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装备。耶森——施密特等了好几个星期，才有一个人上门————一名无线电技术员，他把仍藏在维贝格家地下室一堆煤下面的无线电台组装了起来。维贝格的心沉了下去，他不知道接下来还有谁会来，装备到底能否派上用场。物资隐藏处很危险，很有可能被德国人抓住。更糟糕的是，即将攻进城的苏联人也可能会发现这个地方。维贝格希望伦敦方面已经向东方盟友做了通报，在柏林有这么一个间谍小组，否则的话，难以解释清楚储存这么多军用物资的理由。

    还有一个私人原因让维贝格焦虑万分。在鳏居多年之后，不久前他遇见了一个名叫英格·米勒（Inge Müller）的年轻女人，他们相爱了，并约定在战争结束后就结婚。现在维贝格很怀疑打进城的苏联人威胁到爱人的安全。在他眼中，柏林很快将成为一口沸腾的吃人大锅，而这个小小的情报小组注定也要被卷进这口大锅里。他试图克服自己的恐惧情绪，但这只是无用功，前所未有的低落情绪已经把他打倒了。此时此刻，他感到自己的小组就是一群弃儿。

    暴怒中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卡图科夫上将狠狠地摔掉了野战电话，猛地回过身来，用力踹着司令部的大门。他刚刚接到攻打塞洛高地的坦克第65旅[10]的上级军官报告，红军部队没有取得进展。“我们紧跟在步兵身后，”坦克第11军军长伊万·伊凡诺维奇·尤舒克（Ivan Ivanovich Yushchuk）少将告诉卡图科夫，“但我们寸步难行，我们的坦克被困住了！”

    卡图科夫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他舒了口气，从门边转过身来对着他的参谋们，双手叉腰困惑地摇着头。“那些德国鬼子！”他说道，“在整个战争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抵抗。”随后卡图科夫宣布，他要亲自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耽搁下来”。无论什么原因他都必须在清晨拿下高地，只有这样方面军的突破才能顺利进行。

    在南边，科涅夫元帅的部队则要顺风顺水得多。他们已经在尼斯河西岸的德军防线上打开了29公里宽的口子，苏军部队正不断地涌过河去，有20条架桥坦克架设的桥梁（有的能够负载60吨重量）、21个渡口和部队渡河点，以及17座轻便突击桥投入使用。由于强击机已经炸出了一条道路，因而在战斗打响后的8小时之内，科涅夫的坦克群在突破敌军防御后推进了约20公里。现在科涅夫距吕本只有30多公里远了，而这座城市就是斯大林为他和朱可夫的部队划定的边界终点，科涅夫的坦克群将从那里转向西北，朝那条经由措森进入柏林的主要公路挺进。在地图上，这条路线被标明为第96号帝国公路————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把这条公路称为“通往永恒之路”。

    纳粹当局似乎并不打算直面柏林正陷入绝境这一事实，尽管苏联红军现在距离柏林已不到50公里，却没有发出任何警报，也没有发布官方通告。柏林人都很清楚苏联人发动猛攻了，沉闷轰鸣的炮声是首要线索，通过难民、电话和口口相传，消息已经如同流感一样传播开来。不过这样的消息仍然是片面而矛盾的，由于没有真实的信息，毫无根据的猜测和谣传更是漫天飞舞。有人说，苏联人距柏林已经不到16公里，还有的人听说他们已经打到了城市东郊。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形势如何，但大多数柏林人都认为这座城市活不了多久了，它死前的剧痛已经开始了。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仍在各忙各的。他们神经紧张，要在外表上保持正常的样子越来越难，但每个人都试图做到这一点。

    在每一站，送奶工里夏德·波甘诺夫斯卡都被各种问题包围着，他的主顾们似乎都希望他能知道得比其他人更多。素来乐观的波甘诺夫斯卡却提供不了任何答案，他就像接受其服务的那些人一样害怕。在克罗伊茨纳赫大街，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仍然挂在那位纳粹邮政官员家的卧室里，但这似乎已经不能使波甘诺夫斯卡安下心来。

    他高兴地见到自己的忘年交————13岁的多多·马夸特，这位乐观的小女孩正在弗里德瑙分区的一个街道角落里耐心地等候送牛奶的马车。她经常搭上波甘诺夫斯卡的车，和他一起走上几个街区。她的出现让这位上了年纪的送奶工感到宽慰，仿佛乌云中闪出的阳光。现在，多多坐在他的狗波尔迪旁边，兴奋地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但波甘诺夫斯卡却觉得今天上午根本没心情听她说话了。一些刚刚写上去的标语出现在该地区塌了一半的墙上，他毫无热情地审视着。一条标语宣告“柏林仍将属于德国”，其他的标语写的是“胜利或奴役”，“维也纳将再次回归德国”，以及“跟着希特勒就是在迈向胜利”。在多多通常下车的地方，波甘诺夫斯卡把女孩轻轻地抱下了马车。她微笑着说：“明天见，送奶工先生。”波甘诺夫斯卡回答道：“明天见，可爱的多多。”爬回车上的时候，一股悲凉涌上了里夏德·波甘诺夫斯卡的心头：谁知道还能剩下几个明天。

    本堂牧师阿图尔·莱克沙伊特正在教堂废墟附近的墓地主持葬礼，他并不认为未来的苦难会比当下的苦难更糟糕。自从宏伟的梅兰希通教堂毁于空袭后，那似乎就是一种永恒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有那么多人死于空袭，连他的教区执事都不再为死者登记了。莱克沙伊特站在一个大坟墓的边上，里面是死于夜间空袭的40名遇难者的尸体。当他在葬礼上致辞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在场，致辞结束后他们大都稀稀拉拉地离去了，仅剩一个年轻姑娘留在后面。她告诉莱克沙伊特，她的哥哥就躺在坟墓中。随后她泪流满面地说道：“他是党卫队的人，而不是教会里的人。”她犹豫了一下。“您能为他祈祷吗？”她问道。莱克沙伊特点了点头。他告诉姑娘，尽管他与纳粹党和党卫队有重大分歧，但在死亡方面他“不能让任何人听不到上帝的言语”。他低下头说道：“主啊，不要在我面前藏起您的脸庞……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一个影子……在您面前我的生活什么也不像……我的时间在您的手中……”旁边的一堵墙上，有人在夜间涂写了一句话：“德国必胜。”

    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渴望这一切都能快点结束。达勒姆宗教会所是维尔默斯多夫区的圣心修女院开办的修女院兼产科医院，就其宗教的隔绝性而言，它几乎就是一座孤岛。但即便如此，这位身材矮胖、精力充沛的修女院院长还是有搞到外部消息的渠道的。达勒姆新闻俱乐部就在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别墅里，而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就在修女院对面，但这家俱乐部在前一天晚上关闭了。她从前来道别的报界朋友们那里得知，一切都临近结束了，攻城战将在几天之内打响。坚定的修女院院长希望，战斗不会持续太久。几天以前，一架盟军飞机就在她的果园里坠毁爆炸，修女院的房顶也在前些日子被炸飞，这让她感到危险已然来到了眼前。这场愚蠢而又可怕的战争早该结束了！与此同时，她又有近200人需要照料：107个新生儿（其中91个是私生子）、32位母亲，以及60名正式修女和庶务修女。

    仿佛是担心修女们无事可做，院长给她们压上了更多更繁重的工作。在看门人的帮助下，一些修女在大楼的侧墙，以及覆盖着整个二层的新油毡纸房顶上（第三层连同房顶一起消失了），用油漆画出了巨大的白色圆圈，圆圈里又画上明亮的红十字。修女院院长是位现实主义者，她已经吩咐实习护士把餐厅和娱乐室改建成了急救站，而护士餐厅已经变成了日夜闪耀着烛光的小教堂。地下室现在被分隔成一个个保育室，以及一些用于分娩的小房间，院长甚至还确保要把这个地方的所有窗子都从外面铺上水泥，砌上砖，堆上沙袋。她一如既往地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了准备。但有一件事情，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她与她们的告解神父兼导师————伯恩哈德·哈皮希神父————有同样的忧虑，即女性可能会遭到占领军的骚扰。哈皮希神父已经做了安排，定于4月23日向修女们讲解这件事情。现在，根据她的新闻界朋友带来的消息，库内贡德斯希望她们不会等太长的时间。在她看来苏联人似乎随时都会到来。

    当人们等待消息的时候，他们用冷嘲的幽默掩盖自己的焦虑。一种新的问候语风靡全城，完全不认识的人彼此相互握手，敦促对方“要活下去”。许多柏林人在嘲弄地模仿戈培尔10天前的那次乐观的广播。宣传部部长当时强调德国的命运将会经历一次大转折。他说道：“元首洞悉了这个伟大转折到来的精确时间。命运把他送到我们身边，于是在这个内外交困压力巨大的危急关头，我们将成为这场奇迹的见证者。”现在这些话语到处被市民们重复着，不过人们是以一种嘲弄的态度来模仿这位大员“风格迷人”的讲话。还有一种说法也传遍了柏林。“我们根本无所畏惧，”人们彼此打气，但接下来的话让这种打气变得更像一种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格罗法斯’将拯救我们。”“格罗法斯”（Gröfaz）是柏林人给希特勒起的外号，它是德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Grösster Feldherr aller Zeiten）一语的缩写。

    甚至在城市几乎面临苏联军队炮火轰击的时刻，柏林绝大多数的工厂企业仍然在坚持生产。施潘道区的工厂生产出来的炮弹和子弹被迅速地发往前线。施塔特的西门子工厂在生产电气设备。数量巨大的滚珠轴承和机床，正在马林费尔德、韦森塞和埃尔克讷的工厂里被制造出来。位于泰格尔区（Tegel）的莱茵金属——博尔西希（Rheinmetall-Borsig）工厂在大量生产炮管和炮架。坦克、卡车和突击炮从位于鲁勒本的阿尔克特工厂装配线上隆隆驶出。在滕佩尔霍夫区的克虏伯——德鲁肯米勒工厂，坦克一修好就立即被送到军队里去。情况太紧迫了，管理部门甚至要求外国劳工志愿做应急驾驶员。来自法国的强征劳工雅克·德洛奈断然拒绝了这样的命令。“你很聪明，”那天下午返回工厂的坦克驾驶员告诉德洛奈，“你知道我们把这些坦克开到什么地方去了吗？直接开赴交战的前线！”

    不仅是工厂，服务业和公共事业单位也在继续履行职能。在位于波茨坦的主天文台，气象报告员照常上班，例行公事地指出：当天中午的气温是18摄氏度，到傍晚时预计将降到4摄氏度左右；天气晴朗，偶尔有零星的白云，有温和的西南风，到傍晚时又将转成东南风。预计17日将有变化————多云，有时有雷阵雨。

    晴空之下，柏林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家庭主妇们出于对未来的担忧，纷纷到能够买到东西的地方去购买非配给商品，每家商店前似乎都排起了长队。在克珀尼克区，罗伯特和汉娜·舒尔茨为了买面包已经排了3个小时的队。天知道什么时候能轮到他们多买点东西呢？和无数柏林市民一样，舒尔茨夫妇也试图通过某种方式来排解烦恼。当天他们不顾交通系统已经变化无常，倒了6次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来到位于夏洛滕堡区的目的地————一家电影院。这是他们一周之内的第三次冒险了。在各个区他们看了好几部电影，一部是《马克西米利安一样的人》，一部是《弹竖琴的天使》，一部是《大节目》。《大节目》是部马戏电影，罗伯特认为它是本周最好看的电影。

    法国战俘雷蒙·勒加蒂热看到本德勒街的预备军司令部一片混乱，没人会关心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是否出现，警卫们更是早已自顾不暇，于是当天下午他便淡定地溜了出去。勒加蒂热费尽口舌，搞到一张波茨坦广场附近电影院的票，这张票本来是留给德国士兵的。现在，当戈培尔的宣传部特别发行的电影上映时，他在黑暗之中放松下来。那是一部彩色史诗片，片名叫《科尔贝格要塞》，讲的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冯·格奈森瑙伯爵英勇保卫这座波美拉尼亚城市的英雄事迹。在观影过程中，勒加蒂热既为电影着迷，又为身边军人的举动着迷。这些士兵被故事吸引了，他们欢呼、鼓掌、彼此喊叫着，为这个德国军事历史上的传奇人物的奇迹故事欣喜若狂。勒加蒂热想到，要不了多长时间，这些士兵中的一些人就有机会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成为“英雄”了。

    暗号毫无征兆地出现。乐团经理格哈特·冯·韦斯特曼博士的办公室就位于柏林爱乐乐团那片包含音乐厅和练习厅的建筑群里，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收到了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的消息：当晚乐团将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

    冯·韦斯特曼早就知道消息会这样传来————突然之间，而且距离音乐会开始只有几个小时。施佩尔的指示是，想离开的音乐家们，都要在演出结束后马上撤退。他们的疏散目的地定于柏林西南约380公里处的库尔姆巴赫——拜罗伊特地区，早先施佩尔已经把爱乐乐团最名贵的乐器送到了那里。按照帝国部长的说法，美国人“可能会在几个小时后”就占领拜罗伊特地区。

    只有一件麻烦事，那就是很多人拒绝了施佩尔的好意。这位帝国部长本打算把整个乐团都秘密送走，但如此一来计划就落空了。一开始，由于害怕计划走漏风声被戈培尔知道，冯·韦斯特曼只试探了乐团里一些绝对可靠的成员。令他惊讶的是，大多数人并不愿离开。一些人是因为家庭的羁绊，一些人则是被与城市有关的些许因素束缚住了手脚，剩下一些人干脆就是感情用事。总而言之，逃亡计划在表决的时候被否掉了。大家要那位年轻的小提琴名家、乐队首席小提琴手格哈德·特施纳把表决结果告诉施佩尔。帝国部长则大度地表示理解众人的苦衷，但离开柏林的大门还是对他们敞开着的：施佩尔自己的汽车和司机将在最后一晚等候着，把那些想走的人送走。特施纳夫妇和两个孩子，以及乐师格奥尔格·迪布尔茨的女儿是一定要走的，但要走的人屈指可数。即使是冯·韦斯特曼，考虑到表决结果，他也选择了留下。这位经理觉得自己有责任与乐团的大多数人共渡难关。

    但对于乐团中的犹豫不决者，必须要严肃地告知他们：今晚是最后的机会。或许那些了解内情的人会在最后改变自己的主意，选择逃离这座即将被厄运吞噬的城市。在距演出拉开帷幕不到三小时的时候，冯·韦斯特曼修订了节目。剩下的这点时间，已经无法安排一次彩排来让所有人对即将到来的撤离做好心理准备了，那些对疏散计划一无所知的人肯定会对这一变动大吃一惊。不过，无论是否知情，施佩尔挑选的作为最后一场音乐会寓意的曲目，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而言都具有一种阴郁而动人的意义。冯·韦斯特曼现在命令摆在音乐家谱架上的乐谱是《诸神的黄昏》————瓦格纳描述众神之死达到高潮的悲剧性音乐。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柏林人都识破了所谓“柏林要塞”的可笑骗局。甚至连最没有见识的人也看得出，这座城市抵御进攻的准备有多么差：主干道和公路仍然是自由通行的；部署在街头巷尾的火炮和装甲车辆少得可怜；除了上了年纪的人民冲锋队员之外，城里压根就看不到正规军的影子。这些人民冲锋队员有的穿着五花八门的制服，更多的人只是在外套的袖子上缝了个表明作战身份的袖章而已。

    固然，路障和简陋的防御障碍物到处都有。在小巷、院子、政府大楼周边以及公园里，堆积着大量用于构筑防御工事的材料，偶尔还有成卷的铁丝网、一堆堆的钢铁反坦克障碍物，以及填满了石头的旧卡车和废弃的有轨电车。当城市遭到进攻的时候，要用它们来堵塞通衢大道。但像这样的路障能挡住汹涌而来的苏联人吗？“苏联红军起码得用2小时15分钟才能突破，”一个在城内流行的玩笑如是说，“先狂笑2个小时，再用15分钟粉碎路障。”防御工事————战壕、反坦克壕沟、路障和炮兵阵地————只有在郊区才能见到，而且柏林人也能清楚地看到，甚至连这些东西也远未完工。

    当天有个人开车出了城，发现防御的准备工作“完全徒劳、可笑”！他是一位构筑防御工事的专家，马克斯——约瑟夫·彭泽尔（Max-Josef Pemsel）中将原先是在D日守卫诺曼底的第7集团军参谋长，由于他的部队没能抵挡住进攻，从那以后彭泽尔就和其他人一起被希特勒打入了冷宫。他被调去指挥在芬兰作战的默默无闻的第6山地师后，便听天由命待在这支“毫无生气的部队”里了。

    然而在4月2日，彭泽尔惊讶地接到了约德尔大将的指示，要他飞往柏林。糟糕的天气迫使他的飞机耽误了好几天，直到4月12日才赶到首都。约德尔因为他迟到而责备了他。“你要知道，彭泽尔，”约德尔说道，“本来是要你扛起柏林卫戍司令的重任的，但你来得太迟了。”彭泽尔后来说，当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现在，彭泽尔不是要接管柏林防务，而是在前往意大利前线的途中：约德尔已经任命他为驻意大利的利古里亚集团军参谋长，而集团军指挥官是意大利陆军元帅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彭泽尔发现，形势几乎如同梦幻一般。他怀疑格拉齐亚尼的部队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但约德尔却向他详细介绍了与之相关的职责，仿佛仗打到现在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而且注定还要再打上几年似的。“你的工作，”他告诫彭泽尔，“将会很困难，要完成它不仅需要大量的军事知识，外交技巧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约德尔的观点无疑是在痴人说梦，但彭泽尔却为要去意大利而感到高兴：途中他将经过巴伐利亚，这将是他两年里首次见到自己的妻儿老小；说不准等他磨蹭到意大利的时候，战争已经打完了。

    当彭泽尔离开柏林时，他感到老天爷对自己如此眷顾，显然这座城市铁定是要失守的。当车辆经过一个由树干、尖铁和圆锥形水泥块组成的反坦克障碍物时，他怀疑地摇了摇头。再往前行，汽车从那些正在慢慢挖掘战壕的年龄较大的人民冲锋队员身边快速驶过。彭泽尔后来描述道，城市被疾驰的汽车甩到身后时，“我感谢上帝，因为他让这杯苦酒与我擦肩而过了”。

    在位于霍亨索伦路的司令部里，卫戍司令雷曼中将站在墙边，困惑地看着挂在墙上的一张大幅柏林地图，上面标明了防线的情况。他后来说：“万能的主啊，我究竟该做些什么。”在过去的3天里，雷曼几乎没有合眼，此刻已是腰酸背痛。从上午到现在，他接了无数个电话，参加了数个会议，视察了环形防线上的几个地段，还下达了一系列命令————他私下认为，这些措施恐怕不能抢在苏联人抵达城区之前完成了。

    清晨，戈培尔这位柏林的地方长官和保卫者（后面这个头衔是他自己给自己加的），召开了每周例行的“战时会议”。在雷曼看来，这些会议完全就是在胡闹。下午，他向参谋长雷菲尔上校描述了最近的一次会议。“他对我又打起了官腔。他说：‘倘若柏林之战现在就爆发的话，你将会有各种坦克和不同口径的野战炮、数千挺轻重机枪、几百门迫击炮可供支配，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配套的弹药。’”雷曼顿了顿，他告诉雷菲尔，“按照戈培尔的说法，仿佛只要柏林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而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了。”

    然后戈培尔突然话锋一转。“一旦柏林之战开始，你打算把你的司令部设在何处？”他问道。戈培尔自己计划去动物园防空塔，他提议雷曼也把司令部搬过去。雷曼几乎立即察觉出这位地方长官的心思是什么：戈培尔是想把雷曼和柏林的防御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于是他尽可能圆滑地回避了这个提议。“我倒是觉得要避免去那里，”他说道，“否则的话，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就可能把军政领导人一窝端了。”戈培尔搁置了这个话题，不过雷曼注意到，这位地方长官的脸色立马就不好看了。戈培尔明白雷曼是在找托词：那座庞大的动物园防空塔哪怕挨上十几枚巨型炸弹也会安然无恙的，谈何一次打击就足以全灭呢。

    雷曼知道，宣传部部长肯定对自己刚才的不顺从行为耿耿于怀；但眼下，雷曼已经被城防战的准备工作搞得精疲力竭————这近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每天的工作中，他最不想近距离接触的人就是戈培尔。他既不相信这位高官的表态，也不相信他开的各种空头支票。仅仅在几天前，雷曼和戈培尔再次讨论到城防战的补给状况，后者夸下海口，称柏林的防御将会得到“至少100辆坦克”的鼎力支援。雷曼要求把许诺的补给物资列出书面清单来。当他最终拿到清单时，结果那100辆坦克成了“25辆已经完工，75辆仍在制造”。但无论纸面上标的是几辆，雷曼知道他什么都得不到。奥得河前线对所有的重要武器都享有绝对优先权。

    在雷曼眼中，只有一位内阁成员真正明白柏林的前景如何，那就是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而且甚至连他都有偏见。在地方长官召开的战时会议散会后，雷曼又接到命令立即到施佩尔那里去。希特勒的战时生产部长的办公室，就位于巴黎广场的前法国大使馆里，素来温文尔雅的施佩尔正大发雷霆。他指着地图上那条穿过市中心的干道，要求雷曼解释一下“打算在东西轴心大道上干什么”。雷曼吃惊地望着他。“我正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柱之间弄一个简易机场，”他有些不解地回答道，“怎么了？”

    “怎么了？！”施佩尔爆发了，“怎么了？！你正在砍倒我宝贵的路灯柱————这就是我为什么发火！你不能这么做！”

    雷曼本来以为施佩尔知道所有的计划。在布雷斯劳战役和柯尼斯堡战役中，苏联人在战役开始后就迅速夺取了位于两座城市郊外的机场，让整个城防战极其被动。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在柏林重演，所以他决定在政府所在地区的中心建造一个简易机场，该机场沿着东西轴心大道，穿过蒂尔加滕。“由于这个原因，”雷曼后来说，“在与空军协商并达成一致后，我们选择了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柱之间建造简易机场。为了保证临时跑道的宽度，必须得把那些装饰华丽的铜质路灯柱移走，而且道路两侧纵深30米（大约100英尺）的树木也得砍掉。当我向希特勒提出这项计划的时候，他说挪走那些路灯柱无所谓，但得把树留下。我竭力说服他改变主意，但希特勒就是不允许我把树砍掉。我解释说如果不弄掉这些树，那这座简易机场就只能起降小型机。即便如此他仍旧没有松口。我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不过时至今日砍掉几棵树几乎不会破坏这座城市的美丽。”而现在施佩尔跳出来保卫他心爱的路灯柱了。

    雷曼对施佩尔解释了目前的形势，最后指出元首已经允许了这项行动。但这位执拗的帝国部长仍不为所动，“你不能拆卸那些路灯柱，”他强调，“我不允许。”随后施佩尔又补充说，“你似乎没有意识到，柏林城的重建是我负责的。”

    这句超现实主义的宣言让雷曼目瞪口呆，他仍试图说服部长先生改变主意，但这只不过是在做无用功罢了。“在城区内修建一个机场是有大用处的。”他争辩道。可帝国部长对此充耳不闻。雷曼记得，“当谈话结束时，已经不耐烦的施佩尔表达出要把整件事情交到元首那里去的意思。与此同时，他的路灯柱保住了，简易机场的修建工作就这样告吹了————即使苏联人正在一步步地向柏林城逼近”。

    会晤结束之前，施佩尔又提出了柏林桥梁的事情。就像此前在海因里希的指挥部里那样，他再次与雷曼吵了起来，坚持认为炸毁桥梁并不能阻碍苏联人的进攻，水、电和煤气的管线要通过许多桥梁，“把这些生命线切断将会使大部分城区陷入瘫痪，令我的重建任务雪上加霜”。雷曼清楚，施佩尔对希特勒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已经从总理府得到了一道直接的命令，几座预定要炸掉的桥从已经下发的破坏清单中除名了。现在施佩尔又坚持保留所有的桥梁。雷曼则变得像施佩尔一样固执：除非希特勒明确收回成命，否则他就将按原计划炸毁剩余的桥梁。从内心感情上讲，他也赞同施佩尔的这个观点，但他同样无意为了保住那些桥而让自己的生命和事业受到威胁。

    离开施佩尔的办公室之后，雷曼迅速视察了柏林郊外的一处防御地段。每次视察防线都让雷曼进一步确信，柏林的防御就是一个空想。在顺风顺水、趾高气扬的胜利岁月里，纳粹高官们根本不会想到柏林将成为自己困兽犹斗的巢穴。他们在其他地方都建了防御工事————意大利的“古斯塔夫防线”、欧洲沿海的“大西洋壁垒”、德国西部边界的“西格弗里德防线”[11]（俗称“西部壁垒”）————柏林周围却连一条战壕都没有挖过。甚至在苏联人以庞大的兵力猛冲东欧、杀入德国本土时，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依然没有在城市周围构筑防御工事。

    一直到1945年初苏联红军进抵奥得河畔，德国人才开始对柏林的防御给予些许重视，城市东郊渐渐出现了几道战壕和反坦克障碍物。但当苏联红军在冰封的河面前停下等待春天河面解冻时，保卫首都的准备工作也令人难以置信地停了下来。直到3月，柏林的防御工作才再次被提上台面，但那时显然已经太迟了，建立防线所需的兵力、补给或装备都严重匮乏。

    经过两个月能够累垮人的疯狂劳作之后，一道道差强人意的防线匆匆建成。2月底，在距柏林30~50公里处，一道不连贯的“障碍地带”匆忙建立起来。这条障碍带穿过森林和沼泽，沿着湖泊、河流和运河布设，大多数是在城市的北部、南部和东部。在雷曼上任之前，下达的命令中已经宣告这条障碍地带是“筑垒地域”。为了迎合希特勒的“要塞癖”，当地的人民冲锋队被告知，他们被寄予了厚望————必须战至最后一人，决不能投降或是后退。要把这样的地方变成固若金汤的防线，需要投入数量巨大的人力、枪炮和材料，因为这道环绕着大柏林的障碍地带几乎长达240公里。

    雷曼很快就发现，除了直接处于军事管理下的那些障碍区，所谓的“筑垒地域”往往只有几道掩护着大路的战壕和一些零星的炮兵阵地，抑或几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窗户用砖堵住后留出机枪眼，就被改建成了碉堡。这些脆弱的阵地大部分甚至都没有配备守军，完全就是个有名无实的花架子，却在总理府的防御地图上被夸张地标明为抵抗枢纽。

    用来抵御进攻的主要防线在城市内外，好比3道同心圆似的环形防线，构成了内部防御的基本模式。

    第一道防线周长约为100公里，围绕着城郊。由于没有合适的防御工事，所以任何东西都被用作障碍物：老式的火车车厢和马车、建筑物废墟、巨大的混凝土墙、被改建的防空地堡，以及大自然的贡献————柏林的湖泊与河流。现在，成群的人正在日夜连轴转，试图把这些天然障碍和人工设施连接成一道连续的防线和反坦克屏障。工作是靠人力徒手实施的，没有工程机械，大多数挖掘机早就被送到了东边，用以修筑奥得河前线野战军们急需的防御工事。所剩无几的几台机器也由于燃料短缺派不上太大用场，每一加仑可用的汽油，都被送到了装甲师。在环形防线上施工的工人本应该超过10万名，可事实上从来也没有超过30 000人，甚至连手工工具也极度缺乏。报纸上曾疾呼，要大家捐献出铁镐和铁锹，但应者寥寥。诚如雷菲尔上校刻薄的话语：“柏林的园丁们理所应当地认为，与挖掘反坦克陷阱相比，开垦土豆地才是头等大事。”在雷曼眼中，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按时完成这道环形防线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工作，远没有完成的希望。

    第二道或者说中间那道环形防线，如果由久经战阵的精锐兵团把守，而且又能配备足够的武器，那么完全能够成为一道令人生畏的障碍。它周长约40公里，障碍物也早已就位了，柏林的发达的铁路系统已被改造成为一个致命的陷阱。很多地方有深深的轨道路堑和岔线，其中一些路堑和岔线有100~200米宽，形成了完美的反坦克壕沟。俯瞰着轨道的建筑物被改建成碉堡，里面的炮手能够逐个瞄准射击陷在沟壑里动弹不得的敌军坦克。这条环线沿着其他地域，随着柏林轻轨铁路延伸而去，给予防御者城墙似的高高路堤和有利地形。

    即使这些防御都被打垮，城市中心仍然还有被称作“内圈”的第三道环形防线。这道最后防线内的区域位于米特区，被称为“堡垒”，被兰德韦尔运河和施普雷河环抱，几乎所有的政府大楼都挤在这个最后的防御岛屿里面。大楼被路障和混凝土块墙连接起来，最后的守军将在这些大楼里进行孤注一掷的顽抗————在戈林面积巨大的空军部大楼里，在位于本德勒街庞大的预备军司令部里，以及在总理府和帝国国会大厦空荡荡的发出回音的残垣断壁里。

    从“堡垒”区朝外延展，在这3道环形防线内外分布着8个馅饼状的防区，每个防区都有自己的指挥官。从东边的韦森塞区开始，这些防区按顺时针方向被冠以A——H的代号，“内圈”的代号是Z。支援这3道环形防线的是6座令人生畏的可抵御轰炸的防空塔，它们被部署在市内各处————洪堡海因、腓特烈斯海因以及柏林动物园。

    不过这一“柏林要塞”缺乏许多极其重要的要素，尤为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守军。雷曼认为，如果真想保住这座面积达832平方公里的危城（如此巨大的城市在规模上已与纽约无异），即使在理想条件下也需要20万名经过充分训练并富于战斗经验的士兵。但这位焦头烂额的指挥官手头只拥有一支鱼龙混杂的杂牌军。柏林城内的守军————如果真能将其称为一支军队的话————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杂烩：从15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到70多岁的老人，不一而足。他有为数不少的警察、工兵部队和高射炮兵，但步兵却是6万名未经训练的人民冲锋队员。这些人民冲锋队员中的疲倦老人，现在要么正在挖掘战壕，要么正蹒跚地进入通向柏林城内的交通要道旁的阵地，他们将承担起城市防御战的重任。人民冲锋队在军队体系中地位低下，尽管在紧急时刻他们被要求与国防军并肩作战，但并不被认为是陆军的组成部分。就像希特勒青年团一样，他们是由当地的纳粹党官员负责的，在战役开始之前，雷曼甚至都不能对这支队伍行使指挥权。就连人民冲锋队的装备也是由纳粹党负责的，他们没有自己的车辆、野战厨房或者通信设备。

    总而言之，雷曼的部下有三分之一纯粹就是手无寸铁的平头百姓，其余的人也是最近才拿到了五花八门的“武器”。他后来回忆道：“他们的武器，来自德国的每一个盟友或者对手。除了我们自己分发的武器之外，还有意大利、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挪威和英国的枪支。”至少有15种步枪和10种机枪。为这种大杂烩般的枪支找到足够的弹药是不可能的。那些装备了意大利枪支的营要比大多数营都走运，每支枪最多能有20发子弹。人们发现，比利时枪支只能用某种特制型号的捷克斯洛伐克子弹，但比利时的弹药在捷克式枪上却毫不匹配；希腊的武器没有多少，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仓库里却储备了大量的希腊弹药。由于弹药严重短缺，人们情急之下找到了一个土法子：用各类机械对数量繁多的希腊子弹进行再次加工，这样就能用意大利步枪把它们射出去了。但这种发狂似的临时凑合只是聊胜于无，并不能缓解子弹匮乏的窘境。在苏联人发动进攻当天，每个人民冲锋队员的弹药供给是平均每支步枪配5发子弹。

    现在，当雷曼在东郊的阵地上巡视时，他确信苏联人将会不受阻碍地从德军阵地上碾过。缺乏太多的防御要素了：对巩固防御而言极其重要的雷区几乎不存在，因为可用的地雷屈指可数；一种最古老也最有效的障碍物————铁丝网，几乎也无从获得；雷曼的炮兵部队包括一些机动高射炮，几辆隐藏在半地下掩体内只露出炮塔的坦克，这种炮塔上的枪炮不足以封锁前方的道路；还有巨型防空塔上的高射炮，尽管火力强大，但在地面战中用处有限，它们被固定在高耸的塔楼上且缺乏俯角，因此很难轰击近距离的目标，对杀到眼前的苏联步兵和坦克几乎无能为力。

    雷曼知道，他自己的形势只能用“绝望”二字来形容，对其他地方的前景他几乎同样悲观。他认为奥得河前线根本守不了多久，也不能指望那些撤进城的正规军会对自己施以援手。雷菲尔上校曾经与布塞上将指挥部里的军官讨论过获得帮助的可能性，他只得到了一个生硬的答复。“别对我们抱有期待，”布塞的参谋长约翰内斯·赫尔茨（Johannes Hölz）少将说道，“第9集团军待在奥得河畔，并且将一直待在那里。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就算打光了也不会退却。”

    雷曼始终难以忘却在一处防区与人民冲锋队官员的谈话。雷曼当时提问：“如果一辆苏联坦克突然从远处向你冲来，你会如何应对？你如何警告友军敌人的装甲部队来袭？比如说吧，现在这辆轰鸣的重型坦克正朝着这里开来，告诉我你如何处理。”令他目瞪口呆的是，那个人突然转身跑向了阵地后面的村子里。几分钟后他回来了，气喘吁吁神情沮丧。“我找不到电话，”他窘迫地解释道，“我忘了邮局在下午1点到2点之间是不开门的。”

    当雷曼驱车返回城里时，凝望着车窗外的他却什么也没有看进去。他感到可怕的厄运正在积聚，在黑暗之中柏林可能永远消失。

    在敌人的巨大压力下，战线正在缓慢地破裂。海因里希一整天都在前线，从一个指挥部到另一个指挥部，视察野战阵地，与指挥官们谈话。令他惊讶的是尽管胜算如此之小，但布塞的士兵却打得很好。首先，三天来第9集团军挡住了猛烈的初步进攻；现在，他们承受苏联人主要攻势全部压力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4小时。布塞的部队进行了凶猛的抵抗，单是在塞洛地区他们就干掉了150多辆坦克，击落了132架飞机。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被不断削弱。

    当海因里希在夜色中驱车返回指挥部时，他发现车在难民潮中几乎停止不前了。当天他在各处都看到了大量难民————有的人背着包袱，有的人拉着手推车，车上装着他们最后的财产，还有些人坐在用马或牛拉的农用板车上。在许多地方，数量惊人的难民给海因里希的部队带来的麻烦一点也不比冲杀过来的苏联人小。

    在集团军群指挥部里，焦急的参谋们聚集在一起，听将军讲述他对形势的直观印象。海因里希神情严肃地总结了他所看到的情况。“他们撑不了多久，”他说道，“前线部队已经精疲力竭了，累得连舌头都伸了出来。不过，”他略显骄傲地说，“我们仍在坚持，这是舍尔纳办不到的壮举。那位伟大的军人甚至连挡住科涅夫的攻势一天时间都做不到。”

    此后不大一会儿，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来电话了。“我们对你部目前的战况十分满意。”他语气平和地告诉海因里希。海因里希承认这一点有道理。“考虑到进攻的规模，我们没有丢掉多少地盘。”他说。克雷布斯本以为自己会得到一个更为乐观的答复，他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期许，但海因里希就是不这么做。“我已经认识到，”他干巴巴地告诉克雷布斯，“在太阳跃出地平线以前永远也不要赞美白天。”

    在黑暗中，列兵维利·费尔德海姆更紧地握着他那支笨拙的“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确切所在，只是听说这条散兵坑组成的防线掩护着克洛斯特多夫地区的3条道路，距离前线大约有29公里。

    就在刚才，在等待苏联坦克出现在道路上的时候，维利感到自己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冒险。他想象着当他看到第一辆敌人坦克，并且终于能够第一次发射反坦克榴弹时的场面会是什么样子。坚守十字路口的3个连被告知，要让坦克离得尽可能近，然后再开火。维利的教员说射击距离最好压到50米以内。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苏联人的坦克会咆哮而至。

    蹲伏在潮湿的散兵坑里，维利想起当号手的那些日子。他对1943年的一个阳光灿烂、天气晴朗的日子记忆犹新。那天希特勒在奥林匹克体育场讲话，维利就在那群号手之中，他们在元首入场时吹奏出响亮的号声。他永远也忘不了元首对希特勒青年团员们的鼓舞：“你们是国家未来的保证……”而人们则呐喊道：“遵命元首！遵命元首！”那是维利生活中最难以忘却的纪念日。那天下午他确信无疑，帝国拥有最强大的军队、最精良的武器、最优秀的将军，更有寰宇之内最伟大的领袖！

    夜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闪电，在明亮的一瞬间维利的梦想消失了。他探出头来朝前方注视，再次听到了暂时忘却的低沉炮声，他感到很冷。他的胃痛了起来，很想哭。15岁的维利·费尔德海姆被吓坏了，一切高尚的目标和激励的话语都被他抛到了脑后，本能的恐惧压倒了一切。

    鼓声渐渐小了，以至于人们几乎难以察觉。但就在此时，大号却轻轻地吹奏了起来，似乎是在对这难得的平静做出回答。鼓手们不甘寂寞，没过多久低沉的鼓音又加入了合奏，低音提琴也活跃了起来，但萦绕着的大号回音却显得格外沉重与不祥。令人敬畏而又壮丽辉煌的《诸神的黄昏》，正由柏林爱乐乐团行云流水般演奏出来。贝多芬大厅里的黑暗气氛，似乎就像音乐本身一样显得十分悲怆，唯一的照明仅仅是乐团谱架上的灯光。音乐厅里面很冷，很多人都裹着大衣。冯·韦斯特曼博士与他的妻子和兄弟一起坐在包厢里，附近是乐团指挥罗伯特·黑格尔的妹妹，她和3个朋友在一起。而在前排中央的惯常座位上，依然坐着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

    在演奏完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后，特施纳和他的家人以及格奥尔格·迪布尔茨的女儿便离开了音乐厅。他们现在正在通往安全的路上————他们是少数踏上这条路的人。施佩尔遵守诺言，他的车正在门外等候，他甚至还派了自己的助手护送这一小群人安全到达目的地。现在，为希特勒制造战争工业机器的可怕设计师，正倾听着暴风骤雨般的可怕音乐。音乐讲述着诸神的罪行，西格弗里德[12]躺在他的葬礼的火床之上，布伦希尔德骑着马登上柴堆，要陪他一起死去。然后，随着铙钹声和击鼓声，雷鸣般的音乐达到了高潮：可怕的浩劫摧毁了瓦尔哈拉神殿[13]。当这个悲怆而又雄壮的音乐充满了听众席时，听众们感到一种深深的悲恸，欲哭无泪。[14]

    [1] 许多士兵在奥得河畔申请加入联共（布），这并非总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与美军或者英军不同，苏联红军并没有身份识别牌————或曰“狗牌”————的注册系统；在作战中阵亡或者负伤的苏联红军家属，很少会得到正式通知。但如果一名联共（布）党员伤亡，党的有关部门就会告知他的家属或者亲属。————原注

    [2] 这里的自行火炮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德军根据不同的作用一般要细分为突击炮、坦克歼击车和自行火炮，分属不同的兵种，本书在叙述时未作细分。

    [3] 1945年6月，朱可夫告诉艾森豪威尔和新闻界，他用各种口径的22 000门火炮开始了攻击。他最初的计划要求有11 000门野战炮，但在攻击开始的时候是否已经获得了那么多炮，不得而知。苏联人给出的数字各种各样，从2万到4万门火炮不等，不过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朱可夫起码有7 000到8 000门野战炮，并且还有同样数字的口径小一些的炮。————原注

    [4] 科涅夫是在重复斯大林本人的怀疑。在4月初，斯大林曾经给罗斯福发去电报，称听说盟国已经在伯尔尼同德国人达成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他们将敞开英美盟军前线的大门，让他们向东推进。而作为交换，英国人和美国人则许诺，他们将放宽给德国人的停战条件。在西线德国人事实上已经停战了……（与此同时）……他们将同苏联战斗到底，而英美盟国却……”罗斯福回答说，他对这一断言感到吃惊，这一说法称“我已经在没有首先获得您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就与敌人达成了协议……坦率地说，因为对我和我所信任的下属行为的卑鄙且失实的陈述，我不能不对那些向您告密的人感到愤愤不平，不管他们是谁”。斯大林和他的元帅们还是不信，甚至在今天，苏联国防部的最新历史著作————《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仍然说：“为了避免让苏联红军夺取柏林……希特勒之流……准备把首都拱手交给美国人或者英国人。我们的盟友们也期望能夺取……（它）……尽管已经有了协定……要把柏林划入苏联军队的作战区域……”当然，事实上，盟国和德国从来没有签过这样的协议。————原注

    [5] 直到20年以后，科涅夫读到普霍夫将军的回忆录时，才知道有这事。————原注

    [6] 巴尔杜尔·贝内迪克特·冯·席拉赫（Baldur Benedikt von Schirach，1907——1974），纳粹政客。1925年加入国社党，1933年被任命为帝国青年领袖，指导纳粹党的全国青年组织，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在内。法国战役期间，他志愿以士兵身份在大德意志步兵团服役，后晋升少尉，1940年8月起担任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

    [7] 维也纳于4月13日被苏联红军攻占。————原注

    [8] 希特勒明显指的是罗斯福总统。————原注

    [9] 此处原文写的是60岁，魏德林出生于1891年，1945年时应该是54岁。

    [10] 此处原文写的是近卫坦克第65旅，但该旅在柏林战役期间隶属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近卫坦克第9军序列，在塞洛高地参战的是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坦克第11军下属的坦克第65旅。

    [11] 西格弗里德防线（Siegfried Line），20世纪30年代沿德国西部边界修筑的碉堡和据点网。1944年从法国和比利时退却的德军利用这条防线暂时挡住了美军的追击，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这条防线到1945年才被完全突破。

    [12] 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中世纪中古高地德语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的英雄，理查德·瓦格纳著名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主角，以屠龙闻名。

    [13] 瓦尔哈拉神殿，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

    [14] 大概乐团有多少幸存者，对最后一场音乐会就有多少种说法，可谓众说纷纭。有关其日期、曲目甚至演奏者，都是言人人殊，那些对施佩尔的计划一无所知的人，拒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存在。本书引用的说法根据冯·韦斯特曼博士的叙述和记载，辅之以格哈德·特施纳提供的信息。————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