严厉斥责总参谋部，骂他们全都是“懦夫”、“傻子”和“笨蛋”，他怒气冲冲地吼着，说他们老是“误导”、“误报”和“哄骗”自己。古德里安听到“误报”和“误导”两个词后，便借题发挥对希特勒反唇相讥了一番。格伦将军是否在他的情报评估中“误报”了苏联人的兵力？“没有！”古德里安咆哮道。“格伦是个傻瓜！”希特勒愤怒地叫骂了起来。那么波罗的海沿岸和库尔兰仍然被包围的18个师呢？古德里厉声喊道：“关于这些部队是谁误导了你？”他质问元首，“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撤出库尔兰集团军？”

    这次冲突的声音这么大，这么激烈，以至于事后谁也记不清争吵的先后顺序。[12]甚至连这场争论的无辜导火线布塞，后来也不能详细地告诉海因里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几乎瘫掉了，”他说道，“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一切目瞪口呆。”

    约德尔是第一个突然采取行动的人。他一把抓住叫嚷中的古德里安的胳膊。“请你！”他恳求道，“请你冷静。”他随后把古德里安拉到了一边，凯特尔和布格多夫则拉开了希特勒。精疲力竭的希特勒猛地倒在了椅子上。古德里安惊骇万分的副官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确信，如果再不把自己的长官带出房间的话，他就会被逮捕。于是冯·洛林霍芬赶紧跑到外面，给在措森的副参谋长克雷布斯去了电话，将吵架的事情向他做了汇报。冯·洛林霍芬恳求克雷布斯与古德里安通话，让他托词说前线有新的紧急情况，必须与他交谈，直到将军冷静下来。费了好大的劲，古德里安才被劝说着离开了房间。克雷布斯原本就是一位精于操纵信息以适应形势的艺术大师，他没有费多少气力就让古德里安无暇分神达15分钟以上————而到此时，陆军总参谋长已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在这段间歇期里，元首也平静了下来。当古德里安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希特勒正在主持会议，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看见古德里安又进来了，元首当即命令除了他和凯特尔之外，所有人都出去。人群刚走，希特勒就冰冷地开了腔：“古德里安大将，您的健康状况决定您需要立即休养6个星期。”

    古德里安面无表情地说道：“我马上就走。”

    但希特勒的话还没有说完。“请等到会议结束后再走。”他命令道。

    又过了几个小时，冗长的会议才散会。这时，希特勒又开始关心起古德里安来了。“请您尽早恢复健康，”他说道，“6个星期以后形势将发展到十分关键的时刻，到那时我会更需要您。您打算去哪里休养呢？”

    凯特尔也想知道他要去哪里。古德里安则对两人突如其来的“善意”起了疑心，决定谨慎为妙，没有把自己以后的计划告诉他们。他告退后就迅速离开了帝国总理府。

    古德里安就这样走了。他是装甲战术的缔造者，也是帮助希特勒创造了最辉煌胜利的名将中硕果仅存的一位，如今以这种方式离开了战争舞台。与他一起消失的，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仅剩的最后一点正确的判断力。

    第二天，3月29日，星期四。到早晨6点的时候，海因里希就已经痛感古德里安离去带来的恶劣影响了。他收到一份电报，告知他希特勒已任命克雷布斯为陆军总参谋长。巧舌如簧的克雷布斯是希特勒的狂热信徒，人们普遍都非常厌恶他。在维斯瓦集团军群参谋部，古德里安被解职的事情刚刚不胫而走，他继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命令就接踵而至了，气氛变得令人沮丧。首席参谋艾斯曼上校总结了众人的态度：“这个脸上一直挂着微笑的人，让我莫名想到一头幼鹿……我们能够指望到的东西一清二楚。克雷布斯只需喋喋不休说出几句充满自信的话，形势就再次‘一片光明’了，希特勒能从他那得到比古德里安多得多的支持。”

    对于这项任命，海因里希未做评论。古德里安为布塞所做的激烈辩护拯救了这位指挥官，否则对屈斯特林还会有更多的自杀式进攻。就这一点而言，海因里希倒是对这个常常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心存感激。他会想念古德里安的，因为他了解从前的克雷布斯，并不指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支持。当他见到希特勒，讨论奥得河前线问题的时候，不会再得到直言不讳的古德里安的支持了。他要在4月6日星期五去见元首，参加一个正式会议。

    3月29日上午9点刚过，汽车在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主楼前停了下来，宽肩膀、身高1.8米的柏林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跳下了车，精力充沛的汉斯·“特迪”·雷菲尔上校正满腔热情地期待着与海因里希的参谋长金策尔中将见面。他对此次商谈的顺利进行抱有很大期望，在海因里希的指挥之下，柏林卫戍区将会出现最好的局面。高大健壮、39岁的雷菲尔用力抱着用来汇报的地图和图表进了大楼。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相信尽管柏林卫戍部队规模不大，但海因里希也“会由于兵力的增加而感到高兴”。

    一见到金策尔，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参谋长的问候很克制，甚至谈不上友好。雷菲尔本来希望，他的老同学艾斯曼上校也会在场————几个星期以前他们曾一起讨论过柏林的形势————但金策尔却单独接待了他。这位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似乎很困扰，他的态度近乎不耐烦。金策尔示意雷菲尔打开地图和图表，后者迅速开始做情况介绍。他解释说，由于雷曼没有一个明确的上级负责人，结果给柏林的城防工作造成了几乎难以应对的局面。“当我们问陆军总司令部，我们是不是归他们领导时，”他详述道，“我们被告知‘陆军总司令部只负责东线，你们归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指挥。’于是我们又去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他们却问‘为什么来找我们？柏林的前方面对的是东线————你们归陆军总司令部管’。”

    在雷菲尔讲话的时候，金策尔研究着地图和柏林兵力的部署。突然，金策尔抬起头来看着雷菲尔，轻声告诉他头天晚上海因里希的决定，那就是不接受保卫城市的责任。雷菲尔后来写道，金策尔此后简短地提到了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官僚，“就我个人而言，”他说道，“那些在柏林的疯子们可以自作自受。”

    在驱车返回柏林的时候，雷菲尔高涨的热情一落千丈，他首次意识到做“一个被抛弃的孤儿”是什么感觉。他热爱柏林，曾在首都军事学院学习，结了婚并养育了一双儿女。眼下在他看来，自己正在越来越孤独地工作着，竭尽全力保卫这座曾记载着他最幸福岁月的美丽城市。在整个军队指挥系统中，没有一个人打算做出雷菲尔认为的那个最庄严的决定：负起保卫和保全柏林的责任。

    临行前，前任陆军总参谋长已经同自己的属下们道了别，并向他的继任者克雷布斯简要地交接了工作。最后，他把自己办公桌上剩下的几个物件装入了一个小箱子中。一切妥当后，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安静地离开了措森的陆军总司令部。他对自己之后的去处一直守口如瓶。不过，古德里安打算先同妻子一起去慕尼黑附近的埃本豪森疗养院，在那里接受心脏病的治疗；随后他计划前往德国仅存的和平地区，巴伐利亚南部。那个地区满是军队医院和疗养院，退役或者被解职的将军，以及被疏散到当地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将军谨慎选择了自己的最终目的地，他决定在巴伐利亚境内阿尔卑斯山脉一片祥和的环境中待到战争结束。作为陆军总司令部的前任总参谋长，古德里安清楚地知道，那里不会发生什么大事的。

    [1] 1948年，在脉搏突然升高以后，医生要他戒烟，从那以后艾森豪威尔再也没有抽过烟。————原注

    [2] 第一代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1st 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以在滑铁卢战役中联同布吕歇尔击败拿破仑而闻名，后来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自1827年起终身担任英国陆军总司令。

    [3] 在此事发生后不久，蒙哥马利晋升陆军元帅，英国人以此表示对他和他的政策的信任，他的自尊心部分得到了恢复。对于这个曾在沙漠里扭转了英军的败局，并把隆美尔赶出北非的人来说，这个荣誉早就应该得到了。————原注

    [4] 这些数字是1945年1月18日温斯顿·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演说时给出的，因为对友好关系的损害而感到惊恐万分。他宣布，在阿登高原“美军几乎参加了所有战斗”，蒙受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葛底斯堡战役中双方伤亡的总数”。然后，在只能被解释为对蒙哥马利和他的支持者们的直接斥责中，他警告英国人，不要“鼓励那些搬弄是非者们的喊叫”。“我根本就不应该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蒙哥马利在1963年告诉本书作者，“美国人当时似乎是过于敏感了，他们的许多将领对我非常反感，结果不管我说什么，总归都是要错的。”————原注

    [5] 艾森豪威尔后来说明：“蒙哥马利认为，任命一位地面部队总指挥是一个原则问题。他甚至提出，如果我批准的话，他可以在布莱德雷的手下供职。”————原注

    [6] 例如，在3月11日，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部门报告说，朱可夫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塞洛，塞洛在奥得河西岸，离柏林只有45公里。当本书作者于1963年采访莫斯科的苏联国防部官员时，了解到朱可夫实际上是在4月17日才到达处于德军奥得河防御体系中央的塞洛。————原注

    [7] 瓦格纳式的抵抗（Wagnerian stand）。施佩尔为柏林爱乐乐团选的曲目是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意思就是众神的死亡，世界末日。所以“瓦格纳式的抵抗”，也就是“会带来世界末日的抵抗”，当然这是种夸张，说明抵抗之可怕。参见原书第175页。

    [8] 无论是谁准备的这份情报文件，都把巴巴罗萨的安葬地搞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红胡子，Barbarossa）————腓特烈一世（约1123―1190）的绰号————并没有埋葬在贝希特斯加登。按照神话中的说法，“他从来也没有死去，只是陷入沉睡”，地点是在图林根州的山里。他坐在一张“石头桌子旁，和他的6位骑士一起等待时机成熟，到那时他将把德意志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给她以世界上最显要的位置……他的胡子已经穿过石板长了出来，但在他复临之前，他的胡子必须围着桌子绕上3周”。————原注

    [9] 马歇尔的高级参谋官约翰·赫尔中将，1945年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部参谋长助理兼作战处处长，他说：“艾森豪威尔是马歇尔的得意门生，两人之间有一种父子般的关系，尽管艾森豪威尔对我这么说可能反感。”————原注

    [10] Gauleiter在德文中的意思是纳粹党大区领袖，相当于纳粹党省党部头目。在通常情况下，纳粹党大区领袖都与当地政府最高行政官员对等，甚至是凌驾于他们之上。

    [11] 在奥得河前线驻扎的只是弗拉索夫麾下的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并与进攻的苏军部队爆发过战斗，这个师并没有坚持到柏林战役开始，早在1945年2月11日就已经前往捷克斯洛伐克与主力会合了，理论上海因里希与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12] 有关这次争吵有许多说法，有于尔根·托瓦尔德（Juergen Thorwald）在《那年冬天的溃逃》一书中的详细描述，也有格哈德·博尔特在《帝国总理府的最后日子》中的两行字的叙述。博尔特是古德里安的副官之一，他对这件事情的叙述可谓轻描淡写，只是说希特勒劝陆军总参谋长“去一处温泉疗养地休养一下”，而古德里安则“接受了这个暗示”。他把这次会议的日期说成是3月20日，也就是灾难性的屈斯特林进攻战发生7天以前。古德里安在其回忆录《一个士兵的回忆》一书中，把日期和时间精确地说成是3月28日下午2点。我的再现描述主要根据古德里安的回忆录，并根据对海因里希、布塞和他们各自的参谋的采访加以补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