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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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书者的两大责任，一为忠实，又一为通顺，至于文章格调之宛如原著则已是一种应有而不易有的奢侈品。我的首要的关心在忠实。关于此点我相信我还没有多大的失败。遗漏之处即绝无仅有，牵扯误会之处我自信也不至于多————如果有的话。至于第二点————通顺————我已没有如许多的把握。我当然力求通顺；我固不欲以文害意，因求通顺而失了忠实，我也绝不敢专事直译致有文字不通，真义无可索解之苦。我所用的是语体文，但也不是纯粹的语体。我以为中国人读书，不论出声或不出声，其实总和朗声循读无别，如果语体文所习用之“的”“底”“吗”“呢”一套虚字太多，则读时极难顺口————至少在今日能读稍深之书的一代。但为准确不涉含糊起见，我有时于一句中所用的字————以此为例————常有三四之多。为不失原意起见我又常被迫而用西文“·”“————”等等的符号，及造句方法有类德文的长句。我明知这些与读书时的流畅有妨害，但它们都是为忠实而有之不得已的牺牲！说到格调，我更不敢说什么话。如果细心的校读者，以为我的译文于有几处尚多少带些原文的文气，那我只能以意外的鼓励视之了。

    末了还有关于翻译的几件琐事要说一说。原书中对于年月日无一定的规则，有时放在本文之内，有时则附注于页边，译本亦大多照样办理，未多变更。原文中的附注亦十之九仍旧，但一部分被并入正文，更有一部分则因无关重轻而被节去。原书中暗射经典说部之人名地名及事迹之处甚不少，在英人读之固不难了解真义，但在我人读之不免有味同嚼蜡之感，一方为保存原书本来面目，一方又为助读者的理会起见，好些文学及历史上的暗射，译者另于附注中加以说明。为保存本来面目起见，诗歌等等亦一仍原来的排印方式，没有删去，也没有改穿散文的服装。不过我要声明，旧时的格式非但不适于准确的译文，也非译者之所能，而新诗则译者更是门外汉，故译文中的诗虽穿了诗的服装，恐怕也只能以散文看待。又著者所引用的诗文词句往往没有注明出处所在，译者择其重要者特为查出注明，但亦未能全数加以注明。地名人名之难译在语言庞杂的我国为极难解决的问题，在本书中凡习用的名辞概从习惯，其余英法德三种的名辞从其原文之音，而别种文字的则从其英文的译音。凡从人名地名变化来者，如詹姆斯主义（Jacobitism）等，左旁俱加“————”，但从普通名辞演化出来者，如罗拉特主义（Lollardry）及呼格诺徒（Huguenots）等俱无“————”的记号。地图中的地名亦概用中译，但懂西文者自以参看原图为易于认识。

    《英国史》译成中文后已成60万言的巨著，翻译中错误，矛盾，及其他不妥之处自是难免。译者极欢迎读者们的指正。

    钱端升

    1931年，4月，于北平

    * * *

    [1] S.R.Gardiner：A Student History of England；T.R.Green：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A History of England.

    [2] 乔治·鄂图为格拉德斯吞（Gladstone）内阁中的阁员，他的长子查理爵士（Sir Charles），即著者之兄，则尝长首次及二次的工党内阁。

    [3] 见1926年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或同年的《每年记事》（Annual Register）的文学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