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近时期的对外发展

    第二不列颠帝国的充实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拿破仑之战结束时，第二不列颠帝国已是一个长育极快的孩童。[1]在下一世纪中，它的面积，财富及人口更因商业，交通及转运，及热带的实用医学之发达而暴增无已。交通及转运的发达由于蒸汽钢铁，及电气煤油。国内的情况亦有利于外移。不列颠户口的繁殖于19世纪末二三十年以前一直没有多少的限制，然而除了贫民工厂之外，于此时内也一直无其他救济失业的设施。因此之故，人民不断的向外移居；一部分移到合众国去，以助它充实阿利根尼山脉以西的大平原，但大部分则去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南非洲。千八百三十几年间的殖民部对于外移之事固然懵懂而畏懒但达剌谟贵族及威克飞尔德·吉本（Gibbon Wakefield），加上了教会及私人组织的助力，却开始了一个鼓励不列颠人移居不列颠殖民地，且与以科学的保护之运动。这个运动到了日后且感化了丹宁街而使之共同工作。

    一直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末年，大不列颠仍有许多生长于农，而仅希望在外洋得到一块可耕的土地之人民。到了近年社会上始发生一种恐虑，深恐英吉利种族，无论在本国或在殖民地，将为习惯及选择所迫而放弃农村生活，且聚居于都市。

    帝国统治的推进

    第二不列颠帝国之又一方面为亚洲非洲大块地方之因通商或统治而开发。非洲及东西印度的政治治理乃依自威伯福士以来及自庇特改组印度政府，总督当权以来，常弥漫于丹宁街的仁厚理想以进行。人类的极大部分因此而得到极大好处；在非洲则部族之战及奴隶之抢劫得以停止；在印度，埃及及别地则近代科学及近代组织的物质便利能为大众增福利，即最微贱的耕地者也得益不少。

    但我们加于非欧民族的行政统治含蓄着两大难题。第一，为白种农商之要求自治。在南非洲及昔时西印度等处白人为数较众而可以实施自治的地方，则此种要求尤为难以忽视。第二，长期的和平，良好政府，及和西方文明的接触，常会使被治者生自治的野心，于是各种纠纷随之而起。此在印度为特确。究竟这种要求何时可以应允，如何而能应允，如何而又可不起危害，也许就是良好政府替自己产生出来的最难问题。

    殖民地的经济自立

    不列颠本为全世界贸易及财政的清算所，比较不发达各国的制造中心，工业革命的新状况一时更加增了它因这种地位而得的便宜，而它也敢于采用自由贸易，并废止关税及《航海诸法》。政策改变而后，尝把殖民地的商业利益看做不列颠商业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是附属部分的“重商主义”亦于以抛弃。自此以后不列颠不必把不列颠的殖民地贸易当做不列颠的专利而加以管束。“重商”制度既停止后，不列颠更为自由平等之无可免的逻辑所逼迫，而不能不许自治殖民地以自决关税政策的权利；如它们中有欲以关税保护它自己的制造业者，它甚而可以保护税加诸自祖国输入的货品。到了我们的今日这个自主的原则更在推行于印度。

    但从最广大的方面看起来，不列颠的自由贸易政策，及不列颠之不再把持我们殖民地及属地之和外界的贸易，却除去了我们和别国龃龉的好多原因。第二不列颠帝国所包含者极广袤，如果它们和帝国各部不能有贸易自由之权，则纠纷其何能免？

    殖民地的自治

    海外各群社可有自治之原则仅为已失13殖民地的，政府方法及庇特在上下加拿大开始采用的政府方法之推广。[2]但责任国会政府的原则之得完全地且合乎逻辑地实行于自治地（Dominions）则实应归功于达剌谟贵族之明达及努力。他有他特殊的贡献，当辉格及保守两党大部的政治家正视分立为无可或免之时，他独能见到自由为保持帝国关系之良法，而不是分立之趋近。

    帝国的团结

    在19世纪将终张伯伦·约瑟夫（Joseph Chamberlain）大声疾呼之时，帝国的自觉心风靡了大不列颠及各自治地的全体。但后期维多利亚时代的希望，即这个自觉可以有某种样的帝国联邦及较统一帝国宪法来做具体的表示之希望，至今仍未实践。我们只见早已长成为自治地之殖民地今且在演进为各别的民族。第二不列颠帝国正在成为英语世界的国际联盟，而以君主（crown）为正式的结合。此帝国的结合究竟坚强到若何程度，则可于大战的经过中测之，大战盖诚非一纸纸上宪法所能应敌而不至摧毁者。

    张伯伦像

    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英国实业家、社会改革家、激进政治家和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不论在地方、国家或殖民地工作中，他都是建设方面的激进派，重实际成就，而不重党派忠诚或思想信仰。

    北美政策

    19世纪不列颠政治家的北美政策有两个领域，————加拿大的诸问题及不列颠和合众国的关系：两者又有密切的相互的牵制。我们应谢谢达剌谟贵族及后于他的厄尔金贵族（Lord Elgin），加拿大的问题于早年即得着缜密的注意及处置。但我们和合众国间关系的全副意义，在美洲内战以前，始终未被辉格党及保守党政治家或一般舆论所认识。

    达剌谟及加拿大

    1837年，加拿大有了两个即告敉平的叛乱————一是法兰西居民在下省发动的，又一是英语移民在上省发动的。幸而两部既彼此不睦而又无一愿和合众国联络，故和不列颠的关系并无中断的危险。但两省对于寡于同情的行政机关都有未惬之处。庇特在两省所设立的议会只有阻挠行政机关而没有推举或监督行政机关之权。[3]如今则给予完全的负责政府之时机已至。但这并不能说，祖国的政治家也会相信此即医乱之良法，或此法于紧随武装叛乱之后即可实行而不发生危险。对于殖民地情形之隔膜既深，而首先反对，继又通过《首次改革法》的政治家中能对于民主政治有坚定的信仰者也极稀罕。所幸者墨尔本贵族的辉格政府偶有极幸运的灵感，他们偶尔想到把他们能干而言词尖刻的同僚，达剌谟贵族，遣往加拿大当属不恶之事。在那个阁员地位的人物几无一是民主者或帝国主义者的时代，达剌谟既为民主家又兼为帝国主义者。他及他的秘书部勒·查理（Charles Buller）能见到完全自治之必要，且能于有名的《达剌谟报告》中有力地说出。

    但是问题并不如是简单，它比任何在英吉利的英人之所觉察者为复杂，也比达剌谟自己未到该地以前所知者为复杂。他发现两个民族，一操法语，一操英语，于反对政府而外，又互相仇视。不列颠在西方的移民及农业已使法人在全加拿大中处于少数，但在他们自己的下省中，法兰西的农民仍比操英语的商民及实业家为多。宗教及文化上的分别益使两者间的隔离如水火之不能相合。要在那一代的下加拿大建立负责的自治政府不啻即鼓励政府的整个崩溃，或且鼓励两民族间的武装互攻。达剌谟有胆的建议是把两省并合起来，而设立一单一的，且有全权监督政府的民选议会。这样一个议会的多数自然会在操英语的人民手中。达剌谟的计划为1840年的《加拿大法》所采纳。法语人民固尝有一度的抗议，但随即服从。新的加拿大宪法，一直要沿用到1867年加拿大史上发生又一次的大危机之时始被变更，于其实行之始厄尔金贵族锐敏而自由的领导也极有功效。[4]

    合众国·加拿大的国界

    但是，要了解于1867年促成加拿大联邦的情形，必先回溯不列颠和合众国在近过去50年中的关系。卡斯尔累为外相时有许多行动值得后世的感激；而其致力于两国间一种协议的成立，即两国在加拿大边境各不设武备，特别是界乎不列颠领土及合众国间诸大湖中之不得设置海军，更值得铭感。次年，他以同样的精神来开始划定两国向西的界线。这个危险四伏，而在未来一代中为丹宁街及华盛顿的政治家所共同注意的手续，决难有满意的和平的收场，如果两边向有盛大的海陆武备及尚武传习。

    在卡斯尔累时，两国的界线，据协议所定，东起森湖（Lake of the Woods），沿北纬49°纬线西迄落机山（the Rockies）的极顶。至于落机山以西沿太平洋岸一带之地，则此时暂不解决，而留待日后再说。住居于那个统称为“俄勒冈”（“Oregon”）的极广区域中者，此时尚只有两国猎人及捕兽取皮之人，他们全赖太平洋沿岸以和外界交接。合众国及大不列颠之“共占俄勒冈”一时颇能保持那人烟稀少之地的和平，要到了“喧闹的千八百四十几年”中，美洲平民紧沿“俄勒冈足迹”（“the Oregon trail”），突过落机山而西进之时，形势始又一变。

    美人正在膨胀的情态中。他们正在征服自然而移殖全洲，征服移殖之速又为世界有史以来所未闻。当时是墨西哥之战及肆言无惮的时期，然而这也正可表示他们对于无限制的膨胀及新运命的发现之一种真挚的，虽则也是太不检点的，出神及愉快。1844年总统的选举即基于“54度40分，否则打仗”而获胜，所谓“54度40分”者，盖即言两国在西方的界线应依北纬54.40之线，换言之，不列颠帝国将永无在太平洋沿岸发展的余地。但是加拿大和合众国无别，它有它的向西发展的权利。比耳本为我英最贤明的主和大臣之一，所以他虽是中正和平，而又坚持不示软弱。即在将近下台之时，他成就了重要或许不亚于取消《谷法》的一件大功；他居然能使合众国同意于卡斯尔累北纬49度原有界线的延长。界线的争执遂得了公平而且和协的解决。自大西洋直至太平洋延长数千哩而为眼所不能见的边界，只用两大民族的善识好感来守护着，而哨兵与剑及履及的武装则概不存在。

    南北之战和不列颠舆论

    理智及好意此番战胜以后，不列颠及合众国间的相互了解似乎可以摆脱战争及社会宗教的分别在昔所养成的误解及互猜而不断的向前挺进。不列颠的制度已不复如前之有严格的华族性质，而且正在渐次变成民主的制度；美人也不复如前时那样的褊狭，所以也可不再终日念念不忘于对祖国的旧仇宿恨。不列颠人移往合众国的新潮流本第17世纪以来所未有的大潮流，两国人民间因此而生的家庭关系，藉近代邮政之力，往往可以维持得极好。不幸英美间这种人和人的关系在当日只存在于平民之间，而平民在不列颠又尚无投票的权利。华族及上层中等阶级于此时尚未沾染和美人通婚或去美国旅行的习惯；当美洲内战于我们国际关系中引起一个新的危机时，握有外交之权而更得控制新闻纸及国会者，不幸只是他们而不是平民。

    际战事的数年中判麦斯吞及罗素政府并无失态的行动。在病危垂死的亚尔柏特亲王之抑制势力之下，诸大臣得将横亘于我们政府和林肯总统的政府间之屈稜特事件（the Trent incident）和平解决；而且，经过相当的犹豫后，他们终仍拒绝联同拿破仑三世来横加干涉，来助南方蓄奴的脱离派结束战事。但不列颠上等阶级的同情则大致袒护南方，且于《泰晤士报》，《判赤报》（Punch）及其他报中有极粗直的表示，而新英格兰的舆论则特别易于因此而受刺激。固然，此间对于蓄奴之制绝无同情可言，但林肯总统尝于战事开始时宣言所争者为统一而非奴制，好多的英吉利人对于美洲本不甚了了，他们又如何能彻悟这句话的全部意义？英吉利人之怀疑于南方之是否可以永远强留在联邦之内本就不是不可恕之事，及至林肯宣告叛乱的南方邦联中所有黑奴一体解放而后，英吉利的公论幸又转而渐向北方。至于常得布剌特·约翰，福斯忒·威廉（William E. Forster）等一班人开导的劳工阶级及下层中等阶级则始终站在北方的民治一面，而反对以奴隶为基础之共和国的成立。北方获胜而林肯被刺之后，其他之人亦赶紧和他们站在同一方面。但当战事犹在进行的时期中，不列颠的同情仍有依各人对选权扩充问题所持的态度而分裂为二的倾向。

    北方以不列颠的公论为偏于叛徒，故极形愤慨；但南方则尝希冀得积极的帮助，故对于不列颠也无多大的好感。当时发展的一般趋势在两国本都利于两民族之相互了解，但美人对英的感情突于此时起了极坏的变化。这次的恶化既然由南北之战意外的情形所致，自不会永久存在，但它所发生的时间则于英美亲善的前途极为不利。仇英的爱尔兰人及和英吉利文化及传习不同的欧人此时正在大批开始来美，因此向在美洲共和国占优势的盎格鲁·萨克森性质到了19世纪末年时已大有更动。

    亚拉巴玛的偿金问题

    内战所移交下来的主要外交问题为亚拉巴玛（Alabama）的偿金问题。罗素为外相时尝因疏忽之故，没有禁止那只闯祸之舰挂了南方邦联之旗，而潜自贝根赫德（Birkenhead）的雷德船坞（Laird’s yards）开出以劫毁北方的商航。北方之恨英自然可以想见，所以于内战既终而后，政府竟要求过度巨数的赔偿金。两方的争执延长有数年之久，直至1872年始获在日内瓦解决。格拉德斯吞今已为首相，他战时表示同情于南方的失察之咎到今总算因他之能同意于让第三者来仲裁赔偿金的数字问题之故而得以末减。这次的仲裁为世界和平史上的重要一页。在19世纪的末10年中，克利夫兰（Cleveland）总统及萨利斯布里贵族间因委内瑞拉（Venezuela）疆界问题而发生的剧烈争端亦以仲裁来解决；所以后此美国及西班牙间因古巴问题而发生战争时英吉利舆论显著的比欧洲大陆的舆论要偏袒美国些。这两次的事件都可以证明不列颠对于合众国的政策及感情向持友谊的态度。

    加拿大联邦

    北方诸邦在内战中及内战后数年中对于不列颠的恶感，以及加拿大边界上爱尔兰飞尼党人（Fenians）的活动皆足以使加拿大警醒于它独立之有危险。幸而一代的完全自治已收了它的功效，所以不列颠北美诸自主的殖民地，除了纽芬兰以外，能自动的联合起来成一联邦，其意若曰自今而后无论国内国外再休想作合并于南邻大共和国之梦。成立此联邦的主要功臣为加拿大政治家麦克陶那·约翰爵士。附带的，联邦政策也恢复了法兰西下加拿大的自主，从今而后它只受加拿大联邦共同的行动之拘束。到了此时不列颠及法兰西两群社已习惯于共处，龃龉已无昔日之甚，而法兰西人也已能习用于国会政府的制度。

    因联邦之成功，加拿大自治地能渐次地直接和合众国发生关系，而无须尽赖大不列颠的居中代理。加拿大统一的新意识在后数十年中也产生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而西方的大地亦得让英语民族在不列颠国旗之下来开辟屯垦。那条铁路实是新的加拿大民族的脊骨。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在19世纪仍另有它的世界，而和外界极少接触。它没有承袭着类同法兰西加拿大人的困难问题。它也没有如合众国那样的邻人。但它的一如加拿大的历史，它的也是若干殖民地分立的历史。各殖民地之间有荒漠远隔。但它们到了19世纪中叶已完全自治，到了末叶则已有遥长的铁路把它们联做统一的经济区域。到了1901年时则澳大利亚成一联邦的时期已至，犹之加拿大之在1867年时。但澳洲诸殖民地的联邦没有像加拿大联邦那样的密切。澳洲政治的特色为工党之早年得势，及平民之和“占住空地者”之力争平均地权及大田产的分散。排斥有色种族勿使来澳的政策及这个政策对于近代日本所可发生的影响，在近年内已能使澳大利亚强烈的民族主义知有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之必要，而和不列颠帝国的关连之重要亦有新的认识。澳大利亚的理想是白人的，高大身材的，和平均生活标准很高的一个平等社会，为维持这个理想起见，它宁愿发展较迟而不愿有所迁就。

    新西兰

    使公众深信新西兰除了容纳摩立种族（Mori Tribes）外也可容纳别的种族者为威克飞尔德·吉本。他的创于1837年的新西兰会（New Zealand Association）建立了第一个不列颠居留地于该岛，而几被法兰西并吞的危险亦仅仅得以免除。新西兰于今仅有百余万的人民，它为不列颠自治地中的最小一个，但它的幸福及人缘却不在人下。[5]

    南非和加澳两地的比较

    南非洲的历史和别个自治地的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它也先成立了若干广大而有大漠横隔的群社，然后再有铁路的敷设，及政治的联合：关于此点，它和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相同。南非殖民及自治的问题也因别一欧洲民族比英人先入居留而起种种的纠纷；关于此点，它又和加拿大相同。在乌尔弗及梦坎之日，加拿大先有流血而后有安居，而在吉青纳及波太（Kitchener，Botha）之日，南非也经同样的过程。但不同之点亦多，南非联合中白人在今日仍只居全人口1/4。此尚不把土人的保护国计算在内。加拿大的气候天然宜为白人的国土，而殖民的历史更证实了这层；澳大利亚的某几部分本可供有色种族的聚居，但政策已将全洲保留给白人；但南非洲则异是，欧洲及非洲的种族并居于内地的高原而各得繁盛。白色的南非人已够众多，故先敢有自治的要求，继则能成功地自治；但这个事实对于土人的问题有不断的反响。

    大移徙

    不列颠自于拿破仑之战中将好望角的航海碇泊所并吞而后，即在桌山（Table Mountain）附近设治以管理为数甚少的仆耳（Boer）[6]群社。此为不列颠南非历史的起点。在起先时政府并无多大的困难，一因仆耳人在荷兰国旗之下，向不习惯于自治，再因此时尚无巨数的不列颠移民。但在千八百三十及四十几年中不列颠移民之来者渐众，故语言，法律及习惯的问题亦即发生。同时，全不列颠帝国中的奴隶亦悉数解放。仆耳人于奴制之废除并无微言，但他们以为政府所允许他们的偿金并未全数付给。他们的意见也不是毫无理由。在同几年中他们在边远地方的农庄也未能得政府有力的保护，以致内地的土人常有侵袭之举。墨尔本内阁中并不胜任的殖民部长，格楞涅尔格贵族（Lord Glenelg）又属于当时关于土民问题专听某一派的传教士之一派不列颠官吏，所以仆耳人的下情更难上达。凡此种种边界农夫所遇的困难，再或加上多少冒险或好动的灵魂的趋使，实为大移徙（Great Trek）的原因。仆耳人皆扶老携幼，驱着牛车，越着草原而向内地进发。他们即止于其地；他们依着他们族长的制度而过他们的生活，读着他们巨大的《圣经》，繁殖他们的牲畜，猎取出没四围的兽类，更恃着他们百发百中的毛瑟枪及来福枪而抵御好战的土人部落之自后方来袭。

    但这样的一种孤居独处在19世纪的非洲是决难久长的。初在那塔耳（Natal），继在瓦尔河（Vaal）的两岸，他们之后尘都跟着各式样的欧洲移民，————传教士，猎人，农夫，采金及采钻石者，及资本主义的投机家。新式和旧式白人社会间之互哄在19世纪的南非洲竟成层见迭出之事，虽其形式又各有不同。

    “马朱巴”政策

    好战的土人部落之存在一时颇能阻止仆耳人及不列颠人之火并。但自不列颠的军队及官吏将咀鲁兰（Zululand）的骁民削平镇服以后，仆耳人也觉得比前安全。在此紧要关头，不列颠诸内阁，尤其格拉德斯吞内阁，的游移不定，而不能早日决定一种可以解决屈兰斯瓦尔（Transvaal）仆耳人问题之方法，发生了马朱巴（Majuba）的不幸。格拉德斯吞承认了不列颠那次的失败，因为他深恐不如此则好望角殖民地（Ca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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