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乔治三世后期的帝国 奴隶贸易的禁止

斯·库克像

    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英国海军上校、航海家和探险家，曾探测加拿大的海路和海岸（1759，1763——1767）；领导对太平洋的三次探险（1768——1771，1772——1775，1776——1779），范围包括从南极冰原到白令海峡，从北美洲海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西印度群岛码头

    1810年，伦敦的西印度群岛码头。正如停泊的大量船只所示，西印度群岛仍然为英国进口的最大地区。

    印度

    乔治二世之时法兰西在印度的势力已被克莱武所摧毁，孟加拉则被他所征服，不列颠在印度半岛上得了一个大陆的区域，而东印度公司亦自一武装的经商公司进而为亚洲的一大强国。公司性质的变化到了乔治三世时而大著；在印度的海斯顶斯·窝稜，康华理斯，卫尔兹力，及国内的庇特盖皆为促成此变化的大匠。

    法人在印度斯坦建立帝国的计划虽已被克莱武所破坏，但普拉西后的50年内，他们仍不断的与不列颠人以种种的困难，他们既煽动印度诸邦的朝廷，复统带它们的军队，初以抵御海斯顶斯，继则以之抗威尔兹力。但他们这样做法反足以加速不列颠人在半岛上进取的步伐，因为不如此则便不易立足。

    海斯顶斯·窝稜

    在美洲独立之战的前后数年内，海斯顶斯几有一手擎天的大功。他一方须抵御上述的外侮，而同时又须克制参事院中由他的私仇法兰西斯·腓力（Philip Francis）所领导而对他遇事掣肘的一派，否则他将无法维持他的权力。他虽困苦备尝，他虽不能免于强有力之人于危难紧急时常会做出来的种种错误，然他毕竟保全了不列颠的统治。因为他这种种的错误，再加上了心怀叵测的法兰西斯及富于意像的柏克，福克斯及薛立敦们之多方曲解，多方张大，他竟在韦斯敏斯忒大堂受严重的弹劾。那种种有名的法律手续，虽结果仍宣告了海斯顶斯无罪，然于他实为冤枉。它们惟一的好处即在使不列颠的政治家及公众不能不再注意到印度的种种问题，及他们对于印度所负的责任。

    庇特的印度法

    在未久以前，庇特于痛斥并打倒了福克斯所提出的一个十分相似而比较彻底的《印度法案》后，尝以他自己的《印度法》来规定东印度公司的权利。自有此法而后，公司的商业专利虽仍一如昔日，但它的行政工作则须受不列颠内阁的实际上的监督。同时驻在加尔各答的总督也可不受参事院的拘束，参事院一降而为顾问谘议的机关，而不复为昔日的行政机关，故海斯顶斯和法兰西斯互哄的种种怪事亦无从再演于参事院的会议桌上。依印度法，总督成为独裁的统治者，在那个只解独裁的国家他可以任所欲为，不过最终他仍受祖国政府的约束，因为在槐特和尔尚设立了管理印度事务衙门，而以有阁员地位的一个大臣为其主席。庇特的印度立法在兵变以前之能适应印度的需要，犹之他的加拿大立法于达剌谟贵族以前之能适应加拿大的需要一样。

    康华理斯的文治

    庇特更有遴委适当的人物以充总督而行使大权之功。康华理斯贵族完成了海斯顶斯对内的工作；他把孟加拉租税及政府制度大加整饬，而使成为此后不列颠所统治的各行省之模范。在他之下，印度人开始觉得不列颠国旗，而且只不列颠国旗，是安全及保障的一种表示；不列颠权力所到的地方，好战邦族的寇掠固可以挡住，而最凶暴的苛政亦可免除。安全及保障亦卒为不列颠统治能永久维持，能说得过去的基本理由。当我们初获孟加拉时，纵克莱武在尽力抑止国人凶暴贪得的野心，而欺压抢夺之风竟不可遏，然在新制及新精神的势力之下，则旧日的悲剧即欲再演而有所不能。“盎格鲁·印度诸族”的传习亦于此时开始造成；许多这种的族姓属苏格兰人，因为庇特友人丹达斯·亨利（Henry Dundas）于把持界线以北的官缺而外，更派遣好多年少有为的苏格兰人去印度。

    卫尔兹力的武功

    如果康华理斯曾于内政方面有极大建树，而使不列颠人无愧于他们在印度的统治，则威灵吞的长兄卫尔兹力贵族的武功于向外膨胀方面有同样不灭的价值。他击破了卖索尔（Mysore）回教君主替浦萨喜布及中印度马拉沙大邦联（the great Maratha Confederacy）的权力。邦联在近时尝因法兰西军官的助力而以欧洲的方法来训练其军队，武力之大甲于中印，而它的骑军则时时侵入邻邦，扰乱各邦的治安。卫尔兹力任总督时的政策在扩张不列颠的势力而令之及于如海达拉巴（Hyderabad）等若干印度国家，庶几它可继已亡的蒙古帝国之后而为全半岛的仲裁者，及治安的维持者。这个涵义极广，而在地理上势必不达喜马拉雅山及海边不止的政策，自不为谨慎小心的东印度公司所欢迎，即庇特及他的内阁亦只一半的于意云同。但事实实不能不如此办理，所以卫尔兹力退职后，政府虽尝认真地欲中止他的进取政策，而势仍有所不能。

    盆查布（Punjab）及别地迭起不已的经验，证明印度的平安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维持，即单单某一个国家的宗主权之到处承认。这一点也许无人愿起怀疑。但是，如果海达拉巴一类仍受土人统治的保护国为数较多于今日，而不列颠人直接统治的面积较小于今日，则我们今日的地位是否可以少些困难，诚是一个可有辩论余地的问题。但大贺胥（Dalhousie）等一班富于改革热诚之人深以为不列颠直接统治的扩张为得到良好行政，并增加印人幸福的必要方法，故不惜尽量开拓直接治理的面积，不顾日后政治上的影响。而且在幸运的19世纪时，除了兵变那年的祸乱以外，我们所遇者亦只有行政的问题，而政治的则转站在背地而并不成为急迫的问题。

    世界先进的不列颠人

    在拿破仑之战时，不列颠的商业及殖民事业益为欧洲其余各国所望尘莫及。它于此时犹独享着新的机器时代的种种便利，而在拿破仑的欧陆作战的时候，它的海军又能保护着它的大洋航线，而敌国的舰队则莫能侵入。所以当和平恢复之时，它的精力及它增加极速的人口使它能保持着首创的便利者已有多年。在19世纪的初叶，堪和第二不列颠帝国急速的膨胀比较者，除了合众国的西行运动（the Westward Movement）外，别无它物。然美洲的英语人民之向西发展。他们之越北美中部的诸大平原及诸大河流而步西行，也和不列颠有利无害，因为他们一时不再和它争雄于海上或争全世界的市场。

    在这紧要的关头，有色人种未来的命运遂大致落在不列颠的手中。欧洲和中国的接触及和印度较前更密的接触，它皆为代表者，而于非洲的发展它亦为欧洲的先驱。如果白人和“土人”间的关系将长如昔日的昏愦，自私，及不负责任，则文明必不至倾覆不止。那么，英吉利的良知或见识是否能及时激起以一改故态？在印度，我们已见故态之在改变；文武官吏已能不重私利，而惟数百万人民的和平及幸福之是图，故能孜孜于公事，而养成盎格鲁·印度政治的极好传习。在非洲则第一要务即在奴贩之禁止，在此以前，白人黑人间自然只有伤心害理的关系而讲不到别的。

    奴隶贸易

    奴隶贸易的禁止实为世界史的一大关键。威伯福士及其友人之能激动不列颠人民的良知，而于1807年及1833年先后禁绝不列颠及不列颠帝国中的贩奴事业实是一件大可庆祝的成功。过后欧洲的种族即开始向非洲的内部发展。如果奴制及奴贩于非洲开发之后，于19世纪之中，仍得继续不辍，再济之以工业革命及近代科学的新武器，则热带势将成为白人的一片植奴广场，而欧人自己的家庭亦势将为罗马帝国所由灭亡之奴隶。文明的疾病所堕落。

    幸而当威伯福士攻击奴贩之时，这万恶的商业犹仅是不列颠轻船沿非洲海岸诱拐黑人以运往美洲的一种买卖。而黑洲的内地犹未为欧人所涉足。而且英吉利海上的霸权至高无上，故它如能决意禁绝奴隶贸易，则别的国家亦极难加以阻挠。如果威伯福士能使英吉利皈依他的信条，则全世界自亦不难令之服从。

    反对贩奴的运动

    即舍劝化的结果不论，劝化的方法亦开了一不列颠公众生活的新纪元。反对奴贩运动为近代式的宣传激动之第一次成功者，而它的方法为19世纪英吉利盛行的无数会社协会————政治的，宗教的，慈善的，文化的，————所仿效。在最初时，反对奴贩运动本为朋友会所提倡，继则由慈善家如沙普及克剌喀森（Sharp，Clarkson），由威伯福士，由马可雷·撒加利（Zachary Macaulay）等一班人士所主持。威伯福士本属于时髦社会，他也属于被“劝化”之人，故劝化人之力亦颇大。马可雷为苏格兰人，富于苏格兰人的坚强之性，故有他而英吉利的福音主义亦顿具刚毅奋斗之力。从事于反对奴贩运动者好多是夸克派教徒或是福音派教徒，他们深为那时世俗人富有实行性的宗教热忱所感动，所以他们不难激发国人的天良，尤其是异教徒的天良。如果他们无这种宗教热忱，而仅以人道主义或帝国的前途来劝说国人，则其成功或尚无如此之易。但新时代非宗教的人道主义也是他们的有力同盟者。老将如福克斯，新进如布鲁安（Brougham）皆能仗义执言，为黑奴声援；当政的庇特尽可忘了他初年的反对奴贩的热忱，但反对党的天良则历久而愈有有力的表示。

    全国的感化在法兰西革命之前数年即已开始，即于反雅各宾的反动大炽之困难期间内仍能推进无间。在此期间内，主张废止奴隶贸易者固被敌人詈为改革家（Reformers），诋为借口平等派（Levellers）的人道口号而将于布列斯托尔及利物浦[3]的已定利益有所损害；但他们的运动虽经过若干年的衰落，而仍未间断，终且于1807年大告成功，而《禁止奴贩法》亦成立。此次的成功特别的可以壮主其事者之胆，因为它发生于大战方酣之中，而别的运动都遭禁止之时。政治的团体尽多腐败，但不列颠人民的精神仍未丧失自由，仍可为健全的激动所激起；以和当时别国的舆论比较起来，盖仍有生死之别。代表约克邑而坐于中互长凳（crossbench）[4]的威伯福士，今已于英吉利的政治制度中找出一种新的较尊贵的用场。

    所以在维也纳诸条约时，卡斯尔累能够，且也愿于劝化欧洲诸国同意以奴贩的取缔为新时代海上公法中的一种规则。经富于戏剧性的变动之后，不列颠的国旗竟和黑人的自由发生特殊的关系起来。

    威伯福士及福音主义

    到了此时福音主义在托立党的内部也已有了极大的势力。托立首相之一，拍栖发（Perceval）即为福音派教徒。旧式的托立党人很多不喜欢所谓“克拉判派”，[5]因为他们和异教徒亲善，因为他们太注意他们自己及别人的灵魂，而忽视了糕饼麦酒，更因为他们常以人道及良心为重而不肯一味盲从党的指挥。托立党中这种两歧的兴趣，及宗教社会同样地有射狐行乐的教士，及沉着而崇奉福音的教士之并立，虽也足以引起内部的纠纷，却是社会已有生气的一种表现。这种歧异的目标得使政党及教社和外界的潮流稍稍接触，否则在战后数年旧的托立主义及旧的国教之限制已显而易见之时，党及教殆将不适潮流而起剧烈的变动，福音主义及人道主义————常常虽非老是联在一起的————实为新时代中能不顾党的界线而对于不列颠政治有好影响，更能使公众及国会生活得有新的实在之两种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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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译者按，奥伦治派（Orangemen）于1795年创始于厄耳斯忒一带，以维持抗议教为主要目的。他们自以为能尊重威廉三世（即奥伦治·威廉）的精神者，故名。

    [2] 在1821年时爱尔兰的爱尔兰人已增至6803000人，在随后的十年内又增加了百万。大不列颠的人口在同样的两个年份仅有约两倍爱尔兰之数。

    [3] 见下第712——713页。

    [4] 译者按，即下院中中互于政府凳及反对凳的议员坐凳。

    [5] 译者按，威伯福士曾卜居于伦敦的克拉判，故他所领导的一派的福音主义称Clapham s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