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还写出了相当优秀的小说，想到这儿，我把《傲慢与偏见》从书架上拿了下来。我们完全可以不带夸耀也不至于让男性难堪地说，《傲慢与偏见》是一部好小说。

    无论如何，假如有人发现你在写《傲慢与偏见》，你绝对不必感到羞怯。可是，门轴吱嘎作响却会让简·奥斯汀庆幸，因为别人还没进屋，她来得及藏起手稿。在简·奥斯汀看来，写《傲慢与偏见》多少有点见不得人。

    我倒是很想知道：要是简·奥斯汀认为不必在访客面前掩藏手稿，《傲慢与偏见》会不会写得更精彩？我读了一两页，但找不到任何迹象能证明生活环境影响了她的创作，一丝一毫都没有。

    这，或许才是此书神奇之所在：一个女人在1800年前后写作，心里既无怨恨，也无辛酸，没有恐惧，也没有抗议或说教。

    我看着《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心想，莎士比亚就是这样写作的。当人们将莎士比亚与简·奥斯汀相提并论时，所对照的重点应该是两人创作时都是心无杂念；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并不了解简·奥斯汀，也不了解莎士比亚；正因为这样，简·奥斯汀本人融入了她所写的字里行间，莎士比亚也一样。

    要说那样的环境给简·奥斯汀带去什么不利因素，那就是：将她限制于一种狭隘的生活。那时候的女人不可能独自出门闲逛。她未曾旅行，未曾乘马车穿行于伦敦，也未曾独自在饭馆里用餐。不过，得不到的那一切，简·奥斯汀也未必想要，这可能就是她的天性。她的天赋与她的处境完全契合。

    但我怀疑夏洛蒂·勃朗特的情况与之不同，现在我翻开了《简·爱》，把它搁在《傲慢与偏见》的旁边。

    我翻到了第十二章，看到了“招来某些人的非议”这句话，我真是纳闷，夏洛蒂·勃朗特有什么能让人非议呢？我读到简·爱趁费尔法克斯夫人做果冻的时候爬上了屋顶，眺望远方的田野。然后，她开始渴望——就是因为这个，勃朗特才会被人非议——

    “我渴望拥有超越这一切的视野，直抵繁华的世界，那些我虽有所闻，却从未目睹过的喧嚣城镇和地区。我也渴望拥有比眼下更丰富的阅历，结交更多与我意气相投的人，见识到更多形形色色的个性。我很珍视费尔法克斯夫人的美德、阿黛拉的优点，但我相信世上还存在更显著的德性，凡是我信奉的，我都渴望能亲眼目睹。

    “谁会有所非议呢？无疑会有很多人说我贪心，不知足。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天生就有不安、不满的心灵，时常烦扰，让我痛苦……

    “强调人类应当满足于平静的生活，无异于徒劳的空话。人应当有所行动，要是找不到机会，那就该自己创造。

    “与我眼下的处境相比，成千上万的人注定要承受更寂灭的生活，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默默反抗既定的命运。在这尘世间，芸芸众生之中，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在酝酿着这种抗争（我们暂且不提政治性的反抗）。

    “世人总认为，女人应当安安静静，但女人的感受跟男人的一样；女人和兄弟们一样，也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也需要有用武之地；如果受到太严厉的束缚，过着绝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女人也会和男人一样感到痛苦；如果那些得天独厚、占尽先机的男人们说女人们只消满足于做布丁、织长袜、弹钢琴、绣花布包，那他们的心胸也未免太狭隘了；如果女人希望打破常规，获得世俗认定女性应守的规范之外的更多学识和成就，为此谴责或讥笑她们的人也未免太轻率了。

    “那些时刻，我独自一人，常常听到格雷斯·普尔的笑声……”

    我觉得这是一处生硬的转折。突然扯出格雷斯·普尔，未免让人扫兴。行文的连贯被打断了。

    我把这本书搁在《傲慢与偏见》的旁边，继而想到，人们或许会说，写出这段文字的女人要比简·奥斯汀更有才华，但如果你把这段话从头到尾地读完，留意到文字间的突兀急转，留意到那种激愤，你就会明白，她永远无法把自己的才华完整而充分地表达出来。她的作品注定会扭曲，会走形。行文本该冷静，她却带了怒火去写。本该笔藏机锋，她却写得愚笨。本该塑造角色，她却写了自己。她是在对抗命运。她怎能不受尽钳制和压抑，乃至早早离开人世呢？

    我忍不住开始玩味一个念头：要是夏洛蒂·勃朗特每年能有三百英镑，那会怎样——可这个笨女人以一千五百英镑一次性卖断了几本小说的版权——如果她对这个大千世界、对那些充满活力的城镇乡郡多一些了解，多一些人生阅历，与更多同道中人多些交往，结识更多各色人等，那又会怎样呢？

    在那段文字中，她不仅指出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不足，也点明了那个时代所有女性的欠缺之处。没有人比她更清楚，如果不是在寂寥地眺望远方的田野中消磨天赋，如果允许她去体验、去交际、去旅行，她的才华将会换取何其丰盛的收获。

    但她不能去，这些事都是不被允许的，都是被禁止的，我们只能接受一个事实：《维莱特》《爱玛》《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写出这些出色小说的每一个女人都没有更多阅历，顶多只能进出体面的牧师的家门；这些小说都是在体面家庭里的共用起居室里写成的；而这些女人们穷得连纸都不能一次多买几叠，好去写《呼啸山庄》或《简·爱》。

    没错，她们中的一位，乔治·艾略特，在历经磨难后终于摆脱了这种困境，但也只能隐居在圣·约翰森林中人迹罕至的别墅。

    即便隐居在那儿，她依然处在世人非议的阴影之下。“希望人们可以理解，”她这样写道，“任何未曾请求前来的人，我都不会邀来看我。”这难道不是因为她和一个有妇之夫同居吗？哪怕只是看她一眼，不就会折损史密斯夫人或任何顺路拜访的人的清白吗？她必须屈从于社会习俗，必须“自绝于所谓的尘世”。

    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边却有一位男士，时而毫无顾忌地和这个吉普赛姑娘或那位贵妇名媛厮混一处，时而奔赴战场，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地经历丰富多彩的人生，再后来，当他开始写书的时候，这一切都成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要是托尔斯泰也与一位“自绝于所谓的尘世”的有夫之妇隐居在修道院里，无论从中得到的道德教训是多么启迪人心，我想，他恐怕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战争与和平》了。

    不过，对于“小说创作”以及“性别之于小说家的影响”，我们或许还可以深入探讨一下。

    不妨闭上双眼，把小说想象成一个整体，就会发现，小说是造物，却拥有某种镜面属性，能映照出生活本身，当然，也有无数简化和变形的部分。无论如何，小说是一种可以在人心中投下其形态轮廓的结构体，时而是方形，时而是塔状，时而向外伸出侧翼和拱廊，时而向内收缩成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那样的紧凑拱顶。

    我回忆起几部著名的小说，心想，最初，这种形态始于与之相称的某种情感。但这种情感立刻就会融入别的情感，因为，这种形态的构成并非基于砖石与砖石的垒砌，而是由人与人的关系造就的。

    由此，一部小说会在我们心中激起各种矛盾对立的感情。与生活相抵触的，是生活以外的东西。所以，谈及小说好坏时，人们难以达成一致，个人的好恶偏见会让我们摇摆不定。一方面，我们觉得你——主人公约翰——必须活下去，要不然，我会悲痛欲绝。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唉，约翰，你必须要死，因为这是小说的形态所必需的。

    与生活相抵触的，是生活以外的东西。既然生活部分地反映在小说中，我们就将小说当作生活去评判。有人会说：我最讨厌詹姆士这种人。或是：这真是一派胡言乱语，我自己从没有过这种感受。想想任何一部经典小说就能明白，整体结构显然是无限复杂的，因为那是由众说纷纭的判断、各式各样的复杂情感所构成的。

    令人惊奇的是，如此写就的小说却显得浑然一体，一两年内就广为流传乃至长盛不衰，英国读者所领会到的意思，可能和俄国读者、中国读者所领会到的并无二致。不过，能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的书非常稀少。

    在这些罕见的传世之作中（我想到的是《战争与和平》），能让不同的判断和情感完美契合的就是人们常说的“真诚”，当然，这和不赖账、危难时保持体面磊落之类的事没有关系。

    我们所说的，是小说家的真诚，是指小说家让人相信：这是真实的。读者会想，没错，我永远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我从没见过有人会那样做；可你让我相信了，那好吧，就让事情这样发生吧。

    我们阅读时，会将书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场景都凑到亮光下打量——这非常奇妙，大自然似乎给予了我们一种内在的光亮，可以让我们看清小说家是诚实还是虚伪。也可能，是大自然在最不理性的冲动下，用隐形墨水在心智的四壁写下了预兆，等待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来印证：只有在天才的火光照耀下，一笔一画才能显形。昭然若揭时，你眼看着隐言复现，必会欢呼：这不正是我一直感受、了解并且渴望的吗！你心潮澎湃，近乎崇敬地合上书页——仿佛那是一样可以重温再品、终生受用的珍宝——再把它放回书架。我就是这样拿起《战争与和平》再放回原处的。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你读到、品到的是蹩脚的句子，初读时让你产生热切共鸣的只是浮夸的瑰丽词藻，并且止于词藻；似乎有什么在检验它们能否往深远里发展，或是揭露出那个边角里的几笔淡淡的涂写，这儿的一团涂污，没有完整、充分的整体，那你只能失望地叹息一声，说，又是一部失败之作，这部小说里有败笔。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小说都会有败笔。想象力过于紧张，不堪重负，摇摇欲坠。洞察力也混淆不清，不能再辨明真假，无力维续这种时时刻刻都要求调动不同才能的繁重劳作。

    但看着《简·爱》和其它小说时，让我思忖的是：小说家的性别怎么会影响到凡此种种？女小说家的性别怎么能妨碍她的真诚，亦即我所以为的作家的脊骨？

    从我摘自《简·爱》的那段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怒气削弱了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诚挚。她偏离了本该全心全意去写的小说，转而去宣泄个人的积怨。她想起自己本该经历却极度欠缺的生活——她想自由自在地周游世界，却不得不困在某个教区牧师的家中缝补袜子。愤恨油然而生，她的想象力也因此偏离正道，而我们察觉得到这种偏离。

    更何况，她的想象力不仅因愤怒牵扯而被引入歧途，还受到了很多别的影响。譬如说：无知。罗切斯特的形象好比是在黑暗中画就的。我们能感受到那幅画面中的恐惧感；同样，也能始终感受到尖酸刻薄——那是压抑的结果，是郁积在她激情之下的暗火，是让这些出色的小说痛苦痉挛的怨怒。

    小说就是这样与真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说的价值观等同于真实生活的价值观。

    显而易见的是，女性和男性所创造的价值常常很悬殊，有一种天经地义的差别；但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总是男性价值观。简而言之，足球和体育是“重要的事”，崇尚时尚、添置衣装则是“琐事”。

    这类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从生活进入了小说。评论家会说，这本书意义重大，因为它论及战争；那一本就无足轻重，因其描写的是客厅里一众女眷的情感。战场上的场景显然比商店里的场景更重要——价值的微妙差异随处可见。

    因此，论及十九世纪早期小说的整体构造，如果作者是女性的话，她在构思时就得稍稍扭转原本的思路，迁就世人公认的标准，改变自己原有的见解。

    只需翻开那些已被遗忘的旧小说，听一听其中的语气，便知道作家是在顺应评论界；她要么逞强，要么示弱；要么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女人”，要么又抗议说她“跟男人不相上下”；要么温顺羞怯，要么激愤发怒，如何应付批评，全由她的性情而定。但无论态度怎样，她所关心的都不是作品本身。

    她的书，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核心里有缺陷。我想到，所有这些女人写的小说散佚于伦敦的旧书店，俨如果园里的长着疤痕的小苹果。核心里的缺陷令它们整个儿烂掉。她为了迎合别人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

    不过，恐怕也不可能让她们不那样左右摇摆。在男权一统天下的社会里，面对所有那些批评，要有何等的才华，何等的真诚，才可能不为所动，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主见？

    只有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做到了。在她们应得的冠冕上，还有一根或许是最精美的翎羽：她们用女人的方式写作，没有像男人那样去写。

    那个年代，成百上千的女性小说家中，只有她们，毫不理会那些顽固不化的学究们一成不变的训诫——要这样写，该那样想。只有她们，对喋喋不休的声音充耳不闻——时而埋怨，时而训教，时而专横，时而悲悯，时而震惊，时而愤怒，时而慈祥地谆谆教诲，这些声音就是不肯让女性有片刻安宁，非要对着她们发声，像一本正经的女教师，或像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那样，时时刻刻对她们耳提面命，要她们温文尔雅；甚至把对性别的评判注77也纳入诗歌批评之中，告诫她们，如果想要出类拔萃，甚或赢得炫目的奖项，那就必须在那位绅士认为妥当的范畴内循规蹈矩，“……女性小说家只有勇敢地承认其性别带来的局限，才能去渴求杰出的成就。”注78

    这句话一针见血，道破了这个问题的真相，而我要告诉你们：这并非写于1828年8月，而是1928年8月。你们一定会大吃一惊，我想你们也会同意，不管这句话现在读来是多么好笑，但在一个世纪前却代表着更有说服力、更为人津津乐道的主流观点——我并不打算翻旧账，只是随机缘巧合，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回想1828年，一个年轻女人必须意志坚定，才能抵制所有那些非议、苛责，甚或奖赏的诱惑；她必须有叛乱者般的蛮勇，才能煽动自己：哎呀，但他们无法收买文学。文学对每个人都敞开大门。我不许你把我赶出这块草坪，哪怕你是学监；

    要把图书馆锁上，你就锁上吧，但你锁不住我自由的心智，因为那是没有门、没有锁、没有闩的。

    注77 “（她）沉迷于一种形而上的目的，这种执迷对女人来说尤其危险，因为只有极少数女性能像男性那样，在衷爱修辞的时候能保有健全的态度。女人在这方面的欠缺是很奇怪的，毕竟，她们在别的方面通常比男性更简单、更物质化。”《新标准》（New Criterion），1928年6月——原著注。

    注78 “你若像那位记者一样，也就会相信：女性小说家只有勇敢地承认其性别带来的局限，才能去渴求杰出的成就（简·奥斯汀［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她是如何优雅地做到这一点……）。”《生平与书信》（Life and Letters），1928年8月——原著注。

    然而，不管那些打击和批评对她们的创作带去怎样的影响——我相信那是极大的影响，和她们（我这时所想到的仍是十九世纪初的小说家们）将思绪诉诸笔端之时面对的另一种困难相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那种困难就是：她们没有以往的传统可循，即使有，也历时太短、涉及面窄，所以对她们没什么帮助。若是身为女人，我们只能通过母亲去回溯过去。你或许可以从伟大的男作家那儿获得些许乐趣，但向他们求助只会是徒劳。

    兰姆、布朗、萨克雷、纽曼、斯特恩、狄更斯、德·昆西——不管是谁——都未曾帮助过女作家，哪怕她可能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几种巧妙的技法，并挪用在自己的书中。男性思维的分量、速度、跨度都和她的大相径庭，所以，她很难从中提取什么现成的东西。画虎不成反类犬。

    也许，她下笔时首先意识到的或许就是：没有一句现成的句式可供她使用。像萨克雷、狄更斯、巴尔扎克这样伟大的小说家的文笔都很自然，流畅但不轻率，富于表现力但不矫揉造作，各有特色但雅俗共赏。

    他们在小说中都使用当时流行的句式。十九世纪初流行的句式大概是这样的：“他们作品之伟大，在于其立论绝不半途而废，势必贯彻到底。再没有比升华艺术、不断创造真与美更能让他们兴奋和满足的事。成功催人奋进，习惯助人成功。”这是男性的句式，我们可以从中读出约翰逊、吉本和其他男作家。

    这种句子完全不匹配女性。

    夏洛蒂·勃朗特，纵有出色的散文笔法，手持如此笨拙的武器，都难免踉踉跄跄，跌个跟头；乔治·艾略特，因此落下的败笔非笔墨所能形容；简·奥斯汀，看到这样的句子只会冷笑一声，再设计出自如合用、流畅自然、优美工整的句子，就那样沿用下去了。因此，虽然论才华她比不上夏洛蒂·勃朗特，却道出了无限深意。

    的确，自由充分的表达是这门艺术的精髓所在，所以，传统的缺失、工具的阙如与不当显然影响到了女性的写作。更何况，一本书的完成，并不尽然是把句子首尾相连那么简单，而是要用句子去构筑，打个形象的比方，就是要构筑出拱廊和穹顶。事实上，就连这一结构本身也是男人们出于自己的需要设计出来，为自己所用的。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史诗或是诗剧的形式比这种句式更适合女人。但是，在女性开始写作之前，各种既有的文学形式便已定形、已坚固。只有小说这种体裁尚且年轻，在她手中尚且柔韧——这或许是她写小说的另一个原因吧。可是，即使是现在，谁又能说“小说”（我给它加上引号，是因为我觉得这一名称并不合适），这所有形式中最柔韧的一种，就是为她而打造，因而最适合她用呢？

    毫无疑问，一旦她举手投足都能随心所欲时，我们便会发现，她会将之敲打成形，打造成最适合她用的样子；她会创造出新的利器来表达内心的诗意，也未必是用韵文；因为这诗意至今仍然无法被倾诉。我又想到，如今的女性会如何来写一出五幕的诗歌悲剧？用韵文？还是宁可用散文体？

    但这些难以解答的问题都在遥遥未来的朦胧晨曦中。

    我必须将其搁置下来，因为它们诱惑我渐离正题，走进一片很容易迷路，甚至被野兽吞噬的荒芜森林。这是我所不愿的，我相信，你们也不愿听我牵扯出这个悲观的话题，亦即小说的未来。

    所以，我要暂停片刻，请你们注意，对女性来说，物质条件在小说的未来会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书籍，多多少少是要与体格相称的，不妨这样冒昧地说：与男人写的书相比，女人写的书理应更短小，更紧凑，布局谋篇也无需长时间聚精会神、不被打扰。因为打扰在所难免。

    再说，男性和女性用于滋养思想的神经构造似乎也不相同，要让它们全力以赴、出色地发挥作用，就必须找到最适宜的工作方式——比方说，这种数小时的长篇讲座，据说是几百年前的僧人发明的，是否适合我们的脑神经呢？头脑需要怎样交替工作和休息，保持张弛有度？也不要把休息当作无所事事，休息也是做事，只不过，做的是不同的事，那么，不同的事区别何在？

    这些问题都有待讨论和探索，也都是“女性与小说”的一部分课题。于是，我再次走向书架，又想到，我要去哪儿才能找到女性对女性心理的深入分析？假如因为女人踢不好足球，就不让她们去从医——

    幸运的是，我的思绪现在又转向了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