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地中海势力的重起 耶教的回复

亚及麦细亚之战

    但宫廷以外，传教士尚无多大的势力，且随后的一代内，宗教的命运几完全系于战争的胜负，和各王室的好恶及生死。诺森伯利亚和后起的麦细亚国因争雄而作战者达30年之久，在此30年内，耶稣与窝登的消长日日受政治战争之影响，麦细亚之王彭达（Penda）拥护窝登，而诺森伯利亚之爱底温及奥斯瓦德（Oswald）则为十字架之保护者。他们都被杀于彭达。但最后胜利虽归麦细亚，而耶教之传播并不因而中止。两国之争初不因宗教。彭达对于耶教徒并不诛杀。耶教日后固颁法律以禁绝窝登教，但信窝登的彭达并无禁人信耶教之法律。比德说过：“国王彭达并不禁止耶教士之传教；即传至于他自己的百姓麦细亚人，亦所不禁，只消百姓愿闻教士之言。他却鄙恨已奉耶稣教而却又信仰不坚之徒，他以为凡信上帝而不虚心服从上帝者实在可鄙。”

    奥发大堤

    古代英格兰的巨大土石方工程。从切普斯托附近的塞文河起，一直延伸到迪河河口湾，全长270千米。8世纪后半叶由麦西亚王奥发下令建造，故名。若干世纪以来，这条大堤标志着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分界线，但如今仅有少数地区的分界线与该堤相符。现代沿堤修有一条供步行游客的便道。

    协同彭达攻击诺森伯利亚者为卡德瓦龙（Cadwallon）信耶教之威尔须人。他们都是野蛮山人，且与萨克森人有世仇，所以虽同为教徒，而残杀诺森伯利亚人之惨，远过于奉邪教之麦细亚人之残杀同萨克森族之异国人。但我们可从彭达求助于威尔须人之事测知当时威尔须人及萨克森人之界限已不如前之分明。在此期间麦细亚之权力伸张于塞汶上游之马其衰退人之地（Magassetsa）[4]，且移民该地。日后奥法堤（Offa’s Dyke）筑于该地之东，故该地遂属于西部而不属于威尔士。

    麦细亚的胜利

    30年恶战的政治结果为诺森伯利亚之衰败，而麦细亚之昌隆。在第7世纪中麦细亚不特将休韦西，林稷，及中盎格利亚（Hwicce，Lindsey，Middle Anglia）诸萨克森小邦并吞，且以东盎格利亚及厄塞克斯之宗主国自命。临了，它更压迫威塞克斯使退居于泰晤士河之南，且骎骎有夺取契尔忒恩（Chiltern）之势。于是较小之萨克森诸国遂变为麦细亚及威塞克斯争雄之场，而逐一为所并吞。诺森伯利亚虽能维持独立，一直要到外琴人来时才亡，但在政治上它不复与人争霸称雄，它仅在美术上，宗教上，文学上，终比德及卡司柏特之世，维持它领袖的地位而已。林狄斯斐因之福音，标喀斯尔（Bewcastle）之十字架，及不列颠博物院中之“佛郎克宝盒”（“Franks casket”）皆足以表示诺森伯利亚艺术之历久不衰。南欧代表人体形饰之艺术与塞尔特人及萨克森人之蜗卷形饰及描绘术相并后适成诺森伯利亚之艺术。

    在第7七世纪中叶以前，北部握萨克森英格兰的重心：此事深可注意，因为自此以后，一直要到工业革命，煤铁重于谷地时，北部始复得优越的地位。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盎格鲁·萨克森人之开垦南部农地稳而甚缓；所以在农业不甚发达以前，北部荒地之好斗人民常可树立短暂的霸局。伦敦虽不属于任何一国，但尚未重要。要到丹麦人来时，伦敦始为英吉利之重镇，为财富及实力之中心，但都城仍在更近时始移伦敦。

    爱尔兰教之占上乘

    麦细亚及诺森伯利亚交战之宗教结果为罗马耶教之绝迹，而爱尔兰耶教之继起。奥斯瓦德在635年召爱丹于挨洪那，而命之宣教。爱丹设立寺院二所：一在美洛斯（Melrose），为罗新安人受教之处；一在神岛（Holy Island）之林狄斯斐因，这地址的选择乃完全受挨洪那的影响。爱丹大部驻锡于林狄斯斐因，以一身而兼主教及僧正。此辈荒地之宣教士，又刻苦，又愉快，而宣教又至为热切，每日间远道步行荒野间，日暮而抵人烟之地，以宣传福音。听众因此亦乐于皈依正教。耶教自开创以来，其能感人动人之处诚不能比这班宣教士为更甚。

    在667年以前，挨洪那派僧士之宣教工作实不弱于坎忒布里派之教士。他们（前者）使忘教之诺森伯利亚人及厄塞克斯重又信教，使麦细亚皈依正教；他们修造的茅舍甚至有南至仍奉邪教之色塞克斯者。可惜他们太无组织；一逢他们后人的热心降落时，他们的工作也不易持久。在比德的时候，我们的史家（比德）[5]已能看出诺森伯利亚耶教精神之就衰，寺院生活之堕落，人民对于僧侣之尊敬不及爱丹与爱丹之徒弟时。幸而在比德之时，罗马耶教已遍全英，较好的组织已能救济因传教士热诚减退而生之恶影响。

    林迪斯芳城堡

    林迪斯芳（Lindisfaren），又称霍利岛（Holy Island）。在英国诺森伯兰岸外3000米，北海西部历史名岛。低潮时与本土有堤道相连。635年建教堂和隐修院，乃一宗教中心，所藏《林迪斯芳福音书》是7世纪彩画抄本的的珍品。

    惠特必教务会议

    挨洪那派在英吉利之成功重又引起塞尔特教社及罗马教社之争。奥古斯丁和威尔须教徒在塞汶河旁举行之会议只说明两者各为何物，而没有解决两者间的争端。塞尔特教社之势力不出乎塞尔特人所居之土地时，罗马尚可以其疏远而不加干涉；但到了与它（罗马）自己争雄于萨克森英格兰时，两者间的关系再不能不谋解决。挨洪那之人，同威尔须人一样，他们的复活节和罗马的日期不同。他们的寺僧从两耳间直趋额上而薙发，————也许是仿效德鲁易的办法，————但罗马的寺僧则依僧冠而薙发。这些固然是小节，但两教竟藉此而争论，而诅咒。两者间的精神及组织实在各异；而服从罗马之问题尤为此时的争论焦点。

    石制十字架

    爱尔兰基督教将显示着其起源的拜占庭因素与自基督教以前的时代保存下来的异教花纹相结合。这个石制的凯尔特风格的十字架的横臂上，其年代为8世纪，环绕着一个圆圈，象征着巨大的宇宙之轮，与之相联的动物图案的装饰是从异教艺术中得到灵感的。仿制的圣徒、使徒与圣经上的英雄的画像也都存在着拜占庭特征。

    争论的结局仍取决于一女子。诺森伯利亚自奥斯瓦德被彭达所杀后，他的幼弟奥斯外（Oswy）继立为王，且为挨洪那教社之拥护者。但他的王后则偏向罗马，因之他对于挨洪那之信仰亦不能坚定。在664年奥斯外召集合教要人，会于惠特必（Whitby），他宣布罗马继彼得（Peter）之后，应为全教的教宗。诺森伯利亚本为挨洪那在英格兰之势力中心，今既被昔之拥护者所蔑弃，自不能再争雄于英格兰。虽有一部分人，像圣卡司柏特等，安于新的运命，但亦有退隐于塞尔特人所居之深山野地者。历数代而后，苏格兰，威尔士，及爱尔兰遂————渐与西欧诸国同受罗马管辖。

    13世纪的惠特比修道院遗迹

    惠特比，英格兰北约克郡斯卡伯勒区一堂区（城镇）。就是在这里，盎格鲁·萨克森族诺森布里亚王国在公元663——664年间举行的著名的宗教会议————惠特比宗教会议，目的在于在凯尔特礼仪和礼仪之间决定取舍。诺森布里亚原是凯尔特传教士劝化信奉基督教的，但到了公元662年已出现罗马派。国王奥斯威决定采用罗马礼仪。此后，英格兰其他各地纷纷接受罗马礼仪，使英格兰教会同欧洲大陆教会紧密相联。图为13世纪的惠特比修道院遗迹。

    我们不能否认惠特必会议的决定种了日后和罗马发生纠纷的恶因。但人类生存于一时期，初不能料及日后的种种，且全英各王国之一体加入罗马教社也有许多的好果。种族的统一，君权及封建权的增长，秩序井然的行政，立法，及税政，属土政治的荣盛而部落政治的衰退：凡此种种多少俱得力于统一的教权。英吉利人之脱离部落生活本较塞尔特人为速，惠特必的决议或许是即是以抛去部落生活及塞尔特文化，而模仿组织较严，文化较高之佛郎克王国为目的。法兰西之都市生活并没有因野蛮人之入居而消灭，但英格兰的则早被盎格鲁·萨克森人在野性极炽时代一扫而除。两相比较，英吉利人自不免兴彼有我无之感。他们之接受罗马教，或许即希望以罗马之宗教政治代罗马之官吏政治及都市生活，也未可知。

    罗马组织的复来

    自惠特必会议后，全英各国之宗教制度及目的较前更要集中而一致。宗教统一是全英政治统一的先河，教社的行政则变为国家的行政的良模。教社的行政使人民习惯于严整的纪律，分明的系统，以及书记录事等之工作。这些习惯初仅见于宗教的生活，但渐渐便影响到政治的生活，而国家之行政因有很大的进步。而且教士为当时惟有的学者，也即是朝中主要的辅弼，因此罗马的思想及方法更易由宗教事务传至于政治事务。有教士而后王者们更得一新的奥援；教士之智力及一枝笔之为用并不下于巨阀之体力及一柄刀。而且藉了教士之宣传及自罗马法中推绎出来的主权观念，君主比前更为神圣，更多些强制人民服从之权利。所以宗教之统一于君权亦至为有利。到了诺曼征服以后及喜尔得布蓝德（Hildebrand）时，教权及君权始不仅可以联盟，而且也可以立于对敌的地位。

    新式的耶教领袖，立于政治家及教长的地位，所贡献于英吉利者极多。但位高权重于他们自身也有相当的危险；他们很易变为铁面无情的官吏，专以增加教产教权为务，而不问其他。旧日挨洪那的精神————谦卑，刻苦，博爱————只有林狄斯斐因之圣卡司柏特尚能完全无缺以后则竟不复见。

    学问的复活

    组织新的宗教政治，而使全英之寺院及教区统归坎忒布里管辖之元功要归塔苏斯的狄奥多（Theodore of Tarsus）。他为继奥古斯丁而起的第一个伟人，或许也是英国史中最伟大的教主。他自669至690年为坎忒布里之大主教。他一生的事业可以证明和教皇发生密切关系，于英吉利实为有利益之事，因为藉了那种关系，英吉利可以充分引取地中海文化之长。当法兰西及德意志正夷为野蛮国时，教皇委派小亚细亚塔苏斯之希腊人狄奥多主教，我国同来者为非洲人哈德良（Hadrian）。这两人俱熟谙意大利及利凡特之希腊拉丁学。是时书籍极为难得，然为求学者所不可少；他们则从地中海方面带了不少书籍到英吉利，英人毕斯科普则相随帮忙。于是坎忒布里不特为拉丁文之学校，且为希腊文之学校。南欧诸国新来的势力和英格兰北部塞尔特人的求学风气相并起来，遂产比德所主持的查洛（Jarrow）学校，及阿尔琴曾经就学的约克图书馆。丹麦人入侵时，诺森伯利亚诸寺院诸图书馆之学术工作曾一度中断，但查理曼帝国之拉丁文学仍得自英吉利的俗学及神学。

    比德

    比德（672或673——735），盎格鲁·萨克森神学家、历史学家。所著《英格兰人教会史》分5卷，记述英格兰从恺撒入侵（前55——前54）至圣奥古斯丁到达肯特（597）为止的事件，是研究盎格鲁·萨克森各部族信仰基督教的历史的重要资料。他以基督的生年作为纪元，这已为世界通用。

    比德

    比德（673——735）的学问极博，可和黑暗时期所有的学术等量齐观。但我们近人之所以重视比德者，则以其为“英吉利历史之始祖”。他的《宗教史》是我国中古时大事记中之第一种。他追记挨洪那教社在英格兰的情形及坎忒布里之争雄，当他写书时离事迹之过去尚不甚久。他虽不赞成窝登及其徒众之持异端，但对于他们并不责备太苛，因他既为诺森伯利亚人，他当知他的国民因何人之力而信耶教，且如何而信耶教。但他对于威尔士之持异说者则要严厉多多。

    音乐及建筑

    坎忒布里传出之罗马势力到那地，教堂音乐亦跟到那地；教堂音乐在此以前几限于肯特。萨克森人极欢迎教堂音乐，因此耶教更深得人心。罗马势力之昌盛并促进宗教建筑之进步。爱丹的斯科特后人仅知以木为壁，以苇为顶；即林狄斯斐因之大教堂亦不过如此。但惠特必会议而后，建筑教堂者以罗马建筑为榜样，而趋重于壮丽及坚固。是时坍毁的城市及无顶的别墅散处于英格兰者甚多，这种地方俨成石矿，已琢之方石取之极易，而已毁之罗马建筑殆成七八世纪时所造教堂之模型。造教堂者见过意大利，及墨罗温琴高尔（Merovingian Gaul）诸教堂之地穴及大堂，则更多些参考。查理曼以后，莱因罗马式（Romanesque Rhenish）及日耳曼式之建筑盛行于英吉利。在诺曼及不兰他基奈两代时，萨克森教堂的大部都经重新建造，但我们应记在萨克森常人居屋尚用木材之时，石筑之教堂已有不少。

    教社的组织

    英吉利教社之组织开始于669年，时狄奥多年已六十有八；经21年之经营，规模大具。其始反对颇烈，但狄奥多持之以严，故反对者亦一一退让。新组织的要点就是设立了若干的主教，主教各有辖地，不相侵犯，但同属于坎忒布里之大主教。这和塞尔特教社刚刚相反，塞尔特传教士都是浪迹天涯，无一定住所之徒。新组织下的寺院，数目及财产虽继长增高，但既不独立，复不能为教社之惟一组织，如旧日塞尔将耶教时的情形。它们也是宗教系统之一部分，而且受坎忒布里的管辖。

    圣狄奥多尔像

    圣狄奥多尔（坎特伯雷的）（约602——690）。第七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第一任统管全英格兰教会的大主教。惠特比召开宗教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决议承认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威。668年罗马宗主教任命狄奥多尔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使原爱尔兰修院的学术传统和某些礼仪与罗马教会的基督教渐渐融合。8世纪初，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教会也先后承认了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威。

    教区制度的起源

    狄奥多既把英国分组为若干教区，他死后，牧区之制（Parish System）亦渐渐发达，由此乡区而传至彼乡区。在诺曼征服以前，英格兰之大部已有牧区教堂及牧师之设。牧师住定于一地，与寺僧不同；在萨克森时，他往往是有家室者。

    盎格鲁·萨克森人及丹麦人在土地上的大功为开垦林地而设立乡区；他们在宗教上的大功为牧区之分置，牧师之设置，及礼拜地之有着。这两大事业实是今日英吉利乡村之基础。在乡区（township）较大的地方，牧区往往就是乡区。在英格兰之西北两部往往许多乡区合成一个牧区，因此地乡区极小，往往仅一小村或仅一农庄而已。

    主教及豪贵为创立牧区制度的主要人物。主教的眼光本和寺僧不同；他尽可以欢迎俗人充牧师，及俗人僧侣（secular clergy）之发达，因为俗人比寺僧更易受主教之管辖。俗人僧侣散布各处，与当地之信士更有直接的接触。牧区之基产及田地则由豪贵献助。因此，当牧区初有牧师时，牧师多半由豪贵私家牧师兼任，但数传而后他成为牧区之牧师（parson）。原捐助人之子孙于牧师之荐举当然有权过问，但牧师既经委任之后，则主教始有指挥之全权。

    今日英格兰乡村间诸牧区之教堂一大部分仍萨克森时之遗址，虽教堂本身则自那时一直留存至今者已不多见。萨克森时之生活大要为村落生活，而牧区之教堂以及附属之墓园实为村落之中心；无论宗教之事或世俗之事俱不能离教堂而活动。自窝登及叨尔的崇拜渐次消灭，或被胜利的耶教僧侣所视为淫教而以法律严禁后，全体人民一致把牧区之教堂看做最亲挚的结合所在，生前如此，死后亦如此。

    教社助长文化之力

    教社权势的增长带着神灵性及进步性，同时也带着封建性及贵族性。两者在古时本相关而属于同一运动的，到了近代的思想中，它们始成相对，在古人眼光中看起来两者间本没有一点不相容的地方。以重刑为后盾而征取的宗教赋税，如土地所获以什一归教社等，固为农户极重的担负，有时竟能使自由人因穷困而夷为农奴；但为维持且发展中古的教社及相连的美术，建筑，闲暇，学问，及文化起见实为不可少之制度。

    自麦细亚及威塞克斯之王开端后，全英的盎格鲁·萨克森君主对于寺院教区捐助地产极多。他们的所以肯捐助本出于亲信教长之怂恿，但亦为超脱他们自己的灵魂之念所动。他们往往以特许状（charter）赐臣下以土地或准臣下以管理某地之特权；但他们初不知有特许状之物，特许状之能有如许作用亦出于僧侣之指示。僧侣并教盎格鲁·萨克森物主以立遗嘱，而遗嘱亦往往有利于教社。所以教社一方面固在提倡学问，提倡法律观念，提倡文明生活，但同时也在促成属地性的封建制度，助长阶级观念，使贫富悬殊而贵贱各异。迈特兰说：“资产极富之教堂即等于依人为活的农民阶级。”在土地调查（Domesday）时，“乌斯忒，厄甫兹罕，拍邵耳及韦斯敏斯忒（Worcester，Evesham，Pershore，Westminster）四大寺院占乌斯忒邑（Worcestershire）之土地竟至十二分之七之多”。

    伍斯特大教堂

    自麦细亚及韦塞克斯之王开端后，全英的盎格鲁·萨克森君主对于寺院教区捐助地产极多。如图所示的伍斯特大教堂就是当时占地较大的教堂之一。

    教社及国家的法律

    在盎格鲁·萨克森时代，不论在丹麦人入侵以前或以后，国家与教社不能常常分得清楚。这不但因为当时及中古时的官吏大部皆由僧侣兼充，也因在诺曼征服以前，英吉利尚无独立的教社法院。主教往往和邑长（sheriff）或长老（Ealdorman）于邑法院（Shire Court）中同列而坐，而邑法院又可兼辖教社及国家之法律。盎格鲁·萨克森诸王之法律可为那时政教不分的显例。这些法律初本传诵的而无记录的，僧侣们始用拉丁字母，盎格鲁·萨克森文及僧侣体，将他们（法律）笔述。他们有两重的性质。在一方面，他们是旧时部落习惯的一览，对于因损害身体而该赔偿的代价记载特详（因为野蛮时代各部落的斗争极为平常）：“杀人者，罚百先令”，“伤人见骨者，三先令”，“割人一耳者，十二先令。”[6]在又一方面，他们承认了教社所争的种种特权，及教社对于教罪的权限。邑法院同时受理两种的案件，一身而兼为教社法院及国家法院。

    教社的政治势力

    教社所享的政治势力和君民对于宗教的恐惧有不可分的因果。我们读《盎格鲁·萨克森编年纪》，便知麦细亚及威塞克斯各雄主在末年时有敞屣尊雄，出家受戒，及罗马朝神之怪事。这些事可使我们明了何以各王对于各寺院施舍甚豪，何以麦细亚之奥法及威塞克斯之爱格伯（Egbert）所用之大臣几尽是僧侣。是时，僧侣为惟一知书能读之阶级；惟僧侣能通晓隔海佛郎克王国之行政制度：用僧侣为大臣本不足异。但各王之所以不得不用僧侣者尚有一绝大理由；惟僧侣能教各王及其巨阀以避地狱而进天堂之方！

    埃格伯特像

    埃格伯特（？——839），英国历史上西萨克森国王（802——839）。他在韦塞克斯（即西萨克森）周围建立了一个十分强大的王国，使英格兰在10世纪中叶最终在政治上达到统一。他在位时所用的大臣几乎都是僧侣。

    盎格鲁·萨克森人犹存的英气

    但盘格鲁·萨克森人也并不就完全受地中海耶教的文化观念及伦理观念的支配。耶教在英吉利也多少要被新信徒之性情脾气所影响。那北部勇武尚侠的巨阀本因诗歌圣传之故，于古英雄，古圣士的丰功伟业耳熟能详；他们的风范自亦不能不留多少的印象。大概是第8世纪时一个诺森伯利亚教徒所作的一首“梦见十字架之圣像”（“Dream of the Rood”）诗可以显出两派性情的搀合：

    于是少年的英雄即脱去了衣服，

    又强壮又雄伟，

    这就是万能的上帝：

    他立志要解救人类，

    当了许多人的面前，

    勇敢的登上了高高的十字架。

    当这英雄搂抱我的时候，我混身胆战，

    我竟不敢弯向地下偷看。

    大部分的诺尔狄克战士，虽颇能尊敬僧侣，但并没有忘了他们的祖先，所以他们的行为思想也脱不了旧日的故态。盎格鲁·萨克森的诗也像中古诗及近代诗一样，提到宗教时虽墨守耶教的体制，但总不脱邪教的余风及凡人的感情。萨克森记事诗的流传者仅断章残简，且亦未必为最好的一部，但我们已可略知那时记事诗的雄伟。在流传的断片中要以《贝奥武尔夫》一诗为最长。诗中所述之事虽然像奥狄秀斯在阿尔辛诺阿斯（Alcinöus）之殿中所述之事同样幼稚，但诗体及诗意则也带些荷马的庄严富丽。

    最为萨克森记事诗中所歌颂的美德不外有两种：一为战士的忠勇，忠于事主，而勇于从军，虽赴汤蹈火亦所不惧；二为主上的宽仁雄武，谦恭下士。记事诗本为殿堂诗，专为君臣（王及善战的豪族）宴聚于殿堂时歌唱之用；内容充满了英雄气本所当然。诗中的模范英雄恒为不拘于部落的旧习，不泥于宗教的仪式，而专以冒险为能事，又朴厚，又热烈的一个伟男子，近似荷马的阿溪里或赫克忒（Achilles，Hector），而绝不像奥狄秀斯。每个记事诗代表一个英雄时代，而诗中的尚武主人则建功立业而不受牵制。即当耶教及属土的封建主义对于个人已渐渐地产生新的束缚，盎格鲁·萨克森社会的整个仍绍述了不少旧时的纷乱，激昂，慷慨，悲歌之气。下列一段乃从《盎格鲁·萨克森编年纪》中摘录，摹写奥法统治密德兰时英吉利南部的情状。

    在本年分，琴涅武尔夫（Cynewulf）同威塞克斯其他贤人夺了息泽柏特（Sigebert）的国土，只留罕布邑（Hampshire）一邑给他居住。他们本是同族，此举完全由国王的无行而起。息泽柏特在罕布邑居住时又杀了和他相处最久的长老。于是琴涅武尔夫又把他逐到安德勒德（Andred）。他随在安德勒德住下，但归根被一个牧豕者在普立味兹（Privets）大水处杀了，替长老报了仇。

    琴涅武尔夫做了王后，和威尔须人（在得文的索美塞特边界）打了好几仗。他在位31年后，决定要驱逐一个年轻贵人（etheling），叫做琴涅阿德（Cyneard）的：琴涅阿德和息泽柏特本是弟兄。年轻贵人探知王已去[色来（Surrey）的]麦吞（Merton）应一妇人的私约，且随从极简；他于是急去该地，潜围王所在的房间。王知被人围困之事后，即挺身而至门外，奋勇自卫；及见年轻责人而后，且力搏仇人，予以重创。但年轻贵人的从者亦毫不畏怯，继续作战，王终力竭被杀。王之从者听得妇人的疾呼后，即知有变，遂一个个急趋至出事之处。年轻贵人以财帛为贿，且许饶他们的性命，但众俱不肯屈节，仍一一死战，结果除了一人受重伤外，余皆捐躯而死。受重伤者乃不列颠人之受质者。

    到了次日，未随王同去的豪贵得知王死于难的噩耗。他们立即出发到了王就戮之镇；但年轻贵人及其从者在此地闭门自守，避不交绥。他们仍奋勇上前，奋不顾身。于是年轻责人又以土地财帛任凭他们自择，为取到他们承认他（年轻贵人）为王的条件，并告诉他们，说他们的族人也站在他方面，且不会叛离。但是他们仍置之不理，且说，族人中无如故主之亲，他们万不能臣事故主的仇人。他们更吩咐族人早早离开以图安全。但族人说，随从王之族人，既不受此种游说，则他们（从年轻贵人的族人）也不会理会类似的游说。

    交战结果，年轻贵人被杀，而从者亦一一殉难，因为他们宁愿捐躯殉难而不愿比前一日随王殉难的勇士有逊色。从这类事变中，我们极易将盎格鲁·萨克森诗中的伦理观念以今时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名词准确地表示出来。

    * * *

    [1] 译者按，此段见Maitland的Domesday Book and Beyond，第223页。此段承上下文，意虽显而词不易读。若以意译，则有厚诬Trevelyan之嫌，故仍直译。原文之意在说明所谓封建制度之不可或免。封建制度，如采广义，则包含数世纪间之一切进步。那些进步都是自然的，必要的。要黑暗时的英国一蹴而成近代初期的英国，用不着那些跟着封建制度而生的进步，那一定是不成的，除非人性可以根本改造。

    [2] 译者按，这即Mermaid Club的会所，为依利萨伯朝时诸大文豪的游息地。莎士比亚或许亦是会员之一。

    [3] 原文Church可作教堂讲，可作宗教势力讲，亦可作教徒的集合团体讲。在末了一层意思，它和State相对立。State为政治上的结合，而Church为宗教上的结合。然State可以译作国家，而Church几无相当的译名。国人常用“政教”（“政教分离”）之“政”“教”二字以代表Church and State，实仅政治及宗教的译文而已。我们或可以教会，教社，教团译Church。教会今通作Mission讲，教社教团有时作Religious bodies or societies讲，但“教社”二字较生，故姑以译Church，虽译者自己亦极难惬意。

    [4] 译者按，萨克森文把赫勒福德邑（Herefordshire）人叫做Magasaetas.

    [5] 比德为诺森伯利亚人。

    [6] 见Attenborough，“Laws of the Early English K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