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顶用绳索垂挂，悬于半空。天气将起雾。

    我猜想，只要拾起这份报纸，哪怕是匆匆光临本星球的外星人，哪怕只是瞄几眼零星片段，就不可能看不出英国处于男性统治之下。任何理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感觉不到那位教授的绝对优势。

    注20 伯肯赫德爵士，1st Earl of Birkenhead （1872-1930）， 本名Frederick Edwin Smith, 英国律师、政客、著名演说家。

    注21 威廉·拉尔夫·英奇，Dean Inge（1860-1954），全名William Ralph Inge，作家，英国国教牧师，剑桥大学神学教授，圣保罗大教堂教长，曾获三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注22 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法国作家、哲学家，代表作：《品格论》（Les caractères）。

    注23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 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诗人、辞书编纂者，编著过莎士比亚选集。代表作：长诗《伦敦》（London）、小说《阿比西尼亚王子》（Rasselas, Prince of Abyssinia）等。

    注24 奥斯卡·勃朗宁，Oscar Browning（1837-1923），英国作家、历史学家，教育改革者。

    注25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作家，代表作：讽刺体乌托邦小说《乌有之乡》（Erewhon），半自传体小说《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

    注26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十八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杰出的启蒙主义者，推动了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发展。代表作：《愚人志》（The Dunciad）、《夺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

    注27 “‘男人知道女人比自己更胜一筹，所以，他们才总是选择最弱小或最无知的女人。要是他们打心眼里不这样想，就决不可能害怕让她们和他们懂的一样多。’……对另一种性别的人应该保持公允，我觉得应该开诚布公地承认，他在随后的谈话中对我说，他那样说，是因为真心那样想。”——鲍斯威尔，《赫布里底群岛旅行日记》（The Journal of a Tour to the Hebrides）。——原著注。

    注28 “古代日耳曼人相信女人身上有神圣之处，也因此将她们当作大祭司，凡事请教。”——弗雷泽，《金枝》（Golden Bough）。——原著注。

    注29 Hampstead Heath，位于伦敦西北部约有800公顷的自然保护区。

    注30 奥斯汀·张伯伦，Sir 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英国政治家，192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他的优势，就是权力、金钱和影响力。他拥有报业，及其总编和副总编。他是外交部长，也是法官。他是板球运动员，拥有几匹赛马和几艘游艇。他是大公司的总裁，能让股东赚足百分之二百。他给自己名下的慈善机构和大学院校留下百万英镑。他把女影星悬在半空。只有他才能决断那把斩肉刀上的毛发是不是属于人类；只有他才能宣判凶手有罪无罪，是该施以绞刑，还是当庭释放。除了起雾这件事，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却很愤怒。而且，我知道他很愤怒。阅读他写女性的那些高谈阔论时，我思忖的并非论点，而是他本人。

    当论述者不动私情、冷静地据理力争时，只会专注于论点，读者也会一心不二，关注论点本身。如果他谈论女性时心平气和，并且举证出一些不争的事实作为论据，让人看不出他有刻意坚持某种结论，读者也不会为此动怒。人们会欣然接受事实，就像承认豌豆是绿的、金丝雀是黄的那样。那样的话，我恐怕只能承认那是真的。但正是因为他有怒气，所以我也变得恼怒。

    我随手翻着晚报，想到如此大权在握的男人竟然还要动怒，未免太荒谬了。我开始思忖，也可能，在不明就里的状况下，怒气就是权势的附属品，好比鬼怪附体？譬如说，有钱人时常动怒，因为总在担心穷人要夺走他们的财富。

    但那群教授，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群男权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有怒气，除去这个原因外，还有另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深层原因。

    也许，他们根本没有“动怒”，实际上，他们在与女性的私人生活中常常不吝美词，充满博爱，堪称楷模。也许，他有点过分地强调女性之低劣时，他在意的并非她们之低劣，而是自己的优越。那才是他急于强调、过分捍卫的东西，因为这才是他的无价之宝。

    我望着人行道上摩肩接踵的行人，心想，生活对于男女两性来说都不容易，一样是艰辛、苦难、无尽的奋斗。那需要我们付出无比的勇气与力量。或许，对于我们这些耽于幻想的人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有自信。没有自信，我们就好像摇篮中的婴儿。

    那么，我们如何能尽快培养出这种无法衡量却弥足珍贵的品质呢？认定别人不如自己。假定自己生来就比别人优越——或是富有，或是高贵，或是有挺拔的高鼻梁，或是藏有罗姆尼注31为祖父画的一幅肖像——人类这种可悲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对这个不得不去征服、去统治的男权者来说，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自觉生来就高人一等，觉得大部分人，确切地说就是另一半人类天生就比他低劣。这必然是他的权威的主要来源之一。

    不过，请让我将这种观察所得应验于现实生活，看看这种论点对于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疑团是否有帮助，是否能解释Z先生带给我的惊愕？

    那天，这位一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拿起丽贝卡·韦斯特注32的某本书，读了其中一段就大呼小叫起来：“十足恶劣的女权主义者！她把男人说成了势利小人！”这句怒吼让我大吃一惊，因为，韦斯特小姐关于男性所说的话固然不中听，但也可能完全属实，何以就成了十足恶劣的女权主义者？这句怒吼不仅是因为虚荣心受到了伤害而发出的哀嚎，也是他的自信力受到侵犯时所发出的抗议。

    千百年来，女人都要担当魔镜的职责：拥有令人满足的魔法，可以将镜中的男人放大两倍。如果没有这种魔法，这个世界恐怕至今仍是洪荒泥沼、密林草莽，根本无人能得知所有争战带来的荣耀。我们大概还在羊骨残骸上刻画鹿的形状，还在用火石换羊皮，或是任何能满足我们原始品味的朴素饰品。超人也好，命运的魔爪也好，都不可能存在于世。沙皇和凯撒也不可能先戴上王冠，再丢掉王冠。纵观各大文明社会，不管怎样使用这魔镜，对一切暴力和英雄壮举而言，魔镜都必不可少。所以，拿破仑和墨索里尼都特别强调女性低劣卑下，否则，他们就没办法膨胀为伟人。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能解释男人为什么常常需要女人，也能解释他们受到女人批评时是何其不安。说这本书写得多差，或那幅画是多么缺乏力度，诸如此类的评头论足若出自女人之口，而非男人之口，怎么可能不带来更多痛苦、激起更强烈的愤恨？因为，如果她开始讲实话，魔镜映照出的形象就会开始缩小，他契合生活的程度就必然降低。

    假设他不能在早餐和晚餐时段，一天起码两次看到自己加倍膨胀的身影，那他还怎能继续。宣布判决、教化民智、制定法律、著书立说、又怎能盛装打扮，在宴会上高谈阔论？

    我如此思忖着，边把面包捏碎，边搅动咖啡，间或看看街上往来的行人。镜中的映像超级重要，就因为它令男人活力充沛、神经活跃。拿走魔镜的话，男人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就像被夺走可卡因的瘾君子。

    望着窗外的人流，我不禁想到，竟有半数行人是被这种幻象驱使着，大步流星去工作的啊。每天清晨，他们就在魔镜散发出的宜人光辉里穿好衣，戴好帽。他们信心十足、精神抖擞地开始每一天，坚信自己在史密斯小姐的茶会上是大受欢迎的嘉宾；踱步进屋时还不忘对自己说，我比这儿的半数人更高贵，因此说起话来洋洋自得，言之凿凿，给公共生活带去深远的影响，也在个人意念的边缘处留下了令人费解的注脚。

    男性心理是个危险又有趣的话题，我希望，等你们每年都有属于自己的五百英镑收入后，再去深究这个话题；但因为要付账单，我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被打断了。

    总共五先令九便士。我给了侍者一张十先令的钞票，他去找零钱。

    我的钱包里还有一张十先令的钞票，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事实让我至今仍激动不已——我的钱包会自动生出十先令的钞票。我打开钱包，里面就会有钞票。社会为我提供了鸡肉和咖啡、床榻和寓所，以回报我付出去的那些钞票。

    钱是一位姑姑留给我的，只因为我们同宗，而且我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

    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我的姑姑玛丽·伯顿是在孟买骑马兜风时坠马而亡的。我得知获赠遗产的那天晚上，国会刚好通过了女性选举权法案。一封律师信落在了我的信箱里，打开后，我发现自己从此往后有了五百英镑的年金，那就是她留给我的遗产。两相比较——选举权和钱——属于我的那笔钱似乎重要得多。

    在此之前，我靠给报社打零工来养活自己，报道这儿的驴戏、那儿的婚礼。我还靠帮人写信封、为老妇人读书诵报、扎些纸花、在幼儿园教小孩子识字赚个几英镑。1918年前，向女性开放的主要职业无外乎就是这些。

    我认为，我不需要详细描述这些工作有多辛苦，因为你们大概也认识做过这些工作的女人；也不用告诉你们赚钱糊口有多艰辛，因为你们想必也经历过。然而，比上述两种辛酸更痛苦，至今仍让我无法忘记的是那些日子所孕育的恐惧和酸楚。

    首先，总是要做自己不想做的工作，还只能像奴隶那样去工作，去阿谀，去逢迎，虽说也许不必整日如此，但似乎确实有这种必要，因为冒险、任性的代价太高了；其次，会想到天赋的消亡，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天赋，对拥有者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才华被埋没就无异于死亡，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我的自我，我的灵魂，一切的一切就仿佛锈病蚕食树心，从骨子里毁了盛放的春花绿叶。

    当然，如我所说，姑姑去世了，每兑现一张十先令的钞票，那锈斑和腐迹便剥去了一层，不再恐惧与酸楚。

    我把找回来的零钱滑进钱包，想起往日的艰苦，不禁想到：一笔固定收入竟能让人的脾性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真是值得说道的事，千真万确。世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从我这儿抢走那五百英镑。衣食寓所，永远都是属于我的。消失的不仅仅是辛苦与操劳，还有愤恨与怨怒。我不需要憎恨任何男人，男人伤害不到我。我不需要取悦任何男人，男人什么都给不了我。

    于是，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对另一半人类持有一种新态度了。

    笼统地指责任何一个阶层或是一种性别都是很荒谬的。群体历来不为其所作所为负责。驱动他们的，是他们无法自控的本能。那些男权家长们、教授们，也要应付无穷尽的难处、可怕的难关。从某些方面说，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其缺陷，我所受的也一样。这造成了他们有种种缺点。

    没错，他们有钱有权，但付出的代价是要让鹰鹫住进他们的胸膛，永无休止地撕啄他们的心肝肺腑——占有的本性、攫取的狂热，永远驱动他们觊觎别人的土地与货物，去拓宽疆土，抢占领地，建造战舰，研发毒气，甚至牺牲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生命。

    行走在海军总部拱门（我已经走到纪念碑）之下，或任何一条陈列战利品和大炮的林荫道上，都会让人记起那些被纪念过的辉煌战绩。我看着股票经纪人和大律师在春天的阳光里走进楼宇，去赚钱，赚更多、更多的钱，但其实一年五百镑就足以让人在阳光下享受生活了。

    我想，心里装着这样的本能冲动，应该是很不舒服的。它们是某种生活状况、文明的匮乏所孕育出的产物。我这样想着，同时望着剑桥公爵的雕像，确切地说，是在凝视插在他那顶三角帽上的几根羽毛，它们大概从未被人这样目不转睛地看过。

    当我意识到这些缺憾后，心中的恐惧与酸楚也一点一点淡化为了怜悯和宽容；不出一两年，怜悯与宽容也会化为乌有；再然后就是全然释怀，超脱一切，见山是山，能就事物的本质去思考了。就说那栋楼吧，我喜欢吗？那幅画，好看吗？那本书，我觉得写得好吗？

    说真的，是姑姑的遗产助我拨云见日，我看到的，不再是弥尔顿要我永世瞻仰的那位威风的大人物，而是一方广阔的天空。

    左思右想间，我顺着河边走回家去。万家灯火渐渐点亮，和晨曦时分相比，伦敦的景色已发生了难以言喻的变化。

    仿佛一台巨大的织机，在整日运行之后，在我们的协助下，织出了几码令人惊叹的美丽布匹——火红的缎面上闪现着无数红彤彤的眼睛，黄褐色的怪物咆哮着，喷吐炽热的气息。就连晚风也像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帜，拂过房屋，振动篱墙。

    不过，我居住的那条小街是充满居家氛围的。粉刷匠正从梯子上下来；保姆小心地推着婴儿车进进出出，回来准备茶点了；运煤的工人把空麻袋一个叠一个码放整齐；戴着红手套的菜店老板娘正在清点当日账目。但我依然全神贯注于你们交托给我的这个难题，以至于眼前的寻常光景也被我纳入了思考。

    我想，和一个世纪前相比，如今更难说清楚这些工作究竟哪个高人一等，哪个更有必要。是做运煤工好，还是做保姆好？跟赚了上万英镑的高级律师相比，把八个孩子拉扯大的清洁女工对这个世界而言就更没有价值吗？

    注31 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1734-1802），英国肖像画家，为诸多社政名流绘制肖像。

    注32 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英国小说家、评论家、散文作家，以其女权主义著称。代表作：《黑羊与灰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火药列车》（A Train of Powder）。

    这样发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人能够回答。

    清洁女工和律师的价值高低，在不同年代里各有起落，即使是现在，我们也没有尺度去衡量他们。要那位教授拿出“无可辩驳的证据”，以证实他对女性的论断，反倒像是我在犯傻。就算现在有人可以说出某一种天赋才华的价值，价值本身也会变化，很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后就彻底变样了。

    走到自家门阶时，我心想，更何况，再过一百年，女性就将不再是被保护的性别了。她们理应可以参与本来将她们拒之门外的一切活动和劳动。保姆会去送煤。老板娘会去开车。当女性不再被认为是被保护的性别群体，在此前提下所体察到的事实——诸如（这时，一队士兵从这条街上列队走过）， 女性、教士和园丁要比其他人长寿——所建立的一切假设都将不攻而破。不再保护她们之后，让她们和男性一样面对同样的劳动与活动，让她们当兵、当水手，让她们去开车，做码头工，难道女人们不会死得更早，比男人们死得更快吗？那时候，他们会说“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女人”，俨如以前人们说“我看到了一架飞机”那样稀罕。

    一旦女性不再是被保护的一方，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啊，我这么想着，打开了房门。可这些与我的主题——女性与小说——有何相关呢？进屋的时候，我这样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