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英法的争雄 安之死及朝代之争

的义胆浩气，故他不能如后者之激发国人而已。就打倒一个军国的效率而论，他的功绩可媲美威灵吞和卡斯尔累（Castlereagh）两人相并合起来的功绩；如果辉格党人能完全不加掣肘，他或不难于1709年替欧洲取到如卡斯尔累在1815年得着的同样的和平————或波令布洛克（Bolingbroke）在1713年所得着的。

    马尔巴罗公爵一家

    马尔巴罗（Marlborough，1650——1722），他是不弱于英史中任何人的一位战略大家，战时政治家，及战时外交家。作为国内重要的政治人物，权势的关键在于他的妻子萨拉，她在以往20年的政治动乱中曾是安妮女王的忠实伴侣和向导。

    只有克伦威尔可和他颉颃。但奥力味性格上怪僻之处及政治宗教上的向背不令人仰慕，便惹人的厌恶，马尔巴罗则平正通达，绝不引起极力赞扬他或极力诋毁他的偏见。他的功业之是否应受国人及世人的感激，绝不成为剧烈表情的问题。他虽出身为托立党人，但就政治的关联而论，则为辉格党人，然他尝詈“托立”及“辉格”为“可憎的名词”，党之于他盖绝无丝毫的意义。他终因不党而为两党所厚侮，托立党人虽尽力毁他的名誉，而辉格党人仍不出力为他辩护。他既和受路易津贴的英人及和流亡在外的詹姆斯通讯的托立辉格党人为同时人，于操守方面，他自然不易独异；老实说起来，他不见得能稍优于复辟朝廷及革命国会的平均产物。但是，他虽贪财，他还给国家的报答却远大于任何其他臣仆；他虽投机，他所投十之九的机会总于国家有绝大的利益；他虽除了随他东征西讨无往不捷的军士外，得不到任何别的阶级的竭诚爱戴，他的静穆不带色彩的伟大卓绝，其凌驾乎克伦威尔的任性多情的人格及冲动不安的灵犀之上者尽可和其不如者互相作抵。藉了他清朗无蔽的天才，马尔巴罗掩护着人们极需要的理智，容忍及常识的时代以安然降世。

    党势的消长

    一个世界大战的成功包含着两种各异的动作，而两者都很困难————是武力之致胜，二是稳定的和平之取得。然而战时所需要的才质及战事所酿成的空气往往于和议的正当措置不甚相宜；因此之故，我们两党制之能让辉格党来致胜，而让托立党来媾和诚不算是坏事。

    自革命以后辉格党人已成为路易的死敌，他们深恶路易之代表专制政治且袒护伪王。威廉本和辉格党人毫无感情，但他觉得只有辉格内阁能有进行奥古斯堡联盟之战的精力及理财本领。他之缔结《立兹尉克和约》又为他一人的工作，他的英吉利大臣没有参加。在第二次战事爆发的前数年内，托力党人又自然的得法起来：他们的赞助人女王安即位后，他们更声势赫赫，几乎占领一切要位。但际这四年混沌的和平中，对于众议院有最大的权力者，非他人而是缓和的托立党人哈犁。他本是圆头家庭中人，亲友关系又多圆头党人，故他的见解无一般托立党人的执拗。他“教育他的党人”，而使之通过如安无子嗣则以汉诺威家入继的《继承法》[9]并使之于路易倨傲的宣布伪王为詹姆斯三世之顷，复和法兰西开战。路易在《立兹尉克条约》中固尝承认过威廉为英王，但他于获得操纵西班牙帝国所有的人力物力后，益骄傲逾恒，以全世界的主人翁自居，而不复知谨慎之为何事。

    所以西班牙继承战的发动，实缘于缓和的托立及辉格党人和马尔巴罗及哥多尔芬的联合。但时势所趋，战时的政府又逐渐为辉格党人所包办，因为托立党中仍有好许的人心不在如何打败路易，而在通过制定惩处异教徒的法律。只有哈犁仍心心念念以战事为重，故他仍留居于辉格政府之中，直到1708年路易已被逐出西班牙尼德兰，而苏格兰的合并已经成功之后安始被迫而今他告辞。马尔巴罗及哥多尔芬两人已和托立党完全脱离关系，故仍留在政府之中，而受命于辉格的“巨头”。混合的政府虽往往能十分有用，但在国会政制之下，竟一日比一日难以自存。自革命而后英国却早在不知不觉地走向一党包办的责任内阁之近代制度的路上去。

    辉格内阁之不言和

    一再藉战争而当国，而得势的辉格党并不急于言和。然而他们在国内获到完全的政治胜利之日即是和议应当认真开始，认真进行之日，如他们不能乘机获得和平，则政权之在握适足为他们之病而已。马尔巴罗于剌米宜及奥登那得（Oudenarde）替奥大利获得西班牙尼德兰之后，英国本可将战事作有利的结束，但因和议未成之故，他尚须耗四年的精力于消除保卫法界的堡垒。路易于穷蹙之余尝于1709年竭诚向同盟各国求和；他所提的条件实可代表同盟国所能要求而又可取得的最大限度。他且愿自后不再给他孙儿西班牙国王以任何的助力。但辉格党人竟缺乏媾和之才。他们要求一件路易所万难答应之事，他们要他自己派军把他八年前所立的腓力逐出西班牙。辉格党“不包含西班牙在内便不要和议”的公式实等任何的和议都不要。路易既不获和平，则便吁诉于他向所不屑垂顾的人民；人民知道他已不惜牺牲尊严而力谋替他们求到和平，和平既不可获，他们自然只有扶助国王而奋身以卫国土。法兰西人民的勇武马尔巴罗在他马尔普拉揆（Malplaquet）得不偿失的胜利中竟首尝苦味。

    托立党人的得势

    不列颠亦在渴望辉格党人所靳而未与之胜利的和平。国内的问题本已在助长托立党的声势，“停止战事”的口号更促进他们的反动。一阵高教社派的情感忽又笼罩了女王和她的臣民，几年前犹在追逐詹姆斯党且捣毁弥撒屋宇的暴徒改业而从事于异教徒教堂的焚烧。辉格大臣在上院前弹劾萨希味来尔博士（Dr. Sacheverell）之轻举妄动更激动了民众的反感，因为他的罪名只是在革命纪念日作了反对革命诸大原则的一篇讲演。

    女王的种种政治及宗教上的同情及马沙谟太太（Mrs. Masham）对于她的势力终究使她得以摆脱马尔巴罗公爵夫人舍剌（Sarah）的把持。所有的辉格党人一一下台，不久并害马尔巴罗也得下台。安撤换大臣的举动旋经总选举的追认。自威廉于1688——1689年冬入主英国以来，重臣的更动及政策的改变，盖从未有如此次之突如其来，亦从未有如此次之整个无遗。但此次的变动并不是一个革命，而是新宪法中的常态。新的宪法已渐在趋向政党内阁的政治，而有托立辉格两党之交互执政。在那时候除了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变动外，欧洲的和平亦绝难取得。

    乌得勒支和约

    新的托立政府有两个领袖，一为才能出众的圣约翰，（St.John）又一为中正和平的哈犁。前者志在压倒敌党，而消灭异教徒，他以弄政为职志，而国利民福可置不问。后者志在提倡全国联合一致的精神，这种美德不幸甚为当时政治家所缺乏。但政府至少对于和议是一致的。除了我们没有能替我们在加达鲁尼亚（Catalonia）的同盟者取得相当的保障，以致他们大受腓力的报复外，我们实不能于《乌得勒支和约》中找出重大的错误来。但内容方面虽无可訾议，而方法方面却大可批评。英法间秘密而又不让同盟诸国参加或得知的谈判————虽则威廉尝用同样的方法来成立《立兹尉克条约》————马尔巴罗的斥革，以及不列颠军队之当敌军之面而撤退：凡此种种为辉格党人所力斥，而为国人所绝不喜欢。然而这种方法之所以成为惟一可和法兰西有谈判结果，可强同盟国以接受已成之约之途径，多半亦由于辉格党，荷兰及奥大利的执拗不化。

    不列颠的殖民和商业利益，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10]在约中得到了充分的关垂；如果托立政府和法兰西所订的商约能不遭英人贸易上的嫉妒，而不被辉格反对党所推翻，则上述的利益且可获更大的稗益。至于欧洲的疆域处置，则乌得勒支以西班牙在欧的领土归奥大利，而以西班牙本国及其在美的领土归波旁·腓力。和约的条文不过将战事早年所产生出来，而最后五年的用兵并没有能怎样变更的事实加以正式的承认而已。英吉利的海上安全则因尼德兰之割让于奥而安如盘石，因为奥大利是中欧内地的一国，故我们丝毫无须害怕。法兰西侵掠莱因三角洲的危险在1793年以前不复发生。

    乌得勒支和约后的西欧（1713）

    乌得勒支的种种办法事实证明为18世纪文明的稳固基础。自此而后，直到法兰西革命一新法兰西的国运前，欧洲再不须恐法兰西之过于强大而觉到一种危险。如果同盟国以苛刻的报复手段待遇路易，有如辉格党人及奥大利之所提议，而马尔巴罗则尽破星罗棋布的堡垒以游行于巴黎的街上，则法兰西的人民或会永远于心坎深处藏着雪耻之念，因而会竭力拥护旧政治（ancien régime）的君主国而不稍冷淡，更因而使18世纪的欧洲常受不仅为朝代而发的战争之扰乱。

    托立党人的宗教反动

    《乌得勒支和约》为波令布洛克贵族，圣约翰，之惟一带政治家气魄的大作为。他于媾和时充分显出他的出众之才，且对于法兰西尤曲尽平正的能事，平正的精神他盖从不以之待他的国人者。

    托立党人于既获和平之后，很希望于他们的对内政策上坐享和平的果实。他们于年前已通过一法以限制议员当选的资格，凡每年田产之收入不及300镑者，都不能为议员，即城市亦不能代表。但十月社（October Club）中以猎狐为生的托立乡绅们，其主要的政治嗜好为追逐异教徒，而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波令布洛克实为一群猎犬中的强者。首次的爆发为久经争持不决的《间或服从国教法》（Occasional Conformity Bill）的通过；按照此法，凡曾经因在益格力干教堂参加圣餐而取得国家或城市官吏的资格之人，如再有参加违教徒的礼拜之事时，便须纳不堪其重的罚金。三年后的《分派法》（Schism Act）则更为凶辣。它不准异教徒教育他们自己的儿女，教育之权操诸于国教教社的主教所特许之人。违教徒以自己的力量所设立的许多优良学校照此法须一一关闭，而它们的教师须一一失业。即为主教所特许的教师也只能授教社的教义问答而不能授其他的教义问答。《分派法》虽没有把《容忍法》取消，但它的目的在使它失效，在使异教徒无从复存于下一世中。《分派法》诚为极恶劣极不自然的一种诛除方法，而也是托立党自有革命以来最不荣誉的劣迹，为保全英吉利的宗教自由起见，托立党的推翻几成为先决的条件。如果《分派法》得有实行的机会，则英吉利的宗教信仰将永不能花样繁多，或则国中将再有内战。幸而因安逝世时所发生的朝代争执使托立党分崩灭裂，一蹶不振，因而异教徒得无须用武而获保全，而18世纪国泰民安，有容忍有宽阔主义的时期亦得以毫无缺陷的导入。

    当乔治于危机一发之际来临

    缓和的人们真个个得意自鸣。[11]

    两党的徒众

    辉格党人在汉诺威王室入据大统时之得胜，所以亦为“和缓之人”之得胜者，乃因辉格党人居于少数故不能有诛除异己的自由。在波令布洛克的领袖下的托立党人在安末几年之所以敢仇视异己者或许即因他们在国中占最多数。在工业革命以前地主为最有势力的阶级；在卫斯莱主义[12]勃兴以前，国教亦数倍于其他各教的全体。以和田地的及国教的利益抗衡，辉格党人只能纠合半数的贵族，少数的乡绅，一部分的自由农民，大都的商人和金融界，从大陆逃来的抗议教徒[13]及英吉利的异教徒。这个大结合，为数虽比较的不大，然组织的有力及志向的合一则远非托立党人之所可及，因为它的力量集中在城市，尤其是伦敦，又因它的领袖可同心前进以收政治上的功效，不像托立乡绅的内部常被阶级或宗教异同所分裂。我们须知通常的辉格党徒固为中等阶级的一个异教徒，但辉格党的领袖则恒为上等阶级的国教中人，而大抵倾向于宽阔主义或怀疑主义者。介乎本·威廉及伯来特·约翰（John Bright）之间，没有一个违教之人曾在英吉利的政治生活中做过重要的领袖，虽则在那时期的半部分，违教之人能维持辉格党于政府中而有余。

    朝代问题

    在承平时候，托立党人的势力本大于辉格党人，他们为数既多，占地又广，他们本可为18世纪英吉利的统治者，但不幸他们竟触在朝廷问题的硬礁上，而致破裂不振。在威廉的末年哈犁本已领导了他的政党制定《继承大法》，规定如安死后无嗣，则王位归诸汉诺威氏。[14]此次的大决议可代表乡绅们及盎格力干教社之永不能再信任一个罗马公教的国王。但斯图亚特王朝如一变而信抗议教，则极端派的托立党人或又可不复受《继承法》的束缚，而仍可拥护斯图亚特氏。幸而老少伪王都不肯为王位之故而牺牲他们的信仰。他们之坚持信仰诚有足为他们多者，他们的诚实使英国得免除了好些的麻烦及内乱。

    然而《继承法》仍只不过代表托立党对于朝代问题的半数感情；他们的又一半，或可称为詹姆斯党（Jacobite）的一半，仍使他们不免时有跃跃欲试以迎旧朝的情景，但真逢危机来到时则他们又惶然不知所措，而深畏真正复辟之会产生不良结果。他们在少年时本浸润于王权神圣主义之中；

    在那查理王的黄金时期，

    忠君本不是坏事，

    故继起数代的托立党人总觉得抗拒斯图亚特氏复辟之不自然。而且旧的理论和旧的感情又和政党政治中的新的考虑如出一辙，他们总觉赞斯图亚特氏之为得计，因为汉诺威氏是和辉格党人在一起的。奥伦治的威廉于取得王位之前及取得之后对于两党都采无偏无私的不置意态度，但日后的乔治一世则拒绝采这种态度。而且将死的女王的托立大臣绝不能一方于汉诺威的朝中献殷勤而一方又能和女主人不发生争执。安之对于储君的嫉妒初不下于依利萨伯；而且她和许多托立党人如出一辙，她虽在实行上不是一个詹姆斯党者，但在情感上她却纯是一个詹姆斯党中人，她深恨德意志君侯之将于她死后占夺她弟弟的位置。

    牛津及波令布洛克

    托立党人所以极力向女王邀宠，而绝不顾到将来之难获乔治的天眷。反对党的辉格党人则采相反的政策。波令布洛克因逆知乔治的即位将成为托立党的下台，故起而作最后的挣扎。他拟将国内布置一下，庶几女王死后，詹姆斯党可以安然复辟；他希望至少能做到詹姆斯党色彩的内阁能完全控制全国，庶几它可以左右于争王的两派间而号令一切，要他的计划成功，势必将全国法院，海军，陆军及政府中所有的辉格党人及缓和党人一一易以极端的托立党人。哈犁（时已为牛津贵族）的免职则为更替文武官吏的先决条件。哈犁于7月27日被撤，而波令布洛克遂大获自由。如天假以五月或即五周的工夫，他的布置或可完全成功；但不幸女王于五日内即行逝世，而波令布洛克所有的计划亦成画饼。斯尉夫特写道“当果实正将成熟之时，天命又把它腐烂”。著者自己亦因托立党的推倒之故而终身掩没于都柏林一个副主教之职。

    波令布洛克的阴谋适足以助成乔治一世的平安即位，无有反对，然而他对整个托立党之不信任则坐是而益甚。他大多数的臣民，纵非辉格党人或异教徒，亦同此不信任，因为他们但愿国家得在抗议国王之下长治久安。托立党外既被人疑为詹姆斯党而内则又为不同的情感及两歧的忠心所分裂，故他们之不复能执政权者竟有47年之久。

    波令布洛克亦不复能重登活动的政治舞台。他在伪王身边做了一时期的外交大臣后，于失望及厌弃的心境中脱离了那个伪廷，而致力于著述。他早年极端的思想在他作品中已一变而为哈犁的缓和眼光；他教训他的党人以革命解决的必要，政党之争的流弊，及日后得臣事一个“爱国国王”的希望，但此国王已显然不是一个斯图亚特。[15]

    辉格党的缓和

    际我国国史的这一时期，辉格党之能有50年许不断的执政，虽绝不能说是有利无害，究替英人取得了政治及宗教的自由，因为他们是少数党，他们不便仿效《分派法》的著者，而有诛除异己的企图。自1721迄1742当权的窝尔坡尔（Walpole）至少能看到维持政权的秘诀，他知道只有让教社的特权留着不动，让乡里的政府大半仍操于托立治安法官的手中，辉格党人才可秉政，而汉诺威王朝才可没有摇动。故圣詹姆斯及韦斯敏斯忒的政治虽属辉格党人，而教社及乡绅阶级仍能继续保存对于他们为最亲爱的都邑，牧区及大学。

    上述调和的结果即所谓“窝尔坡尔的和平”（Pax Walpoliana），而汉诺威王室亦得免为詹姆斯党所推翻。这个政策在精神上和沙甫慈白利所领导的原始辉格党的狂暴完全异趣。当窝尔坡尔上台之时，辉格党已完全得着了“缓和”的教训，但他们也不是一蹴而就地学得的。在威廉及安两朝他们仍有多次露出过他们从事报复的旧根性来：他们尝企图将《赦免法》阻挠不使成立，————虽则他们的企图因威廉的坚持而没有成功；他们尝把分尉克（Fenwick）及萨希味来尔交付审判；他们更尝于乔治一世时弹劾牛津在乌得勒支和议中的所为：在此种种事迹内我们仍可看出他们的狂暴。但索麦斯，顾伯及阿狄生（Somers，Cowper，Addison）等一类人物所常常表露的一种较和平较谨慎的精神早已在党中逐渐得势，而很足以和华吞（Wharton）所代表的狂暴分子抵抗。这种和平宽大的趋向到了窝尔坡尔时更大获胜利，而他的格言————“勿惹人生事”————盖可算做胜利的一证。

    威廉及安朝势均力敌的两党之对峙，及辉格托立党人藉国会中的雄辩，藉小册子，藉选举工作，藉日常的谈话以贯注于公众的耳目中者皆足以助长辩论及自由发表意见的风气，而使之成为未来时期中英吉利政治生活中的奇彩。党争有时固不免产生诛除的恶果，但因为得居于此党或彼党的卵翼之下，故言论及印行之自由卒得在英吉利有特殊的发展。

    * * *

    [1] 见上第517页。

    [2] 战费既非不列颠的财富所不能胜任，且也没有超过相当的比例；人口的伤亡，如和现代战争中的伤亡比起来，则更是微乎其微。在布林亨之役，联军共有四万五千，而不列颠人仅有九千。平均算起来，不列颠的军队参加这类大战的次数每两年仅有一次。

    [3] 俾赤山头英将托灵吞（Torrington）及拉和格法将图耳微尔（Tourville）两者都不负失败之罪；他们都受政府命令的束缚，而不能凭他们自己较佳的判断来作战。他们在无可如何之中都尝努力求胜。

    [4] 译者按，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今通作财政大臣，但Exchequer前曾译为国库，改译有不一致之嫌，故作国库大臣。

    [5] 咖啡之输入在1680年尝被责为“极端无用，因为它既不能滋养身体，又不能使人堕落”。

    [6] 见上第444页。

    [7] 见上第460页。

    [8] 译者按，Laurence Sterne著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v，Gent小说，而以禅第为书中的英雄。

    [9] 1696年詹姆斯党有暗杀威廉的计划，详细情形颇和辉格党人杀查理二世于赖府的计划相似。詹姆斯党的名誉因此更是扫地。托立党之能赞助1701年的《继承法》或与此不无关系。

    [10] 见上第548页，549页。

    [11] 辉格党人于乔治一世早年即将《间或服从法》及《分派法》两法取消；但任官者仍须经圣礼的鉴证（Sacramental Test），此项鉴证至1828始为罗素·约翰贵族的法律所废。高教社派之坚持任官者之须参加圣礼对于宗教本身不见得是件好事。斯尉夫特（Swift）写道：“我一早就去大臣（指波令布洛克）处，但他已去做早礼去了……去受圣礼去了。好几个浪子也去了。他们之去不为虔神，他们只为谋官而去，盖做官者，照国会法律，须受圣礼。”但斯尉夫特的政党只反对异教徒而对于浪子转眼开眼闭不加排斥。

    [12] 译者按，即美以美或监理教。

    [13] 当伦敦的户口仅及今日十分之一时，法兰西呼格诺徒的教堂计有30以上。在这些教堂中做礼拜者大都为精巧的匠工，好多的人日后且在他们所归化的国中成为富翁。他们几全体尽是辉格党人，因为托立党极反对他们的礼拜仪式。

    [14] 关于汉诺威氏和詹姆斯一世的关系，见上第445页的世系图，关于詹姆斯二世的后裔见上第522页。

    [15] Felling在他的History of the Tory Party中说：“教导这几代（自安至乔治三世）者实为波令布洛克。他藉了他下半世的许多“信札”及“论说”哈犁化了或近代化了托立思想的整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