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詹姆斯及1688—1689革命

放任谕告》。当时人人知道僧侣认《谕告》为违法的，所以命他们朗读的命令实含有羞辱他们的用意。但他们惟一的自卫方法是一致拒绝服从，不然高等委员又可剥夺不服从者的禄位。七位主教，由坎忒布里大主教桑克洛夫特领衔，吁请国王收回成命；但国王则不但不予照准，而反把他们执付法院，并治以公然发表反叛文书之罪，七主教的审理及陪审团之宣告他们无罪，把国人的热血烧到沸点；由七位辉格及托立领袖署名的劝进书即于当晚致送于奥伦治的威廉。威廉驻英的差官在过去的若干时期内盖早已和英国各派的领袖有所联络。

    詹姆斯之有子更使人民不安。威尔士亲王之为真子固尝为反对者所多年否认，但他之为国王之亲生子究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有了他以后，继詹姆斯而为王者将不为信抗议教的玛利或安，而为她们信公教的幼弟。发生了这层考虑之后，大多数的托立党人亦不得不忘了他们的无抵抗主义，而另觅一条生路。领导全党以变更党义者即为党之始创者丹比。丹比至今尚为有作有为脚踏实地之人，同四个辉格领袖及受停职处分的昆布吞主教，及另一托立贵族共署名于劝进书者即是丹比。

    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的加冕典礼

    威廉之来

    威廉所计划的事业中诚含着极大的危险及困难。这些半属英国而半属欧洲的危险困难只有他一人能完全了解，也只有他一人或可叨天定及人定的互济而一一解除。他深知如非把它们————解除，他决无可以永抗路易之理，所以他也不惜作一冒险的尝试。他有需于英吉利，而英吉利也有需于他，终他之世，他认清了这互需而鞠躬尽瘁地以谋国。

    最足以阻止威廉出兵英国者即是法军攻侵荷兰的危险。但是詹姆斯自己替威廉解脱了这个危险。詹姆斯如果需要外助，则要以此时为最急，然他却于此时公开的否认路易的保护。因此之故，威廉得以亲统荷兰海陆大军杀奔英国。在托湾（Torbay）登陆的军队中欧洲所有的抗议种族盖无一不有代表，且全军为数颇大，故可以保险不会蹈蒙穆斯的覆辙。威廉并宣称一切争端应让自由的国会来解决，犹如门克将军昔年之所为。詹姆斯的军队本内容复杂，抗议教徒和公教徒不相能，而英人和爱尔兰人又互相仇视；加以在最危急之时丘吉尔·约翰（John Churchill即日后之马尔巴罗）及其他领袖又脱逃而去。军队的混乱达于极点，故詹姆斯竟不敢一战。威廉因种种理由本亦极欲避免流血。他的声势日见浩大。一般的平民都归附于他，且赞成他一切交付自由国会的政纲。丹比亲率北方子弟以响应他；托立第二名有力领袖西摩（Seymour）则召集威塞克斯的义士以迎威廉，辉格党的得文邑（Devonshire）则组织米德兰的党人以相从，而伦敦的民众则无需领袖的指挥而起义。

    但詹姆斯之废立在那时似仍为不可能之事，因为托立党王位世袭的观念极深。幸而詹姆斯坚欲流亡在外，和妻儿过寓公的生活于法兰西的朝中。有此而后废立才不难成为事实。

    光荣革命

    1688——1689年的革命我们的祖先常称为“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所谓“光荣”者实不是指着任何武功，或英人方面任何豪举而言；即全民族总比一极昏愚的君王为有力之说的证实亦不能僭称光荣。平心而论，英人之须借助于外国的海陆军以恢复昔日消磨于剧烈党争中的自由，无论那外军是何等样友好或何等样的受人欢迎，尚是一件可耻之事，更何云光荣。然不列颠的革命也有它真正“光荣”的地方：它是不流血的，它无须乎内战，屠杀，放逐或报复；更有进者，有它而后，多时未能解决的宗教及政治纠纷竟得基于大众的同意而得到圆满的解决。1889年的解决历久而尚无摇动。它不特使人民获得比前更要宽大的新自由，而且也使全帝国的国家及政府得到视前益觉振作的新精力及新效率。向日国王及国会间糜费精神的竞争今改而为两者之合作，而国会则占着上风。17世纪时对外的衰弱，经马尔巴罗，窝尔坡尔及察坦姆的经营，渐进而成为武力上，殖民上，商业上，政治及宗教的自由上，及智识的活动力上举世公认的领袖。

    1689年的人物都不是英雄，即笃实君子亦尚居极少之数。但他们是极机智之人。极机智之人当危急之时本不见得能冷静稳健投大遗艰；但他们都是饱尝风雪之人，故投大遗艰又为他们的特长。1689年的头几个月实为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外有法兰西之交战，内则爱尔兰已失，而苏格兰复分崩灭裂；因鉴于国难之方殷，故民会国会所有的辉格托立两党能各忘其宿怨，各让其主张，而成立那有名的和解，即世所称为革命解决（Revolution Settlement）者。自那时直至《改革法案》（Reform Bill）的时期，那解决长为英吉利教社国家的基础而几绝无变更。

    革命解决对于托立党的影响

    托立党人于上年秋间已不得已而放弃无抵抗主义，在二月中他们更觉得有放弃王位世袭主义的必要。他们同意以国会立法来稍变王位继承的次序。自此而后，除非国会可算是“神圣”的，英吉利王统治权的来源也只能说是人赋的了。为避免主义上的矛盾起见，好些的托立党人仍欲詹姆斯居国王之名，而威廉只算是摄政；即丹比亦主张以玛利为惟一之君，而屈威廉为王夫（Prince Consort）者。但这些办法都是不可能的，托立党人因不忍国家濒危之故，于既知它们的不可能后，即放弃他们的主张，而同意于威廉玛利之并为元首，更以威廉为执行权的行使者。

    大部分的托立党人因深觉得有摈除罗马公教徒入据王位的必要，故顾不得理论上的冲突；于1701年时，在哈犁（Harley）的领袖之下，他们且为通过《王位决定法》（Act of Settlement）的主要人物，许多理论上的矛盾也只得不问。照此法所定，威廉及安而后，继承权应归于信抗议教的汉诺威家，而不再轮到詹姆斯二世的幼子。只有托立党的右翼仍继续忠于詹姆斯；一部分的高教社派主教，连桑克洛夫特本人也在内，竟拒绝向威廉宣誓服从。他们属于所谓“反宣誓派”（“Non-jurors”）的一流，他们为得良心的安慰起见，甚至放弃权利而无憾。这派少数忠王之徒的责备，使多数旋转较易的旧党友感觉到极大的不安。就整个的党而论，托立党总算能忠于革命的解决，然党的主义及党内部的和洽竟因而大大牺牲。托立党在逐渐由旧更新的过程中，其所受的痛苦远比辉格党所受的为大。故于安殁时，它卒致发生大破裂且遭受大灾难。

    容忍法

    除了上述的纠葛及诛除别的宗教之权而外，托立势力之在教国中者实不因革命而受多少的损失。教社仍为盎格力干的，把它界限放大，把缓和异教徒“包容”在内的最后尝试在1689年又归失败。但同年的《容忍法》给违教的抗议教徒以礼拜自由的权利，虽则我们会视为不可通的限制及束缚仍在在皆是。当时许多人犹不把容忍看做伟大的原则，而仅把它看做必须忍受的错误。故要得到容忍者尚不能不承认种种的限制。

    罗马公教徒为詹姆斯党（Jacobite Party）的中坚，故得不到法律上的解救，而且抵制他们的新法仍时有成立者。但在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及时代的精神都站在他们的一边，故他们于英国也能得到了不少的礼拜自由；害理的各种惩戒法律通常总搁起不予执行，只在詹姆斯党举事时曾有一度的部分执行。私宅中的礼拜几绝不受干涉；法律尽可存在，但公共礼拜堂的建造及教士的公然来往却是不禁之事。同样的，取缔年有增加的一位教派（Unitarians）之各种法律亦暗中搁置，不废亦不实行。在新时代良好的空气之中，《容忍法》的精神比它的字义可有广阔得多的范围。

    辉格党人及托立党人

    礼拜自由，除了或种的例外以外，在实质上总算已得了胜利。但在19世纪以前宗教的誓言仍完全的牢守不放。凡不肯照盎格力干教社的仪式以接受圣餐之人，无论为抗议教徒或公教徒，仍不得有被任为王家或各市官吏之权；公教徒仍不能入国会，而所有的异教徒仍不能入大学。盎格力干教社虽不复是诛除的机关，但在将到的时期中它仍为握有把持政治教育权利的团体；此种权利辉格党人即当乔治一世二世盛极一时之时仍不敢有所掀动。

    所以教社及国家的主要制度仍站在1660——1661年的基础之上，而不为辉格党所变动。辉格党人在革命时的胜利只为他们主义的胜利————宗教的容忍及王权的抵抗————及时代趋向的加速。因为英吉利有了革命，又因为革命克制了路易十四的权力及主义，英吉利及全世界才都向近代主义，宽阔主义，及国会主义的道上走去。

    辉格党人在1689年所得到的官位也没有如在1715年汉诺威王朝继位所得到的那样的包括无遗。威廉并不是他们的倾袖，不过他们因深恐詹姆斯党万一复辟则他们的损失将更大于托立党人，故他们之助威廉亦不能不比后者为出力。威廉所需者为足以助他战败路易之人，他于辉格托立完全无所轻重。所以当1690年辉格党人想违了革命和解的精神，而对于托立党人谋报宿仇时，他立即把国会解散，而请国人斥退他们。

    他的后继者安更亲托立党人而疏辉格党人。乔治一世即位以前，辉格党人比敌党惟一便宜之处即是他们对于对法之陆地战争要比托立乡绅为一致而热心；后者因向恶常备军及高率田赋之故，总不甚喜欢陆上之战。

    革命解决的善果

    但除了仲裁两大党的争端，使毋再有危害国家的可能外，1688的革命尚立了别的大功。它解决了国王权力及国会权力的上下问题，它决定国会权力居上；此举使英吉利得有一个可和握有主权的立法机关相融洽的行政权力。固然，这个新调和的详细办法要过若干时才因内阁制度及首相职权的发达而有一定的规模，但自1689年起，即没有一个国王，连少年时的乔治三世在内，敢有不要国会或违背众议院的决议，而自统自治的尝试。贿赂国会之事固仍不能没有，但贿赂是一事，违抗国会又是一事。

    也没有一个国王敢作蹂躏英吉利地方自由的尝试。老实说起来，18世纪的英吉利中央政府实太听命于治安法官，太让有状城市及已定利益滥用职权。法律之战胜擅专的权利在大体上固是人类极大的得利；但在此后的百余年中法律及已定利益的胜利竟使人们对于现存的状态起过分的钦佩诚服。布拉克斯吞，柏克及厄尔敦（Blackstone，Burke，Eldon）一班人都把富于保守性的革命视为人类活动的最后标准，而不愿再有更动。因为詹姆斯尝欲破坏英国的典制，故典制竟历多时成为无从改良的事物。

    我们苟置党的利益于不问，则詹姆斯及泽夫立兹的打倒确为正义及人道的大胜利。法官不复为国王可以任意免职的官吏。审问要比前时规矩得多，就大体说起来，也很公正。残酷的鞭刑及过度的罚款不复为政党政治常用的武器。出版品的检查在1695年起亦中止执行，而密尔吞所寤寐以求的“印行自由”亦得在英成为事实。辉格及托立两大党的均势使批评政府之人得有所庇护而无须畏慑。《克拉稜敦法典》的不执行及诛除的停止使向日弥漫全国的灾厄，仇恨，及冤苦得告终止。经千余年的进化而后，因大家承认关于思索问题意见之不同为人类无可改正的本性之故，宗教终得逃离诛除异己的义务而存在。近代的国家，和中古的教社都尝想盲目的不问这个真理，幸而结果都是白费心力，个人可有信仰的原则终获胜利。这胜利的间接影响极多且极大，但在成立那个奇怪的，拉杂的，调和的，不合逻辑的，富有政治见识的《容忍法》之辉格及托立党人的生前固尚未可以一一窥见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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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革命解决在18世纪的各种影响随后各章中当分开论到，譬如第五卷第一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