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拥之下，车队离去了。戈林站在那里看着恢宏的庄园主楼、华丽的厢房和扶壁，一名德国空军的工兵军官走上前来，对他说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在几名部下和一些当地人的注视下，戈林走到马路对面，在一个引爆装置旁弯下腰，把点火杆推了下去。随着一声巨响，卡琳庄园在剧烈的爆炸声中被炸掉了。

    不待尘埃落定，戈林就走回他的轿车。他转向一名工兵军官平静地说道：“嗯，这就是作为储君有时不得不做的事情。”他砰地关上车门，前往柏林，参加元首的生日庆典。

    希特勒在上午11点起床，从中午开始接受他的心腹的祝词————其中有约瑟夫·戈培尔、马丁·鲍曼、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阿尔贝特·施佩尔，以及军队统帅卡尔·邓尼茨、威廉·凯特尔、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汉斯·克雷布斯，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他们之后到来的是柏林地区的地方长官、参谋和随行的秘书。然后，在远处传来隆隆炮声之时，希特勒在随行人员的前呼后拥下走出地堡，在被炸成了荒原的总理府花园里检阅了来自两支部队的人员。一支是刚刚抵达的库尔兰集团军下属的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3]另一支是阿克斯曼领导的一小群骄傲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很久以后阿克斯曼说道：“每个人都被元首的颓唐模样惊呆了。他走路时弯腰驼背，手也在颤抖。但令人吃惊的是，意志力和决心仍然从这个人身上焕发出来。”希特勒同孩子们一一握手，给阿克斯曼介绍的一些“近来在前线表现杰出”的孩子授予勋章。

    然后希特勒向党卫军的队列走去。他同每个党卫军官兵握手，并且自信地预言，敌人在接近柏林之前就会被打败。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旁陪同。自4月6日以来，他就不时地与瑞典红十字会会长福尔克·贝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秘密会面，希姆莱闪烁其词，向贝纳多特试探是否有可能就有关和谈的条件与盟国谈判。但现在他迈步向前，重申他对希特勒的忠诚，以及党卫队对希特勒的忠诚。根据安排，几个小时以后他就要再次与贝纳多特会面。

    检阅仪式结束之后，希特勒的军事会议立即开始，此时戈林也到了。克雷布斯做了情况简介————尽管每个人都已熟知形势，柏林将在几天内甚至几小时之内被敌人彻底包围。在柏林被围之前，布塞的第9集团军就可能被包围而陷入困境，除非下令让它撤退。在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的眼中，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元首以及仍然留在柏林的最重要的政府部门必须离开首都到南方去。凯特尔和约德尔极力主张迁移，但希特勒则坚称目前的情况还没那么糟。按照元首的德国空军副官尼古劳斯·冯·贝洛（Nicolaus von Below）上校的说法，“希特勒认为，要避免战败的唯一可能就是打赢柏林保卫战”。不过他也做了一点让步：一旦美国人和苏联人在易北河会师，帝国的北方将由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指挥，南方则可能由阿尔贝特·凯塞林空军元帅指挥。与此同时，政府的各个部门将得到授权，立即从首都撤离。

    希特勒并没有披露他本人的打算，不过地堡里至少有3个人确信他绝不会离开柏林。约翰娜·沃尔夫小姐是希特勒的秘书之一，几天前她就听见他说，“如果形势彻底崩溃的话，就会自我了断”。冯·贝洛也认为“希特勒已打定主意，要待在柏林，并死在那里”。约德尔回家后告诉他的妻子，希特勒在一次私下聊天时曾经说：“约德尔，我将与忠于我的人并肩战斗，然后我就开枪自杀。”[4]

    大部分政府部门已经从柏林城内疏散，留下的帝国行政机构看来也已经为这个时刻准备好些天了，就像赛跑的人等待发令枪响一般。真正的集体大逃亡现在拉开了序幕，它将持续到城市最终被合围。德国空军总参谋长卡尔·科勒上将在日记里提道，戈林已经逃之夭夭。“自然，”科勒写道，“他把我扔在这里，是为了让希特勒把所有的怒火都发在我的身上。”大小官僚都逃得没影了。菲利普·昂贝尔（Philippe Hambert）是一名年轻的法国劳工，也是一名制图员，在托特组织的建筑师卡尔·杜斯特曼（Karl Dustmann）博士的事务所里工作。他的老板突然给了他一个价值1 000马克（大约相当于250美元）的礼物后就离开了市区，这份大礼让菲利普·昂贝尔惊得目瞪口呆。玛格丽特·施瓦茨在自家位于夏洛滕堡区的公寓花园里朝街道扫了一眼，看见一辆配有司机的蓝色大轿车在附近一幢房子外停住了。她的邻居奥托·佐利曼也走了过来和她一起看热闹。“一名穿着整洁的白色短上衣的传令兵，与一位制服上有许多金质奖章的海军军官一起”离开了那幢房子，一堆行李被迅速塞进大轿车，然后那些人都上了车并“以最快的速度一溜烟地开走了”。佐利曼对玛格丽特说：“树倒猢狲散，刚才那位大员就是海军元帅雷德尔。”

    柏林卫戍司令的办公室总共签发了2 000多份离开首都的通行证。“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提出离城的理由令人发笑，”参谋长汉斯·雷菲尔上校后来回忆说，“哪怕戈培尔已经下了死命令，‘能够拿起武器的人谁也不准离开柏林’，但对于那群想要通行证的‘保家卫国的战士’，我们也懒得刁难他们。我们为什么要阻碍这些卑鄙的人呢？他们都认为逃跑能够拯救他们宝贵的生命。绝大多数市民只能待在城里，不是老百姓不想跑，而是由于运输工具短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无力逃亡。”

    在选帝侯大街第213号的牙科诊所里，金发碧眼的克特·赖斯·霍伊泽尔曼接到了雇主的一个电话，纳粹的首席牙医胡戈·布拉施克教授马上就要撤了。几天前，布拉施克就指示克特，把所有的牙科病历、X光机器、牙齿模具以及别的设备全都装箱，这样就能把它们集中起来送到南方去。布拉施克说，他估计“总理府的全体人员随时都可能离开，我们要同他们一起走”。克特告诉他，她要留在柏林。布拉施克勃然大怒。“你想过没有，当苏联人冲进来时这里会变成什么样？”他愤怒地诘问道，“首先你会被奸污，然后他们会把你绞死。难道你不知道苏联人会干出什么吗？”但克特就是“无法相信事情会那么糟糕”。后来她回忆道：“我当时太忙了，根本没有意识到眼前的一切已经变得如此绝望。局势已经崩溃了，但愚蠢的我对此一无所知。”现在布拉施克坚持要她走。“收拾行李，马上走！”他敦促道，“总理府的全体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都正在离开。”但克特不为所动，她已经下定决心待在城里。“那么，”布拉施克说道，“你要记住我告诉你的话。”然后他啪地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克特突然记起几天以前布拉施克要她做的事情：如果他离开了城市而她却留下来，她就要用暗语提醒他的某个朋友，纳粹高层正在逃跑，布拉施克说这是因为“电话可能被窃听”。如果所有的随行人员都离开的话，她就应该说：“昨晚整个齿桥都被拆掉了。”如果只有一部分人离开，那么那句话就应该是：“昨天晚上只拔了一颗牙。”她并不知道布拉施克的朋友是谁，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加尔维茨（Gallwitz）或者格拉维茨（Grawitz）教授，我想他曾提到过，那人是党卫队的一位资深牙医”，布拉施克只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现在，由于得到的印象是“总理府的全体人员”已经离开，她便拨通了那个号码。当有人接电话时，克特说道：“昨晚整个齿桥都被拆掉了。”

    几个小时以后的傍晚时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朋友、德国红十字会会长恩斯特·格拉维茨教授与家人一起坐下来吃晚饭。大家都就座后，格拉维茨把手伸到桌子下面，拔掉了两颗手榴弹的保险，把自己和家人一起炸死了。[5]

    那场大逃亡后来以“金雉逃亡”之名被柏林人铭记。不过当时大多数人更多意识到的是苏联人的逼近而不是纳粹的逃跑。海伦娜·伯泽（Helena Boese）是电影导演卡尔·伯泽的妻子，她回忆说，当时唯一关心的就是“怎样活下去”。苏联军队已经杀到了城东大约24公里的明谢贝格和施特劳斯贝格（Strausberg），这条消息正在全城慢慢传开，说另一支苏联军队正从南边直扑柏林，目前已经逼近措森。住在滕佩尔霍夫区的电影编剧格奥尔格·施勒特尔直接获悉了苏联人的推进状况，他的女朋友特露德·贝利纳是名歌舞表演艺术家，住在柏林南郊的一个地区，施勒特尔担心她，便给她家里打了电话。她接起电话说了句“等一下”，停顿了一下后说“这里有人想跟你通话”。随后施勒特尔发现自己在和一位说着流利德语的苏联上校交谈。“你可以这么认为，”他告诉震惊的施勒特尔，“我们将于两三日内抵达柏林。”

    各个地方————北边、南边和东面————的德军防线都在压缩。现在，这个被击垮、被摧毁的大都会的几乎所有机构，不是运转不灵，就是停止了工作。工厂已经关门大吉了，有轨电车已经停开，地铁除了运输绝对必要的工人之外也瘫痪了。伊尔莎·柯尼希是城市卫生部门的一位实验室技术员，她记得为了能继续开车去上班，她得到了一本红色的通行证。垃圾遍地都是，无人打扫，邮件不能发送。格特鲁德·埃弗斯在奥拉宁堡大街的邮政总局里上班，她记得“大量无法投递也无人认领的食品包裹早已腐烂发臭，难闻的味道充斥着这栋大楼”。大部分警察早已被编入作战部队或是人民冲锋队，现在街上也不会再有人巡逻了。

    在4月20日这一天，对许多人来说，另一个不祥之兆更使他们对形势的严峻性有了切身体会————动物园关闭了大门。就在上午10点50分，由于停电，无法用水泵抽水了，电要等到4天以后才来，恢复供电也仅仅持续了19分钟，而且停电将持续到战役结束之后。饲养员们知道，从这天起很多动物都会死去————尤其是池塘里的河马，以及早些时候救出来的水族馆里的动物。鸟类饲养员海因里希·施瓦茨已经在为那只罕见的鹳“阿布·马库博”的状况担忧了，它正在施瓦茨的卧室里挨饿，这样下去迟早是要饿死的。现在，水也没有了，绝望的施瓦茨真的不知道如何拯救这只鸟了。63岁的老饲养员决定一桶又一桶地拎水，直到自己累垮下来。这不仅是为了阿布，也是为了大河马罗莎，以及罗莎2岁大的幼畜克瑙施克。

    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觉得已经山穷水尽了，他知道如果最后时刻来临，那些危险的动物都必须被消灭，尤其是动物园的宝贝狒狒，不过他一再推迟杀死它们的时刻。由于心烦意乱，更由于需要得到片刻宁静，黑克做了此生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与一名饲养员一起去兰德韦尔运河钓鱼。在“把事情理出个头绪”的过程中，两人在那里钓上来两条狗鱼。

    当日，市地铁主管弗里茨·克拉夫特与柏林市长尤利乌斯·利珀特见了面。市长给克拉夫特和聚集起来的地铁经理们做了一些指示。“如果西方盟军先到柏林，”利珀特告诉这群人，“那就完好无损地把地铁设备移交给他们。而如果苏联人抢在盟军前面来到这里……”他停下来耸了耸肩，说道，“那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地铁摧毁。”小型自动电话交换局也接到了类似的指示。布科（Buckow）的电话交换局的技工们就被告知，宁可把设备摧毁也不能让它们落入苏联人之手。但维修工赫伯特·马格德突然意识到，谁也没有告诉他们要如何摧毁设备。据马格德所知，没有一台电话交换机被摧毁，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交换机都在持续工作。

    为了贯彻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工厂也必须被夷为平地。格奥尔格·海因里希·亨内贝格（Georg Heinrich Hermann Henneberg）教授是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制药和化学股份公司（Schering AG.）的生化部主任，他记得老板把所有的生化学家召集在一起，宣读了他刚刚收到的一道命令。命令中说，随着敌人的逼近，水、煤气、电力和锅炉设施都要被摧毁。亨内贝格的老板读完了命令，沉默片刻，随后话锋一转：“现在，先生们，你们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他向所有人道别，关闭了工厂，而工厂本身却完好无损。亨内贝格记得：“我们彼此之间都道了别。没有什么再见了，下辈子见吧。”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由于另一个原因，柏林人仍然记得4月20日。究竟是为了庆祝元首的生日，还是因为预期的攻城即将开始，谁也不知道。反正在那一天，政府给了饥肠辘辘的市民额外的食物配给，称其为“危机口粮”。25岁的于尔根——埃里希·克洛茨是一名独臂退伍军人，他记得那次额外的食物配给包括1磅培根或者香肠、半磅大米或者燕麦片、250个干扁豆、1盒蔬菜罐头、2磅糖、大约1盎司咖啡、1小袋人造咖啡，还有一些动物油脂。尽管当天柏林被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了整整5个小时，但家庭主妇们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去排队购买这些珍贵的额外定量。这些食物要支撑人们8天的生活。安妮——莉泽·拜尔对她的丈夫说：“有这些口粮，我们现在就能升入天堂了。”有同样想法的柏林人显然无处不在，这额外的食品后来被称为“耶稣升天节口粮”（Himmelfahrtsrationen）。

    在易北河北边的格雷瑟镇，迪克西·迪恩斯准尉和12 000名战俘收到了红十字会为他们准备的包裹。迪恩斯精心安排了接收工作，奥斯特曼上校都被他说动了，破例允许英国皇家空军的战俘前往位于吕贝克的国际红十字会中心，然后开着卡车回来，以便加快包裹运送的速度。现在，排成纵队的战俘挤满了镇子周围的道路，那里正在分发包裹。“每人两个包裹。”迪恩斯宣布。卡尔顿·扬格空军上士记得：“这些如同奇迹一样的包裹极大地提升了战俘们的士气。那时，迪恩斯在我们眼里立即显得像一位圣徒。”

    迪恩斯骑着那辆车胎变形的老爷自行车，从一个纵队赶往另一个纵队，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配额，并且提醒那些快被饿死的战俘————须知那些战俘大多是用生菜代替食品的————要他们别吃得太多，而是“尽可能节省，天知道德国人以后还会给我们留下什么”。然而迪恩斯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徒劳的：大多数战俘把他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饥肠辘辘地大吃特吃起来，“就好像这是他们的最后晚餐一样”。杰弗里·威尔逊空军上士狼吞虎咽把包裹里的东西消灭得一干二净————咸牛肉、饼干、巧克力，尤其是120支香烟。他“疯狂地吃，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因为我打算做个饱死鬼而不是饿死鬼”。

    大快朵颐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却瞄准了他们。那是9架满载弹药的“台风”式战斗轰炸机，它们在头顶上盘旋，然后以威尔逊难以忘却的“梦幻般引人入胜的方式”脱离编队，一头扎了下来。有人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死神吓蒙了，高叫：“上帝啊！它们是冲着我们来的！”大家疯狂散开，朝各处狂奔，有些人试图展开彩色布条————这些布条就是为了遭遇盟军飞机空袭时表明战俘身份而准备的。还有的人跳进壕沟，躺在墙后面，跑进谷仓里躲藏，或者就在镇子里隐蔽。但许多人的动作还是太慢了。“台风”战斗机一架接一架地猛扑下来，发射火箭弹，或投掷人员杀伤炸弹。战俘们叫嚷着：“自己人！自己人！”但飞机可听不见地面上的悲鸣，有8架飞机进行了攻击，第九架飞机或许感觉到了不对劲，没有进行攻击。几分钟之内空袭就结束了，有60名战俘被炸死，还有数十人受伤，有些人后来在德国医院里重伤不治。

    迪恩斯走在道路上，目睹了大屠杀场面的他绝望地想要呕吐。他立即命令确认死者的身份，有些尸体已经被打成了马蜂窝，甚至干脆被打碎了，根本无法辨认————“就是些尸块，只好用铁锹铲到坟墓里。”迪恩斯后来悲伤地回忆说。

    在把死者埋葬，把伤号送到德国医院以后，冷静而又意志坚定的迪恩斯骑车来到奥斯特曼上校的临时指挥部里，这次迪恩斯没有表现出任何军事礼仪。“奥斯特曼，”他说道，“我想让你给我出具一份通行证，我需要拿着这张通行证穿越战线，到英国人那边。这样惨痛的误伤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奥斯特曼惊讶地看着他。“迪恩斯先生，”他说道，“这是不可能的。”

    迪恩斯凝视着他。“哪支队伍会追上我们？这还是个未知数，”他提醒说，“也许是英国人，但也有可能是苏联人。我们战俘不知道谁是解放者，但您呢？上校先生，您想向谁投降？”迪恩斯就这么盯着那个德国人。“但我总觉得你和苏联人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沉默了几秒钟，以便让对方能领会他最后说出的那句话。然后他轻声说道，“上校，写通行证吧。”

    奥斯特曼坐在桌子旁，犹豫片刻后，他还是对迪恩斯屈服了，拿起笔在德国国防军的信笺上写了一张便条，它能让迪恩斯穿过德军控制的地盘。“我不知道你将如何穿越前线，”他告诉迪恩斯，“但最起码这能让你到达那里。”迪恩斯说道：“我想让警卫查理·贡巴赫和我一块去。”奥斯特曼想了一会儿，也同意了这个有些唐突的建议。他替贡巴赫也写了一张通行证。“我还需要一辆完好的自行车，起码别像现在这辆一样，都快散架了。”迪恩斯说道。奥斯特曼看了看他，然后耸了耸肩，表示他会安排妥当的。当迪恩斯离开办公室时，他对奥斯特曼说了最后几句话。“查理和我一块儿去的，我也会让他平安回到你的身边，我向你保证。”然后迪恩斯行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军礼，说道：“谢谢您，上校”。上校也以一个标准的军礼回敬，“谢谢您，迪恩斯先生。”

    当晚，在德军下士查理·贡巴赫的陪同下，不屈不挠的迪克西·迪恩斯开始了前往英军战线的长途跋涉。

    黄昏时分，当朱可夫的坦克朝柏林疾驶时，科涅夫正焦虑地盯着地图，敦促他的部下要拿出更快的速度前进。“别担心你的侧翼，帕维尔·谢苗诺维奇，”他对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将军下达了激昂的进军号令，“也别怕会与步兵脱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前进！前进！再前进！”若干年后，科涅夫评论说：“当时我十分清楚手下这些坦克指挥官的担心，‘你是在把我们投入这个仅能容纳步兵通过的狭窄突破口，迫使我们在没有两翼掩护的情况下前进。万一德国人切断了我们的后路，从后方攻击我们怎么办？’”高个子的科涅夫用手拍着自己的元帅肩章，仿佛是在用自己的荣誉做出保证，他告诉坦克指挥官们，“我随你们一起行动，你们不必担心，我的观察所将在突破部队的中间位置。”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反应极其出色，他们的突击堪与美军第2装甲师和第5装甲师向易北河的冲刺媲美，苏联的坦克手们穿过敌军阵地长驱直入————即使正如雷巴尔科所注意到的那样，“那些没有被消灭的德国师仍然待在我们的身后”。在24小时的时间里，雷巴尔科边打边冲，狂奔了61公里，列柳申科的坦克则猛冲了45公里。现在，雷巴尔科兴高采烈地给科涅夫打电话。“元帅同志，”他说道，“我们已经打到措森郊区了，现在正在激战！”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一些先遣支队现在离柏林仅有40公里远了。

    在措森，警报已经哀号起来。现在看来，苏联红军将会在一天内到达，陆军总司令部下达了转移的命令。关键性岗位的军官们已经撤离，前往波茨坦附近的一个新指挥部。司令部的剩余人员与办公室的打字机、译码机、保险柜以及装有文件的板条箱，被一起塞进了大轿车和卡车。当打包和装车进行时，人们焦虑地来回踱步，急于离开此地。埃里希·德特勒夫森（Erich Dethleffsen）少将接替了克雷布斯的老岗位，担任陆军副总参谋长，他说，当时“我们给敌人的空军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攻击目标”。天黑前车队出发前往巴伐利亚。德特勒夫森则动身赶往柏林，去参加元首的夜间会议，途中他看到了久违的一幕：一群涂着铁十字标志的德国空军飞机从他的头顶掠过，飞往南方，德特勒夫森对此感到十分欣喜。后来在情况简介中，他听见一名空军军官骄傲地向希特勒邀功：“战机对向措森推进的苏联红军坦克进行了一次极为成功的空袭，从而保卫了该地区免遭攻击。”德国空军的轰炸机群干的真是太棒了————所谓的“苏联红军坦克”正是前往南方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大轿车和卡车车队，德国飞机是在朝他们自己的护送车队发动攻击。

    4月20日午夜，海因里希神色严肃地审视着地图，试图理清楚当下的局势。几个小时以前，他所担心的一件事情已经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柏林城防区也纳入了他的麾下。现在，这位焦头烂额的指挥官不仅要为维斯瓦集团军群殚精竭虑，还要为柏林守军操更多的心。接到命令之后，他几乎立即就把电话打到了雷曼的指挥所里，警告他城里的任何一座桥梁都不得摧毁。雷曼抱怨说，这座城市无论如何都难以布防了，因为他的人民冲锋队中最优秀的部分已经被调走，填充防线上的缺口去了。这一切海因里希都知道，事实上他正在通知雷曼，把剩余的人民冲锋队也调出来。“雷曼，”海因里希不耐烦地说道，“你还搞不懂我的意思吗？我正竭尽全力把战斗挡在城外，不想让这座城市被战火波及！”

    海因里希知道，在当前状况下柏林是守不住的，他无意让军队退却到城内做毫无意义的挣扎。在城市狭窄的街巷内，坦克不能实施机动；由于有大楼且没有射界，间瞄火炮也派不上用场。除此以外，如果两军的无情战斗在城市内展开，那么老百姓将死伤枕藉。海因里希打定主意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逐街逐屋的巷战。

    此刻他主要关心的是布塞的部队，他确信，如果再不后撤的话，布塞的部队就会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上午赶赴前线时，他给自己的参谋长留下了话，让他转告克雷布斯：“如果不让布塞的部队立即撤退，造成的一切后果我无法负责————也请他把这一点告诉元首。”

    海因里希撂下话就驱车到了战场。到处都是崩溃的迹象。他看到“道路上挤满难民们的车辆，其中还经常夹杂着军车”。他在前往埃伯斯瓦尔德的路上遇到第一支正在后撤的部队，他质问官兵们后撤的原因，但得到的答复却令人震惊。“我见到的每个士兵都称自己得到了命令，要到后方去获得武器弹药、燃料或是某种别的东西”。海因里希旋即采取了行动。在埃伯斯瓦尔德的北边，他“发现人们正朝西北方向走，他们说自己的师要在约阿希姆斯塔尔（Joachimsthal）附近重新集结”。他让他们立即停下来，在埃伯斯瓦尔德附近对他们进行了重组。在同一地区的运河交汇处，他发现“党卫军第4警察装甲掷弹兵师的部分部队正在下船，这些年轻人刚刚被编入部队，但手头却很缺武器，他们被告知将在埃伯斯瓦尔德得到足够的武器”。在那个地方的南部，他发现道路上挤满了平民和军人。海因里希下了车，命令士官带着他们的部下向后转。“回到前线去！”他说道。

    在舍恩霍尔茨镇（Schönholz），他看见“较为年轻的军官们很懒散，他们仿佛无所事事，东看看，西望望。必须得向这些人下死命令，让他们组成一条战线，把那些溃退的部队留下”。在舍恩霍尔茨和特兰珀（Trampe）之间的森林里面，“随处可见成群的士兵，他们要么在休息，要么就是在落荒而逃，没有一个人声称获得任何命令或者任务”。在另外一个地区，他发现“一支装甲侦察小队在其停下的车辆旁边休息”，他命令这个小队“立即赶往比森塔尔（Biesenthal），再次占领这个非常重要的岔路口”。海因里希后来回忆道，埃伯斯瓦尔德一片混乱，结果“没人能告诉我，这里究竟是否还存在着一条完整的战线”。但到午夜时分，他已经在那个地区恢复了秩序，并且开始发布命令。

    显然，他的部队兵力捉襟见肘，武器严重不足，而且通常缺乏得力的领导，海因里希知道，前线快要垮了。在北方，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拖延了罗科索夫斯基的进攻脚步，但也仅此而已，他估计也支持不了太久。

    中午12点30分，海因里希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告诉他情况正在失去控制。他特别提到第56装甲军，该军“尽管向苏联红军发动了反攻，但仍被逼得节节后退”，他说那里的形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一天时间里，他曾两次对克雷布斯谈到第9集团军濒临绝望的形势，每次克雷布斯都强调元首的决定：“布塞应该死死钉在奥得河上！”现在，海因里希又要再次为布塞辩护了。

    现在海因里希告诉克雷布斯：“我本来一直拒绝让第9集团军随意变动阵地，但现在我要求他们————如果情况还不算太晚的话————可以这么做。我必须指出，我并不是由于顽固或者无理由的悲观情绪而违抗元首的命令，从我在苏联的作战记录来看，你就会知道我是不会轻言放弃的。但为了拯救第9集团军，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不然这支部队就完了！”“我知道已下发的命令，”他说道，“即集团军群必须在当前的阵地上坚守，所有可用的兵力都必须抽出，来填补第9集团军和南翼的舍尔纳部队之间的缺口。我对我要说出的肺腑之言感到遗憾，但这道命令是无法执行的，此次行动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我请求批准我撤出第9集团军。正是基于元首本人的利益，我才提出这个要求。”

    “实际上，”海因里希说道，“我应该做的，就是到元首那里说，‘我的元首，既然您不同意我的建议，认为撤退危及您的安全，而我又无法实施您的作战命令，那请撤我的职吧，让更有能力的人来带领这个集团军群作战。然后我将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冲锋队员在战场上与敌搏杀，履行我作为军人的最后职责。’”海因里希这是在毫不含糊地摊牌，他是在向他的上级表明立场：他宁可被贬谪到最基层的单位里战斗，也不执行只会无谓牺牲生命的命令。

    “你真的想让我把这些话转达给元首吗？”克雷布斯冷冷地问道。海因里希的回答是简短的。“是的，”他说道，“我的参谋长和作战军官可以为我证明。”

    片刻之后，克雷布斯回电话了：第9集团军要继续坚守阵地；与此同时，所有可用的兵力都要尽力填补与南翼的舍尔纳部之间的缺口，“以便再次形成一条持续的战线”。于是海因里希知道，第9集团军实际上等于完蛋了。

    在元首地堡里，希特勒冗长的晚间军事会议在凌晨3点宣告结束。在会议上希特勒狠批了一通第4集团军，该部在科涅夫发动攻势的第一天就被打垮了，希特勒对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指责，他痛斥该集团军叛国。“我的元首，”德特勒夫森少将惊讶万分地问道，“您真的这样认为？”希特勒看着德特勒夫森，“露出了怜悯的目光，仿佛在看一个愚蠢的傻瓜”。随后，他愤怒地嘶吼道：“知道我们在东线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吗？一切都是因为叛国！”

    德特勒夫森即将离开房间时，冯·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派驻元首大本营的联络员瓦尔特·黑韦尔（Walter Hewel）进来了，脸上露出一副极其关注的神情。“我的元首，”他说道，“您要给我下达命令吗？”黑韦尔顿了顿，继续说道：“现在正是我们在外交方面取得进展的好时候。”按照德特勒夫森的说法，希特勒“以一种柔和而又完全变了样的嗓音”说道：“政治，我对政治不再感兴趣，它只会令我作呕。”他朝门口走去，“步态迟缓”。德特勒夫森回忆说，希特勒显得“疲倦而又萎靡不振”。随后他转过身来，对黑韦尔说道：“不过，如果我死了，你就会被政治问题淹没了，到时有你忙的。”黑韦尔不停地追问，他表示“我们现在应该做点事情”。当希特勒来到门口时，黑韦尔郑重其事地补充道：“我的元首，现在正是迫在眉睫的时刻。”希特勒似乎压根就没有听见。

    [1] 4月18日，被包围在鲁尔区的残余德军已经瓦解，3天后莫德尔自杀。————原注

    [2] 戈林可能不止有24辆卡车，海因里希认为，他有“4支车队”。不过，这可能包括那天夜里离开柏林的德国空军的其他车队。这个事实是荒唐的，因为在这个时刻，一方面由于燃料短缺的原因飞机停飞，车辆无法移动，而另一方面却是，戈林可以动用的不仅有卡车，而且还有充足的汽油供给。————原注

    [3] 库尔兰集团军被包围在拉脱维亚西部波罗的海海滨，部分部队在4月初乘船撤离，到达斯维内明德（Swinemünde，今波兰希维诺乌伊希切）。18个师中只有几船人和少数装备回到了德国。————原注

    [4] 希特勒对约德尔说的话，由路易丝·约德尔在她详尽的日记中记录下来。这条日记的下面有这条说明：“我丈夫评论说，‘除了另外一个场合，在我的前妻死去之后，这是希特勒对我说过的唯一有关他个人的话’。”————原注

    [5] 纽伦堡审判中的证词披露，格拉维茨除了是希姆莱的主治医师之外，还曾批准在集中营的囚犯身上做医学试验。————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