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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教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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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他们还决定引诱农民来谈判,把他们聚而歼之。

    公元1525年德国南部爆发农民革命,并迅速蔓延全国。敌人毫无准备,惊恐万状,一切有产阶级胆战心惊。

    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人能进行调停,这就是路德。

    德国农民战争

    这幅图描绘了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中的情形,农民揭竿而起,力图摆脱封建枷锁。

    这位改革家又一次面临伟大的使命!开始,由于兴奋和激动,他的确宣布过《十二条款》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作为谈判的基础是合适的。在公开辩论中他驳斥了诸侯的无理要求。但农民认为他的行动像在进行仲裁,他告诫农民保持和平,不要骚乱。但为时已晚,路德痛恨的托马斯·闵采尔已在鼓励图林根的农民起来造反,并在图林根的米尔豪森组织起公社。闵采尔的立场与路德相当接近,但在伟大的农民战争中他依靠的只是自己周围的小团体。路德收回他以前说过的话的主要内容,仅仅在三个星期前他还认为农民的要求是合理的,现在却指责他们是“强盗和杀人犯”。这个转变对德国的最高统治者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有产阶级现在寄希望于这位第一个改革家,他写道:

    “必须让那些普通老百姓受苦,否则他们将变得更加胡作非为……因此我们不能对此熟视无睹……忍耐和怜悯已无济于事……现在需要的是刀剑,而不是宽恕。让那些抢杀之徒像一条疯狗似的被处死。”闵采尔对此回击说:“啊,亲爱的上帝,农民既贫又苦,他们终生艰辛劳动,养活那些永不满足的专制暴君……诸侯的统治应该结束了,应该把权力交给普通人民!人民在挨饿!”

    路德像

    但是路德的话对人民还是起了作用,闵采尔却一直坚持斗争,甚至最后在绞刑架前也不改变自己的信念。农民失去了领导,特别是在葛兹·冯·贝利欣根骑士半途离开了他们的队伍,情况更趋严重。几个星期后,一切都在血泊之中结束了。

    到处是恐怖的复仇火焰。一名刽子手吹嘘他一手处决1200人;估计约有13万农民被杀。有一个名叫卡西米亚的侯爵说,禁止为那些眼睛已掉出来的农民包扎伤口。当时世界上的凶残暴行确是不少,但一提起德国的酷刑来,仍无不令人瞠目。各种文字都记载下了如同今天他们给人类带来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米朗克松在一本书里的最后一句话写道:“对于德意志这样野蛮成性的民族来说,农奴制确实太温和了。”

    这对于德国历史是一句引人注目的话。假如充分发展了的德国知识分子以这种口气来谈论他们自己的同胞,手工业工匠的儿子对整个阶级如此失望,则可以看出精神思想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裂痕已经如何深刻。真正的基督教徒反对战争,可是路德及其伙伴的神经已变得麻木无情,他们和他们的先辈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任何反抗对他们来说都是大逆不道的,服从世俗当局的本性已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除了已变得赤贫的胡登骑士外,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中没有一个对他们的时代是理解的。德国的第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原因是代表思想与精神界的人物同代表政治权力的人物之间缺乏团结,两种力量得不到统一,因而一切运动都将归于失败。当时,代表一股政治势力的农民从底层掀起革命运动,而代表思想精神的学术界人物却傲慢的半途撤出,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今天,政治势力是从上而下压迫思想精神界,因而也遭到失败。德国在后来的1848年和1918年的两次争取自由的运动中则失败得更快。这两次革命运动都遭到了镇压;而在法国却取得了胜利。

    但是路德却因此而丧失了上百万人心的支持。他确实干了一些没有一个人能理解的事情:就在这可怕的1525年6月的几个星期后,他结婚了。他的妻子叫凯蒂。按德国人的习惯他称她为凯瑟琳娜·卜拉。她是和其他八名修女一起,躲在一个鲱鱼桶的后面从修道院逃出来的。不久,她和纽伦堡的一个名叫鲍姆格特纳的男人有了私情。鲍的父母很有钱,反对儿子和一个私逃的修女结婚,凯蒂就被抛弃了。路德那时已违背了自己的誓言,爱上了一个名叫冯·舍恩费尔德的小姐,但她喜欢另一个男人并嫁给了他。路德在遭到拒绝的情况下和被人抛弃的凯蒂结了婚。这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他把她从克拉纳赫的家中带到教堂。他的朋友无不对此感到惊讶突然。米朗克松在给一位朋友的希腊文信中写道:“这个修女带着他到处转。经常和修女们的接触,使他软下来了。现在他也充满激情,热情洋溢,看来他是被女人折服了。”

    婚宴以后,根据当时的习惯,他邀请朋友们到新房去坐床,一位客人写道:他激动得泪痕满面。他把婚礼安排在正是他斗争的高潮期间,更使德国受到了震动。他自己对此却平静地说:“所有的天使将为此高兴,所有的魔鬼将为此哭泣。”

    从克拉纳赫为她所作的画像来看,她并不漂亮,但很坦率、坚定。婚后两人都很快增加了体重。在一次布道中,他出乎意外地坦率说:“婚后第一年,男人往往有些离奇古怪的思想。他坐在桌旁,不由想到:过去只有你一个人坐在这里,现在却成双成对。偶尔清晨醒来,他会发现在你枕边有两条辫子,过去却什么也没有。”一年后,凯蒂就生下第一个儿子,接着又生了四个孩子。路德经常同他妻子欢声笑语。凯蒂是个出色的家庭主妇,自己修建猪圈,勤俭治家,路德遇事闷闷不乐时,凯蒂安慰他。当时可能只有音乐为他解愁。凯蒂不大看书,路德就鼓励她读《圣经》,并答应她,如果能在一定时间内把整部《圣经》读完,就送给她一件礼物。他对她的影响与日俱增。

    在他生命的最后的20年,路德又开始了另一种精神上的陶冶活动。40岁时,他开始写词作歌。他把赞美诗用德文写成散文,作为自己讲课的内容,然后再把它们改为诗体。以后又着手圣歌,他觉得世界上简直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东西;他试着用笛子伴奏,请教徒们演唱。

    路德性格上的棱角迅速变钝,而同音乐越来越接近起来,音乐成了他逃避内心矛盾的避风港。正是在音乐中德国人找到了自己。他们的一切本性,仔细掩饰起来的困惑,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茫然无着感,都在音乐中得到解除,他们的想象力开始超越国境而进入世界。从来不懂美的含义的路德也就此而成了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不安因素。他说,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为了抓住看不见的世界,耳朵比眼睛更有用。

    路德,正如他在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也把他的内心斗争带到音乐中去。这些斗争始终围绕着什么是优美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使他在希望与恐惧中得不到安宁。他从来不嫉妒那些已同伊拉斯谟取得了同等地位的人,他只是寻找自己在不可捉摸的音乐中所缺少的东西。他可以因作品只有格律,没有自由和优美而否定某个作曲家。他认为音乐必须伴有优美的和声,格律必须伴有灵感。从路德开始,德国音乐在世界上占据了前所未有的伟大与崇高的地位。因为在德国人的性格中,在秩序中有幻想,在精确中有魅力,二者在音乐中得到了统一,为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路德开始创作寓言,把他经常在饮酒时讲述的故事写下来。这些故事在人民中间广为传播,情节生动;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感情和紧张情绪逐渐减退,变得心平气和了。他写的贺词和谜语总是押韵的,栩栩如生的,人们几乎可以把它们画在纸上。在他的晚年,路德成了伟大的讽刺家。最令人惊异的一个特点是,他做什么事都是为了教徒,他从事演说,从事教学,从中找到了诗一般的和谐的生活。然而他对自己私人的幸福与悲哀却从未写下只言片语。

    路德与教皇的使节————路德反对自由————衰老

    关于乌尔利希·茨温利和加尔文,本书尚未腾出篇幅论述过。他们关于神学问题不可思议的辩论似乎仅仅是围绕着圣餐礼和它的意义,而实际上正是有关信念、种族,特别是性格的迥异而导致了这场辩论。身材高大健壮的瑞士人和有着愉快童年和行动敏捷的法国人都对行动迟缓,从来也没有明确态度的路德心存猜疑,这一切恰恰说明路德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但路德和茨温利还多少有些共同点,这就是音乐。音乐使他们俩离开了加尔文教派。而对音乐的共同爱好,体现在两个人身上也是不同的,茨温利这个魁梧的瑞士人,由于会五种乐器,而享受了世俗的温馨,但是对路德来说,音乐是梦想中的,是用以安抚灵魂的。

    乌尔利希·茨温利像

    乌尔利希·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曾提出废除朝圣的主张,并因其主张与讲道才能被誉为民众神父。

    加尔文像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法国基督教改革运动主要领袖,第二代基督教改革运动最重要人物。他对基督教的解释,特别是他的《基督教原理》,以及为日内瓦制定的体制和社会模式深刻地影响着欧洲其他地方和北美的新教。

    在农民反抗运动觉醒之际,古老的成年人再洗礼仪式再度复苏,这种仪式是300年前被长老艾克哈特禁止的,而今主要是由手工业工人事前也没有筹划而倡导起来的。参加这项活动的还有那些看到信仰程度有差异和相信非《圣经》启示录的教徒。有些人希望老年人进行第二次洗礼,对财产加以限制以造福于穷人,并且完全根据原始的基督教义行事。今天成千上万的人推迟举行洗礼,而在当时要求第二次洗礼意味着一场革命。路德又一次强烈申斥那些实际和他思想有关联的异端分子。他之所以这样做,就因为他始终是维护当局,反对革新派的。

    在此以前,德皇查理曾想方设法削弱路德分子,希望他们制定一份温和信念的纲领,因为德皇需要保持德国的和平。路德分子后来被称为新教徒或耶稣教,按英文字的含义是“抗议分子”,因为他们曾经在德国国会中提交过一份抗议书。但是由于新教徒的领导人被褫夺了公民权,皇帝难以与他谈判。因此,他就邀请了路德最有名的弟子到奥格斯堡来表白他的宗教信念。这是令人瞠目的场面和令人震惊的胜利。九年以前,也就是这位皇帝教皇的朋友宣布剥夺新教运动领导人的公民权,而现在这位皇帝用了两个小时时间聆听路德弟子论述同样内容的新教教义。

    当已成为新教徒的贵族和各个阶层人士组织一个以小镇为命名的斯玛尔卡尔迪联盟,引起外国普遍注意时,德皇采取了第二个和解的姿态。他向这些异教徒派了一个教皇使节,试探路德能否出席教会理事会。

    “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梳洗沐浴了?”维滕贝格的一位理发师问路德。

    “我要迎接教皇的使节,因此必须把自己装扮一番,使自己看上去年轻一些。好叫那位使节寻思,路德,这个坏蛋,这么年轻,他已经干了多少坏事,他还能干多少坏事啊!”

    “但是,博士先生,你穿的难道是最好的衣服吗?你这样的穿着,也会引起他的不悦的。”

    “我故意这样做的。对付那些毒蛇和狡猾的狐狸,你必须这样做。”

    根据这位理发师的报告,在这番谈话以后,路德在见这位使节时态度傲慢。与此同时他还发表反对沃尔姆斯敕令的文章,并将敕令的撰写者比作是公猪。路德真是既幽默又勇敢,就好像坐在他对面的就是教皇本人。

    但是为了顺从世俗当局,他变得越来越反动。“如果世俗当局说,2加5等于8,那么你必须相信,并且认为自己的算法是错误的。因而也必须认为战争和刀剑是英雄的行为,虽然它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和造成巨大的损失。战争将被证明是神圣的,不可少的和有益的,就像人们需要吃饭和饮水一样。”如果有人问他这种说法的道理,他会引经据典的拿出《圣经》给你看,那里只提到世俗当局,而丝毫也没有讲到教皇、修道士和修女。他如此歪曲他心爱的教义,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是可能的,因为他希望服从国家。

    学者们以前曾经宣布过,世俗当局是邪恶的,对灵魂的拯救是危险的;但是路德现在吹嘘他是第一个让德国人相信,贵族也可以为上帝服务。这样他就把卡尔大帝曾经从封建贵族手中夺走的精神武器又还给了他们。他还解释了他为什么必须超脱国家事务,而让那些贵族们来干。他再一次强调,新教徒贵族应该掌握由他们的祖父侵占而在他们的父辈手中丧失了的权力。他反对所有受到欢迎的争取自由的愿望,为“皇权加祭坛”的政教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即牧师支持皇权,而牧师又由贵族和容克大地主遴选的原则,这是以后普鲁士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三百年后,新教徒被称之为“有限主体思想宗教”,这个思想完全符合它的缔造者路德的思想特点。

    路德在忠于国家和政权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他竟然同意一个热烈赞成新教的黑森州教授重婚。在这种情况下,教皇的权限也仅限于允准他离婚,而不能允许他重婚。但是路德为此辩护,并说《圣经》也没有规定禁止重婚。不过,路德坚持这件事必须保密。当这件事最后终于公之于众时,群众为之哗然。在当时,犯了重婚罪的这位教授是可以处以死刑的。路德过去曾经在浸礼教徒中为反对重婚而斗争过,而现在,同一个路德却主张重婚。德皇对这一切报以微笑,并且很快的从中捞取政治资本。

    路德就是这样在晚年时仍然在恐惧和挑战,在服从和自信之间痛苦地挣扎。

    此时,整个德国北部已成为新教的势力范围,但是围绕新教的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却已死气沉沉,而位于这个新教中心的年迈的老人早已失去了势头。讲学、布道、注释《圣经》、翻译、演说、争论,这种种工作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成了一个政党的领袖、委员会主席、编辑,而他一度类似一位新教的创始人,当时德国有四到五个宗派,相互攻讦,没有一派有位真正的领导人。路德放弃了他过去捍卫过的主张。过去他曾公开赞扬过犹太人,现在却突然将犹太人作为嘲笑的对象。他否定过去自己曾经积极参加过的关于艺术的争论。

    到了晚年,路德将他的怒火和嘲笑都对准了德国人。他写下了下述的一段话,他对德国所持的批判态度只有歌德和尼采可以与之相比:“这个国家没有救了。每个人固执地各行其是。一旦我撒手归天时,情况将十分糟糕,我并不想预言我的声明将成为现实……这个野蛮和兽性十足的国家,这些可怜而又怙恶不悛的畜牲,一半是人,一半是鬼!”

    他的晚年生活不十分愉快,一个孩子死了,自己又因为结石旧病缠身,阵阵作痛。但是他继续写诗。他给他妻子写了不少热情洋溢的信,其中一封信说:“我至亲至爱的家庭主妇凯瑟琳娜·路德太太,女博士,养猪场的管家以及所有可以表彰她的技能”————她从她弟弟处接管了养猪场,后来在她治理下办得十分兴旺。他临终时是一个深夜,他在病榻上对他的祈祷者用他从小就在这个城市学习的拉丁语留下死前最后的一句话,而不是德语。传教士弯腰俯身用嘴贴着他的耳朵问他,是否还坚持自己的教义。他以十分清晰的声音作了肯定的回答。从来也没有过这样一个违背自己意志的革命者。这个人是如此坚信他内心的看法,当需要他证实自己内心的信念时,他从未动摇过。这个强劲和勇敢的上帝之子命中注定要成为德国人民的领导人,这个国家的人民过去还没有过自己的领导人,他们要背弃的是传统的王朝统治者。当路德看到,思想能转化为行动,信念能转化为愿望时,不禁大惊失色,就像一个孩子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擦亮一根火柴温暖自己,突然刮来一阵大风暴,把整个森林燃烧起来一样。由于天性和从小受到要敬畏长者的教育,他现在过于驯服,就好像要赎回自己没有犯过的罪恶一样。早在修道院时,他就经常为一些事情而谴责自己,而实际上不过是自我的恐惧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他被推上了生活的顶峰,他竭尽全力把自己无意追求权力的双手拱让给被他称之为“毒蛇和狐狸”的贵族。

    在国家和权力面前,路德背叛了自己的思想和道德,成为德意志悲剧的典型。

    克拉纳赫————丢勒————彼得·维斯且尔————格吕内瓦尔德的绘画————伟大的远景————荷尔拜因————荷尔拜因的秘密————哥白尼

    在这期间,德国思想知识界发展迅速,成绩卓越,创造了不少不朽的作品。德国反对教皇的斗争早已被置于脑后;宗派之间和解的气氛占了上风;只是间或由于政治原因出现一些混乱。此时德国向世界提供了四位天才的画家。他们的作品陈列在全世界著名的博物馆里,散发着青春的光芒。这四位画家是:擅长彩色的克拉纳赫,寓意深刻的丢勒,笔触迷人的格吕内瓦尔德和以肖像画擅长的荷尔拜因。这四位画家与路德、查理五世是同代人,他们彼此相互影响;他们都出生在德国南部,都是贫苦的手工业工匠或画家的后代;他们从自己的父辈学习手艺,而后又传给自己的子孙。这些人是德意志历代王朝的真正代表,他们的作品并没有王室金印盖上的标志,而是标志着一代天才的创作。至今仍然在世界上体现了德国文艺复兴光荣历史的艺术家、牧师、异教徒、人文主义者,几乎全都是出身低微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人出生于城堡贵族之家。

    克拉纳赫画作:克雷蒂亚像

    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The Older,1472——1553),16世纪最具影响力和多产的德国画家,在萨克森宫廷的帮助下,创作了35种克雷蒂亚(罗马传说中的贞妇名,贞节的模范)的形象,这是其中的一幅画作。

    路卡斯·克拉纳赫(1472——1553)的一生和其他三个人一样经历了同样的生活,而从完美性的角度来说,他从来没有达到与他们并驾齐驱的水平,他只是通过作品的数量显示出他自己的分量。克拉纳赫生性勇敢,好胜,他也许可以在作战和辩论方面和别人一样展现自己的才干,他或许可能像佛龙贝格或茨温利一样成为一个战士或传教士。他永远也不满足于作画。50岁时,他购置了一家药房,60岁时他成为市长。

    在他孜孜不倦的一生中,几乎什么都画,画圣人、女神、人物和比武大会,他还从事帆布画、石膏像、铜雕、印刷自己的木刻画,他临摹自己的儿子,画自己的学生,创造出的画与提香和鲁本斯的画一样的多彩,他以其作品内容的丰富而震惊后世。精力和想象力,这是通常德国人不能同时兼备的两种品质,而他却将这两种特点融合在一起,铸成一座大钟,以其响亮的钟声响彻德国大地。他的作品受到德国人民的喜爱,多是一些离奇古怪、滑稽可笑、怪模怪样的精灵。

    丢勒自画像

    丟勒(1471——1528),德国文艺复兴时代最有成就的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曾被恩格斯誉为多才多艺的巨人之一。他擅长小型的传统宗教画,尤其是木版画和铜版画。在绘画中,他使宗教题材充满了民族和人民的内容。

    克拉纳赫绘画的特点之一是描绘女性体态的诱惑力,在他以前尚无人尝试和涉足过,对德国来说也是引人注目的,因而他的某些作品引起了争论。他的作品中没有乔尔乔内和柯雷乔那种对裸体的精雕细刻,也没有鲁本斯善于描绘的那些庄重雍容而丰满的女性,他的作品画的是女性诱动人心的戏耍和谈情说爱的风姿绰约,看了他的画你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善于卖弄风骚的女性对男性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克拉纳赫的绘画给德国各个艺术领域带来了影响,揭示了德国人的性格中具有和法国人同样的那种特点。

    克拉纳赫即使到了晚年也表现出不愧为一个男子汉。路德死后,腓特烈的后继者被德皇严刑拷打,并被监禁起来。75岁的克拉纳赫随他下狱,陪着他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当这位81岁的老人终于看到自己的主人获得自由后,他安详的死在主人身旁(他卓越的自画像至今仍收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内)。

    丢勒(1471——1528)是匈牙利人的后代,他的家族名为阿基托斯,意为“门户”,无人知晓丢勒的祖父什么时候从瓦尔丹英迁居到离家乡八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去,并在那里从事首饰匠工作。他的儿子也是一个首饰匠,到处流动干活儿,从匈牙利到荷兰,直到30岁才来到纽伦堡。此时,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丢勒”,40岁时娶了主人的一个15岁的女儿为妻,她就是阿尔布里希特·丢勒的母亲。

    有人也许会将丢勒也算作是德意志皇帝之一,因为他和这些皇帝有着共同的命运。他有着北欧人难以对付的性格,阴郁,庄重,又是一个十足的德国人。南方吸引着他,使他神魂颠倒,离开自己的本土,再也没有回去过。他的自画像是他向罗马朝圣的里程碑。歌德曾经说过:“丢勒如果生活在意大利,会成为一个风格完全不同的艺术家。”

    《自画像》

    丢勒的这幅板上油画《自画像》,创作于1498年,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它异常真实坦率地记下了艺术家的形象。画面中的丢勒,面部表情严肃而微带忧郁,与画家那博学多才的人文主义艺术家气质十分相称。此画中线条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意蕴无穷。

    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作为父亲的学徒,向父亲学习如何锻制金戒指。他给自己作了一幅画,用粉笔把镜子里的小孩,一个瘦削,天真无邪,透出才气的小孩画了下来。他就像神童莫扎特在演奏一般,用先知者好奇的小手在纸上创造了这一奇迹。即使到了22岁,他看上去还是一个笨头笨脑的青年,浑圆的肩膀,鹰钩鼻,招风耳朵,大手大脚,乱蓬蓬的头发。不过,他却有着一股动人的窘迫神情,就像一位模特儿要掩盖自己的隐si处一样。此时,意大利为这位旅途奔波的年轻人开阔了眼界。大约在公元1500年,他来到了威尼斯,看到了名胜古迹、宫殿、画廊、大海、艺术家的骄傲和听到东方寓言般的故事,这种种使威尼斯成为画家天堂的一切。他看到了美的真谛,迸发了日耳曼向往外国的人民和大地的热情。后来有一位漫游者用诗和音乐刻画了这种漫游癖,他写道:“哪里你没有到过,哪里就有你的欢乐。”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位来自纽伦堡的青年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意大利贵族,就丝毫也不会感到意外了!

    在马德里,普拉多收藏的代表作,是他27岁时绘制的,这幅画表明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神态忸怩,头发经过细心的修饰,做成一串串卷发,他的一双大耳朵已经看不见了,扁狭而又肉感的双唇四周,覆盖着整齐的胡子,脖子上戴着装饰品,穿着一身高贵的礼袍,戴着一顶丝质的帽子。他的双手优雅地交叠在一起,背后透过窗外可以看到一片异国风光,一切都沐浴在美的景色中。丢勒不久回到国内后又恢复了自信心。他以著名的基督正面肖像画法作了自画像,身穿深色高贵的皮裘,发卷得更为细致,表情富有相当的男子气概,并且有些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他并没有过分地修饰,甚至他从小就特别显眼的长手指现在也出现在画面的中心,引人注目。这幅画具有雕刻的效果,可能是自从歌德以来,德国天才艺术家在融合南北艺术方面最为成功的一幅杰作。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沉思,看了几乎使人着魔,这一效果在他的《忧郁》、《骑士、死神与魔鬼》的两幅画中显得尤为突出。这种无视逻辑的规律,而将大小特征协调结合的手法,表明了他是一位真正的德国艺术大师,但是他曾经在阿尔卑斯山麓另一端梦寐以求,绘制裸体画方面却一直没有建树。

    格吕内瓦尔德画作:《基督复活》

    格吕内瓦尔德平生杰作《耶稣受刑图》(伊森赫姆祭坛画)打开后有四个画面。这一幅《基督复活》是最右边一幅(它合拢时的外面,即主画《耶稣受刑图》)。格吕内瓦尔德善于用色彩渲染风景,也很重视色彩的情感表现。他笔下的宗教人物形象就带有一种悲观和神秘的色彩。这一幅《基督复活》,他采用虚幻的散射光作全画的色调基础,表现耶稣死后升天的神奇境界。

    在这位伟大的沉思者离开纽伦堡画坊时,其实在离他数步远的地方,他可以发现另一位在德国艺术史上只有巴哈堪与其相媲美的艺术家。这位艺术家就是铜匠彼得·维斯切尔(1460——1529),他的艺术达到超人的自我和谐的水平。在他生活的年代,一个手工艺匠要发展成为艺术家是极其艰巨和缓慢的,就像富格尔从织绸工成为为皇帝掌管金融一样的困难。他生活在普通百姓中间,与五个儿子一起,干了11年抡锤子、铸模、翻砂的工作,圣·沙巴尔杜斯的陵墓和后来马克西米利安在因斯布鲁克陵墓的巨大塑像都是他的杰作,凡是经过他用普罗米修斯式锤子锻打过的作品,都赋予了生命。他具有使自由与典雅和谐一致的天赋,南部的生活和他自己生来就具有的德意志民族刚毅气质使他如虎添翼。即使在四个世纪以后,人们也不能看透这些青铜雕塑的丰富内涵。在圣·沙巴尔杜斯陵墓一侧,就在圣·沙巴尔杜斯雕像的对面,有着维斯切尔的自画像,他戴着皮帽,围着围裙,留着胡子,神态安详自若。

    关于马塞厄斯·格吕内瓦尔德,我们知之甚少。他的作品可以讲的基本上只有一幅。在德国墙上、帆布上和木板上的绘画作品很少能与他的《耶稣受刑图》(伊森赫姆祭坛画)相比。这是由四块木板拼制的圣龛画。他的作品无异于但丁的杰作。在开启天堂之门前,他带领着信徒经过《地狱》和耶稣《受刑》,忍受着魔鬼带来的灾难。

    这幅绘画的开端就是受难。圣龛画的两侧,人们可以看到耶稣天天受难的故事。黑夜笼罩着大地,没有暴风雨,一片寂静,无声无息得令人战栗。画面上不是山丘,而是一座高山,耸立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山后隐约可见一片深山幽谷,绿得发蓝的背景很少点缀,钉在十字架上的躯体,已是衰竭无力,但似乎没有完全死去。这里没有神的痕迹,更没有像丢勒画像中刻画出那股崇高的精神力量,有的只是苦难。在这一片寂静中,他展开双翅,发出凄厉的呼叫。满身伤痕和疮疤的躯体在黑夜中闪发着一片磷光,暗红的血从伤口中徐徐滴下,手指和脚趾还在抽搐,一块破布遮盖着他的下腹部。疲惫不堪的圣体在十字架上挣扎。人们似乎听到十字架发出咯吱的声响。

    在他脚下左边跪着一位女信徒,金色的头发衬托着她浅红色的衣衫,仰头祈祷着,姿势十分优美,她显得聪慧而又天真无邪。在她后面站着圣母玛利亚,徐徐下降,纯洁而又典雅。约翰抓着她。一个面色死一般苍白的修女站在那里木然不动。随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夜空都似乎凝固了。一个披着猩红色睡袍的瘦弱男孩扶着圣母发出尖厉的叫喊,喊声划过长空。此时此刻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圣母玛利亚脸色苍白,沉默不语,昏厥欲倒的神情,更能表达这幅画的含义了。

    面对着左边三个人的右边只有一个人,这是另一个约翰。他面无人色。在他前面是一头小羔羊,脖子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羔羊毫无痛苦听任自己的鲜血流进一个金钵,离开被捆绑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青肿的双足只有一步之远。在受难者的脚下受难,这是一种强烈奇特的表现手法,源出于道德说教的寓言故事。

    洗礼者形象高大,手指着那些追随着主的信徒们。在无声的黑夜中,站着四个人和一只羔羊,他们的喊声低微,几乎听不到,四周是一片寂静。但洗礼者纹丝不动,似乎看到有一个人走了进来,这个人在令人可怕的尸体面前显得伟大而完整。这时,洗礼者铿锵有力地大声宣布,似乎在说:“主活了,我死了。”

    这是第一次显圣。

    礼拜日,庄严的圣龛两侧徐徐打开,《地狱》随想曲伴随着耶稣受难后缓慢寥廓的音乐响彻大教堂。

    在杂草丛生的森林里,圣·安东尼受恶魔的引诱。他长长的白胡子覆盖在蓝色的大斗篷上,与猩红的袖子相映生辉。邪恶的生灵向他袭来,引起他极大的不安,最后将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撞倒了。

    机械的木偶式动作表明他们是不自由的,受制于一个看不见的精灵。但是另外一个精灵却看得见。在蓝色的上空飞翔着小小的,有着红黄光晕的上帝。

    格吕内瓦尔德在耶稣受难和对魔鬼的信仰之间补充了神的主题。在刻画魔鬼和荒凉景象的画版背面,可以看到光芒四射的信念。

    他现在从左侧开始绘制了圣母领报颂歌情景。鲜花盛开似的少女洋溢着情欲。她身旁是一块火一般鲜红的纱披,似乎在纱披每一个褶皱之间都充满着欢乐。

    天使飞来了。这是爱神厄洛斯,红蓝相间的斗篷披在金黑色的外衣上,随风飘动。一绺头发耷拉在额前,充满着希望,用手指寻找他的意中人。他用坚定不移的目光投向这个惶恐不安的少女。只有条顿人才能用这种冷酷的爱情目光,像利剑一般刺入少女的心坎上。

    在中间的两块画版上徐徐升起圣婴的光轮。从阴郁的哥特式教堂里传出阵阵歌声和乐曲。暗蓝的背景逐渐泛红、猩红、鲜红直到光芒万丈,射向外形已经改变的圣母玛利亚和新生婴儿。她站在达·芬奇式蔚蓝色风景画的天际之中,向下面的大地射下基督的光芒。基督自己则被象征着向亡魂问卜的黄色烟雾笼罩着,周围是一片光辉。

    右侧内部画的是耶稣复活的故事。这位最勇敢的人物被眼前这一切激起阵阵梦想。

    在深紫色岩石缝隙对面排列着一些石棺,三个披甲的士兵面对上述景象倒了下来。他们毫无表情,没有翅膀,也没有力量,一动不动的就像被磁石吸引住了。从东方来朝见初生耶稣的三位贤人在他们面前冉冉升起。在一片茫茫的蓝色中,裹着主的大尸衣向地面徐徐落下。光辉夺目的王冠在主的头上抖动着,但并没有因此变成一个圆球。光线开始是蓝的,继而变深,随后成为像星星一样的蓝,颜色的变化像同轴回旋向上,最后与暗绿色的夜空混为一体。在广漠的夜空上,每一种色彩都在发光,每件物体都闪发出自己的光芒。主的躯体像雪花膏似的半透明,似乎有两个小点,在控制整个自我变幻的色彩,这就是复活了的基督他那双冷峻清澈的黑瞳孔。

    经过数年紧张的工作,格吕内瓦尔德终于放下了画笔,在自己的作品面前,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是德意志历史的伟大时刻,只有当巴哈完成《赋格的艺术》和歌德完成《浮士德》的时刻,才能与这一伟大时刻相比。作为国家绘画中的个人作品,伊森赫姆祭坛画可以说是德意志的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教堂绘画。

    小汉斯·荷尔拜因(1497——1543)与丢勒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像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关系一样。与莫扎特一样,他早年就在国外获得盛誉,并且去世很早。也与莫扎特一样,他一开始就是一位大师,并且使自己的艺术比较顺利地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是他的成就只局限于肖像画方面,而其成就则超过了泰坦、拉斐尔和伦勃朗。荷尔拜因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位伟大的肖像画大师,只有普罗塔赫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荷尔拜因的肖像画秘密在于它的独特性。他的作品对象都是没有任何背景和财产的。只有少数人是佩有勋章的,显然是经他们请求而为他们作画的。他给他们画上漂亮的衣着,但是画的重点仍是毫不掩饰地放在头部,因为从一个人的脸上表情最能反映他的心灵。甚至对妇女,他也从不以她们优美的脖颈儿和丰满的胸部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当然,荷尔拜因还是具有很大的审美力,人们时而可以看到在委拉斯贵支、伦勃朗和丢勒的晚期作品中有一些丑陋的人物,而在荷尔拜因画苑里几乎找不到一帧。他描绘的人物看上去都很潇洒,体现了他们的心灵。荷尔拜因在为每个人作画时,都好像上帝给了他特别的观察力。他忍受不了任何的装腔作势。荷尔拜因作为画家有机会和许多人接触,有人以为只要花一笔钱,就可以抬高身份,要他画出一个美好的形象。荷尔拜因令人钦佩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为了金钱,而是忠于他的艺术。

    荷尔拜因画笔下的男男女女看起来都差不多,有时甚至有点像画家本人,因为肖像画家和历史学家往往不愿意违反自己的本意去创作人物!他刻画的人物中有大臣、商人、哲学家、市长、君主、猎师、年轻的花花公子、上了年纪的医生、画家和神甫,也有普通的妇女、侍女、皇后,德国人、英国人,但是所有这些彼此并不相识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反映他们心灵的神情。这是因为画家有股神秘的力量,他能窥测到这些人的思想深处,并把它画在画布上,就像一位钟表大师能打开钟表的壳子,一下子洞悉了内部的机械原理,当他关上钟表的壳子时,他已经知道钟表转动的原因,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数秒钟之内,发生在最初的一瞥中。这也就是为什么荷尔拜因的人物中没有哭泣的,也没有大笑的。但他们又确实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感情,对生活中的一切琐事、情欲,他们对地位、金钱、欲望、爱情都怀着非常强烈的感情,这一切在每个人身上都流露了出来。荷尔拜因在18岁时去巴塞尔,因为他听说那里有位擅长复制绘画的画家,但是这座城市的人们对这位年轻人并没有认识,只有伊拉斯谟一个人发现了年轻的荷尔拜因的价值。当这位伟大的画家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画下不朽之作时,可以说是德国历史的伟大时刻。为了酬谢荷尔拜因,伊拉斯谟以极高的评价推荐荷尔拜因到英国去,为其开辟了德国画家在国内绝不会有的光明前程。

    小汉斯·荷尔拜因画作:《亨利八世像》

    小汉斯·荷尔拜因(1497——1543),是德国卓越的水粉画、肖像画和写生画家。他的主要作品有:《亨利八世像》、《伊拉斯谟》、《外交家莫列特》、《巴塞尔市长迈耶尔像》等。在人物画中,他以出色的技巧、流畅的线条,重点刻画人物的个性和神态。

    这幅蛋彩油画《亨利八世像》现藏于罗马车立安提卡画廊。

    荷尔拜因在英国最先为亨利八世最有权势的首相,伊拉斯谟的朋友托马斯·莫尔作了一幅肖像画,他的名声不胫而走,英国社会朝野上下,无不以获得荷尔拜因作画而引以为幸,连国王也坐在这位画家面前,由他作画。

    荷尔拜因名声大振,酬金也提高了。但他从不奉迎讨好他的主顾。即使为国王作画,他也一定如实地把他的肥胖画了下来。而荷尔拜因最后还是被聘为宫廷画师。

    荷尔拜因只为自己作过少数的自画像,最后的一幅自画像是在55岁时作的,形象非常简朴,就像很多他深深了解的对象灵魂而作下的肖像画,而他的这幅自画像不过是其中的一幅而已。不久他就在伦敦去世,好像和泰坦一样,死于瘟疫。

    当伟大的画师以自己的画笔和伟大的改革家以自己的思想将德国的威望带进世界舞台时,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革命。这场革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与康德、贝多芬一样,哥白尼(1473——1543)只是半个德国人,他的父亲是波兰人,母亲可能是德国人,但波兰人说她也是波兰人。他所有的学识都是在意大利学得的,他在意大利学了四门专业。当他把自己的精力完全贡献给天文学时已经三十出头了,可是他几乎还需要另外30年,来从事实验和计算以证明他那大部分凭直觉获得的初步知识。所有这一切发生在望远镜问世前的一百年。他的学说:太阳是恒星,地球和其他星球围绕着太阳转动的结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是自托勒密以来所未有的。

    这个概念回到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设想,但是《圣经》的根据是来自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学说。这一段的世界历史是十分奇妙的:崇拜一切神道的异教徒把地球看做一个星体,而信仰宗教的基督教徒根据他们对天堂的梦想,认为地球是世界坚实的中心。如果有人认为《圣经》的教义上有错误,因而这个信仰的前提也就站不住脚的话,那么提出这种看法的思想家一定要受到像对待魔鬼一样的严惩!但是德国知识界的革命鼓舞了哥白尼,他尽管已经60岁了,还是敢于以紧急的形式发表了自己的发现。如果教会决定把他逐出教门,那么他将与路德、胡登遭到一样的下场。

    但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狡黠的牧师会成员把他的书奉献给教堂,教皇请了很多朋友和所有的红衣主教到他花园来听关于他学说的演讲,而在这教皇身后继任的13位教皇都未能禁止这本书。而路德和米朗克松却反而马上出来反对哥白尼的学说,他们坚持,除了写在《圣经》上的是真理外,再也没有别的真理;赞美诗第14章也说:“大地是永恒的。”路德是主张宗教革命的,而当他看到别人采取实际革命行动时,他立即出来反对;现在又是这位信仰革命家的路德出来反对思想革命家哥白尼。

    孤独的查理————查理的银行家————帝国的勇士————皇帝的永别————查理与路德————查理之梦

    查理五世是最后一个在意大利加冕的德国皇帝。米兰、那不勒斯、勃艮第再度落入他手中,此后,除了差不多于同时侵犯墨西哥的克尔特以外,25岁的查理就成了当时世界最强有力的人物了。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候,土耳其进犯匈牙利,那么查理在对付德国改革运动中一定会轻而易举占上风的。

    但是一页珍贵的文件被保留了下来————看上去好像是日记本上掉下来的一页,从中我们知道这位不可一世的独裁者实际上处境是十分困难的。这是统治半个世界的年轻皇帝的一页日记。

    查理很快发觉自己处境孤立,他年轻时辅臣去世,身旁只有几位妇女,没有朋友,他的欢庆大典虽然极为庄严和丰盛,但却很冷清。公元1522年到1529年他住在西班牙,成了半个西班牙人。人们直接称呼他“尊贵的皇帝陛下”。他喜欢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浮华壮丽。他要求教皇给他派一位新习惯法专家出任教皇使节。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修建克伦纳达宫。这座宫殿虽然始终没有完成,不过人们已能见到善于夸张的罗马建筑风格取代了优美雅致的浪漫式摩尔大柱、游泳池和庭院。据记载,查理每天办公半天(也有的说用整天的时间办公)。此时,他脑海中究竟想些什么,我们可以从他自己写下的独白中看得一清二楚:

    要对每件事情做出决定可真困难啊!虽然我已绞尽脑汁,全力以赴,还是徒然。我看到,也意识到,时光转瞬即逝而不复返,我将会为自己留下什么光荣的回忆,直到现在我没有完成任何可以使我感到荣耀的事迹。正因为出于这个和其他的原因,我感觉不到,需要采取什么伟大的行动或者做些什么,在上帝保佑下,使我变得更强大,享受上帝赐给我的和平和安宁。改善我处境的最好办法是进军意大利。可能有人会以财力或国内安全为理由加以反对。为了避免麻烦,我看还是加快我与葡萄牙公主的婚礼,尽快地把她娶过来。她给我带来的财富应尽可能是现金。此外,我应考虑一下,同时提出香料贸易问题的讨论是否为上策。

    皇帝是在对自己说话。作为一个世界统治者,他在寻求自己的利益,作为一个求婚者,他考虑的是为自己的国库从殖民地搜刮财富。但是在这份独白中,他提到后来很快被证实的三件大事:信仰、雄心和爱情。查理和路德一样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任何意外的消息,不管是好是坏,他总是首先祷告使自己镇静下来。

    提香曾有幅不朽之作描绘了他和葡萄牙公主的婚礼,画上两个年轻人在塞维利亚为结婚而举行庄严的宗教仪式,这桩婚姻给他带来13年完美和谐的生活,他俩形影不离,直到她死去。他对她的美好回忆并没有因后来又结婚而冲淡。在他的中年,这位可以得到任何东西的世界统治者,几乎从不寻求其他的欢乐,也不要求宫廷为他作出什么安排,生活十分严肃简朴。

    查理五世肖像

    图为提香为查理五世所作的一幅肖像,作于1548年。在此之前,即1533年5月,查理五世曾授予提香最不寻常的骑士荣誉。

    查理五世征服突尼斯

    这幅雕版画再现的是查理五世皇帝进驻突尼斯的场景。随着奥斯曼帝国从地中海西部向非洲巴巴里海岸的势力扩张,意大利也受到了威胁。查理于1535年率兵征服了突尼斯,暂时结束了由土耳其人所支持的巴巴里海盗的袭击。

    但是即使这样,一位德国千年以来手中掌握着最大权力的专制君主也受到两件事或两个人的限制,有人也许希望每个独裁者都受到这样的限制。这两个人是他主持忏悔的神甫和他的财团银行家,只有这两个人可以向他通报实际情况。他甚至听任他的前任主持忏悔的神甫写信告诫他。

    “皇体海涵安禄,愿上帝赐福于你,消除陛下两个德国天敌:暴饮暴食和浪费时间。”一天早上皇帝看到了这个手札,第二天他收到了另一份手札,这是那个丝绸工富格尔的孙子写给他的。这份手札称:“这件事一定得说清楚,而且对陛下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没有我的帮助,您是不可能参加那次皇帝加冕典礼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为自己谋求好处。因为,如果我置哈布斯堡于不顾而支持法兰西,我本来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和利润,而他们确实是答应过我的。”对此,皇帝给他的一个知己朋友写信说:“商人们好像正在阴谋反对我,不为我效劳。不论在奥格斯堡还是别的地方,我找不到任何人愿意借钱给我,不管我愿意给他们多少好处。”这说明在查理的统治下,德意志还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这个独裁者不敢任意征用大财团的财富。

    提香曾被聘请到奥格斯堡为皇帝绘制巨幅画像。第一幅画像上的查理留着胡子,但看上去尚未成熟;第二幅,他站在一条猛犬旁,神情庄严而冷峻;第三幅,查理身穿甲胄,全副武装,坐在一匹黑色战马上。而最后一幅肖像画作于1548年慕尼黑,查理身后一片暴风雨景象,他身着黑色礼服,端正地坐着,点缀着金勋章,此时他的表情已是聪颖智慧,深谋远虑,没完没了的战争和痛风病加速了他的衰老。而且直到他晚年,他还要和他的大臣亲临前线督战。

    昔日宗教斗争的兴衰和它对国内战争的影响,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是十分枯燥无味的。利害集团藕断丝连的变化,今天你我合作,明天我他结盟,千变万化,但动机始终不变。人们继续谈论着宗教,而各个教派早已成为政客和军人手中强有力的工具,不过是听凭摆布的棋盘上的小卒而已。

    查理还有整个世界是如何看待战乱持续起伏不停缺乏中心思想的德国呢?假如土耳其在巴尔干没有形成经常性的威胁?假如他们不经常进犯德国一直打到施蒂利亚?他们威胁地中海,萨利姆和苏莱曼已经征服了埃及和罗得斯(南非),他们的船只经常在沿海骚扰掠夺,和古代游牧民族一样。查理终于不得不采取某些类似十字军东征的做法,征服了突尼斯,但是在进军阿尔及利亚前被迫挥师返国。

    就在此时,荷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暴动。这个国家只是勉强地接受查理的统治,因为他多少还可以算是本国人,但他的儿子腓力普不同于查理,他们断难接受腓力普的统治。加尔文教派,也可以说是改革派中的富人在国内已占上风,再也接受不了天主教宗教法庭或西班牙关于正直的概念。查理在晚年受到各邦诸侯的严重威胁,诸侯害怕查理或许能建立他们过去长期领受过的世袭君主专制。特别是萨克森选帝侯早已在决定性的斗争中,背叛皇帝,站到敌人的一边去了。查理在病中,如果不是一个军团的兵变,为其出逃打开一条道路,他就会在蒂罗尔被俘了。

    战争结束,他从前线回来,已是精疲力竭,几乎要垮台了。当他获悉有几个选帝侯,有先头部队勃兰登堡的玛格利夫已经把边塞城堡麦茨、土尔和凡尔登出卖给帝国的敌人法兰西亨利二世时,他不得不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查理想集中最后力量收复麦茨,但最后被迫退却。这位强大的胜利者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了。后来,他就决定退位。在得势的昌盛日子里,他曾答应他的妻子,在他们年迈时一定到修道院去退休隐居。这是一对情侣夫妻又是一国君主的罕见的诺言,这表明他们的灵魂是极为虔诚的。

    公元1555年,查理退位前签订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这表明经过34年的激烈斗争,德国国家的权力大大强于德国精神界的力量。根据奥格斯堡旧教派的信条,路德分子可以被容忍,而加尔文教派则不行。更有甚者的是,只有各级政府有选择信仰的自由,而个人没有,如违反这一规定就要受到惩罚。信教的诸侯如果参加新教就失去在教会中的地位。根据“在谁的国家里,信谁的教”的原则,诸侯有权决定信什么教,其结果是诸侯的力量得到了加强。路德的宗教斗争只取得一半的成果,而其政治斗争目标则完全没有达到。人民没有争得宗教信仰的自由。查理终于退位并且永远离开了德国。他自动放弃了权力,这是自从公元300年以来,主教管区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做过的一件事。他之所以放弃权力,不是由于革命的压力,而是出于智慧和信仰。

    查理举行庄重的仪式,摘下自己的皇冠。在布鲁塞尔,他把象征国家命运的金羊毛勋章授予自己的儿子。他穿着丧服,站在诸侯和贵族面前,又像是皇帝,又像是悔罪者,公开宣读了自己的退位声明:

    40年前,就在这座大厅里,我被宣布已经成年了。我发现基督教徒四分五裂,你争我斗,互相为敌!我到德国去了九次,到西班牙六次,到法国四次,到非洲两次,到英国两次。现在我的最后一次旅行将我带到西班牙。我现在已经精疲力竭。我的儿子和我的兄弟腓力普和费迪南将接管我的王国。愿我的儿子紧紧遵循父王的信仰,和平和公正。我过去常犯错误,有的是因为年轻,有的是因为任性,有的是因为软弱。但我从未故意地去伤害过一个人。如果我曾经对谁这样做过,今天我请他原谅。

    查理讲完了这几句话后,请他的高贵客人原谅他因为激动而流下了眼泪。随后,他就动身到西班牙的一个修道院去。

    但是查理终究还是皇帝,他并没有立即住进修道院小房间里去。他下令在圣·杰士特修道院的旁边修造一座小小的宫廷,大约在一年半之后搬了进去。查理似乎盼望与书籍和鲜花为伴,度过自己相当漫长而又安静的晚年,但实际上这种生活只维持了一年半时间就结束了。他召集了一些擅长歌唱的修道士,喜听他们欢快的歌声。在他隐居生活中,他并没有离开欧洲。他的医生是荷兰人,他的管家是西班牙人,他的侍童是德国人,他的机械工是意大利人,他的《圣经》是法文的,因为即使国王也禁止用西班牙文《圣经》。查理是在法语环境中长大的。现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又回到了他开始做祷告时采用的形式,这和路德临终前情况相似。他死时手中抓着一枚小小的十字架,他的妻子临死前手中抓的就是这枚小十字架。

    在这两位同时代的领导人之间是否真正间隔着一个世界?难道他们不是比他们信奉的教义和他们疯狂的信徒更能彼此容忍对方吗?难道他们不是彼此相互容忍了整整一生而长达30年之久吗?路德尊敬这位哈布斯堡的皇室后裔,年轻的查理,而查理把路德看成是他大臣手下的牺牲品。缪尔堡战役后,查理途经维滕贝格,阿尔巴公爵请示他是否把新近死去的路德的尸体挖出来毁掉,查理答复说:“我的敌人是活着的人,而不是已经死了的人。”查理确实是冷峻的,而路德是炽热的。前者是国家领导人,后者不是。一个终身为皇帝,而另一个始终是农民。

    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看来相距那么遥远。查理倾听这个修道士的申诉,不是装个样子,他也不仅是一次两次研究路德的小册子,并允许他妹妹成为新教徒。查理和路德一样,有着深邃的思想,解不透的问题和疑虑,他们两人一样都身患病痛。双方都动摇不定,表现在皇帝方面是与新教诸侯的联盟,表现在路德身上则在紧急关头给了皇帝的密使以小小的帮助。虔诚的皇帝赶走了教皇,路德则赶走了自己的朋友。皇帝因结婚而离开自己的孩子和亲属,而这位修道士和一个他并不真正喜欢的女孩子结了婚。双方都患有痛风病、肾病,使他们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上停止了斗争。双方都以修道院为他们逃遁之处,一个在年轻时,一个则在老年。双方都活得太长,一个痛苦的,几乎是苍白的自己的晚年。

    但路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而查理则不是。这位皇帝本来希望自己成为改革派的领导人,从而把整个德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但骄傲、传统和尊严,使这位皇帝不能像拿破仑那样,在回首往事时,敢于后悔。伊拉斯谟称路德主义为一大悲剧,而查理追求欧洲统一的努力恐怕也是一大悲剧。在10世纪,这个梦想是可能实现的,在16世纪不可能,而现在到了20世纪却再次有可能实现。

    天主教的西班牙————北方是基督教徒————荷兰————查理的后继人————大战肇始————法兰西

    现在,我们必须中断前言采用的叙述方式,利用这个空隙,简要回顾一下公元1600年左右的欧洲形势,使读者有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将努力做到不加渲染和不带个人偏见。

    腓力普二世像

    腓力普二世(1527——1598)从1556年起任西班牙国王。他支持正统罗马天主教义,他所发动的、旨在消除宗教异端的暴力运动,使西班牙领土在他死后四分五裂。

    此时的西班牙和法国决定了这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查理的儿子腓力普二世于1598年结束对西班牙的长期统治,标志着这一个时期的结束,而另一个人是直到1610年还统治法国的亨利四世。这两个大国冲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哈布斯堡皇朝和法国的不和而产生的。查理五世统治的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皇朝的疆土是连成一片的。哈布斯堡居民松松散散,领土面积广阔,将整个法国包围在其中间,而法国人民是很团结的。哈布斯堡力图阻挠法国向东扩张。当查理寻求联合,控制欧洲时,德意志诸侯、苏丹,甚至教皇和英国人等所有的敌人都站在西班牙的对手法国一边。在这个争夺欧洲,也可以说是争夺世界的斗争中,查理最后实际上是失败了。而且由于查理只将西班牙,没有将奥地利留给他的儿子腓力普,从而威胁了哈布斯堡皇朝对法国占据的有利地位。

    阿尔巴公爵的暴政

    这是一幅反映了西班牙阿尔巴公爵(1507——1582,西班牙统帅,1567——1573任荷兰总督,实行野蛮统治)暴政的图片。图片充分说明了芬兰人发动起义、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合理性。画中,阿尔巴公爵代表荷兰各省的人物戴上枷锁,正在接受魔鬼的加冕;与此同时,室外正在执行阿尔巴公爵对伯爵埃格蒙特和霍恩处以死刑的命令。

    最初战争的进程一直对西班牙有利。可是在腓力普消灭了他的法国对手以及与此同时也消灭了教皇后,他又干了什么呢?他让他的将军阿尔巴公爵向罗马教皇的敌人屈膝投降。腓力普是一位脸色苍白,神情忧郁,心怀虔诚的王储,在他身上父亲的坚定和聪颖都大为逊色,甚至他的头发和眼睛也不如他父亲的好看。他意志薄弱,时而失控,变得像疯人一样。打败法国人后,他就开始反对宗教改革。他的父亲临终前,手握十字架,死于修道院内。而他却常常在教皇与新教诸侯之间玩弄高级的政治游戏。这个苍白的腓力普将自己的睡床安放在卧室的一角,正好可以透过窗户看到高高的祭台,至今人们仍然可以在埃斯柯利亚看到腓力普的卧室。

    他初次的胜利使西班牙成为居世界领导地位的大国。西班牙竭力争夺荷兰和意大利的边境地区,再次把法国纳入自己的版图,即使将有着血缘关系的奥地利分裂出去也在所不惜。西班牙成为基督世界最活跃的大国。

    德国在各方面都在收缩;英国一度自顾不暇;法国也被削弱。这三个国家都由于宗教的斗争而不稳定。西班牙一度成为天主教世界的领导大国。随着自由主义思想的日益壮大,英国、法国、荷兰都发生过为反抗西班牙对欧洲的大举侵犯的起义,后来由于法国的宗教分裂,这些起义趋向低潮。

    威廉·奥伦治亲王像

    这是一幅19世纪的壁画,画中人物为威廉·奥伦治亲王(1533——1584),他领导起义反抗阿尔巴公爵在尼德兰的政权。威廉出生时为天主教教徒,但在他流亡德意志时(1567——1572)皈依新教。他因对宗教持宽容态度而出名。

    此后,西班牙越过法国,矛头直指英国。由于其他欧洲国家都被肢解,这两个最后的大国势将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从长远观点看,一方面也只有英国和西班牙有能力争夺制海权。这场斗争一直持续了二百余年。

    在另一方面的是法国,这个国家被分裂,战败,它的国土一再沦落为战场。但是它的未来仍然是广阔的。中央集权制和君主专制思想在这个国家里有着深厚的基础,几乎数个世纪以来,始终是无敌的。这样的国家制度似乎在长期陷于四分五裂的德国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像法国这样一个国家,又活跃,又富于智慧,看来一定会超过西班牙。

    但是,宗教的斗争再次动摇了法国。这样的斗争对于缺乏独立精神,因而根本不懂斗争或文艺复兴的西班牙是无法理解的。西班牙不可能出现起义和反抗,也没有种种的精神和讥讽扰乱这个国家。在法国充满着进步的渴望和对陋习的冲击,而在德国却掀起沉闷而灼热的感情用事的斗争。拉丁人清澈易懂的思想与条顿人暧昧的冲动欲望针锋相对的对立着。当改革的浪潮越过德意志边界时,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引起深入和普遍的骚动。加尔文教派的精神只对上层社会产生影响,而没有深入群众。在法国的斗争主要围绕在王室周围,而在德国则在普通老百姓中间进行。

    圣巴托洛缪惨案

    这幅16世纪的油画描述了于1572年8月23——24日晚发生在巴黎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情景。天主教徒杀害新教胡格诺教徒所引发的恐惧,使许多人对可能导致此类大屠杀的信仰的价值产生了疑问。

    法国的皇太后卡特琳·德·梅迪西不是法国人,这个人狡诈甚于聪明;是女性,更是一位实际的统治者;她甚至并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当她和胡格诺派(胡格诺派,通常用来表示法国加尔文宗信徒的术语。————编者注)头头结成联盟时,似乎从此铺平了和解的道路,这种局面是路德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沉默寡言的,看起来更像位诗人的海军上将科里格尼是位庄严的具有伟大性格的人,但是他十分讨厌西班牙,只是以天主教徒的名义与法国打仗。他寻求的是对法国的胜利,而不是对加尔文教派的胜利。其后果是在法国发生了与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一样的宗教战争。胡格诺派一半是由于通过谈判取得和平而遭到了失败,但形势很快又因荷兰的起义而又发生了变化。

    当时西班牙主要是通过荷兰与北方和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和联系。但是活跃聪明而又爱好自由的荷兰人,怎能庄严同意仅代表西班牙的拜占庭和西班牙的宫廷,利用荷兰作为通道对外经商呢?随着宗教的分裂在这个国土上引起了国内战争,而且这个国家成了反宗教改革的主要舞台。

    加尔文教派竟在荷兰胜利的兴起,这始终是件令人感到好奇的事。加尔文和德国独裁者比较起来,固然也是一样的严厉,缺乏幽默感和有欺骗性,但他的精神思想要丰富得多。他把充满欢乐的日内瓦城变成一座阴郁的大兵营,禁止跳舞、赌博、唱歌,违者受罚。他本人是在有可能遭到流放,鞭打和杀头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因为他攻击了罗马。尽管如此,他还是在一向欢乐和无忧无虑的荷兰人中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可能是因为耶稣会信徒在这一同时也在荷兰进行竞争,而他们却遭到荷兰人的敌视。其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西班牙人。如今在20年前,(这里,以作者成书的20世纪40年代为起点。————编者注)英国之反对布尔什维克,是因为英国反对苏俄,这两者之间有类似之处,不过动机却是极其复杂的。

    虽然在这三个国家的边境地区条顿民族逐渐占优势,但是荷兰却沿着斯海尔德河、墨兹河和莱茵河发展成为一个过渡性的国家,佛来芒人和法兰克人比较早就和德国人杂居并有渊远的历史,瑞士的三个民族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荷兰位于欧洲大平原上,而瑞士的大部分为山区,由于这一区别,两个民族的发展将大为不同。但是这两个国家都将仅有的两个日耳曼民族看做是自己国家的核心。就像早在400年前的瑞士人一样,从长远的观点看,荷兰人不会像其他的日耳曼人那样毫无怨言地承受压力。他们仅仅容忍了查理作为他们的领导,因为查理在很多方面与他们比较接近;但是他们注定会起来反对他的儿子,郁郁寡欢的腓力普。经历了数年的动乱不安,腓力普最后向荷兰派去阿尔巴公爵,企图一举消灭这个民族了事。这些所谓的异教徒遭到一切恐怖手段,在火与剑的镇压下屈服了。

    在这场斗争中,老查理的阴魂始终不散,早在这位皇帝死去不久,在他四个儿子和孙子身上就时刻反映出他的影子。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婚生孩子国王腓力普二世,脾气很坏,身体羸弱,这是世袭制的通病。他先和葡萄牙公主结婚,后又和一名英国妇女结婚,这两位女性很快一一死去。然后又娶一位法国贵族女人为妻,最后是和他奥地利籍的外甥女结为伉俪。这个人实践了哈布斯堡婚庆大礼,领略了西班牙杀人凶手的宗教仪式,这位面色苍白,一脸奸相的帝国统治者一生的成就仅在于这个西班牙世界帝国在他死后才四分五裂,分崩离析。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巴马的玛格莉特却美丽出众,形象光彩夺目。她是查理22岁时与一位可爱的荷兰女人生的孩子。查理临死前,授予她最初八年治理荷兰的行政权。她与巴马公爵所生的儿子是另一位具有极大魅力的人物。这位查理的外孙亚历山大·法尔奈赛是当代的大将军之一。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查理与奥格斯堡巴巴拉·波隆姆贝格所生的一个孩子,是为奥地利才子约翰先生。巴巴拉·波隆姆贝格是查理的情人中最漂亮的一个。腓力普,也就是他们合法的兄弟和叔父对这三位出身高贵的非婚生亲戚非常妒忌。但是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这种情绪。他非常担心,他父亲的天分丽质在他们的身上有所表现,尽管他是可以利用他们的。当他发现玛格莉特对荷兰人过于放纵,在其他方面也不合自己的心意时,就把她召回,并派遣可恶的阿尔巴公爵去代替她。阿尔巴公爵对奥伦治贵族的崛起是不悦的。荷兰人英勇战斗,打败了阿尔巴公爵,迫使他答应还给荷兰人为之奋斗三百年之久的自由。莱顿城也就是在这次斗争以后出了名。因为当新执政的君主奥伦治亲王征求他们意见,是愿意免税还是奖励一所大学,以表彰他们在战争中的功绩时,他们选择了后者,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遵循这种精神,最终给国家和城市带来了好处,是多么明智啊!

    这三个非婚生的孩子就是这样努力表明,在他们的血管里流着查理的血液,而婚生的儿子最后终于毁灭了自己合法的继承权。这使我们再次认识到,天才继承的最好途径是爱情的,而不是婚姻的结合。

    公元1570年左右在法国土地上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其性质一半是宗教的,一半是权力的再分配。这场战争分别以西班牙、英国和法国轮流获胜而告终。这次战争包括著名的科利克尼大屠杀,这是执行卡特琳·德·梅迪西皇后的命令,而科利克尼是她手下的杰出大臣。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发生在1572年,在巴黎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仍然摧毁不了胡格诺精神。此时是天主教反对宗教改革的高潮。

    今日的德国独裁者一心想增加人口,同时又抱怨缺少生存的空间。但是1580年的数字表明,相对来说人口不是十分重要的。当时西班牙有700万人口,法国为1700万人口,但是法国还是被西班牙击败了。荷兰和英国的人口分别为300万和400万,他们还是给强大的西班牙和人口比他们多五倍的法国,制造了很大的困难。16世纪时的英国很大,德国很小,但这只能怪他们的亲王自作自受。

    几乎与腓力普二世同时在位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不得不忍受改革带来的一切后果,因为她的父亲为了她母亲的缘故参加了改革运动。当时她拒绝了最强大的国王腓力普的求婚而赢得了信誉,她后来又使腓力普依赖她,最后又被她打败。虽然英国人讨厌腓力普,但她狡猾地与腓力普结盟,共同打击敌人法国,并且还在此同时与代表人民的议会合作。

    当决定性战役来到时,这两位统治者腓力普和伊丽莎白均已年老。1588年初,著名的西班牙阿尔马达被年轻新生的英国舰队打垮。即使当代人也看到了这一事件的意义:这是两个民族————条顿人和拉丁人;两种生活道路,以及旧教会和新信仰,专制主义和新兴的民主制之间斗争的伟大结果。

    与此同时,荷兰联合王国作为加尔文教派王国只得到所谓的七个省的支持,不过事实上加尔文教派已成为多数派。荷兰发展迅速,并且在商业和航海业方面成为可与英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大国。

    在这两个新教自由派条顿族海上大国之间,一个天主教,大陆的,甚至是专制主义的拉丁国家逐渐的强大起来,它不是敌人,而是同盟者。它是全欧国家未来的样板,这个国家就是民族主义的法国。在亨利四世领导下,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重新站立了起来。1598年,亨利和胡格诺派在南特实现了理性的和平,树立了克制忍让的榜样。200年后,为法国人民重新发现,并且作为大革命的三个口号的基础。

    波希米亚和哈布斯堡————真正的原因————出现华伦斯泰因————出现古斯达夫·阿道夫斯————逸闻————华伦斯泰因被暗杀

    腓力普逝世20年后,德国爆发了一场战争。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场战争竟会延续30年之久。在这以前,几乎有两次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只是由于看到这场战争的破坏性而避开了。这是一场彻头彻尾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的政治战争,一场由国内战争发展为世界性的战争。这是一场涉及经济、朝廷,而没有涉及宗教的战争。16世纪当权者虽然自称为天主教联盟或新教联盟,但这不再是信仰的区别,任何一方都没有为宗教殉难的英雄或烈士。贪婪和野心是决定诸侯们参加哪个阵营的主要出发点,战争中产生的二三名将军或元帅不过是出钱雇佣的军人,他们在财和利的诱惑下,经常改变旗号。这在当时深深震惊了欧洲并且至今仍有其影响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与思想信仰毫无关系。斗争的进程和结局,对于一百年前由于理想不同而造成的对抗派别之间的斗争,也没有多少影响,而在整个德国战争历史中这次最为著名的战争,给后代带来的影响要远比改革运动造成的影响为小。

    让我们暂时停止列举那些创造历史的公爵或侯爵,再把目光转向人民,首先是热爱自由的捷克人。他们又一次像两百年以前在胡斯的领导下一样,发出了反抗的信号。这一次不同于荷兰,一开始并没有组织国家的联盟,只是一部分波希米亚贵族反对另一部分贵族,直到奥地利的其他公国支持新教反对奥地利的天主教皇帝,形势才发生了变化。这些皇帝早已不去罗马朝圣,可是至今仍像五个世纪以来的先辈一样,自称为“德意志民族罗马皇帝”。而这些皇帝早已因皇室由哈布斯堡家族世袭而成了奥地利皇帝。家族中西班牙支系现在已完全脱离,腓力普统治了西班牙,斐迪南则在奥地利。尽管他们有着一大串称号,但可以说,自从1560年到1803年以来,这些皇帝实际上只统治着德国很小的一部分土地。早在17世纪,奥地利和普鲁士就开始发生显著不同的变化,这一对立面导致了18世纪伟大的战争,并在19世纪产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有利于普鲁士的变化。但是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王国失去的越多,在别的地方占领的也越多,最后哈布斯堡成为统治多瑙河的伟大帝国,讲着八种语言。

    这场起义引起一场持久的战争,其起因是波希米亚把两个皇室官员从布拉格城堡窗口扔出来。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就像1914年6月一位皇太子遇害而引起了一场酝酿已久却一再被推迟的世界大战一样。

    第一次战役发生在1620年白山附近。享有领地王权的公爵波希米亚国王被打败,他在皇帝军队到来以前,仓促逃亡。这一决定性战役只延续了一小时,就像玻利维亚战胜秘鲁一样的迅速。斐迪南皇帝获胜后,大施淫虐与杀戮以此来发泄他的怒火。只有贵族可以幸免绞刑和肢解,但一律予以枪毙。波希米亚的起义是由贵族发起的,而荷兰则不同,起义并不仅仅是由贵族发起的。

    只是为了争夺战利品,使这场在一个小时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纯地方性战争,发展成为30年的战争。皇帝获胜后,当年的一些大国都想掠夺和破坏德国。特别是英法两国想利用这个机会,以荷兰为钓饵,向双重君主专制的哈布斯堡皇朝发起进攻。丹麦国王在英国金钱支持和新教诸侯的纵容下夺取了易北河和威悉河上的立足点;瑞典更有理由以宗教信仰为借口进行干预。各个大国就是这样以小国摄政王的身份侵犯了德国。德国没有人为保卫完整的帝国而斗争,这就使法国得以实现肢解德国,继承西部地区统治权的愿望。

    上述这些都是实际主宰这场伟大战争的动机。德国之所以没有成为外国君主和军队的玩物,主要是因为它有两个信念,但是它又缺乏民族感情,因而诸侯你争我夺,互相对立,历来如此。他们并不是为了宗教信仰不同而造成德国的四分五裂,往往是为了一小片土地而互相嫉恨,宁愿看到在外国统治下纷争四起,也不愿意自己的堂兄或表弟多占有一分土地。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发生过如荷兰那样的真正的人民斗争。自从围绕着宗教信仰的争端平息以来,德国忠心耿耿的臣民俯首帖耳地追随自己的君主,信奉同一的宗教,现在又追随自己的君主打仗,至少不反对进行这样一场雇佣军人进行的战争。法国独裁者里齐林利用德国诸侯的唯利是图,后者又反过来利用外国势力,扩展自己的地盘。德国各邦君主的根深蒂固的妒忌心理和德国臣民固有的驯服观念,这两者对帝国的崩溃起了无法估计的作用。

    在这些战役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阿尔勃莱希特·冯·华伦斯泰因(1583——1634)。他是半个德国人,半个斯拉夫人,祖上家世不明。他似乎是一位波希米亚妇女和一位波希米亚官员后裔的儿子。在宗教方面也和他的家族一样含混不清。父母死后他被耶稣教会收养,因而成为一名新教徒。而实际上他什么宗教信仰也没有,他相信的是占星术,而且比当时的人们更为笃信。在这位星术学家和军人身上显示出来的力量和想象的结合,以及他的性格,均表明他是一个德国人。德国国家权力与思想精神的斗争体现在他身上是诡计多端。

    依靠自己的天才与刀剑的华伦斯泰因堪称第二个没有戴皇冠的独裁者。他在开普勒时代占卜的一卦倒是很可能适合今天的独裁者。这个卦的内容为:“冷酷无情,六亲不认,刚愎自用,对下苛刻,爱财如命,善于欺骗,行动诡诈。”只有最后一句话,“大部分时间沉默寡言”不适合他今天的继承人。

    此外,华伦斯泰因用两次结婚女方带来的钱进行高利盘剥,无所不用其极。白山战役之后,他竟成了波希米亚最富有的地主。此时他四十岁左右,已跻身于弗里德兰诸侯的行列。他甚至可以靠自己的钱财而不是他的业绩建立和豢养一支军队,并以此与皇帝抗衡,后者正是在财力和兵力方面大感不足。因此他在打胜仗之前就获得人们的敬畏。他那不可思议的性格给德国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的神秘的占星术或许有些道理,但他也多少利用自己的权势,推广他的占星术。德国的第一个独裁者就已经知道如何把神秘主义和宣传结合起来。由于他出身门第不高,因此不受诸侯家族间争权夺利的影响,眼光不局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他关心的是整个帝国。有时他甚至自己想当皇帝。他密切关注建立了世界超阶级君主政体的里切尔。耶稣会也教育他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斗;他坚信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帮助他达到他的或者他的帝国的目标。

    华伦斯泰因像

    华伦斯泰因(Albrecht Wenzel Eusebius von Wallenstein,1583——1634),波希米亚军人和政治家,“三十年战争”期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统率。他与皇帝的疏远及策划政治军事阴谋活动导致他被暗杀。

    古斯达夫·阿道夫斯像

    古斯达夫·阿道夫斯(Gustav Ⅱ Adolf,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奠定现代瑞典国家基础,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欧洲强国。他生前改变了德国的历史进程。对“三十年战争”的干预保证了德国基督教新教的幸存。今译作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

    他和地地道道的独裁者一样,嘲笑那些拘泥于传统偏见的军人,他宁愿利用时代的弱点,而不是健全时代的社会。他变幻莫测的犬儒主义,加深了他用战争养活战争的思想,而当疑心重重的皇帝问他,波希米亚能否养活2万人时,他确切地回答说:“不是2万人,而是5万人。”他在德国北部取得了一些胜利后,力争皇帝加封他为梅克伦堡公爵,并把战争一直推到波罗的海。嫡系的诸侯对这个自命不凡的暴发户成为德国公爵,非常不满,他们威胁皇帝如不罢黜华伦斯泰因,他们就要倒向法国。皇帝是靠这位令人难以捉摸的暴发户将军的借款支付军饷的,他像一般债户一样,设法找些借口,摆脱了这位不受欢迎的债主。就在这时,瑞典国王引兵踏上了德国的国土。

    古斯达夫·阿道夫斯(1594——1632)与阿尔明宁斯、巴巴洛萨以及兴登堡一样,成为得到德国人民相信的杜撰的历史传奇人物。他们都是蓝眼黄须,身体魁梧的想象中的英雄。古斯达夫·阿道夫斯闯入了德国的漩涡,人们把他比作“午夜狮子”,说他杀敌如麻,只见他冲进敌人重围,左右敌人纷纷倒下,而自己却兵不血刃。只有一点,就是他的矛头究竟是指向谁,老百姓并不了解。这位年轻的诸侯,一位救星突然在波美拉尼亚登陆,与他的当代人罗汉格林或威尔逊的登陆,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但是当他长驱直入德国时,惊慌失措的却是新教的亲王。

    眼看沿海海岸线受到威胁,除了进行干涉以外,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但是由于瑞典此时在三个宗派的亲王中都有敌人,因此对瑞典来说,这位带着新教刀剑的圣使显然是它的伟大保卫者,好比是红衣主教里齐林,或是教皇,或是苏丹王。瑞典国王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他一点儿也不希望宗教改革运动获得胜利。自从华伦斯泰因作为重要的对手出现在德国政治舞台上以来,国王立即解除他的职务,而他则勉强地退休了。华伦斯泰因的新教亲友们只是在他取得胜利才决定参加他的行列。而现在,北德一再取胜,大踏步向南德进军,皇帝重新召回了华伦斯泰因。

    华伦斯泰因比瑞典国王大10岁,他用占星术已卦算到他们两人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他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命运,荣誉和子孙后代,一旦祖国需要,他立即被委以重任,打击瑞典的国王。素负美名的瑞典军队在莱茵河一带和巴伐利亚州大肆蹂躏,比皇室的雇佣军更有过之而不及。这两个军队在纽伦堡附近对垒两个多月,像两个大赌鬼一样,在决战之前还看不出谁胜谁负。

    随后,瑞典在吕赞发起进攻,并且取得了胜利。但是在1632年另一次战役中遭到失败,从而决定了瑞典国王一生的命运,他的传奇也随之开始。这位国王一头美发,像骑士般的潇洒,特别是他在取得胜利后死去,更为德国的诸侯树立了榜样。这些诸侯没有一个亲自上过战场,手执武器,为人民的荣誉而死。残酷的战争已使欧洲一些国家君王死在战场上,可是没有一个德国皇帝,几乎也没有一个亲王英勇战死在战场上。两位英国君王死于战场,其他四位被暗杀或被绞死。法国六位君王遭到同样的命运。经历了上千次战役的年代中,德国统治阶级没有一个人在敌人面前倒下,只有革命者和异教徒遭到杀戮,仅仅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德国人民效忠的那些人的为人。

    胜利的瑞典国王死去,吃了败仗的华伦斯泰因成了战场上的幸运儿。现在他的对手死了,他本可以倒向瑞典军队,联合起来反对皇帝。可是他却溜回波希米亚,整个冬天在家中闭门不出,闷闷不乐。此时,他与三个新教领导人秘密谈判,显然是为争得波希米亚王权。但是他已年近五十,体力不支,精神不振,他再也不能骑上战马,驰骋疆场,而且他的痛风病可以说明他的生活可能过得太优裕了。他的财富都是通过婚姻带来的。皇帝始终对他心存疑惧,最后就如一般弱者经常采用的手段,将华伦斯泰因暗杀了。但危机并未因而消失。

    德国失去土地————荒芜————科迈尼奥斯————开普勒————上帝就是几何学

    随着两个迷人的对手在暴力肆虐下从舞台上消失,悲剧达到了高潮,整个情节也开始松懈。战争的后半阶段表明,德国交战的双方都已经精疲力竭,没有一方能取得胜利,因而法国成为战争的胜利者。

    里齐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在国内镇压加尔文教派的同时,就开始给德国新教徒以重大的财政支援和许诺。他将这一切称之为“德国的自由”,并且以这个名义支持德国各个阶级的愿望和特权,以反对德国的皇帝。法国继经济和政治援助之后,很快派出军队直接干预,因此在战场上一方面是天主教的法国反对天主教的德国皇帝;另一方面是萨克森、勃兰登堡和丹麦的新教诸侯反对新教瑞典,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战争”。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德国土地上,并且延续了好几十年。这并不是仅仅因为德国的诸侯缺乏民族感情,德国的士兵也是如此。

    德国士气的衰退,即使在那时,也像今天法国的士气下降一样,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个国家军队的士气是很易于波动的。法国曾经一度使世界很失望,几乎只有五十年不到的时间,就使著名的拿破仑军队下降到他侄子统率的那种残兵败将的水平。即使在“施瓦本战争”中,德国人也无力抵抗瑞士那样小小的部队。华伦斯泰因将胆小怕死的军人一律交军事法庭审判。德国士兵一向有着好夸海口,不敬神灵,身强力壮的美名,但是军人的荣誉仍属法国居先。

    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德国历史倒退两百年。直到公元1800年左右,德国才重新恢复到1600年左右的繁荣水平。1648年经过数年准备以后,《西伐利亚和约》终于最后签字,但宗教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开普勒像

    开普勒(1571——1630)是德国近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以数学的和谐性探索宇宙,在天文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开普勒是继哥白尼之后第一个站出来捍卫太阳中心说,并在天文学方面有突破性成就的人物,被后世的科学史家称为“天上的立法者”。他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行星运动三定律,即开普勒三大定律。

    从政治上看,这场大战对帝国来说也是失败的。各个社会阶层在战争中都受到削弱,唯独诸侯的权力增强了,而自由则受到了限制。每个公国和每个诸侯在帝国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办事。无论是皇帝还是帝国议会均没有得到加强。唯一新鲜的事物是诸侯的特权被写进了法律。德国教授认为,这种对诸侯俯首帖耳的态度,日后遭到了世界的蔑视。德国人确实是习惯于服从的,但是用歌德的话来说,德国人总是努力求得每件事的精确性。正由于此,当国家提出某项要求时,德国人总是寻求一个能向其保证一切井然有序的人,而这个人必然是一位专家。除非德国人知道,制造大炮的钢材允许有5%的哲理,否则他们的内心总是不安的,如果不是由一位教授出来武断地证明,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德国人宁愿追求一个水平较低的目标。因而此时有个名为普奋道尔夫的宪法专家被要求出来证实,为什么诸侯的特权大于皇帝的特权,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路德的精神高于德国市民的道德观念。

    战争给德国在宗教上和政治上带来了消极的后果。为了满足外国大国的要求,帝国穷困了,领土面积缩小了。帝国第一次放弃了大片土地。瑞士和荷兰在这次战争中取得了独立,摆脱了从属德国的地位。荷兰是这次战争中唯一发了财和力量得到加强的国家。法国得到了阿尔萨斯和在莱茵河右岸永久驻军的权力。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语言和各种影响渗透到了德国。德国皇室非常适应法国的生活情趣,很快每个公国都希望成为“小太阳王国”。这一切都发生在1650年左右。在此后的一百年内,对德国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既有好的,也有坏的影响。或许就是这场大战带来的最有影响的后果。

    无论如何,和约迫使德国撤离沿海地区。所有河流的入海口被没收;大片沿海地区落入瑞典和丹麦之手;但有三座波罗的海沿海的德国城市保留了下来;内陆锁闭的德国只能在非德国人监督下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德国无权分享任何新发现的殖民地。“三十年战争”的后期,1300万人口的王国只剩下400万人口,12000个地方遭到了破坏。1635年,在沃尔姆斯大量尸体被挖掘出来烧掉。据编年史记载,甚至发生过啖食人肉,屠宰儿童的惨事。

    1632年,纽伦堡当局允许天主教神甫结婚,同时建议世俗男子娶两个妻子,以增加人口。纽伦堡被梯里占领后,这个领地的人口只剩下原有人口的2%。“汉萨同盟”也瓦解了,德国南部城市失去了与意大利的联系。此后一百年内,莱茵河上商业萧条,人民依靠滥伐黑森林,将木材扎成筏子飘往荷兰为生。贫穷的商人向士兵收购偷来的钻石和金子,违法的货物贸易,完全败坏了商业道德。

    在这方面,历史学家特别推崇绘画作品的描绘。德国经过“三十年战争”后满目疮痍,人烟荒芜的景象跃然纸上。今天,任何报刊文章都难以反映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只消看一下1940年波兰的状况,就足以证实这个看法。

    一般的规律是:在政府软弱无能时,思想精神界则十分活跃。如果有人在干旱的东非草原上旅行过,就一定会记得,当他突然看到在金合欢树簇中,一道金色光束照耀下,一朵小红花似乎在看不见的春天力量催促下嫣然绽开时,那种惊讶和欢乐的心情。在这狰狞的岁月中,也有两朵奇异的花朵含苞欲放,它们代表了受迫害的逃亡者,其声名大大超过迫害他们的权势人物。这两位都是革命家和人文主义者,他们依靠自己的头脑和心灵创造业绩,不受形势的左右,具有不朽的生命力。

    科迈尼奥斯(1592——1671),这位德国最伟大的教书匠,本是捷克人,犹如艾拉斯姆斯,通过自己事业而成为德国人。他是新教徒,被迫从德国南部逃往波兰。后来又被召至伦敦,正值伦敦发生克伦威尔革命,在一位荷兰商人帮助下,逃到了瑞典。法特把他送到南喀尔巴阡山,后又返回波兰。但是他的住房在一片大火中烧毁,他失去了所有财产,再次逃亡荷兰。此时他已年逾花甲。这位伟大的流亡者在往返于六个国家的逃亡生活中,不断传播称之为“泛知识”(Pansophy)的思想和来源于大自然和文学的百科知识。他主要致力于研究语言和直观教育法,在战火纷飞的枪炮声中,他把欧洲青年从冷酷的形式中解放出来,使上百万人受益匪浅,但是人们却不知道他的名字。

    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崇高的精神是全体德意志人的,这种精神从来也没有面对迫害而屈服过。

    约翰·开普勒(1571——1630)生活在战争的年代,是一位空想家和数学家。但他远不是只埋首于自己书堆里的人,他经常遭到政治迫害和人身攻击。他是个早产儿,先天体质虚弱,父母经常吵架,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父亲是施瓦本一家小客店老板,经常像对待小伙计一样对他拳打脚踢。最后由于他考取了奖学金才得以进入大学。他一有空就在附近教堂做些杂役,以弥补收入之不足。他后来制作历书,以预测准确而获得格拉茨市立学校“数学兼品行讲师”的职位。旋即因积极从事新教活动被学校赶走,此时他应当时最伟大的天文学家第谷·布莱赫的邀请,去布拉格协助制作新的天文图表。不久第谷逝世,他给开普勒留下他积累20年的资料。

    一度曾因是新教徒而遭到天主教迫害的开普勒,后来像一个世纪前的哥白尼一样遭到迫害,这是因为他在天文学上的发现,得出背离《圣经》的结论。不过,当所有的新教官员被驱逐出奥地利时,开普勒却幸免于难。这并不是他从事研究的成果,而是心神不安的皇帝鲁道夫,需要他作为星相家留在身旁。虽然其他诸侯经常求教于他,他并没有因而发财或获得安静,后来终于由于进一步的迫害而逃亡巴伐利亚。他在一份辞去星相家职务的报告中说,他这个不受拘束的天文学之子,从未领到过工资,还要赡养年迈贤明的母亲。尽管生活在拮据之中,可是他还拒绝到英国或意大利去。他说:“只要德国不嫌弃我,我将永远忠于德国。我生为德国人,在德国长大,我只希望在有德意志风俗,充满自由思想的王国中生活。”在德国思想史上很少见到如此崇高出类拔萃的语言,似乎要为那些由于缺乏精神自由而被放逐和受苦的成千名德国人赎罪。

    开普勒在流亡过程中发现了三条定律,后来由牛顿进一步完善,并且以开普勒为命名。三个新发现为哥白尼的理论补充了科学基础,为第谷·布莱赫的数学天文学补充了物理天文学部分。开普勒的望远镜强度不高,只有今天看歌剧用的望远镜的度数。因而他获得的成就更是令人敬佩,莱布尼茨盛赞开普勒为“无与伦比”的人,这是无可厚非的。

    开普勒不同于其他的皇家天文学家,在于他同时又是位诗人和神秘主义者。这与他的学者身份不但不抵触,而且非常吻合,正是这一点,表明他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他比伽利略更为热忱,他深深地沉浸在天体音乐之中,通过观察天体的运行,他奠定了自己关于宇宙的观点。他似乎是处在宗教斗争的中心,以德国人特有的想象力,结合数学进行探索,他实际上是代表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实体。以哥白尼的标准衡量,俗人开普勒是相当虔诚的。他曾经希望用专门的篇章来证明他的前人的观点与《圣经》是完全一致的,但当他的作品付印时,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骚动,他将这一篇章抽了下来。

    开普勒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其探索的精神超过哥白尼。开普勒引用柏拉图的话说,上帝就是几何学,但他又不仅仅通过几何学来表现自己。他指出,上帝在自然方面显示的作用,是使行星形成充满生机的实体,以几何形式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并以听得见的音乐形式表现一切基本事物。他号召音乐家追随自己,因为音乐家最懂得和谐,而关于行星的运动方式,他在论述数学的篇章中,是以这句话开始的:“现在,天王星啊,我们现在需要更丰富的音调!”

    这位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就是这样不断地研究和探索从行星到音乐等一切事物,开普勒以最好的方式刻画了德国人的形象,他在自己行动范围内从未逾越过。

    1630年11月,当诸侯们在拉蒂斯波帝国议会上为财产争吵不休时,就在离他们数步之远一座简朴的房子里,这位名列最伟大的德国人闭上了他那曾经深深穿透过太空的眼睛,开普勒身后遗留下22个弗罗林(Florin,当时德国的货币名称。————译者注)和一匹仅值11个弗罗林的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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