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汉诺威时的英吉利

    国王：乔治一世，1714——1727；乔治二世，1727——1760；乔治三世，1760——1820。

    辉格寡头政治

    奥伦治的威廉之来英常巩固了辉格党的，而紊乱了托立党的党义，但辉格党人并没有因此而占着多少物质上的便宜。历威廉及安两朝，两党继续共执政权，难分上下；国王及选民初则偏袒此方，继则偏袒彼方，各随当日形势而转移；党争亦继续有力，有时且甚猛烈，但其结果，就大体而论，总算是有利于国家的。直到了乔治一世、二世之时，国中的情形始可于相当的保留及限制之下，目为“辉格寡头政治”。且即在此时，如因托立党的半数未常严重地蒙詹姆斯党之嫌，则这寡头政治也还不能存在。

    半因这个理由，半因乔治一世之昧于英吉利的言语及习惯，汉诺威王朝的起首二王竟把威廉三世及安所决不会放弃的某几种王权，完全委弃于辉格党的领袖。内阁的组织，国会的解散，国王在教国中的委任权，在事实上，悉自国王移于辉格魁首之手。所以我们尽可以说，1714年而后我们有了一个寡头政治。然自又一方面看起来，我们宪法中民众的势力实又得了一层的进步，因为大权在握的内阁须有众议院的信任为根据，而世袭君主所享的权力则视前更小。

    乔治三世，在他初即位后的20年内尝将委任官吏之权努力收回。他的举动固和成立革命解决者的用意并无不合，但他于恢复权力而后即用以作腐化众议院的工具，他之腐化作用且比窝尔坡尔及辉格寡头之所为更为到家。幸而辉格寡头及乔治三世都没有敢如斯图亚特诸王之离开国会而自动；他们从不敢否认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时须得众院多数的同意。在18世纪时，他们所能做者只有藉官位的赏给以腐化议员，因为那时的朽腐城市正在日甚一日地不能代表国人。

    在首二乔治之下，众议院的权力颇有增加，但它和人民的关系则反疏远起来。托立党的长期蛰伏及一切重大政治争议的静止，使公众对于国会的作为，除了位置及贿赂的分配外，不发生多大的兴趣。目的在保障汉诺威王室的安全而防止詹姆斯党活跃的《七年法》，延长了每届国会的法定寿命；但政治的任期越长，则国中政治的兴趣越薄弱，而议员越易受政府任官及给薪的利欲所诱惑。

    内阁制的演成

    在乔治三世时公众对于政治的兴趣又极盛起来，但平民控制国会之权则仍没有增加。中等阶级藉了1832年的《改革法》，始获恢复并增进他们前时控制众议院的大权，而且他们也发现近代国会及内阁制的效力，且远宏于斯图亚特时任何制度。18世纪的国会华族，盖已锻炼了并磨快了平民政治未来的武器。如果当时的贵族及乡绅们能早想到下院日后之会变成一个严格的平民机关，他们是否仍肯让它积聚如许大权则诚是一个疑问。但他们当时仅把它看做一个绅士的团体（其中一大部分且为贵族的私人或亲戚），看做“伦敦最优之社”，看做“罗马的元老院”，而国家最重大的利益尽可以交付他们而不虞有任何的不妥。

    在这种情势之下，华族的18世纪对于英吉利政治传习的发展，却作了一种伟大的贡献。华族们发明了立法机关得以控制行政机关而又不致减少后者效率的一种机械。这个机械就是内阁制及首相的职位。所谓内阁制度在英国即为一群于国会中都有席位，于大政方针须一致，于彼此的行动及整个的政府须负全责，而又须恃众议院的好意以立足的大臣。然首相及内阁之制都为革命解决中所未尝想及，而都从国家平时及战时的需要中逐渐演进而成者。威廉三世首创近似一党包办的内阁以努力领导全国和路易交战，但他仍自居于首相及外相的地位。在安之世，马尔巴罗充战时行政的首领，一切军事外交悉归掌握，但领导国会的职务他仍一任他的同僚处理。演成内阁共同负责及首相为内阁及下院的首领两大原则之大功，要归诸自1721年至1742年继续执政的辉格大臣窝尔坡尔·罗伯爵士。他之不类先于他而执政的辉格及托立首领，他之不为爵位所动，他之拒绝离开下院而迁至上院，也是很值得留神之事，因为先他而执政之平民皆尝早日受封为贵族。他最终固然也同意为奥福德伯（Earl of Orford），但当他成为贵族时，他盖已预备不复当权；当国的野心一日未衰，他也一日未受封爵。

    乔治一世像

    乔治一世（George Ⅰ，1660——1727）汉诺威选侯（1698——1727），大不列颠汉诺威王朝第一代国王（1714——1727）。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他奋勇与法军作战，屡立战功。外交上机敏善断，内政上组织了以辉格党占统治地位的内阁。

    乔治二世像

    乔治二世（George Ⅱ，1683——1760），大不列颠三国王和汉诺威选侯（1727——1760），在位时政治上有很强的判断力，但缺乏自信，严重依赖大臣们，特别是沃波尔。

    乔治三世像

    乔治三世（George Ⅲ，1738——1820），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王（1760——1820），汉诺威选侯（1760——1814）和国王（1814——1820）。在位时正值英国在“七年战争”中成为殖民帝国，但丧失了北美殖民地；接着通过与革命的法国和拿破仑的法国的斗争而跃居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

    窝尔坡尔之引起上述宪法习惯的变动，其用心固多半在增加他自己的权力，但他也替国家立了大功。他因欲把持政权，而把所有不能赞成他政策的，或不服从他领导的同僚逐出于内阁之外；于此他却树立了此后不列颠无论在战时平时所可藉以施政的机械。有了内阁制度后，行政机关纵须受制于一个五六百人的辩论团体之意志，然它能负起一切的责任，能有一致的政策，更能有伟大的效率。内阁制度实为英人废除立法行政两机关间互不相容的良法，两机关之互不相容在好多的国家本为无法解决的问题，但英人则居然把它解决了；而且他们的解决办法，并不如威廉三世时人们所想到之驱大臣于众院之外的方法，而为大臣应为众院中人，应领导众院，有如窝尔坡尔·罗伯爵士所为的办法。内阁为行政及立法机关的关节，而且也是极密的关节。它是近代英吉利政制中的主要部分。[1]

    不成文宪法的便利

    革命解决之没有给英吉利以一个簇新的，谨严的，不可变的成文宪法也是一件幸事。离英独立的北美各邦于组成联邦国家之际，固然少不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成文宪法，但英国则并不有需于它，有它而后且会感觉到种种的不方便。如果英国于詹姆斯二世被废之际即得了一个刚性的宪法，则威廉及玛利加冕后卅年内即陆续移于国会大臣行使的诸种权力，国王必将永远的享着而毫不放弃。而在1689年的情势之中所拟成的一个刚性宪法，大概也不会让国王的诸大臣在众议院中有议席的。

    英国当然有它的习惯及法律，但成文宪法————有别于普通的习惯及法律之整个部分的成文宪法————则和英人的政治天才实不相能。克伦威尔因不能觅得一国民可一致同意的协议，故有种种极不自然的举动，而其最不自然的举动之一，即为他之公布一护国者及国会两者权力有如泾渭之分明而永不能改动的成文宪法。然而这种策略实和英吉利人进步的真实方法相反。伦敦的厚雾罩没了韦斯敏斯忒立法行政机关间的精确关系，而使世人不易窥测，也因而使宪法得以随时代的需用而改易，而不为世人所察觉。

    贵族院与众议院

    我们所谓首二乔治时的辉格寡头政治，盖指（如果是可以指得出一定的人物来的话）为数约有70，或则互相联合，或则互相竞持，以维系下院不断的赞助而把持国家用人行政大权的诸巨户。它们的族长大都在贵族院中有议席，但它们的子弟则大都出现于众议院。贵族们半因从不会认真的反对下院的政治理想，半因他们握有巨数的朽腐城市可以操纵选举，故不难保存着下院的信任。更因此之故，大贵族们无须他们所属的一院，尊严有加而权力较小的一院，作提高权位的要求；他们在下院已有非正式而有力的代表，他们尽可坐视下院之权力日增而不加反对。

    要到了19世纪，到了1832年《改革法》时及以后，贵族们才觉得有替他们自己的议院坚持有直接的权力之必要。到了此时，他们才对于下院久享为国家立法之自由权发生争执。但到了19世纪时，此种抵抗，虽不能谓为完全无功，究已出之太迟。当众议院尚为一华族会议之时，英人对它的统治早已司空见惯，所以于它进一步而更能代表全国国民而后，他们亦不能忍令它的权力有所减削。

    人权的保障

    自1714年至1760年国家用人行政之权虽操于辉格巨阀之手，但他们绝不和“威尼斯寡头”的擅作威福相近似，的士累利（Disraeli）之比他们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巨头实和事实不符。当时在英吉利实为严格的法治时代，为1689年战胜国王的法律之全盛时代。在布拉克斯吞时，英吉利的法律能严密的限制统治人的权力。公民所可得的保障既多而又有力，政府绝不能奈何他。他所享的个人自由盖为全欧人士所目瞪口呆者，因为从欧洲人的眼光看起来，英吉利的政治应会和威尼斯共和国的专制及查考政府一般的缺乏自由。如果在1714年至1760年的升平期间，英国仍不免有暴虐，那只是乡绅在乡里中的社会暴虐。而决非国会及内阁的政治暴虐。

    地方官吏及中央

    历推铎尔及斯图亚特之世无俸给的治安法官，半藉他们的地主地位及在本乡的资望，半因他们为中央政府所任命的法官，常执英吉利村郡的行政及司法职务。莎士比亚曾把福尔斯塔夫的朋友，格罗斯忒邑的治安法官沙罗，写成一位乡气重重的人物[2]，阿狄生《文报捃华》中的主人得·卡味力·罗求（Sir Roger de Coverley）爵士为此类人物的又一个。政府的施政当时不赖于有给的官僚，而有赖于中央和地方绅士间的一种政治谅解；有这谅解，则绅士虽不受政府的俸给而仍可为之尽力。

    这即推铎尔及斯图亚特诸王所用以统治全国的机械。它正和别的英吉利事物一样，它需要圆通的手腕及互谅的能力，没有则中央及地方的机关便无从合作。詹姆斯二世却把这个机械破坏。他欲绅士阶级折节以服从朝中的佥壬；他强他们依顺槐特和尔的罗马公教政策。但当时那有可以赞助中央权力以强制地方意志的组织存在？欲乡下绅士自己损害自己的权利是绝不可能的事，同时中央在四方也无有官僚可供指挥。从某一方面看起来，1688年的革命即是各地方之反叛中央政府，换一句话说，即是乡绅们之反叛枢密院。地方绅士之斗胜国王为子孙所不易忘之事，故此后的百余年中，他们无论在社会经济方面，或在政治宗教方面，均不受中央任何有效的管束。中央的权力亦以能和乡下绅士和合一致为得策，枢密院因亦不敢复有管束乡绅以利公众的应有野心；依利萨伯及早期斯图亚特时中央管束地方之举，如同关于恤贫等等之事，此时不再有所闻见。

    四乡的乡绅政治

    革命的教训之关于这一部分者为英人所历久不能忘却，所以当辉格寡头得了国王向有的权力之后，他们仍让各地方的乡绅，无分托立或辉格，继续执行四乡的司法行政之权，而不稍加以干预。《琼斯·托姆》[3]中的卫斯忒因乡绅（Squire Western）为一极端的托立党人，但他所执治安法官的委状却来自他所不断诅咒的辉格贵族或“汉诺威耗子”（“Hanoverian rats”）。治安法官由大法官推选，而由国王任命，但他们并不受国王的俸给。他们的财富及在地方上的威势，乃来自政府所不得侵犯的田产。因此辉格寡头在中央的政治权力，一到地方上便受乡绅寡头的有力牵制，而乡绅又大都为托立党人。地主绅士————无论辉格托立————的社会权力丝毫不受限制，所以乡下的地主的寡头政治才是真正的寡头政治，他们不但不受中央权力的限制，且骎骎然有限制中央的权力。我们在英吉利向无民主的乡区制；民选的郡议会于1888年时才由萨利斯布里贵族的政府设立起来。在那年以前，英吉利的四乡向由华族的治安法官统治，而非中央所能时常问鼎。

    因此英吉利的农村是华族的，换一句话说，18世纪英吉利的大部是华族的。这种情况直到工业革命时始有变动。工业革命使农村为主的社会一变而为工业或都市为主的社会。在后者之中华族固占不到自然的便宜，于是英吉利的大部亦自华族的而变为平民的。

    有两件事足以使不列颠的政府和大陆上旧局面时的政府截然为二————一为国会的监督；二为言论刊行及人身的自由。这种好处不列颠人知之甚稔，且颇以之自得。他们瞧不起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及德意志人，他们视他们为受僧侣，国王及贵族的桎梏的人民，和自由生存的英人不同。自由本为不列颠人所新得之物，而在当时的欧洲极为稀罕；所以我们的祖先把它视为他们所享最大的福泽之一。

    阶级的融和

    然而政治及社会的权力，在那个随随便便的世纪中究太集中于一个阶级，于地主阶级。这个缺点于将至的工业革命时期中，更加倍的增长了社会的祸患。但在首二乔治之世，在经济的大变动发生以前，工人无论在乡下或在城市，都似乎没有因他之缺乏社会及政治权力而有所反抗或怀恨。当时被称为“诚实的自由农民”或“高兴的工徒”（“jolly prentice”）之不列颠工人，颇以选举时举杯敬祝“好出身者”之寿，而饮一个酩酊大醉为乐事。他固没有选权，然他们仍可于选举场所为己方呼喝以壮声威，或向敌方大叫倒彩；候补者之人————也许是一贵族之子————则以手抵胸，腐蛋置发中，而深深的向群众鞠躬请助；他称群众为“绅士们”，他并力言“绅士”们的赞助将为他竞选的主要目的。这种情景每令外人之见者又钦佩而又诧异。华族的精神及平民权利的精神，在那个的时期似乎已得到完美的调和。在别的时期，或在别的地方，贫贱与富贵间，治人者与被治者间的关系尚有远不及此时者。当时的英吉利社会却没有阶级的仇恨、即使最高的和最低的阶级仍相隔如霄壤，它们之间却有无数的等别而并不如大陆上之有严格的阶级界限。不幸这个温良随便的社会却不能遇工业革命而仍不却步。

    18世纪的人道及礼仪

    18世纪的特殊职务在广播常识及理性于生活及思想之中，在使社会的礼貌彬彬而行为合乎人道。18世纪本以供给奴隶于南美的《允协条约》[4]开始，而却以威伯福士及反对贩奴委员会（Anti-slave Trade Committee）之取得全国响应告终。那个保全三大洲文化的反奴大运动实为卫斯立及福耳特耳，柏卡里亚及豪厄德·约翰（Beccaria，John Howard）时代特殊的宗教及理智主义之产物。

    当斯图亚特时期告终之顷，英吉利的上等社会之见于说部中者，其教育及礼仪犹有极大的参差，粗俗的卫斯忒因乡绅及文雅的奥尔卫栖乡绅（Squire Allworthy）[5]及得·卡味力·罗求爵士盖皆17、18两世纪间的人物。但至18世纪末年，奥斯腾·强（Jane Austin）开始著述时，绅士们的礼仪语言已有一定的标准而无参差不齐之概。

    当巴斯的美男子那虚（Beau Nash）[6]当朝时，全国的乡绅往往举家就教于他，以学习文雅社会的礼节；绅士膝盖悬刀之武风因亦及早废除。大半因不复挂刀之故，戕杀之事为数大减，因餐后口角而起，但次晨即深自懊悔的致命伤亦远无昔时的常见。但手枪决斗之风，则在19世纪中等社会及福音主义的势力完成人道及常识的工作以前，仍盛行于世而不少衰。同时，比较卑微的社会因拳击的嗜好增加之故，也鄙视行刺杀戮的暴行，而架设拳场，让两方依一定规则以角力的风气则转而大盛。这种风气有养成国民尊重“公平竞争”（“fair play”）之功，也有逐渐减除我们在斯摩勒特及菲尔丁（Smollett，Fielding）的小说中及当时人的传记中所常见的野蛮的混斗厮杀之功。

    亚当·斯密像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经济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创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在价值论上，不仅论证了劳动价值论，而且还确定了这一原理的最早理论体系。它的深刻见解为后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他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提出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文艺科学的提倡

    18世纪英吉利上等阶级对于文艺的提倡不特空前，抑且为后世所不易追随。乡间大府如和尔喀姆，阿尔少普及斯陀（Holkham，Althorp，Stowe）等固藏书极富，艺术物品极多，即绅士们较小的家宅亦成为农村社会文艺科学的中心。势力正盛的地主阶级对于文艺科学的关心初不亚对于游猎，农业及政治的注意。所以乡间府第及时髦社会对于文化智慧所建之功，盖远在正际昏睡状态中的大学之上。上等社会在约翰孙博士及加立克（Garrick）领导之下复强公众崇拜莎士比亚，他们盖以莎士比亚为人类中之最伟大者。公众对于大诗人的了解，虽不足，但对于上一等人的服从心则有余，故对文学亦敬意有加。

    英语的得势

    在18世纪时，始创于斯图亚特时的一种办法————学术界中用英语而不复以拉丁文发表意见的习惯————亦告完成。这个变动有极重大的结果：不列颠的学术自后更和他们大陆上的同行者分离；思想及学问愈成为民族的，众庶的，且愈和文学关联。本特力（Bentley），布拉克斯吞，吉本（Gibbon）及斯密司·亚当俱以本国人民通有的理解力而不以散处全欧之专门学者的理解力，为著述的对象。

    洋气的入侵

    但在又一方面，则英人又尽力模仿外国的形式。这是18世纪英吉利文化运动的特点，而和依利萨伯时代的运动不同者。华族之居领袖的地位可算是一部分的理由。提倡文艺之人都不时游历欧洲，常和各国都城中及朝廷中社会相接触的“贵人”（“milords”）[7]，他们常携归人像，图书，古玩，法兰西的文哲思想，及意大利的诗乐准则。英国和大陆的关联尤因相互的作用而益密切；外国人之崇拜不列颠的典制及思想盖为法国合理哲学中“百科全书”运动的主要原因。“伟大的奈端”洛克及休谟在巴黎所享之盛名盖丝毫不减色于他们在伦敦或在爱丁堡所享者。[8]

    文学

    在1688年革命后的百年内，英国对于法兰西的宗教及政治本有极大的厌恶，英法的海陆军在两半球上本都有不断的冲突，而英吉利的平民对于法兰西任何的事物又本有不分皂白的仇视，然而际此百年之内，我人文学上建筑上及屋内装饰上的格调之会大部受法意的影响诚为一可奇的现象。在查理二世之时，我们曾和欧洲其他各国同逮于维尔赛朝廷的文化势力之下；拉和格及布林亨而后，我们依旧受这种势力的支配。我们文学标准暂时的“学会”[9]对于我们有利也有弊，————于英吉利的散文为得，于英吉利的诗则为失：思想及表达的准确有加，而幻想力及天生的雄气则有减。18世纪末年斯科特，哥尔利及威至威司所开始的“浪漫”及“自然”运动，实是反叛外国标准而重采本国的传习及自由的一种运动。但即在18世纪之中本国的英吉利小说，自笛福经斯摩勒特及菲尔丁以迄奥斯腾女士，仍能自由的前进，而不受外国模型的影响。我们的戏曲更从未采用过法人所谓时间地点之“统一性”。

    《鲁滨逊漂流记》

    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英国小说家。他所写的《鲁滨逊飘流记》发表后，在当时有很大影响。鲁滨逊是18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个“真正的资产者”典型，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

    《格列佛游记》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小说家。著有《格列佛游记》，作品集中反映了18世纪前半叶英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对英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浪漫主义

    我们也不应忘了在这一个上等阶级的诗及文学最不“浪漫”，最合理智，最是学会派的时期中，平民的意向却不仅仍以《圣经》为基础，且举凡神仙鬼怪的故事，富于浪漫魔力————在平民看起来他们日常的乡气生活似即此中的一部分————的记事歌及传说均足以鼓动他们的神思。真的，上等阶级的浪漫主义和平民的有不相容之势；浪漫主义征服19世纪的文学之时，亦即新闻纸及学校课本开始侵入农村社会而排除农舍炉旁传习的浪漫谭话之时。产生布来克·威廉及朋兹及威至威司的19世纪，比欲藉奇伟的意象以逃脱丑陋的真实环境之18世纪也许要真正的浪漫些；这点诚不是毫无辩论争持的余地的。

    音乐

    我们姑不问18、19两世纪之孰富于真正的浪慢，18世纪的英吉利文化已够于模拟的性质，故卒招致外国音乐之入侵。罕得尔（Handel）及意大利的歌剧几尽把常一度冠绝全欧的我国本土音乐排除。但完全用英吉利的讥讽体裁以取笑得势的外来歌剧之“《丐民的歌剧》”（“Beggars Opera”）又产生了一系的英吉利民众歌剧。这些歌剧及其对话直至19世纪仍有作者，而吉尔柏特及萨力文[10]则可算是殿后的作家。在外国文化极浓时代中，它们诚是了不得的国粹了。

    油画

    英吉利时髦社会和大陆文化的接触，对于油画之艺是绝对的益多而害少。稜诺尔咨及根兹巴洛的时代，实为我岛绘画技术首次的放苞。绘术的发达和巨室需要佳画为同时发生之事，这也是一件可幸的偶同。英吉利华族们于其权势幸福俱臻全盛时所留下的画像，至今犹高悬于美术馆中，其端庄静穆之气和今代提倡艺术者之画像完全不同笔法。

    道德之无进步

    18世纪特有的进步大抵限于礼貌及智能方面，而道德及德行方面则甚少进步之可言。富有之人的嗜赌且比今日为甚，狂饮更算不得任何的瑕疵。上等阶级的最优秀分子只注意此生之尽量合理的行乐，而不计及来生的一切；他们极少会谈及来生，即偶有谈及，亦必充满了偏向乐观的怀疑。

    《晨间漫步》

    英国肖像画和风景画家根斯博罗（Gainsborough，1727——1788）在其肖像画中喜欢探求人物不拘形式的姿势和摆法，创造出生动轻快的风格。代表作有《扮成悲剧女神的萨拉·西顿》、《晨间漫步》等。

    宗教的合理性

    汉诺威王朝之入据大统，及50年许的辉格政治，并没有丝毫侵犯到盎格利干教社任何公民及政治的特权，不过新任的一批教官使教社有缓和的倾向而已。高教社派在安末年所表露对于詹姆斯党的同情及诛除异教徒的用心，使政府不得不以倾向宽阔主义的僧侣来补主教及其他的教缺，不然治安及新朝又将发生问题。

    政府新政策之得以成功乃因宽阔派在智识界上之得势，及新世纪合理及容忍精神之弥漫。在法兰西大革命及福音运动又产生新的问题以前，盎格利干教社的僧侣，无论对于政治或宗教之事，颇能持之以冷静，而不复有前此狂热。哥德斯密司“威克飞尔德的牧师”（Goldsmith’s“Vicar of Wakefield”）所教给会众的各种简易德行，无论教训的方法是以箴言或以力行，几尽是老生常谈，各教派的虔神者都可接受的老生常谈。因其为老生常谈故平时无人肯予它们以注意，除非它们能和某种的宗教热打在一起。暂时，牧区教士除了灌入道德观念于会众外，不问它事，他们绝少顾问教旨，更绝不为情感及派别乏见所劫持。耶教的“合理”性极为时人所再三致意，即《圣经》中所采录的奇迹，亦被视为可以维护历代的哲学及常识之种种历史的证据。自本特力至坡孙（Porson）一时期内，僧侣尝充分参加古典学问，这亦和包容态度有和合一致之妙。蒲特勒主教堪为全世界最大哲学著述之一的《比论》（Analogy），亦从理智的认识方面来替耶教辩护。18世纪的英吉利教社实和当时科学及宽阔的精神沆瀣一气而不相悖。英吉利的调和精神甚宜于当时；反之，在18世纪之初即在英国发轫的“自然神主义”（“Deism”），则因其太过激烈而只能在法兰西昌盛，在此间则被视为不“体面”而不能生根。

    18世纪的教社

    这样受灵感————或不受灵感————的僧侣，和世俗人的大部，从某几方面看起来，都要比什么时候————无论从前或此后————有密切的接触。由近代的标准评量起来，当时牧区的教士也许太和他们的会众混而为一了。他们常尽司法的义务，他们也富于好公民的精神。牧师之为治安法官者常比同凳的乡绅要顾全人道，要尊重法律，而对于潜行渔猎之人，亦不致如乡绅仇视之甚。在福音运动以前，牧师之入猎场者亦不甚为世人所评议。

    在斯图亚特时牧区僧侣中已有一部分人属于上等出身，到了汉诺威时乡绅及牧师益成为同一的社会阶级。什一税的价值增高后，乡绅觉得很值得让幼子执牧师之业。牧师的馆舍亦可藉一二凸窗的增设而俨然成为小号的采地府。18世纪之人本善于寻乐，而上述安插幼子扩充地盘的办法，实为增加上等阶级生活的舒适之大事中的一部。这种布置对于群社也尽有好处：因为，如果盎格利干教社“每个牧区都令有一绅士”的理想是值得实行的话，它实最能促成实现的方法。乡下教士槐特·吉尔柏特（Gilbert White）在塞尔本（Selborne）地方曾一季去一季来地注视他的禽鸟，并教训人们道：

    他如能爱恋人们及鸟兽

    不分上下，他即是善于祷告。

    这样仁慈的僧侣及这样仁慈的乡绅联合起来，才能消灭当斯图亚特时，尤其当清教徒得令时，尝盛极一时的民众迷信，如搜焚蛊惑等的伤心害理之事。

    英吉利教社所以尝为18世纪开化工作的参加人。它性质上的两大缺陷，一为它之忽于鼓励任何形式的热诚，又一为它之忽视穷人，尤其是在大城煤矿及工业区中的穷人。英国的经济状况在两百年来本在不断的变化，而在现时则变化更快，故旧日的牧区分划及市府国会的代表同样的坐不能依人口的分配为标准之大弊。此外，当时的英人大都没有受过教育，欲听众了解以蒲特勒的《比论》为根据的辩论，或明白博学宗教的合理观念，不亦太难？

    异教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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