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

抹黑色。他长得不英俊，但他满脸的热情、直率，让他显得很迷人。他的牙齿很漂亮，洁白整齐。他的手比大多数印度人的要大。

    他裹着用最便宜的料子做的棉腰布，穿着件棉布衬衫，戴着顶甘地帽，围着所有有地位的印度人都围的围巾，光脚穿着双皮凉鞋。尽管他从未去过英国，他的英语却说得很流利，嗓音洪亮悦耳。他真诚纯粹和心地善良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不敢肯定他有多聪明。他脑子里的每一件事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可他并不知道，这些自己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悟出的“真知灼见”中十之八九其实都平庸得可怜。看到他一本正经地发表最陈腐的陈词滥调，真是叫人浑身别扭。不过，偶尔他也会有不错的想法，有时甚至算得上是有独创性的。

    他曾因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煽动性文章而被捕，被判入狱一年。他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牢房里，这样他就不能和其他犯人聊天，没法把他们带坏了。不过，尽管上面没有强求他去做苦功，他自己却主动要求做，和其他犯人们一起在工作间里织毯子。自己锒铛入狱这件事儿对他打击很大。他告诉我他以前常常一哭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发了疯地想出去，于是便猛捶牢门的铁条，试图把它们砸断，还会大喊大叫，一直叫得自己精疲力竭，然后瘫在垫子上，倒头就睡。吃了四个月的牢饭后，他病倒了，被送到了医院，剩下的几个月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就是那时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财产。但是打官司已经花了他很多钱，坐牢期间他的报纸收益也很不好。到他重获自由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债务累累。他花了好几年才还清了自己的债务。然后他把他的员工都召集起来，把自己的报纸、机器、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们，条件是他们每月付给他母亲三十卢比生活费，好养活她、他的妻子、他的妹妹，以及他的两个孩子。

    我想知道他的家庭对他的决定是怎么个反应。他不大在乎他们的感受。“他们不高兴，”他说，“但我也没办法。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总会伤害或是妨碍某些人，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他出生时占星家给他算了一卦，说他要么会成为一个非常富有、非常成功的人，成为人中豪杰，要么就会成为一个乞丐。以前那么多年，他一直志在获得功名利禄，但当他决定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他的母亲想起了占星家所说的话，因而尽管伤心却也不吃惊。我问他，等他的儿子长大了，埋怨父亲生下自己，却不给自己本应得的地位和良好的教育，而是只让自己学到点基本知识，成人之后除了做个工匠别无选择。要是这样，他会如何回答呢？他轻轻地笑了笑。“我想他很有可能会怨我，”他说。“但他会有个家可以睡觉，有口饭吃，这些都是我给的。我看不出为什么就因为你生了个儿子，你就得为了他能过得更好而荒废自己的生活。你和他一样有生活的权利。”

    他给我讲了个故事，我很喜欢。他处理掉全部财产后的第一天，他去探望一个朋友，朋友住的地方离班加罗尔[25]有几英里。他步行去了朋友家，回来的时候觉得累了，就上了一辆路过的公交车，可是突然想起自己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只好请司机停车，下了车。我问他投宿在哪里。

    “如果有人愿意让我借住，我就睡在回廊上，如果没有，就睡在哪棵树下。”

    “吃的呢？”

    “如果有人给我吃的我就吃，如果没有，我就饿着，”他的回答很简单。

    我和他的相识很奇特。当时我是第二次去孟买，住在那个城市，他从班加罗尔写信给我说他想来看我，因为他确定他能从我这里听到重要的话。我回信说我是个很平凡的人，不过是个写小说的罢了，根本不值得他赶两天的路来看我。但他还是来了。我问他车费是哪儿来的，他说他到了火车站，然后就守在那里。过了一阵，他和一个等车的人聊了起来，他告诉那人说他要来见我，但没有买车票的钱，于是那个人就给他买了一张票。我要给他回去的车费，但他不要我的钱。

    “我终归有办法回去的，”他笑道。

    我们一连谈了两天，其间我一直感觉糟透了，我晓得他想听我谆谆教导，听到些大道理，或者至少能听到一条真知灼见，可我根本没什么教诲他的，他只能失望了。也许我应该应个景儿，说些大话空话塞他的耳朵，但我实在是开不了口。

    果阿[26]。你驾车在椰树林中穿行，随处可见废弃的破旧房子。渔船航行在潟湖里，三角帆在耀眼的阳光下泛着点点白光。城里的教堂高大、洁白，正面装饰着蜜色的石壁柱。教堂里面又大又宽敞，讲道坛是葡萄牙巴洛克风格的，雕刻得极为精细繁复，祭坛画也是同样风格。在侧祭坛的一个讲道台上，一位牧师（是个本地人）正在做弥撒，身边有个黑脸侍祭在帮忙。没有人来礼拜。在圣方济各大教堂你会看到一个木雕的耶稣受难像，向导会告诉你在这个城市被毁的六个月前，它流泪了。大教堂里，他们正在举行宗教仪式，有人在弹管风琴，风琴台上，一个当地人组成的小唱诗班正粗着嗓子唱着，正是这粗哑的嗓音，让天主教圣歌染上了一丝神秘的印度异教特质。在这个荒僻的地方，有这些空旷巨大的教堂，日复一日地，从没有人去听牧师做弥撒，这个景象让人难忘，令人生奇。

    牧师。他到旅馆来看我。他是个印度人，个儿高，不胖也不瘦，五官端正、略显扁平，一双明澈的黑色大眼睛，眼白亮亮的。他穿着神职人员的长袍。一开始他非常紧张，手都不知道摆哪里好，不过我尽力让他平静了下来，他的手也不乱动了。他的英语说得非常好。他告诉我他出身于一个婆罗门[27]家庭，他的一个婆罗门先人被圣方济各·沙勿略[28]的一个追随者感化，皈依了圣方济各派。他刚刚三十出头，体格健壮，风度翩翩。他的声音浑厚、悦耳。他在罗马呆了六年，在欧洲期间走过不少地方。他想再回欧洲去，但他的母亲年事已高，希望他能留在果阿直到她去世。他在学校教书、传道。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在感化首陀罗[29]改变宗教信仰上。他说现在试图度化高等种姓的印度人根本就是白费力气。我想让他谈谈宗教。他对我说，他认为基督教足够宏大，应该可以包容所有其他的宗教信仰，但可惜罗马方面不允许印度教会按照本地人的意志发展。我感觉他接受基督教教义是把它当做一种学说，而不是狂热地盲从。我不知道如果一个人能洞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是不是会发现自己对它多少会持一点怀疑态度。我觉得，尽管他背后是四百年的天主教，他心底仍然是个吠陀。我不知道对他来说，基督徒的上帝和《奥义书》信徒的婆罗门是否有所融合，就算他没有这样想过，模模糊糊的潜意识里是不是这样的。他对我说，即使是在基督徒中间，种姓制度依然存在，他们绝不会和其他种姓的人结婚。一个婆罗门血统和一个首陀罗血统的基督徒结婚是闻所未闻的。他有些得意地告诉我他的身上一滴白人的血都没有，他的家族一直保持着血统的绝对纯正。“我们是基督徒，”他告诉我，“但我们首先是印度人。”对待印度教，他的态度是宽容同情。

    特拉凡哥尔[30]的回水河汊。它们是些窄窄的沟渠，多多少少算是人工开凿的，我的意思是人工把天然的水域用围堤水渠连接起来，形成一条从特拉凡得琅[31]到柯钦[32]的水道。水道两边长着椰子树，泥顶的草房子傍着水道，每个房子外都环绕着一个小院子，院里种着香蕉、木瓜，有时还会有一株菠萝蜜。孩子们玩耍，女人们闲坐，有些则在舂米；不牢靠的船上有时装载着椰子树叶或牛吃的草料，男人和男孩们划着船慢吞吞地行驶在河上。岸边有人捕鱼。我看见一个人背着弓和箭，身上挂着一小串他刚刚射到的鱼。大家都到河里洗浴。这里绿意盎然、清凉、宁静。你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这里田园般的生活祥和且原始，却不是太艰苦。时不时地有一条大驳船通过，有两个人撑杆，从一个镇子到另一个镇子去。时而可以看到一座简朴的小庙，或一座小小的礼拜堂，这里的人口中信奉基督的比例很高。

    河里长满了水葫芦。这种植物开着淡紫色的花，根不扎在土壤里，而是在水中，顺水漂浮，你的船划过，把它们推到两边，显出一条干净的水道，但船刚一走，它们立即就随水顺风漂回来盖满水面，让人根本看不出你刚刚从这儿划过。我们这些在世上引起过小小轰动的人也是一样。

    联邦首席部长。我早就听说，他这个政客不仅精明狡猾，而且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大家一致认定他既聪明又奸诈。他强壮结实，和我差不多高，目光炯炯但眼睛并不大，浓眉毛，鹰钩鼻，厚嘴唇，圆圆的小下巴，一头浓密漂亮的鬈发。他缠着白色的腰布，穿着白色束腰外衣，领口箍得挺紧，还戴着白围巾。他赤脚穿着双凉鞋，时不时地把鞋子蹬掉，穿回去，再蹬掉。他待人亲切随和，这是政客的温和，这是多年来逼着自己对每个人都热情相待练出来的。他的英语说得非常好，很流利，词汇丰富，他能把自己想说的清晰且有条理地表达出来。他的声音洪亮，举止随和。我说的许多话他不同意，果断地纠正我，但谦恭有礼，自信我足够聪明，不会因为别人有反对意见而觉得被冒犯了。他当然非常忙，一个邦里的所有事都要他管，但他似乎有足够的闲暇，和我聊印度的玄学和宗教聊了近一个小时，好像这是天底下最让他感兴趣的话题似的。他似乎不仅阅读过大量印度文学作品，还读了不少英语文学著作，但听他的谈话，看不出他对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和思想有什么了解。

    当我开始说印度的宗教是他们所有哲学的基础时，他纠正了我的说法。“不对，”他说，“不是这样的，印度没有你所指的那种宗教，有的是各种哲学体系，而神学，印度教神学，是它们中的一种。”

    我问他，受过教育、有文化的印度人是否还认真相信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他的回答斩钉截铁：“我个人对此绝对相信。我坚信在我这世生命开始之前，我已经活了无数世，而且不知还要再经历多少世，才能获得解脱。在我看来，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是唯一能解释人与人间的不平等和世间丑恶的东西。我若不相信它们，这个世界对我便毫无意义。”

    我问他，相信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是否让印度人不像欧洲人那样畏惧死亡。他花了一点时间思考怎么回答，而当他在考虑的时候，他又说起其他事儿来（后来我发现这是他的习惯），我还以为他不准备回答了。然后他说：“印度人不像日本人，日本人从小被灌输的思想就是他们的生命毫无价值，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要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印度人并不因为死亡会结束他的生命而畏惧死亡，他畏惧死亡是因为他不知道下一世自己会投胎成什么。他有可能转世为婆罗门、天使，乃至神灵，也可能投胎为首陀罗、一条狗或是一条虫，一切都没有定数。当他想到死亡时，是来世让他感到惧怕。”

    印度七弦琴演奏者。他是个胖胖的四十岁男子，没有蓄胡子，脑壳前半部分也刮得干干净净。他后面的头发留得很长，梳了一个髻。他缠着腰布，穿着件无领衬衫。他坐在地上弹奏。他的乐器装饰华美，刻有浅浮雕，尾部是一个龙头。他弹了几个小时，不时唱上一唱，有的曲子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有的则没那么历史悠久，就是上个世纪的，当时的统治者还是特拉凡哥尔大君，大君本人就是位技艺高超的音乐家，他那个时代的人民对音乐艺术热情高涨。这都是些非常繁复华丽的音乐，需要全神贯注地听，而且要是我一点都不了解现代音乐的话，我想我是根本听不懂它的。它的节奏很慢，当你的耳朵适应了之后，就能听出它丰富多彩、音调谐美。近些年来，作曲家受现代音乐（欧洲音乐）的影响很大，你能在这些东方曲调中察觉出低低的风笛声或是军乐队的威武之音，这感觉怪怪的。

    印度人的房子。主人是一个法官，房子是祖辈留下来的。他已经死了，接待我的是他的遗孀。她是一个胖太太，穿着一身白，白色的鬈发披在背后，光着脚。你从一方白墙上的一个门洞走进去，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凉亭内，天花板是菠萝蜜木的，上面雕饰着荷叶，中心是一个起舞的湿婆浮雕像。亭子后面是一个灰扑扑的小院子，里面长着变叶木和山扁豆。再往后就是房子了。房前有一道有飞檐的回廊，露出屋顶的木榫卯结构服帖地结合在一起，还有深棕色雕饰的天花板，和凉亭里的一样。两头各有一个拱起的部分，下面是贮藏间，主人通常把衣服放在里面，同时又能当座位使用。以前他就是在这里接待客人的。后面是两扇门，门上有漂亮的锁和铰链，都是用雕饰过的铜做的。两扇门通向两个昏暗的小房间，每间里面都有一张床，其中一间以前是主人的卧室。一侧有一个封住了的缝隙，它通向谷仓。从一个小边门穿过去，你就到了另一个院子，院子深处就是女眷的住处，旁边是厨房和其他一些小房间。太太带我参观了一个房间，里面摆着些破旧的老式欧洲家具。

    第一个院子虽年久失修、灰头土脸的，但到了夜晚肯定看不出来这些，在月亮和星光下，它凉爽而寂静，定是个浪漫的所在。我希望能坐在那里听七弦琴手弹奏，铜油灯的灯芯浮在椰子油里，烟气腾腾的灯火照亮了琴师严肃、投入的脸庞。

    瑜伽士。他的个子同一般的印度人差不多，皮肤是深蜜色的，一头白色的短发，一把白色的胡子。他不肥，稍有点胖。他尽管只围了一条腰布，看上去还是很整洁，非常干净，甚至算得上“衣冠楚楚”。他走路慢吞吞的，拄着拐杖，有点瘸。他的嘴有点大，嘴唇厚厚的，一双眼睛既没有大多数印度人的大，也没有他们的亮，眼白里充着血。他的生活习惯虽简单朴素，举止却庄严大方。他乐呵呵的，爱笑，有礼貌，我觉得他不像位学者，倒像个好脾气的老农。我正躺在小木板床上，他走进屋来，身后跟着三两个弟子，寒暄了几句后，他坐了下来。我当时身体不太好，之前还昏过去一阵子，他就坐在我手边。他就是因为听说我不舒服，没法起身去客厅（他一般都坐在客厅里），才到这间小屋来的（我之前是被人抬进来的）。

    一开始他还看我几眼，后来他就不再看我，只斜着眼睛盯着我的肩膀上方，好像有什么怪东西悬在那里似的。他的身体一动也不动，但一只脚不时轻敲几下地面。这个状态他大概保持了一刻钟，后来他们告诉我，他那是在集中精力为我冥想。然后他转过脸来，问我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或是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我既虚弱又难受，就这样照实说了，听我这么说他笑了笑，说：“沉默也是交流。”他又把头微微偏开，全神贯注地冥想起来，眼睛还是盯着我肩膀上方，好像要看的东西就在那里似的。这样的状态他大概又保持了一刻钟，大家都一言不发，屋里的其他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然后他起身，鞠了一躬，向我笑笑作别，然后拄着拐杖慢慢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房间，他的弟子们紧随其后。

    我也不知是休息得好，还是瑜伽士的冥想起了作用，反正我感觉自己好了许多。过了一会儿，我去了大厅，他白天在那里打坐，晚上就睡在那儿。那房间空荡荡的，我看大概有五十英尺长，宽是长的一半。房间四面都有窗户，但窗户顶上笼着飞檐，屋里还是很昏暗。瑜伽士就坐在一个铺着虎皮的矮台上，前面摆着一个小火盆，里面焚着香，散发出好闻的香气。过一会儿就会有一个弟子上前，再点上一根。信徒们坐在地板上，有的在诵读，有的在冥想。过了一会儿，走进来两个陌生人，提着一篮水果，他们给瑜伽士行了大礼，献上他们的贡品。他微微点了点头表示收下了，示意弟子把贡品拿走。他和蔼地和陌生人交谈了一阵，然后又微微点了下头，示意他们可以退下了。他们又行了一个大礼，然后退下，和其他信众坐在一起。然后瑜伽士陷入冥想状态，在场的每个人似乎都打了个寒战，我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大厅。

    后来我听说关于我晕倒的事儿，谣言传得神乎其神，不仅在印度各地区广为流传，还传到了美国。有人说我昏厥是因为要见圣人，心头猛生敬畏之情所致；还有人说他人还未现，力量就已经在我身上产生作用了，让我有那么几分钟灵魂出窍、身处无极。人家向我打听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只是微微笑笑，耸耸肩膀。其实我晕倒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了，那次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医生告诉我，那是腹腔神经丛受刺激，导致横隔膜压迫心脏造成的，那一天压得久了一点。碰到这种情况，有几分钟会觉得身体不适，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直到清醒过来————如果还能清醒过来的话。

    马都拉[33]。夜晚的庙宇。印度总是吵吵闹闹的，印度人整天扯着嗓子说话，但在庙里他们说话的声音比什么时候都大，吵得简直吓人。人们做着祷告，背诵着连祷文，相互大喊大叫、大声辩论，争得面红耳赤，互相打着招呼。他们没有一点敬畏神灵的样子，然而周遭却又有一种势不可当的强烈神圣感，让你的脊梁骨直发凉。说来奇怪，那里的神灵似乎是活生生的，就在附近。

    人群拥挤，男人、女人、孩子挤作一团。男人们赤着膊，他们的额头上厚厚地涂着烧牛粪剩下的白灰，胳膊上和胸口一般也会有。很多人白天工作的时候会穿西装，但到了这里，他们便抛开了西方服饰、西方文明，以及西方思维方式。在这庙宇之中，只有对西方一无所知的印度本地人。你看见他们向一个又一个的神龛行大礼，有时完全趴在地上，面朝下，摆出五体投地的朝拜姿势。

    你穿过长长的大厅，有雕花柱子撑着屋顶，每个柱子脚边都坐着一个托钵僧。有的是胡子一把的老者，有的消瘦憔悴得厉害，有的是身强体壮、浑身是毛的年轻人。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个接受施舍的钵或一张小垫子，不时有善男信女会往里面投上个铜板。有的穿着红衣，有的几乎赤裸；有的漠然地看着你走过，有的在读书，或是默念或是朗诵出声，毫不理会来来往往的人群。内殿外面的地板上坐着一群僧侣，脑壳儿前部的头发剃了，后面的头发扎了个髻，他们挺胖，光溜溜的棕色胸膛和胖乎乎的胳膊上用白灰画得一道一道的。走进来一位有学识的大师，他也是位闻名遐迩的圣徒，他戴着红头巾，胳膊上套着镯子，围了一条彩色的腰布，留着一把灰白的胡子，一副很权威的派头，他走进来，身后跟着两三个小弟子，在一个神龛前念了一段祷文，然后由弟子开道，庄重气派（受人尊敬的人就是这样的）地大步走进圣殿里最神圣的地方。

    庙里点着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它们吊在天花板上，刺眼的光直射在神像上，但是在它们照不到的地方，黑暗就显得越发神秘。尽管这里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也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你最终的印象是这里既隐秘又可怕。

    我准备离开印度的时候，人们问我看过的那么多东西里什么留给我的印象最深，我的回答如他们所愿。但让我触动最大的其实不是泰姬陵，不是贝拿勒斯河边的石梯，不是马都拉的庙宇，也不是特拉凡哥尔的群山，而是印度的农民，这些农民们虚弱憔悴，衣不蔽体，只有一块破布围在腰间，破布和他耕种的、太阳炙烤的土地一般颜色，农民们在黎明的寒冷中瑟瑟发抖，在正午的酷热下挥汗如雨，当落日把干旱的田地染成红色时，饿着肚子的农夫们仍不眠不休地劳作着，北边、南边、东边、西边，在印度广阔的大地上耕作着，他的父辈就是这样劳作的，从三千年前雅利安人第一次踏入这个国度开始就是这样劳作的。他为了少得可怜的收成辛苦耕耘，这是他维持生活的唯一希望。那就是我在印度看到的最能打动我的景象。

    据说威灵顿公爵曾说过，我们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打胜滑铁卢战役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说，我们是在英国的公学里丢掉印度的。

    * * *

    [1] 阿室罗摩（Ashrama）是印度教徒一生按照理想经历的四个行期的统称，亦指瑜伽修行者聚集居住的地方。

    [2] 马德拉斯（Madras）是印度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孟加拉湾的科罗曼德尔海岸。

    [3] 吠檀多（Vedanta）是印度六派正统哲学体系之一，是构成大多数现代印度教派别的基础。吠檀多有三种基本的经典：《奥义书》、《薄伽梵歌》和《梵经》。《梵经》是对《奥义书》教义的简要阐释。对这些经典，根据对个人自我（我）和绝对（梵）之间的关系和同一程度的不同认识，发展出好几个吠檀多派。但都信仰轮回和吠陀的权威，并且相信梵是世界的物因和动因；而灵魂是自己行为的动因，因此是行为后果的接受者。

    [4] 毗湿奴（Vishnu）是印度教信奉的主神之一，据说他守护并保存世界，匡扶诸法。毗湿奴主要通过诸化身特别是罗摩和黑天来显现。据说在需要的时候就会显身战魔，而且面貌有很多种，不过最常见的有十种。他有千名，信徒在祭拜时反复称念。

    [5] 海得拉巴（Hyderabad）是印度南部安得拉邦首府。十六世纪由戈尔孔达苏丹建立，1685年被莫卧儿帝国侵占，遭到劫掠破坏，1724年曾成为独立的海得拉巴王国首都。四周围有城墙，有许多兼具印度和穆斯林风格的建筑。

    [6] 湿婆（Siva/Shiva）是印度教所崇奉的主神，集多种神威于一身。他是复杂而矛盾的神话人物之一。他既是毁灭者，又是起死回生者；既是大苦行者，又是色欲的象征；既有牧养众生的慈心，又有复仇的凶念。他在湿婆教中是主神。

    [7] 苏非派（Sufi）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

    [8] 阿卡巴·海德里爵士（Sir Akbar Hydari，1869——1941），时任海得拉巴邦首席部长（1937——1941）。

    [9] “蛇与绳子”是《奥义书》中的一条典故，讲的是圣者个人开悟的经验。他在黑暗中见一毒蛇，心生畏惧，两股战战。待走近一点看，发现原来实相是一条绳子，根本就没有蛇。于是他悟出“苦从迷执而来”的道理，并认为人不用受生死轮回之苦，因为人根本无生无灭；人也不用受苦，因为人的本性是极乐。

    [10] 贝拉尔（Berar）是印度中西部一地区。

    [11] 德尔维希（dervish）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教团的成员。这些神秘主义者强调通过狂喜、舞蹈和旋转表达献身的情感。云游四方的托钵德尔维希叫做托钵僧，常被视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圣人。多数穆斯林将他们视为非正统和极端分子，但该教派活动仍持续至今。

    [12] 帕尔切尔苏斯（Paracelus，1493——1541）是德裔瑞士医生、炼金术士，他把疾病这一概念引进医学，认为疾病是分割身体的外用药剂的结果，而不是体内失调，并主张使用药物抵抗致病药剂。

    [13] 埃利法斯·莱维（Eliphas Levi，1810——1875）是一位法国术士。

    [14] 尼金斯基（1890——1950），俄罗斯芭蕾舞蹈家，以其有力的弹跳和不可言喻的优雅著称。许多人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舞蹈家。

    [15] 贝拿勒斯（Benares）又称瓦拉纳西（Varanasi），是印度北方邦城市，位于北方邦东南部恒河岸边，为世界上一直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公元前2000年即是雅利安人的定居点。是印度教七圣城之一。有许多神坛、庙宇、宫殿和数英里的沐浴石阶。每年有一百多万的朝圣者。贝拿勒斯以北的萨尔纳特为释迦牟尼第一次布教处。

    [16] 利德比特（Charles Webster Leadbeater，1854——1934），英国神智学者协会（the Theosophist Society）的重要早期成员，出版了不少关于神秘学的著作。

    [17] 贝赞特夫人（Mrs. Annie Besant，1847——1933），英国重要的神智学者、妇女权利运动家、作家、演讲家，支持爱尔兰和印度独立自治。她1908年当选神智学者协会主席，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在印度度过，在阿迪亚尔（Adyar）成立了神智学者协会。

    [18] 那那·萨希布（Nana Sahib，1824——？），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领袖，1859年失败后退入尼泊尔丛林，下落不明。

    [19] 巴达维亚（Batavia）即雅加达（Jakarta/Djarkata）的旧称。

    [20] 阿格拉（Agra）是印度中北部城市，位于新德里东南方向的朱木拿河沿岸。它曾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蒙兀儿王朝的首都，也是国王沙·加汗在1629年其爱妻死后所建的泰姬陵所在地。

    [21] 数论派（Samkhya）哲学是印度六派哲学体系之一，持一种前后一贯的物质和灵魂（或自我）的二元论。认为这两者足以解释宇宙的存在，无须以神的存在作前提。数论一方面将心理和生理功能作了彻底区分，另一方面建立了纯粹“人格”。

    [22] 马德拉斯（Madrassi）是印度南方的一个城市。

    [23] 古鲁（Guru）是印度教的宗教领袖或宗师，也可指个人的宗教老师（或指导）。

    [24] 迈索尔（Mysore）是卡纳塔克（Karnataka）的旧称，是印度西南部的一个邦。濒临阿拉伯海，范围包括德干高原南部的高原地区和东西高止山脉西部丘陵地区。古时曾为印度一系列王朝所统治，直到1831年英国人取得了控制权。1881年迈索尔回归本地人统治，为一王侯邦。1973年更名为卡纳塔克（意为“高耸的土地”）。

    [25] 班加罗尔（Bangalore）是印度中南部马德拉斯以西一城市，建于1537年，是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

    [26] 果阿（Goa）是印度的一个邦，位于西海岸，与马哈拉施特拉和卡纳塔克邦交界，临阿拉伯海，首府为帕纳吉。经济以农业为主，因当地特殊的建筑物和美丽的海滩而成为观光客常去的旅游胜地。

    [27] 婆罗门（Brahmin）是印度教流行地区四个瓦尔纳（社会阶层）中的最高一级。婆罗门的崇高种姓地位可追溯到吠陀时代末期，长期以来被认为比其他等级纯净很多，可单独执行某些宗教工作，如负责保存吠陀时代的赞美诗集。由于声望崇高和受过传统教育，主宰了印度学术好几个世纪。婆罗门身为宗教和知识的精英分子，握有政权的刹帝利（武士）常以他们作顾问，印度独立后有许多婆罗门担任各邦的首长。虽然在法律上已不再认可，但他们仍保有传统的特权。他们通过一些严格的戒律来保持宗教的纯净，如素食和不能从事某些行业。

    [28] 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1506——1552）是西班牙裔法国传教士。出身于贵族家庭，在巴黎大学完成学业。1537年受神职为司铎。1542年奉使至印度传教三年。1545年在马来群岛建立教会。1549年抵达日本传教，首次系统地介绍基督教义。1551年返回印度，翌年正准备前往中国时染病而死。据说经他接受洗礼的信徒约有三万人。1622年被谥为圣徒；1927年成为所有外方布道团的主保圣人。

    [29] 首陀罗（Sudra）是印度种姓制度中最低的一等。传统上该等级由工匠和劳动者组成，最初可能包括了所有印度文明中被征服并编入种姓系统的人民。其成员不能参加入法礼，也因此不能阅读吠陀。

    [30] 特拉凡哥尔（Travancore）是印度西南部一地区。

    [31] 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是印度南部港市，临阿拉伯海，位于班加罗尔西南偏南方。它是港口城市和制造业中心。

    [32] 柯钦（Cochin）是印度西南的一个区域，古时为一王侯州，在阿拉伯海的马拉巴尔海岸。

    [33] 马都拉（Madura）是印尼爪哇东北部一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