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果越过易北河继续往前突向柏林的话，盟军部队将过分深入未来的苏联占领区，由此带来的麻烦难以预料。就算手下部队和从东边赶来的苏军相安无事，但可能以巨大伤亡拿下的地区又要重新交还给苏联人，他觉得那未免太不值得。布莱德雷并不认为在前往柏林的路上会有大的伤亡，但强攻柏林很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现在他回答最高统帅说：“我估计我们将会遭受10万人的伤亡。”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补充说，“仅仅为了声望而攻击这个目标所需的代价太过高昂。就算我们不顾伤亡拿下了柏林，最终还是要撤走，将这座城市让苏联接管。”[4]

    交谈就此结束。盟军最高统帅并没有透露他的打算，但布莱德雷已经清楚无误地表明了他自己的意见：美军士兵的生命比这虚无缥缈的声望和拿不到手的土地要珍贵太多。

    在第19军军部，麦克莱恩少将站在地图前研究着形势。在他眼中，易北河东岸的敌军防线就像面包的硬皮，仅此而已。一旦他手下各师渡过河并突破防线，他们进入柏林的康庄大道就畅通无阻了。麦克莱恩的作训处长乔治·比德韦尔·斯隆上校认为，对于他们渡过莱茵河后一路所遭遇到的那种抵抗————通常是来自小块地域的拼死抵抗，美军虽应予以打击，但完全可以让部队快速绕开他们。他相信在进攻再次发起的两天后，美军装甲部队的前锋就可以进入柏林。

    麦克莱恩迅速做出若干决定。“痞子马戏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短短几小时内就渡河建立了桥头堡，并在易北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桥，改变了整个易北河战场的形势。第83步兵师的官兵不仅在易北河东岸建立了稳固的滩头阵地，还进一步向前推进。麦克莱恩坚信，第83步兵师的桥头堡是稳固的。第2装甲师微不足道的钢缆渡河行动是否能幸免于炮击，他并不敢打包票，不过第2装甲师已经有三个营到了河对岸，而且他们建立了防御，已经安排第2装甲师的部分兵力从第83步兵师的“杜鲁门桥”过河。因而麦克莱恩认为，没必要让现在正进入阵地的第30步兵师进攻马格德堡，拿下那座高速公路桥。照部队现在的运动速度，第83步兵师的桥头堡能够迅速扩大，与第2装甲师钢缆渡口对面那三个被隔绝的营连成一片。一旦桥头堡拥有了纵深，就可以让部队继续推进。麦克莱恩决定，彻底绕过马格德堡。正如第83步兵师所期盼的那样，“杜鲁门桥”将成为通往柏林的胜利门户。

    4月14日，星期六，拂晓。在第2装甲师的钢缆渡口，海因兹准将等着把三条浮舟捆扎在一起。它们将组成一条平甲板渡船，在架桥期间，钢缆将拉着它来往于河中。炮弹仍不停地落在桥头堡的两岸，河东岸的部队已然卷入激烈战斗。他们可以抵挡对面的步兵一段时间的反扑，但海因兹担心德军装甲部队会随后投入战斗，东岸的美军仍然没有获得伴随火炮或者装甲部队支援。

    首个被运上浮舟渡船的是一台推土机。河东岸亟待修整，路面也要填平，然后坦克和重装备才能爬上河岸。在海因兹焦急的目光注视下，一辆水陆两用车牵引平甲板渡船，帮助钢缆更快地移动，从而让渡船加快速度。钢缆已经坏掉两根，被河水冲得没了影，海因兹手里只剩下最后一根钢缆了。而他最后的超大型趸船已经被拿去造渡船了。

    这个缓慢复杂的行动拉开了序幕。在大家的注视下，渡船慢慢地驶到易北河中央。接下来，当它一步步靠近东岸，离胜利渡河越来越近的时候，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一枚炮弹尖啸着砸了下来，以仅仅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打断了钢缆。当钢缆、渡船和推土机被卷入河里时，海因兹惊得整个人都僵直了。他痛苦地哀叹：“这下完蛋了！”

    这次令人目瞪口呆的命中似乎是彻底失败的开始信号，现在又有消息传来，东岸的部队已经和德军装甲部队遭遇。

    在易北河东岸，透过一缕缕晨霾和硝烟，第41装甲步兵团3营营长阿瑟·J.安德森（Arthur J. Anderson）中校正注视着德军的装甲车辆凶猛的进攻：手下步兵的防线在这些钢铁猛兽的轮番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视线里的七八辆装甲车中包括两辆坦克。安德森看到那群装甲车辆在他的反坦克火箭筒射程之外，正有条不紊地朝美军的散兵坑轰击，甚至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营部最右翼的一个连的防御被彻底击溃了。丧失斗志的士兵们从散兵坑里爬了出来，如同惊弓之鸟朝树林里的安全地区狂奔。现在德国人正扑向安德森的另外两个连，轰击一个又一个散兵坑。安德森如同一头狂怒的公牛，不停地用无线电召唤易北河西岸的炮兵连进行火力支援。但敌军的推进太快了，当第2装甲师的支援炮火呼啸而来时，安德森明白已经太迟了。

    桥头堡的更远处，I连连长比尔·帕金斯（Bill Parkins）中尉突然听见连里的机枪咆哮了起来，随后是德军MP40冲锋枪猛烈的还击声。一个排传令兵气喘吁吁地狂奔而来，向他报告称，三辆德军坦克和步兵正向防线开来，“沿路的抵抗都被荡平了”。帕金斯命令部队待在阵地里继续射击，然后冲出连部想亲自查明战况。他后来报告说：“我看见大约100米外有三辆‘豹’式坦克从东边轰鸣着开了过来，每辆坦克后面都伴随着一个排的德国步兵。他们把抓获的俘虏顶在进攻队列的最前方充当肉盾，试图让正在猛烈开火的美军投鼠忌器，而自己则穿过俘虏向前射击。”帕金斯的一些士兵用“巴祖卡”火箭筒抗击涂着铁十字、几十吨重的装甲猛兽，但射程太远了，那些击中坦克的火箭弹被无情地弹开了。他的士兵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帕金斯命令余部赶快后撤，以免全军覆没。

    德军车辆很快从桥头堡的北、东、南三面涌了出来。威尔弗雷德·克雷默（Wilfred Kramer）上士负责指挥一个步兵排，他发现200米开外的地方有辆德军坦克，敌人的步兵正在它的四周呈扇形散开，伴随坦克前进。克雷默命令他的手下耐心等待，当德国人距离他们只有30多米的时候，他大喊着开火。“我们做得不错，坚持住了，”他后来解释说，“不过那辆该死的坦克立即进行了猛烈还击，第一发炮弹落在离我们的机枪大约10米远的地方。然后德国佬直接冲到我们的防线上，他能够清楚地看见我们每个散兵坑的位置，就在如此近的距离内直接射击。”克雷默坚守到勇气耗尽，然后他也命令部下撤退以暂避锋芒。

    格吕讷瓦尔德周围的战斗非常激烈。防御此地的是临时配属第2装甲师指挥的第30步兵师119团3营，营长卡尔顿·E.斯图尔特（Carlton E. Stewart）中校接到了手下的一个连呼叫炮火支援的电话，电话那头怒吼着“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别担心，我们都藏在地下室里，狠狠地揍那群德国人！”每个人都想呼叫空中支援，以便摧毁德军坦克，但在从黎明到中午的整个战斗过程中，只有几架飞机露面。在向易北河全速推进的过程中，战斗机的简易机场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新机场也来不及修建，结果飞机不得不在机翼下挂载额外的副油箱，才能保持与地面进军同步，但这就意味着它们难以携带轰炸地面目标的炸弹。

    中午时分，海因兹彻底绝望了，他准备下令东岸的所有步兵都撤回到易北河西岸。最初以为伤亡会很大，但接连几天都有士兵三三两两地回来。东岸的伤亡人数最终统计为304人，有一个营损失了7名军官，还有146名士兵阵亡、负伤或者失踪。这场战斗终结了第2装甲师在易北河上架桥或者建立桥头堡的最后希望，现在第2装甲师师长怀特少将除了使用第83步兵师在巴尔比的桥之外别无选择。德国人以闪电般的速度成功阻止了第2装甲师的强劲攻势。

    拔除美军桥头堡的进攻是如此突然，而且战斗又是如此惨烈，以至于美军指挥官们根本不知道是哪支德军部队攻击了他们。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完整的单位。正如温克将军所预见的那样，这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军校生和军官候补生立了大功。他们拥有狂热的战斗热情，又渴望获得荣誉，于是便把他们自己和手里有限的装备发挥到了极致，从而赢得了温克所需要的宝贵时间。在把美军第2装甲师赶回去的过程中，这些机动突击部队做出的贡献之大，是过去30个月的战斗中任何一支德军部队都无法比拟的。倘若第2装甲师能够在易北河上夺取一座桥或者一个桥头堡，那么它就可能不等命令下达直接冲向柏林了。

    最高统帅进攻德国的方案取得了耀眼的成功，英美盟军的推进速度甚至让他自己也惊讶不已。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正在北线稳步前进：加拿大第1集团军封闭了阿纳姆，开始清理荷兰东北部这个大型包围圈里的残敌。英军第2集团军横渡莱纳河，攻占了策勒（Celle）镇，直抵不来梅的郊外。在德国中部，鲁尔区包围圈遭到极大压缩。而最重要的是，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与美军第1和第3集团军一起，几乎把德国切成了两半。第1集团军正向莱比锡进军，巴顿的第3集团军正在接近捷克斯洛伐克边界。

    这样的高速推进导致盟军补给线被拉伸到了极限。莱茵河上只有一座铁路桥仍能通行，布莱德雷部队的陆上补给实质上完全依赖于卡车车队运输。作战部队仍然补给充足，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们却由于总体形势而烦恼不安。为了供应那些分布地域广大的集团军，部队运输机司令部的几百架飞机奉命昼夜不停地运送补给物资。仅在4月5日当天，C——47运输机组成的空中车队就向前线运送了超过3 500吨的弹药和补给，以及近75万加仑燃油。

    此外，随着盟军越来越深入德国，他们还得为成千上万名不断增加的非战斗人员提供所需物资：要喂养数十万德军战俘，还必须给来自众多国家的强征劳工以及盟军战俘提供住处、食品和医疗服务。医院、救护车队和医药用品现在送了上来，大量医疗资源不得不转用于这些意料之外的需求。

    近来，第三帝国隐藏的最大恐怖开始残忍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在这个星期高歌猛进的疯狂进军中，前线官兵们解放了多座希特勒的集中营。当他们看到成千上万状况凄惨的囚犯和几百万的死尸时，任何正常人的心理防线都彻底崩溃了，这种震撼随之带来了对残暴敌人的刻骨仇恨。

    当几十座集中营和监狱落入他们手中的时候，哪怕是久经沙场，已经对死亡和杀戮司空见惯的老兵，都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20年后，人们在回忆集中营内部场景时仍然感到既厌恶又愤怒：那些如同活骷髅一般的人跌跌撞撞地朝解放者们蹒跚走来，除了求生的坚定意志，纳粹政权已经把他们剥夺得一无所有；集中营内部和周边地区遍布大量的坟墓、地沟和窖井；成排的焚尸炉里全是烧焦了的人的骨头，这是大屠杀的可怕铁证。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位看守解释说，囚犯们之所以被处死，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错或是反抗了纳粹政权，而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部队发现了毒气室，它们布置得就像淋浴室，只不过从喷嘴里喷出来的并不是水，而是致命的毒气。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指挥官的家里，士兵们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艺术品”————一些用人皮制作的灯罩；指挥官的妻子伊尔莎·科赫有一些用囚犯的皮肤制作的书皮和手套；有两个干缩的头颅被制成了标本，摆在小木架子上。一些仓库里面全是鞋子、衣服、假肢、假牙和眼镜，它们被冷静而又有条理地分门别类，编上号码。假牙上的黄金被弄了下来，上缴给了帝国的财政部。

    有多少人被灭绝了呢？震惊中的官兵对此难以估计，但从前线各处送来的报告清晰地表明数字巨大。至于谁是受害者，那就太显而易见了。按照第三帝国的定义，他们是“非雅利安人”，是“玷污文化的劣等人”，是来自十来个国家、拥有十来种信仰的人，但主要是犹太人。在他们当中有波兰人、法国人、捷克斯洛伐克人、荷兰人、挪威人、苏联人、德国人，在这有史以来最残忍、最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中，他们被以各种各样惨绝人寰的方式处死。有些人在实验室里被当成小白鼠使用；无数的人被枪毙、毒死、吊死或者用毒气成群毒杀；其他人则纯粹是被活活饿死。

    4月12日，美军第3集团军占领了位于奥尔德鲁夫（Ohrdruf）的集中营。乔治·巴顿将军是美军中最坚韧的军官之一，他从集中营的死囚区里走过，离开时满脸泪水，甚至不由自主地想要呕吐。附近一个村子里的德国人声称对集中营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第二天，巴顿命令让他们亲眼看看，并用枪强迫那些退缩不前的人前来。次日上午，那个村的村长和妻子上吊自杀了。

    英军前进路线上的发现同样可怕。有人提醒英军第2集团军医务部长休·格林·休斯准将，在一个叫贝尔森的地方有座集中营，他一直担心那个集中营里有可能暴发传染病。到达那里以后，休斯发现斑疹伤寒和伤寒病在他的担忧中根本不值一提。“没有照片和文字叙述能清楚地表达出我所看到的修罗场一般的恐怖景象，”多年以后他回忆道，“集中营里仍然还有56 000多人幸存。他们住在45个棚屋里，在只够容纳100人食宿的地方，却住着600多人，甚至上千人！棚屋里挤满了形容枯槁、身患疾病的囚犯。他们饥肠辘辘，患有胃肠炎、斑疹伤寒、伤寒病、肺结核。到处都有人死去，有的人就死在活人睡觉的地方。在院子里，在没有填埋的万人坑里，在壕沟里，在排水沟里，在围绕着集中营的铁丝网以及棚屋边，有大约超过10 000具尸体。我做医生30年了，从未见过这样可怕的情形。”

    为了拯救那些还活着的人，整个前线的部队不得不尽快给予他们医疗帮助。在某些情况下，军事需要不得不退居次席。“我认为，”休斯后来说道，“谁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将会面对什么，没有意识到在医疗服务上将要提出的要求。”集中营急需医生、护士、病床和成千吨的药品以及医疗设备。单是休斯准将就要求配备一所拥有14 000个床位的医院————即使他知道，不管采取什么措施，在形势得到控制之前，每天起码将有500名囚犯死去。

    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自视察了哥达（Gotha）市附近的一座集中营。他面色灰白，牙关紧闭，把集中营的角角落落都走了一圈。“一直到那个时刻以前，”他后来回忆道，“我都只是笼统地了解它，或者是通过第二手的消息来源了解它……在任何其他时候，我都没有体验过同样的震惊感。”

    集中营对官兵产生的心理影响是无法评估的。在位于第9集团军战区马格德堡附近的一个村镇里，第30步兵师的军医朱利叶斯·罗克（Julius Rock）少校前来检查该师拦截下来的一列货运列车。发现货车车厢里装的都是集中营的囚犯后，罗克吓坏了，立即让车厢里的人下车。在当地镇长的强烈抗议声中，罗克把那些囚犯安顿到了当地德国人家中，不过这是在他的营长采取行动之后。营长给那位怨声载道的镇长下达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命令。“如果你拒绝的话，”他简单地说道，“我就从你这儿来抓人质，把他们全毙了。”

    一种要获胜并且迅速获胜的冷酷决心，正在取代那些亲眼见过集中营悲剧的人身上的一切情感，盟军最高统帅也不例外。在从哥达市返回盟军最高统帅部之后，他给华盛顿和伦敦发去电报，敦促立即派新闻界人士和议员前来，让他们亲自感受一下这些恐怖的集中营，从而使得证据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摆在美国和英国公众面前，让冷嘲热讽的怀疑无立锥之地”。

    不过，在艾森豪威尔集中力量赢得最后的胜利以前，他首先得巩固自己分布广泛的部队的战果。14日夜间，艾森豪威尔从位于兰斯的办公室给华盛顿发去了电报，讲述了他未来的作战计划。

    艾森豪威尔说，成功地完成了在德国中部的挺进之后，他面临着两项任务：“进一步分割敌人的剩余兵力，并攻占敌人当作最后抵抗堡垒的地区。”艾森豪威尔认为，德国人能赖以做困兽犹斗的地方，将是挪威和巴伐利亚的“国家堡垒”。在北边，他计划投入蒙哥马利的部队，渡过易北河直取汉堡，然后向吕贝克和基尔推进；在战区南部，他计划派德弗斯上将的第6集团军群朝萨尔茨堡地区进军。“如果战事拖到了冬天，”艾森豪威尔陈述道，“在‘国家堡垒’中展开的军事行动将会变得极其困难……甚至在我们与苏联人会师以后，‘国家堡垒’中的敌人仍可能继续抵抗下去……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抢在德国人将人力物力转移到当地并彻底巩固其防御以前拿下这片区域。”

    至于德国首都，艾森豪威尔则认为，“突击柏林最为可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柏林的陷落都将极大地打击敌人的士气，并提高我方军民的斗志”。不过，盟军最高统帅补充道，那项作战行动“就时间而言，必然只有较低的优先权，除非我们可以通过异常迅速的行动扫清侧翼的威胁”。

    简而言之，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就是：1. 在易北河的中部流域控制一条牢固的战线；2. 向吕贝克和丹麦展开接下来的军事行动；3. 开始实施有力的突击，与苏联军队在多瑙河流域会师，并摧毁德国人的“国家堡垒”。“因为向柏林的推进要视上述三项计划的实施结果而定，”艾森豪威尔解释说，“所以我没有把向柏林突击列入我的日程之内。”

    在易北河，14日整晚，“痞子马戏团”和第2装甲师都在位于巴尔比的第83步兵师的桥上过河。尽管在第一座桥的旁边又架起了一座新桥，但渡河行动还是不够快。而怀特少将的装甲纵队计划一旦在岸边完成集结，就开始向柏林推进。第83步兵师中谣传克拉比尔上校已经提出，要把一辆刚刚没收的大型红色公共汽车借给第2装甲师，那辆车一口气能装下50名士兵，是从巴尔比弄来的。第83步兵师确实有理由耀武扬威，它派出的侦察巡逻队已经到了采尔布斯特（Zerbst）的北边，离柏林不到77公里了。

    4月15日，星期天一大早，第9集团军指挥官辛普森将军就接到了布莱德雷的电话。后者要求辛普森立即动身飞往位于威斯巴登（Wiesbaden）的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我有要事相告，”布莱德雷解释道，“但在电话里我不方便说。”

    布莱德雷在机场等候他的集团军指挥官。“我们握了手，”辛普森回忆道，“他开门见山地把新消息告诉了我。布拉德说道：‘你得在易北河畔停手，不能再向柏林推进一步。很抱歉，辛普，不过情况就是如此残酷。’”

    “谁告诉你的消息？可靠吗？”辛普森有些不敢相信听到的一切，慌忙询问道。

    “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布莱德雷说道。

    辛普森目瞪口呆，结果“从那以后，布拉德说的话我根本没听进去几句。我只知道我的心都碎了，我茫然地走到电话机旁，迟迟拿不起话筒。我将如何对手下的参谋们，我能征善战的军长们解释这一切？我如何能对我的战士们开口讲出这样的话？”

    回到自己的指挥部后，辛普森木讷地向他的军长们照本宣科一番，传达了这个让所有人都垂头丧气的停止令。他随后立即赶往易北河。海因兹准将在第2装甲师师部里与辛普森不期而遇，他觉得集团军的老大看上去忧心忡忡。“我想，”海因兹回忆道，“也许老家伙不太欣赏我们渡河的方式。他问我，我的部队情况如何。”海因兹乐观地回答道：“我想现在我们一切顺利，将军。我们曾经有过两次出色的撤退，既不躁动也不恐慌，我们在巴尔比的渡河情况现在进展得十分顺利。”

    “好的，”辛普森说道，“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留一些人在东岸，但他们不能再往前走了。”他看着海因兹。“悉德，”他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们的征途就到此为止了，停手吧。”海因兹根本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的第一反应是无法服从这项毫无道理可言的命令。“不，长官，”他立即说道，“这项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终点在柏林，我的部队一定要冲进城去！”辛普森竭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短暂不安的沉默。最终，辛普森没精打采地说道：“柏林不属于我们了，对我们来说战争就在这里结束了。”

    在巴尔莱本和马格德堡之间，第30步兵师的部队仍然在朝易北河进军，但消息很快传开了，人们聚在一起，挥着手愤怒而激动地谈论着。第120团2营D连的亚历山大·科罗列维奇一等兵并没有加入讨论，他不知道究竟是悲伤还是高兴，就这样坐下来，哭了。

    海因里希识别出了各种不祥之兆。在前线的某个地段，苏联人进行了一次简短的炮火准备；在另外一个地段，他们则发起了一次小规模进攻。这些是佯攻，或是火力侦察。苏联炮兵在利用试射为火炮进行校准。海因里希很清楚这些小动作都是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前奏，和苏联人打了那么久的交道了，他早就摸透了对手的套路。现在他主要在犹豫，到底应该在何时命令自己的部下后撤到第二道防线。

    当他正在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帝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来了。这天海因里希不想会客，尤其是像施佩尔这样焦虑和显得烦恼的人。海因里希在办公室单独会见了施佩尔。施佩尔解释说他来访是想得到将军的支持，请海因里希务必不要执行希特勒的“焦土命令”，去摧毁德国的工厂、电站、桥梁等设施。施佩尔问道：“为什么失败了就要摧毁德国的一切呢？德国人民必须活下去。”

    海因里希听他说完后告诉施佩尔，他同意希特勒的命令是“恶毒的”，他将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尽力帮忙。“不过，”海因里希提醒说，“眼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打好这一仗。”

    施佩尔突然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手枪。“阻止希特勒的唯一办法，”他突兀地说道，“只能靠这样东西了。”

    海因里希看着枪，眉毛抬了起来。

    “嗯，”他冷冰冰地说道，“我必须告诉你，我不是会参与谋杀行为的那种人。”

    施佩尔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似乎没有听见海因里希的话。“让希特勒明白必须放弃了，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说道，“在1944年10月，今年的1月和3月，我已经试过三次了。最后一次希特勒对我的回答是这样：‘如果一个士兵对我说这样的话，我早就把他当成一个胆小鬼毙掉了。’然后他又说，‘在这个形势严重危急的时刻，领导人决不能胆怯。如果他们要是临阵脱逃或是三心二意的话，同样是死路一条。’不可能说服希特勒明白这一切。他不承认已经输了个精光。是的，不可能。”

    施佩尔把手枪放回口袋里，平静地说：“无论如何，杀死他是不可能的。”他并没有告诉海因里希，几个月以来他一直想要暗杀希特勒和他的小朝廷。他甚至想到了一个计划，把毒气投进元首地堡的通风系统，但后来这项计划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在进气口的周围已经建立了一个3.7米高的烟囱式围栏。现在施佩尔说道：“我曾经一度认为，只要杀掉希特勒能拯救德国人民，那么我会义无反顾地迈出这一步，但当我真的要实施刺杀行动时，我却发现自己下不了手。”他看着海因里希。“希特勒一直给予我绝对的信任，”然后他又补充说，“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上不得台面的行为。”

    海因里希并不喜欢谈话的论调，他还为施佩尔的态度和前后矛盾担心，一旦有人把刚才这番话捅出去，那么指挥部里的每个人都会被当作叛徒处决。海因里希机敏地把交谈扯回从“焦土政策”中把德国保护下来的宏大命题。“我所能做的一切，”这位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重申，“就是尽可能好地尽到我作为一个军人的责任，其他的就交给上帝吧。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让柏林成为第二个被炸成焦土的斯大林格勒。”

    当初在斯大林格勒爆发的战斗是逐街逐屋的争夺战，海因里希并不想让战火烧进城市。他无意让自己的部队在苏联人的压迫下退守柏林，在那里打一场类似的毁灭性巷战。至于希特勒要破坏重要设施的命令，已被海因里希在他的集团军群控制区内私下取消了。他告诉施佩尔，他马上就要见柏林卫戍司令雷曼将军。海因里希说，他邀请雷曼就是要讨论这些事情，并亲自说明为什么不可能把柏林卫戍部队转隶到维斯瓦集团军群。

    几分钟以后雷曼很快就到了，陪同他进来的是海因里希的首席参谋艾斯曼上校。施佩尔则旁听了整个军事会议。

    艾斯曼后来在笔记中提道，海因里希告诉雷曼：“不要指望维斯瓦集团军群提供支援。”雷曼的样子看上去如同没有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溺水者。“那么，”他垂头丧气地感叹，“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保卫柏林。”海因里希表达出这样的希望，即他的部队可以绕过柏林。“当然，”他补充说，“可能会有命令要求我派部队进入柏林，不过你不应该依赖它。”

    雷曼告诉海因里希，他已经接到了希特勒的命令，要他炸毁桥梁和城里的一些建筑。海因里希愤怒地回答道：“破坏桥梁或者柏林城内的任何东西，只会使城市陷入彻底瘫痪，更加不利于作战。如果真的有命令让我指挥柏林的城防作战，我将绝对禁止这样的破坏。”

    施佩尔这时也表明了自己同样的立场，他乞求雷曼不要执行这些命令。他说，这样的话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就会陷入断水断电的绝境。根据艾斯曼的回忆，施佩尔的原话是：“如果你炸毁这些供应线路的话，城市将至少瘫痪一年，它将导致数百万人染病和陷入饥饿。防止这个灾难发生是你的职责！你不能执行这项可怕的命令！”

    艾斯曼记得，空气中充满了不安。“雷曼心中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艾斯曼说，“最后他用嘶哑的嗓音回答说，他已经以一种光荣的方式尽到了他作为一名军官的责任，他的儿子在前线阵亡了，他失去了家庭和财产，他除了属于军人的荣誉已经一无所有。他让我们想想那位没有炸掉雷马根桥的军官的遭遇：就像一名罪犯那样被无情处决了。雷曼认为如果不执行下达给他的命令的话，自己也会丢掉性命的。”

    海因里希和施佩尔都试图劝阻他，但没能让他改变主意。最后雷曼离开了，不久后施佩尔也开车走了。海因里希独自一人，专注思索着自己脑海中最重要的事：确定苏联人发动进攻的精确时间。

    最新的一批敌情通报被送到了指挥部，它们似乎指出苏联人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陆军总司令部东线外军处处长赖因哈德·格伦少将，甚至把审讯战俘的最新口供也写进了情报里。一份报告说的是，苏军步兵第49师的一名被俘士兵“确定主攻将在5~10天内开始”，俘虏供述“苏联士兵议论纷纷，都认为苏联不会让美国和英国宣扬征服了柏林”。第二份报告也类似，甚至包括了更多对局势的猜测。那天早些时候在屈斯特林被俘的一名苏军第79军的俘虏供称，进攻的主要目的就是“抢在美军之前赶到柏林”。按照这名士兵的说法：“上级已估计到可能将与美国人产生摩擦，他们将用大炮‘误’炸美国人，让他们领教一下苏联炮兵的强大威力。”

    同一天，即4月15日星期日，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在莫斯科拜会了斯大林，讨论在远东作战的情况。会晤之前，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迪恩少将曾让哈里曼注意收听德国的电台广播。德国人的报道言之凿凿，确信苏联人将随时进攻柏林。与斯大林的会谈结束时，哈里曼“漫不经心”地提到了这个敏感话题，他问道，苏联红军是不是真的要恢复对柏林的攻势？按照那天晚上迪恩少将给华盛顿发的电报里的说法，斯大林回答：“确实在准备一场攻势，但不知道能否成功，而且正如已经告诉艾森豪威尔的那样，这一攻击指向德累斯顿而不是柏林。”

    在那天下午剩余的全部时间里，海因里希都在仔细研读情报，通过电话与他的参谋们和军官们交谈。晚上8点过后，他做出了一个判断。当时他已经分析了来自战场上的所有报告，评估了老对手行动的每个微妙之处。他倒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低着头全神贯注，又猛地停下脚步。在一位正专心注视着他的副官看来，“就好像他突然闻到了特殊的味道”。他转向参谋们，“我的结论是，”他轻声说道，“进攻将在明天凌晨时分发动。”他召来自己的参谋长，给第9集团军指挥官布塞上将下达了一个只有一行字的命令：“后撤，占据第二道防线上的阵地。”此时是晚上8点45分，在正好7个小时15分钟以后的4月16日，星期一，这位“狠毒的小矮个”将带领手下的军队，投入第三帝国最后一场战役中去。

    [1] 弗朗西斯非同寻常的战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却从来也没有得到美国国防部的承认。他被推荐荣获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却从未得到过。奇怪的是，马丁虽然并不是飞行员，却由于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获得了航空奖章（Air Medal）。————原注

    [2]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

    [3] 七年战争指的是1756至1763年间法、俄、奥等国与英、普之间的战争。

    [4] 不论他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估计的时间，还是他得出这个数字的方式，布莱德雷的估计都造成了大量混乱。这件事首先是由布莱德雷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士兵的故事》中披露出来的，书里并没有说明具体日期。这样一来，就像布莱德雷对本书作者所说，他对由此而产生的摇摆不定负有部分责任。一种已经披露见报的说法是，早在1945年1月，布莱德雷就在盟军最高统帅部对艾森豪威尔说，攻占柏林的伤亡数字将达到10万。布莱德雷本人说：“我们夺取了易北河的桥头堡后，我立即在电话里把这个估计数字告诉给艾森豪威尔。当然我并不认为在从那里挺进柏林的过程中将伤亡10万人，但我却确信，德国人将会为保卫他们的首都而死战。我认为，正是在柏林，我们将蒙受最大的损失。”————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