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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国家与精神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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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曼思想。他写道：“一旦专制君主政体占领阵地，他们就可以做任何他们愿意做的事情，发动战争，而让那些小心谨慎的法律工作者，为这场战争是否正义而忧虑吧。”
这些话对德国人很悦耳。这位统治者不仅违背了他的协议，而且在理论上否认它有效，嘲弄法律。这样的统治者，只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人民的偶像，才不得不自称为“国家第一仆人”。一位研究哲学的专制君主，只有回过头来承认武力理论，才能平定普通德国人的内心————这位独裁者解决了一个道德问题，并且得到很多教授的肯定。一旦令人敬畏的政府本身宣布，不能单靠法律来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老百姓也可以根据这个理论从事活动，同时星期天可以问心无愧地到教堂去做弥撒。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热衷于为他们的领导人撰编传奇，说他既能舞剑，又会吹笛；在战场上他英勇善战，对音乐他又能谱写奏鸣曲。现在他隐居在音乐天地里，而又那么民主，平易近人；他之所以没有孩子，就是因为他太专心致志于他的著作了。
一个以改革家面目出现的德国君主，最后在关键时刻堕落到采用武力；一个同样以改革家面目出现的德国平民，最后在武力面前屈膝投降。甚至最杰出的德国人，在武力面前也背叛了思想信念。路德和腓特烈都不过是最突出的例子而已。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封锁线”————象征性的胜利————歌德的预见————德国上空的乌云
腓特烈逝世三年之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歌德曾经把这次大革命说成是法国的需要，但是在德国并没有引起反响。确实，革命的起因纯粹是法国的————法国人民要求“太阳王”的子孙偿还欠债。这种时候，统治者的功绩往往会被遗忘，因为他们的业绩早就被他的子孙后代破坏殆尽了。我们已经习惯于称法国为革命的国家，但不要忘了，发生在1789年的这场革命是第一次堪称为大革命的革命，它并不紧接在英国革命之后，而是发生在英国革命一个半世纪之后。
这场革命之所以具有不可一世的威力，其中一个因素是，它不仅在政治上，并且还在社会秩序上，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动。法兰西，这个古老的王国，一夜之间变成了欧洲的第二个共和国（瑞士是第一个）。在上百个绝大部分在德国土地上当了统治者的亲王中，突然有一个普通的穷人，在其中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掌握了政权。还有比预测一个皇室的迅速恢复更鼓舞人心的事吗？比如英国，在查理被处决后不久，皇室很快就恢复了原状。如果每个人都对别的国家的事等闲视之，那么亲王们的安全就无保障可言。
法国大革命前夕
到1789年仲夏，民众对王室已普遍产生了敌意，到处流传着国王的军队已受命将突袭首都的传闻。该插图描绘的是7月12——13日夜晚，巴黎大街上发生的动荡局面，7月14日攻打巴士底狱将其推向顶点。
德国的贵族胆战心惊，但是德国人民又做了些什么呢？作为一个邻国，他们预感到了什么，还是像其他一些邻国那样前后不同地参加了这场革命？从社会角度看，自由在这两个莱茵河畔的国家不同样受到了镇压吗？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情况在德国更为严重。但是德国人民在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面前做了些什么呢？
他们保持沉默。他们继续俯首帖耳。他们被派去与实际上地位同自己十分接近的雅各宾派打仗。在德国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重大的起义斗争。亲王的地位，甚至一个普通的地主，都没有受到威胁。
作为一场政治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堪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这里我们只从这两场革命对位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德国的影响进行比较。
革命期间，这两个国家的邻国中的富有的保守分子无不为自己的安全担忧，他们害怕破产，害怕唤起本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害怕觉醒的重新恢复活力的人民从侧面来进攻。当法国的财阀巨富遭到杀戮时，他们在德国的家族亲戚难道不发抖吗？长期以来，法国历代君主借边界之便，多次蚕食德国的领土，革命阶级难道不能也用通过开放的边界，扩大他们的影响吗？从思想影响判断，德国的富有阶层和贫苦群众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还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与1920年左右对待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情况差不多。德国的思想界，至少在开始时，是站在革命与自由这一边的，而几乎所有的德国皇亲贵族是反对这场革命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思想精神界与国家权威之间是如何决裂的，关于人文主义者在16和17世纪的情况，我们前面已经有所叙述，18世纪这方面的情况发展到了高潮。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当德国军队，在德国亲王的领导下外出作战，有时甚至在国外打仗，这种情况，至少在开始时，德国本国的知识分子也为之欢呼过，如歌德、席勒、康德、费希特、荷尔德林、赫尔德、维兰德以及让·保尔。
开始时，驱使德国统治者们这么做的动机是很不一样的。腓特烈的侄子及继承者，腓特烈·威廉二世（1859——1941）出身于名声很坏的霍亨索伦家族，他希望从混乱的法国手中争得莱茵河边的土地。维也纳的君主则希望帮助他的受难中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但是当法国人从秘密的途径知道，国王夫妇希望奥地利派兵到法国来，然后确实准备双双出逃时，爱国者的气愤就直指皇帝本人和他的儿子弗朗茨二世，“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就此最后终结。
此时，许多小公国觉得法国大革命对他们的威胁比普鲁士的威胁更大。大战之后，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这些特权阶层觉得把自己置于法国的庇护之下，比置于帝国之下更为保险。但是，他们现在意识到，法国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盛世之后，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法国人民觉醒了，这场革命非常可能蔓延到他们的领土，反对容克地主和教会。这真是对他们背叛自己祖国的最理想的赏赐，但是，正像历史经常出现的那样，这些后来受到历史审判的王公贵族，在当时却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巴黎国民大会”开始时还答应凡被没收了土地的大大小小的地主给予赔偿，但并没有收到效果，莱茵地区的地主和资本家还企图反抗。他们同意给从法国逃亡出来或被驱逐出来的贵族地主避难权，并在科布伦茨成立一个反革命中心，从而证明了阶级的利益从来是超越民族利益和无国界的。
现在，这些结合一起的德国皇亲国戚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害怕世界革命。即使在那时，他们也采取欧洲在一百三十多年以后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所采取的同样手段————封锁线。如果7万名工人、职员、失业者包围了巴黎郊区圣·安东尼，那么其他首都也会出现同样的事件威胁统治阶级的安逸生活。当法国第三阶级终于在一个8月的夜晚，以激烈的手段，一举废除了刑法、什一税等封建特权，德国三百多个公国暴君的脚下也开始颤抖了。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就起来干预，结果是，德国封建制度破灭了，但这却不是在一夜之间，而是经过斗争的六年之后。
曾经是死对头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共同的利益面前携起手来，结成一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在以后的历史中也会再次出现的联盟。宣传甚至在那时也是起作用的，上了年纪的布伦斯威克公国君主在一份声明中发誓要把法国夷为平地，以保卫基督救世主。这是法国起义的总信号！法国处在危急中！所有的青年人都走上街头，不朽的“马赛曲”旋律第一次在斯特拉斯堡上空飘扬。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了，四个月以后，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支人民军与专制政府部队作战。
也在此时，当受到俄国支持的德国联合部队在莱茵河畔遭到法军打击时，俄国借机侵犯波兰。俄国人在波兰第二次（1793），第三次（1795）遭到分割中违背了与盟国订立的诺言，但这些盟国自己也经常背信弃义。玛丽亚·特蕾西亚已去世，再也无人为干这种勾当而感到羞愧。
但是，在这场冲突中获胜的并不是法国的战争机器。这架机器武装配备很差，经常遭到可耻的失败。在瓦尔米的战斗中，获胜的是一种热情，是震动千百万群众心灵的伟大的狂热，是在长期压迫下为争取自由的感情，这种从内心迸发出来的感情，取代了腓特烈的虚荣心，取代了结盟国的贪婪；它要求出击，而且往往取得胜利。这种感情竟维持20年之久，致使德国贵族在此期间得以继续反对新生的法国。
但是，我们还是忘了瓦尔米战役中青年将领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战略战术。即使今天，当阿尔贡隘口再度成为战场时，也无人会记得1792年9月的一天。一切都无影无踪了，但有一句话却永垂青史，因为这句话与整个世界形势有关。
当时，歌德是魏玛公国的大臣，而且也是魏玛君主的朋友。他经常参加德军司令部的会议。他担任一部分战地通讯工作，但更多的时间是观测和思考问题。这天晚上，战争的形势已略见端倪，法国人将取得胜利，所有出席会议的将领、公爵都垂头丧气，并且被战况的急转直下震惊得手足无措，他们纷纷发表意见，议论敌人的力量，德军指挥上犯的错误，以及什么时候可以转败为胜，歌德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当人们注意到他的沉默，并要求他发表意见时，他回答说：
从今天起，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在座的各位将都有资格说，我是这个新时代开始的见证人！
明智的人士往往欢迎自己国家的失败，因为他们早就要求改造这个国家。一般说，他们是最聪明的人，也是最勇敢的人。关于这一类问题的争论在小册子、回忆录、文艺作品和谈论中出现过多次。但这次，一场大战的第一个战役还正在进行，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贵族地主的逃跑还未来得及作准备。按传统，失败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一天的不幸得到挽回，将还可以得到二十几天的好运。诗人的预见到底对吗？当这些败将的脸一张张转向他时，诗人的勇气受到了考验。没有一个士兵或朝臣会给予这样的回答，只有思想深邃目光远大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看法。
歌德在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提出了自己高瞻远瞩的看法，为历史写下了独具一格的精辟的意见。他婉转地规劝这些失败者应为自己是历史的见证人而高兴，这一婉转的规劝使大家感到恼火，他似乎看到了正在舞台上演出的一切，而有人则希望，最好其中一个化了装的将军一剑把革命当场击倒。但是除了时间以外，无人为此作出答复。在以后的二十几年里，世界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歌德在瓦尔米晚上的这句话，代表了德国历史的一个伟大时刻。
在以后的几年里，德国的情景是相当悲惨的。与所有眼光狭小的统治者一样，普鲁士国王关心的是领土，而不关心在这些领土上住着的是什么人。新的分裂使他更靠近俄罗斯帝国，而他统治下的老百姓则一大半成了波兰人，对于这种情况，与德国今天的统治者一样，他并不意识到危险。现在加德琳女皇成了击败波兰、瑞典、土耳其的胜利者，而且矛头直指德国，但是腓特烈·威廉与他过去的祖宗一样，背叛了盟国，同时也背叛了自己的帝国。腓特烈死后十年，普鲁士内部已软弱不堪。
哈布斯堡的景况也不佳。法国解决继位问题不久，就把目标放在意大利和荷兰上。德意志帝国在法国的指挥下，于1797年企图重整旗鼓，德国诸侯完全不顾廉耻，唯巴黎之命是从。新共和国经过几次重大战役获胜后，德意志帝国因赖以维系的支柱的失去而彻底垮台了。共和国的曙光已如旭日东升，可是在德国的土地上，仍然是夜幕沉沉。
他们的出身————谁无视他们？————贵族羞辱他们————海顿的窘困————莫扎特遭虐待————天才展翅————七兄弟————硕果累累————日耳曼天才和拉丁天才————最年长的和最年幼的————德国人的心声
但是，在这夜幕深沉的上空，精神的光辉，犹如灿烂夺目的彩虹，光芒熠人。就在这同一个世纪里，当德国的大小诸侯因贪婪权势，尔虞我诈而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他们又因利益一致而共同反对新时代的时候，德国的思想精神界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光辉时期。18世纪德国文坛人才辈出，思想巨人应运而生，对世界的贡献达到了最高峰。政治权力与思想精神彻底决裂了。
为人类所熟知的德国七位音乐大师，比德国诗人和思想家更加著称于世，因为音乐是不需要语言的。他们几乎出生于同一世纪（1685——1797），在这方面没有别的国家如此得天独厚。一个接着一个，每一个有其师承的一面，却又个个独具匠心。每一个都可形成一座光芒四射的星座：巴赫在音乐中发现了永恒，韩德尔的作品以绚丽显赫著称，海顿崇尚自然，格鲁克歌颂英雄，莫扎特是天之骄子，贝多芬的悲哀和胜利，舒伯特出自内心的歌声。
他们用音乐为自己编织了一张宁静和谐的网，他们的周围永远是动人的旋律和传奇的故事。从南美洲大草原到阿尔卑斯山之巅的小木屋，他们的音乐扬帆远航，默默地承受着人间一切苦难；就在世界亿万群众对德国现代暴君及其仆从怒不可遏时，德国的这些天才用自己的小提琴、乐队、唱片请求他们宽恕。
自从1450——1550年，有七名或十名画家，以同样的连续性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形成传奇式的历史以来，任何国家都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代接一代的艺术大师宗族。那时德国有荷尔拜因和丢勒；但是在德国出现七位音乐大师之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作品，即使意大利，能与之相比。这是一种新的由一个国家的艺术家形成的艺术，此后，还没有任何人达到或超过他们的水平。妙不可言的连续性，把这七位音乐大师联结在一起，在德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一枚戒指，被一代代地传下去。韩德尔几经斗争，把它传给了在伦敦的格鲁克，格鲁克传给了海顿，海顿热爱他的学生莫扎特，莫扎特深为自己的学生贝多芬的天才感到惊讶，而贝多芬则在自己临死之前，对舒伯特高度评价，把戒指传给了他。还有哪个国家的历史能与这段历史相比呢？一个一千年来长期处于松松散散，彼此之间没有约束的国家，一旦出现了这一脆弱的传统联结，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巴赫像
巴赫（Bach，Johann Sebastian，1685——1750），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被称为“西方音乐之父”。他笃信宗教，把路德派新教的众多赞歌和教会乐器管风琴当做自己的创作素材和音乐构思的核心，但又深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这使他的宗教作品明显地突破了教会音乐的规范，具有丰富的世俗情感和大胆的革新精神。其创作以复调手法为主，构思严密，感情内在，富于哲理性和逻辑性，并在德国民族音乐的基础上，集16世纪以来尼德兰、意大利和法国等国音乐之大成，是巴洛克音乐发展的顶峰。
他们大部分出生于南部、西部或萨克森。巴赫和韩德尔的出生地很近，而且他们出生日只差四个星期，他们以歌曲和诗意为图林根森林带来了新的生命。海顿、莫扎特、舒伯特出生于奥地利，格鲁克出生于巴伐利亚的弗兰科尼亚，贝多芬出生于莱茵河畔，家族中有佛来芒人的血液。其中五个人使维也纳成了世界的音乐首都，虽然他们在维也纳也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但比起帝国其他地方艺术家的生涯来说，还是要好一点。
这七位音乐家都出生于贫困家庭，说明德国音乐思想来自很深的底层。海顿和贝多芬的母亲都是烧饭的，海顿的父亲是名铁匠，舒伯特的父亲是位穷教员，格鲁克的父亲是名侍候别人打猎的马夫和持枪手，只有韩德尔的家族生活比较安定富裕。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的父亲都是穷乐师，他们都出身于手工匠家庭，巴赫本人是音乐时代之王，在他前后，共涌现出41位音乐家。七位音乐大师中的五位，在他们青年时期都尝到过饥寒的痛苦。巴赫、海顿、舒伯特与路德一样，幼时都参加过唱诗班的童声合唱团，以此为他们音乐生活的起点，韩德尔、贝多芬弹过钢琴或拉过手风琴。神童格鲁克和莫扎特幼时的生活还比较富裕。但后来他们大都经历了需要由自己挣得面包的生涯，即使在他们小有名气之后，情况也是如此；只有那些在国外找到了安身之地的音乐家才免去为生计奔波之苦。
韩德尔像
韩德尔（Handel，George Frederick，1685-1759）是德国汉诺威的宫廷指挥家、作曲家。后来去了英国伦敦，在英国极受欢迎。他创作了伟大的清唱剧，使大型合唱曲成为英国音乐的一个重要传统。清唱剧的创作与当时英国人的思想潮流相吻合，抨击了18世纪下半叶英格兰特有的道德松弛。清唱剧也与慈善事业有联系，韩德尔为伦敦育婴堂医院创作的《弥赛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清唱剧与慈善事业的关系。韩德尔是改变了音乐界的18世纪伟大先驱之一，他扩大了音乐的受众群体和支持渠道，使音乐从贵族和王室的小圈子走向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众。
格鲁克像
这是格鲁克（Gluck，Christoph Willibald，1714——1787）60岁时的一幅画像。格鲁克是一位改革倡导者，他关于戏剧与音乐在歌剧中重新结合的呼吁总结了启蒙时代的音乐精神。格鲁克《奥菲欧与犹丽狄茜》给观众提供了如他所说“强烈的感情，有趣的场面，发自内心的语言和不断变化的场景”。
海顿像
海顿（Haydn，Franz Joseph，1732——1809），著名的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最早期代表。他对交响乐、弦乐四重奏、键盘奏鸣曲等音乐形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人们通常认为，主要是海顿而非其他作曲家促成了18世纪晚期完美的古典主义音乐。
莫扎特像
莫扎特（Mozart，Wolfgang Amadeus，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羽管键琴、钢琴、小提琴演奏家，欧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莫扎特，浪漫主义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为后人留下了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音乐遗产。
这七位音乐大师都是德国人。德国贵族诸侯在这一百多年内忙于争权夺地，无恶不作，他们对于这一民族的光荣，这个时期思想精神文明的发展，毫无贡献。只有很少一些人曾经关心过他们，或给予这些音乐大师以应有的尊敬。在韩德尔、海顿、格鲁克被邀去伦敦前，没有人发现他们的价值。反而是那些音乐不太发展的欧洲国家为这些德国音乐大师提供了经济援助和为他们赞美扬名；他们甚至拯救了濒临于苦难深渊的贝多芬。但是巴黎和马德里还是约请了海顿创作交响乐。他在英国为自己最有名的作品《创世记》和《四季》谱写了曲子，并在维也纳得到了上演。没有一个德国艺术家能像韩德尔那样，临死前在英国受到极大的荣誉。他被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这是他的遗愿。直到今天，英国人还认为韩德尔的《弥撒曲》如同韦伯的《奥伯龙》以及韩德尔的《创世记》一样，是英国的作品；格鲁克在巴黎要比在德国有名气得多。
少数诸侯贵族希望借这些音乐大师的名望给自己增添光彩；给他们封赐各种称号，付以薪金。格鲁克曾为玛丽亚·特蕾西亚当过十年宫廷乐师。教皇在罗马授予他一枚勋章后，他就一直称自己为贵族里脱·冯·格鲁克。莫扎特也曾被授予这个封号，但他从来不用。天才贝多芬曾给大公鲁道夫讲过课，鲁道夫曾以自己的献词称他和鲁布科维茨·利希诺夫斯基为不朽的天才。
维也纳确实堪称世界音乐之城。王室成员本人也参加演出四重奏，组织音乐会，并出版作品。艾斯特哈希亲王之所以没有被人遗忘，就是因为他们把私人乐队交给海顿来指挥，海顿在匈牙利的一个庄园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训练这支乐队，最后使他的赞助人很高兴地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夏天。这些亲王利用微薄的薪金，实际上占有了音乐作品的垄断权，或者至少在数年内占有了这些作品的演出权，在演出期间，这些作品不得出版。贝多芬曾二十多次侵犯了他的出版商及赞助人的版权，因为他常常忘了，什么作品已经出售了。
除了住在国外的韩德尔和格鲁克外，其余的几位音乐大师受到来自政府和贵族方面的屈辱，丝毫不逊于德国人向美洲出卖雇佣兵的程度。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单独构成德国历史的一页。在魏玛公国，统治者以一国之王的不可一世的身份，驱使巴赫同仆从和厨师为伍，扮演一名快乐的风琴手。后来，那位公爵还把他监禁了一个月，因为他说，必须由他自己来解雇他。安哈特的一位亲王，会好几样乐器，就得到比较相应的地位，而年近五十的巴赫，为了得到一个重要的称号，却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写信给萨克森选帝侯，他在“请求对他的作品给予重视”的信中说，“这不是由于我的作品有价值，而是因为殿下，您的举世闻名的宽宏大量”。他在信中献上自己新的“b小调弥撒曲”中的《古利亚》和《光荣曲》。一次他被召去莱比锡，一位市政高级官员竟然写道：“由于我们找不到最好的音乐家，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了。”然而巴赫，这一具有刀凿般的前额和像他音乐作品中的连音似的扫帚粗眉的音乐大师，当时已相当赫然有名，因此一个评论家写道：“巴赫是在为暴力，也是为教会写作。”一次卡塞尔的一个亲王给他一枚戒指，作为对他踏管风琴的奖赏。
这些音乐大师常常数年无人青睐，生活没着落。1729年复活节，当巴赫第一次在圣·托马斯教堂演奏他的《圣·马太受难曲》时，居然在德国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一事件。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清唱剧的圣乐，或者由其他人演奏的类似的作品。巴赫死后，他的很多作品几乎完全被人遗忘。
海顿17岁时，还经常在舞厅里伴奏。直到有一个演员请他为一个滑稽剧谱一些音乐，他才稍有名气。可是，在他成名以后，他的资助者仍直呼其名。他对此很有意见，感到人们不如英国人那样对他尊敬，此后，他才在给自己的信上看到：“冯·海顿先生收”，因为那些贵族感到，只有给他一个贵族称号后，才算真正地对他尊敬。这七位音乐家在当时，还没有一个人被称为“大师”。为了组织一个乐队，出身高贵的音乐赞助人，一定要把那些也会一些乐器的仆人、鞋匠、糕点师傅编了进来，而事实是这些人往往非常懂得爱好音乐的奥地利人的深刻感情。海顿就不得不用这些人，不经过什么训练，甚至没有排练就演出他的新交响乐。在他的一份合同上写着，指挥必须“衣冠整洁，朴素大方”。“所有队员必须穿一色服装，梳小辫或用束发带”。他的15个《弥撒曲》对主教来说太“伊壁鸠鲁”，（Epicurean，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这里比喻为讲究饮食爱好享乐的人。————译者注）也许因为教会会长本人就太“伊壁鸠鲁”；因此海顿不得不眼看这些作品被禁演。（林茨市的主教直到1907年还禁止这些作品）
社会地位的低下给莫扎特带来了更大的痛苦，他的个性活泼欢快，但是也很敏感和受不了刺激。他是一个神童，世界各国都注意他，难免有点被宠坏了。到了20岁，他感到自己的绚丽的世界消失了。一个内阁大臣，伯爵阿科打了他，而莫扎特却不能还手。25岁时，他跟随萨尔茨堡的一个大主教来到维也纳，这时他已经谱写了一些好作品，可是他却只能与仆人共餐。“老爷的两个贴身男仆坐在桌子的主位上，我至少还可以坐在厨师的上首。”莫扎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在他离开时，大主教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骂他是可恶的流氓、无赖，让他等着拿钱，把他打发走。在他极度穷困潦倒的时候，他甚至想到史蒂凡大教堂去当一名风琴手，可是这也没有成功。莫扎特临死前的几个星期，由于一个浅薄的贵族的厚颜无耻，这个人专门收买天才的作品，冒充自己的，而把莫扎特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这个匿名者为莫扎特带来了挽歌，莫扎特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已经不远。临死前一天，他的朋友在他家里试奏他的作品，莫扎特自己演唱男高音部分，突然他失声痛哭起来，掉转身去。
贝多芬像
贝多芬（Beethoven，Ludwig von，1770——1827），作为音乐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继承了海顿和莫扎特的完全成熟的古典主义音乐形式。在他的推动下，音乐明确摆脱了启蒙运动的风格，走向一种我们如今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不确定的未来风格。
贝多芬年轻的时候，在为科隆大主教演出时还必须穿宫廷制服。但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了有损他尊严的当众侮辱。只要他稍有感觉，他就愤怒地写信给他的资助人。一天，一个仆人挡住他去见鲁道夫大公，据说，贝多芬把他一把推开，并说道：“我是贝多芬。”另一次，当一位大主教约请他为赛马表演写两首进行曲时，贝多芬回信说：“你要求的赛马音乐将在众马疾驰的马蹄声中听到。”他处处希望自己的行为像一个君王那样，实际上他确实也是。他喜欢谈论“道德力量”。青年时与利希诺夫斯基亲王生活在一起，家中有仆人及马匹。他在当时是最伟大的钢琴家，深受维也纳人的崇拜，他们付出极昂贵的票价去出席他的音乐会，希望有幸他即兴演奏一首新曲。如果不是他的耳疾，他很可能与他的崇拜者韩德尔一样，享有极大的舞台听众。这个已为当代人所知道的贝多芬讳莫如深的秘密，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不利条件。
由于听众的音乐素养，七位音乐大师在维也纳的生活要比在北部日耳曼地区好过得多。在斯图加特宫廷音乐会上，有人玩纸牌。在德累斯顿宫廷里，一边音乐家在演出最精湛的音乐节目，一边国王夫妇正在晚餐，谈笑风生。在不伦瑞克宫廷音乐会上，演出中严禁响音，以免打扰了公爵夫人的打牌。在卡塞尔，一个上了年纪的打击乐师收到了双倍的薪金，因为选帝侯喜欢坐在这位乐师上面的包厢里，随便在这位乐师的秃脑顶上吐唾沫。
在这种社会气氛下，七位音乐大师的天才只有通过宗教和世界主义才得以发展。宗教是一种传统的形式，而世界主义则是先进的人们对待知识的态度。形式上，这七位大师已不必像腓特烈大帝那样非用德语来表达不可了。他们的《弥撒曲》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他们的歌剧是意大利文，格鲁克的作品有时用法语，韩德尔的用英文；乐器的名称和所有音乐术语都是意大利语，后期贝多芬引用了一些德语表达方式。只有歌曲是德文的，但是由于它被发现得较晚，七位大师中只有最后一位才开始采用，因此很快就被其他外国语湮没了。尤为重要的是，音乐的语言是不需要文字的。
这与过去的传统不同，音乐的艺术形式只是通过他们的作品才成为传统。七位音乐大师的三个方面的伟大造诣，其中一个方面是现代歌剧，尽管经过很多的更改变化，仍然不失其渊源于意大利艺术形式的完美性。舒伯特发现歌曲，这无疑是发现美洲大陆；而德国传统交响乐形式的发展，就好像一个在玩耍的男孩成长为一个英雄。德国人如果对世界没有其他的贡献，而只是产生了巴赫的赋格曲、海顿和莫扎特的室内乐，以及贝多芬的交响乐，那么仅仅这些，就足够偿还德国人的剑所带给世界的灾难了。确实，这七位大师在国内都是以这种方式从事创作活动的。贝多芬的歌剧，韩德尔的交响乐，舒伯特的三重唱，就这样，几百年来的奇妙的艺术就形成了。当你后退到足够远的地方，洗耳聆听这七位大师的作品时，你会感到，这些作品似乎出于一人之手，使你想起由一位父亲及他的五个儿子共同完成的彼得·维切尔的圣·赛哈杜斯墓碑，它具有极大的完整性。
他们像来自一个大家庭的秘密在于一个事实，这就是他们是受同样的思想精神培养出来的。如果我们把他们中间的最长者和最幼者作一比较，韩德尔的辉煌夺目，及舒伯特的抒情，抑或格鲁克的三重空间的音乐和海顿的广泛性，我们仍能发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比之他们中间任何一个同19世纪任何一位音乐大师的关系更加紧密得多。的确，其间有很多过渡人物，从舒伯特到韦伯，从格鲁克到瓦格纳，贝多芬自己就是所有这些过渡人物的最伟大者之一。那么为什么，从这七位大师的全部作品来看，这种特殊的亲缘关系仍然如此牢固呢？这是因为，七位大师都性格内向。强烈的本能和简朴的生活，使他们不可能出现单纯的世界性感情，使他们永远生活在个人感情的秘密王国里；即使内心的爱，也只会停留在感情的冲动，而不会变成冒险的行动。
巴赫是唯一有孩子继承他事业的人，他的13个孩子，大多数在音乐上都很有造诣。他在自己家里举行音乐会，建立了德国家庭音乐。也是在这个圈子里，他眼看自己的一个儿子发生了悲剧。其他六位音乐大师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就此而言，他们也没有重大的爱情或离婚事件可说。海顿和莫扎特的婚姻都很不幸，他们没有享受到真正的爱情生活。韩德尔生活在伦敦，是歌剧院院长、大老爷，而格鲁克终日奔忙于巴黎、罗马、哥本哈根，出席音乐会，有很多奇遇，但他们的爱情生活给工作带来的影响，并不比莫扎特的欢快的恶作剧给他的工作带来的影响大。舒伯特和贝多芬则一生似乎没有接近过女色。
舒伯特像
舒伯特（〔Schubert，Franz（Peter）〕，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最后一位伟大的古典主义作曲家。他的音乐主观上是富于感情的浪漫主义风格，具有诗意的构思和革新的语言，然而在曲式上却是按照古典主义的模式营造的，因此，在20世纪，人们越来越明确舒伯特是属于海顿、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时代，而不属于舒曼、肖邦、瓦格纳那个时代。
这样的生活保证了他们能潜心于音乐，因为创作和构思就把他们内心的灵感消耗殆尽，不比诗人和画家还可以寻找模特儿。良好的健康状况使其中的五位大师始终心情舒畅。的确，韩德尔和巴赫在他们的晚年丧失了视力，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事业已基本完成。莫扎特的体质虽然较差，但是他的精力还是最后几年的疾病而受到真正的损害。他的早逝具有玄奥的、合乎逻辑的原因，一似舒伯特、拉斐尔、乔几欧内、（Giorgione，意大利画家。————译者注）拜伦，大自然在短暂的时间内，耗尽了他们内在罕见的才能，使他们只来得及表达出来，生命就终止了。舒伯特和莫扎特在幼年时即表现出来的非凡的才能，预示着他们只有短暂的艺术生命，其他五位大师，即使贝多芬在青年时艺术上均未达到过这样的高度。
这样的生活背景是令人吃惊的，特别是对于最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的音乐家来说。节俭的生活，使他们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他们不仅终日心绪稳定，而且在创作上获得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一般来说，音乐家的工作要比诗人辛苦，而画家和作曲家的作品要比大多数创作家丰富；但是这七位音乐大师的作品之多，几乎数不胜数。舒伯特死时只有32岁，莫扎特只有35岁，可是作品的数量赶得上巴赫、韩德尔和海顿，可与多产画家提香、鲁本斯媲美。莫扎特在一年之内完成了《狄托》和《魔笛》，韩德尔用了三个星期写出了《弥赛亚》，只有后来的意大利画家罗西尼以及作曲家威尔第能与之并驾齐驱。
为了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可以想象，七位大师必须全神贯注，集中全部精力；对世俗的争纷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忧虑，要操心自己的生计与地位；担心得罪赖以生活的贵族老爷；也必然会和指挥、出版商、代理人等发生摩擦，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因追名逐利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政治对他们来说似乎不存在，周围的一切纷争都影响不了他们的创作。
他们大多深居简出，在隐居里把自己幻想中看到的东西、听到的声音写出来。他们的生活是如此平静，因此他们的创作能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使意大利的传统音乐也大为逊色。他们同瓦格纳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从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到贝多芬的最后的大赋格，以及他们的最流行的和最深奥的作品，作一比较，后者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也就是说，从这些作品的微观世界来说，都不存在淫秽、病态、含混、色情、颓废等不健康的内容，而瓦格纳后期的作品却出现了这一倾向，而且如果我们把舒伯特比之泉水，把莫扎特比之林溪，格鲁克犹如深邃的湖泊，韩德尔是瀑布，巴赫是河川，贝多芬是大海，那我们将惊奇地发现，所有这些代表大师们的水流是如此清澈，而且他们都是德国人，而德国人则是仰慕各种形式的浮夸的。
这七位大师中，有两位是日耳曼民族，其他则是拉丁民族。有抱负的巴赫和贝多芬，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哥特式的；来自南方的格鲁克、莫扎特不喜欢他们。这两个人后来在日耳曼民族中发展意大利歌剧，格鲁克的是悲剧，莫扎特的是喜剧。如果有人希望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反映南部风格的内容，最好的例子是格鲁克《俄耳甫斯》中的芭蕾，或者是《费加罗的婚礼》中的“玫瑰咏叹调”。这两位大师的作品也许可以用德国的市政大厅来作比拟，这些大厅的下层还是罗马式的拱门，而上部已经是哥特式的窗户。和丢勒以及许多德国皇帝一样，意大利的影响并没有使格鲁克和莫扎特失去他们固有的格调，朝圣罗马，除了留下一些感伤的游历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了。
法国人把莫扎特看成是他们的，而世界其他国家总的说，并不追究他的身世。的确，在他作品的一些章节里，有些是最杰出的片段，就像歌德在某些地方一样，几乎看不出是德国的作品。但是在《唐璜》一剧中，突然在你的面前又展开了如此阴郁的景象和悲剧性的冲动，使你似乎又一次听到了《浮士德》。这两位德国音乐家的作品，比之其他五位大师更令人感到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来源于自己的民族，却更高于自己的民族，超越民族特征范围。
七位大师中的最长者和最幼者，巴赫和舒伯特代表了德国人性格的两个对立方面。巴赫把音乐和浮士德式的追究精神结合起来，而舒伯特则重幻想。巴赫似乎常常把他的脸转向上帝，虽然他从未向上帝叩拜过，但他是虔诚和富于男子气的；他的《弥撒曲》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而他的圣乐则适用于所有的宗教。他宽宏而又活跃，不愧为普罗米修斯之子；他信赖自己，同时又依靠上帝得到安宁。还没有哪一位诗人像巴赫那样，把自由人的关系如此紧密地与上帝结合起来，他永远崇拜上帝，同时又不断地表白自己。因此，他的宗教音乐与圣人、隐士的关系不大，而永远是一种创造。它升起，降落，盛衰荣枯，周而复始，这种力量，使他在七位大师中鹤立鸡群，使他在波涛般的生活面前始终能心平气和，独善其身。
也许有人会说，舒伯特和巴赫刚好是两个气质相反的人，舒伯特所具有的，巴赫没有；巴赫拥有的，舒伯特没有。这里流着的是永不中断的旋律，无论从人间上升到天堂，还是从天堂下降到人间，都毫不费力。他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天使的儿子，一位天上来客，乔装打扮成一个游吟诗人，漫游在人间的大地上。他随着舞蹈敲击拍子，吹奏音乐，混迹在小酒店农民中间。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特似乎又在他身上出现。但是突然，不知不觉的，他身上的圣血起作用了，使他不断地升高，升高；他的调子变得更加清脆透明了，他突然来到野地里，音乐转化为不可思议的欢快的瀑布，这是由他改写的一首淳朴的奥地利民歌。舒伯特的一切都离不开流水，大自然；他似乎永远与小妖怪、水精灵生活在一起，而猎手和巫士也紧随在他们的身边。巴赫的音乐起源于数学之乡，掌握着与开普勒天体音乐之间的秘密联系。而舒伯特的音乐则似乎始终来自树林、泉水、湖泊、岛屿、柳丝的窃窃私语和沙沙作声。巴赫从上天降到人间；舒伯特从人间上升到天上。他们两者的精华代表了德国人的性格。人们把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中的每一曲比作丢勒的《绿色的激情》，这是对巴赫的德国人灵魂的最好评价。相反，人们只要听听由古诺用法国“旋律”加谱的，假冒的第一前奏曲，就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用歌德的话来说，弱点和长处，黑暗与光明来自同一种力量，同一个根源。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德国人的性格，它一方面向黑暗和混乱发展，直到它的国家政权成为世界的罪人；另一方面，从个人来说，它又使德国人发展到如此成功的高度，以至全世界一而再再而三地惊叹他们的成功。在这七位大师身上，体现了德国人在摆脱了梦想统治世界的绊羁，以及超越了世俗纷争的繁琐之后，他们的创造能力是发展到如何炉火纯青，尽善尽美的地步。当在你的耳际响起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或者当你聆听着《唐璜》前奏曲，格鲁克《奥菲欧与尤丽狄茜》沁人心脾的音律，巴赫《b小调弥撒曲》的圣乐，韩德尔的《哈利路亚》，海顿的《第一三重奏》，舒伯特的最后的《五重奏》时，你会觉得：这是德国人要向世界说的话。
莱布尼茨登场————康德登场————康德为国家的担心————荷尔德林对德国人的看法————赫尔德和莱辛论德国人
在这同一世纪内，德国的残酷统治又一次达到了中世纪式的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在整个西方，包括意大利及北欧国家，在政治上净化自己，必要时也偶尔出现些暴力行动的同时，德国却继续沉溺于施行极刑的嗜好中。德国的雕刻和版画表明，统治者是如何兴致勃勃地观看这种场面的。迟至1760年，在巴伐利亚，不仅漂亮的女人，甚至女孩子也被当做女巫处死。已经是1813年了，女人还被绑在耻辱柱子上烧死；1838年在柏林公园广场，一个男人被刑车肢裂，一百年以后，这种事情在希特勒集中营再次发生。哲学家克里斯钦·沃尔夫虎口余生，险些逃不出普鲁士国王的魔掌。也就是这位国王把“不听话的，敢于反抗的女孩子”投入牢房；与此同时，他把佐林根的盔甲作为礼物送给俄国沙皇。1682年，现代织机的发明者摩尔，因据说施展妖术而被处死。1707年法国人巴宾发明的脚踏蒸汽机被富尔达的渔民打得粉碎，因为据说这是魔鬼在造孽。第一个发明电机和空气泵的马格德堡市长杰利克总算设法逃离了德国。
1700年左右，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如莱比锡的托马休斯等，也与逐渐壮大的“虔信派”一样，起来反对过德国的残酷统治，不过后者为了卫护异教孔子的学说，也反对哲学家沃尔夫。起初，“虔信派”组织了一个中心，试图把德国人从他们本能的野蛮中唤醒；提出用德文而不用法文书写；提倡喝咖啡和茶，而不喝啤酒；认为啤酒使德国人变得迟钝；他们出杂志，写文章，取得了一些成绩，也遭到过失败。如果他们后来不转而也反对启蒙运动，也许他们的行动和组织不会被戴上假虔诚的帽子。
他们中间最突出的是莱布尼茨（1646——1716）。莱布尼茨是波兰人的后裔，是第一个德国的欧洲人。他敢于继伊拉斯谟二百年之后，称自己为世界公民。人们只有在把他的头脑与他伟大的同时代人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译者注）的头脑作一比较时，才能牢牢地抓住这位可爱的哲人的性格。两个人都有一个狭长的脑袋，眉骨很高，脸色苍白。但是，人们从斯宾诺莎深邃的双眼和有力的弓眉中感到的，他是一个哥特贵族；而莱布尼茨则有一张宽阔的大嘴，厚实的鼻子，一对隔得很开的眼睛，人们一看到他，就会觉得这个人可以做你的朋友。他好动。从年龄来判断，人们更会把他当成一个改革家，而不是哲学家。
莱布尼茨具有火一般的热情。与伊拉斯谟、路德、歌德一样，是沟通德国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最伟大的架桥者之一；他与普芬道尔夫一起，可能是唯一能够影响朝廷的德国人。柏林、汉诺威、圣彼得堡等地科学院的建立，都与他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分不开。他给彼得大帝写信道：“我并不仅仅关心我自己的祖国或任何其他一个国家，我的目标是造福于全人类。”他这段话是用法文或拉丁文写的，文体高贵优雅。但平日他却竭力主张普及教育和科技知识，并为之奋斗终生。他充分了解德国人性格中的务实性，他们不容易接受想象的、虚的学问，他说服亲王们修建运河和开矿。他专程去见路易十四，向他宣传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他和沙皇讨论奴隶制问题，建议科学家研究手势语言。的确，他充分表明了欧洲必须形成一个联盟的思想。他希望用自己的哲学思想重建世界，在这方面，他的影响超过歌德。
康德（1724——1804），他的父亲是个马鞍工。他是莱布尼茨的继承人，特别在和平主义思想方面。他在“关于永久和平”的论文中，提出裁军和仲裁思想，并向世界证明，在德国始终存在着厌恶战争，鄙视权势的人民。但是即使康德是位预言家，他仍然不过是位隐居的学者。直到60岁，他没有离开过他的出生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德国知识分子不受关注的最好证明。诚然，新的亚历山大可能会发现这位提奥奇尼斯；（Diogenes，前412——前323，住在桶中白昼点灯寻找正人君子的古希腊哲学家。————译者注）但是没有人这么做，腓特烈大帝也没注意到过他。
但是当他用自己特殊的头脑，缜密的思维，重新思考了上帝和世界之后，他决定把自己的信念隐藏起来。在大战中，他起先支持普鲁士。当俄国军队打到柯尼斯堡时，转而支持女沙皇，后来又转过来支持普鲁士。“我确实想得很多”，他写信给摩西·门德尔森（Moses Mendelsson，1729——1786，德国哲学家。————译者注）说，“我心中十分清楚，有些事情我将永远没有勇气说出来。但是我对我尚未思考过的问题，我将永远不会去说它。”在对国家的事情毫无地位的情况下，他居然写出一份裁军计划。这位洁瑕无疵的伦理哲学家，声称他将终生支持“伟大的法国革命”。他说，“所有一切现在正在法国发生的残杀，比起将要继续实行法国以前的独裁统治来，都无足轻重。雅各宾正在干的一些事情都十分正确。请不要对我胡说什么民族的骄傲，我情愿承认别的国家比我们干得好”。
可惜他从来没有公开讲过这些话。这些话都是他同他的学生谈天时，由学生们记录下来的。有些他写在后来找到的零散的纸上。“所谓国家，就是由人民统治自己……专制政体对人类没有好处，即使对它本国也没有好处，它只能给予一个国家表面上的显赫。”一次，康德对宗教提出某些批评，普鲁士国王便写了一张侮辱性的条子给他，威胁他不得重犯，否则将是“逆上”。康德回了一张条子给他，上面写道：“抛弃自己内心的信念或公开承认错误，这是很不光彩的。对目前这种情况做臣民的只好保持沉默。如果一个人所说的每件事都很正确，这并不意味着他有意要公开声明这一切。”
这就是一位伟大的德国学者在1794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来的话，这已经是离他所敬仰的大革命很久以后的事了，这张纸条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看见过。这不仅是一个臣民对君主的沉默的回答，而且也是为了把君主禁止做的一些事情隐藏起来，这对年轻人是很危险的。他对当时就在鼻子下面发生的肢解波兰的事件也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又是第二个路德，不过，就其后果来说，要轻得多；而且对于康德来说，还有一个高度道德行为标准问题。
因为道德问题正是康德所呼吁的。他希望行动符合道德标准，这样做不仅出于个人的爱好，而且认为应该是一种义务；康德希望消灭专制主义、虔信主义和原始风尚，以此构想他的世界蓝图，但他不希望人们公开反对，就如某些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发明和创造新的理论，但从不关心这些理论如何用于服务于人类的实践。但如果我们全面考虑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即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位在数年之内，就很多重要的伦理问题提出了自己划时代的见解，因而引起了半个世界注意的哲学家，他的理论在当时是否行得通。与莱布尼茨不同，他对自己的荣誉看得很冷淡，他不能为贝多芬和歌德的光芒增辉。相反，他隐藏在不断流动的星云之中，以自己不朽的宇宙起源学说，确定了关于太阳和行星的理论。
莱辛与《拉奥孔》
莱辛，早年就对一切宗教没有好感。在胡登之后，他是德国诗人中第二个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他自由地追踪每天发生的大事，充分表达自己的世界公民的思想，创造了著名的名言“爱国主义是英雄式的弱点”，仅这一句话，就足以使他在德国，也许不止在德国，遭人憎恨。对于莱辛来说，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矛盾发展到了悲剧的程度。因为他在声称自己是法国思想家狄德罗的弟子的同时，又称自己为伏尔泰主义的世界公民。
作为一个美学家，他反对法国浮华夸张的戏剧。他创作了与图片中公元前1世纪雕像《拉奥孔》同名的讨论美学的论著。该书首次发表于1766年，全名为《拉奥孔，或论绘画与诗歌的界限》。希腊雕像描绘了拉奥孔及其双生子与大蟒蛇激烈搏斗时极度痛苦的死亡，为莱辛提供了批评一般美学理论的参照点。
莱布尼茨肖像
莱布尼茨（Leibniz，Gottfried Wilhelm，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外交家，17世纪为启蒙运动奉献三大理性主义体系之一的创始人。莱布尼茨具有火一般的热情，与伊拉斯谟、路德、歌德一样，是沟通德国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最伟大的架桥者之一。柏林、汉诺威、圣彼得堡等地科学院的建立，都与他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分不开。他平日竭力主张普及教育和科技知识，并为之奋斗终生。
康德像
康德（1724——1804），出身于一个马鞍工家庭。他是莱布尼茨的继承人，特别在和平主义思想方面。他在“关于永久和平”的论文中，提出裁军和仲裁思想，并向世界证明，在德国始终存在着厌恶战争，鄙视权势的人民。
与他同期，还有五位伟大的德国学者————莱辛、克洛卜施托克、赫尔德、维兰德和荷尔德林。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康德式的。
在国家与精神问题上，这五位作家走得更远，反应更强烈。他们公开地像一个世界公民般地生活。对于已经取得自由的外部世界来说，他们的祖国只有奴性和专制主义，他们鄙弃它，他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朋友。莱辛虽然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他通过自己的作品歌颂了它。
荷尔德林在自己的一篇最重要著作《许佩里翁》（Hyperion）中，是这样来描写德国人的性格的，有人竟敢抄录了下述几段：
昔日的野蛮人，通过努力工作、专门技术，甚至宗教，变得更加蛮横了，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神圣的感情和生活的美好方面，他们的夸张、奴性、愚蠢，和像破罐碎瓦似的四分五裂，令人生厌……
这是一个很刺耳的字眼，但我还必须说出来，因为这是真理：我觉得再也没有比德国人更四分五裂的了。他们有工匠，但没有真正的人；有思想家，但没有真正的人；有神甫，但没有真正的人；有主人和仆人，年轻人和稳重的成人，但没有真正的人……
你们德国人喜欢死盯着一件需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花这么多的时间磨蹭着干活儿，而很少有空闲和轻松。但如果不是他们缺少美好生活的全部感情，和把被上帝遗弃和违背人道的诅咒强加给别人，那么，很可能这一切也都在所不顾了……
克洛卜施托克从普鲁士逃到了丹麦，但在他60岁的时候，他公开对德国的暴政表示不满，并惋惜第一个升起自由旗帜的，不是德国人。在法兰西共和国授予他“荣誉公民”后，他感到德国的亲王和贵族抛弃了他，于是就依靠仰慕他的丹麦国王生活，后者给了他一笔终身用费。维兰德也写了大量歌颂法国大革命的作品，并且在大革命前就曾表示，他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不愿生活在腓特烈的大棒之下。但是，他们仍然被认为是德国人中间的伏尔泰主义者。
维兰德认为“唯一能使他免于感到出生在德国的不幸的”是他的文学。只有一次他是用高兴的语言说到过普鲁士，这是在另一封信中。他说道：“维也纳应该属于德国，就像巴黎属于法兰西一样，而我们大家应该住在维也纳。这将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
赫尔德是东普鲁士一个教会执事的儿子。在一个俄国军官的帮助下，他逃脱了他的校长及部长的鞭责。这个俄国军官在战争期间曾带过他。临走前，赫尔德被迫发誓，在达到服役年龄时，一定回普鲁士来。然而，他却定做了一枚钻石戒指，上面画着一只飞出了笼子的鸟。“七年战争”后，他把腓特烈大帝与古希腊国王皮拉斯作了一个比较说：“腓特烈和伏尔泰的哲学都扩散了，但是对世界的受害程度来说，腓特烈的命令比他的教条更有害。”
莱辛与克洛卜施托克一样，是在萨克森学校里受的教育。他是一个手工匠的儿子。他早年就对一切宗教没有好感。在胡登之后，他是德国诗人中第二个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他可以自由地追踪每天发生的大事，因为他不同于康德或赫尔德，有着教授的职位或传教士的讲台追着他回去，因此他能充分表现自己的世界公民的思想，创造了著名的名言“爱国主义是英雄式的弱点”，仅这一句话，就足以使他在德国，也许不止在德国，遭人憎恨。对于莱辛来说，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矛盾发展到了悲剧的程度；因为他在声称自己是法国思想家狄德罗的弟子的同时，又称自己为伏尔泰主义的世界公民，作为一个美学家，他反对法国浮华夸张的戏剧。他猛烈抨击“该死的普鲁士军舰”说，一个神经健康的人是不可能在柏林这样的城市生活的；同时他又在一个喜剧中赞扬德国知识界的精神，在这个戏中，他把腓特烈大帝时期的一个军官描绘为一个英雄，而剧中的恶棍则是法国人。他攻击褊狭的德国暴君的剧本只能拿到意大利去上演，他认为意大利是最值得崇拜的艺术之乡。他和犹太人相处得很好，他在《智者纳旦》一剧中为他的朋友摩西·门德尔森描绘了一幅肖像，这个剧希望世世代代德国人学会宽容。学校和剧院都能自由地宣传这种精神，因为18世纪的剧院，是具有启蒙思想的普通公民唯一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地方。
席勒问世————席勒的国际主义————沉思者和学者————流星
席勒（1759——1805），无论在声望和天资方面，都居于五位诗人之上。他的激情可能没有莱辛强烈，但他在戏剧方面的天才，却大大超过后者。他的作品影响十分广泛。他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在这方面甚至歌德也不能与他比拟。时至今日，他在德国舞台上只有一个劲敌，这就是莎士比亚。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的作品上演率最高，发行量最大，深受德国读者的欢迎。他在群众中的声望，挽救了因他的思想而引起的斗争。席勒创作上的光辉成就，在他的个人生活中早有预兆。
席勒的青少年是在“操练”和“奴隶制庄园”的恐怖气氛中度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符腾堡部队中的一名军医。他就读的学校由公爵直接领导。因此，他对专制主义有切身的体会，反抗性比其他五位诗人更为强烈。那位人们称之为“老英雄”的公爵，席勒一直为他服务到20岁。这位公爵并不比奴隶贩子好多少。席勒18岁时，写了一个剧本《强盗》，他偷偷地念给同班同学听，在学校里引起了轰动，因而不得不逃跑。在这部作品终于印刷成书后，他在扉页上题词“在暴君统治下”！这样，席勒的第一部作品与胡登的最后一部作品一样，题有共同的箴言。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一部天才之作，不如说是一部幼稚的坦白，作者汹涌澎湃而又尚嫌混乱的思想，能不能得到很好的疏泄？如果席勒停留在这一步上，则他将与很多也具有十分天才的年轻人一样，虚度终身而毫无成果。
这是他平生的第一个危机。当时，席勒对爱情对生活懂得很少；而且以后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少长进。他经历了两件性质不同的，得以疏泄他思想感情的事件。同很多天才人物一样，这个危机因一名妇女而得救了。在他快满三十岁时，席勒成了耶拿的历史学教授，在耶拿，席勒再一次显示了自己巨大的创造天才。但同时，这位花了十年工夫撰写第一部涉及社会内容剧本的革命青年，在远离法国之外，看到了巴黎的恐怖，而开明的魏玛公爵，此时答应给他200泰勒作为薪水，并给他充分的自由，他可以写或做任何自己高兴做的事。在他突然获得了充分自由的时刻，他遇见了康德。康德的道德观念同他的美学一样，给了席勒强烈的震动。当席勒读到艺术处于自由与天然之间时，他感到这些话就是为他而写的。
席勒像
席勒的作品，尤其是戏剧作品，成为德国自由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每部作品都以独特的方式考察了自由与责任、发挥影响力与被动接受、传统型与超凡魅力型统治之间的张力，其语言反映出席勒调和两个极端的愿望。他的最后一部剧本《威廉·退尔》最充分体现出上述特征。
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在歌德故居北边，步行只需五六分钟时间。1802年，席勒买下这幢三层小楼，和他的妻子以及四个孩子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805年他去世。在1826年他的妻子也去世后，这幢房子被出售，二十年之后，1847年魏玛市政府买下这幢房子，并且开放席勒书房，之后又开放了阁楼的全部房间，以此来纪念席勒。故居的其余部分被作为德国席勒文化交流的场所，也作为歌德文化交流场所。
这时，席勒患着肺病，禁止参加一切过分紧张的活动，但却使他纵情色欲，从他的作品缺乏使人信服的女主角来判断，他在这方面的生活想必是很贫瘠和空虚的。与此同时，他那专横的性格，他对美的爱，以及一切讨好奉承的语言，使他得意忘形，自命不凡。虽然他仍然很穷，不得不寻求丹麦国王的资助，后者曾在一封信中，答应给他薪俸，但有时，席勒同时与三个妇女同居，她们要求马车、用人、应酬，开支惊人。席勒酷爱写诗，但他终于毅然改变这种生活，安静下来潜心学习。席勒始终未向任何一位亲王做过妥协，但他后来转而对革命不满，与康德、路德不同的是，他公开说出自己内心的思想。
这个中间立场，有助于诗人的创作。这个立场也为后来的德国人采纳，用来对待布尔什维克主义。即使在他最成熟的作品中，席勒也从不失去青年人的勇猛和同情心。可是，一般人随着哲学观点的成熟而出现的软弱性，他却在三十几岁就出现了。但是他始终是一个世界公民。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明是他那八部历史剧。其中七部写的是外国，只有一部是写德国的————《华伦斯坦》；即使《威廉·退尔》也不能确切地认为是德国人。席勒的一切教导浸透着宽容精神，反对极权主义，颂扬国际主义，希望人类能兄弟般地和睦相处。这位德国最著名的诗人，即使在他看到“帝国”被分得四分五裂和拿破仑对德国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他也不十分激动，因为他感到德国的使命不在于统治阶级，不在于普鲁士，而在于康德、贝多芬————也可能在于他自己。
席勒的骄傲的举止，他的视群众为陌路人，以及他作品的缺乏群众性，这一切都使他有时看起来像个朝廷命官；德·斯坦尔夫人发现，官服穿在他身上，比穿在歌德身上更令人悦目。他不断得到魏玛君主给予他的贵族特权，并被授为法兰西共和国名誉公民。他一生所写的作品，始终保持对自己的真实，其中包括自己改变了的观点，年轻时期火一般炽烈的雅各宾观点，逐渐转变为苍白的诗人哲学家，这一变化远比路德当年所出现的同样变化，其有机性更为深刻。席勒生前最后几年，内心经历着剧烈的波动，他为他的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个身陷激烈纷争而又能一次又一次战胜致命疾病，继续努力不倦工作的英雄形象。在这一切考验中，这位天才人物学会了如何去忍受最难以忍受的事：同自己身边一个伟大人物相处。
席勒早年的一些书信透露，他一度憎恨歌德。然而这种憎恨后来转变为友谊，正如他由勇猛好斗转变为心平气和智者的态度一样，这种变化隐藏着一种悲剧，一种特殊的席勒悲剧，它鲜为德国人所知。假如这种事件发生在德国皇帝身上，它将被一个陈腐的传奇故事所排挤，而歌德为了把席勒的长处表现出来，却把这个传奇故事编得合情合理，人人都能接受。今天这两位诗人并排地躺在地下，他们的青铜棺材挨得如此之近，甚至插不进一只手去。从他们的友谊中，歌德得到的好处已显而易见；而席勒，无论在他生前或死后，所得的好处是难以估测的。
两颗伟大的头脑以极佳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了，沿着这种形式，德国人的性格不断发展：沉思者和空想家，玄学家，冷静的学者和戏剧思想家，热情奔放的创作者，不断地结合。席勒做什么事都凭一股热情，他在把德国人的能量与幻想融化在一起，使之产生更大的力量。他更具有代表性，更高于歌德。的确，两个人比较起来，作为德国人，席勒更具典型性。德国人也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席勒成了他们最喜爱的诗人。席勒生活在德国人的心坎儿里，他是德国人自由的代表，因为德国人心目中的自由，就是一座自由的文艺女神。他们梦想她，犹如一个穷人，一天夜里，突然梦见自己与心爱的姑娘手携手地在一个富人绚丽无比的花园里漫步，不远处有一道篱笆拦住了他，突然，一道大门打开了，他赶快逃之夭夭。歌德是不会给人以这种遐想的，他从来不能在不谈自我的情况下谈理想。席勒给人的感觉虽然比较抽象，但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憧憬，这种美好的憧憬，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希望，去遐想。因此，席勒离人们的思想感情更近，他不断地给予人们一些他们还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有时他们甚至想都没有想过。
“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民族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席勒写道。“大多数德国人从来不信赖他们的统治者，他们远离政治，有自己的价值观；即使皇帝垮台了，德国人的尊严也不会受损害。进一步说，假如政治结构动摇了，精神思想只会越来越坚定和美好。”一位法国伟人后来充分肯定了德国在这个时期的作为。“能够发现普遍的思想，这是德国知识分子的能力。”泰恩（Taine，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及批评家。——译者注）写道；“德国人在1780年到1830年提出了我们时代的思想。没有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时期，能出现像德国人把思想发展到如此高度的能力。”
从康德、赫尔德到席勒、歌德，他们的思想是对七位音乐大师（这位法国人甚至没有提到他们）的补充，这个时期，德国天才在世界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歌德和席勒，莫扎特和贝多芬，在21年中先后出生。类似天文学家的流星曳光，有时能预测未来，虽然几乎没有哪一个天文学家记录下来过类似的现象。
我们马上就要触及德国人中的最崇高的人物了。
德国之巅峰————新的语言————歌德对自然的信念————歌德的内心斗争————从政————关于美洲————世界主义————歌德论德国人————德国人的脸谱————歌德与妇女————歌德的作品难为人知————不安静的德国人
歌德（1749——1832）是德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即使全世界，也只有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及工程师。————译者注）堪与之相比。他的精神气质方面的祖先一直可以追溯到地中海的彼岸，柏拉图和阿基米德信步漫游过的地方；这一家族在衍殖过程中，一定在母系方面发生过问题，以致把世界上离奇和邪恶的德国人的血液带入这一家族来。
英国曾经诞生了伟大的剧作家；法国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过两或三名哲学家；至于德国人自己，至少莫扎特的和谐情感，在歌德身上有所体现，虽然这只是在他的晚年而且分量很轻。
在他的一生中，为什么没有固定的追求？他花在创作上的时间并不多，倒情愿通过创作来发展自身，不管自己的作品是否完美，也不管能否为别人所理解。他一会儿研究自然，一会儿从事政治；一会儿对哲学感兴趣，一会儿又热衷于工艺；一会儿崇尚思想，一会儿又投身于行动，飘忽不定，周而复始。他与达·芬奇相同的地方是，什么事情都希望亲手尝试，无止境地追求新知识，因此，他涉足的领域几乎与达·芬奇一样多。但是，与达·芬奇不同，他不满足于只在自己的日记里有一些摘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多部门活动，从无止境。随着年龄的增长，热情越来越高，他自己也估计不到，他能活到如此高龄。歌德从来也没有期待过这样的希望，即希望自己的生活属于艺术，但事实却使他达到了这一目的。
如果世界最终认为他是一位诗人，达·芬奇是一位画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两个人都使艺术的一个部门得到了完美的发展，并流传后代。但是，如果只是他们的绘画、诗歌、小说和剧本被留存下来，他们也不可能像今天那样饮誉天下。他们之所以如此受到赞美，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全世界的，是因为他们除了有特殊的艺术天才外，还是预言家和圣贤。
亚里士多德、培根、孟德斯鸠、伊拉斯谟都是世界性的人物，但他们缺乏把某一种艺术使之尽善尽美的特殊天才，而这正是可以解释歌德和达·芬奇为什么在其他方面不能达到如此完美的原因。能为他们的世界性提供一个例子的作品是没有的，一幅简单的画，一首三十几行字的诗，他们的一切，似乎通过非凡的天才，表现得栩栩如生。但达·芬奇和歌德的有形的艺术天才，是同无限的探索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的。
这里又一次表现了，歌德希望在各个方面不断追求，扩大，为他那无止境的抱负，使任何一门他追求的学问不断向更高层发展，直到最后能以完美的形式向后人流传他的经验和体会的事实。在他的诗作里，他向世界表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在这方面，即使康德、亚里士多德也不能完全与之匹敌，后者的才智必须通过别人的解释；而歌德的律诗，如《浮士德》，人们可以成句的摘引，但却很难转译。
在这方面歌德自己必须首先创造一种表现方法，犹如达·芬奇不断地用颜料做试验一样。歌德在莱比锡当学生时，受当时的影响，也以德国的风格————一种可以与百合音合拍的陈腐的格律进行创作。只是后来，他21岁在斯特拉斯堡，在真正为自己的激情所冲动时，歌德就几乎在夜里就开始用一种能充分表达内容的新德语写作，他写了十几首不朽的诗作，几年以后，还用它写了《浮士德》和《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第一场，同时还写散文和诗歌。这是继路德三百年后和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特六百年后，德国语言得到的第三次发展。三位大师在以拉丁文或法语为艺术形式，使德语更自然和生动方面都有所突破，歌德同他的前人路德一样，用他年轻的双臂，力搏急流险滩，不论深邃细流，还是奔腾大川，他都逆流而上，不断奋勇前进。
路德的动力来自人民，歌德的动力则来自大自然。他不十分关注人民，也不去注意各阶层人民的性格特征，在这方面莎士比亚要比他强得多。歌德描绘人物着重人物本身，与荷尔拜因一样，他不用环境来烘托人物。他与学院派强调背景，解释性格的做法毫无共同之处。但歌德同时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他的一些相当现代化的主张，仍为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所接受。但歌德不太涉及社会问题，因为他相信自然的力量要比社会的力量强得多。正如他对待自己一样，他希望多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尽可能地使自己的天资才能发展到最高水平，因此他对待他的人物也尽可能地保持他的内在的本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持久的信念，都有积极因素，不断地加强他们内心的这种力量，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使歌德生活得很充实，使他永远感到有生命力。
歌德像
歌德，德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德国最伟大的作家，迄今为止最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之一。
歌德故居会客室
和这信念抗衡的是他内心情感上邪恶的欲念。他承认并认识到这些欲念的力量，只是在它们危及他整个生活结构时，他起而与之斗争，他给他年轻时期的一个朋友写道：“你的一切思想并不能使我离开真实，就像大自然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不久，他就写下以下这样的诗句：
两种不同的声音在呼唤，
一个减弱，一个增强。
一个被压下去，另一个就升起来，
强缠着你，使你网陷。
感谢上帝，他把你压下去，
感谢上帝，他又使你复活。
因而，歌德从不像莱布尼茨那样乐观，后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出现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个了。在他一生中，他从未有过一次感到自己是上帝的宠儿，或是半神半人的人物。是德国人错误地把他描述为年轻的阿波罗和年老的奥林匹斯山神，实际上，歌德年轻时也为情欲所驱。他在这方面的性格更接近贝多芬，而不同于莫扎特。
在他年轻的所谓“风华正茂”时期，一切有天才的年轻人常常以泰坦自居，锋芒毕露，狂妄不羁，歌德一度也追逐时尚。但是正如伟大的革命家或军人，时刻铭记着自己使命在身，即使青年时期，也总和自己的同伴们保持一段距离，歌德在二十五六岁时，就头脑比较清醒，认识到自誉泰坦的危险。当时他是五六个才华出众的青年人之一。后来唯独歌德脱颖而出，居众之上，这完全是靠他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在依靠自我奋斗，而不仅仅依靠天资聪颖方面，能比得上歌德的。歌德的升起，部分是由于他的天赋，更主要的是他的责任感。在这方面，他也许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新教徒；至于其他方面，他又与新教徒毫无关系。
歌德关于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冲动力的信念，逐渐成为他一生内心始终有两种声音的对话，他把这一对话写进他的主要作品里。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从来不只是一个主角，而总是两个，两个互相对立着的角色，彼此具有战胜对方的独到之处。当这段对话出自一对妇女时，它变得格外尖锐，歌德对妇女性格的理解，比任何一个德国人更深刻。他对激情有亲身的体会，并对其进行分析，而席勒更多的是受思想的支配。歌德一切从自然和经验出发，反对形而上学；他也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妇女的心理，就像他研究植物、动物和矿物一样。他对性欲感情的分析，要比现代心理学家高明得多。
作为一个诗人，他总是通过写作来求得自己内心斗争的平衡。他像水手那样，一次又一次地，顽强地去通过那些众所周知的暗礁，以亲身经历其艰险。因此歌德最懂得男人的欲望，从生理上给予正确的解释和给予应有的地位。他内心的这种斗争，通过浮士德的独白和浮士德同靡菲斯特的对白为世人所周知。正是这部《浮士德》表明了歌德是如何对待人类内心的斗争的，他绝不同意理性可以轻易地使人战胜邪恶。发生在浮士德灵魂深处的上帝，同撒旦的这场赌博————歌德取自古代的民间传说，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只是在最后一刻，通过天使设下的陷阱，才使浮士德处于有利的地位。浮士德通过天使的话证明了自己的权利：“只有通过自己艰苦努力的人，我们才考虑给他补偿。”
当这部著作最后达到圆满结束时，歌德已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上走了80年了。但是，他还时常沉浸在年轻时期的感情里。上了年纪的歌德，就像一座火山，火星似乎快熄灭了，突然又喷出新的火浆来。因此，只有参考了歌德每部著作的写作年代，才能理解他的作品。他的全部作品犹如一部伟大的日记。与浮士德一样，他像着了魔似的，受好奇心的驱使，希望从各个方面去看世界。因此，年轻时，他什么事都希望试一试。把德国的历史区分为两个很不平衡部分的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冲突，在歌德一生中，达到了最高峰。他进行了很多尝试，希望政权与思想之间的矛盾得到和解，但他完全失败了。
《维特》（指《少年维特之烦恼》。————编者注）出版了，年轻的诗人突然名噪一时，魏玛公爵召他去宫廷，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一位聪明的年轻的德国亲王，居然承认一个普通的诗人的天才，并且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在大革命的前夕，决定走新的路子；也许他还希望在自己小小的领地内，取得人民的信任，这恐怕是他召见歌德的动机。歌德有自己的信念，他并不计较在什么样的国家工作。他只希望得到一块石头，在这上面他将雕琢出自己的思想。他是法兰克福一个普通公民的儿子，他的父亲并不富裕，但却对儿子的教育花了很大的心血。他生活在赫尔德、克洛卜施托克、莱辛的时代，他们的革命思想经常触动他的心弦，他自己当时又年轻，充满狂热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切，出身环境和性格，使他敌视一切特权，很自然地为人民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思想所吸引。
当时他27岁，突然从一个尚无基础的作家和律师投身于一个小公国的国家事务中去，担任大臣，满怀改革信心。由于大臣和国王都很年轻，特别是这位公爵对于国家大事远远不如对于女人和享乐那么感兴趣，因此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阻力，他们两个人都受到容克地主和其他希望分享权力的人的攻击。不久连这位公爵也站到反对歌德那一边去了，因为他反对公爵挥霍浪费，甚至限制他毁坏农民庄稼的猎射野猪的活动。
可以想象，歌德的一切改革建议都没有得到成果，因为这是在德意志帝国的一片土地上进行的，这个帝国当时正由三百多个反对社会进步的亲王统治着。数年之后，歌德在失望之余，实际上已处于半退休状态，他开始从事各种他感兴趣的活动。他操练士兵，编辑杂志，领导剧院，搜集头盖骨和各种肢骨，组织图书馆和博物馆，发表演说，创作露天剧场剧本，他希望通过这些活动使自己从事多样性工作充满信心；而这一切是在一个小小的，充满闲言碎语的城镇中进行的，他既受到恶毒的同僚们的攻击，也受到好心的朋友们的劝阻。
歌德就在这种情况下大约牺牲了十年光景————从25岁到35岁，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为了实现他以思想精神治理德国的一种尝试。其结果是他当过外交官，为了某些方面的成功，不得不在很多方面让步；当过财政大臣和国防大臣，不断地生气、浪费时间，荒废了写作，但同时，他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感到，他已能从社会的角度，对自己已经学习和研究过的自然科学加以比较和补充。歌德在为魏玛公爵服务期间，偶尔也很得意，作为一个哲学家和作家，他从中获得不少养料，亲眼目睹国家结构的内幕，使他得以为以后的《浮士德》第二部及其他作品搜集到不少资料。
就在这个时期，歌德开始潜心研究国家的性质，经过自己的亲身体会及学习，他最推崇的是美国。
他在19世纪关于社会生活的预言，很大部分在20世纪中叶得到了实现。这种社会生活是建立在自由和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他在24岁时，开始涉及国际主义，那时他写道：“法国人，从头到脚，就和德国人一样简单”；可是到他80岁时，他写道：“我，一个只认为文化和野蛮主义是重要事情的人，怎么会憎恨法国呢？民族之间的仇恨，文化水平越低的地方，这种情绪越大。一旦你超越民族界限，与你的邻邦同甘共苦，把他们的不幸和欢乐当做自己的事，一切仇恨情绪就会消失。”
在他三十七八岁时，歌德感到国家事务形将无法驾驭，他就跑到意大利去了。在那里，他休息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才从社会生活，特别是德国那样的政治生活中摆脱并恢复过来。
歌德对德国的失望程度，比任何其他思想家都更严重，因为他曾经亲手引导过她的命运。没有人像他那样深刻地分析过德国人的性格。我们必须把精神思想和国家政权分开，这样才能看到，为什么从路德到歌德，从席勒到尼采，这些德国的知识分子，著名的艺术家，改革家和革命家，怀着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更为痛切的心情来分析自己的国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允许分享他们的权力，哪怕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由一群愚昧无知的皇亲国戚和容克地主统治着。如此，德国的思想家站在一个大马戏团的篱笆外面，双手插在口袋里，从缝隙中看着那些企图用枪和鞭子驯服和控制野兽的人，不禁发出轻蔑的嘲笑。
歌德对德国曾经发表过很多看法，现摘录其中片断：
每当我想起德国人，内心常常感到十分痛苦。作为个体，他们十分令人尊重；但是作为整体，却令人感到十分讨厌。尤其是当我把这个民族同其他民族比较时，悲哀之情更油然而生。我曾经为自己找过各种解释，希望克服这种心情。结果发现寄希望于科学和艺术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科学艺术是属于全世界的，在它面前，民族之间的障碍消失了。但这是十分可怜的安慰，无法同因属于一个伟大强盛令人敬畏的国家而骄傲的心情相比。德国微不足道，但德国人却了不起。德国人幻想把这种现象颠倒过来，同犹太人一样，为了世界利益，把德国人分散，移植到别的国家去，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选拔出来。
德国人有一种特别的性格，从来不会顺顺当当地接受旁人向他们提供的东西，如果你授予他刀柄，他会说，刀柄太钝了，如果你授予他刀刃，他又会大叫起来，说这要伤害他。他们阅读了大量大量东西，但他们缺乏接受新形式的能力，但在他们对一个事物熟悉后，他们确实很聪明能干，叫人称羨。
德国人往往有一种理解事物比别人迅速深刻的办法，有时人们花费一生的精力，也比不上他们的学习效果。我很担心，他们将错误地估计自己，相互蔑视，失去了解彼此的时机，或相互迫害和残杀。
这些北方的子孙来到意大利，但是他们最能做的事是使狗熊用后腿站起来；如果一旦他勉强地学会跳舞，他就会认为，一切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从一切迹象来看，生活在柏林的那些人，是一支厚颜无耻的部族。跟这些人讲客气是没有用的；为了不使自己遭灭顶之灾，你有时不得不出言不逊或有意粗鲁相待。……
经过与别的国家比较，歌德对德国的观点日趋成熟。他喜欢意大利，各个方面都受它的影响。在他有生之年，他一直不喜欢萨克森的气候，在他的记忆中，甚至他的故乡法兰克福，都奇妙地变成了天堂，因为法兰克福比较温暖，欢快，相对来说土地比较肥沃。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越来越喜欢古玩，因此，在意大利时，他也喜欢希腊，喜欢那里的自然条件，它的艺术，瓜果和人们。说实在的，他在意大利没有怎么学习。像他那样天生的诗人，总期望着那为自己带来一切的世界，同他想象中的一样美丽。为意大利唱尽赞歌的可爱的孩子和古代的半神半人，在诗人看到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无时无刻不在梦寐以求的湛蓝的天空之前，就已经被创造出来了。坐在罗马别墅的公园里，在南方柏树的丛影下，他为《浮士德》写下了典型的德国《魔鬼聚会之夜》。回到家里，他仍会再一次地为丧失了40年观赏美景的时间而惋惜，并且甚至说：“比起意大利人的脸来，很难从德国人的脸上看出上帝造人的艺术。”
歌德和席勒像
图为魏玛国家剧院前歌德与席勒雕像，他们两个人是魏玛的两位文学巨匠。
歌德在这里很可能是指女人的脸。因为很明显，他从罗马带回来的，送给他心上人的模型，是一位罗马妇女，他的心上人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他后来同她结了婚，他们的爱情生活维持了25年。歌德被认为是妇女的宠儿，其实这是不公平的，歌德常常被女人遗弃，而不是歌德抛弃他们。歌德喜欢南方类型的妇女，几乎他周围的女性，看上去都出生在地中海，而且他们大都出身于中产阶层。认为歌德热衷于仕途的说法是经不起驳斥的。很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的妻子就是一个穷苦做花的姑娘，他的最好的朋友，一个来自中下层，另一个是一位瓦匠。歌德生平交结的女友中，只有一个出身贵族，这就是冯·施泰因夫人，这位夫人对歌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重要的影响。
一般来说，德国人比较世故，因而不太懂得爱情；因此它的历史也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充满风情的色彩。无论在它的社会生活还是文化生活中，都缺乏可以成为传奇故事的爱情资料。在德国的历史上，人们找不到伊丽莎白和埃塞克斯，找不到莎士比亚和桑尼特夫人，找不到两位布朗宁夫人，找不到路易十五和蓬巴杜、乔治·桑、但丁和比阿特丽克斯、弗朗西斯哥和保罗。甚至在德国古代传说中，也只有克里姆希尔特和布伦希尔特那种只知仇恨的妇女。只有少数德国亲王撰写的回忆录，有风流逸事。但是除了玛丽亚·特蕾西亚外，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妇女对德国的社会、政治有过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对德国的艺术也几乎找不到一个例子，唯一能使人想起的是贝多芬的鲜为人知的情人；无论是女男爵维特赛拉，还是科西玛·华格纳都不是德国人，可能玛特希尔德·维森冬克也值得一提。
在德国的全部历史上，只有歌德的一生提供了一对情人。他对夏绿蒂的爱，倾注在《维特》一书的主人公身上，而他对冯·施泰因夫人的钟情，则在他们两人的通信录上————一部留传下来的伟大文献，有详尽的描写。他们是一对孤独的德国人，他们憎恨宫廷生活，憎恨政治生活的坎坷，他们希望摆脱德国农村的清冷和淡漠，向往南方和古风，崇尚希腊的美丽、法国的思想精神和意大利的欢快，与此同时，忘却自己同胞的愚蠢与野蛮。在他们的关系中，这位善于自我克制的妇女是精神上的领袖，而年纪轻得多的男士却柔情满怀，常常处于被安慰和引导的地位。
非常奇怪，歌德虽然是个德国人，但却总与自己的同胞有一定的距离，同时也不像莎士比亚和但丁那样为世界所震惊。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一百五十多部著作，只有不到二十部被译成别国文字。《浮士德》这部德文的民族诗剧，只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才把它译成法文。歌德始终不能像莎翁那样，把自己的全部杰作向世界推荐，正由于此，也和达·芬奇一样，其影响从来没有达到过拉斐尔影响的深远程度。
更值得提到的是，甚至德国人也只知道这20部著作。比之席勒作品的主人公，歌德塑造的人物鲜为人知。歌德的与席勒相仿的全部剧本至今搁置在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荷兰等德国本土以外的国家。青年时期，他在一个剧本里塑造了德国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晚年，在他的长篇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里，他描写了德国小城镇的生活，但是由于他用了完全不对德国人口味的六韵步诗体，作品的流行受到了限制。歌德三部伟大小说的主人公，或者他的诗，除了那些进入音乐领域的，从来没有进入过德国人的内心生活；曾在国际上风靡一时的《维特》，今天读起来也很艰涩。唯一使歌德与德国人联系在一起的是《浮士德》，这部作品确实家喻户晓，这部爱情悲剧通过诗歌、绘画、音乐、戏剧、歌剧、书籍的形式，成了德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但并不是这个爱情故事本身感动德国人的。这是因为歌德把德国古老的历史人物浮士德博士同魔鬼打赌的故事，根据欢乐的德国狂欢节的形式，改编为游行剧，深深受到德国人的欢迎。他把妖怪、神仙、魔鬼、精灵，都写成德国人日常遇到的哲学问题，什么是可以做到的，什么是被禁止的，什么是可以获得的，什么是需要经过斗争才能获得的，这些问题一直在牵动德国人的神经，犹如一度在路德餐桌上的话题，从信念到疑虑到人的本身，范围十分广泛，而《浮士德》恰恰反映了德国人的全部希望。
对歌德自己来说，他在两个主要人物的身上都看到了自己。他既是浮士德，也是靡菲斯特，一个毫不比另一个逊色，正由于此，他抓住了德国人所缺乏的东西：内心的充实的安全感。人们确实也可以说，浮士德的问题，也是歌德的主要问题，也是他年轻时期的初期作品，和八旬以后老年时期作品的主题，即追求片刻幸福的问题。这是哥特人、北欧人、日耳曼人不能保持片刻宁静的性格，使他不能像南方人民，气候和性格所赋予他们的那样安闲地生活。他在热情面前犹疑不决，他害怕作出决定，他年轻时期希望冲破的四个牢笼，后期又继续维持和它们半死不活的关系，而最主要的，也即他自己提出的，永远无法解决的，关于片刻的幸福为什么不能保持住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因为深重的北欧人的性格决定的。在这些矛盾面前，贝多芬总是能在他交响乐的尾部，以愉快的音符给予圆满和谐的结局；但歌德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摆脱矛盾，因为他对于真理的热爱，远要比他创造美好生活的意愿强烈。
但是，他还是找到了解决矛盾的办法。这就是同伦勃朗一样，在光明的旁边总是画上一道阴影；这就是靡菲斯特对浮士德的诉苦和问题给予的嘲弄性的回答；这就是上帝和无止境欲望的泰坦之间的竞争，这就是他决心献身于研究一切自然现象；这就是他六十年来不倦的努力和献出他认为是自然赋予他的一切才赋。
德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这是使德国人无法享受生活，享受和谐的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使德国人的行为有时表现为兽性有时表现为奴性，这一点在《浮士德》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这种永不休止的不满足，不愉快，歌德只有借工作来平息。歌德一生中能平静地享受生活的日子很少，他享受到真正的和谐，严格说只是在他60岁写了光辉的《西东诗集》的篇章以后。
在不断的内心震动和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中，在围绕着驱使路德一度出家又还俗的哲学和生活的斗争中，由德国土地培育出来的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个典型的德国人。
让我们暂且留在他的50年代。当时，德国思想界处在它的全盛时期。歌德、康德、贝多芬亲耳聆听到迎来一个新世纪————19世纪的钟声；听到这一钟声的，还有席勒、赫尔德、海顿，以及年轻的天才舒伯特、洪堡兄弟、荷尔德林、叔本华和黑格尔等。
但是，在这以前不久，波拿巴将军在巴黎夺了权，他正准备扬法国新思想的东风，凌驾整个欧洲，如果德国思想界坚持自己的道路，也许德国得以拯救。如果它再一次屈服，向暴力低头，那么它至少要为取得对外成功付出导致内部衰落的代价。
欧洲在危急中。
这些话对德国人很悦耳。这位统治者不仅违背了他的协议，而且在理论上否认它有效，嘲弄法律。这样的统治者，只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人民的偶像，才不得不自称为“国家第一仆人”。一位研究哲学的专制君主，只有回过头来承认武力理论，才能平定普通德国人的内心————这位独裁者解决了一个道德问题，并且得到很多教授的肯定。一旦令人敬畏的政府本身宣布，不能单靠法律来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老百姓也可以根据这个理论从事活动，同时星期天可以问心无愧地到教堂去做弥撒。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热衷于为他们的领导人撰编传奇，说他既能舞剑，又会吹笛；在战场上他英勇善战，对音乐他又能谱写奏鸣曲。现在他隐居在音乐天地里，而又那么民主，平易近人；他之所以没有孩子，就是因为他太专心致志于他的著作了。
一个以改革家面目出现的德国君主，最后在关键时刻堕落到采用武力；一个同样以改革家面目出现的德国平民，最后在武力面前屈膝投降。甚至最杰出的德国人，在武力面前也背叛了思想信念。路德和腓特烈都不过是最突出的例子而已。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封锁线”————象征性的胜利————歌德的预见————德国上空的乌云
腓特烈逝世三年之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歌德曾经把这次大革命说成是法国的需要，但是在德国并没有引起反响。确实，革命的起因纯粹是法国的————法国人民要求“太阳王”的子孙偿还欠债。这种时候，统治者的功绩往往会被遗忘，因为他们的业绩早就被他的子孙后代破坏殆尽了。我们已经习惯于称法国为革命的国家，但不要忘了，发生在1789年的这场革命是第一次堪称为大革命的革命，它并不紧接在英国革命之后，而是发生在英国革命一个半世纪之后。
这场革命之所以具有不可一世的威力，其中一个因素是，它不仅在政治上，并且还在社会秩序上，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动。法兰西，这个古老的王国，一夜之间变成了欧洲的第二个共和国（瑞士是第一个）。在上百个绝大部分在德国土地上当了统治者的亲王中，突然有一个普通的穷人，在其中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掌握了政权。还有比预测一个皇室的迅速恢复更鼓舞人心的事吗？比如英国，在查理被处决后不久，皇室很快就恢复了原状。如果每个人都对别的国家的事等闲视之，那么亲王们的安全就无保障可言。
法国大革命前夕
到1789年仲夏，民众对王室已普遍产生了敌意，到处流传着国王的军队已受命将突袭首都的传闻。该插图描绘的是7月12——13日夜晚，巴黎大街上发生的动荡局面，7月14日攻打巴士底狱将其推向顶点。
德国的贵族胆战心惊，但是德国人民又做了些什么呢？作为一个邻国，他们预感到了什么，还是像其他一些邻国那样前后不同地参加了这场革命？从社会角度看，自由在这两个莱茵河畔的国家不同样受到了镇压吗？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情况在德国更为严重。但是德国人民在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面前做了些什么呢？
他们保持沉默。他们继续俯首帖耳。他们被派去与实际上地位同自己十分接近的雅各宾派打仗。在德国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重大的起义斗争。亲王的地位，甚至一个普通的地主，都没有受到威胁。
作为一场政治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堪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这里我们只从这两场革命对位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德国的影响进行比较。
革命期间，这两个国家的邻国中的富有的保守分子无不为自己的安全担忧，他们害怕破产，害怕唤起本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害怕觉醒的重新恢复活力的人民从侧面来进攻。当法国的财阀巨富遭到杀戮时，他们在德国的家族亲戚难道不发抖吗？长期以来，法国历代君主借边界之便，多次蚕食德国的领土，革命阶级难道不能也用通过开放的边界，扩大他们的影响吗？从思想影响判断，德国的富有阶层和贫苦群众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还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与1920年左右对待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情况差不多。德国的思想界，至少在开始时，是站在革命与自由这一边的，而几乎所有的德国皇亲贵族是反对这场革命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思想精神界与国家权威之间是如何决裂的，关于人文主义者在16和17世纪的情况，我们前面已经有所叙述，18世纪这方面的情况发展到了高潮。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当德国军队，在德国亲王的领导下外出作战，有时甚至在国外打仗，这种情况，至少在开始时，德国本国的知识分子也为之欢呼过，如歌德、席勒、康德、费希特、荷尔德林、赫尔德、维兰德以及让·保尔。
开始时，驱使德国统治者们这么做的动机是很不一样的。腓特烈的侄子及继承者，腓特烈·威廉二世（1859——1941）出身于名声很坏的霍亨索伦家族，他希望从混乱的法国手中争得莱茵河边的土地。维也纳的君主则希望帮助他的受难中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但是当法国人从秘密的途径知道，国王夫妇希望奥地利派兵到法国来，然后确实准备双双出逃时，爱国者的气愤就直指皇帝本人和他的儿子弗朗茨二世，“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就此最后终结。
此时，许多小公国觉得法国大革命对他们的威胁比普鲁士的威胁更大。大战之后，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这些特权阶层觉得把自己置于法国的庇护之下，比置于帝国之下更为保险。但是，他们现在意识到，法国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盛世之后，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法国人民觉醒了，这场革命非常可能蔓延到他们的领土，反对容克地主和教会。这真是对他们背叛自己祖国的最理想的赏赐，但是，正像历史经常出现的那样，这些后来受到历史审判的王公贵族，在当时却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巴黎国民大会”开始时还答应凡被没收了土地的大大小小的地主给予赔偿，但并没有收到效果，莱茵地区的地主和资本家还企图反抗。他们同意给从法国逃亡出来或被驱逐出来的贵族地主避难权，并在科布伦茨成立一个反革命中心，从而证明了阶级的利益从来是超越民族利益和无国界的。
现在，这些结合一起的德国皇亲国戚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害怕世界革命。即使在那时，他们也采取欧洲在一百三十多年以后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所采取的同样手段————封锁线。如果7万名工人、职员、失业者包围了巴黎郊区圣·安东尼，那么其他首都也会出现同样的事件威胁统治阶级的安逸生活。当法国第三阶级终于在一个8月的夜晚，以激烈的手段，一举废除了刑法、什一税等封建特权，德国三百多个公国暴君的脚下也开始颤抖了。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就起来干预，结果是，德国封建制度破灭了，但这却不是在一夜之间，而是经过斗争的六年之后。
曾经是死对头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共同的利益面前携起手来，结成一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在以后的历史中也会再次出现的联盟。宣传甚至在那时也是起作用的，上了年纪的布伦斯威克公国君主在一份声明中发誓要把法国夷为平地，以保卫基督救世主。这是法国起义的总信号！法国处在危急中！所有的青年人都走上街头，不朽的“马赛曲”旋律第一次在斯特拉斯堡上空飘扬。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了，四个月以后，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支人民军与专制政府部队作战。
也在此时，当受到俄国支持的德国联合部队在莱茵河畔遭到法军打击时，俄国借机侵犯波兰。俄国人在波兰第二次（1793），第三次（1795）遭到分割中违背了与盟国订立的诺言，但这些盟国自己也经常背信弃义。玛丽亚·特蕾西亚已去世，再也无人为干这种勾当而感到羞愧。
但是，在这场冲突中获胜的并不是法国的战争机器。这架机器武装配备很差，经常遭到可耻的失败。在瓦尔米的战斗中，获胜的是一种热情，是震动千百万群众心灵的伟大的狂热，是在长期压迫下为争取自由的感情，这种从内心迸发出来的感情，取代了腓特烈的虚荣心，取代了结盟国的贪婪；它要求出击，而且往往取得胜利。这种感情竟维持20年之久，致使德国贵族在此期间得以继续反对新生的法国。
但是，我们还是忘了瓦尔米战役中青年将领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战略战术。即使今天，当阿尔贡隘口再度成为战场时，也无人会记得1792年9月的一天。一切都无影无踪了，但有一句话却永垂青史，因为这句话与整个世界形势有关。
当时，歌德是魏玛公国的大臣，而且也是魏玛君主的朋友。他经常参加德军司令部的会议。他担任一部分战地通讯工作，但更多的时间是观测和思考问题。这天晚上，战争的形势已略见端倪，法国人将取得胜利，所有出席会议的将领、公爵都垂头丧气，并且被战况的急转直下震惊得手足无措，他们纷纷发表意见，议论敌人的力量，德军指挥上犯的错误，以及什么时候可以转败为胜，歌德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当人们注意到他的沉默，并要求他发表意见时，他回答说：
从今天起，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在座的各位将都有资格说，我是这个新时代开始的见证人！
明智的人士往往欢迎自己国家的失败，因为他们早就要求改造这个国家。一般说，他们是最聪明的人，也是最勇敢的人。关于这一类问题的争论在小册子、回忆录、文艺作品和谈论中出现过多次。但这次，一场大战的第一个战役还正在进行，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贵族地主的逃跑还未来得及作准备。按传统，失败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一天的不幸得到挽回，将还可以得到二十几天的好运。诗人的预见到底对吗？当这些败将的脸一张张转向他时，诗人的勇气受到了考验。没有一个士兵或朝臣会给予这样的回答，只有思想深邃目光远大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看法。
歌德在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提出了自己高瞻远瞩的看法，为历史写下了独具一格的精辟的意见。他婉转地规劝这些失败者应为自己是历史的见证人而高兴，这一婉转的规劝使大家感到恼火，他似乎看到了正在舞台上演出的一切，而有人则希望，最好其中一个化了装的将军一剑把革命当场击倒。但是除了时间以外，无人为此作出答复。在以后的二十几年里，世界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歌德在瓦尔米晚上的这句话，代表了德国历史的一个伟大时刻。
在以后的几年里，德国的情景是相当悲惨的。与所有眼光狭小的统治者一样，普鲁士国王关心的是领土，而不关心在这些领土上住着的是什么人。新的分裂使他更靠近俄罗斯帝国，而他统治下的老百姓则一大半成了波兰人，对于这种情况，与德国今天的统治者一样，他并不意识到危险。现在加德琳女皇成了击败波兰、瑞典、土耳其的胜利者，而且矛头直指德国，但是腓特烈·威廉与他过去的祖宗一样，背叛了盟国，同时也背叛了自己的帝国。腓特烈死后十年，普鲁士内部已软弱不堪。
哈布斯堡的景况也不佳。法国解决继位问题不久，就把目标放在意大利和荷兰上。德意志帝国在法国的指挥下，于1797年企图重整旗鼓，德国诸侯完全不顾廉耻，唯巴黎之命是从。新共和国经过几次重大战役获胜后，德意志帝国因赖以维系的支柱的失去而彻底垮台了。共和国的曙光已如旭日东升，可是在德国的土地上，仍然是夜幕沉沉。
他们的出身————谁无视他们？————贵族羞辱他们————海顿的窘困————莫扎特遭虐待————天才展翅————七兄弟————硕果累累————日耳曼天才和拉丁天才————最年长的和最年幼的————德国人的心声
但是，在这夜幕深沉的上空，精神的光辉，犹如灿烂夺目的彩虹，光芒熠人。就在这同一个世纪里，当德国的大小诸侯因贪婪权势，尔虞我诈而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他们又因利益一致而共同反对新时代的时候，德国的思想精神界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光辉时期。18世纪德国文坛人才辈出，思想巨人应运而生，对世界的贡献达到了最高峰。政治权力与思想精神彻底决裂了。
为人类所熟知的德国七位音乐大师，比德国诗人和思想家更加著称于世，因为音乐是不需要语言的。他们几乎出生于同一世纪（1685——1797），在这方面没有别的国家如此得天独厚。一个接着一个，每一个有其师承的一面，却又个个独具匠心。每一个都可形成一座光芒四射的星座：巴赫在音乐中发现了永恒，韩德尔的作品以绚丽显赫著称，海顿崇尚自然，格鲁克歌颂英雄，莫扎特是天之骄子，贝多芬的悲哀和胜利，舒伯特出自内心的歌声。
他们用音乐为自己编织了一张宁静和谐的网，他们的周围永远是动人的旋律和传奇的故事。从南美洲大草原到阿尔卑斯山之巅的小木屋，他们的音乐扬帆远航，默默地承受着人间一切苦难；就在世界亿万群众对德国现代暴君及其仆从怒不可遏时，德国的这些天才用自己的小提琴、乐队、唱片请求他们宽恕。
自从1450——1550年，有七名或十名画家，以同样的连续性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形成传奇式的历史以来，任何国家都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代接一代的艺术大师宗族。那时德国有荷尔拜因和丢勒；但是在德国出现七位音乐大师之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作品，即使意大利，能与之相比。这是一种新的由一个国家的艺术家形成的艺术，此后，还没有任何人达到或超过他们的水平。妙不可言的连续性，把这七位音乐大师联结在一起，在德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一枚戒指，被一代代地传下去。韩德尔几经斗争，把它传给了在伦敦的格鲁克，格鲁克传给了海顿，海顿热爱他的学生莫扎特，莫扎特深为自己的学生贝多芬的天才感到惊讶，而贝多芬则在自己临死之前，对舒伯特高度评价，把戒指传给了他。还有哪个国家的历史能与这段历史相比呢？一个一千年来长期处于松松散散，彼此之间没有约束的国家，一旦出现了这一脆弱的传统联结，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巴赫像
巴赫（Bach，Johann Sebastian，1685——1750），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被称为“西方音乐之父”。他笃信宗教，把路德派新教的众多赞歌和教会乐器管风琴当做自己的创作素材和音乐构思的核心，但又深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这使他的宗教作品明显地突破了教会音乐的规范，具有丰富的世俗情感和大胆的革新精神。其创作以复调手法为主，构思严密，感情内在，富于哲理性和逻辑性，并在德国民族音乐的基础上，集16世纪以来尼德兰、意大利和法国等国音乐之大成，是巴洛克音乐发展的顶峰。
他们大部分出生于南部、西部或萨克森。巴赫和韩德尔的出生地很近，而且他们出生日只差四个星期，他们以歌曲和诗意为图林根森林带来了新的生命。海顿、莫扎特、舒伯特出生于奥地利，格鲁克出生于巴伐利亚的弗兰科尼亚，贝多芬出生于莱茵河畔，家族中有佛来芒人的血液。其中五个人使维也纳成了世界的音乐首都，虽然他们在维也纳也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但比起帝国其他地方艺术家的生涯来说，还是要好一点。
这七位音乐家都出生于贫困家庭，说明德国音乐思想来自很深的底层。海顿和贝多芬的母亲都是烧饭的，海顿的父亲是名铁匠，舒伯特的父亲是位穷教员，格鲁克的父亲是名侍候别人打猎的马夫和持枪手，只有韩德尔的家族生活比较安定富裕。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的父亲都是穷乐师，他们都出身于手工匠家庭，巴赫本人是音乐时代之王，在他前后，共涌现出41位音乐家。七位音乐大师中的五位，在他们青年时期都尝到过饥寒的痛苦。巴赫、海顿、舒伯特与路德一样，幼时都参加过唱诗班的童声合唱团，以此为他们音乐生活的起点，韩德尔、贝多芬弹过钢琴或拉过手风琴。神童格鲁克和莫扎特幼时的生活还比较富裕。但后来他们大都经历了需要由自己挣得面包的生涯，即使在他们小有名气之后，情况也是如此；只有那些在国外找到了安身之地的音乐家才免去为生计奔波之苦。
韩德尔像
韩德尔（Handel，George Frederick，1685-1759）是德国汉诺威的宫廷指挥家、作曲家。后来去了英国伦敦，在英国极受欢迎。他创作了伟大的清唱剧，使大型合唱曲成为英国音乐的一个重要传统。清唱剧的创作与当时英国人的思想潮流相吻合，抨击了18世纪下半叶英格兰特有的道德松弛。清唱剧也与慈善事业有联系，韩德尔为伦敦育婴堂医院创作的《弥赛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清唱剧与慈善事业的关系。韩德尔是改变了音乐界的18世纪伟大先驱之一，他扩大了音乐的受众群体和支持渠道，使音乐从贵族和王室的小圈子走向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众。
格鲁克像
这是格鲁克（Gluck，Christoph Willibald，1714——1787）60岁时的一幅画像。格鲁克是一位改革倡导者，他关于戏剧与音乐在歌剧中重新结合的呼吁总结了启蒙时代的音乐精神。格鲁克《奥菲欧与犹丽狄茜》给观众提供了如他所说“强烈的感情，有趣的场面，发自内心的语言和不断变化的场景”。
海顿像
海顿（Haydn，Franz Joseph，1732——1809），著名的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最早期代表。他对交响乐、弦乐四重奏、键盘奏鸣曲等音乐形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人们通常认为，主要是海顿而非其他作曲家促成了18世纪晚期完美的古典主义音乐。
莫扎特像
莫扎特（Mozart，Wolfgang Amadeus，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羽管键琴、钢琴、小提琴演奏家，欧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莫扎特，浪漫主义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为后人留下了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音乐遗产。
这七位音乐大师都是德国人。德国贵族诸侯在这一百多年内忙于争权夺地，无恶不作，他们对于这一民族的光荣，这个时期思想精神文明的发展，毫无贡献。只有很少一些人曾经关心过他们，或给予这些音乐大师以应有的尊敬。在韩德尔、海顿、格鲁克被邀去伦敦前，没有人发现他们的价值。反而是那些音乐不太发展的欧洲国家为这些德国音乐大师提供了经济援助和为他们赞美扬名；他们甚至拯救了濒临于苦难深渊的贝多芬。但是巴黎和马德里还是约请了海顿创作交响乐。他在英国为自己最有名的作品《创世记》和《四季》谱写了曲子，并在维也纳得到了上演。没有一个德国艺术家能像韩德尔那样，临死前在英国受到极大的荣誉。他被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这是他的遗愿。直到今天，英国人还认为韩德尔的《弥撒曲》如同韦伯的《奥伯龙》以及韩德尔的《创世记》一样，是英国的作品；格鲁克在巴黎要比在德国有名气得多。
少数诸侯贵族希望借这些音乐大师的名望给自己增添光彩；给他们封赐各种称号，付以薪金。格鲁克曾为玛丽亚·特蕾西亚当过十年宫廷乐师。教皇在罗马授予他一枚勋章后，他就一直称自己为贵族里脱·冯·格鲁克。莫扎特也曾被授予这个封号，但他从来不用。天才贝多芬曾给大公鲁道夫讲过课，鲁道夫曾以自己的献词称他和鲁布科维茨·利希诺夫斯基为不朽的天才。
维也纳确实堪称世界音乐之城。王室成员本人也参加演出四重奏，组织音乐会，并出版作品。艾斯特哈希亲王之所以没有被人遗忘，就是因为他们把私人乐队交给海顿来指挥，海顿在匈牙利的一个庄园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训练这支乐队，最后使他的赞助人很高兴地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夏天。这些亲王利用微薄的薪金，实际上占有了音乐作品的垄断权，或者至少在数年内占有了这些作品的演出权，在演出期间，这些作品不得出版。贝多芬曾二十多次侵犯了他的出版商及赞助人的版权，因为他常常忘了，什么作品已经出售了。
除了住在国外的韩德尔和格鲁克外，其余的几位音乐大师受到来自政府和贵族方面的屈辱，丝毫不逊于德国人向美洲出卖雇佣兵的程度。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单独构成德国历史的一页。在魏玛公国，统治者以一国之王的不可一世的身份，驱使巴赫同仆从和厨师为伍，扮演一名快乐的风琴手。后来，那位公爵还把他监禁了一个月，因为他说，必须由他自己来解雇他。安哈特的一位亲王，会好几样乐器，就得到比较相应的地位，而年近五十的巴赫，为了得到一个重要的称号，却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写信给萨克森选帝侯，他在“请求对他的作品给予重视”的信中说，“这不是由于我的作品有价值，而是因为殿下，您的举世闻名的宽宏大量”。他在信中献上自己新的“b小调弥撒曲”中的《古利亚》和《光荣曲》。一次他被召去莱比锡，一位市政高级官员竟然写道：“由于我们找不到最好的音乐家，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了。”然而巴赫，这一具有刀凿般的前额和像他音乐作品中的连音似的扫帚粗眉的音乐大师，当时已相当赫然有名，因此一个评论家写道：“巴赫是在为暴力，也是为教会写作。”一次卡塞尔的一个亲王给他一枚戒指，作为对他踏管风琴的奖赏。
这些音乐大师常常数年无人青睐，生活没着落。1729年复活节，当巴赫第一次在圣·托马斯教堂演奏他的《圣·马太受难曲》时，居然在德国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一事件。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清唱剧的圣乐，或者由其他人演奏的类似的作品。巴赫死后，他的很多作品几乎完全被人遗忘。
海顿17岁时，还经常在舞厅里伴奏。直到有一个演员请他为一个滑稽剧谱一些音乐，他才稍有名气。可是，在他成名以后，他的资助者仍直呼其名。他对此很有意见，感到人们不如英国人那样对他尊敬，此后，他才在给自己的信上看到：“冯·海顿先生收”，因为那些贵族感到，只有给他一个贵族称号后，才算真正地对他尊敬。这七位音乐家在当时，还没有一个人被称为“大师”。为了组织一个乐队，出身高贵的音乐赞助人，一定要把那些也会一些乐器的仆人、鞋匠、糕点师傅编了进来，而事实是这些人往往非常懂得爱好音乐的奥地利人的深刻感情。海顿就不得不用这些人，不经过什么训练，甚至没有排练就演出他的新交响乐。在他的一份合同上写着，指挥必须“衣冠整洁，朴素大方”。“所有队员必须穿一色服装，梳小辫或用束发带”。他的15个《弥撒曲》对主教来说太“伊壁鸠鲁”，（Epicurean，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这里比喻为讲究饮食爱好享乐的人。————译者注）也许因为教会会长本人就太“伊壁鸠鲁”；因此海顿不得不眼看这些作品被禁演。（林茨市的主教直到1907年还禁止这些作品）
社会地位的低下给莫扎特带来了更大的痛苦，他的个性活泼欢快，但是也很敏感和受不了刺激。他是一个神童，世界各国都注意他，难免有点被宠坏了。到了20岁，他感到自己的绚丽的世界消失了。一个内阁大臣，伯爵阿科打了他，而莫扎特却不能还手。25岁时，他跟随萨尔茨堡的一个大主教来到维也纳，这时他已经谱写了一些好作品，可是他却只能与仆人共餐。“老爷的两个贴身男仆坐在桌子的主位上，我至少还可以坐在厨师的上首。”莫扎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在他离开时，大主教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骂他是可恶的流氓、无赖，让他等着拿钱，把他打发走。在他极度穷困潦倒的时候，他甚至想到史蒂凡大教堂去当一名风琴手，可是这也没有成功。莫扎特临死前的几个星期，由于一个浅薄的贵族的厚颜无耻，这个人专门收买天才的作品，冒充自己的，而把莫扎特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这个匿名者为莫扎特带来了挽歌，莫扎特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已经不远。临死前一天，他的朋友在他家里试奏他的作品，莫扎特自己演唱男高音部分，突然他失声痛哭起来，掉转身去。
贝多芬像
贝多芬（Beethoven，Ludwig von，1770——1827），作为音乐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继承了海顿和莫扎特的完全成熟的古典主义音乐形式。在他的推动下，音乐明确摆脱了启蒙运动的风格，走向一种我们如今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不确定的未来风格。
贝多芬年轻的时候，在为科隆大主教演出时还必须穿宫廷制服。但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了有损他尊严的当众侮辱。只要他稍有感觉，他就愤怒地写信给他的资助人。一天，一个仆人挡住他去见鲁道夫大公，据说，贝多芬把他一把推开，并说道：“我是贝多芬。”另一次，当一位大主教约请他为赛马表演写两首进行曲时，贝多芬回信说：“你要求的赛马音乐将在众马疾驰的马蹄声中听到。”他处处希望自己的行为像一个君王那样，实际上他确实也是。他喜欢谈论“道德力量”。青年时与利希诺夫斯基亲王生活在一起，家中有仆人及马匹。他在当时是最伟大的钢琴家，深受维也纳人的崇拜，他们付出极昂贵的票价去出席他的音乐会，希望有幸他即兴演奏一首新曲。如果不是他的耳疾，他很可能与他的崇拜者韩德尔一样，享有极大的舞台听众。这个已为当代人所知道的贝多芬讳莫如深的秘密，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不利条件。
由于听众的音乐素养，七位音乐大师在维也纳的生活要比在北部日耳曼地区好过得多。在斯图加特宫廷音乐会上，有人玩纸牌。在德累斯顿宫廷里，一边音乐家在演出最精湛的音乐节目，一边国王夫妇正在晚餐，谈笑风生。在不伦瑞克宫廷音乐会上，演出中严禁响音，以免打扰了公爵夫人的打牌。在卡塞尔，一个上了年纪的打击乐师收到了双倍的薪金，因为选帝侯喜欢坐在这位乐师上面的包厢里，随便在这位乐师的秃脑顶上吐唾沫。
在这种社会气氛下，七位音乐大师的天才只有通过宗教和世界主义才得以发展。宗教是一种传统的形式，而世界主义则是先进的人们对待知识的态度。形式上，这七位大师已不必像腓特烈大帝那样非用德语来表达不可了。他们的《弥撒曲》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他们的歌剧是意大利文，格鲁克的作品有时用法语，韩德尔的用英文；乐器的名称和所有音乐术语都是意大利语，后期贝多芬引用了一些德语表达方式。只有歌曲是德文的，但是由于它被发现得较晚，七位大师中只有最后一位才开始采用，因此很快就被其他外国语湮没了。尤为重要的是，音乐的语言是不需要文字的。
这与过去的传统不同，音乐的艺术形式只是通过他们的作品才成为传统。七位音乐大师的三个方面的伟大造诣，其中一个方面是现代歌剧，尽管经过很多的更改变化，仍然不失其渊源于意大利艺术形式的完美性。舒伯特发现歌曲，这无疑是发现美洲大陆；而德国传统交响乐形式的发展，就好像一个在玩耍的男孩成长为一个英雄。德国人如果对世界没有其他的贡献，而只是产生了巴赫的赋格曲、海顿和莫扎特的室内乐，以及贝多芬的交响乐，那么仅仅这些，就足够偿还德国人的剑所带给世界的灾难了。确实，这七位大师在国内都是以这种方式从事创作活动的。贝多芬的歌剧，韩德尔的交响乐，舒伯特的三重唱，就这样，几百年来的奇妙的艺术就形成了。当你后退到足够远的地方，洗耳聆听这七位大师的作品时，你会感到，这些作品似乎出于一人之手，使你想起由一位父亲及他的五个儿子共同完成的彼得·维切尔的圣·赛哈杜斯墓碑，它具有极大的完整性。
他们像来自一个大家庭的秘密在于一个事实，这就是他们是受同样的思想精神培养出来的。如果我们把他们中间的最长者和最幼者作一比较，韩德尔的辉煌夺目，及舒伯特的抒情，抑或格鲁克的三重空间的音乐和海顿的广泛性，我们仍能发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比之他们中间任何一个同19世纪任何一位音乐大师的关系更加紧密得多。的确，其间有很多过渡人物，从舒伯特到韦伯，从格鲁克到瓦格纳，贝多芬自己就是所有这些过渡人物的最伟大者之一。那么为什么，从这七位大师的全部作品来看，这种特殊的亲缘关系仍然如此牢固呢？这是因为，七位大师都性格内向。强烈的本能和简朴的生活，使他们不可能出现单纯的世界性感情，使他们永远生活在个人感情的秘密王国里；即使内心的爱，也只会停留在感情的冲动，而不会变成冒险的行动。
巴赫是唯一有孩子继承他事业的人，他的13个孩子，大多数在音乐上都很有造诣。他在自己家里举行音乐会，建立了德国家庭音乐。也是在这个圈子里，他眼看自己的一个儿子发生了悲剧。其他六位音乐大师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就此而言，他们也没有重大的爱情或离婚事件可说。海顿和莫扎特的婚姻都很不幸，他们没有享受到真正的爱情生活。韩德尔生活在伦敦，是歌剧院院长、大老爷，而格鲁克终日奔忙于巴黎、罗马、哥本哈根，出席音乐会，有很多奇遇，但他们的爱情生活给工作带来的影响，并不比莫扎特的欢快的恶作剧给他的工作带来的影响大。舒伯特和贝多芬则一生似乎没有接近过女色。
舒伯特像
舒伯特（〔Schubert，Franz（Peter）〕，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最后一位伟大的古典主义作曲家。他的音乐主观上是富于感情的浪漫主义风格，具有诗意的构思和革新的语言，然而在曲式上却是按照古典主义的模式营造的，因此，在20世纪，人们越来越明确舒伯特是属于海顿、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时代，而不属于舒曼、肖邦、瓦格纳那个时代。
这样的生活保证了他们能潜心于音乐，因为创作和构思就把他们内心的灵感消耗殆尽，不比诗人和画家还可以寻找模特儿。良好的健康状况使其中的五位大师始终心情舒畅。的确，韩德尔和巴赫在他们的晚年丧失了视力，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事业已基本完成。莫扎特的体质虽然较差，但是他的精力还是最后几年的疾病而受到真正的损害。他的早逝具有玄奥的、合乎逻辑的原因，一似舒伯特、拉斐尔、乔几欧内、（Giorgione，意大利画家。————译者注）拜伦，大自然在短暂的时间内，耗尽了他们内在罕见的才能，使他们只来得及表达出来，生命就终止了。舒伯特和莫扎特在幼年时即表现出来的非凡的才能，预示着他们只有短暂的艺术生命，其他五位大师，即使贝多芬在青年时艺术上均未达到过这样的高度。
这样的生活背景是令人吃惊的，特别是对于最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的音乐家来说。节俭的生活，使他们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他们不仅终日心绪稳定，而且在创作上获得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一般来说，音乐家的工作要比诗人辛苦，而画家和作曲家的作品要比大多数创作家丰富；但是这七位音乐大师的作品之多，几乎数不胜数。舒伯特死时只有32岁，莫扎特只有35岁，可是作品的数量赶得上巴赫、韩德尔和海顿，可与多产画家提香、鲁本斯媲美。莫扎特在一年之内完成了《狄托》和《魔笛》，韩德尔用了三个星期写出了《弥赛亚》，只有后来的意大利画家罗西尼以及作曲家威尔第能与之并驾齐驱。
为了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可以想象，七位大师必须全神贯注，集中全部精力；对世俗的争纷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忧虑，要操心自己的生计与地位；担心得罪赖以生活的贵族老爷；也必然会和指挥、出版商、代理人等发生摩擦，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因追名逐利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政治对他们来说似乎不存在，周围的一切纷争都影响不了他们的创作。
他们大多深居简出，在隐居里把自己幻想中看到的东西、听到的声音写出来。他们的生活是如此平静，因此他们的创作能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使意大利的传统音乐也大为逊色。他们同瓦格纳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从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到贝多芬的最后的大赋格，以及他们的最流行的和最深奥的作品，作一比较，后者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也就是说，从这些作品的微观世界来说，都不存在淫秽、病态、含混、色情、颓废等不健康的内容，而瓦格纳后期的作品却出现了这一倾向，而且如果我们把舒伯特比之泉水，把莫扎特比之林溪，格鲁克犹如深邃的湖泊，韩德尔是瀑布，巴赫是河川，贝多芬是大海，那我们将惊奇地发现，所有这些代表大师们的水流是如此清澈，而且他们都是德国人，而德国人则是仰慕各种形式的浮夸的。
这七位大师中，有两位是日耳曼民族，其他则是拉丁民族。有抱负的巴赫和贝多芬，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哥特式的；来自南方的格鲁克、莫扎特不喜欢他们。这两个人后来在日耳曼民族中发展意大利歌剧，格鲁克的是悲剧，莫扎特的是喜剧。如果有人希望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反映南部风格的内容，最好的例子是格鲁克《俄耳甫斯》中的芭蕾，或者是《费加罗的婚礼》中的“玫瑰咏叹调”。这两位大师的作品也许可以用德国的市政大厅来作比拟，这些大厅的下层还是罗马式的拱门，而上部已经是哥特式的窗户。和丢勒以及许多德国皇帝一样，意大利的影响并没有使格鲁克和莫扎特失去他们固有的格调，朝圣罗马，除了留下一些感伤的游历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了。
法国人把莫扎特看成是他们的，而世界其他国家总的说，并不追究他的身世。的确，在他作品的一些章节里，有些是最杰出的片段，就像歌德在某些地方一样，几乎看不出是德国的作品。但是在《唐璜》一剧中，突然在你的面前又展开了如此阴郁的景象和悲剧性的冲动，使你似乎又一次听到了《浮士德》。这两位德国音乐家的作品，比之其他五位大师更令人感到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来源于自己的民族，却更高于自己的民族，超越民族特征范围。
七位大师中的最长者和最幼者，巴赫和舒伯特代表了德国人性格的两个对立方面。巴赫把音乐和浮士德式的追究精神结合起来，而舒伯特则重幻想。巴赫似乎常常把他的脸转向上帝，虽然他从未向上帝叩拜过，但他是虔诚和富于男子气的；他的《弥撒曲》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而他的圣乐则适用于所有的宗教。他宽宏而又活跃，不愧为普罗米修斯之子；他信赖自己，同时又依靠上帝得到安宁。还没有哪一位诗人像巴赫那样，把自由人的关系如此紧密地与上帝结合起来，他永远崇拜上帝，同时又不断地表白自己。因此，他的宗教音乐与圣人、隐士的关系不大，而永远是一种创造。它升起，降落，盛衰荣枯，周而复始，这种力量，使他在七位大师中鹤立鸡群，使他在波涛般的生活面前始终能心平气和，独善其身。
也许有人会说，舒伯特和巴赫刚好是两个气质相反的人，舒伯特所具有的，巴赫没有；巴赫拥有的，舒伯特没有。这里流着的是永不中断的旋律，无论从人间上升到天堂，还是从天堂下降到人间，都毫不费力。他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天使的儿子，一位天上来客，乔装打扮成一个游吟诗人，漫游在人间的大地上。他随着舞蹈敲击拍子，吹奏音乐，混迹在小酒店农民中间。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特似乎又在他身上出现。但是突然，不知不觉的，他身上的圣血起作用了，使他不断地升高，升高；他的调子变得更加清脆透明了，他突然来到野地里，音乐转化为不可思议的欢快的瀑布，这是由他改写的一首淳朴的奥地利民歌。舒伯特的一切都离不开流水，大自然；他似乎永远与小妖怪、水精灵生活在一起，而猎手和巫士也紧随在他们的身边。巴赫的音乐起源于数学之乡，掌握着与开普勒天体音乐之间的秘密联系。而舒伯特的音乐则似乎始终来自树林、泉水、湖泊、岛屿、柳丝的窃窃私语和沙沙作声。巴赫从上天降到人间；舒伯特从人间上升到天上。他们两者的精华代表了德国人的性格。人们把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中的每一曲比作丢勒的《绿色的激情》，这是对巴赫的德国人灵魂的最好评价。相反，人们只要听听由古诺用法国“旋律”加谱的，假冒的第一前奏曲，就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用歌德的话来说，弱点和长处，黑暗与光明来自同一种力量，同一个根源。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德国人的性格，它一方面向黑暗和混乱发展，直到它的国家政权成为世界的罪人；另一方面，从个人来说，它又使德国人发展到如此成功的高度，以至全世界一而再再而三地惊叹他们的成功。在这七位大师身上，体现了德国人在摆脱了梦想统治世界的绊羁，以及超越了世俗纷争的繁琐之后，他们的创造能力是发展到如何炉火纯青，尽善尽美的地步。当在你的耳际响起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或者当你聆听着《唐璜》前奏曲，格鲁克《奥菲欧与尤丽狄茜》沁人心脾的音律，巴赫《b小调弥撒曲》的圣乐，韩德尔的《哈利路亚》，海顿的《第一三重奏》，舒伯特的最后的《五重奏》时，你会觉得：这是德国人要向世界说的话。
莱布尼茨登场————康德登场————康德为国家的担心————荷尔德林对德国人的看法————赫尔德和莱辛论德国人
在这同一世纪内，德国的残酷统治又一次达到了中世纪式的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在整个西方，包括意大利及北欧国家，在政治上净化自己，必要时也偶尔出现些暴力行动的同时，德国却继续沉溺于施行极刑的嗜好中。德国的雕刻和版画表明，统治者是如何兴致勃勃地观看这种场面的。迟至1760年，在巴伐利亚，不仅漂亮的女人，甚至女孩子也被当做女巫处死。已经是1813年了，女人还被绑在耻辱柱子上烧死；1838年在柏林公园广场，一个男人被刑车肢裂，一百年以后，这种事情在希特勒集中营再次发生。哲学家克里斯钦·沃尔夫虎口余生，险些逃不出普鲁士国王的魔掌。也就是这位国王把“不听话的，敢于反抗的女孩子”投入牢房；与此同时，他把佐林根的盔甲作为礼物送给俄国沙皇。1682年，现代织机的发明者摩尔，因据说施展妖术而被处死。1707年法国人巴宾发明的脚踏蒸汽机被富尔达的渔民打得粉碎，因为据说这是魔鬼在造孽。第一个发明电机和空气泵的马格德堡市长杰利克总算设法逃离了德国。
1700年左右，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如莱比锡的托马休斯等，也与逐渐壮大的“虔信派”一样，起来反对过德国的残酷统治，不过后者为了卫护异教孔子的学说，也反对哲学家沃尔夫。起初，“虔信派”组织了一个中心，试图把德国人从他们本能的野蛮中唤醒；提出用德文而不用法文书写；提倡喝咖啡和茶，而不喝啤酒；认为啤酒使德国人变得迟钝；他们出杂志，写文章，取得了一些成绩，也遭到过失败。如果他们后来不转而也反对启蒙运动，也许他们的行动和组织不会被戴上假虔诚的帽子。
他们中间最突出的是莱布尼茨（1646——1716）。莱布尼茨是波兰人的后裔，是第一个德国的欧洲人。他敢于继伊拉斯谟二百年之后，称自己为世界公民。人们只有在把他的头脑与他伟大的同时代人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译者注）的头脑作一比较时，才能牢牢地抓住这位可爱的哲人的性格。两个人都有一个狭长的脑袋，眉骨很高，脸色苍白。但是，人们从斯宾诺莎深邃的双眼和有力的弓眉中感到的，他是一个哥特贵族；而莱布尼茨则有一张宽阔的大嘴，厚实的鼻子，一对隔得很开的眼睛，人们一看到他，就会觉得这个人可以做你的朋友。他好动。从年龄来判断，人们更会把他当成一个改革家，而不是哲学家。
莱布尼茨具有火一般的热情。与伊拉斯谟、路德、歌德一样，是沟通德国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最伟大的架桥者之一；他与普芬道尔夫一起，可能是唯一能够影响朝廷的德国人。柏林、汉诺威、圣彼得堡等地科学院的建立，都与他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分不开。他给彼得大帝写信道：“我并不仅仅关心我自己的祖国或任何其他一个国家，我的目标是造福于全人类。”他这段话是用法文或拉丁文写的，文体高贵优雅。但平日他却竭力主张普及教育和科技知识，并为之奋斗终生。他充分了解德国人性格中的务实性，他们不容易接受想象的、虚的学问，他说服亲王们修建运河和开矿。他专程去见路易十四，向他宣传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他和沙皇讨论奴隶制问题，建议科学家研究手势语言。的确，他充分表明了欧洲必须形成一个联盟的思想。他希望用自己的哲学思想重建世界，在这方面，他的影响超过歌德。
康德（1724——1804），他的父亲是个马鞍工。他是莱布尼茨的继承人，特别在和平主义思想方面。他在“关于永久和平”的论文中，提出裁军和仲裁思想，并向世界证明，在德国始终存在着厌恶战争，鄙视权势的人民。但是即使康德是位预言家，他仍然不过是位隐居的学者。直到60岁，他没有离开过他的出生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德国知识分子不受关注的最好证明。诚然，新的亚历山大可能会发现这位提奥奇尼斯；（Diogenes，前412——前323，住在桶中白昼点灯寻找正人君子的古希腊哲学家。————译者注）但是没有人这么做，腓特烈大帝也没注意到过他。
但是当他用自己特殊的头脑，缜密的思维，重新思考了上帝和世界之后，他决定把自己的信念隐藏起来。在大战中，他起先支持普鲁士。当俄国军队打到柯尼斯堡时，转而支持女沙皇，后来又转过来支持普鲁士。“我确实想得很多”，他写信给摩西·门德尔森（Moses Mendelsson，1729——1786，德国哲学家。————译者注）说，“我心中十分清楚，有些事情我将永远没有勇气说出来。但是我对我尚未思考过的问题，我将永远不会去说它。”在对国家的事情毫无地位的情况下，他居然写出一份裁军计划。这位洁瑕无疵的伦理哲学家，声称他将终生支持“伟大的法国革命”。他说，“所有一切现在正在法国发生的残杀，比起将要继续实行法国以前的独裁统治来，都无足轻重。雅各宾正在干的一些事情都十分正确。请不要对我胡说什么民族的骄傲，我情愿承认别的国家比我们干得好”。
可惜他从来没有公开讲过这些话。这些话都是他同他的学生谈天时，由学生们记录下来的。有些他写在后来找到的零散的纸上。“所谓国家，就是由人民统治自己……专制政体对人类没有好处，即使对它本国也没有好处，它只能给予一个国家表面上的显赫。”一次，康德对宗教提出某些批评，普鲁士国王便写了一张侮辱性的条子给他，威胁他不得重犯，否则将是“逆上”。康德回了一张条子给他，上面写道：“抛弃自己内心的信念或公开承认错误，这是很不光彩的。对目前这种情况做臣民的只好保持沉默。如果一个人所说的每件事都很正确，这并不意味着他有意要公开声明这一切。”
这就是一位伟大的德国学者在1794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来的话，这已经是离他所敬仰的大革命很久以后的事了，这张纸条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看见过。这不仅是一个臣民对君主的沉默的回答，而且也是为了把君主禁止做的一些事情隐藏起来，这对年轻人是很危险的。他对当时就在鼻子下面发生的肢解波兰的事件也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又是第二个路德，不过，就其后果来说，要轻得多；而且对于康德来说，还有一个高度道德行为标准问题。
因为道德问题正是康德所呼吁的。他希望行动符合道德标准，这样做不仅出于个人的爱好，而且认为应该是一种义务；康德希望消灭专制主义、虔信主义和原始风尚，以此构想他的世界蓝图，但他不希望人们公开反对，就如某些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发明和创造新的理论，但从不关心这些理论如何用于服务于人类的实践。但如果我们全面考虑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即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位在数年之内，就很多重要的伦理问题提出了自己划时代的见解，因而引起了半个世界注意的哲学家，他的理论在当时是否行得通。与莱布尼茨不同，他对自己的荣誉看得很冷淡，他不能为贝多芬和歌德的光芒增辉。相反，他隐藏在不断流动的星云之中，以自己不朽的宇宙起源学说，确定了关于太阳和行星的理论。
莱辛与《拉奥孔》
莱辛，早年就对一切宗教没有好感。在胡登之后，他是德国诗人中第二个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他自由地追踪每天发生的大事，充分表达自己的世界公民的思想，创造了著名的名言“爱国主义是英雄式的弱点”，仅这一句话，就足以使他在德国，也许不止在德国，遭人憎恨。对于莱辛来说，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矛盾发展到了悲剧的程度。因为他在声称自己是法国思想家狄德罗的弟子的同时，又称自己为伏尔泰主义的世界公民。
作为一个美学家，他反对法国浮华夸张的戏剧。他创作了与图片中公元前1世纪雕像《拉奥孔》同名的讨论美学的论著。该书首次发表于1766年，全名为《拉奥孔，或论绘画与诗歌的界限》。希腊雕像描绘了拉奥孔及其双生子与大蟒蛇激烈搏斗时极度痛苦的死亡，为莱辛提供了批评一般美学理论的参照点。
莱布尼茨肖像
莱布尼茨（Leibniz，Gottfried Wilhelm，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外交家，17世纪为启蒙运动奉献三大理性主义体系之一的创始人。莱布尼茨具有火一般的热情，与伊拉斯谟、路德、歌德一样，是沟通德国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最伟大的架桥者之一。柏林、汉诺威、圣彼得堡等地科学院的建立，都与他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分不开。他平日竭力主张普及教育和科技知识，并为之奋斗终生。
康德像
康德（1724——1804），出身于一个马鞍工家庭。他是莱布尼茨的继承人，特别在和平主义思想方面。他在“关于永久和平”的论文中，提出裁军和仲裁思想，并向世界证明，在德国始终存在着厌恶战争，鄙视权势的人民。
与他同期，还有五位伟大的德国学者————莱辛、克洛卜施托克、赫尔德、维兰德和荷尔德林。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康德式的。
在国家与精神问题上，这五位作家走得更远，反应更强烈。他们公开地像一个世界公民般地生活。对于已经取得自由的外部世界来说，他们的祖国只有奴性和专制主义，他们鄙弃它，他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朋友。莱辛虽然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他通过自己的作品歌颂了它。
荷尔德林在自己的一篇最重要著作《许佩里翁》（Hyperion）中，是这样来描写德国人的性格的，有人竟敢抄录了下述几段：
昔日的野蛮人，通过努力工作、专门技术，甚至宗教，变得更加蛮横了，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神圣的感情和生活的美好方面，他们的夸张、奴性、愚蠢，和像破罐碎瓦似的四分五裂，令人生厌……
这是一个很刺耳的字眼，但我还必须说出来，因为这是真理：我觉得再也没有比德国人更四分五裂的了。他们有工匠，但没有真正的人；有思想家，但没有真正的人；有神甫，但没有真正的人；有主人和仆人，年轻人和稳重的成人，但没有真正的人……
你们德国人喜欢死盯着一件需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花这么多的时间磨蹭着干活儿，而很少有空闲和轻松。但如果不是他们缺少美好生活的全部感情，和把被上帝遗弃和违背人道的诅咒强加给别人，那么，很可能这一切也都在所不顾了……
克洛卜施托克从普鲁士逃到了丹麦，但在他60岁的时候，他公开对德国的暴政表示不满，并惋惜第一个升起自由旗帜的，不是德国人。在法兰西共和国授予他“荣誉公民”后，他感到德国的亲王和贵族抛弃了他，于是就依靠仰慕他的丹麦国王生活，后者给了他一笔终身用费。维兰德也写了大量歌颂法国大革命的作品，并且在大革命前就曾表示，他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不愿生活在腓特烈的大棒之下。但是，他们仍然被认为是德国人中间的伏尔泰主义者。
维兰德认为“唯一能使他免于感到出生在德国的不幸的”是他的文学。只有一次他是用高兴的语言说到过普鲁士，这是在另一封信中。他说道：“维也纳应该属于德国，就像巴黎属于法兰西一样，而我们大家应该住在维也纳。这将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
赫尔德是东普鲁士一个教会执事的儿子。在一个俄国军官的帮助下，他逃脱了他的校长及部长的鞭责。这个俄国军官在战争期间曾带过他。临走前，赫尔德被迫发誓，在达到服役年龄时，一定回普鲁士来。然而，他却定做了一枚钻石戒指，上面画着一只飞出了笼子的鸟。“七年战争”后，他把腓特烈大帝与古希腊国王皮拉斯作了一个比较说：“腓特烈和伏尔泰的哲学都扩散了，但是对世界的受害程度来说，腓特烈的命令比他的教条更有害。”
莱辛与克洛卜施托克一样，是在萨克森学校里受的教育。他是一个手工匠的儿子。他早年就对一切宗教没有好感。在胡登之后，他是德国诗人中第二个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他可以自由地追踪每天发生的大事，因为他不同于康德或赫尔德，有着教授的职位或传教士的讲台追着他回去，因此他能充分表现自己的世界公民的思想，创造了著名的名言“爱国主义是英雄式的弱点”，仅这一句话，就足以使他在德国，也许不止在德国，遭人憎恨。对于莱辛来说，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矛盾发展到了悲剧的程度；因为他在声称自己是法国思想家狄德罗的弟子的同时，又称自己为伏尔泰主义的世界公民，作为一个美学家，他反对法国浮华夸张的戏剧。他猛烈抨击“该死的普鲁士军舰”说，一个神经健康的人是不可能在柏林这样的城市生活的；同时他又在一个喜剧中赞扬德国知识界的精神，在这个戏中，他把腓特烈大帝时期的一个军官描绘为一个英雄，而剧中的恶棍则是法国人。他攻击褊狭的德国暴君的剧本只能拿到意大利去上演，他认为意大利是最值得崇拜的艺术之乡。他和犹太人相处得很好，他在《智者纳旦》一剧中为他的朋友摩西·门德尔森描绘了一幅肖像，这个剧希望世世代代德国人学会宽容。学校和剧院都能自由地宣传这种精神，因为18世纪的剧院，是具有启蒙思想的普通公民唯一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地方。
席勒问世————席勒的国际主义————沉思者和学者————流星
席勒（1759——1805），无论在声望和天资方面，都居于五位诗人之上。他的激情可能没有莱辛强烈，但他在戏剧方面的天才，却大大超过后者。他的作品影响十分广泛。他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在这方面甚至歌德也不能与他比拟。时至今日，他在德国舞台上只有一个劲敌，这就是莎士比亚。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的作品上演率最高，发行量最大，深受德国读者的欢迎。他在群众中的声望，挽救了因他的思想而引起的斗争。席勒创作上的光辉成就，在他的个人生活中早有预兆。
席勒的青少年是在“操练”和“奴隶制庄园”的恐怖气氛中度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符腾堡部队中的一名军医。他就读的学校由公爵直接领导。因此，他对专制主义有切身的体会，反抗性比其他五位诗人更为强烈。那位人们称之为“老英雄”的公爵，席勒一直为他服务到20岁。这位公爵并不比奴隶贩子好多少。席勒18岁时，写了一个剧本《强盗》，他偷偷地念给同班同学听，在学校里引起了轰动，因而不得不逃跑。在这部作品终于印刷成书后，他在扉页上题词“在暴君统治下”！这样，席勒的第一部作品与胡登的最后一部作品一样，题有共同的箴言。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一部天才之作，不如说是一部幼稚的坦白，作者汹涌澎湃而又尚嫌混乱的思想，能不能得到很好的疏泄？如果席勒停留在这一步上，则他将与很多也具有十分天才的年轻人一样，虚度终身而毫无成果。
这是他平生的第一个危机。当时，席勒对爱情对生活懂得很少；而且以后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少长进。他经历了两件性质不同的，得以疏泄他思想感情的事件。同很多天才人物一样，这个危机因一名妇女而得救了。在他快满三十岁时，席勒成了耶拿的历史学教授，在耶拿，席勒再一次显示了自己巨大的创造天才。但同时，这位花了十年工夫撰写第一部涉及社会内容剧本的革命青年，在远离法国之外，看到了巴黎的恐怖，而开明的魏玛公爵，此时答应给他200泰勒作为薪水，并给他充分的自由，他可以写或做任何自己高兴做的事。在他突然获得了充分自由的时刻，他遇见了康德。康德的道德观念同他的美学一样，给了席勒强烈的震动。当席勒读到艺术处于自由与天然之间时，他感到这些话就是为他而写的。
席勒像
席勒的作品，尤其是戏剧作品，成为德国自由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每部作品都以独特的方式考察了自由与责任、发挥影响力与被动接受、传统型与超凡魅力型统治之间的张力，其语言反映出席勒调和两个极端的愿望。他的最后一部剧本《威廉·退尔》最充分体现出上述特征。
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在歌德故居北边，步行只需五六分钟时间。1802年，席勒买下这幢三层小楼，和他的妻子以及四个孩子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805年他去世。在1826年他的妻子也去世后，这幢房子被出售，二十年之后，1847年魏玛市政府买下这幢房子，并且开放席勒书房，之后又开放了阁楼的全部房间，以此来纪念席勒。故居的其余部分被作为德国席勒文化交流的场所，也作为歌德文化交流场所。
这时，席勒患着肺病，禁止参加一切过分紧张的活动，但却使他纵情色欲，从他的作品缺乏使人信服的女主角来判断，他在这方面的生活想必是很贫瘠和空虚的。与此同时，他那专横的性格，他对美的爱，以及一切讨好奉承的语言，使他得意忘形，自命不凡。虽然他仍然很穷，不得不寻求丹麦国王的资助，后者曾在一封信中，答应给他薪俸，但有时，席勒同时与三个妇女同居，她们要求马车、用人、应酬，开支惊人。席勒酷爱写诗，但他终于毅然改变这种生活，安静下来潜心学习。席勒始终未向任何一位亲王做过妥协，但他后来转而对革命不满，与康德、路德不同的是，他公开说出自己内心的思想。
这个中间立场，有助于诗人的创作。这个立场也为后来的德国人采纳，用来对待布尔什维克主义。即使在他最成熟的作品中，席勒也从不失去青年人的勇猛和同情心。可是，一般人随着哲学观点的成熟而出现的软弱性，他却在三十几岁就出现了。但是他始终是一个世界公民。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明是他那八部历史剧。其中七部写的是外国，只有一部是写德国的————《华伦斯坦》；即使《威廉·退尔》也不能确切地认为是德国人。席勒的一切教导浸透着宽容精神，反对极权主义，颂扬国际主义，希望人类能兄弟般地和睦相处。这位德国最著名的诗人，即使在他看到“帝国”被分得四分五裂和拿破仑对德国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他也不十分激动，因为他感到德国的使命不在于统治阶级，不在于普鲁士，而在于康德、贝多芬————也可能在于他自己。
席勒的骄傲的举止，他的视群众为陌路人，以及他作品的缺乏群众性，这一切都使他有时看起来像个朝廷命官；德·斯坦尔夫人发现，官服穿在他身上，比穿在歌德身上更令人悦目。他不断得到魏玛君主给予他的贵族特权，并被授为法兰西共和国名誉公民。他一生所写的作品，始终保持对自己的真实，其中包括自己改变了的观点，年轻时期火一般炽烈的雅各宾观点，逐渐转变为苍白的诗人哲学家，这一变化远比路德当年所出现的同样变化，其有机性更为深刻。席勒生前最后几年，内心经历着剧烈的波动，他为他的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个身陷激烈纷争而又能一次又一次战胜致命疾病，继续努力不倦工作的英雄形象。在这一切考验中，这位天才人物学会了如何去忍受最难以忍受的事：同自己身边一个伟大人物相处。
席勒早年的一些书信透露，他一度憎恨歌德。然而这种憎恨后来转变为友谊，正如他由勇猛好斗转变为心平气和智者的态度一样，这种变化隐藏着一种悲剧，一种特殊的席勒悲剧，它鲜为德国人所知。假如这种事件发生在德国皇帝身上，它将被一个陈腐的传奇故事所排挤，而歌德为了把席勒的长处表现出来，却把这个传奇故事编得合情合理，人人都能接受。今天这两位诗人并排地躺在地下，他们的青铜棺材挨得如此之近，甚至插不进一只手去。从他们的友谊中，歌德得到的好处已显而易见；而席勒，无论在他生前或死后，所得的好处是难以估测的。
两颗伟大的头脑以极佳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了，沿着这种形式，德国人的性格不断发展：沉思者和空想家，玄学家，冷静的学者和戏剧思想家，热情奔放的创作者，不断地结合。席勒做什么事都凭一股热情，他在把德国人的能量与幻想融化在一起，使之产生更大的力量。他更具有代表性，更高于歌德。的确，两个人比较起来，作为德国人，席勒更具典型性。德国人也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席勒成了他们最喜爱的诗人。席勒生活在德国人的心坎儿里，他是德国人自由的代表，因为德国人心目中的自由，就是一座自由的文艺女神。他们梦想她，犹如一个穷人，一天夜里，突然梦见自己与心爱的姑娘手携手地在一个富人绚丽无比的花园里漫步，不远处有一道篱笆拦住了他，突然，一道大门打开了，他赶快逃之夭夭。歌德是不会给人以这种遐想的，他从来不能在不谈自我的情况下谈理想。席勒给人的感觉虽然比较抽象，但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憧憬，这种美好的憧憬，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希望，去遐想。因此，席勒离人们的思想感情更近，他不断地给予人们一些他们还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有时他们甚至想都没有想过。
“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民族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席勒写道。“大多数德国人从来不信赖他们的统治者，他们远离政治，有自己的价值观；即使皇帝垮台了，德国人的尊严也不会受损害。进一步说，假如政治结构动摇了，精神思想只会越来越坚定和美好。”一位法国伟人后来充分肯定了德国在这个时期的作为。“能够发现普遍的思想，这是德国知识分子的能力。”泰恩（Taine，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及批评家。——译者注）写道；“德国人在1780年到1830年提出了我们时代的思想。没有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时期，能出现像德国人把思想发展到如此高度的能力。”
从康德、赫尔德到席勒、歌德，他们的思想是对七位音乐大师（这位法国人甚至没有提到他们）的补充，这个时期，德国天才在世界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歌德和席勒，莫扎特和贝多芬，在21年中先后出生。类似天文学家的流星曳光，有时能预测未来，虽然几乎没有哪一个天文学家记录下来过类似的现象。
我们马上就要触及德国人中的最崇高的人物了。
德国之巅峰————新的语言————歌德对自然的信念————歌德的内心斗争————从政————关于美洲————世界主义————歌德论德国人————德国人的脸谱————歌德与妇女————歌德的作品难为人知————不安静的德国人
歌德（1749——1832）是德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即使全世界，也只有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及工程师。————译者注）堪与之相比。他的精神气质方面的祖先一直可以追溯到地中海的彼岸，柏拉图和阿基米德信步漫游过的地方；这一家族在衍殖过程中，一定在母系方面发生过问题，以致把世界上离奇和邪恶的德国人的血液带入这一家族来。
英国曾经诞生了伟大的剧作家；法国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过两或三名哲学家；至于德国人自己，至少莫扎特的和谐情感，在歌德身上有所体现，虽然这只是在他的晚年而且分量很轻。
在他的一生中，为什么没有固定的追求？他花在创作上的时间并不多，倒情愿通过创作来发展自身，不管自己的作品是否完美，也不管能否为别人所理解。他一会儿研究自然，一会儿从事政治；一会儿对哲学感兴趣，一会儿又热衷于工艺；一会儿崇尚思想，一会儿又投身于行动，飘忽不定，周而复始。他与达·芬奇相同的地方是，什么事情都希望亲手尝试，无止境地追求新知识，因此，他涉足的领域几乎与达·芬奇一样多。但是，与达·芬奇不同，他不满足于只在自己的日记里有一些摘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多部门活动，从无止境。随着年龄的增长，热情越来越高，他自己也估计不到，他能活到如此高龄。歌德从来也没有期待过这样的希望，即希望自己的生活属于艺术，但事实却使他达到了这一目的。
如果世界最终认为他是一位诗人，达·芬奇是一位画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两个人都使艺术的一个部门得到了完美的发展，并流传后代。但是，如果只是他们的绘画、诗歌、小说和剧本被留存下来，他们也不可能像今天那样饮誉天下。他们之所以如此受到赞美，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全世界的，是因为他们除了有特殊的艺术天才外，还是预言家和圣贤。
亚里士多德、培根、孟德斯鸠、伊拉斯谟都是世界性的人物，但他们缺乏把某一种艺术使之尽善尽美的特殊天才，而这正是可以解释歌德和达·芬奇为什么在其他方面不能达到如此完美的原因。能为他们的世界性提供一个例子的作品是没有的，一幅简单的画，一首三十几行字的诗，他们的一切，似乎通过非凡的天才，表现得栩栩如生。但达·芬奇和歌德的有形的艺术天才，是同无限的探索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的。
这里又一次表现了，歌德希望在各个方面不断追求，扩大，为他那无止境的抱负，使任何一门他追求的学问不断向更高层发展，直到最后能以完美的形式向后人流传他的经验和体会的事实。在他的诗作里，他向世界表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在这方面，即使康德、亚里士多德也不能完全与之匹敌，后者的才智必须通过别人的解释；而歌德的律诗，如《浮士德》，人们可以成句的摘引，但却很难转译。
在这方面歌德自己必须首先创造一种表现方法，犹如达·芬奇不断地用颜料做试验一样。歌德在莱比锡当学生时，受当时的影响，也以德国的风格————一种可以与百合音合拍的陈腐的格律进行创作。只是后来，他21岁在斯特拉斯堡，在真正为自己的激情所冲动时，歌德就几乎在夜里就开始用一种能充分表达内容的新德语写作，他写了十几首不朽的诗作，几年以后，还用它写了《浮士德》和《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第一场，同时还写散文和诗歌。这是继路德三百年后和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特六百年后，德国语言得到的第三次发展。三位大师在以拉丁文或法语为艺术形式，使德语更自然和生动方面都有所突破，歌德同他的前人路德一样，用他年轻的双臂，力搏急流险滩，不论深邃细流，还是奔腾大川，他都逆流而上，不断奋勇前进。
路德的动力来自人民，歌德的动力则来自大自然。他不十分关注人民，也不去注意各阶层人民的性格特征，在这方面莎士比亚要比他强得多。歌德描绘人物着重人物本身，与荷尔拜因一样，他不用环境来烘托人物。他与学院派强调背景，解释性格的做法毫无共同之处。但歌德同时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他的一些相当现代化的主张，仍为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所接受。但歌德不太涉及社会问题，因为他相信自然的力量要比社会的力量强得多。正如他对待自己一样，他希望多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尽可能地使自己的天资才能发展到最高水平，因此他对待他的人物也尽可能地保持他的内在的本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持久的信念，都有积极因素，不断地加强他们内心的这种力量，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使歌德生活得很充实，使他永远感到有生命力。
歌德像
歌德，德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德国最伟大的作家，迄今为止最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之一。
歌德故居会客室
和这信念抗衡的是他内心情感上邪恶的欲念。他承认并认识到这些欲念的力量，只是在它们危及他整个生活结构时，他起而与之斗争，他给他年轻时期的一个朋友写道：“你的一切思想并不能使我离开真实，就像大自然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不久，他就写下以下这样的诗句：
两种不同的声音在呼唤，
一个减弱，一个增强。
一个被压下去，另一个就升起来，
强缠着你，使你网陷。
感谢上帝，他把你压下去，
感谢上帝，他又使你复活。
因而，歌德从不像莱布尼茨那样乐观，后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出现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个了。在他一生中，他从未有过一次感到自己是上帝的宠儿，或是半神半人的人物。是德国人错误地把他描述为年轻的阿波罗和年老的奥林匹斯山神，实际上，歌德年轻时也为情欲所驱。他在这方面的性格更接近贝多芬，而不同于莫扎特。
在他年轻的所谓“风华正茂”时期，一切有天才的年轻人常常以泰坦自居，锋芒毕露，狂妄不羁，歌德一度也追逐时尚。但是正如伟大的革命家或军人，时刻铭记着自己使命在身，即使青年时期，也总和自己的同伴们保持一段距离，歌德在二十五六岁时，就头脑比较清醒，认识到自誉泰坦的危险。当时他是五六个才华出众的青年人之一。后来唯独歌德脱颖而出，居众之上，这完全是靠他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在依靠自我奋斗，而不仅仅依靠天资聪颖方面，能比得上歌德的。歌德的升起，部分是由于他的天赋，更主要的是他的责任感。在这方面，他也许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新教徒；至于其他方面，他又与新教徒毫无关系。
歌德关于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冲动力的信念，逐渐成为他一生内心始终有两种声音的对话，他把这一对话写进他的主要作品里。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从来不只是一个主角，而总是两个，两个互相对立着的角色，彼此具有战胜对方的独到之处。当这段对话出自一对妇女时，它变得格外尖锐，歌德对妇女性格的理解，比任何一个德国人更深刻。他对激情有亲身的体会，并对其进行分析，而席勒更多的是受思想的支配。歌德一切从自然和经验出发，反对形而上学；他也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妇女的心理，就像他研究植物、动物和矿物一样。他对性欲感情的分析，要比现代心理学家高明得多。
作为一个诗人，他总是通过写作来求得自己内心斗争的平衡。他像水手那样，一次又一次地，顽强地去通过那些众所周知的暗礁，以亲身经历其艰险。因此歌德最懂得男人的欲望，从生理上给予正确的解释和给予应有的地位。他内心的这种斗争，通过浮士德的独白和浮士德同靡菲斯特的对白为世人所周知。正是这部《浮士德》表明了歌德是如何对待人类内心的斗争的，他绝不同意理性可以轻易地使人战胜邪恶。发生在浮士德灵魂深处的上帝，同撒旦的这场赌博————歌德取自古代的民间传说，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只是在最后一刻，通过天使设下的陷阱，才使浮士德处于有利的地位。浮士德通过天使的话证明了自己的权利：“只有通过自己艰苦努力的人，我们才考虑给他补偿。”
当这部著作最后达到圆满结束时，歌德已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上走了80年了。但是，他还时常沉浸在年轻时期的感情里。上了年纪的歌德，就像一座火山，火星似乎快熄灭了，突然又喷出新的火浆来。因此，只有参考了歌德每部著作的写作年代，才能理解他的作品。他的全部作品犹如一部伟大的日记。与浮士德一样，他像着了魔似的，受好奇心的驱使，希望从各个方面去看世界。因此，年轻时，他什么事都希望试一试。把德国的历史区分为两个很不平衡部分的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冲突，在歌德一生中，达到了最高峰。他进行了很多尝试，希望政权与思想之间的矛盾得到和解，但他完全失败了。
《维特》（指《少年维特之烦恼》。————编者注）出版了，年轻的诗人突然名噪一时，魏玛公爵召他去宫廷，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一位聪明的年轻的德国亲王，居然承认一个普通的诗人的天才，并且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在大革命的前夕，决定走新的路子；也许他还希望在自己小小的领地内，取得人民的信任，这恐怕是他召见歌德的动机。歌德有自己的信念，他并不计较在什么样的国家工作。他只希望得到一块石头，在这上面他将雕琢出自己的思想。他是法兰克福一个普通公民的儿子，他的父亲并不富裕，但却对儿子的教育花了很大的心血。他生活在赫尔德、克洛卜施托克、莱辛的时代，他们的革命思想经常触动他的心弦，他自己当时又年轻，充满狂热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切，出身环境和性格，使他敌视一切特权，很自然地为人民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思想所吸引。
当时他27岁，突然从一个尚无基础的作家和律师投身于一个小公国的国家事务中去，担任大臣，满怀改革信心。由于大臣和国王都很年轻，特别是这位公爵对于国家大事远远不如对于女人和享乐那么感兴趣，因此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阻力，他们两个人都受到容克地主和其他希望分享权力的人的攻击。不久连这位公爵也站到反对歌德那一边去了，因为他反对公爵挥霍浪费，甚至限制他毁坏农民庄稼的猎射野猪的活动。
可以想象，歌德的一切改革建议都没有得到成果，因为这是在德意志帝国的一片土地上进行的，这个帝国当时正由三百多个反对社会进步的亲王统治着。数年之后，歌德在失望之余，实际上已处于半退休状态，他开始从事各种他感兴趣的活动。他操练士兵，编辑杂志，领导剧院，搜集头盖骨和各种肢骨，组织图书馆和博物馆，发表演说，创作露天剧场剧本，他希望通过这些活动使自己从事多样性工作充满信心；而这一切是在一个小小的，充满闲言碎语的城镇中进行的，他既受到恶毒的同僚们的攻击，也受到好心的朋友们的劝阻。
歌德就在这种情况下大约牺牲了十年光景————从25岁到35岁，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为了实现他以思想精神治理德国的一种尝试。其结果是他当过外交官，为了某些方面的成功，不得不在很多方面让步；当过财政大臣和国防大臣，不断地生气、浪费时间，荒废了写作，但同时，他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感到，他已能从社会的角度，对自己已经学习和研究过的自然科学加以比较和补充。歌德在为魏玛公爵服务期间，偶尔也很得意，作为一个哲学家和作家，他从中获得不少养料，亲眼目睹国家结构的内幕，使他得以为以后的《浮士德》第二部及其他作品搜集到不少资料。
就在这个时期，歌德开始潜心研究国家的性质，经过自己的亲身体会及学习，他最推崇的是美国。
他在19世纪关于社会生活的预言，很大部分在20世纪中叶得到了实现。这种社会生活是建立在自由和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他在24岁时，开始涉及国际主义，那时他写道：“法国人，从头到脚，就和德国人一样简单”；可是到他80岁时，他写道：“我，一个只认为文化和野蛮主义是重要事情的人，怎么会憎恨法国呢？民族之间的仇恨，文化水平越低的地方，这种情绪越大。一旦你超越民族界限，与你的邻邦同甘共苦，把他们的不幸和欢乐当做自己的事，一切仇恨情绪就会消失。”
在他三十七八岁时，歌德感到国家事务形将无法驾驭，他就跑到意大利去了。在那里，他休息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才从社会生活，特别是德国那样的政治生活中摆脱并恢复过来。
歌德对德国的失望程度，比任何其他思想家都更严重，因为他曾经亲手引导过她的命运。没有人像他那样深刻地分析过德国人的性格。我们必须把精神思想和国家政权分开，这样才能看到，为什么从路德到歌德，从席勒到尼采，这些德国的知识分子，著名的艺术家，改革家和革命家，怀着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更为痛切的心情来分析自己的国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允许分享他们的权力，哪怕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由一群愚昧无知的皇亲国戚和容克地主统治着。如此，德国的思想家站在一个大马戏团的篱笆外面，双手插在口袋里，从缝隙中看着那些企图用枪和鞭子驯服和控制野兽的人，不禁发出轻蔑的嘲笑。
歌德对德国曾经发表过很多看法，现摘录其中片断：
每当我想起德国人，内心常常感到十分痛苦。作为个体，他们十分令人尊重；但是作为整体，却令人感到十分讨厌。尤其是当我把这个民族同其他民族比较时，悲哀之情更油然而生。我曾经为自己找过各种解释，希望克服这种心情。结果发现寄希望于科学和艺术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科学艺术是属于全世界的，在它面前，民族之间的障碍消失了。但这是十分可怜的安慰，无法同因属于一个伟大强盛令人敬畏的国家而骄傲的心情相比。德国微不足道，但德国人却了不起。德国人幻想把这种现象颠倒过来，同犹太人一样，为了世界利益，把德国人分散，移植到别的国家去，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选拔出来。
德国人有一种特别的性格，从来不会顺顺当当地接受旁人向他们提供的东西，如果你授予他刀柄，他会说，刀柄太钝了，如果你授予他刀刃，他又会大叫起来，说这要伤害他。他们阅读了大量大量东西，但他们缺乏接受新形式的能力，但在他们对一个事物熟悉后，他们确实很聪明能干，叫人称羨。
德国人往往有一种理解事物比别人迅速深刻的办法，有时人们花费一生的精力，也比不上他们的学习效果。我很担心，他们将错误地估计自己，相互蔑视，失去了解彼此的时机，或相互迫害和残杀。
这些北方的子孙来到意大利，但是他们最能做的事是使狗熊用后腿站起来；如果一旦他勉强地学会跳舞，他就会认为，一切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从一切迹象来看，生活在柏林的那些人，是一支厚颜无耻的部族。跟这些人讲客气是没有用的；为了不使自己遭灭顶之灾，你有时不得不出言不逊或有意粗鲁相待。……
经过与别的国家比较，歌德对德国的观点日趋成熟。他喜欢意大利，各个方面都受它的影响。在他有生之年，他一直不喜欢萨克森的气候，在他的记忆中，甚至他的故乡法兰克福，都奇妙地变成了天堂，因为法兰克福比较温暖，欢快，相对来说土地比较肥沃。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越来越喜欢古玩，因此，在意大利时，他也喜欢希腊，喜欢那里的自然条件，它的艺术，瓜果和人们。说实在的，他在意大利没有怎么学习。像他那样天生的诗人，总期望着那为自己带来一切的世界，同他想象中的一样美丽。为意大利唱尽赞歌的可爱的孩子和古代的半神半人，在诗人看到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无时无刻不在梦寐以求的湛蓝的天空之前，就已经被创造出来了。坐在罗马别墅的公园里，在南方柏树的丛影下，他为《浮士德》写下了典型的德国《魔鬼聚会之夜》。回到家里，他仍会再一次地为丧失了40年观赏美景的时间而惋惜，并且甚至说：“比起意大利人的脸来，很难从德国人的脸上看出上帝造人的艺术。”
歌德和席勒像
图为魏玛国家剧院前歌德与席勒雕像，他们两个人是魏玛的两位文学巨匠。
歌德在这里很可能是指女人的脸。因为很明显，他从罗马带回来的，送给他心上人的模型，是一位罗马妇女，他的心上人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他后来同她结了婚，他们的爱情生活维持了25年。歌德被认为是妇女的宠儿，其实这是不公平的，歌德常常被女人遗弃，而不是歌德抛弃他们。歌德喜欢南方类型的妇女，几乎他周围的女性，看上去都出生在地中海，而且他们大都出身于中产阶层。认为歌德热衷于仕途的说法是经不起驳斥的。很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的妻子就是一个穷苦做花的姑娘，他的最好的朋友，一个来自中下层，另一个是一位瓦匠。歌德生平交结的女友中，只有一个出身贵族，这就是冯·施泰因夫人，这位夫人对歌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重要的影响。
一般来说，德国人比较世故，因而不太懂得爱情；因此它的历史也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充满风情的色彩。无论在它的社会生活还是文化生活中，都缺乏可以成为传奇故事的爱情资料。在德国的历史上，人们找不到伊丽莎白和埃塞克斯，找不到莎士比亚和桑尼特夫人，找不到两位布朗宁夫人，找不到路易十五和蓬巴杜、乔治·桑、但丁和比阿特丽克斯、弗朗西斯哥和保罗。甚至在德国古代传说中，也只有克里姆希尔特和布伦希尔特那种只知仇恨的妇女。只有少数德国亲王撰写的回忆录，有风流逸事。但是除了玛丽亚·特蕾西亚外，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妇女对德国的社会、政治有过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对德国的艺术也几乎找不到一个例子，唯一能使人想起的是贝多芬的鲜为人知的情人；无论是女男爵维特赛拉，还是科西玛·华格纳都不是德国人，可能玛特希尔德·维森冬克也值得一提。
在德国的全部历史上，只有歌德的一生提供了一对情人。他对夏绿蒂的爱，倾注在《维特》一书的主人公身上，而他对冯·施泰因夫人的钟情，则在他们两人的通信录上————一部留传下来的伟大文献，有详尽的描写。他们是一对孤独的德国人，他们憎恨宫廷生活，憎恨政治生活的坎坷，他们希望摆脱德国农村的清冷和淡漠，向往南方和古风，崇尚希腊的美丽、法国的思想精神和意大利的欢快，与此同时，忘却自己同胞的愚蠢与野蛮。在他们的关系中，这位善于自我克制的妇女是精神上的领袖，而年纪轻得多的男士却柔情满怀，常常处于被安慰和引导的地位。
非常奇怪，歌德虽然是个德国人，但却总与自己的同胞有一定的距离，同时也不像莎士比亚和但丁那样为世界所震惊。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一百五十多部著作，只有不到二十部被译成别国文字。《浮士德》这部德文的民族诗剧，只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才把它译成法文。歌德始终不能像莎翁那样，把自己的全部杰作向世界推荐，正由于此，也和达·芬奇一样，其影响从来没有达到过拉斐尔影响的深远程度。
更值得提到的是，甚至德国人也只知道这20部著作。比之席勒作品的主人公，歌德塑造的人物鲜为人知。歌德的与席勒相仿的全部剧本至今搁置在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荷兰等德国本土以外的国家。青年时期，他在一个剧本里塑造了德国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晚年，在他的长篇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里，他描写了德国小城镇的生活，但是由于他用了完全不对德国人口味的六韵步诗体，作品的流行受到了限制。歌德三部伟大小说的主人公，或者他的诗，除了那些进入音乐领域的，从来没有进入过德国人的内心生活；曾在国际上风靡一时的《维特》，今天读起来也很艰涩。唯一使歌德与德国人联系在一起的是《浮士德》，这部作品确实家喻户晓，这部爱情悲剧通过诗歌、绘画、音乐、戏剧、歌剧、书籍的形式，成了德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但并不是这个爱情故事本身感动德国人的。这是因为歌德把德国古老的历史人物浮士德博士同魔鬼打赌的故事，根据欢乐的德国狂欢节的形式，改编为游行剧，深深受到德国人的欢迎。他把妖怪、神仙、魔鬼、精灵，都写成德国人日常遇到的哲学问题，什么是可以做到的，什么是被禁止的，什么是可以获得的，什么是需要经过斗争才能获得的，这些问题一直在牵动德国人的神经，犹如一度在路德餐桌上的话题，从信念到疑虑到人的本身，范围十分广泛，而《浮士德》恰恰反映了德国人的全部希望。
对歌德自己来说，他在两个主要人物的身上都看到了自己。他既是浮士德，也是靡菲斯特，一个毫不比另一个逊色，正由于此，他抓住了德国人所缺乏的东西：内心的充实的安全感。人们确实也可以说，浮士德的问题，也是歌德的主要问题，也是他年轻时期的初期作品，和八旬以后老年时期作品的主题，即追求片刻幸福的问题。这是哥特人、北欧人、日耳曼人不能保持片刻宁静的性格，使他不能像南方人民，气候和性格所赋予他们的那样安闲地生活。他在热情面前犹疑不决，他害怕作出决定，他年轻时期希望冲破的四个牢笼，后期又继续维持和它们半死不活的关系，而最主要的，也即他自己提出的，永远无法解决的，关于片刻的幸福为什么不能保持住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因为深重的北欧人的性格决定的。在这些矛盾面前，贝多芬总是能在他交响乐的尾部，以愉快的音符给予圆满和谐的结局；但歌德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摆脱矛盾，因为他对于真理的热爱，远要比他创造美好生活的意愿强烈。
但是，他还是找到了解决矛盾的办法。这就是同伦勃朗一样，在光明的旁边总是画上一道阴影；这就是靡菲斯特对浮士德的诉苦和问题给予的嘲弄性的回答；这就是上帝和无止境欲望的泰坦之间的竞争，这就是他决心献身于研究一切自然现象；这就是他六十年来不倦的努力和献出他认为是自然赋予他的一切才赋。
德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这是使德国人无法享受生活，享受和谐的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使德国人的行为有时表现为兽性有时表现为奴性，这一点在《浮士德》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这种永不休止的不满足，不愉快，歌德只有借工作来平息。歌德一生中能平静地享受生活的日子很少，他享受到真正的和谐，严格说只是在他60岁写了光辉的《西东诗集》的篇章以后。
在不断的内心震动和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中，在围绕着驱使路德一度出家又还俗的哲学和生活的斗争中，由德国土地培育出来的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个典型的德国人。
让我们暂且留在他的50年代。当时，德国思想界处在它的全盛时期。歌德、康德、贝多芬亲耳聆听到迎来一个新世纪————19世纪的钟声；听到这一钟声的，还有席勒、赫尔德、海顿，以及年轻的天才舒伯特、洪堡兄弟、荷尔德林、叔本华和黑格尔等。
但是，在这以前不久，波拿巴将军在巴黎夺了权，他正准备扬法国新思想的东风，凌驾整个欧洲，如果德国思想界坚持自己的道路，也许德国得以拯救。如果它再一次屈服，向暴力低头，那么它至少要为取得对外成功付出导致内部衰落的代价。
欧洲在危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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