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朱尔·勒纳尔[1]著有《日记》，法国文学中的一部二流名著，他还写过三四部独幕剧，说不上多好，但也不是太糟；既不能逗人一乐，也没法儿打动人心，但若是演得好的话，倒也能叫人耐着性子看完，不至于觉得过于无聊。他还写过几部小说，最成功的是《胡萝卜须》，讲他自己童年的故事，描述了一个笨拙憨厚的小男孩儿，母亲不近人情、严厉凶狠，让他的生活无比悲惨。勒纳尔文笔朴实，既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刻意的强调，这样的笔法倒让那悲惨的故事显得愈发哀婉凄楚。可怜的孩子苦楚连连，生活中无以解忧，连一丝黯淡的希望之光都没有，读起来真叫人心碎。看到他想讨那个母夜叉欢喜时那笨笨的样子，你会苦笑，对他所受到的羞辱感同身受；看到他没犯什么大错却被狠狠地惩罚，你会忿恨不已，就好像挨罚的是自己一样。除了那些铁石心肠的坏家伙以外，谁目睹这样的恶毒残酷、责罚折磨，都会怒火中烧、义愤填膺。这可不是一本叫人过目即忘的书。

    朱尔·勒纳尔其他的小说都无足轻重，它们或是作者的生活片段，或是他的详细笔记汇编，其中记录了与他有过密切联系的人，很难算得上是小说。他极其缺乏创造力，让人奇怪他为什么要做个作家。由于没有创意，他没法儿让自己那些细致入微的观察成形，更不要说彰显某个事件的关键点了。他收集事实，可小说不能只由事实堆砌，事实本身是死的，它的作用是阐发思想，说明主题，而作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有些事实可以进行调整，强调一些，放弃另一些，作家不仅可以这么做，并且必须这么做。确实，朱尔·勒纳尔自己有一套理论，他宣称自己写作的目标只是陈述，可以说就是给读者提供资料，让他们自己构建小说，而任何其他做法都是文学造假。但是我对作家的理论总不太信任，那些理论从来都只不过是作家为自己的不足找来的理由。所以，若是哪个作家没本事编出合情合理的故事，他就会告诉你，对于小说家来说，讲故事的能力是众多才能中最不重要的；而如果他毫无幽默感，他就会哀叹正是幽默毁了小说。若想让无情的事实焕发出生命的光辉，就需要赋予其情感，改变其性质。因此当朱尔·勒纳尔回忆起自己不幸的童年时，自怜和对母亲的恨如毒液一般渗透记忆，这样，他才得以写出自己唯一一部出彩的小说。

    我猜，如果不是勒纳尔死后有人出版了他的日记，他可能早就被遗忘了。那日记他坚持不懈、一丝不苟地记了二十年，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他认识许多那个时代文学界和戏剧界里的重要人物，如演员莎拉·伯恩哈特[2]和吕西安·吉特里[3]，作家罗斯丹[4]和卡普斯[5]。他将自己与这些人之间的交往记录下来，描述得活灵活现，充满生气，却又略带刻薄讥刺。在这里，他敏锐的观察力派上了用场。但是尽管他的描绘写实逼真，笔下这些聪明人的谈笑也真实可信，想要真正欣赏领会日记的这些部分，你或许得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巴黎社会有所了解，亲身经历可以，道听途说亦行。日记出版后，勒纳尔的那些作家同行们发现他在日记里对他们冷嘲热讽，很是恼火。在他笔下，那个时代的文学界一派野蛮景象。常言道狗不咬狗，同室不操戈，但这话放在法国文人身上就行不通了。我觉得，在英国，文人多半懒得彼此搭理，不像法国作家那样终日厮混在一起。虽然他们的确偶有碰面，但那也十有八九只是凑巧遇上了。我记得几年前一个作家对我说过：“我还是乐意与我的创作素材呆在一起。”他们甚至不怎么阅读彼此的著作。一次，一个美国评论家去英国，打算采访一些著名作家，请他们谈谈英国文学现状。但他只采访了一位就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因为他发现这位声名显赫的小说家居然连一本吉卜林的著作都没读过。英国作家会评价同行，他会告诉你这个人还不错，那个人不太行。但是他们虽喜欢前者却不至于狂热，虽瞧不起后者却不会贬低攻击他，而只是冷漠以对。谁要是大获成功，他们也不特别嫉妒；而如果这家伙明显是无功受禄的话，他们也只觉得好笑，不会勃然大怒。我觉得英国作家都唯我独尊。他们也许和所有人一样虚荣自负，但只要有一小群私人朋友欣赏他们，就足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不友好的批评不怎么影响得到他们，而且他们也不会煞费苦心去博得书评家的欢心。他们宽以待人，互不相扰。

    法国那边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那里文学生涯就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斗争，人与人之间互相开战，派系与派系间互相攻击。你必须时刻警惕，提防敌人布下的陷阱，而且说起来你都没法保证朋友不会从背后捅你一刀。这是一场混战，而且就像某些角力比赛，允许不择手段。这样的生活充斥着辛酸、嫉妒和背叛，满是恶毒和仇恨。我想这其中是有原因的。自然，原因之一是和我们比起来，法国人对待文学更认真严肃，一本书对于我们来说不甚重要，对于他们来说却意义重大，他们时刻准备着就基本原则展开辩论，争论热烈激昂，不仅让我们大为惊愕，还让我们忍俊不禁，因为我们实在是觉得把艺术这么当回事儿有些滑稽。其次，在法国，文学里总能卷进政治和宗教问题，于是一个作家会发现自己的书受到猛烈抨击，不是作品本身不好，而是因为他是新教徒、民族主义者、共产党员，等等，等等。这里有不少是值得赞扬的。作家不只认为自己所写的书重要，亦能意识到别人写的书也重要，这很好。他们认为书籍的确是有意义的，认为它们的影响或于人有益，或害人匪浅；前者要捍卫，后者要抨击，至少作家们能这样想，这也很好。一本书如果连作者自己都不把它当回事儿，也就成不了什么气候。正是因为法国人极其看重他们的书，他们才会因此而掀起如此激烈的辩论。

    还有一件事儿法国作家们都常做：他们会把自己的作品念给同行听，念正在创作中的稿子，也会念完成了的书稿。他们的这个习惯总是让我很惊讶。英国作家有时也会把自己尚未出版的书稿寄给同行，请他们指教。“指教”的意思是赞扬，哪个作家要是真对别人的书稿提出异议，那他可就太轻率了，他这样只会冒犯别人，他提出的批评也不会有人理睬。尽管英国作家们有时确实也会请人“指教”，但像那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听另一位小说家朗读他的新作，这种无聊到叫人痛苦的事儿，我可不信哪个英国作家能够忍受得了。但在法国，这似乎是理所当然、心照不宣的事儿，一个作家就该这样做，而且更奇怪的是，哪怕是杰出的大作家，也常常利用这种方式获得批评意见，并据此修改、重写文稿。不说别人，鼎鼎大名的福楼拜就承认自己听了屠格涅夫的点评后，把书稿重写了一遍；而读了安德鲁·纪德的《日记》，你会发现他也常从此法中获益。这一直让我很困惑，而我最终给自己的解释是：对于法国人来说，写作是一个光荣高尚的职业（在英国它就从来都不是），因此许多人尽管没有多么出色的创造力，却依然选择从事写作。他们机敏聪慧，受过良好的教育，深受悠久法兰西文化的熏陶，这使得他们能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但能有这个结果，不是出于不可遏制的创造欲望，而是因为他们下定决心，勤勤恳恳，并且头脑聪明，学识渊博。所以文学批评，即用心良好的人提出的意见，就可以起到极大的作用。不过我可不相信有些高产的大作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尔扎克，会去这样“自找麻烦”。他们写作是因为他们必须写作，一旦写完一本，只会考虑下一本要写什么。法国作家有这一习惯，自然说明他们乐于为使自己的作品臻于完美而不遗余力。而且，虽然他们感情丰富细腻，却不会像英国同行们那样自我陶醉。

    比起英国同行来，法国作家们之所以更容易互相敌对、记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的读者太少了，供养不起这么多的作家。我们有两亿读者，而他们只有四千万。每一个英国作家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但只要他在任何一个方面有一定的特长，他的收入就不会太糟。他不会太富有；可话说回来，如果他的目标是大富大贵，他也就不会选择当一个作家。假以时日，他便能赢得自己的一批忠实读者，而报纸为了吸引出版商来登广告，不得不留下大幅版面给评论文章，于是大众报刊就给了他足够的关注。他既然自己衣食无忧，也就可以不带妒意地看待其他作家。但是在法国，很少有作家能靠写小说谋生，除非他们有私人收入或是其他职业来满足自己的生活之需，否则他们不得不靠从事新闻工作来赚钱。买书的人太少，不是每个作家都能摊上，于是一个作家大获成功，另一个就要遭殃。扬名立万是一场搏斗，保住读者的尊重欢喜也是一场搏斗。于是，作家们拼了命地要获得评论家的好评，得知哪张哪张报上将要刊登一篇短评，就连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不知自己的努力有没有奏效，也会坐立不安；发现那文章是篇恶评，也会暴跳如雷。在法国，文学评论的确比在英国有分量得多。某些评论家影响巨大，一本书的成败就捏在他手中。尽管世界上凡有文化的人都懂法语，也并非只有巴黎人才读法语著作，但法国作家真正在乎的是巴黎人的看法，巴黎评论家、巴黎作家、巴黎睿智读者的意见。正因为所有的文学抱负都集中于这一个区域，这才出现倾轧和妒恨。也正是因为对作者的经济回报是如此微薄，作家才会对获某些奖项或是进入哪个学会如此渴望，...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