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维多利亚朝的下半期

企求或可实现，虽则他们自己尚不自知其所企求者究为何物，也没有产生一种有系统之社会改革的政策出来。但它一上台而后，它立即遇到爱尔兰，埃及及南非等等不可避免的问题，而且在1880年时自由党人对于这些问题的隔膜及不关心复无别于一般的英吉利人。格拉德斯吞本人固然通晓爱尔兰之事，而且也极关心，他1881年保障租期及禁止苛重田租的《土地法》也总算是一大改良，但《土地法》并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更不能使土地的改进运动及本国自治的政治要求分而为二，不相联属。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各有各的解决，则解决自较容易，但此时帕纳尔（Parnell）正把它们混为一谈，且正在用“阻挠”的新战术以促起不列颠众议院的注意。

    三次改革法及农村改良

    自由党政府的主要成绩为《三次改革法》的成立。住户选权扩充及于农村选举区后，农业工人及矿工也得了选权。在此以前他们的生活状态太不为世人所注意。阿赤·约瑟夫（Joseph Arch）虽于上10年内尝企图为农业工人组织职工会，然终因缺乏政治实力而失败。农业工人即在繁荣的年头也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到了1870年后几年美洲运入的农产激增[11]而农业有不景气的现象时，则他的遭遇更坏。他于1884年得了选权以后，他的境况亦渐渐地稍有改良，而经济及社会的情形亦不能再坐视他之沉沦无援，但他的境况改良之时，乡村的户口盖已被向城市的“农村流徙”所席卷而空。19世纪农村英吉利的社会史在种种方面看起来诚是一个灾难不绝的编年纪。

    农村的地方自治

    农村工人获得选权后，四乡务区不久也有了民选的地方自治政府。在此以前他们不但受委任的治安法官的裁判，且也受他们的治理。保守党政府于1888年设立了民选的郡议会；到了1894年自由党政府又佐之以都市区及农村区的区议会，及牧区的牧区议会，于是农村民治的机械遂告完成。司法及准许开设酒馆之权固仍寄于治安法官之手，但行政大权则由此移转于民选的团体。

    埃及

    格拉德斯吞政府首几月内因忽视了南非问题，致有马朱巴惨剧的发生。[12]埃及问题则于其初起时颇属顺利。欧洲诸国在埃及本有很大的财政利益及侨民关系，所以土耳其人及埃及人自己的政府解体后，方于忒尔·哀尔·刻俾耳（Tel-el-Kebir）战胜阿拉比（Arabi）的武尔兹力将军即率不列颠军队而把埃及占领。在此以前法人在埃及的势力本比英人的为盛，但当此重要关头，法人忽拒绝参加占领的事业，而不列颠独理埃及的局面于以开始。贝灵·厄味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即克洛麦贵族（Lord Cromer），虽名为埃及君（Khedive）的外臣，实不啻是真正的统治者；在他的治理之下，尼罗河流域繁荣甚速，而埃及农民的物质生活亦得益良多。法人对于我们在埃及所有的权力极形妒视，所以不快的事变及冲突亦层见叠起，直到1904年兰兹丹贵族（Lord Lansdowne）和法订立协议将埃及及其他悬案扫数解决后，形势始有变更。

    版画

    这幅1884年的版画描绘了埃及驻军准备守卫在苏丹境内的一个要塞，以抵御逼近的马赫迪军队。1882年英国成为埃及的保护国。从奥斯曼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埃及对苏丹的统治，在当时受到宗教领袖马赫迪领导的起义的冲击。马赫迪死于1885年。1898年他的后继者哈里发被英军击败。

    苏丹

    苏丹（Sudan）问题和埃及有连带的关系，而格拉德斯吞政府所因以倒者即苏丹问题。尼罗河的下游虽浸润于古埃及的文明，它的上游则仍为野蛮的苏丹部落之所居。是时他们正在马第派人（Mahdists）的势力之下，既为非洲内地的掠奴中心，而又时刻足以危害埃及。任何统治埃及之人，或任何关心于全非利益的国家，势不能坐视苏丹之沉沦于祸海而不加援手。但解决苏丹的时机尚未到临。埃及的秩序先得建设起来，而它的财政军事纳入轨道。

    在苏丹的埃及戍军固然必须退出，但于退兵的进程则格拉德斯吞政府深有失计之处。政府受了斯忒德·威廉（William Stead，即近代炫煽式的报纸之鼻祖）的督促，竟付戈登·查理（Charles Gordon）[13]以撤退戍军的大任。但这位英雄虽什么兵役都可胜任，却不配当引退之责，所以他非但没有能把大军安全的自苏丹撤退，他自己反被马第派人紧紧围困于喀土穆（Khartoum），而和外界不通消息。不列颠政府亦不能及早派遣解围的援军，及至援军开到之日，则戈登已丧亡，而格拉德斯吞在国内的威望亦随而丧亡大部。但在非洲则戈登的失利并不产生同样大的影响。苏丹之撤兵在当时为必要的一着，无论何人皆非有此一着不可。要等到克洛麦贵族在埃及的基础工作完全成功，萨利斯布里贵族的政府才能命吉青纳将军统率不列颠及埃及的大军而将苏丹征服。

    爱尔兰本国自治党

    在1885年的总选举中自由党在城市中大是失败，戈登及喀土穆则为失败的主因。但新获选权的农业工人则饮水思源而投自由党之票，且希望自由党能替他取得生活状况的真正改善。因是之故，萨利斯布里贵族并不能得到判明的保守党多数来统治国家。结果韦斯敏斯忒的均势权入于一位祖先虽是盎格鲁·萨克森而本身却把不列颠的自由及托立党人一体仇恨的一位怪杰之手。本国自治党在不列颠新国会中占有85议席，而帕纳尔 ·查理·斯条亚（Charles Stewart Parnell）则为无上的党魁，党纪森然，而他的号令亦无敢或违。自是而后，1801年的《联合法》保留着一日，则爱尔兰的问题亦一日的成为左右不列颠政治的势力，而不列颠政治家再不能置若罔闻。此后的政治形势和19世纪初叶及中叶爱尔兰议员分隶不列颠两大党时的形势完全不同。或者两大党联合起来以共抗帕纳尔，或则两者之一须和他联合战线以抵御另一的政党，但再不能如前之互相争雄，而不管爱尔兰的问题。格拉德斯吞则觉得有和帕纳尔妥协的必要，他于1886年且提出首次的《本国自治法案》。

    反英示威游行

    在1882年人身保护令状（Habeas Corpus）中止后出现的社会动荡期间，都柏林的菲尼克斯公园广场相继发生了反英示威游行。尽管爱尔兰逮捕了一些反英的政治活动家，但两名英国大臣仍然在都柏林遭暗杀。

    爱尔兰本国自治

    以后此的事变来观察当时的情势起来，我们今世的人中一定有许多会以格拉德斯吞的决定为当然的，不容疑问的，并且会热望爱尔兰自治的问题于当时即能和平的解决，而不必待至1921年，待至无数惨事已发之后。但格拉德斯吞的行动究竟促进了爱尔兰和不列颠的亲善呢？还是延缓了那个亲善呢？我们殊不易确答。本国自治本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常人本应加以郑重的考虑；故格拉德斯吞态度转变的骤突适足以启民众的惶惑及愤激，自由党亦卒因本国自治的问题而致破裂，且历20年而势力大衰，而保守主义则和爱尔兰联合主义混为一谈而抹杀问题的真相。尤其甚者，格拉德斯吞之承认帕纳尔抗议教的厄尔斯忒应为自治的爱尔兰之一部之主张尤为策略上的大误。欲把厄尔斯忒和公教的爱尔兰合为单一的政治区域是绝不可能之事，无论从种族或从政治方面看起来。

    保守党于1885的选举时本在吸收爱尔兰的票子，而且也不无成功之可言。但它今则利用格拉德斯吞和帕纳尔间所成立的盟约来当做唤起不列颠民族感情的良机。本国自治和喀土穆同被看做有忽视民族利益的意义。19世纪末年方张之帝国主义的情感拒绝承认爱尔兰的本国自治为帝国新信条的必要部分，虽则海外的自治地中尽不乏赞成爱尔兰自治的公论本国自治的争点所引起的剧烈情感本已横决于一时，又加之以如1887年《泰晤士报》公布假造的“帕纳尔”通信等等的不幸事；在此酣争的政情之下，各党相互协议以求合理解决之可能性自然也无从存在。然而除了各党协议的处置外又实无其他可以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办法。

    在1886年的总选举中，民众对于格拉德斯吞及本国自治的反感极浓，所以保守党能得到独立的多数，即格拉德斯吞派自由党及爱尔兰国民党的联合势力也望尘莫及。自此而后，保守党遂有一期强有力的政府，萨利斯布里贵族则为其主持者，而自由联合党人（Liberal Unionists），尤其是张伯伦·约瑟夫，则为其同盟者，后者更成为倡导新的帝国主义的健将。自1886年以迄仆耳人之战之后，不列颠遂一直在这个结合的手掌之中，其中只有三年是例外。在此三年中格拉德斯吞所领导的自由党人及爱尔兰人又以34人的多数将《本国自治法案》通过于众院，但贵族院则加以拒绝，而于1895年的选举中贵族院的行动又得到了人民的批准。这个胜利使保守党领袖想到上院在近代政治中可有一种新的大的，而为谨慎的比耳及的士累利所不敢想到的职务。结果则在下世纪中自由党当权时贵族院常有阻挠下院的立法之举，所以两院间不久即发生一极严重的宪法争端，自1832年以来本已不再发生的冲突。

    选民于1895年总选举时将本国自治否决后，爱尔兰问题即有多年的沉寂。保守党政府前此本尝赖高压力以统治爱尔兰，但今则得以从容养成一种“以仁慈来消灭本国自治”的政策。他们一方加增爱尔兰的地方自治，一方则收买英吉利地主的田地；因此爱尔兰的土地问题卒获结束————至少也回到了克伦威尔时的旧制。但在政治方面，则爱尔兰人本国自治的要求，甚或更甚于此的要求，初未末减到了20世纪时，爱尔兰塞尔特人的心胸中已充满了自主自治的民族思想，所以帕纳尔尽可塌倒死亡，土地问题尽可解决————首先给爱尔兰以扰乱不列颠帝国政治的力量之人及问题————而政治的运动并不中止。

    格莱斯顿像

    1866——189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格莱斯顿一直担任自由党领袖，他在19世纪后期有关帝国的辩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坚持“各国权利平等”，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及征服。但其政府却支持扩张英国统治的一些重大活动，如1882年对埃及的占领。

    格拉德斯吞的功罪

    格拉德斯吞卒时已跻89的耆年。“大老人”（“The Grand Old Man”）之热心致力于爱尔兰的本国自治实为他毕生最非常，最富戏剧性的一部分，但也是成功最少的一部分。如果他于晚年时将自由党的政治及帝国全部的政治留给年事较轻的人来办理，而不自经营，则它们也许可有较自然的发展，但他之异乎常人的活动及他之包揽一切，使友敌两者俱不得不被迫而踏进非出本愿的地位。但如把他的生活当做整个的观察起来，则多数人又当会承认他有改变不列颠国家的机械及不列颠政客的习惯以使适应近代民主状况之大劝，当会承认他之功大于任何其他人之功，而同时他也没有把旧世界最好的标准全部牺牲。他首次内阁时的立法有近代化我们制度的大功。《二次》及《三次改革法》之所以能成立多半亦由于他于判麦斯吞死后之能领导全国的公论。他能不断的诉诸民众，更藉这种陈诉来使新获政权的平民对于国会政府发生兴趣，然而他绝不利用民众的自私心，或投其所好，他只以公理来激发人类的理解能力。他的理解尽可常有不合之处，他也尽可太喜激动民众的道义上的愤慨，但就大体上说起来，他的令民众判决重大公共问题的习惯是一极好的且有好果的则例，而我们之能于公众生活正有变化的时期内有此则例尤为幸事。

    萨利斯布里的对外政策

    萨利斯布里贵族两次保守党人及自由联合党人所合组的政府适与贸易隆盛时期同时且在二次仆耳人之战[14]以前，也与世界和平的时期同时。大不列颠在此时期中正以能维持“赫赫的隔离”（“splendid isolation”）政策自得；它和大陆诸国的关系颇尽和好的能事。但它们则正在摩拳擦掌地分成两大壁垒————一为德意志，奥大利及意大利的三国同盟，又一为法兰西及俄罗斯的两国同盟————急急备战，各不相下，一若我们今世所遭的世界大破坏已早被料及者。大不列颠固于两大集团都无所属，然一因法人对于我们在亚非两洲的殖民利益常采敌对的态度，再因我们不断的畏惧俄人向阿富汗及印度有恶意之故，萨利斯布里贵族在大体上说起来实对于日耳曼诸国为比较亲善。不过英德两政府一是基于人权及国会制度的而又一是基于俾斯麦所创立的军治及官治的，故它们间的关系总带着多少的不自然；而德意志的新领袖又深深地传袭了俾斯麦对于不列颠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但在威廉帝羡慕不列颠的海军而急起直追以前，德人之厌恶英制尚不足以影响及于不列颠的政策，而德英间的海军竞赛在19世纪末年尚未达危险的程度，故两国间的关系也不至恶化。大陆上的情势既然如是，萨利斯布里因得从容使非洲的问题得有和平的解决。黑洲（Dark Continent）为列强所瓜分后，发展亦极速，因为它们既有近代的交通方法为助，而又有近代的热带医学足以保全开发者的生命。

    社会的改良

    就国内而论，19世纪的————也是维多利亚朝的————最后20年，无论自由党当权或保守党当权，实为社会及行政改善的时期，而在所谓“市府社会主义”的方面尤有显著的推进。[15]公共浴场及洗濯所，博物院，公共图书馆，公园，花园，隙地，劳工阶级所需的屋地及住宅：凡此种种市府俱以地方税来收买经营。在好些的地方，电车，电灯，煤气，及水厂亦收归市有。除此而外，这20年也为公益事业大有发展的时期，如团卑厅（Toynbee Hall）等一类所谓“逗留所”（“Settlements”）设置极众，且全体阶级都能觉悟到穷民区的“环境”所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英吉利在是时犹算做“全世界最富之国”，更如何能坐视穷民区的存在而不顾？巴涅特教士（Canon Barnett）以科学为依归的耶教灵感；蒲士·查理（Charles Booth）及其赞助者对于伦敦生活所作统计的调查，以及他之合理地鼓吹老年恤金；蒲士·威廉“将军”以救世军来援助人类并发扬宗教的工作；新伦敦市民的爱市主义，以及巴忒西（Battersea）的朋兹·约翰（John Burns）和伦敦郡议会中进步党所提倡的种种活动及事业；卫布·息德尼夫妇（the Sidney Webbs）的调查，及藉以使自由及保守两党及它们的政府逐渐推行社会主义的所谓“费边”（“Fabian”）手段；乔治·亨利（Henry George）的《进步及穷困》（Progress and Poverty）及海德曼（Hyndman）的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所给予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及新使命；职工会活动之自极高等的工人推及于工资极微的低等工人，有如1889年码头工人罢工之所昭示，————凡此种种以及别的许多运动及势力俱足以告诉我们，说社会问题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正在开始，而且在未来的世纪中尽可掩盖了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

    人世的丕变

    除了政客们及社会改革家直觉的行动不计外，工业革命继续不断而且日速一日的进行同时也在沉默地改移社会的积习，旧日品级及信仰的不同日在消除，而捧读圣经，且犹未忘情于昔时农村或市民生活及阶级上下的人民则在变成我们今日所知的城市居民。哈姆兹威司（Harmsworth）的《日日邮报》（Daily Mail）之发达盖可视为社会大变的有力征象；它专以迎合新的半受教育的平民为要务，而和维多利亚朝布尔乔亚所读的报纸不同其趣。

    维多利亚的处政方法

    到了1901年1月，重要不亚于，而为期且长于乔治三世之朝的维多利亚女王之朝卒告结束。女王在位极长，故在她的臣民的心目中，英之君主政体几已成为女性的制度。历经她的长朝————无论在她结婚以前，有夫之时，或夫死以后，无论在她偏向辉格党或偏向保守党的时期内，无论对付她所垂青的大臣或对付政见和她不同而人格和她不近的大臣时————维多利亚牢守着她自己的一种宪政实行而不稍变更。她坚决地要求知道国家大事的进行；她从她过去宏富的经验中找出实例来加以比较；如果她不能同意，她会抗议；如果她的大臣仍坚持己见，则她会放弃。但大臣们并不个个会坚持己见，尤其关于用人及公文的措辞方面。女王的办法因为实行甚久，有60余年之久，故国君在宪法中的地位也得确定，即到了20世纪别的制度多所动摇，动被批评之时，君主之制仍得巍然不动。而且维多利亚的后继者因能对于政党不加歧视之故，更使立宪君主制在新时代中一帆风顺，绝少障碍。

    同时，帝国各部的国会既不能如联邦般的结合起来，国君自然的成为帝国一统的惟一象征，惟一联络。于此，女王亦极能显其身手。在她晚年时她极能尽，且极乐于尽印度女皇的，及自由人民大团结之元首的，新位置。1887年及1897年先后举行之登位四旬及五旬纪念，不啻以帝国各部间亲密的团结昭告全世。

    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1819年生于伦敦。1837年继位成为英国女王。1838年6月28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到19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由于拥有许多欧洲皇室的皇亲国戚，被人称为“欧洲的祖母”。1876年成为印度女皇。1897年英国为她在位60周年举行庆典，成为英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女王。由于这一时期英国迅速地向外扩张，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因此，被称为“日不落帝国”。1901年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但“维多利亚时代”却一直延续到1914年“一战”开始。

    维多利亚的性情

    维多利亚极富于女君应有的本性及尊严，但她的感觉及意识却又十分纯简，故能和一般人民接近。她之为人实和她女性臣民之处卑下地位者无甚异同，所不同者她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女王而已。她不能算是一个华族中人；华族及依附和模仿华族者的娱乐于她犹如浮云。她实是在华族之上，而不是华族中人。从她另一方面的性格看起来，她只是一个简易的妻妇及孀妇，她如僦居于普通的农舍中，她也必能自如无恨。当代知识上及艺术上的潮流所以对于她也不发生关系————除了当亚尔伯特亲王在世时所教给她者以外。她的悲喜比介乎她及平民间之华族的悲喜要易于为平民所领悟。

    因此种种政治上的及个人的理由，平民政治的降临竟转和国人对于君主制度的热忱同时发生。虽然君王今又不复直接握有政权，然而热忱的复活究非国人所尝逆料的。

    * * *

    [1] 译者按，原文为“a fund of enthusiasm”，意即为首相者应头脑冷静，不应过于热烈之意。的士累利此言本为责备格拉德斯吞而发。

    [2] 见上第730页。

    [3] 译者按，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

    [4] 参看上面第581页，582页。关于千八百三十几年及四十几年中的教社史，读Church副主教的The Oxford Movement，及W. L. Mathieson的English Church Reform，1815——1840。

    [5] 译者按，当作寡欲之意解。

    [6] 屈勒味林·查理爵士对这两种运动都尝有极大的首倡之功。他曾经服务于印度及英吉利为文官。（译者按，此人即著者的祖父）

    [7] 译者按，英吉利的Board极难译。本书中把一人独为首领的行政机关如Secretariat及Ministry等译为部，但Board则为委员（Lords Commissioners）制度，而又不能和委员团（Commission）或委员会（Committee）相同，故译成委员部。

    [8] 下段写得很好：“19世纪并没有攻击美丽。它仅不过把它践踏于足下，结果我们的平民群社于诞生时即有萎缩之形，而要恢复那个自铜器时代以迄工业革命将它暂时毁坏时向为开化人民的特征之一的审美观念或形体美之爱亦正非易易。”————见《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24年4月25日。

    [9] 译者按，home rule普通作地方自治，但此处作本国自治以示特指爱尔兰之意。

    [10] 本时期中不列颠政治的变动在Ostrogorski的Deni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上册中有冷静严刻的解释。

    [11] 见上第722页。在1881年业农的人口占全体约12%，在1921年已跌至7%。

    [12] 见上第745页。

    [13] 译者按，即洪杨之乱时的常胜将军戈登。

    [14] 见上第746页。

    [15] 在1888年保守党大臣立契（Ritchie）通过他的《郡议会法》。这个法律不但设立了民选的机关以治理各郡，更把人口超过5万以上的市镇俱划做所谓“郡市”（County Boroughs）而扩张其自治的权限。此外，它又设立了伦敦郡议会以治理全部的伦敦，只旧日的“伦敦城”不在新设议会的权力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