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辉格党的寡头政治

昆布兰公爵实为元勋，武功甚大，但他对于高地人民极为残酷，故不免美中不足。当时的英人于愤怒之余，固毫不以残酷为不然，但日后则无人不痛诋昆布兰的行为。也许他的行为不无形容过甚，但即无过甚的形容已极可畏。在此次事变的过程中政府向失之于疏忽，且极不称职，既酿成叛乱，复不能有适当的善后。枢密院长福白斯（Forbes）为惟一能见大识微之人；如果政府能早采他的谏言，则叛乱可以不致发生；如果政府能于变端结束时采纳他的劝告，则附从的高地人民定当得到宽大公平的待遇。

    高地部落主义的肃清

    “四五”之变及其削平在英吉利所生的结果只是消极的政治的，只促成了詹姆斯主义之进一步的衰亡，但在苏格兰则是积极的，且大大的转变了一切制度的精神。詹姆斯党之乱之所以很是可怕，乃由于首领，贵族及绅士对于部属所享的大权。因此之故，叛乱削平而后，政府把高地及低地所有的世袭法权一体废除。久存于苏格兰之封建主义既不能再延残喘，则中央政府的权力及安全自亦增加。除此而外，封建主义的撤废更有使那个农民社会的民主及平等精神得有发苞怒放的功效；1759年诞生的朋兹（Burns）即属于这个“人即他自己的上帝”的自由社会。

    苏格兰亦终赖英吉利军队的助力而解决它的高地问题。这对于苏格兰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欲将文明扩至岛的北部，则当地部落的作战组织及部属对首领的私忠必须先予铲除。国王的文诏必须能在山谷中通行，而离“近代雅典”50哩之内也绝不容有阿富汗寄生。[5]

    无可再延的改革总算于此时成立了，但并不出以最允当的方法。低地的法律一举而行诸于高地，高地的执业及习惯一致改用低地的法律，无有丝毫的变通。文明人每因瞧不起原始社会的形式而不耐研究他们的真况，以故他和他们相交时每有隔靴搔痒之病；不列颠人此时之应付高地社会也完全暴露着这种短处，旧日的首领一变而为地主，他们昔时的徒众则降而为期间无定的佃户，故改革的用意虽在铲除前者的威焰，而受苦最大者反为多数的平民。首领们忘了昔日密切的主臣关系，把小农夫逐出于山坡的小农田，而把全谷夷为大片的牧羊地。因之，即在美洲革命以前，高地人之渡海移往者据说已有3万人之多。

    苏格兰的昌盛

    但高地界线失了政治上的意义而仅成地理上名词而后，苏格兰确获得了和平与治安。道路随即兴建，旅行者亦得安然往来，于是低地高地亦熔成一个不可分的群社。忠于所事的长老派传教士则向高地人民宣传他们的宗教及教育思想，故全国的信仰及意志亦得统一。老庇特最得意也最放异彩的政策之一即为能替苏格兰作战，并替在加拿大及全世界的帝国利益作战之高地军旅的成立。近代的苏格兰————朋兹及斯科特的苏格兰————即从上述的变动及附带而生的经济进步中演化而来。演化而成的苏格兰为一统一自尊的国家；它举整部的历史以为荣，塞尔特的远祖和萨克森的先人同样的值得称颂，而盟约人（Covenanters）的功业及詹姆斯党的事绩也同是过去的光荣；它的圣徒志及名人传则远起窝雷斯及布鲁司，中经诺克斯·约翰，以迄麦克陶那·傅罗剌（Flora Mac Donald），坚苦合理和冒险浪漫的民族心理，笃好自由的热情和善事首领的愚忠，在过去的历史中盖皆已熔冶而成为纯一的民族特性。物质方面的进步，农工商业的发展亦一日千里而迥非德利英失败时的苏格兰之所敢望及。但物质方面的改进仍不足以害及它在精神方面的努力，它的人民仍于智识及神灵之事有独长，所以苏格兰子弟之远往各处以发展并统治不列颠帝国者亦独多。到了18世纪告终时，苏格兰已成为英吉利的良友好邻；在此以前从未这样好过，而在此以后，则从未变过。[6]

    拍兰弟兄时的泰平

    介乎奥大利继承之战及7年之战间的数年在欧洲为稍息的时期，而在英吉利则有拍兰两弟兄————拍兰·亨利（Henry Pelham）与以贩卖国会城市著名的纽喀斯尔公爵————的秉政。他们以窝尔坡尔的和平政策为衣钵，虽则这政策已不甚宜于当时。在不列颠岛中，这几年可算集18世纪满足安详的大观，因为詹姆斯主义已不足为患，而政治上又无复窝尔坡尔和他的私敌间的剧斗来资点缀。在众议院中，即庇特好动傲世的天性亦受平和的时代精神所抑制，故他暂亦不以他的激昂的演说来搅乱朝臣的安静。不特如此，他甚且甘愿蛰居于军需监的职位而暂不思动。但在印度及北美则各方俱在积极备战，那里作战的预备终亦使酣睡的不列颠惊醒而起。

    法人在印度及北美的计谋

    在印度及北美两处取攻势者都为法兰西人。蒙古帝国的解体及加那的克印度土王的宣告独立皆足酿成度普雷克斯（Dupleix）大事经营的野心。他细思法兰西印度公司于商业上既万万不及英之公司，则何不赶紧和若干土著国家作军事上的联盟，并召集受命于法国军官的印度士兵，以铲除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玛德拉斯及在别地的贸易场所？在加拿大，法人亦有极完备的军事计划，自圣罗凌士河之口以入诸大湖，经俄亥俄流域，复沿密细细必河，以达墨西哥湾的大河之口，法人都在建筑军用的营寨场所。藉了这个连续不断的设备，他们蓄意将阿帕拉契及阿利甘尼山脉以西以北之地悉纳入法兰西的版图。

    印度英法之争

    1754——1763年的印度英法之争中，两国各自都有土著盟友。图片描绘的是法国土著盟友攻击英军的场景。

    印度英法之争

    在印度，英吉利公司的资望物力都在法公司之上，且和土人的关系亦密切得多。在北美，沿岸操英语的殖民有200万之众，为数亦远过于法兰西之加拿大。所以法人如欲成功，则于指挥的统一，领袖的能力，及祖国海陆军的授助三方面必须特加重视。他们必须能于这几方面超过英人，他们才有获胜的可能。自好望角赴印必经的毛里西亚岛（Island of Mauritius）为他们用以攻击印度英人的海军根据地，而布勒通角的路易斯堡（Louisburg）则为他们征服北美的根据地。当战衅初起时，度普雷克斯，藉了他的伟力，在加那的克一带居然所向皆捷，但自克莱武·罗伯（Robert Clive）离了店柜，亲入战地后，则形势骤变。他取了亚科特（Arcot）坚守不放，法人亦于以大挫。自此而后，两方肉搏的苦战竟绵延于全岸，虽则英法两国尚维持着外表上的和平。因为英人的商业较盛，在当地的物力亦较大，故英人卒渐渐的取到胜势。当7年之战发动时。法人在印度的势力盖已处于衰败的地位。

    北美英法之争

    在北美之形势和在印度者迥异。北美的殖民地，除了马萨诸塞特外，皆不愿作战以自卫，且似乎也不能有共同的政策。英吉利诸居留地间的交通本异常困难，而甲殖民地和乙殖民地间，殖民地议会和殖民地督臣间亦互相猜忌，再加以草莽世界的移民又从未受过封建或王权的训练，故个人主义备极发达；因此种种，英吉利殖民者之一致御敌竟成为千难万难之事。[7]

    但法兰西人的殖民者则从不知自由之为何物，不论在教社或在国家之中，或在封建贵族之下，他们只知有服从而不知有它。而且他们的居留地犹如一串念珠，圣罗凌士及密细细比诸河可比一线。祖国又遣派精良的王家军队及能干领袖以统率他们。法人又和红印度部落相善，故可以利用他们来残杀同色的仇敌。1753年法人驱逐在俄亥俄流域经商的英人，并建筑度垦要塞（Fort Duquesne）以防止他们的回来。两年后，纽喀斯尔政府虽遣布剌多克（Braddock）将军赴美以恢复英人在阿利甘尼山以西的权利，但他的远征军竟被法人及红印度人的伏军所乘，而遭覆亡之惨。

    即在1756年7年之战已经具体化之后，法兰西的经营，除了克莱武耀武扬威的印度以外，仍在顺利得手。辉格寡头政治之不足以应付这样一个严重的局面，盖已成为无可掩饰之事。它的职责已尽，它的使命已成，它的末日已至。詹姆斯主义已成过去，旧日辉格党的策划自亦完全失了作用。它和新的势力新的潮流相隔绝，虽则在它朝气较盛的时候，它也曾助成它们的发育。它本赖腐化及“操纵”（“management”）而生，但到了今日纽喀斯尔既不能买通法兰西的陆军使退出加拿大，也不得以爱尔兰的主教位置赠与法兰西海将的弟兄，而令之停止攻击。

    北美英法之争

    （上图）1755年，号称“冷流卫士”的爱德华·布剌多克将军是北美英军总司令。他率军长途跋涉，翻山越岭，直取法国要塞。（下图）法军得到增援，英军中了埋伏而遭溃败，布剌多克受了致命伤。

    “大平民”

    旧的辉格党固然到了心死的时期，但是旧的托立党则已不复存在，而新的托立党则尚未诞生。不列颠人犹如没有牧羊者的羊群，或者我们可说羊群中已来恶狼，而牧羊人尚在玩耍。庇特·威廉尝说道：“我知道我可以救护我国，也只有我能有救护之力”；他之所言不过道出实情而已，他丝毫没有过甚其辞。得中等及劳工阶级的信任者只有一人，在他们的眼光中只有他是公而忘私的政客；当他做军需监时他尝一反世人中饱的习惯，他所经手的巨款他绝不染指。不列颠政治家中只有他能高瞻远瞩，顾全全帝国的利益，也只有他能懂得美洲殖民者不耐烦的精神，而知如何利用他们以作共同行动的方法。他尝为那个伟大的盎格鲁·印度人的宠孙；他又是伦敦商人及参事们（aldermen）的私人朋友。世人所号为“大平民”（“The Great Commoner”）者固公然地瞧不起当权的辉格华族，但他却又恢复了辉格旧传习中犹足以淬砺民众的部分————对于1688年革命所保障的自由宪法之矜持；对于代表人民的国会之确信，虽则代表的方法极是粗劣；对于人民全体的信赖，无分阶级及宗教；对于海外专制政治的及罗马公教的权势之恐怖；誓不让波旁王室把持大洋及北美的决心；对于英吉利种族的厚望。

    此即庇特的信条，而不列颠的人民能竭诚拥护者。众议院亦乐于受他的指挥。他的演说即受纽喀斯尔收买的议员们亦被所慑服，甚且被所感动。他的仪态固太过于造作，但可表现他伟大的力量及热情。他当是一位善于表演之人，而他的声音及姿态尤足以感动观众。

    庇特之主持战事

    他也许可算英史中最大的演说家及最大的国会及国民领袖。除此而外，他又有过人的组织战事的本领。他是一个伟大的战事大臣。他熟谙世界战略，他知如何而可以使不列颠的海陆大军合作，海陆军的合作本为它最大的势力所在；他精选海陆将帅，他使他们充满了他的精神，他授他们以充分军力而遣之执行相当的任务。以作战的效率而论，他实在林肯之上；就危急时的领袖能力而论则两者颇堪一比，但他们的领袖方法则又大不相同。

    1758——1760年间遍及全世的征服绝难视为辉格寡头的功劳，虽则在相当范围之内它们（征服）诚可视为旧日辉格外交政策的最后胜利。但辉格寡头在7年之战的初年时把战事弄得极糟，国家濒于危险，所以国民也不得不起用庇特以救国家于危亡。辉格党的纽喀斯尔虽继续握有腐化国会及任官命吏之权，但政治战争的大权归于庇特。此项办法两党都能同意，故庇特尽可大展骥足。他所恃者为不列颠政治中潜势极大的民众阶级，尤其是在马萨诸塞特发达更甚的平民。他激动他们的自由精神，他复藉了这种精神以救护帝国。

    我们不把你们当做奴隶而召唤，却当做自由人，

    又有何种人能如海上之人那样自由？

    此即当时海军中所习用的歌调。然据实讲起来，拉夫式之招募海军不能说是自由；18世纪政府与人民间的关系本无一不尊重自由，而此独为例外。不过此歌总可表示海军及帝国在大海上，在加拿大，在俄亥俄流域大胜法人的精神。不列颠的胜利即是自由制度在北美的胜利，而专制制度在北美的失败。

    庇特像

    庇特（William Pitt，1708——1778），英国政治家，两度成为实际上的首相（1756——1761，1766——1768）。他使英国转变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

    庇特及腓特烈

    庇特的盟友即普鲁士的大腓特烈（Frederic the Great）。聚居北德意志沙瘠区域的200万农民，当是时几尚未脱离农奴的状态，自法逃来的呼格诺徒虽文化较高，然为数只寥寥数万，这两种人民居然能助他们的国王力抗奥大利，俄罗斯及法兰西的联合进攻，且支持到7年之久，诚似一个奇迹。然腓特烈之成功确不仅由于他善战的奇才，而也须归功于他和他苍劲老父之能在平时养育并训练驯良的人民。腓特烈所维护的为科学的，军人的专制政体，而他自己实为这系统的元首；他富于勤劳耐苦的精神，他为他人民严厉的导师，但也为细心的保姆。和他对立者则为侵蚀人民膏血，只知穷奢极乐，毫无兴奋精神的一班君臣————即主持大陆上“旧局面”（ancien régime）的一班角色，且能代表绷巴都夫人（Pompadour）可以出入自如的社会者。同时，庇特则在充分表现不列颠自由在战时所能有的权力。庇特及腓特烈之能合以御敌即是他们成功的秘密。英吉利人民亦极力赞美英普的同盟；同盟本起于一时的需要，但两国之同属抗议主义给了英人以大做文章的机会。他们竟把腓特烈看做力抗奥法公教主义而维护大陆抗议主义的健将。[8]

    腓特烈在7年之战中的主要工作为坚守他在奥大利继承战中背信忘义而攫得的西勒西亚（Silesia）。攫取时的鄙劣幸有坚守时的义勇来稍资掩饰，因为腓特烈的力当欧洲三大强国诚不是等闲小事。然而即以腓特烈的雄武，他也不会幸存，如果他得不到庇特的津贴；如果没有不列颠的军队在西线助他御法，并因此得了民登（Minden）之捷。在英吉利方面，它也不能坐视腓特烈的失败，因为他的失败即等于欧洲的一致攻它。庇特的政策为“在德意志征服加拿大”。他果真实现了他的政策。他在昔时虽尝领导民众大声疾呼地反对英国之加入大陆上的及汉诺威的纠纷，他今日不但能使人民热心于海外之战，即连大陆之战亦能使他们欢迎。茶馆酒肆中有无数献给“普鲁士的国王”，及“格兰卑伯爵”（“Marquis of Granby”）的招贴；后者盖即统率我们的骑队而在德意志战场中奋勇杀敌者。

    歧布龙之捷

    庇特的大陆上军事行动的目的仅在维持现状，保障安全，他的真的目的乃在海外。然海军优势的恢复为成就他计划的先决问题。在1756年英吉利真真有被法人进袭的危险，而英人尝大起恐慌。米诺卡于是年失去，为减轻人民的公愤起见，政府尝不顾庇特数次的抗议，而把失利的海军大将丙·约翰枪毙。但于庇特秉政之后，海军的优势恢复极快，海军于两年内连获胜利，终则有7年之战的屈拉法加，有和克（Hawke）在歧布龙（Quiberon）的大胜。

    魁北克的攻克

    当时的加拿大实际上只是散处圣罗凌士河的法兰西居留地，所以最易的征服方法在海军掩护陆军而进袭。因为两军能通力合作，故首有大河门户路易斯堡的攻克，继有乌尔弗（Wolfe）之自河岸攀登亚伯拉罕高地（Heights of Abraham），及他的攻陷法兰西王家军队所守的魁北克。此决定加拿大运命的一役实为深可纪念的一役，两军的主将，乌尔弗和他伟大的敌将梦坎（Montcalm）几于同时同刻受了重伤。在俄亥俄流域中则苏格兰高地的团伍及美洲的殖民军亦能为庇特伟大的精神所感动，通力合作地越过阿利甘尼山，把法人赶走，而将度垦要塞正名为庇特之堡（Pittsburg即庇兹堡）。所以在7年之战告终以前，法兰西的权力已无存于北美。未开辟的西方（West）即为“大平民”赠给英语种族的厚礼。

    克莱武普拉西之捷

    在战事的进程中，许多在西非及西印度丛岛法兰西的属地被我们抢来，同时一个大帝国亦在东方建立。在印度另有一位文武全才的英雄在策划一切。印度离祖国太远，绕道好望角的海程便需6个月至9个月之长，故丹宁街的胜利的组织者尽可计划圣罗凌士河的进兵方法，而不能预筹恒河流域的战略。在实际上，克莱武在普拉西（Plassey）大捷时，庇特的人才内阁尚正在组成时期。有普拉西的胜利而后有克莱武的征服孟加拉（Bengal）及不列颠印度大帝国的创始，然而这些都是克莱武的首功。

    1760年的不列颠

    当乔治三世继他祖父而主国政时，不列颠的盛名为世界各国所钦敬，其钦敬的程度空前而亦绝后。它的自由制度，我们虽明知远非完美，在当世的欧洲诸国看起来，则已不胜羡慕之至。“反英吉利”的传习也没有发生：爱尔兰人既安静而不为人所注意，美洲的殖民地则犹和祖国一致，且拥戴庇特极诚。法人不特害怕，且钦佩英吉利及其“大平民”之为人，因为他们本为宏达的民族，而且也极不满意于他们自己的专制制度，陷他们于不振的制度。英吉利的种族是时可说适处于黄金时代。它之所以能得此优越的地位，多半由于长时期中的所交的佳运及明慎的行为，但在最近则亦由于一人的努力，故3年之中它得否极泰来，跻于至境。可是又过20年后，我们的运命在两半球俱又一落千丈起来。我们的宪法虽得世人的钦佩，然而它有它的缺点，我们被崇拜的英雄也有他的短处；我们运命之所以又不济事者，这种缺点及短处也不是不足重轻的理由。

    * * *

    [1] 见上第307页注②。

    [2] 不列颠因急于言和之故，尝愿以直布罗陀的割让为和好的条件，但阿尔贝洛尼没有接受。帕萨洛之战而后，追逐敌舰的窝尔吞海军上校（Captain Walton）尝致书报告海将丙·约翰爵士（Admiral Sir George Byng），书的末一句为世人所常常引用，而久被误视为书的全部者。末句如下：“我们已把沿海所有的西班牙船舰捕获击毁，其数目如页边所开。”

    [3] 丹宁街（Downing Street）上有名的首相官舍即于是时起源。乔治二世以该宅赠诸窝尔坡尔，但窝尔坡尔只肯以官舍视之，而不肯视为赠给他私人的礼物。至于他对于在内阁制及首相制发展史上的贡献，见上第570页。

    [4] 见上第550页。

    [5] 译者按，爱丁堡有“北方雅典”或“近代雅典”之称，阿富汗则指高地。除了斯科特及斯蒂芬孙的小说而外，Neil Munro的小说，叫做The New Road者亦述高地社会在“一五”及“四五”年间的诡谋甚详。

    [6] 关于苏格兰在此时的教社运动，见上第583——584页。

    [7] 关于北美英法殖民地的性质，见上第491——495页。

    [8] 福耳特耳的势力虽在增加，但迟至1762年法兰西仍有藉曲解法律以杀抗议教徒卡拉（Calas）之事。是时抗议教徒在法奥的地位和公教徒在爱尔兰的地位颇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