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还魂延寿二十年

就可知道原因是在哪里。

    人民的权利，即生命的权利，财产的权利，自由的权利，都是人民经过许多斗争，才能获得的。而既已获得之后，欲使个人权利不受别人侵害，欲使政府不会忘记人民有这权利，又将权利写在文书之上，而成为法律。所以权利之获得是由斗争，法律不过将人民已得的权利，用黑字写在白纸之上而已。所有权制度，身体自由，契约自由，营业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都是人民经过数世纪的斗争，而后获得的。法律所经过的路程不是香花铺路，而是腥血涂地，吾人读欧洲历史，就可知道。耶林（R. v. Ihering）有言：

    法律不是人民从容揖让，坐待苍天降落的。人民要取得法律，必须努力，必须斗争，必须流血。人民与法律的关系犹如母子一样。母之生子须冒生命的危险，由这危险，母子之间就发生了亲密情感。凡法律不由人民努力而获得者，人民对之常无爱惜之情。母亲失掉婴儿，必伤心而痛哭，同样，人民流血所获得的法律，亦必爱护备至，不易消灭[2]。

    权利由权利人观之，固然是他的利益，而由侵害人观之，亦必以侵害权利为他的利益。所以权利斗争很难避免，上自国权，下至私权，莫不皆然。国际法上有战争；而国民对于政府之违宪行为，又有暴动和革命；在私权方面，中世有私刑及决斗，今日有民事诉讼。此数者形式不同，目的亦异，而其为斗争则一[3]。其斗争也，往往不计利害。甲国侵略乙国，虽然不过荒地数里，然而乙国往往不惜宣战。为数里之荒地，而竟牺牲数万人之生命，数亿元之巨款，有时国家运命尚因之发生危险。此种斗争有什么意义呢？盖乙国国民对于权利之侵害若沉默不作抗争，则今天可夺取数里荒地，明天将得尺进尺，夺取其他土地，弄到结果，乙国将失掉一切领土，而国家亦灭亡了。由此可知国家因数里荒地所以不惜流血者，乃是为生存而作战，为名誉而作战；牺牲如何，结果如何，他们是不关心的。国民须保护其领土，则农民土地若为邻人侵占数尺，自可提出诉讼。被害人提起诉讼，往往不是因为金钱上的利益，而是对于不法行为，精神上感觉痛苦；即不是单单要讨还标的物，而是要主张自己应有的权利。所以诉讼不是利益问题，而是名誉问题，即人格问题[4]。

    对于不法行为而作勇敢的斗争，这是法律能够发挥效用的条件。故凡劝告被害人忍受损害，无异于劝告被害人听人破坏法律。不法行为遇到权利人的坚决反抗，往往会因之中止。耶林说过，“勿为不法”（thue kein Unrecht）固然可嘉。“勿宽容不法”（dulde kein Unrecht）尤为可贵。盖不法行为不问是出之于个人或是出之于政府，被害人若肯不挠不屈，与其抗争，则加害人有所顾忌，必不敢轻举妄动。由此可知我们保护自己的权利，不但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义务，且又是对于社会的义务[5]。

    权利斗争同时又表现为法律斗争。当事人提起诉讼之时，成为问题的不限于权利主体的利益，即整个法律亦会因之发生问题。看吧！屋内多了一道藩篱，官署认为违章建筑，而欲拆除之，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法律受了曲解的问题。法律禁止违章建筑，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的安全，官署因缘为奸，则整个法律将随之破坏。莎士比亚所著《威尼斯的商人》中有下列一段话：

    我所要求一磅的肉，

    是我花钱买来的，这属于我，我必须得到。

    你们拒绝不予，就是蔑视你们的法律！

    这样，威尼斯的法律要失去权威。

    ————我需要法律！

    ————我这里有我的证件。

    耶林以为：“我需要法律”一语，可以表示权利与法律的关系。有了这话，事件便由Shylock之要求权利，一跃而变成威尼斯的法律问题了。当他发出这个喊声之时，他已经不是要求一磅肉的犹太人，而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威尼斯法律的化身。他的权利（Recht）与威尼斯的法律（Recht）成为一体。他的权利消灭之时，威尼斯的法律也归消灭。不幸得很，法官竟用诡计，拒绝Shylock履行契约。契约内容苟有反于善良风俗，自得谓其无效。法官不根据这个理由，大众均承认其有效了，而又附以割肉而不出血的条件，这犹如法官承认地役权人得行使权利，又不许地役权人留足印于地上。这种判决Shylock何能心服。当他悄然离开法庭之时，威尼斯的法律也悄然毁灭了[6]。耶林又引另一本小说，即Henrich von Kleist的Michael Kohlhaas。Shylock悄然走出，失去反抗之力，而服从法院的判决。反之Michael Kohlhaas，则不然了。他应得的权利受了别人侵害，法官曲解法律，不予保护；君主又左袒被告，不作正义的主张。他悲愤极了。他说：“为人而受蹂躏，不如为狗”，“禁止法律保护吾身，便是驱逐吾身于蛮人之中，他是将棍子给我，叫我自己保护自己”。于是愤然而起，挥其利剑，全国为之震骇，腐化的制度为之动摇，君主的地位为之战栗。然而驱使Kohlhaas作此行动，并不是单单报仇而已，而是基于正义的观念，即“余当为自己目前所受的侮辱，恢复名誉；并为同胞将来所受的侵害，要求保护，这是余的义务”。结果，他便对于从前宣告他为有罪的人————君主、官吏及法官，科以二倍三倍以上的刑罚。痛快！痛快极了！世上不法之事莫过于执行法律的人自己破坏法律。法律的看守人变为法律的杀人犯，医生毒死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这是天下最悖理的事。在古代罗马，法官受贿，便处死刑。法官审判，不肯根据法律，而唯视金钱多少，法律消灭了，人民就由政治社会回归到自然世界，各人均用自己的腕力，以保护自己权利，这是势之必然[7]。所谓“迫上梁山”就是一百零八条好汉尤其是林冲、武松等人，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法域驱逐他们出境，他们只有投身于罪犯之中，做破坏法律的事。

    更进一步观之，国民只是个人的总和，个人之感觉如何，思想如何，行动如何，常表现为国民的感觉思想和行动。个人关于私权之主张冷淡而又卑怯，受了恶法律和恶制度的压迫，只有忍气吞声，不敢反抗，一旦遇到政府破坏宪法或外国侵略领土，而希望他们奋然而起，为宪政而斗争，为祖国而斗争，事所难能。凡耽于安乐，怯于抗斗，不能勇敢防卫自己权利的人，哪肯为国家的名誉，为民族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国法上能够争取民权，国际法上能够争取主权的人，常是私权上勇敢善战之士[8]。专制主义是最蔑视私权的。赋税任意增加，没有人反对；徭役任意延长，没有人抗议；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人民养成了盲从的习惯，丧失斗争的精神，一旦遇到外敌来侵，人民亦必萎靡不振，移其过去盲从专制政府者以盲从敌人政府。到了这个时候，政治家方才觉悟，要培养对外民气，必须培养对内民气，亦已晚矣。英国人民旅行欧洲大陆，若受旅馆主人或马车驭者的欺骗，纵令急于出发，亦愿延期启行，向对方交涉，虽牺牲十倍的金钱，亦所不顾[9]。有这斗争精神，故于国内，能够争取民主政治；于国外，能够争取世界霸权。回顾吾国人民又如何呢？数千年来受了专制政治的压迫，权利虽受侵害，亦不敢依法争辩，最多不过利用邪巧的方法，排除障碍，以恢复自己的权利。我们只看《西游记》上太宗与鬼龙，唐僧与寇家的诉讼，就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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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魏文帝崩，明帝践位，司马懿与曹真、陈群并受遗诏辅政；明帝崩，齐王芳立，懿又与曹爽受遗诏辅政。

    [2]　Rudolf von Ihering, Der Kampf ums Recht, 12 Aufl., 1925 (Wien), S. 12 f.

    [3]　R. v. Ihering, a. a. O., S. 13 f.

    [4]　R. v. Ihering, a. a. O., S. 17 f.

    [5]　R. v. Ihering, a. a. O., S. 51 f.

    [6]　R. v. Ihering, a. a. O., S. 59及59-60之注，及同书序文S. XI-XIII。

    [7]　R. v. Ihering, a. a. O., S. 61 ff.

    [8]　R. v. Ihering, a. a. O., S. 67 ff.

    [9]　R. v. Ihering, a. a. O., S. 45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