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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世界公民及民族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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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德国。”当时普遍的愿望是普鲁士新宪法可以导致德国新统一，激进派希望建立国联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在柏林一次大会发表宣言是用三种语言以下述口号开始的：“欧洲革命万岁！新世界万岁！”
国王的软弱无力，人民的耐心容忍，这样的国家岂能爆发革命？！
圣·保罗教堂的选举————反革命————一个小丑的反对————没有德意志帝国————逃亡美国————卡尔·舒尔茨和俾斯麦
德国成为人民的王国。由各邦君主派出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应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1848年5月，柏林和维也纳事件发生两个月以后，在礼炮轰鸣，悦耳的钟声中宣布开幕的法兰克福国民大会上，提出应该通过人民选举，产生国会代表。这是德国人民在两千年历史中第一次将自己团结在一起的代议制。德国人民已经成长起来了。
第一届全德国民议会
1848年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城的圣·保罗教堂开幕（史称“法兰克福议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召开是德意志民主自治的首次尝试，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它一开始就背离人民，背离民主，最终被解散了。
圣·保罗教堂，这次大会的所在地，是一座圆拱形的大厅，宏伟的圆柱，有着罗马万神殿的气势，它周围的形势和联邦议会召开常会的王宫迥然不同。现在这两座敌对的建筑物上都飘扬着新旗帜。但是在这座圆拱形大厅中，只有极少数代表渴望建立共和制。大部分代表倾向的仍是旧王朝统治。不过，这两个大会的代表是截然不同的，旧联邦议会几乎全部是由贵族阶层绅士组成，新的国民议会则是资产阶级的精神中心，它是由学者、作家和高级军官组成的。这里是思想家、学者人才荟萃之处；而在旧王宫出席会议的，则是身着朝觐国王盛装，肩章绶带无不金光闪闪的朝臣。历史学家达尔曼起草了宪法第一稿，提交给世袭的国王和帝国大臣。这个国会拥有上议院和下议院，还有普选权。
这一草案遭到普遍反对。奥地利反对，是因为在一个统一的德国中，它将土崩瓦解，失去和它相异的少数民族；普鲁士反对，则是因为它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国王不愿充当一国之首；居于中间力量的各邦则出于妒忌而加以反对。出于无奈，于是大会组成一个临时性的帝国政府。可是选谁为这个政府的头头呢？一位思想家？一位逢场作戏的自由派司法家？一位有影响的传教士？在这座圆穹大厅里，所有这些人都能找得到。可是又是谁对自由的德国人民来说适合于担任这一职务呢？迄今为止，统治德国的是国王，难道能将国王置于众人之上作为第一次选举产生的统治者？结果却选了一位奥地利侯爵！他是1848年的“兴登堡”。因为，当德国人发现可以自己行动，实现自己愿望时，却又担心害怕。正如一个长大的孩子，刚学会走路，忽然发现自己的老师没有在身旁，他茫然若失，困惑不解，又匆忙回到学校去找自己的老师。
1848年的柏林巷战
在这个人民大众的议会中，掀起的第一阵风暴并不是围绕着过去呼吁的国内自由问题。它涉及的是石勒苏益格土地问题，德国人为了这个问题和丹麦人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在这个时候，普鲁士国王和丹麦国王缔结的停战协议，唤醒了在法兰克福的大部分代表。人民大众也掀起一场动乱，军队介入，其结果是两名出身高贵的军官被打死。难以想象这场动乱出于什么爱国主义动机，但是它在道义上造成的损害却是巨大的。
与此同时，在匈牙利也发生动乱，维也纳派军队前去镇压。这一行动激起维也纳自由派的愤怒，他们聚集在火车站，阻止军队起程。10日，爆发了第二次革命，最后忠诚于德皇的军队获胜。法兰克福的大人物之一————罗伯特·勃罗姆匆忙赶往出事地点，进行调解。可是他却成为军队攻击的目标，无视他作为代表的豁免权，判他有罪，并且枪杀了他。这是反动派开的第一枪。
在维也纳，施瓦岑伯格伯爵让看门人将议会大楼的大门锁上，自己拿着钥匙。这是最草率的篡权方式，在历史上从未得逞过。
在柏林开枪杀害勃罗姆的次日，军队荷枪实弹，敲打着军鼓，进驻城内，解散了普鲁士新议会。老将军符伦格尔，多多少少出于自己的主动，像是博物馆中腓特烈大帝时代的陈列品，带着1.5万名士兵开进柏林。民兵们手执武器严阵以待。当民兵指挥官走进正在开会的议会，要求立即决策时，符伦格尔的部队早已逼近柏林的王座城门，而议会的五人委员会仍在议而不决。这已是捍卫革命，反对旧政权的最后时刻。表决的结果竟是三票对二票，反对抵抗。市民用鲜花欢迎符伦格尔。这时立即宣布全市处于戒严状态，解散民兵，议会转移到各邦，然后予以解散。国王将一部新宪法强加在人民头上————这部宪法包括三级公民选举权，它既不平等，也不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七个月以后，柏林和维也纳的民主终于宣告寿终正寝。
每当国家受到自由派威胁时，军队还是有用的。在起义中被废黜的萨克森国王就是靠军队的协助得以复辟。1849年5月，著名建筑师赛姆佩尔在德累斯顿修筑街垒，理查·华格纳满腔热情地观看。在斯图加特，围绕宪法的争论又回到老问题：这个立法机构究竟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据尤斯廷诺斯·凯尔纳的报道，其决定的依据，竟然是建筑计划中的议会大厦有两个会议大厅，还是仅有一个会议大厅。不过，还来不及讨论结束，寻隙报复的普鲁士人已经进入城内。在卡尔厄斯，人民众议院指定3个独裁者，早已回来的威廉国王率领两个普鲁士军团进入这座城市，立即恢复秩序。在这些日子里，卡尔·舒尔茨从拉斯泰特逃跑出去，后来被监禁的诗人里克尔获得解放。里克尔，这个从美国回来的自由派分子，尽了自己一份力量，结果又被迫再次逃亡。已经逃亡的巴登公国大君主又回到巴登，接受市民们的欢迎。1.1万名激进分子、自由民和工人被迫逃亡法国和瑞士。
德意志统一的梦想与自由一起被埋葬在同一坟墓里。那些留下来的要求建立德奥联盟，也就是合并为一。另一些人坚持建立一个较小的德国，不包括讲多种语言的奥地利，但与它联合。正是后一个方案，在二十年后，为俾斯麦所接受。
在道义方面，两个国家始终是对立的，一方是武装的独特国家，另一方是法兰克福非武装的国民议会。这和我们今天的形势非常类似：世界大国都在疏远国联，而它们仍然是国联的成员国。当时国民议会有很大的权威，它可以一致通过备忘录，要求普鲁士国王罢免严厉的新首相，由一位更受欢迎的新首相取而代之。有一幅绘画刻画了这一情景：有十余位身穿礼服的绅士，其中有三位是贵族，在无忧宫一间空旷的房间里面对着国王。国王正在大发脾气，而作为代表团团长的犹太民主分子耶可布正在质问国王，“陛下是否愿意听取代表团的意见”？“不！”国王向他大声咆哮。
“这是国王的不幸”，“他不愿意听取真理”，耶可布说。国王愤然走出房间。
这是德国历史上伟大的一幕。因为类似这一情景在德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迄今尚无任何历史记载可以表明，一位德国市民在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能用类似的语气对一个德国国王谈话。
当时还有另一个代表团。维也纳的态度越是高傲，在法兰克福就越有人坚持要求实现建立德意志帝国的目标。普鲁士国王半心半意地同意这一要求。这一斗争在法兰克福时起时伏。一幅漫画讥讽国王是抽签决定的。许多人主张议会应设终身主席一职，说这符合罗马帝国两千年的传统。多语种的王国先是反对，后又以四票多数同意这个主张。而在最后投票中，普鲁士国王以290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为主席。
以圣·保罗教堂国民议会的名义，要将帝国皇冠奉献给国王的是爱德华·冯·西姆生。二十二年后，又是这个人两次以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将同一皇冠交给国王的弟弟威廉一世，而这一次他获得了成功。俾斯麦任命这个德国犹太人为帝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1849年4月，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进入柏林皇宫，将帝国皇冠献给国王，没有人知道，国王是否接受皇冠。德国政府中意见并不一致，不过广大的公众支持这一行动。俾斯麦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吁请国王接受皇冠，这一史实日后被所有的德国教授隐瞒了下来。很明显国王自己也不知道要什么。他脑力迟钝，无力担此重任。他实际上什么答复也没做，而是要求推迟作出决定。不过，他随即又谢绝了这一请求。国王告诉他的亲信说，这一皇冠不过是“用渣滓和泥巴做的圆东西”而已。德国人就其所能表达的具有代表性的感情而言，对国王拒绝接受皇冠愤然不满。法兰克福人本来就后悔放弃了建立德意志共和国的理想，现在再也无力实现这一理想了。大会逐渐地失去它昔日的风貌。它的残余分子最后不得不逃亡斯图加特，在那里被武力驱散。
普鲁士继续充满着各种行动和反行动。普鲁士和奥地利都动员了起来，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之间甚至发生了小冲突。看来经历了一个世纪以后，似乎又要重复“七年战争”的历史教训。在柏林和维也纳这两个疯狂的统治者之间只有一个暂时被废黜过。1850年底，在危机高潮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大臣在奥尔穆茨会晤。普鲁士在所有问题上都屈服了，它首先同意解除动员令。奥地利可以为所欲为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普鲁士霸权，也没有德意志帝国。这次会晤，满足了所有德国亲王的共同愿望，只是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自由。
所谓的“第二次德国革命”终于告吹。1525年起义农民在残酷的战斗中被镇压，成千人流血牺牲。这一次损失小得多。而在以后的三年中，大约有三十万德国人自愿外流，去美洲呼吸新鲜空气。不过，人民大众受到沉重的挫折，因为这一次中产阶级和农民联合在一起，而且由于担心亲王们的软弱，因而它的地位加强了，也因为时代精神在其他国家却同时得到发扬。
这次革命和其他巨大事件一样，啤酒也在其中起了作用。啤酒使德国人性格沉闷，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发明或选择啤酒，其原因又在于德国人沉闷的性格。法国是葡萄酒的王国，法国人民的性格就迥然不同。在德国，葡萄酒受地域限制，只在西部一小块地区生产葡萄酒。因为它比较贵，不如法国那么普遍。在法国，90%的人喝葡萄酒，而德国人90%喝啤酒。如果说法国人喝了葡萄酒就如虎添翼，而德国人喝啤酒，不管是日常饮量还是过量，都形成了问题，因为德国人喝啤酒中毒的经常性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法国人。
在德国人发动的三四次革命中，1847年慕尼黑啤酒革命是最成功的一次。这次整个城市人民起来反对每一夸脱啤酒涨价半芬尼。后来慕尼黑还成立了“反对酒类零售价格不公道协会”。难怪希特勒激烈的演说和取得成功的演说都是在啤酒馆进行的。当他夸夸其谈时，听众用啤酒杯有节奏地敲打桌子。这种情景令人想起沿着上尼罗河部族打仗时，击鼓助威的黑人。
“萨尔瓦多”啤酒是一种特殊酿造，酒精度较浓的啤酒。在慕尼黑每年春天酿造一次，数量有限。类似异教徒的迷信一样，大家都想喝杯这种啤酒。道地的慕尼黑人，包括妇女，将自己的衣服、钟表，甚至自己的睡床也典当掉，在啤酒厂地窖门口，一直等到拂晓，为了啜饮这种浓浓的红褐色啤酒。他们在那里整天地坐着，片刻也不站起来。因为一站起来，座位就会被别人抢去。这一群数百人，很少讲话，更少歌唱，眼神忧郁呆滞，这一现象在欧洲是罕见的。在俄国，北方国家和其他地方，醉鬼总是单个的，而不是成群的。有条理的德国人甚至按照时间表喝酒，按照流水作业组装线的程序喝酒，按照事先规定的时间喝酒。
同要求大学生会决斗一样，也要求他们会喝酒。他们18岁就由于暴饮暴食而不仅将自己的胃糟蹋坏，而且还失去专心一致地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机会。真正的巴伐利亚人往往因为过量喝啤酒而意志消沉。正如喝葡萄酒可以产生灵感，喝威士忌令人兴奋，而喝啤酒则使人头脑麻木不仁，只能按上级指示办事。这就是德国人喝啤酒和德国人服从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你不能要求德国人热爱自由。早在1836年，德国诗人赫伯尔就预言过：“德国人知道，野兽是自由的，因而他们担心，有了自由，他们将变成野兽。甚至在革命的进程中，德国可以为争取纳税自由而斗争，但决不为争取思想自由而斗争。”
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远渡重洋到海外去寻求这种思想自由。1847——1848年德国知识分子在战败后逃亡美国，给美国带来不少好处，这与今天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不过，在这两次变动中，侨居国外的人们获得的好处要比侨民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好处要多。即使没有德国人的援助，这个国家也会发展。因为各国侨民一直不停地纷纷涌进这个国家来。正如今天一样，凡是为摆脱迫害而逃亡海外的人很少有选择的自由。难民带来的是他们心灵中头脑中最美好的东西，他们始终对侨居的国家怀着感激的心情。
今天，知识分子的领袖为了逃避迫害又来到了美国，不过1848年逃到美国的人，绝大多数是劳动力，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是普通的人，而不是领袖。卡尔·舒尔茨不过是个例外。在这方面也显示出德国人性格的长处和弱点。德国工人的勤劳和依赖性迅速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另一方面，甚至亨利·克莱也抱怨德国人在政治上不可靠。
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吸收的优秀德国人并不属于那些大多数在任何时候总是服从立正听候指示的普鲁士人，而是属于少数有耐心而思想又自由的普鲁士人。他们正在逐渐摆脱受支配的地位，发展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令人惊讶的是俾斯麦恰恰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德国人。他和卡尔·舒尔茨的谈话，反映出他的意见与他的美国朋友摩特莱是一致的。俾斯麦的性格只有部分像美国人，就像纯种马不愿受马缰绳的驾驭一样，他也不愿意受人控制作为一个大地主，从血统上和传统上来说，俾斯麦理应同情南方，但他却宣称同情北方。这并不能表明他具有政治洞察力和远见。甚至在他年迈时，他依然多愁善感，还撰文说，鞭打之下并不一定能训练出良马好狗。他驳斥白种人的优越感，认为“这是不近人情和愚蠢的”。
当卡尔·舒尔茨这位逃亡的革命者，后来又以美国将军身份回到德国时，俾斯麦不仅打开国门，而且敞开家门欢迎他，并且和他长谈达旦。他们相互有很深的了解，俾斯麦对这位侨胞说，你的归来出人意料，俾斯麦本人也像舒尔茨一样，一反常态到舒尔茨家去做客。俾斯麦和舒尔茨两个人坐在一起，喝着莱茵葡萄酒，这表明在德国偶尔也有自由精神的。
俾斯麦的两面性————他是基督徒吗？————神经质的性格————真实的政治
俾斯麦之所以成为德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有两点原因。他多次对其他国家取得了领导权，在德国人中也是唯一能代表革命的保守党人的典型。他必须忠于国王，而和他类似的人，如施泰因公爵，就从来没有臣服过自己的主人。俾斯麦的堂堂仪表和举止风度，确实使国王对这位知识分子的下臣深信不疑。一位经验丰富忠心耿耿的老臣，称臣26年，同时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这可能完全在于俾斯麦在性格上还具有第二个特点。这在德国政治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俾斯麦思路敏捷，机智善变，他的才智被诗人梅里美誉为外交界的洪堡，而且“远比这个德国人更为才华横溢”。左拉在卢浮宫中详细端详俾斯麦的举止后说，他“像一位诙谐的巨人在和少数来宾侃侃而谈”。德国人的深沉和高卢人的气质在俾斯麦身上恰好是兼而有之，这是他的独特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特点尽管和路德、胡登、腓特烈大帝不尽相同，但他是将国家和思想精神融为一体的少数范例之一。
在他血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倾向。俾斯麦容克地主家族的遗风————沉默寡言，喜爱打猎、美酒、金钱，以及父辈的粗暴。与洪堡家族一样，俾斯麦家族几个世纪以来也没有出过一个重要人物。他母亲是中产阶级，出身于一个法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名门望族。他继承母亲的品德，使他成为一个有思想、有教养和机智敏捷的人，并且是一个野心勃勃，渴望权力的人。他对自己的母亲的憎恨，表明了容克式的不满，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天分来源于贵族家庭。他这种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思想，只能和路德痛恨自己的母亲相比拟。俾斯麦对母亲的痛恨只表现在思想上。而不是行动上。他母亲一度受“七月革命”的影响，也曾一次取走了俾斯麦祖先的一幅肖像，她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使他摆脱贵族的傲慢习气。
在柏林会议上
这幅现代版画展示了1878年柏林会议的主要与会者。身材高大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亲王正与俄国代表舒瓦洛夫伯爵握手。图左拄着手杖站立着的是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他正与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一起。
这两种倾向相互矛盾，使得俾斯麦的性格过于神经质。俾斯麦勇敢，善战，甚至在晚年还接受过决斗。不过他又易于意志消沉，忧郁寡欢。与此同时，他长期患有疑心病，当他烦躁恼怒时，不断大声喊叫，打碎瓶瓶罐罐。他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喜爱在古老的栎木和高大的松木林旁隐居。他是一位强有力的人，喜爱暴风雨、大海和冒险的狩猎活动。虽然他讨嫌笔墨工作，确实懒散，不过他还始终做好自己日常分内的工作。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越到晚年越是专横傲慢；不过他也不得不顺从喜怒无常的国王。有时，他也确实能做到和别人事前商量，谅解别人的毛病。他私下将国王比作自己的坐马，必须用踢马刺驱使它疾驰。他逐渐习惯于拥有权力，甚至到75岁时，也不愿放弃。
俾斯麦在青年和老年时，都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忠实的条顿异教徒。但是他能控制自己的内心斗争，提出在他一生中，只有当他处境危急或是信誓旦旦博得一个女人欢心时，才是一个笃信的基督徒。实际上，这和路德被带到修道院在宣誓皈依旧教后，又宣称是被迫的情况很相似。俾斯麦除了对自己的妻子和爱犬以外，毫无献身精神。他既不对被压迫者，也不对自己的朋友浪费感情，就是对自己的子女，除了希望统治他们以外，也没有什么热情。而与此同时，他的外表生活也是非常严格和令人生畏的。他这个人决不宽宏大量，这使他看来完全不像一个基督徒。不过他需要将自己装成一个基督徒，因为他钟情的女友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俾斯麦如果坚持异教徒的立场不“皈依”，那么和他女友的关系就不可能得到进展。后来，他公开宣称的理由却是为了消除心理上障碍，可以为任何人效劳。因为在俾斯麦看来，他为之效忠的“霍亨索伦王室也不过是来自施瓦本家族，这个家族并不比俾斯麦家族古老多少”。事实上，如果只是为了取宠那位警惕性颇高的妻子，有时他自己也认为已皈依了。
1871年的威廉一世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1797——1888）在凡尔赛被拥立为德意志帝国皇帝。
俾斯麦在他各个生活阶段始终有着通常德国人性格中缺乏的那种内在安全感。德国人一则是想象力丰富，二则是精力充沛，这两者又往往相互矛盾，相互抵消。俾斯麦有点和伦勃朗类似，他在天资、成就和造诣的沉重负担下，很可能夭折。霍亨斯陶芬、腓特烈和查理五世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无须听命于任何人，生活在一种统治者特有的安全感之中。瓦伦斯坦则生活在世俗的世界，他完全靠自己筑起的反帝王堡垒，以巩固自我安全感。路德在这一点上完全失败了，腓特烈大帝犹豫不决，一生中险境丛生。歌德和席勒，虽则他们两人的内心世界截然不同，但对自己却有着充分的信心。俾斯麦在德国执政近三十年，权力之大，很难有人可以与之相比。不过，俾斯麦面对的不是一个人，也不仅是一国的事务，不如说他是今天的墨索里尼：他面临的是一批拥护君主制度的人民和随时可以罢黜他而不会损及自己毫毛的国王。俾斯麦既无军队，也没有政党作为他的后盾。
俾斯麦的内心安全感完全来自他自己的机智和聪慧。虽然他周围有上百名有名的作家，而且这些人都是他的下属，但是关于俾斯麦的风度，德国文学最多只能写下实际情况的一半。在德国没有一个人能与俾斯麦的作为相比，其中包括路德，腓特烈和洪堡兄弟。假如仪表和风度能揭示一个人的性格的话，那么这两者都能驳倒世界流传的一切关于俾斯麦的传说，他既不爱自由也不喜欢别人强加他身上的战争，因为这两者都可能成为他走上统治者道路上的绊脚石，他爱的只是他自己发动的战争，并且能战胜他对手的战争，他爱的只是摆脱异族桎梏而取得的自由。他大部分的成功归功于对人的了解和善于运筹帷幄。他是德国人中真正具有拉丁人的洞察力和机智敏捷的政治家。他的举止完全不像普鲁士人那样粗暴，但有时他也借助于普鲁士人的粗暴。他最大的乐趣是在巨大的政治棋盘上取胜，而他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战争。不过，俾斯麦并不是铁血首相，他是一位有着高尚情操和钢铁意志的人。
他的内心世界倾向于歌德和贝多芬；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莎士比亚和席勒专家。他虽则才华横溢，愤世嫉俗，且善于分析，但他更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他比拿破仑更易于动感情和大发雷霆。这是俾斯麦袭承了德国人和容克地主个性的一面。容克地主这个阶层长期过着贫乏无聊的庄园生活，俾斯麦的祖先的内心世界多少受到这种影响。奇怪的是俾斯麦的感情生活受其父亲的影响，而他对权力如饥似渴的追求则受其雄心勃勃母亲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无论如何，在俾斯麦身上，不是德国人的性格，而是那种敢于冒风险的性格促使他获得功绩。他说过，“音乐使我产生两种相互矛盾的情绪————战争和田园风光”。这位拜伦式的骑士整个无法无天的青年时代都是在打猎，香槟美酒，热恋订婚和债务逼身中度过的，这一切表明了他追逐目标的双重性，即使到了晚年，尽管政务繁忙，他还要用上几个小时，在大自然中度过。这种种以及留恋于隐居的生活则是德国人个性在俾斯麦身上的体现。
随着他权力的不断增加，他的疑心以及自我为中心也在不断发展。俾斯麦从来也不能容忍他周围的人腐化堕落，他本人更不会亲自去干这些事。不过，他曾企图欺骗收税官，用国家的馈赠为自己购置庄园，他甚至为打胜仗而接受额外津贴，这在当时是英国人的习惯做法，在俾斯麦以前，则还没有一个普鲁士人这样做过；他给自己手下的属员极低微的工资。俾斯麦是个颇有心机的人，他致富之道是将钱财交给普鲁士一个非常聪明的犹太人管理，允许这个犹太人投资，自行决定买卖。这个犹太人是银行家，他了解不少秘密，轻而易举的使自己的主人富裕起来，而他自己也跟着富裕起来。当时的独裁者大多是自己或由自己的亲信管账，可以想象这些人道德败坏到什么地步。
俾斯麦在青年时代倾向于建立共和国，但是他的家庭和传统，特别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又使他放弃这个想法。他认为，德国人还没有成熟，建立共和国尚为时过早。他的这个观点，再加上他的年纪，就构成了他在争夺权力的最后决斗中，不敢向人民发出呼吁的原因。他深知，德国人对驱逐国王一事会看不惯的，他们期待的只是国王自愿逃亡。俾斯麦易于动怒，这一点使他有别于梅特涅和哈登贝格，但他又易于转而心情愉快，这一点又使他不同于施泰因。所有这一切都使俾斯麦得以成为一位强有力的政治家，他喜爱用“真实的政治”，事实上即使省去“真实的”这几个字，也不会改变它真正的含义。俾斯麦从未说过现今经常引用的“强权胜于真理”这句话。不过，他确实接受包含这种意思的既成事实。出于他的阶级感情和他对人民的敌意，他是不会愿意生活在今天这样没有法治的德国。
在俾斯麦玩弄政治权术，仇恨他人以及对权力的追逐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出德国人浮士德式的思想在他身上的影响。他时而也透露他内心的隐秘。在他已近暮年时，曾给他的姐妹写下如下一段话：“我目前担任的职务，使我难以悠闲自在，这种心情是我过去从未有过的。一个人不应该不停地驱使自己前进，寄希望于获得更好的地位。”这就是他热爱贝多芬，不喜欢莫扎特的原因。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说过，他宁愿告老还乡，带上几本歌德的著作，在一个沙漠孤岛上隐居。
具有德意志性格的大学生将会在俾斯麦身上看到他们的危险而又美好的生活影子。
俾斯麦和他的国王————拉萨尔的出现
1862年俾斯麦应召执政时，被卷进一场风暴漩涡之中。当时，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旧日的相互猜忌，比50年代更有过而无不及。威廉一世（1797——1888），这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国王的弟弟于1858年成为普鲁士的执政者，他最初取代他脱离实际的哥哥的地位而成为摄政王，而后继承了王位。当时威廉一世已年届六十，他对1848年革命所持的态度更为人民所痛恨，不过也正是由于他这个态度，促使他和俾斯麦结合在一起。当时他满脑子想的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满怀爱国主义热情，反对法国，支持奥地利。但是，当他出任联军司令时，维也纳却又倾向于媾和，将伦巴第拱手让给德国的对手。正是在柏林失望的时候，给威廉提供了他宣扬改革军队的机会。他要求拨出巨款，加强军队，而议会中的自由派只允准拨出他所要求的半数款项，而且有附带条件。他发表的登基咨文又加强了议会反对派的地位，于是，国王召回驻巴黎大使俾斯麦，由他主持内阁。
俾斯麦像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普鲁士政治家，于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并作为第一任首相任职19年。帝国一经建立后，他即积极巧妙地在外交上推行和平政策，成功地维护了欧洲近二十年的和平。
在华沙会议上
德国皇帝威廉一世、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于1884年相聚在华沙会议上。当时任德国首相的俾斯麦亲王在会议期间作了极大的努力，力图维持与俄国的联盟，而威廉一世日后却声明放弃该联盟。
这两个人都是有勇气的，不过由于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使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父子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步调不一。甚至在今天看来，这两位君臣之间的第一次冲突看起来像是国王与王储之间的激烈争吵。两个人的道德基础也是不同的。威廉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当他的新首相暗示有必要发动一场战争征服石勒苏益格时，国王说，“我没有权利这样做”。一个世纪以前，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对她儿子说的也是这句话。不过，后来每当国王取得一次胜利，他总是感到自己只是军人，只是征服者，不得不受到首相的约束。每当双方矛盾发展到僵持不下时，国王总是按照军人传统行事，宣布退位。国王有着骑士的风度，头脑简单，而俾斯麦狡猾无情，机灵敏锐。国王一生从没有在重要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只有在可数的三四小时内，俾斯麦必须用诡计或佯装要辞职时才能取胜于他。俾斯麦后来说，“他是踩着我的肩膀，由我扶持他走向帝王宝座的”。
此时，民族主义思想在欧洲已是风起云涌。拿破仑的侄子发动政变，取得王位。看来，法国将再度强盛，给德国带来新的威胁。在普鲁士，俾斯麦直到1860年之后，再也没有能重振国威。容克地主在上议院再度取得势力，而下议院议员则由公民选举产生，但公民的选票数由本人财富多少而定，一位百万富翁可以包选一个议员，而其他议员往往要得到5万名工人的选票才能当选。这一做法直到1918年才予以废止。
这个警察国家到处布满特务和告密者，重新建立了腓特烈大帝时的权势。传教士和教授置于监视之下，有那么几个容克地主甚至公开叫嚷“科学应倒退回去”！当时的情况和今天相当类似，只不过当时还没有集中营和刽子手而已。
俾斯麦掌握政权以后，首先要控制那些日益狂妄自信，阻碍他前进的资产阶级反对派。自由派中间阶层的领导往往来自开明的哲学界的法学家和学者，或来自科学界，如维尔乔夫，他们感情真挚，勇气十足，和法兰克福议会代表一样，敢于向国王陈说真情。他们自己并不富有，但认为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和新的共产主义理想格格不入。
当时的德国工人，仍然什么也没有得到，只不过有些表面的受教育权和领导权，他们很难走出第一步，将自己组织起来，因此只能由一位变节的平民领导。而这个应运而生的领袖就是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
三位德国犹太人————海涅、马克思、拉萨尔————犹太爱国主义者
1850年左右，除了俾斯麦和叔本华以外，最聪明的三个德国人都是犹太人————海涅、马克思和拉萨尔。他们是独具一格的灿烂明星，在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三个人相互了解，并且有一度相互非常尊重。他们都是中产阶层出身，来自莱茵州和西里西亚，青年时代受过基督教洗礼，内心尊奉犹太的风俗习惯，对外又多多少少地掩饰自己的内心感情。这三个人开始时都是哲学家，同时又都是从事创作的作家。不过和海涅的高水平相比，拉萨尔只不过写过一部可怜的有倾向的戏剧而已，马克思则在青年时代写过成卷的诗歌。拉萨尔和马克思与之打交道的，是赫拉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等脱离人民脱离政治的希腊人，而海涅从事的是将德国哲学介绍给法国。前两者是共产党人。海涅不断预言共产主义的到来，不过他本人也许并不期望共产主义的到来。海涅的著作最富有德意志风格，而马克思的文风则是字字斟酌，下笔有千钧之重。在这三个人之中，只有拉萨尔能言善辩，单凭这一点看，拉萨尔作为作家是非常危险的。海涅太过于唯美主义，影响他采取行动。当拉萨尔在巴黎拜访海涅时，海涅满怀羡慕心情看待年轻的拉萨尔。马克思对拉萨尔多少有点嫉妒，因为拉萨尔锋芒毕露单枪匹马投入暴风雨般的斗争中去。而且恰好拉萨尔又是这三个人中唯一最健康的人，可以经受得住逆境。
这三个犹太人都受到非闪米特人的女性的青睐。马克思在一生中只爱过他自己的夫人，一位德国浅黑型的贵族女儿。拉萨尔和两位肤色白皙，满头金发的条顿贵族女人保持着友谊和恋情。甚至海涅，这位热恋过这么多女性的犹太人，但从青年时代以后就似乎没有和一个犹太女人有关系。与此同时，却有两位风趣的犹太女人拉昔尔·莱和陶洛姗·薇特与纯德国血统的男人结婚。这两个种族相互吸引原也是自然的。即使在今天，这种结合也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这三个著名思想家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内从事对德意志国家的研究。海涅从巴黎发出警告性的批评；马克思是第一流政治理论家；拉萨尔既是战士又是领导人。这三个人都热爱德国，与其他德国思想家相比，对德国持较少的批判态度。我们摘录过二十余位德国大人物的评论，与之相比，这三个犹太人远不如他们严峻。尽管他们受迫害，受监禁，被逐出，他们仍然热爱德国，也许正因为他们热爱祖国，才一一遭到不幸的下场。实际上，海涅和马克思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海涅始终留恋着自己的祖国，他被迫背井离乡，也爱自己侨居的国家，这有点像歌德和许多德国人热爱意大利，所不同的后者只在意大利停留短暂时间后又回到了德国。
他们三个人可谓相互辉映，充分地显示了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品质和才能。他们似乎来自一个源泉，互有抱负，甚至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危险的敏感，都来源于共同的两种血液。海涅的感情更为细腻，善于自我克制，倾向于尊重他人。拉萨尔和马克思除了能容忍自己外，不能容忍他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内部总是争吵不休。这两个人在专制独裁方面均不逊于俾斯麦。
这三个人的一生都在深刻地思考自己的名誉————这个主题。他们更为关切的确实不是在世之时，而是逝世后的未来世界。他们每一个人都享过盛誉，但是没有一个感到满足。如果他们追求的是幸福和财富，那么以他们惊人的智慧，要想成为罗德昔德这样的富豪，本也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像马克思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伟人，生活上却潦倒不堪，甚至在自己孩子夭逝后，连买棺材的钱也无法负担。这三个人都有着坚强的意志，善于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几乎被认为是贱民的犹太人，可是这并不妨害他们能跻身于名人行列之中。当然，他们各自取得的声名在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
一半是法国血统的海涅早就预感到，有朝一日他一定会成为德国诗人。如今，德国最脍炙人口的歌曲《罗累莱》出自这位犹太人的笔下，这不啻是个辛辣的嘲弄！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在当时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他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作品在以后几个世纪里产生影响。而拉萨尔这个人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他曾对他有着一头美发的恋人预言，他将和她一起，作为德意志共和国总统夫妇，在四匹白马的簇拥下，通过柏林勃兰登堡大门。这是犹太人的野心，还是德国人的想象？这是德国人的空想，还是犹太人的预言？可能拉萨尔比其他两个人更有天才，但他的意志最易于消沉。海涅终生献身于诗作，马克思从事了整个社会体系的研究，而拉萨尔喧嚣一时，最后竟出于神经质的虚荣心，在一场决斗中，被一名小小的男爵打死。
马克思
拉萨尔
海涅
路德维希指出，在1850年左右，除了俾斯麦和叔本华以外，最聪明的三个德国人都是犹太人————海涅、马克思和拉萨尔（Lassalle，Ferdinand，1825——1864）。他们是独具一格的灿烂明星，在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三个人开始时都是哲学家，同时又都是从事创作的作家。
马克思、海涅和拉萨尔这三位著名的思想家在不同的领域从事对德意志国家的研究。马克思是第一流政治理论家，海涅从巴黎发出警告性批评，拉萨尔既是战士又是领导人。这三个人都热爱德国，与其他德国人相比，对德国持较少的批判态度。尽管他们受迫害，受监禁，被逐出，他们仍然热爱德国，也许正因为他们热爱祖国，才一一遭到不幸的下场。
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并非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也没有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劳动人民的领导人，而且在当时没有比他们更受欢迎的领导人。曾被拉萨尔在一幕戏剧中比作自己的化身的胡登，以及不是农民出身的济金根都成了农民的领袖。不过，拉萨尔的梦想过于宏伟，在他的家族中，多是浪漫的绅士。尽管他有着雄辩的天才，有着无可比拟的风度，足以使工人为之倾倒，但他对工人来说，始终是局外人。就他的精神境界和相貌而言，他是葡萄牙犹太贵族的后裔，哲学家斯宾诺莎就出身于这个贵族家族。不过他头脑中装满的是如何攫取权力。在青年时代，他曾将犹太人团结在一起，正如后来他又试图将工人团结在一起一样。如果他能在世更长一些，也许会实现德国统一。这个人只要一旦成为最高领导人，他也会和俾斯麦一样，用刀和剑将德国统一起来。在他撰写的剧本中，他崇尚的是用武力征服和取得权力；在他的言谈和书信中，他推崇普鲁士的权力，他痛恨奥地利比俾斯麦有过之而无不及。
甚至马克思，这位古典的世界主义者，也有着民族主义的情感。他对德国人的批评远没有达到歌德和尼采的水平。他认为，斯拉夫人应受德国人的教育，因为德国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文化，这句话甚至激怒了俄国的巴库宁。而后来马克思成为斯拉夫人的师长，使他处于前人未能预料的地位，今天看来真富有极大的讽刺含义。和海涅一样，他始终思念着回到德国去，他的内心始终和德国紧密地连在一起。拉萨尔以过分夸大的言辞，表达了他对德国的仰慕。与歌德和亚历山大·冯·洪堡相比，这三位犹太人对自己祖国依恋之情，远比后者更富有民族感情。我们可以通过这三个人看到，犹太人的解放始于拿破仑，结束于1848年，其结果对德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新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的子孙更富有民族主义情感。他们的孙子一代在20世纪受到高等教育，有着雄心壮志，盼望成为德国高级官员，如有可能成为高级军官，参加战斗，为祖国死在沙场上。
俾斯麦下棋————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给俾斯麦准备的一颗子弹————尼古拉堡的和解
俾斯麦和拉萨尔似乎是天生的盟友，至少在1863——1864年冬他们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两人都反对奥地利，痛恨自由派。也正是拉萨尔第一次将工人组织起来。他们不信任容克地主，也痛恨中产阶层，他们要求组织工会，争取过分的权力，今日的斯大林和希特勒采取的也是这种方式。而且在做法上也有类似之处，他们两人都摆脱了阶级和偏见的束缚，相信权力，怀疑议会活动的作用。当时俾斯麦看到在他面前的鸿沟，准备和魔鬼共事。而寻求社会民主支持的拉萨尔，此时正处于新生事物诞生前的阵痛之中，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彼此都将对方看做魔鬼。
但是他们两人又相互为对方所迷惑。俾斯麦说过，他和拉萨尔私人接触不过几小时，这个人可以说是他遇到过的人中最有才智和最令人喜爱的人之一；而拉萨尔也写过好几封紧急的信，希冀和俾斯麦交好。当时，这两个人都还不甚引人注目，但是两个人又都互相赞扬对方。其中一个由于自己的出身和今后仕途的考虑，选择了国王，另一个则选择了百姓。他们之间的联盟是两个天才之间的联盟，不过这个联盟始终处于萌芽状态，后来也没有进一步发展。
两个人高矮一样，但一个粗壮，像他自己的那头猛犬，另一个则孱弱，像一头躯体细长善于赛跑的灵狗。两个人都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神经质，热情，都热爱普鲁士。因而他们互相视对方为对手，一旦结盟，就尽可能的欺骗对方。如果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独裁者也像他们两人那样具有天才，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今昔何其相似。在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甚至拉萨尔希望通过全民投票战胜俾斯麦的愿望也可能实现。而在八年之后，俾斯麦果然实行了全民投票。这两个人互相倾慕对方，他们之间的结盟只是由于拉萨尔的过早逝世而未能实现。
自由中产阶级反对扩充军队和改革军队是权力问题在议会中的反映。1863年由于丹麦国王继承问题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了。当时丹麦无视已签订的条约，企图吞并石勒苏益格，而石勒苏益格原先和丹麦之间纯为君王个人之间的联盟。1848年整个德国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兴起，各邦国王和人民都积极要求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纳入德意志联盟。俾斯麦出于普鲁士的利益，希望与奥地利暂时结成联盟，征服这两个邦。在普鲁士领导下，两个大国在杜佩尔和阿尔森（1864）取得了胜利。俾斯麦像是在下象棋，利用大国之间矛盾。他向丹麦宣战，自然就缓和了奥地利的不信任和拿破仑的愤怒情绪，也缓和了德国公众舆论，特别是他自己国王的抵触情绪。直到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被征服，暂时成为两国的共同财产，这盘棋才算结束。俾斯麦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需要一个国王。后来他说过，“我拴住奥格斯堡公国的君主，让他像牛一样犁地，一旦它开始犁地了，我就不用拴住他”。这句话生动的反映出俾斯麦的作风，也使这个大地主对国王的蔑视昭然若揭。
不过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序幕而已，因为俾斯麦决心要将奥地利从德国排除出去。他毫不犹豫地将这800万德国人拒之于德国国门之外，这是因为与其说俾斯麦是德国人，不如说他是普鲁士人，并且他也决不是什么欧洲人。在俾斯麦以前，梅特涅曾经企图作为欧洲人行事，但最后终于失败了。如果说，梅特涅推行大国平衡政策，从而为德国争取到较长期的和平而获得信任的话，那么俾斯麦也应获得同样的信任。梅特涅维持了39年的和平，而俾斯麦维持和平则达43年之久。事实上，在这两位政治家下台后，和平还继续维持，前者继续了16年，后者继续了24年。在这期间不仅实现了休战，而且还改组了欧洲。
所谓“大德国解决方案”，系指这个德国应吸收所有的德国人，这是那位法兰克福杰出人物所期望实现的目标。这一方案只有在哈布斯堡王朝分崩离析时，才有可能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彻底击败这个民族众多的国家，这在1918年以前始终没有做到。在19世纪，一个古代帝王能将这些小邦团结在一起，靠的不是统治者的智慧，而是他们的暴虐，更谈不上靠人民对皇朝的拥护。如果俾斯麦能像后人要求那样统一德国，他早就应该给予多瑙河沿岸的六个不同民族以自由，建立六个国家，并且选举产生六位总统。但这在1860年为时尚早。
1866年普鲁士蓄意向奥地利挑起的国内战争受到了谴责，它比1740年腓特烈大帝发动的战争更缺乏道义基础。这两次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普鲁士，不过腓特烈大帝要求的只是一个邦，而俾斯麦所要求的，则是建立一个几乎包括所有德国人在内的联盟。这个目的他达到了。
就事实而论，这场战争完全是他个人发起的，是他将这场战争强加在两国身上，因而他成为普鲁士最受人憎恨的人。俾斯麦招致了所有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他：自由派出于信念，工人为了团结一致，教士出于道德观念，皇后由于害怕，王储出于挚爱和平，而国王则因为他已经70岁了。他们都反对这场战争。全国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臣民骚动不安，国库缺少经费。军人也不支持俾斯麦，只有少数将军，特别是一位非常诚挚，名为隆恩的将军支持俾斯麦。此外，俾斯麦曾一度获得拿破仑三世某种程度上的同情。他不久前拜谒过拿破仑，巧妙的争取到拿破仑的支持。支持俾斯麦的还有正处在成长过程中的年轻的意大利。俾斯麦设法和意大利签订了条约，要求意大利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开战之后，也向奥地利开战。此时，一切事情均依靠年已51岁，易于激动的俾斯麦，他经常发怒，经常生气。一个五月的下午，在柏林菩提大街上，有个青年疾走趋前，走近俾斯麦身旁，在极近的距离内，对他连发两枪。俾斯麦没有带武器，他身体很壮实，个性很强，从不要求卫士或警察的保卫，在这个刺客还没有来得及发射第三枪时，他迅猛地将凶手手中的枪打落下来，使自己幸免一死。有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可这就像通常赌博那样，竟然打在他富有弹性的肋骨上又弹了回来。全世界都为这次谋刺失败而惋惜不已。这颗子弹只要向一边移动小小的一英寸，俾斯麦就会被打死，当然也就不会发动这场战争。正当俾斯麦这根胸腔肋骨遭到子弹击中后很快复原时，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撰文指出，历史的进程完全是经济因素造成的。
六个月以后，俾斯麦以奥地利不履行条约为借口出兵奥地利。在他发表最后通牒后，不发一枪就占领了一些小邦，如萨克森和黑森州的卡塞尔。普鲁士士兵的热情并不高，只是由于他们的勇敢和纪律性，也由于他们有骁勇善战的将军和新型改进的长枪，他们取得了胜利。大约在同时，从南部发起进攻的意大利人在库斯托札和里沙受到挫折。这场战争持续不过几周时间，在波希米亚的哥尼斯格拉兹的战役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在这紧要关头上，奥地利被打败了。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奥地利将军、意大利问题专家贝内德克并非出于自己的愿望而被派到波希米亚打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因为奥地利的威信不高。战争的结果使奥地利在南部失去了维奈迭亚。普鲁士什么也没有失掉。正当普鲁士国王和将军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而兴高采烈，企图乘胜直接向维也纳进军时，像巨人一般坚定的挡住他们进军的正是发起这场战争的人。这些军人既无视战争带来的巨大毁坏，也看不到已经出现早期的霍乱，更看不清欧洲的形势。拿破仑已经一再提出警告，并且派了特使去普鲁士司令部进行调停。俾斯麦清楚地意识到，他可以发动一场反法战争，也许他必须这样做，但现在尚为时过早，不能立即就干。他表示，节制是古代最崇尚的美德。他既不要被征服的敌人割让土地，也不要他们赔款，更不允许胜利进军维也纳，羞辱敌人。他认为，这种做法只能使仇恨永远存在下去。为了安抚昨日的敌人，以免明天他们去支持法国；联合高于征服，友谊胜于羞辱，这就是俾斯麦的目的。在尼古拉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国王坚持要求惩处主要战犯时，俾斯麦显示出完美的历史伟人的风度，他说：“对我们而言，现在不是去审判谁，而是推行德国的政策。此外，更应该受到谴责的不是为了生存而进行反普鲁士斗争的奥地利，而是进行这场反奥地利战争的我们。”
这时将军也开始仇恨俾斯麦。俾斯麦认为自己已是名誉扫地，他提出辞呈，并且准备去当一名军官。他很清楚，在国王心目中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不过他也知道，他和国王交往只有四年时间，他们之间的友谊还没有成熟，并且还有许多人逼迫国王罢免他。最后还是国王屈从了俾斯麦，此后国王在他余生中一直信赖这位顾问。国王是通过发表一份令人难以理解的公告表示屈服的。后来他又对这份亲笔写的公告采取了蔑视的态度。
从此，俾斯麦联合了被打败的奥地利，使它成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时俾斯麦达到了他一生的顶峰，此后他再也未能逾越这个高度。
德国反对建立自治政府————《艾姆斯公文快报》————1871年的胜利————凡尔赛宫的加冕————阿尔萨斯·洛林
普鲁士获得了德国的领导权。此时，它又兼并汉诺威、黑森州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扩大了自己的版图。对年轻的德国贵族而言，这正是他们一向追求的理想，他们的祖先划地为界，拦路抢劫的封建贵族这样做过；他们的后裔纳粹政权也是如法炮制。这时，柏林宫廷的贵族军官各有打算，吞并黑森州以后，他们想使这个地方公国成为皇家酒窖。连掠夺成性的俾斯麦也不得不出来加以制止。在德意志联盟崩溃之后，俾斯麦终于建立了“北德联盟”（1867——1871），采用黑白红新的三色旗，这是普鲁士旗加上“汉萨同盟”的旗。由于有了这个新的称号，普鲁士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席也有增加，而这个国民议会在作了若干条文修改后得以继续存在下去。普鲁士国王掌握了“主席团”，俾斯麦成为“首相”，对北德国会负责。至于从邦联向联邦如何过渡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得到澄清。
这些变化导致德国建立代议制的政府。因为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暂时休会时，选举产生的北德国会使部分德国人民可以行使权力，制止占用国家拨款，从而对其外交政策施加影响。战争与和平以及与外国结盟等事项完全成为担任议会主席的普鲁士国王的事。而在德国国会中，国家事务继续由德皇处理。俾斯麦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玩弄花招，将内阁大臣会议主席和首相两职合而为一，由他本人担任。这是另一个一直沿袭到1918年的传统。俾斯麦希望自己负完全责任，将大臣们置于从属的地位，这就需要更大的控制。但是国民议会宪法不是自天而降由上帝恩赐的，而是通过人民投票产生的，因而人民对政府应有最后的监督权。可是在这个问题上，竟以230张反对票对仅有的53张赞成票而遭到否决。这件事发生在美国人和法国人决定自己治理自己一个世纪以后，英国人决定自己治理自己两个世纪以后。而在德国，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即1918年，德国人民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政府，而14年以后，他们又无可奈何地将这个权力交给了希特勒。
由于各个公国的新议会继续存在下去，因而在德国建立共和国之前，各个议会之间的竞争是激烈的。俾斯麦容忍这一切，不过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已。普鲁士内部存在两个议会之间的抗争并不是坏事，他认为，这种新形式最终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就像一个刚进糕点店的学徒，先给他吃够甜食，吃腻了，也就不想再吃了。
随着战争的胜利，普鲁士本身的冲突没有多费周折就消失了。胜利对内部危机也产生了同样的作用，就好比生了孩子后，夫妇双方都满意了。俾斯麦机智敏锐，善于利用时机，又提出赔款问题。自由派分裂为二，大部分普鲁士公民被激发起民族主义情绪，转而倾向政府。此时此刻，治理普鲁士并非难事。在德国，胜利总是削弱人们思考的能力。只有在少数社会民主党人身上还反映出新时代细微的迹象。只有少数专家觉察出，在此后的三年内，普鲁士内部正在兴起，而法国内部正在衰落。专制独裁在行将衰落的最后时刻，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还富有生命力。然而它的内部早已腐朽不堪，顷刻之间，就会分崩离析。
关于普法战争历史（1870——1871），本来无须重述，只是人们不时以这场战争为例指责德国，对这一点需要加以修正。这场战争不是德国一手炮制的。
在这些年代里，俾斯麦确实一直在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他希望出现一种形势，使他有可能取得或无须取得法国的认可而实现德国的统一。当时确实有一段时期，实现德国统一更大的障碍看来不是来自拿破仑，而是来自德国的南部。普法战争是在巴黎策划的，这个朝廷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部分原因是出于傲慢，部分原因是出于害怕。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力图寻找解决的途径。皇后的野心，克雷孟梭公爵的狂妄，皇帝的日益不得人心，简而言之，古代专制独裁统治的规律是：不管他是停滞不前还是繁荣昌盛，只要他们没有新的作为，没有新的壮举，这个独裁专制政权就不能维持下去，这时他们就要挑起战争。这正是法国的敌人期望的，但敌人自己并不主动挑起，而是等待对方挑起这场战争。不论发生什么事，两国的人民均与之无关。
当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的冲突日益尖锐时，俾斯麦起先屈服了。而当拿破仑的大使提高要价，以战争或者羞辱普鲁士为要挟，遭到威廉国王的断然拒绝。这位老绅士是在四周一片水乡的艾姆斯疗养时提出法国的要求的，这只不过是傲慢的法国表示不耐烦的一个信号。国王给他在柏林的大臣发出加急电报，指示向所有的外国使节和新闻界公布这件事。国王的目的是要将法国的不合理的要求公之于众。国王这一做法，无论从个人还是从政治观点上来看都是无可非议的。
《艾姆斯公文快报》有24行之多，文风沉闷，继承了两个世纪以来官僚文牍冗词赘语的传统，系出自枢密院顾问之手。这是一份由国王的公仆发给他大臣作新闻用的电报。成百份类似的电报由成百位大臣或秘书起草。俾斯麦肯定不能不加修改而予以发表。他将这份快报删短为12行，有一处实际上是缓和了国王的语气，他故意突出法国挑起战争的危险性，并且沿用了巴黎的语调。不论是作为政治家、军人还是作为文体家，他都有权力进行这一文字修饰工作。经过他修改过的《艾姆斯公文快报》可以经受得起任何宫廷、任何议会和任何历史学家的检验。
但是当拿破仑在不到几个星期内在色当被击败和被俘时，战争的政治目的发生了变化。有些社会党人对战争投过信任票，两票弃权。现在德国人要将这场反对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而社会党人反对提供新的贷款，反对在德国突然兴起的要求将阿尔萨斯和洛林攫为己有的运动。这时，只有德国人民自己才能迫使这场战争停下来，而由于不断的胜利，德国人民似乎乐于战争。
这一时刻，正是冯·莫尔特将军这位有着半个丹麦血统的人充分显示才干的时机。他思想高尚，沉默寡言，具有诗意般的力量，在典型的普鲁士将军中，几乎是最孤立的人物。
在德国总参谋部军官中不乏这种例外的人。但是，他们即使庄重而有着高度文化教养，却也难以摆脱普鲁士同行的传统束缚。莫尔特将军说过，永久的和平不过是梦想，“甚至还不是一场美梦”。
俾斯麦的一生表明，他是一位富有建设性的政治家，即使从品质上来看，他也不同于他那些具有破坏性的今天的继承人。在当时他更为关心的不是法国的战败，而是德国的统一。在战争爆发的时刻，他成功地说服南部德国支持他，这甚至出乎他本人的意料。现在由不同血统的德国人组成的一支军队正在胜利向前推进，他意识到时机已经到来，他要和人民并肩战斗，出其不意的提出统一德国计划，使德国国王也措手不及。他一手策划的德意志帝国，就好像手艺娴熟的厨师一样，顷刻之间就端出一盘炒鸡蛋。
他选择波旁王朝旧宫作为举行庄严的加冕典礼的地方，甚至在签订停战命令和征服法国首都之前就选好了，是有他的意图的。这一做法或许是有点出于诗人的灵感，但从政治家观点来看，肯定铸成了大错。四年前他拒绝进军维也纳，避免了一场同样性质的错误，而现在他却因指定凡尔赛宫作为加冕典礼的地方，而招致每一个法国人数十年后一直对德国的愤然不满。这件事根本没有和德国人民商量过，因为德国国会代表团抵达总司令部绝不是为了将皇冠授予威廉国王，如1849年将皇冠授予威廉的兄弟那样，而只不过是为了声明他们同意各邦国王的决定。
威廉和他兄弟一样，本来不希望接见人民的代表，只是在俾斯麦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在凡尔赛宫举行加冕典礼时，没有普通的德国人。凡尔赛宫明镜大厅里站满军人，唯一不穿军服的是宫廷的传教士，他身着教士制服。
甚至各邦国王也不像绘画中显出的那样高兴。巴伐利亚国王不得不根据俾斯麦来信的意见，将皇冠让给他多少有点仇恨的对手。王储们称整个过程是一场精心制造的混乱。而威廉则愤然大怒，他并不希望“用普鲁士灿烂的王冠换取一顶污秽的皇冠。”当时他已73岁，在这一非常重大事件的前夕，如新娘出嫁前那样，痛苦的大哭一场。婚礼是被迫举行的，因而新娘究竟应该穿什么衣服，就成为争论的主题。国王不想成为德国人的皇帝，而要成为德国的皇帝，俾斯麦碍于法律，不同意这样做。这一点激怒了老国王，他从皇座走下来，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过俾斯麦身旁，连招呼也不打，就径直和将军以及各邦国王握手。早在一千年以前，查理曼大帝也是在内争纷乱中加冕的。
和约缔结以后，国王进行了报复。这一次，他和容克地主、将军们一起，压倒俾斯麦，取得了重大胜利。俾斯麦在对奥地利战争后，成功地取得了和解，没有兼并奥地利。这次他出于同一目的，主张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法国，然而他失败了。
在此以前数年内，俾斯麦对阿尔萨斯和洛林根本没有什么打算。出自他手笔的文献和书信，从未提及过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之事，而且甚至令人惊讶地看到俾斯麦还揭露了某些方面的内情。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法应是让这两个地方独立和中立，至少要通过公民投票。但是现在德国将军们坚持认为，如法国的防线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延伸到大海，类似现在的马其诺防线，而德国又没有一支海军作为平衡的力量，这对德国来说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德皇认为，阿尔萨斯的一角邻近位于德国腹地魏森堡，可以切断南德的通道。面对德皇的异议，特别是将军们胜利后的喜气洋洋情绪以及德皇的威胁，俾斯麦让步了。可是德皇此时又感到他正受到第二次的欺骗。德皇的意图明显的带有骑士的气概，他要重新征服过去祖先仅仅得到一笔年俸而放弃给“太阳王”的土地。
针对德国当时展开的激烈辩论，俾斯麦声称，不论对他还是对别人，都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幻想。他说，“将阿尔萨斯说成从前是德国的，这是教授们洋洋自得的见解。而我们需要的是防守的碉堡。……我认为拿下洛林的主张不可取，但是将军们认为，占取洛林的梅斯，可以相当于加强12万人兵力，是必不可少的”。于是这一地区的200万人民，几乎有半世纪之久沦落在普鲁士铁蹄之下。他们的下层人民讲话含糊不清，混杂着两种语言。后来从1918年到1940年，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两个大国竟然不能出于理智而让这一片地区独立。这一令人惭愧而难解的问题今天将再度出现。
教会反对俾斯麦————德国的富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出现————俾斯麦要和平————他治理欧洲————专制独裁者
俾斯麦，这位容克地主，胜利者，反动派，转而倾向自由派。从1871年到1878年，他在自由派支持下，主宰德国国会。这个国会系旧的北德联盟议会，只不过由于增加了南部各邦而扩大了。这些自由派人士的确善于甜言蜜语。奥地利战争之后，最墨守成规的容克地主背离了俾斯麦，不久，这个阶级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也起而追随容克地主。对他们而言，俾斯麦的权力太大，而且他还不是天主教徒。当时在柏林，区别一个人好坏的标志是他是否为天主教徒，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皇后本人最热衷于这一风尚。
建立帝国之后，俾斯麦旋即陷入与新成立的天主教党————中央党的严重冲突之中。这时，使德国中世纪充满铿锵声的亨利和格列高利的阴影在德国再度出现。但是这次却不是教皇声明教皇一贯正确。俾斯麦从不认为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一贯正确，他对这种声明简直觉得可笑。这场冲突也不是由于耶稣教徒要发动改革而产生的。这场冲突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俾斯麦是一个独裁者，他不能容忍在国内还有另一股势力存在，更不能容忍国际势力干预德国事务。此外，还有个人之间的宿怨。
倍倍尔像
倍倍尔（Bebel，August，1840——1913）德国社会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缔造者之一，为该党最具影响及最得人心的领袖达四十余年之久，西欧社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
温德霍尔斯特，被兼并的汉诺威前大臣，与古尔夫（被罢黜的汉诺威国王的追随者）一起为反对普鲁士而战斗。温德霍尔斯特现在已成为天主教党的头子。这位态度粗暴，冷冷冰冰又极其机灵敏锐的人，可能是德国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议会雄辩家。开始，这场冲突十分平淡，主要目的是摧垮持反对意见的传教士。但是，1874年一个天主教狂热分子企图谋害俾斯麦事件后，冲突就尖锐化了。于是，政府将教区所属的学校均置于它监督之下；提倡民办婚礼；传教士的任命必须公布；移居，判刑等宗教法令在法律上均属无效，致使一千余传教士住所空无一人。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鼓动人民的热情，特别是鼓动波兰和阿尔萨斯人民的热情，在这些地方德国政权和过去一样还在遭到反对。中央党在国会中议席增加到92席。因为在德国，即使某个政党遭到非难，其议员仍可公开表示反对意见。
19世纪70年代，德国国会成为全国讨论问题的新论坛。这是一个真正经过选举产生的德国人民代表机构，它是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这个制度在西方其他国家已有一两个世纪的历史，德国早就应该拥有这一工具。从这一时刻开始，也就是说，在过去七十年来，德国人民开始参与治理国家，要对德国发生的任何一件事负责。阶级和偏见始终存在，而且一直存在到今天，不过这七十年来，德国人民终于知道什么是投票箱了，他们至少对历史承担了部分的责任。从此以后，德国人民干的事，特别是他们没有做到的事，并不仅仅说明国王和容克地主的性格，也说明了他们自己，德国人民的性格。
威廉·李卜克内西像
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1869年，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它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政党。
此时，杰出的思想家和战士在国会中兴起，正如每个时代一样，总是左派比右派多。像维尔乔夫和里希特这种人出现了，他们是从事改革的继承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德意志精神第一次在国家机构中取得了发言权。一小部分具有高度教养的人士在右派行列里也涌现出来。
德国工业兴起后，经历了大危机中断时期，随后又出现了高涨局面。所谓“创业热”时期在德国是新的，也是短暂的，因为这种投机活动终究和德国人性格格格不入。仅仅1872年，在普鲁士就成立了大约500家企业，拥有15亿马克的资本额，这可谓是一件大事。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六家大银行，其中一家早在1851年就成立了。从1870年到1890年，资本额的增长达到原先的三倍，这一事实表明，德国正在大力开拓商业经营活动。汉堡到美国的航线和北德伊利亚特航线，由两家大轮船公司经营，发展迅猛。从1850年到1890年，德国人口由3000万增加到5000万。每个人都希望流入城市，1890年左右，已有一半德国人民是城市人口，到1895年只有不到19%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在德国以其他国家同样速度发生这一变化的过程中，破坏了德国人的性格，也大大地丰富了德国的物质财富。每个国家都需要大量人民群众从事农业劳动，正如大风琴要为大合唱伴奏和农村要为喧闹的城市服务一样。不过德国离开土地的步子更快一些，更热情一些，更彻底一些。当然在农村我们称之为德国人的不安全感要少一些，在城市，这种不安全感肯定在增长。德国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和代议制政府的发展同时并进的。在议会中，城市人口具有更多的属于自己同一阶层的代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农村人口则没有这种可能。其结果他们之间的鸿沟比其他国家更大。
在城市也开始出现了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拉萨尔死后，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分裂。在北德议会中，首先投弃权票，后来又在对法战争期间发言支持法国自由的两位社会主义者，一个是倍倍尔，一个是李卜克内西。
倍倍尔是进入德国公众生活的第一位工人，他出现得比较晚是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爆发革命。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作为一个士兵的儿子，一个监狱看守的继子，从孩童时代就目睹德国人的残酷。他是拉萨尔曾经非常希望成为而未能成为的人民的人。但他的影响始终未能超出他所属的政党范围。具有更为明显重要意义的则是李卜克内西。他出身书香门第，一生清白，情操高尚，孜孜不倦，看来他是条顿人最卓越的代表。他是路德的后裔，他的一张年轻时的肖像，从外形看并不像路德，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改革家。画像上他身穿自由军团军装，他是大学生协会成员，在学生时代他就梦想侨居在共产党人聚居的威斯康星州。他是那些在1848年起义后没有去成美国的一批人中的一个，他先被判处徒刑，后被赦免。
1869年这两个人，一个木匠和一个政客在爱森纳赫建立了社会民主工人党。它最初的宗旨是仿效瑞士，至少是苏黎世的模式制定宪法，要求建立民兵，实现普遍的公民投票权以及新闻自由；其最终目标是建立共和国。他们两个人被判处轻刑，被监禁在碉堡里，度过了两个欢乐的年头。倍倍尔本来家境贫困，疾病又摧毁了他的健康，只是由于政府的花费，他得以养精蓄锐，向李卜克内西学习语言、历史和许多他所缺乏的知识。他们两个人像济金根和胡登一样，在监狱中，长者教，幼者学；也许这是座令人愉快的碉堡，和古代骑士城堡中的花园也相差无几。
容克地主和自由派之间，自由派和工人之间，教会和国家之间在议会中相互斗争，并且以相当正常的方式持续了七年。
与此同时，法国的教职人员和文人鼓吹要复仇。在巴黎，代表斯特拉斯堡的雕像蒙上一层灰布罩。在教堂中，人们祈祷要收回失去的省份。看来，三个天主教强国结盟反对新生的德国是可能的。全世界都不信任俾斯麦，这个人在六年之内发动了三场战争。维多利亚皇后将他比作新的拿破仑。巴尔干骚乱的加剧又为他们提供了动手的借口。看来所有的情况均在推动俾斯麦再次向孱弱的法兰西进军。莫尔德特将军麾下有着精兵良将，他预计在1876年开战。今天有些历史学家责备俾斯麦犯了一个错误，没在当时摧毁法国。
但是俾斯麦没有动摇，他维持欧洲和平达二十年之久。如果他热衷于新的荣誉和攫取新的领土，他可以在19世纪70年代缔造一个他在德国历史书上看到过的那样一个世界强国，至少他可以试图干一下。但是他始终没有动手，甚至没有进行恫吓。
1878年他改变了德国政策的路线。他曾引退在家数月，专事攻读经济学，时年62岁。他再度出山后，力主推行保护性的关税制。他和教皇皮乌斯九世交好，长期以来反对天主教的斗争停止了下来，矛盾的双方没有一方成为胜利者。俾斯麦已经转而反对自由派，现在又反对社会主义者。他利用两次刺杀德皇事件作为行动的借口。其中一次，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遭受重伤。另一次看来与俄国的虚无主义者有关，而俾斯麦却把这件事加在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头上。德皇和首相这两个人的脾气很怪，由于凶手没有用枪弹，而是用一支猎枪像打兔子一样朝德皇开了一枪，对这一点，他们两人大为恼火。俾斯麦迁怒于社会党，只是因为它已拥有150万张选票，出版有二百余家报纸，这个党实际上是无辜的。俾斯麦转而伙同保守分子提出针对社会主义者的紧急法。
人们往往以越来越大的兴趣注视伟大人物的晚年。因为这时他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智慧和才干也达到顶点。耶稣虽则死得较早，但他在临死前也成熟了。拿破仑只是居在圣赫勒拿岛上时生命才达到了巅峰；歌德在晚年和浮士德一样有了真知灼见；而贝多芬则以他的第九交响乐达到了他的音乐创作高峰；伦勃朗和提香最后的作品成为人类神圣的财富。但是俾斯麦和克伦威尔、路德、梅特涅一样，随着年事日迈，每况愈下，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外交方面，他在担任首相的20年内，不愧是一名能手。1878年解决巴尔干问题的柏林会议后，德国自维也纳会议以来，第一次处于欧洲的关键地位。这在柏林和普鲁士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与法国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而且自从俾斯麦在同一时间内和俄国、奥地利缔结全面条约以后，这些国家可能结成联盟，对付新德意志帝国这个一直到晚年还缠绕着他的噩梦终于消失了。
俾斯麦在19世纪20年代完成德国统一大业后的基本思想，主要出于对德国的地理位置的考虑。他认为，德国地处东西方交界，和邻国有漫长的边界，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能攻难守。唯有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才能避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危险。只有具备了当时北美处境的国家，才能以海军取代陆军。对俾斯麦来说，在海外占据地盘和拥有一支巨大的海军在当时看来是危险的。德国人在指导管理方面并无才能，英国也决不可能作出让步，听任一个军事大国在海军力量方面与英国并驾齐驱。和俄国以及奥地利结盟，与法国交好，不参与或少参与大陆以外的争夺，在俾斯麦看来这是对帝国安全最好的保证。出于这一原因，他最初不支持任何谋求殖民地的意图，后来他的支持也是有限的。卡尔·彼德斯、吕德利兹和维尔曼是当时开拓殖民地的先驱人物。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才不再抵制而采取稳重的殖民政策。
因而可以说，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在最初的20年内，并不具有帝国主义特性，甚至可以说，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但是在国内事务上，俾斯麦却缺少对人民和时机的了解。他很后悔允诺人民有普遍选举权，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他希望通过制定三项帝国法律先发制人，对付社会主义者的宣传。他推行医疗、劳动保险和老年退休保险体制，强制工人参加这些保险，以保护工人不受雇主之害。这是最早进行的改革，以后经过不断修正，实际上各国都接受了这种方式。美国直到50年后，才接受这个基本原则。
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一些时间，他制定紧急法，以反对社会主义者的阴谋为借口，查禁1300多家报刊，将900余名工人领袖放逐到国外，1500名工人领袖被投入监狱，给大量工人领袖家庭造成不幸，因而俾斯麦遭到广大群众的痛恨。他既是独裁者同时又是改革者，这是典型的德国人。他想将社会正义和暴力糅合在一起，他甚至诡辩说，在他统治的地方，采取这些措施，是基于道义的考虑。尽管他查禁了政党，整肃了舆论，防范了某种思想，可是他的这些做法，却为欧洲上百个正在变化的政府，甚至为他今天的后继人提供了模仿的样板。
他最后终于失败了，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所有这一切，才是他犯下的最大错误。
军人的胜利————尼采论新德国————叔本华和黑格尔————三位音乐家————反艺术的帝国————反精神文明的俾斯麦
“俾斯麦使德国伟大了，而使德国人渺小了”，他手下的一位大使写下了这句惊人地刻画出俾斯麦和德国人性格的真实性的话。
19世纪70和80年代德国统一后，德国人发现自己置身于新富裕起来人民的行列之中。他们经历了长时期的失败和艰难处境，突然醒来，受到无数人的注目，这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功劳而是由于处境顺利。他们艰苦劳动，孜孜不倦的奋斗和永不满足的活力，所有这一切赢得了外界的承认，但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德国公民。由于德国知识分子的领袖无一不屈服于统治者，德国公民作为自己国家的一个成员，从来也不能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自豪。直到30年代战争以前，德意志帝国还是十分强大的，不过支持它的不是平民百姓，而是贵族。平民兴起后，德意志帝国一落千丈，衰弱破落，而组成帝国的各个部分依然掌握在各邦国王和容克地主手中。在这个世纪初，父子两代人流血牺牲，没有赢得解放。经过斗争，他们没有得到本来允诺给他们的权力。第一部虚伪宪法的制定，不仅伤害了而且也侮辱了德国人民。他们没有找到奋起反抗的力量，他们曾经这么干过，但很快遭到了失败。
但是现在已是1871年，帝国不仅几乎在一夜之间重新统一起来，而且它战胜了著名的法国军队，取得辉煌胜利，声威大震。仅在这时，德国人才第一次通过现代公正的选举法，得到了参政的机会。本来这是人民穿上军装，通过斗争，争取到的权利。可是除了少数地方外，人民还不习惯享受这种权利。国家的统一，帝国的兴起，财富的积累，外国的尊重，这一切看来好像完全是炫耀武力的结果，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一个始终处于统治和发号施令地位的阶级，必然得不到人民的尊敬和仿效，现在人民开始看透了这个阶级。在腓特烈大帝统治下，每一个少尉都是容克地主，即使在解放战争中，至少每个将军也是容克地主；但是实行普遍兵役制后，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下，俾斯麦在三次战争中不得不允许平民老百姓进入这一身着戎装的禁区。其结果是大大地加强了民族自信心，这是非常合乎自然规律的。
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一直被肢解，现在首次取得世界性的成功，随之而来的是德国人令人不愉快的一面也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他们在开始时表现出来的狂妄自负要比实际情况严重。当这种狂妄自大经过一两代人已经变成德国人一成不变的性格时，当新的德国人已经给外界留下了不良印象时，德国人感到自己受到更大的损害，抱怨整个世界未能正确认识他们，更激起他们的狂妄自大和沾沾自喜，致使引起全世界越来越大的反感，和人们今天几乎完全看不到德国人的美德。
敏锐的观察家不久即看到了其内在的原因。尼采，这位除了歌德以外，对德国人认识最为深刻的人，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用下述一段话描绘了新德国人的思想状态：
在整个欧洲，人们恐怕难以找到更令人反感的语调了。这种语调冷淡，无情，简直是漫不经心的嘲笑。而现在这种语调对德国人来说却是文雅的。我可以听到青年军官、教员、妇女和商人毫不犹疑地，用这种细腻文雅的语调讲话。确实连小女孩也在模仿这种军官讲话用的德语，因为这是军官，普鲁士军官发明的讲话语调，而同一个军官，如果是一个士兵，一个商业专家，他讲起话来，却那么和蔼谦让，赢得人们的仰慕，所有的德国人，甚至包括教授和作曲家可能都得向他学习。但是他如果一旦成为德国军官，他又是古老欧洲讲话最刺耳行动最鲁莽冒失的家伙，毫无疑问，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即使有教养的德国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仰慕军官，而军官是为社会定下基调的领导人，还有谁能不模仿。
这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首先是下士和中士模仿这种语调，讲起话来粗声粗气。听听那些大声叫喊的司令官，实质上是他们包围了城市，在各个城门外面操兵练马。从这些大声吼叫中，人们可以感到，他们是何等的傲慢、粗暴和冷酷。
德国真正是音乐之国吗？只要听听他们讲话的声音，就能无可置疑地说，这个国家越来越军事化；他们一旦习惯于用军人腔调讲话，到头来在他们写文章时，也是军人腔调十足，因为习惯于用军人腔调讲话。某些习惯甚至对一个人的性格也产生深刻影响；一个人一旦习惯于用某些字句，最后甚至思考起来也是用这种语调。
新觉醒起来的市民的野心只能破坏德国人的精神生活。正是这个原因，几个世纪以来，思想教育未能在国家和精神之间取得平衡。过去的规律是国家和精神，两者之间只能相互抵触，而不能相互支持。即使在俾斯麦权盛一时的时代，也只能导致德国天才的衰落。
在本世纪帝国统一之前，伟大的思想家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人才辈出。在绘画艺术领域，16世纪产生过许多艺术大师，而现在出现了三个世纪的巨大差距。这一领域早已让法国一执牛耳。在19世纪，三四名突出的画家中，只有门采尔通过描绘腓特烈大帝时代和这个国家保持某些联系。马雷斯、查尔巴哈和布克林继续走罗马的老路，他们的作品大部分出于意大利。在这一世纪里，简直没有一个雕塑家或建筑师，其影响超越这个国家的国界和超越过这个时代。
新帝国是紧跟在德国哲学和音乐时代之后出现的，但新帝国既不重视哲学也不重视音乐。叔本华在1810年到1820年之间他青年时代写下了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此时俾斯麦刚刚诞生。不幸的是叔本华在德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很成问题。他的祖父母是荷兰人，他的双亲对普鲁士人深恶痛绝。当但泽市落入普鲁士人手中时，他们携带自己五岁的幼子离乡他去。但是叔本华所受的教育和语言是纯德国的，因为他富有文学修养的母亲在魏玛度过晚年，叔本华在那里受到歌德巨大的鼓励，这对他的命运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和他不共戴天的仇敌黑格尔两人同时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征服了这个世界，直到今天，依然对人类思想体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的成就是德意志思想精神的财富。这两个德国人以及尼采的哲学，为19世纪开拓了新的重要道路。
黑格尔为新的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好像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源出于他的思想。他和叔本华一样，既是哲学的奠基人，又是艺术的奠基人。只是其中一个人的德文非常艰涩难懂，而另一个人写的一手好德文，远远超过以往任何德国思想家。叔本华追随歌德的文风，将天生的直觉和细致的观察，创造性和科学，信念和认识结合在一起。他的父亲很明智，让他通过旅行和学习语言，摆脱国界的限制。在他几乎默默无闻地居住在法兰克福的30年内，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旅游，或去雅典、伦敦，或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因此，他对德国人的看法和歌德以及其他人一样，他曾经这样描绘过德国人：办事效率高，显然是在政府的驱使下办事，与之相比，法国人举止庄严，有着丰富经验，法国人善于了解大自然，探索自然发展的道路，而不是生硬地改变自然的规律。出生于这个国家，应是多么幸福啊！
叔本华像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如尼采和卢梭，他的哲学兼有文学的感染力和哲学的洞察力，他之所以被划入浪漫派哲学家，就是因为这一点，他是哲学家中的少有者。
贝多芬之后出现过三位伟大音乐家，一位是奥地利人，一位是萨克森人，一位是犹太人。他们也是在俾斯麦之前创作了伟大作品，那时德国还没有统一。三位音乐家都在青年时夭折，他们与国家政权毫无关系，但与德国人却有很深刻的渊源。
韦伯像
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1826），德国作曲家、钢琴家、评论家、歌剧导演。德国古典音乐过渡到浪漫主义时代的主要人物，被称为德国民族歌剧的先驱。主要作品有《自由射手》（1821）、《邀请舞》（1819）和《音乐会短曲》（1821）。1821年《自由射手》在柏林上演时使他一举成名，从而成为民族英雄。
舒曼像
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音乐史上最突出的人物，在他的艺术创作中深刻地反映出德国浪漫主义的优点和弱点。
门德尔松像
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是犹太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呼吁宗教宽容，支持犹太社区融入普通的德国文化和生活。
韦伯出身于江湖医生家庭，自封为贵族，他创作的浪漫主义歌剧，表现了德国人的巨大天才，没有任何其他德国作曲家能将如此悦耳动听，而又雄浑刚劲的乐曲倾注在德国人的心坎里。韦伯的乐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刻画森林和矮人，水妖和巫人，月光和幽默的恶作剧，而莫扎特的歌剧都是以地中海人民为背景的。如果说，德国的一切文化都给湮没了，但韦伯的三部序曲和《邀请舞》留下来了，那么几千年后，发现者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支被埋没的民族一定是很迷人的。
舒曼，这位几乎被法国人看做是自己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歌词内容，表明他事实上是一个地道的德国人。特别是他根据艾兴道夫的诗谱写的曲子，对其他国家来说，有如欧洲人听阿拉伯音乐一样陌生。他和韦伯一样，在他谱写的乐章中有德国的森林、打猎、号角和其他等等。舒曼和韦伯不同，韦伯身患肺病，在作曲中有着激昂的情绪，而舒曼更为忧郁。他被称为贝多芬的最后一位门徒，这对两者都是不公正的。如果将他的前人贝多芬和后人勃拉姆斯加在一起，则在他的身上，两个人的长处他都兼而有之。
门德尔松是位音乐王国的优雅王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没有受到专家的信任。他将德国人和犹太人的精神融为一体，使其达到最完善的境界，他比之斯宾诺莎和海涅更为成功。这位哲学家的孙子，受教育于才华焕发的父亲。当时在1820年左右，他父亲的家是柏林名流和风雅女人幽会的场所。他的艺术生涯轻松愉快。最初是作为神童，后来又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遨游欧洲各国首都。他比莫扎特幸福。他13岁时在歌德家中，阅读字迹模糊，难以辨认的贝多芬手稿，演奏贝多芬的作品，后来他娴熟地演奏童年时代的大卫，（《圣经》中记载的古代以色列国王，童年时曾杀死勇士科利亚。————译者注）使八九十岁的歌德为之倾倒。歌德听了门德尔松如怨如诉的钢琴演奏，为之黯然神伤。这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因为此时此刻，这位来自地中海的年轻征服者，把歌德和贝多芬融为一体，三个人都受到德国思想精神的熏陶。
门德尔松在17岁还是大学生时，写下了《仲夏夜之梦》序曲，剧中的一个仙女调皮捣蛋，使他的思想中了魔法，而另一个仙女使他为之心动。这个犹太小伙子演奏这些描绘水妖、天仙的旋律使德国人韦伯受到启发，他采用同样的主题，写下了《仙境之王》一剧。他们的祖先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息，他们刻画了反映这个国家本质的自然环境，因而他们创作的音乐作品几乎一模一样，甚至他们自己有时也相互混淆，难分彼此。新帝国的兴起，丝毫无助于音乐王国的发展。勃拉姆斯诞生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汉萨同盟”诞生地汉堡。不过他和奥地利教员的儿子勃鲁克纳一样，生活在远离帝国的维也纳。他一辈子始终认为自己是属于南方的。这个帝国的一切，对他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帝国内，单调的写实主义风行一时。少数学者十分出色，不过他们年华已逝，如勃森、奇尔希胡夫、赫尔姆霍尔兹和维尔乔夫等人。这些人日后在柏林，以他们的才智而名扬四海，而俾斯麦对他们竟一无所知。最卓越的作家，无论是凯勒尔还是冯塔纳从未见到过俾斯麦。后者是半个德国人，出身于胡格诺派家庭，是他留下了对普鲁士容克地主最好的描绘。格利伯茨尔和黑伯尔孤零零地住在怀有敌意的维也纳。凯勒尔和布尔克哈特两个人都是瑞士人，他们对普鲁士的风气都深恶痛绝，而布尔克哈特，这位最伟大的德语历史学家，早在这个帝国鼎盛一时的时候，就已预言它将分崩离析。
俾斯麦这个最有权势的德国人，尽管他本人知识渊博，有着比国王和王室更高的文化教养，但他的家很空虚，很少文化界的人士去访问，这突出表明俾斯麦憎恨和人接触，而且越到晚年越为严重。他渴望权力到了疯狂的地步，以至于他先是没有时间，后来有了时间，但仍没有情绪阅读和倾听一切与政治无关的事。归根结蒂，他憎恨这个世界的一切，他爱的只有树木、动物和妻子。以前他非常欣赏贝多芬，只是因为听了音乐使他太激动，他又放弃了音乐。
在他的那个时代，还有两位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物，俾斯麦对其中一人是一无所知，而对另一个人又不欣赏。这两个人就是尼采和瓦格纳。
瓦格纳的出现————瓦格纳的听众————歪曲德国的传说————舞台上的天才————他的魔力————勃拉姆斯的出现————施特劳斯和奥芬巴赫
在所有富有创造力的德国人中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是最危险的人物。今天正是他，造成了很多的混乱，今天德国的情绪确实源出于他。
现在全世界谴责当前的德国制度，将其归罪于尼采，而真正要负责任的实际上应该是瓦格纳。希特勒成为瓦格纳的信徒绝非偶然。外部世界很不了解这一点，法国人因为欢喜瓦格纳的歌剧，因而也将德国的危险带进法国。非德国的国家只关心音乐，而没有看到音乐主题和内容象征的含义，这一点一直到今天都有影响。
瓦格纳的音乐对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作出的贡献流芳百世。他发现了谱写管弦乐和声乐的新领域，为整整一代人开拓了新的道路。他发现和创造的音色和其细微的差别，为前人所不知，使后人所难忘。而且他善于运用戏剧效果，这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此外，瓦格纳追求的是突出“艺术的整体”效果，这在当时早已为人们所摒弃。不过，瓦格纳仍不失为艺术史上变态的天才人物，其地位不逊于意大利雕刻家和建筑家伯尔尼尼或美国作家爱德加·阿兰·坡。
瓦格纳的激情感染力很强，给群众，特别是德国群众留下深刻印象。他写下了十部诗篇，孜孜以求的是用古代悲剧哲理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育，而后他也是抱着同样的目的撰写歌剧。如果仅仅将他看做是纯粹的音乐家，那是贬低了他。他既无意跻身于德国作曲家的行列，也不知道正是他天才的性格，造成了他的孤立。他不仅和七位大师很疏远，对浪漫主义派也很冷淡，他的同代作曲家勃拉姆斯也不重视他。不过由于后来的人大大不如他，这倒使他的创造天才显得很突出。在戏剧方面，他作为克鲁克纳和韦伯合适的后继者，成了后起之辈的导师。
戏剧是现实的幻想，这句话包含着瓦格纳的美德和他的危险性。他是德国第一个善于发掘演员的人，而且自从他拥有推荐演员的权力以后，他的做法完全不同于前人，因而使德国的这一做法充分发展。他的作品从来不是纯音乐的创作，而像渗上美酒一样使人陶醉，因而那些对美酒一无所知的人们特别欢喜他的音乐。他的作品在音乐欣赏能力不强的国家，甚至要早于德国更为人们所喜爱。最初对瓦格纳作品感兴趣的往往是与纯音乐无关的人。瓦格纳的音乐非常易懂，因为它表现方式多样化，情节紧张。他的歌剧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当人们对音乐感到厌烦时，可以看到动人的演出。甚至连每个孩子都能欣赏他的作品，因为当歌唱演员不能表达某一主题含义时，孩子们却能从剧情猜出其内容。有些人不能记住莫扎特的咏叹调，也记不住贝多芬四重奏的变调，却能毫无困难地记住所谓的“不朽的旋律”，它使那些没有旋律的歌剧唱词生动了，活泼了。歌剧中有1/3是表演，1/3是舞蹈，这足以使那些心不在焉的观众接受另外1/3的音乐。
尼采称瓦格纳为“德国糊涂虫的天才”，这一仓促中作出的断言，充分表明了尼采把瓦格纳的弱点系统化了。由于瓦格纳不擅长旋律，而精于交响乐，他对那些自己能做到的旧歌剧的“保留剧目”不屑一顾。由于他是一个生性烦扰的小人物，他总是将条顿的上帝和英雄描绘成性欲旺盛的巨人。根据他的自述，他的一生始终处于欣喜若狂和挫折沮丧之间的痛苦状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得不使出很大的力量“强迫他自己振作起来”，将每件事都看做是幸福的，他将德国传说中的中世纪骑士和女人，变成他自己的类型和同时代带有神经质的男男女女，以引起观众的兴趣，并使观众感到这些舞台上的角色同他们是接近的。
那么到哪里去找自己的观众呢？瓦格纳从未赢得过德国杰出人物的欣赏。也没有得到德国广大群众的喜爱。与他同时代的德国最优秀最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以及善于发现天才的人们一致反对他，而当时只有法国文学界人士，多是一些颓废的人，给他抹上一层抒情的色彩。而在另一方面，擅长音乐的德国人民在瓦格纳时期和这以后，继续依恋着教堂音乐和室内乐。甚至时至今日，他们还依然如此。在瓦格纳歌剧作品中，他们最能接受的是最初的三部浪漫主义歌剧，因为这几部歌剧，使他们回忆起韦伯的作品。当争论和流行一时的作品消逝以后，无论知识分子，作曲家和人民都不再去歌剧院。在瓦格纳自己看来比较好的后期作品，也没有一部能像《费加罗的婚礼》、《魔笛》和《自由射手》那样吸引德国人。瓦格纳歌剧的观众是小资产阶级。我们看到，希特勒号召的对象也是这些小资产阶级，当然也包括资产阶级。瓦格纳和希特勒的个性很相似，两者都是十足的狂热分子，同时又都是狡猾的演员。此外，还需指出，所有将瓦格纳说成是半个犹太人的企图，都无充分根据，必须加以驳斥。
在德国人性格中，一切最初的向往总是不明确的，他们有野心却没有把握，像淤泥一样，两个世纪以来沉积在河床上，遇有强劲的风暴就翻滚起来。它给瓦格纳，这个资产阶级分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路德的心理状态十分骚动不安，希特勒也是如此，他们两人确实都以变态心理来发泄自己。瓦格纳能够控制自己，因为他是一名作曲家和演员，可以找到各种方式发泄自己内心的紊乱和不安。路德渴望树立牢固的信念，他试图通过祷告加以实现；瓦格纳的一生都是为了争取生存。他通过歌剧中的英雄，特别是女性英雄获得了这方面的力量。如果说，瓦格纳塑造的女性揭示的正是艺术家本人的心灵，那么在他笔下的女性，总是易于冲动和残酷的，而且总是充满炽烈的感情。
瓦格纳像
瓦格纳是19世纪德国著名作曲家、文学家和指挥家，欧洲后期浪漫乐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为瓦格纳所建的歌剧演唱厅
瓦格纳并不比路德、腓特烈大帝更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和谐，这就是为什么这三个人要比歌德更受到德国人欢迎的原因。因为德国人只有生活在没有完工的拱门下时，他们才感到像住在家中一样舒坦。他们不喜欢完整性，而在生活中，他们喜欢的也是未完成的事业。体现这一特性的最高形式是浮士德，最低形式则为阿尔勃利希和梯图莱尔等人。
与此同时，瓦格纳在德国资产阶级中唤起的是神经质的性欲狂和出自本能的权力欲。因而瓦格纳不断地给俾斯麦写信以及《尼伯龙根的指环》一剧和德意志帝国同时诞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瓦格纳接受一切思想，抛弃一切阻碍他的东西，使他获得了成功，自从瓦格纳从革命者变成国王的朋友，从反德国的人变成爱国者，从享乐主义者变成悲观主义者之后，他就准备好了，而且以后他也确实如此做的，成为当时唯一愿意和俾斯麦以及新帝国走同一条路的德国艺术家。
瓦格纳为了在歌词和音乐中表达自己的个性，不惜歪曲德国的传说。现在的德国人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在他们还没有看到舞台上演出由黑伯尔改编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以前，他们甚至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在传说中叙述的乱伦，失败，个人的暴力都被夸大，并且用音乐表达出来，用喊叫和咒骂延长剧情，这在《菲岱里奥》和《唐璜》两部歌剧中只有很少几个悲剧性片断才采用这一手法。至于剧情，他所做的只是汲取了传说中他自己喜欢的部分。剧中充满了在财富和性欲引诱下对权力的贪婪。因而在瓦格纳的歌剧中，德国观众看到的是残暴凶杀和无辜不幸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到不协调。
《尼伯龙根的指环》一剧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显示了统治世界的意愿，而且仅仅用四个不同的主题旋律表达出来。他将这些主题旋律和拯救灵魂的旋律强行糅合在一起，这一过程只有几分钟时间用的是一段朦胧难解的音乐，瓦格纳为了将观众带入到一种神秘入迷的境界中去，粗暴地破坏了德国语言。没有一个非德国人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看到的瓦格纳歌词，只是凑凑合合的译文。
瓦格纳粗暴地破坏这种严谨的语言，其严重程度没有一个人能及得上。德国的诗人和作家对瓦格纳的作品嗤之以鼻，经常模仿成滑稽剧加以捉弄。但是德国的自由民对瓦格纳越来越心醉神迷，因为他能以德国方式理解德国古老传说的深刻内容，而且用简练明了的语言表达出来。瓦格纳试图用头韵掩盖他抒情部分的弱点，往往和他试图将剧中引起观众同情的歌词，提高到纯抒情诗的高度一样，使人感到荒谬可笑。他在《纽伦堡名歌手》中华特的《晨曦之梦的隐喻》一段唱词，就是以这种方式处理的。如果将瓦格纳的散文诗和希特勒的散文诗相比，这决不是对瓦格纳的侮辱。
受诱惑的是青年人。在《英魂传唤使》一剧的开端，设有长篇的独白，使观众有时间注意舞台的道具。这时年轻的德国人将一支剑刺入一棵枯树的树干里，这段唱词有五分钟之久，接着从舞台上方闪出光芒万丈，英雄将剑从树干中拔出，伴随这一动作的是响声直入云霄的C大调和弦，以象征性手法崇尚匕首和手枪。新德国典型的戏剧表演手法，壮观的行列，包括今天的列队行进，旗帜飘扬，华丽的场面，都源出于瓦格纳的作品，从《罗汉格林》到《圣·格莱的骑士》都是如此。
从统治世界的诱人幻想，对童贞肉欲的梦幻和瓦尔克利斯屈服于充沛的精力，还有嘶叫的野马，熊熊燃烧的顶峰，黄金、利剑和鲜血作为悲剧结局最后的点缀，这一切构成了德国人梦想的全部内容。上帝不仅以肉体的形式在舞台上出现，而且最后在昏暗的暮色中消失，而英雄也往往终因灵魂的极度不安而夭折，这一切都表现了浪漫主义的德国人对死亡的颂扬。他们认为，即使英雄和上帝，也要遭受命运的坎坷。
瓦格纳往往用动作和唱词作为网络，把音乐交织在这张网络上。除了序曲和西格弗里德的叙事诗外，他从来也没有创作过没有歌词的音乐，他留给后人的48首悦耳的乐曲，是他没有发表过的作品。他将这些乐曲编入《巴尔西法尔乐谱集》中，奉献给他妻子，作为永别的纪念。此时，他已精疲力竭，厌倦一切了。
作为一名全心全意的演员，他需要一面镜子，即使这面镜子只是用歌词构成的；作为一名戏剧导演，他需要节日般的舞台，庆祝的场面和空前动人的故事情节。瓦格纳关于舞台的艺术以及他那大吹大擂的本领，为今天的德国统治者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位统治者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成千倍地扩大了瓦格纳的行为。瓦格纳不倦的一再重复坚持一个主题的做法，希特勒把它用于自己的讲话及著作中，认为这是使人相信任何事件的最好方法，即使是谎言，说上一千遍也就成了事实。
勃拉姆斯像
勃拉姆斯（1833——1897）是德国19世纪后半叶最卓越的、古典乐派最后的一位作曲家。他继承了贝多芬交响乐的传统，汲取了深刻的人道主义和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着力表现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斗争生活，他的作品成为继贝多芬之后西欧交响音乐的杰出典范。
瓦格纳对德国的音乐界从来没有形成威胁，但在音乐领域之外，他毒化了这个国家的生活。他任意篡改古老的传说，他醉心于复仇、暴力，以及统治世界，他颂扬神经质，描写色情狂，一再呼吁生存，证实了这个民族的弱点。他精力充沛，足以扼杀整整一代的创造性的生活。直到1910年他的魔力消失之前，他的影响波及更低更广泛的阶层。（本书作者早在1913年在其所著的《瓦格纳或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一书中就探讨过这一问题。————译者注）瓦格纳的主题旋律产生听觉效果，瓦格纳的歌剧演出产生视觉效果。他们能通过音乐会、游行集会或朗诵，通过画报或用瓦格纳的名字，通过条顿复兴宗教，间接地听到瓦格纳的声音。当鲁登道夫将军创建新条顿异教时，可能他根本没有读过有关条顿族异教的原始材料，只是看过瓦格纳的歌剧《莱茵黄金》和《众神的黄昏》而已。
另一方面，勃拉姆斯的创作时期和瓦格纳属于同一时期，他代表的是另一个新德国。他不是生于普鲁士，而是生于“汉萨同盟”的汉堡，他将贝多芬永远看做他的理想人物。虽然他和贝多芬一样，早在30岁时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始终孤寂地栖居在维也纳，但在他的音乐中仍然渗透着北方的传统。在他的和声中，波浪滔天，汹涌澎湃，那是波罗的海连绵不断的层层激浪。这位典型的德国作曲家启示人们，德国面向了大海。
勃拉姆斯是最后一位娴熟于各种形式纯音乐的作曲家。他一方面继承了贝多芬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舒曼的传统。他是最后一位保持着伟大风格的作曲家，他没有在和他同时代而且比他获得更大成就的瓦格纳面前衰落下去，而凯撒·弗兰克就是在这种威风面前屈服了。勃拉姆斯的特点是作为音乐史上一个次要人物，他更多的是实行者而不是开拓者。他在音乐上是一个终止符，而瓦格纳则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
在那些年代中，拜罗依特纯音乐，德国的传说和审美观，犹如在《众神的黄昏》巨大的薪木堆上，燃起熊熊的烈火和冉冉升起的刺激性的浓烟，此时有两位德国作曲家，分别在巴黎和维也纳点燃起两股轻盈透明的火焰。
奥芬巴赫只能算作是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因为他生为犹太人，并在巴黎接受了大部分的教育。而约翰·施特劳斯，就出身而言，则比瓦格纳更纯为一个德国人，至于他的非婚生父亲一事至今仍未能澄清。
在当时如有人敢于预言，施特劳斯的轻歌剧日后会享有如此大的盛名，必然会遭到可悲而又自负的瓦格纳派的嘲笑。但是《蝙蝠曲》一剧对德国人性格的描绘，和《汤豪森》一剧竟如此相似，甚至在有一点上完全可以类比；听一下《汤豪森》第一幕狂饮闹宴的一段，再听一下《蝙蝠曲》第二幕饮酒作乐的一段，就可以发现，两段交响合唱表达了在同样梦境气氛下节日的色情情绪。只是维纳斯山上耽于淫欲的森林之神和山林水仙要比维也纳舞会上的绅士和女士们，更能放肆地表达他们淫欲的冲动。而且主题始终是同一的，音乐舞蹈激起了情欲，一百对寻欢作乐的男女在自我陶醉之中。
这两位作曲家采取的描写德国人吟咏爱情的合唱形式，对当时的全世界来说是非常新颖的。他们两人对歌剧影响直至今天，他们的华尔兹对舞会也产生了强烈影响。他们刺激着每一位观众，使他们心情亢奋。但是这种世俗的音乐对不同性格的德国人可能产生极其不同的效果。易于激动的北德人会为维纳斯山上的嘹亮歌声而兴奋不已，而从容不迫的南德人听了之后会更为温柔和善。日耳曼人想象中的爱情，或是像条顿人施暴于处女波侬希尔德，或是像维纳斯暖室中的行欢作乐。施特劳斯的爱情节奏轻松微妙，不同于瓦格纳的宣扬强有力的性欲。两人的传统均存在于德国，由于他们两人在同一时期兴起，并达到如此尽善尽美的程度，他们的音乐征服了整个世界，几乎在一个世纪内，没有一个人能凌驾于他们之上。
施特劳斯的父亲在维也纳沿着舒伯特的足迹前进，他的音乐风行全世界；而瓦格纳带来的却是危险。在这两个人中，一个人的音乐似乎是限于在社交场合中，通过他的音乐使世界了解德国，使每个人充满欢乐；而另一个人通过他的音乐，使德国又回到古代条顿族的野蛮状态。
尼采之对于德国————尼采论德国人————尼采论犹太人————文体学家尼采
面对着遥远彼岸的歌德的光芒，尼采的思想光芒从德国领土的这一端照耀着德国整个这个世纪。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巍然耸立，没有人能像他的光束那样，越过海洋照射得如此遥远。尼采（1844——1900）的思想精神不同于瓦格纳，形成得比较晚，比较慢，因为思想不能通过耳目感观，而是必须通过头脑才能理解。他之不朽，不仅仅在于他的创作范围，而在于他的思想范围。
尼采使所有今天认为自己是德国政权继承人的人，得到拯救。由于全世界都认为今天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应该由尼采负责，因此我们也必须把他和这些人列在一起，虽然实际上他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对待。为了自卫，我们被迫起来维护反对当今潮流的伟大精神，并且将直接详尽地引用他的言论。
希特勒运动的结果，使他为此应付出的要比他计划给予它的多得多。一切今天称之为“元首的训谕”的内容，如超人，繁殖高级人种，培育精华人物，抛弃有病机体，等等，均可在尼采的著作中找到，而且也是纳粹的目标。两人都主张优生学，反基督和反民主的。但是尼采和希特勒是有区别的，这表现在如何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德国人身上，特别是今天的德国人身上。
由于尼采在今天这位自称是他弟子的生前30年就去世了，因此我们只能迂回地证明，他对纳粹主义是否定的。他对日耳曼人的看法，他对种族的看法，他的整个态度，是直接反对新帝国的。
尼采，这个浪漫派，教授，历史学家，发现自己的很多思想从马基雅弗利到哥比诺（Gobineau，1816——1882，法国著作家。————译者注）早就存在过。他决定以十分清晰的论点和自己特有的风格，把它们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帝国成立时，他风华正茂，刚30岁出头。祖国的统一和胜利，梦想变成了事实，或至少接近了这个事实，除了使人感到可以庆祝外，还有什么可以更多地解释的呢？
但是这个国家后来发生的一切使他产生了厌恶情绪，因为他非但没有看到思想精神的发展，却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无上权威。也就是这个尼采，他与歌德一样，对拿破仑是抱有热情的，他责备德国人破坏了拿破仑的欧洲计划，不喜欢俾斯麦，特别反对把德国置于俾斯麦的领导之下。
尼采像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他在美学上的成就主要不在学理的探讨，而在以美学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倡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他的美学是一种广义美学，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哲学。
《悲剧的诞生》封面
1872年，尼采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封面。在这部著作中，尼采用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象征来说明艺术的起源、本质和功用乃至人生的意义。弄清这两个象征的确切含义，乃是理解尼采全部美学和哲学的前提。
他在1870年12月写道：“什么为了我们的信念，敌人现在正从这次战争沾满鲜血的土地上成长起来！在这方面我等待着更坏的结果，虽然我相信，在过度的苦难和无处不在的恐怖中，知识的夜花将得到盛开。”不久他又写道：“我对这个德国再也没有任何尊重之情了，不管它有多少武器，像箭猪那样突出在外面而自豪。它代表了德国精神最愚蠢和虚假的方面……我决不原谅任何向这种现象妥协的人。”
假如尼采对新帝国怀有如此敌视的感情，和公正地谴责它不重视思想精神，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他对那个由自称是野蛮主义者，公开摒弃思想精神的人领导的社会，以及手执长柄镰刀镇压正义，却认为只不过扫除几根杂草的俾斯麦是何等的愤慨！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尼采是如何抨击讨论德国人这一主题的。关于德国和种族问题，与其他问题一样，尼采20年后仍不改初衷。我们发现，所有德国思想家在批评他们的祖国问题上，都比别的国家尖锐，但尼采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比任何人更为明确，比歌德更为激烈，因为他那个时代的德国所取得的成功，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反对材料。现仅举少数例子：
当我设想一个在各方面我都不喜欢的人，结果这个人总是德国人。我受不了这种总是让你感到不能与其为伍的人，这种人不能区别细微的感情，没有感觉。德国人对自己的邪恶毫无意识，而这恰恰是最邪恶的部分。……请问，为什么德国高于一切，难道它希望和代表着某些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有价值的东西吗？……我感到北德附近的奴隶应该获得解放，这是一个黑色的大陆。……条顿的定义是：服从加两条长腿。……
德国人所做的一切总是徒劳的。改革运动、莱布尼茨、康德，以及所谓的德国哲学家、解放战争、帝国————每次争取某些已经存在或无法恢复的东西的斗争，总是不成功的。我承认，这些德国人是我的敌人。我对他们的胆怯和懦弱，不敢给予明确肯定的回敬，以及思想价值概念的模糊十分瞧不起。一千年来他们把所接触过的东西弄得混乱模糊不堪。……
如果有人生活在德国，却能找到一个对德国人崇拜之极和爱之极深的思想上的自我欺骗行为，和感官上的不分青红皂白嗤之以鼻的人，那他就是一个十分走运的人。……这里人脾气温顺，一些小小的愉快，就不能自制，经常淫荡于梦际，希望一旦能摆脱他们生来就十分清醒的头脑，和服从职责的天性，至少在剧院中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互相妒忌却又深深地自我满足。……德国人是一个危险的民族，他们懂得如何陶醉。……所有真正的条顿人都到国外去了。目前的德国是前斯拉夫时期，正在为走向泛斯拉夫欧洲作准备。
这段话充分地说明了尼采对德国人的看法。但是至今仍然有人认为这种种族论是尼采发明的。如果尼采确实不喜欢德国人，难道尼采连赞扬纯种族理论的话也没有说过吗？
在今天种族混杂十分严重的欧洲，假设一个人的血统不会混入婆罗洲人的血液，提出这种问题的人是何等无知与愚蠢。种族越是混杂的地方，人们会发现那里的文化越是发达。我的原则是：决不要和具有这种错误种族观点的人打交道。……一个民族可以混杂和混乱得十分严重，甚至可以想象混有前雅利安人的成分，作为中间状态的民族来说，从各个方面，德国人与其他民族比起来，总是最难理解的，自相矛盾的，靠不住的，出人意料和令人可怕的。他们逃避明确的界限，仅此一条就会使法国人绝望。……外国人对他们天生的矛盾性格和因此而构成的神秘感到既惊讶又好奇。本性温顺却又邪恶，这两种个性并列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矛盾的。……德国人的内心是病态的。就像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所有的消化不良症患者都趋向于安逸的生活一样，德国人也喜欢“坦率和单纯”。做一个坦率和单纯的人多方便啊！
这些就是尼采关于德国人和种族的思想。的确，具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人是无法与俾斯麦或瓦格纳合得来的。开始他确实试图使自己适应瓦格纳，瓦格纳也确实称他为唯一完全了解自己的人。尼采离开瓦格纳早在他生病以前，完全是在他健康时发生的，他认为瓦格纳是一个患有疾病需要克服的人，尼采在这里并不单指瓦格纳，而是泛指德国人。他与瓦格纳的整个斗争是反对德国人的斗争。
既然说尼采是反犹太主义者，那么请看看他下列文章片断：
能与一个犹太人接触是一种愉快，特别当你生活在德国人中间。……毫无疑问，犹太人是目前生活在欧洲的最健壮，最坚强，最纯洁的民族。……犹太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确实现在就可在欧洲获得真正的优势，这是很清楚的，但他们并不在向这个目标奋斗，这同样也是很清楚的。……反犹太往往是那些低劣、妒忌、怯弱人的表现；现在参加这个行列的人，在他内心一定带有这种群氓意识。……现在他们年复一年的，锲而不舍的与欧洲最优秀的贵族通婚，他们将很快在精神与体魄上继承优秀的遗产。一百年后，他们看上去将是十足的贵族，不会因为出身低微而羞于成为优秀者。……然后他们将会称为欧洲的开拓者。
的确，在优秀气质方面尼采也是一个德国人，这就是说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也具有严肃的思想，一个哲学家也能创作音乐。他与瓦格纳的不同在于他的鲜明性和内心的安全感，他用不着矫揉造作，他的内心相当平衡，这是地中海地区人民的特征，这位伟大的德国人也把那里看做自己灵魂的家园。
关于俾斯麦，尼采只有一鳞半爪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关于俾斯麦的个人材料一点儿也没有发表。他之了解俾斯麦就像马基雅弗利之了解凯撒·博基亚（Cesore Borgia）。俾斯麦不就是一个独裁者吗？难道这不非常清楚，他是人民的敌人，他十分强有力吗？尼采只看到俾斯麦否定思想精神政策的结果；他反对德国人成为世界使命的肩负者，而这正是德国人所希望的。没有一个德国思想家希望德国成为世界统治者，或者认为他们有能力完成这个使命，甚至俾斯麦也不这样认为。这样想的人一定是个无知的疯子，也只有希特勒分子才相信这一点。
尼采和俾斯麦几乎同时从舞台上消失，一个病了，一个退休了；而且两个人又都在10年以后去世。两人身后一度都没有子弟。如果俾斯麦晚年身体允许，继续叱咤风云，他也许会吸引尼采的强烈兴趣的。这是德国历史的特有的镜头，两个在同一时代强烈关心德国人的人，却互不认识，这是因为一个是属于国家政治的，另一个是属于思想精神的，这两股力量在德国各行其是，似乎中间隔了一道玻璃墙，可见而不可即。
尼采是这个世纪继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特、路德、歌德之后的又一名伟大的文体学家。歌德为德文引进了罗马字母，尼采则为其引进了拉丁发音法，对德文语言都作出了贡献。他像一只海鹰，无论在高山或海洋上都希望翱翔至最高点，引颈高歌，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声音。他飞越过了本世纪，在完全新的起点上迎来了新的世纪。
威廉二世的出现————开端————罢黜俾斯麦————威廉二世
俾斯麦的结局是在意料之中的。如果他由于疾病或死亡，而退出公职，他的形象将不如现在这么突出。事实上是由两股完全不同的势力，一股来自上面的统治者，一股来自下面的部分人民，联合在一起，将俾斯麦推翻的。
在他治理国家的最后10年中，他成为彻头彻尾愤世嫉俗的人，连他最老的朋友也不信任，他在晚年只和美国朋友摩特莱交往，这个人是他在大学时结交的。他毫无理由地阻挠了他儿子的恋爱，而迫使他与一个美国犹太人的孙女，一位波希米亚女伯爵结了婚。这样，他终于在他的老年，实现了他早期表示过的，一个德国贵族最好与犹太女人结合的主张。然而俾斯麦家族终于迅速衰落了。他的愤世嫉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已没有人能感到他是真正热爱德国的。他和国王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是一个普鲁士人。
他继续镇压社会党人。他迫使沿着东部边界成千上万的波兰人迁移出去。他不顾国会的反对，将宪法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实行独裁。只有在外交领域，他仍然是一名老手。他对德国无意成为世界强国采取默认的态度，将一切爆发新战争的根源扼杀于襁褓之中。在他离职之前，德国始终没有成为所谓的“帝国主义”。
俾斯麦作为独裁者依靠的是他的主子，但是即使到了皇帝的晚年，君臣关系已成为一种形式时，他们之间关系的维持实际上还是因为威廉的年龄。因为一位年届八九十岁的国王，已不会再考虑摆脱自己的旧臣，就像一个年老的丈夫，已不会再想休掉自己的妻子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威廉皇帝殁于91岁时，这种形势才发生变化。而情况发生更彻底的变化则是在病魔缠身的儿子在称帝仅100天后旋即去世以后，而新的继承人年仅28岁。
客观地讲，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采取反对俾斯麦的第一步并非全然错误。如果他后来的表现证明他的价值，历史也许会赞扬他。但他执政后的政策表明，他和他的浪漫主义先辈一样敌视人民，与腓特烈，威廉四世最初也踌躇不决地采取了一些自由化步骤一样，威廉和大多数王储一样，在对待国家事务上轻率从事，以为只要态度和蔼可亲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他用阿谀奉承和许愿允诺麻痹德国工人的斗志，这只有更促使俾斯麦采取强硬态度。俾斯麦决定利用某种借口或者用政变方式剥夺工人的公民权，驱赶他们上街，迫使他们造反，然后加以镇压。1890年2月的选举中，这两个人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威廉的虚假改革，俾斯麦的威胁，这两手的结果是使赤色分子增加150万张选票和35个席位。这是全世界工人政党首次取得的伟大胜利。
威廉从登基的第一天开始就期望摆脱俾斯麦，这时他将一切罪责归咎于俾斯麦，采取非常粗暴的方式罢黜这位先统治普鲁士，而后统治德国达28年之久的老臣，甚至不让他有充裕的时间收拾自己的东西。威廉的目的是缓和群众的舆论。而所有的政党也都为终于排除了这一大障碍而欢欣鼓舞，但是他们又感到内疚，于是他们采取浪漫主义的态度，将俾斯麦偶像化，说这样的人现在却被如此粗暴地赶出内阁。
但是仅有少数人认识到罢黜俾斯麦给帝国外交政策带来的彻底剧变。1890年3月期间的剧变，重新决定了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德国命运，在策动世界大战方面也起了作用。
二十年来，俾斯麦深感德国所处的地理环境面临的威胁，因而力图通过结盟保卫这个国家。奥地利被排斥出帝国之外后，对德国的宿怨再度滋长。奥地利青年提出要为萨多瓦复仇，对玛丽亚·特蕾西亚和腓特烈的回忆逐渐被对梅特涅的怀念所代替。和奥地利的友谊并无保证，这个国家和匈牙利联合，生活在德国之外，统治的是奥匈王朝。和它的友谊是一把双刃刀剑，对所有奥地利的盟国来说，现在都同时和八个国家结着盟。对奥地利友谊的离心倾向可能对波兰人、丹麦人和现在已并入德国的阿尔萨斯人产生消极的影响。
法国在建立第三共和国以后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不稳定，法国的复仇主义情绪促使大臣们谋求建立反德联盟。和德国并无任何实际冲突的英国，很难回避俾斯麦组成联盟的建议。直到1888年，俾斯麦根据这个设想致函索利斯伯里伯爵。
在这动荡不安的欧洲国家关系中，德国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去寻求，这就是和俄罗斯结成联盟。这两个国家和两国国王之间保持着传统的友谊。俄国农民处于半农奴的地位，缺乏民众的代表，这正是俾斯麦所希望的，他喜欢的正是和一个能独立行事的沙皇打交道。因而他着手建立一整套狡诈的缔约体系：和奥地利、意大利建立三国联盟，与此同时，又和俄国缔结了《再保险条约》，俾斯麦称，这是一场玩五个球的游戏。
而这时来了个年轻的皇帝，他要求每做一件事都与以前的做法有所不同，当然是要求比以前干得更好一些。在威廉和俾斯麦的最后斗争中，由于沙皇的某些评语落入威廉手中，终于使俾斯麦大大地触怒了皇帝。沙皇的评语称威廉是一个脱离实际，怀有恶意和没有教养的人。王室的少数官僚长期以来就希望俾斯麦下台，他们在获悉沙皇评语的第二天，就向皇帝递呈一份陈腐不堪的报告，称俄国军队正在沿着边界调动。正在此时，俄国内阁大臣舒瓦洛夫为两国条约延期事抵达柏林。这个条约刚刚满期，它并不是通常以三年为期，而是六年为期，俄国拟将它转为长期性的条约。皇帝企图以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战争危险，来证明打击俾斯麦是合理的。新的阿谀奉承者纷至沓来，他们竭尽全力指责俾斯麦。德皇拒绝条约延期，并在同一天要求俾斯麦提出辞呈，这就为自己既向俾斯麦也向沙皇报了仇。
和今天的德国一样，德皇这一动机之能得逞是由于国家的命运操纵在帝国和独裁者少数人手里，他们总是关起门来，由两三个人决定国家大事。德皇的这一做法立即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沙皇突然感到他在欧洲受到孤立，尽管他憎恶法国人，可是在一年之后，即1891年还是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了第一个协议，而这一协议导致了后来俄国和法国的结盟。
德意志帝国的安全已岌岌可危。从今以后二十年之久，德国总参谋部不得不为两线作战作好准备工作，而俾斯麦曾经防止出现这种局面达二十年之久。当时德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延长和俄国的结盟，如果俾斯麦在位的话，一定会使联盟继续下去，德国也不会腹背受敌，两线作战。德国如果和俄国结盟，十之八九会在世界大战中获胜，因而俄国革命也不会爆发，至少不会在当时爆发。
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埋葬了这一切的可能性后，在19世纪末面临的问题是他究竟需要多大的天才，多大的热情来治理这个国家。德国皇帝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自行作出决定。如果他是一位天才，这本是个时机可以充分发挥，证明他的才智。如果他比较谦虚，他可以像自己的祖父那样允许别人出来治理国家大事。
由于他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而恰恰是有着德国人神经质性格的一个歇斯底里的继承人，他总是要求别人作出高于他本人水平的评价，由于他是这一种类型的人，德意志帝国虽经重重苦难得以建立，又付出艰辛代价，谨小慎微地加以治理，也是注定要夭折的。因为这个帝国的君主不仅思想离奇，而且矫揉造作。
国王的软弱无力，人民的耐心容忍，这样的国家岂能爆发革命？！
圣·保罗教堂的选举————反革命————一个小丑的反对————没有德意志帝国————逃亡美国————卡尔·舒尔茨和俾斯麦
德国成为人民的王国。由各邦君主派出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应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1848年5月，柏林和维也纳事件发生两个月以后，在礼炮轰鸣，悦耳的钟声中宣布开幕的法兰克福国民大会上，提出应该通过人民选举，产生国会代表。这是德国人民在两千年历史中第一次将自己团结在一起的代议制。德国人民已经成长起来了。
第一届全德国民议会
1848年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城的圣·保罗教堂开幕（史称“法兰克福议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召开是德意志民主自治的首次尝试，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它一开始就背离人民，背离民主，最终被解散了。
圣·保罗教堂，这次大会的所在地，是一座圆拱形的大厅，宏伟的圆柱，有着罗马万神殿的气势，它周围的形势和联邦议会召开常会的王宫迥然不同。现在这两座敌对的建筑物上都飘扬着新旗帜。但是在这座圆拱形大厅中，只有极少数代表渴望建立共和制。大部分代表倾向的仍是旧王朝统治。不过，这两个大会的代表是截然不同的，旧联邦议会几乎全部是由贵族阶层绅士组成，新的国民议会则是资产阶级的精神中心，它是由学者、作家和高级军官组成的。这里是思想家、学者人才荟萃之处；而在旧王宫出席会议的，则是身着朝觐国王盛装，肩章绶带无不金光闪闪的朝臣。历史学家达尔曼起草了宪法第一稿，提交给世袭的国王和帝国大臣。这个国会拥有上议院和下议院，还有普选权。
这一草案遭到普遍反对。奥地利反对，是因为在一个统一的德国中，它将土崩瓦解，失去和它相异的少数民族；普鲁士反对，则是因为它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国王不愿充当一国之首；居于中间力量的各邦则出于妒忌而加以反对。出于无奈，于是大会组成一个临时性的帝国政府。可是选谁为这个政府的头头呢？一位思想家？一位逢场作戏的自由派司法家？一位有影响的传教士？在这座圆穹大厅里，所有这些人都能找得到。可是又是谁对自由的德国人民来说适合于担任这一职务呢？迄今为止，统治德国的是国王，难道能将国王置于众人之上作为第一次选举产生的统治者？结果却选了一位奥地利侯爵！他是1848年的“兴登堡”。因为，当德国人发现可以自己行动，实现自己愿望时，却又担心害怕。正如一个长大的孩子，刚学会走路，忽然发现自己的老师没有在身旁，他茫然若失，困惑不解，又匆忙回到学校去找自己的老师。
1848年的柏林巷战
在这个人民大众的议会中，掀起的第一阵风暴并不是围绕着过去呼吁的国内自由问题。它涉及的是石勒苏益格土地问题，德国人为了这个问题和丹麦人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在这个时候，普鲁士国王和丹麦国王缔结的停战协议，唤醒了在法兰克福的大部分代表。人民大众也掀起一场动乱，军队介入，其结果是两名出身高贵的军官被打死。难以想象这场动乱出于什么爱国主义动机，但是它在道义上造成的损害却是巨大的。
与此同时，在匈牙利也发生动乱，维也纳派军队前去镇压。这一行动激起维也纳自由派的愤怒，他们聚集在火车站，阻止军队起程。10日，爆发了第二次革命，最后忠诚于德皇的军队获胜。法兰克福的大人物之一————罗伯特·勃罗姆匆忙赶往出事地点，进行调解。可是他却成为军队攻击的目标，无视他作为代表的豁免权，判他有罪，并且枪杀了他。这是反动派开的第一枪。
在维也纳，施瓦岑伯格伯爵让看门人将议会大楼的大门锁上，自己拿着钥匙。这是最草率的篡权方式，在历史上从未得逞过。
在柏林开枪杀害勃罗姆的次日，军队荷枪实弹，敲打着军鼓，进驻城内，解散了普鲁士新议会。老将军符伦格尔，多多少少出于自己的主动，像是博物馆中腓特烈大帝时代的陈列品，带着1.5万名士兵开进柏林。民兵们手执武器严阵以待。当民兵指挥官走进正在开会的议会，要求立即决策时，符伦格尔的部队早已逼近柏林的王座城门，而议会的五人委员会仍在议而不决。这已是捍卫革命，反对旧政权的最后时刻。表决的结果竟是三票对二票，反对抵抗。市民用鲜花欢迎符伦格尔。这时立即宣布全市处于戒严状态，解散民兵，议会转移到各邦，然后予以解散。国王将一部新宪法强加在人民头上————这部宪法包括三级公民选举权，它既不平等，也不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七个月以后，柏林和维也纳的民主终于宣告寿终正寝。
每当国家受到自由派威胁时，军队还是有用的。在起义中被废黜的萨克森国王就是靠军队的协助得以复辟。1849年5月，著名建筑师赛姆佩尔在德累斯顿修筑街垒，理查·华格纳满腔热情地观看。在斯图加特，围绕宪法的争论又回到老问题：这个立法机构究竟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据尤斯廷诺斯·凯尔纳的报道，其决定的依据，竟然是建筑计划中的议会大厦有两个会议大厅，还是仅有一个会议大厅。不过，还来不及讨论结束，寻隙报复的普鲁士人已经进入城内。在卡尔厄斯，人民众议院指定3个独裁者，早已回来的威廉国王率领两个普鲁士军团进入这座城市，立即恢复秩序。在这些日子里，卡尔·舒尔茨从拉斯泰特逃跑出去，后来被监禁的诗人里克尔获得解放。里克尔，这个从美国回来的自由派分子，尽了自己一份力量，结果又被迫再次逃亡。已经逃亡的巴登公国大君主又回到巴登，接受市民们的欢迎。1.1万名激进分子、自由民和工人被迫逃亡法国和瑞士。
德意志统一的梦想与自由一起被埋葬在同一坟墓里。那些留下来的要求建立德奥联盟，也就是合并为一。另一些人坚持建立一个较小的德国，不包括讲多种语言的奥地利，但与它联合。正是后一个方案，在二十年后，为俾斯麦所接受。
在道义方面，两个国家始终是对立的，一方是武装的独特国家，另一方是法兰克福非武装的国民议会。这和我们今天的形势非常类似：世界大国都在疏远国联，而它们仍然是国联的成员国。当时国民议会有很大的权威，它可以一致通过备忘录，要求普鲁士国王罢免严厉的新首相，由一位更受欢迎的新首相取而代之。有一幅绘画刻画了这一情景：有十余位身穿礼服的绅士，其中有三位是贵族，在无忧宫一间空旷的房间里面对着国王。国王正在大发脾气，而作为代表团团长的犹太民主分子耶可布正在质问国王，“陛下是否愿意听取代表团的意见”？“不！”国王向他大声咆哮。
“这是国王的不幸”，“他不愿意听取真理”，耶可布说。国王愤然走出房间。
这是德国历史上伟大的一幕。因为类似这一情景在德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迄今尚无任何历史记载可以表明，一位德国市民在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能用类似的语气对一个德国国王谈话。
当时还有另一个代表团。维也纳的态度越是高傲，在法兰克福就越有人坚持要求实现建立德意志帝国的目标。普鲁士国王半心半意地同意这一要求。这一斗争在法兰克福时起时伏。一幅漫画讥讽国王是抽签决定的。许多人主张议会应设终身主席一职，说这符合罗马帝国两千年的传统。多语种的王国先是反对，后又以四票多数同意这个主张。而在最后投票中，普鲁士国王以290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为主席。
以圣·保罗教堂国民议会的名义，要将帝国皇冠奉献给国王的是爱德华·冯·西姆生。二十二年后，又是这个人两次以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将同一皇冠交给国王的弟弟威廉一世，而这一次他获得了成功。俾斯麦任命这个德国犹太人为帝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1849年4月，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进入柏林皇宫，将帝国皇冠献给国王，没有人知道，国王是否接受皇冠。德国政府中意见并不一致，不过广大的公众支持这一行动。俾斯麦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吁请国王接受皇冠，这一史实日后被所有的德国教授隐瞒了下来。很明显国王自己也不知道要什么。他脑力迟钝，无力担此重任。他实际上什么答复也没做，而是要求推迟作出决定。不过，他随即又谢绝了这一请求。国王告诉他的亲信说，这一皇冠不过是“用渣滓和泥巴做的圆东西”而已。德国人就其所能表达的具有代表性的感情而言，对国王拒绝接受皇冠愤然不满。法兰克福人本来就后悔放弃了建立德意志共和国的理想，现在再也无力实现这一理想了。大会逐渐地失去它昔日的风貌。它的残余分子最后不得不逃亡斯图加特，在那里被武力驱散。
普鲁士继续充满着各种行动和反行动。普鲁士和奥地利都动员了起来，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之间甚至发生了小冲突。看来经历了一个世纪以后，似乎又要重复“七年战争”的历史教训。在柏林和维也纳这两个疯狂的统治者之间只有一个暂时被废黜过。1850年底，在危机高潮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大臣在奥尔穆茨会晤。普鲁士在所有问题上都屈服了，它首先同意解除动员令。奥地利可以为所欲为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普鲁士霸权，也没有德意志帝国。这次会晤，满足了所有德国亲王的共同愿望，只是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自由。
所谓的“第二次德国革命”终于告吹。1525年起义农民在残酷的战斗中被镇压，成千人流血牺牲。这一次损失小得多。而在以后的三年中，大约有三十万德国人自愿外流，去美洲呼吸新鲜空气。不过，人民大众受到沉重的挫折，因为这一次中产阶级和农民联合在一起，而且由于担心亲王们的软弱，因而它的地位加强了，也因为时代精神在其他国家却同时得到发扬。
这次革命和其他巨大事件一样，啤酒也在其中起了作用。啤酒使德国人性格沉闷，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发明或选择啤酒，其原因又在于德国人沉闷的性格。法国是葡萄酒的王国，法国人民的性格就迥然不同。在德国，葡萄酒受地域限制，只在西部一小块地区生产葡萄酒。因为它比较贵，不如法国那么普遍。在法国，90%的人喝葡萄酒，而德国人90%喝啤酒。如果说法国人喝了葡萄酒就如虎添翼，而德国人喝啤酒，不管是日常饮量还是过量，都形成了问题，因为德国人喝啤酒中毒的经常性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法国人。
在德国人发动的三四次革命中，1847年慕尼黑啤酒革命是最成功的一次。这次整个城市人民起来反对每一夸脱啤酒涨价半芬尼。后来慕尼黑还成立了“反对酒类零售价格不公道协会”。难怪希特勒激烈的演说和取得成功的演说都是在啤酒馆进行的。当他夸夸其谈时，听众用啤酒杯有节奏地敲打桌子。这种情景令人想起沿着上尼罗河部族打仗时，击鼓助威的黑人。
“萨尔瓦多”啤酒是一种特殊酿造，酒精度较浓的啤酒。在慕尼黑每年春天酿造一次，数量有限。类似异教徒的迷信一样，大家都想喝杯这种啤酒。道地的慕尼黑人，包括妇女，将自己的衣服、钟表，甚至自己的睡床也典当掉，在啤酒厂地窖门口，一直等到拂晓，为了啜饮这种浓浓的红褐色啤酒。他们在那里整天地坐着，片刻也不站起来。因为一站起来，座位就会被别人抢去。这一群数百人，很少讲话，更少歌唱，眼神忧郁呆滞，这一现象在欧洲是罕见的。在俄国，北方国家和其他地方，醉鬼总是单个的，而不是成群的。有条理的德国人甚至按照时间表喝酒，按照流水作业组装线的程序喝酒，按照事先规定的时间喝酒。
同要求大学生会决斗一样，也要求他们会喝酒。他们18岁就由于暴饮暴食而不仅将自己的胃糟蹋坏，而且还失去专心一致地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机会。真正的巴伐利亚人往往因为过量喝啤酒而意志消沉。正如喝葡萄酒可以产生灵感，喝威士忌令人兴奋，而喝啤酒则使人头脑麻木不仁，只能按上级指示办事。这就是德国人喝啤酒和德国人服从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你不能要求德国人热爱自由。早在1836年，德国诗人赫伯尔就预言过：“德国人知道，野兽是自由的，因而他们担心，有了自由，他们将变成野兽。甚至在革命的进程中，德国可以为争取纳税自由而斗争，但决不为争取思想自由而斗争。”
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远渡重洋到海外去寻求这种思想自由。1847——1848年德国知识分子在战败后逃亡美国，给美国带来不少好处，这与今天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不过，在这两次变动中，侨居国外的人们获得的好处要比侨民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好处要多。即使没有德国人的援助，这个国家也会发展。因为各国侨民一直不停地纷纷涌进这个国家来。正如今天一样，凡是为摆脱迫害而逃亡海外的人很少有选择的自由。难民带来的是他们心灵中头脑中最美好的东西，他们始终对侨居的国家怀着感激的心情。
今天，知识分子的领袖为了逃避迫害又来到了美国，不过1848年逃到美国的人，绝大多数是劳动力，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是普通的人，而不是领袖。卡尔·舒尔茨不过是个例外。在这方面也显示出德国人性格的长处和弱点。德国工人的勤劳和依赖性迅速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另一方面，甚至亨利·克莱也抱怨德国人在政治上不可靠。
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吸收的优秀德国人并不属于那些大多数在任何时候总是服从立正听候指示的普鲁士人，而是属于少数有耐心而思想又自由的普鲁士人。他们正在逐渐摆脱受支配的地位，发展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令人惊讶的是俾斯麦恰恰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德国人。他和卡尔·舒尔茨的谈话，反映出他的意见与他的美国朋友摩特莱是一致的。俾斯麦的性格只有部分像美国人，就像纯种马不愿受马缰绳的驾驭一样，他也不愿意受人控制作为一个大地主，从血统上和传统上来说，俾斯麦理应同情南方，但他却宣称同情北方。这并不能表明他具有政治洞察力和远见。甚至在他年迈时，他依然多愁善感，还撰文说，鞭打之下并不一定能训练出良马好狗。他驳斥白种人的优越感，认为“这是不近人情和愚蠢的”。
当卡尔·舒尔茨这位逃亡的革命者，后来又以美国将军身份回到德国时，俾斯麦不仅打开国门，而且敞开家门欢迎他，并且和他长谈达旦。他们相互有很深的了解，俾斯麦对这位侨胞说，你的归来出人意料，俾斯麦本人也像舒尔茨一样，一反常态到舒尔茨家去做客。俾斯麦和舒尔茨两个人坐在一起，喝着莱茵葡萄酒，这表明在德国偶尔也有自由精神的。
俾斯麦的两面性————他是基督徒吗？————神经质的性格————真实的政治
俾斯麦之所以成为德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有两点原因。他多次对其他国家取得了领导权，在德国人中也是唯一能代表革命的保守党人的典型。他必须忠于国王，而和他类似的人，如施泰因公爵，就从来没有臣服过自己的主人。俾斯麦的堂堂仪表和举止风度，确实使国王对这位知识分子的下臣深信不疑。一位经验丰富忠心耿耿的老臣，称臣26年，同时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这可能完全在于俾斯麦在性格上还具有第二个特点。这在德国政治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俾斯麦思路敏捷，机智善变，他的才智被诗人梅里美誉为外交界的洪堡，而且“远比这个德国人更为才华横溢”。左拉在卢浮宫中详细端详俾斯麦的举止后说，他“像一位诙谐的巨人在和少数来宾侃侃而谈”。德国人的深沉和高卢人的气质在俾斯麦身上恰好是兼而有之，这是他的独特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特点尽管和路德、胡登、腓特烈大帝不尽相同，但他是将国家和思想精神融为一体的少数范例之一。
在他血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倾向。俾斯麦容克地主家族的遗风————沉默寡言，喜爱打猎、美酒、金钱，以及父辈的粗暴。与洪堡家族一样，俾斯麦家族几个世纪以来也没有出过一个重要人物。他母亲是中产阶级，出身于一个法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名门望族。他继承母亲的品德，使他成为一个有思想、有教养和机智敏捷的人，并且是一个野心勃勃，渴望权力的人。他对自己的母亲的憎恨，表明了容克式的不满，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天分来源于贵族家庭。他这种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思想，只能和路德痛恨自己的母亲相比拟。俾斯麦对母亲的痛恨只表现在思想上。而不是行动上。他母亲一度受“七月革命”的影响，也曾一次取走了俾斯麦祖先的一幅肖像，她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使他摆脱贵族的傲慢习气。
在柏林会议上
这幅现代版画展示了1878年柏林会议的主要与会者。身材高大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亲王正与俄国代表舒瓦洛夫伯爵握手。图左拄着手杖站立着的是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他正与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一起。
这两种倾向相互矛盾，使得俾斯麦的性格过于神经质。俾斯麦勇敢，善战，甚至在晚年还接受过决斗。不过他又易于意志消沉，忧郁寡欢。与此同时，他长期患有疑心病，当他烦躁恼怒时，不断大声喊叫，打碎瓶瓶罐罐。他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喜爱在古老的栎木和高大的松木林旁隐居。他是一位强有力的人，喜爱暴风雨、大海和冒险的狩猎活动。虽然他讨嫌笔墨工作，确实懒散，不过他还始终做好自己日常分内的工作。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越到晚年越是专横傲慢；不过他也不得不顺从喜怒无常的国王。有时，他也确实能做到和别人事前商量，谅解别人的毛病。他私下将国王比作自己的坐马，必须用踢马刺驱使它疾驰。他逐渐习惯于拥有权力，甚至到75岁时，也不愿放弃。
俾斯麦在青年和老年时，都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忠实的条顿异教徒。但是他能控制自己的内心斗争，提出在他一生中，只有当他处境危急或是信誓旦旦博得一个女人欢心时，才是一个笃信的基督徒。实际上，这和路德被带到修道院在宣誓皈依旧教后，又宣称是被迫的情况很相似。俾斯麦除了对自己的妻子和爱犬以外，毫无献身精神。他既不对被压迫者，也不对自己的朋友浪费感情，就是对自己的子女，除了希望统治他们以外，也没有什么热情。而与此同时，他的外表生活也是非常严格和令人生畏的。他这个人决不宽宏大量，这使他看来完全不像一个基督徒。不过他需要将自己装成一个基督徒，因为他钟情的女友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俾斯麦如果坚持异教徒的立场不“皈依”，那么和他女友的关系就不可能得到进展。后来，他公开宣称的理由却是为了消除心理上障碍，可以为任何人效劳。因为在俾斯麦看来，他为之效忠的“霍亨索伦王室也不过是来自施瓦本家族，这个家族并不比俾斯麦家族古老多少”。事实上，如果只是为了取宠那位警惕性颇高的妻子，有时他自己也认为已皈依了。
1871年的威廉一世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1797——1888）在凡尔赛被拥立为德意志帝国皇帝。
俾斯麦在他各个生活阶段始终有着通常德国人性格中缺乏的那种内在安全感。德国人一则是想象力丰富，二则是精力充沛，这两者又往往相互矛盾，相互抵消。俾斯麦有点和伦勃朗类似，他在天资、成就和造诣的沉重负担下，很可能夭折。霍亨斯陶芬、腓特烈和查理五世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无须听命于任何人，生活在一种统治者特有的安全感之中。瓦伦斯坦则生活在世俗的世界，他完全靠自己筑起的反帝王堡垒，以巩固自我安全感。路德在这一点上完全失败了，腓特烈大帝犹豫不决，一生中险境丛生。歌德和席勒，虽则他们两人的内心世界截然不同，但对自己却有着充分的信心。俾斯麦在德国执政近三十年，权力之大，很难有人可以与之相比。不过，俾斯麦面对的不是一个人，也不仅是一国的事务，不如说他是今天的墨索里尼：他面临的是一批拥护君主制度的人民和随时可以罢黜他而不会损及自己毫毛的国王。俾斯麦既无军队，也没有政党作为他的后盾。
俾斯麦的内心安全感完全来自他自己的机智和聪慧。虽然他周围有上百名有名的作家，而且这些人都是他的下属，但是关于俾斯麦的风度，德国文学最多只能写下实际情况的一半。在德国没有一个人能与俾斯麦的作为相比，其中包括路德，腓特烈和洪堡兄弟。假如仪表和风度能揭示一个人的性格的话，那么这两者都能驳倒世界流传的一切关于俾斯麦的传说，他既不爱自由也不喜欢别人强加他身上的战争，因为这两者都可能成为他走上统治者道路上的绊脚石，他爱的只是他自己发动的战争，并且能战胜他对手的战争，他爱的只是摆脱异族桎梏而取得的自由。他大部分的成功归功于对人的了解和善于运筹帷幄。他是德国人中真正具有拉丁人的洞察力和机智敏捷的政治家。他的举止完全不像普鲁士人那样粗暴，但有时他也借助于普鲁士人的粗暴。他最大的乐趣是在巨大的政治棋盘上取胜，而他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战争。不过，俾斯麦并不是铁血首相，他是一位有着高尚情操和钢铁意志的人。
他的内心世界倾向于歌德和贝多芬；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莎士比亚和席勒专家。他虽则才华横溢，愤世嫉俗，且善于分析，但他更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他比拿破仑更易于动感情和大发雷霆。这是俾斯麦袭承了德国人和容克地主个性的一面。容克地主这个阶层长期过着贫乏无聊的庄园生活，俾斯麦的祖先的内心世界多少受到这种影响。奇怪的是俾斯麦的感情生活受其父亲的影响，而他对权力如饥似渴的追求则受其雄心勃勃母亲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无论如何，在俾斯麦身上，不是德国人的性格，而是那种敢于冒风险的性格促使他获得功绩。他说过，“音乐使我产生两种相互矛盾的情绪————战争和田园风光”。这位拜伦式的骑士整个无法无天的青年时代都是在打猎，香槟美酒，热恋订婚和债务逼身中度过的，这一切表明了他追逐目标的双重性，即使到了晚年，尽管政务繁忙，他还要用上几个小时，在大自然中度过。这种种以及留恋于隐居的生活则是德国人个性在俾斯麦身上的体现。
随着他权力的不断增加，他的疑心以及自我为中心也在不断发展。俾斯麦从来也不能容忍他周围的人腐化堕落，他本人更不会亲自去干这些事。不过，他曾企图欺骗收税官，用国家的馈赠为自己购置庄园，他甚至为打胜仗而接受额外津贴，这在当时是英国人的习惯做法，在俾斯麦以前，则还没有一个普鲁士人这样做过；他给自己手下的属员极低微的工资。俾斯麦是个颇有心机的人，他致富之道是将钱财交给普鲁士一个非常聪明的犹太人管理，允许这个犹太人投资，自行决定买卖。这个犹太人是银行家，他了解不少秘密，轻而易举的使自己的主人富裕起来，而他自己也跟着富裕起来。当时的独裁者大多是自己或由自己的亲信管账，可以想象这些人道德败坏到什么地步。
俾斯麦在青年时代倾向于建立共和国，但是他的家庭和传统，特别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又使他放弃这个想法。他认为，德国人还没有成熟，建立共和国尚为时过早。他的这个观点，再加上他的年纪，就构成了他在争夺权力的最后决斗中，不敢向人民发出呼吁的原因。他深知，德国人对驱逐国王一事会看不惯的，他们期待的只是国王自愿逃亡。俾斯麦易于动怒，这一点使他有别于梅特涅和哈登贝格，但他又易于转而心情愉快，这一点又使他不同于施泰因。所有这一切都使俾斯麦得以成为一位强有力的政治家，他喜爱用“真实的政治”，事实上即使省去“真实的”这几个字，也不会改变它真正的含义。俾斯麦从未说过现今经常引用的“强权胜于真理”这句话。不过，他确实接受包含这种意思的既成事实。出于他的阶级感情和他对人民的敌意，他是不会愿意生活在今天这样没有法治的德国。
在俾斯麦玩弄政治权术，仇恨他人以及对权力的追逐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出德国人浮士德式的思想在他身上的影响。他时而也透露他内心的隐秘。在他已近暮年时，曾给他的姐妹写下如下一段话：“我目前担任的职务，使我难以悠闲自在，这种心情是我过去从未有过的。一个人不应该不停地驱使自己前进，寄希望于获得更好的地位。”这就是他热爱贝多芬，不喜欢莫扎特的原因。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说过，他宁愿告老还乡，带上几本歌德的著作，在一个沙漠孤岛上隐居。
具有德意志性格的大学生将会在俾斯麦身上看到他们的危险而又美好的生活影子。
俾斯麦和他的国王————拉萨尔的出现
1862年俾斯麦应召执政时，被卷进一场风暴漩涡之中。当时，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旧日的相互猜忌，比50年代更有过而无不及。威廉一世（1797——1888），这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国王的弟弟于1858年成为普鲁士的执政者，他最初取代他脱离实际的哥哥的地位而成为摄政王，而后继承了王位。当时威廉一世已年届六十，他对1848年革命所持的态度更为人民所痛恨，不过也正是由于他这个态度，促使他和俾斯麦结合在一起。当时他满脑子想的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满怀爱国主义热情，反对法国，支持奥地利。但是，当他出任联军司令时，维也纳却又倾向于媾和，将伦巴第拱手让给德国的对手。正是在柏林失望的时候，给威廉提供了他宣扬改革军队的机会。他要求拨出巨款，加强军队，而议会中的自由派只允准拨出他所要求的半数款项，而且有附带条件。他发表的登基咨文又加强了议会反对派的地位，于是，国王召回驻巴黎大使俾斯麦，由他主持内阁。
俾斯麦像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普鲁士政治家，于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并作为第一任首相任职19年。帝国一经建立后，他即积极巧妙地在外交上推行和平政策，成功地维护了欧洲近二十年的和平。
在华沙会议上
德国皇帝威廉一世、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于1884年相聚在华沙会议上。当时任德国首相的俾斯麦亲王在会议期间作了极大的努力，力图维持与俄国的联盟，而威廉一世日后却声明放弃该联盟。
这两个人都是有勇气的，不过由于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使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父子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步调不一。甚至在今天看来，这两位君臣之间的第一次冲突看起来像是国王与王储之间的激烈争吵。两个人的道德基础也是不同的。威廉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当他的新首相暗示有必要发动一场战争征服石勒苏益格时，国王说，“我没有权利这样做”。一个世纪以前，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对她儿子说的也是这句话。不过，后来每当国王取得一次胜利，他总是感到自己只是军人，只是征服者，不得不受到首相的约束。每当双方矛盾发展到僵持不下时，国王总是按照军人传统行事，宣布退位。国王有着骑士的风度，头脑简单，而俾斯麦狡猾无情，机灵敏锐。国王一生从没有在重要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只有在可数的三四小时内，俾斯麦必须用诡计或佯装要辞职时才能取胜于他。俾斯麦后来说，“他是踩着我的肩膀，由我扶持他走向帝王宝座的”。
此时，民族主义思想在欧洲已是风起云涌。拿破仑的侄子发动政变，取得王位。看来，法国将再度强盛，给德国带来新的威胁。在普鲁士，俾斯麦直到1860年之后，再也没有能重振国威。容克地主在上议院再度取得势力，而下议院议员则由公民选举产生，但公民的选票数由本人财富多少而定，一位百万富翁可以包选一个议员，而其他议员往往要得到5万名工人的选票才能当选。这一做法直到1918年才予以废止。
这个警察国家到处布满特务和告密者，重新建立了腓特烈大帝时的权势。传教士和教授置于监视之下，有那么几个容克地主甚至公开叫嚷“科学应倒退回去”！当时的情况和今天相当类似，只不过当时还没有集中营和刽子手而已。
俾斯麦掌握政权以后，首先要控制那些日益狂妄自信，阻碍他前进的资产阶级反对派。自由派中间阶层的领导往往来自开明的哲学界的法学家和学者，或来自科学界，如维尔乔夫，他们感情真挚，勇气十足，和法兰克福议会代表一样，敢于向国王陈说真情。他们自己并不富有，但认为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和新的共产主义理想格格不入。
当时的德国工人，仍然什么也没有得到，只不过有些表面的受教育权和领导权，他们很难走出第一步，将自己组织起来，因此只能由一位变节的平民领导。而这个应运而生的领袖就是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
三位德国犹太人————海涅、马克思、拉萨尔————犹太爱国主义者
1850年左右，除了俾斯麦和叔本华以外，最聪明的三个德国人都是犹太人————海涅、马克思和拉萨尔。他们是独具一格的灿烂明星，在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三个人相互了解，并且有一度相互非常尊重。他们都是中产阶层出身，来自莱茵州和西里西亚，青年时代受过基督教洗礼，内心尊奉犹太的风俗习惯，对外又多多少少地掩饰自己的内心感情。这三个人开始时都是哲学家，同时又都是从事创作的作家。不过和海涅的高水平相比，拉萨尔只不过写过一部可怜的有倾向的戏剧而已，马克思则在青年时代写过成卷的诗歌。拉萨尔和马克思与之打交道的，是赫拉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等脱离人民脱离政治的希腊人，而海涅从事的是将德国哲学介绍给法国。前两者是共产党人。海涅不断预言共产主义的到来，不过他本人也许并不期望共产主义的到来。海涅的著作最富有德意志风格，而马克思的文风则是字字斟酌，下笔有千钧之重。在这三个人之中，只有拉萨尔能言善辩，单凭这一点看，拉萨尔作为作家是非常危险的。海涅太过于唯美主义，影响他采取行动。当拉萨尔在巴黎拜访海涅时，海涅满怀羡慕心情看待年轻的拉萨尔。马克思对拉萨尔多少有点嫉妒，因为拉萨尔锋芒毕露单枪匹马投入暴风雨般的斗争中去。而且恰好拉萨尔又是这三个人中唯一最健康的人，可以经受得住逆境。
这三个犹太人都受到非闪米特人的女性的青睐。马克思在一生中只爱过他自己的夫人，一位德国浅黑型的贵族女儿。拉萨尔和两位肤色白皙，满头金发的条顿贵族女人保持着友谊和恋情。甚至海涅，这位热恋过这么多女性的犹太人，但从青年时代以后就似乎没有和一个犹太女人有关系。与此同时，却有两位风趣的犹太女人拉昔尔·莱和陶洛姗·薇特与纯德国血统的男人结婚。这两个种族相互吸引原也是自然的。即使在今天，这种结合也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这三个著名思想家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内从事对德意志国家的研究。海涅从巴黎发出警告性的批评；马克思是第一流政治理论家；拉萨尔既是战士又是领导人。这三个人都热爱德国，与其他德国思想家相比，对德国持较少的批判态度。我们摘录过二十余位德国大人物的评论，与之相比，这三个犹太人远不如他们严峻。尽管他们受迫害，受监禁，被逐出，他们仍然热爱德国，也许正因为他们热爱祖国，才一一遭到不幸的下场。实际上，海涅和马克思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海涅始终留恋着自己的祖国，他被迫背井离乡，也爱自己侨居的国家，这有点像歌德和许多德国人热爱意大利，所不同的后者只在意大利停留短暂时间后又回到了德国。
他们三个人可谓相互辉映，充分地显示了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品质和才能。他们似乎来自一个源泉，互有抱负，甚至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危险的敏感，都来源于共同的两种血液。海涅的感情更为细腻，善于自我克制，倾向于尊重他人。拉萨尔和马克思除了能容忍自己外，不能容忍他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内部总是争吵不休。这两个人在专制独裁方面均不逊于俾斯麦。
这三个人的一生都在深刻地思考自己的名誉————这个主题。他们更为关切的确实不是在世之时，而是逝世后的未来世界。他们每一个人都享过盛誉，但是没有一个感到满足。如果他们追求的是幸福和财富，那么以他们惊人的智慧，要想成为罗德昔德这样的富豪，本也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像马克思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伟人，生活上却潦倒不堪，甚至在自己孩子夭逝后，连买棺材的钱也无法负担。这三个人都有着坚强的意志，善于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他们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几乎被认为是贱民的犹太人，可是这并不妨害他们能跻身于名人行列之中。当然，他们各自取得的声名在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
一半是法国血统的海涅早就预感到，有朝一日他一定会成为德国诗人。如今，德国最脍炙人口的歌曲《罗累莱》出自这位犹太人的笔下，这不啻是个辛辣的嘲弄！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在当时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他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作品在以后几个世纪里产生影响。而拉萨尔这个人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他曾对他有着一头美发的恋人预言，他将和她一起，作为德意志共和国总统夫妇，在四匹白马的簇拥下，通过柏林勃兰登堡大门。这是犹太人的野心，还是德国人的想象？这是德国人的空想，还是犹太人的预言？可能拉萨尔比其他两个人更有天才，但他的意志最易于消沉。海涅终生献身于诗作，马克思从事了整个社会体系的研究，而拉萨尔喧嚣一时，最后竟出于神经质的虚荣心，在一场决斗中，被一名小小的男爵打死。
马克思
拉萨尔
海涅
路德维希指出，在1850年左右，除了俾斯麦和叔本华以外，最聪明的三个德国人都是犹太人————海涅、马克思和拉萨尔（Lassalle，Ferdinand，1825——1864）。他们是独具一格的灿烂明星，在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三个人开始时都是哲学家，同时又都是从事创作的作家。
马克思、海涅和拉萨尔这三位著名的思想家在不同的领域从事对德意志国家的研究。马克思是第一流政治理论家，海涅从巴黎发出警告性批评，拉萨尔既是战士又是领导人。这三个人都热爱德国，与其他德国人相比，对德国持较少的批判态度。尽管他们受迫害，受监禁，被逐出，他们仍然热爱德国，也许正因为他们热爱祖国，才一一遭到不幸的下场。
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并非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也没有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劳动人民的领导人，而且在当时没有比他们更受欢迎的领导人。曾被拉萨尔在一幕戏剧中比作自己的化身的胡登，以及不是农民出身的济金根都成了农民的领袖。不过，拉萨尔的梦想过于宏伟，在他的家族中，多是浪漫的绅士。尽管他有着雄辩的天才，有着无可比拟的风度，足以使工人为之倾倒，但他对工人来说，始终是局外人。就他的精神境界和相貌而言，他是葡萄牙犹太贵族的后裔，哲学家斯宾诺莎就出身于这个贵族家族。不过他头脑中装满的是如何攫取权力。在青年时代，他曾将犹太人团结在一起，正如后来他又试图将工人团结在一起一样。如果他能在世更长一些，也许会实现德国统一。这个人只要一旦成为最高领导人，他也会和俾斯麦一样，用刀和剑将德国统一起来。在他撰写的剧本中，他崇尚的是用武力征服和取得权力；在他的言谈和书信中，他推崇普鲁士的权力，他痛恨奥地利比俾斯麦有过之而无不及。
甚至马克思，这位古典的世界主义者，也有着民族主义的情感。他对德国人的批评远没有达到歌德和尼采的水平。他认为，斯拉夫人应受德国人的教育，因为德国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文化，这句话甚至激怒了俄国的巴库宁。而后来马克思成为斯拉夫人的师长，使他处于前人未能预料的地位，今天看来真富有极大的讽刺含义。和海涅一样，他始终思念着回到德国去，他的内心始终和德国紧密地连在一起。拉萨尔以过分夸大的言辞，表达了他对德国的仰慕。与歌德和亚历山大·冯·洪堡相比，这三位犹太人对自己祖国依恋之情，远比后者更富有民族感情。我们可以通过这三个人看到，犹太人的解放始于拿破仑，结束于1848年，其结果对德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新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的子孙更富有民族主义情感。他们的孙子一代在20世纪受到高等教育，有着雄心壮志，盼望成为德国高级官员，如有可能成为高级军官，参加战斗，为祖国死在沙场上。
俾斯麦下棋————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给俾斯麦准备的一颗子弹————尼古拉堡的和解
俾斯麦和拉萨尔似乎是天生的盟友，至少在1863——1864年冬他们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两人都反对奥地利，痛恨自由派。也正是拉萨尔第一次将工人组织起来。他们不信任容克地主，也痛恨中产阶层，他们要求组织工会，争取过分的权力，今日的斯大林和希特勒采取的也是这种方式。而且在做法上也有类似之处，他们两人都摆脱了阶级和偏见的束缚，相信权力，怀疑议会活动的作用。当时俾斯麦看到在他面前的鸿沟，准备和魔鬼共事。而寻求社会民主支持的拉萨尔，此时正处于新生事物诞生前的阵痛之中，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彼此都将对方看做魔鬼。
但是他们两人又相互为对方所迷惑。俾斯麦说过，他和拉萨尔私人接触不过几小时，这个人可以说是他遇到过的人中最有才智和最令人喜爱的人之一；而拉萨尔也写过好几封紧急的信，希冀和俾斯麦交好。当时，这两个人都还不甚引人注目，但是两个人又都互相赞扬对方。其中一个由于自己的出身和今后仕途的考虑，选择了国王，另一个则选择了百姓。他们之间的联盟是两个天才之间的联盟，不过这个联盟始终处于萌芽状态，后来也没有进一步发展。
两个人高矮一样，但一个粗壮，像他自己的那头猛犬，另一个则孱弱，像一头躯体细长善于赛跑的灵狗。两个人都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神经质，热情，都热爱普鲁士。因而他们互相视对方为对手，一旦结盟，就尽可能的欺骗对方。如果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独裁者也像他们两人那样具有天才，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今昔何其相似。在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甚至拉萨尔希望通过全民投票战胜俾斯麦的愿望也可能实现。而在八年之后，俾斯麦果然实行了全民投票。这两个人互相倾慕对方，他们之间的结盟只是由于拉萨尔的过早逝世而未能实现。
自由中产阶级反对扩充军队和改革军队是权力问题在议会中的反映。1863年由于丹麦国王继承问题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了。当时丹麦无视已签订的条约，企图吞并石勒苏益格，而石勒苏益格原先和丹麦之间纯为君王个人之间的联盟。1848年整个德国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兴起，各邦国王和人民都积极要求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纳入德意志联盟。俾斯麦出于普鲁士的利益，希望与奥地利暂时结成联盟，征服这两个邦。在普鲁士领导下，两个大国在杜佩尔和阿尔森（1864）取得了胜利。俾斯麦像是在下象棋，利用大国之间矛盾。他向丹麦宣战，自然就缓和了奥地利的不信任和拿破仑的愤怒情绪，也缓和了德国公众舆论，特别是他自己国王的抵触情绪。直到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被征服，暂时成为两国的共同财产，这盘棋才算结束。俾斯麦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需要一个国王。后来他说过，“我拴住奥格斯堡公国的君主，让他像牛一样犁地，一旦它开始犁地了，我就不用拴住他”。这句话生动的反映出俾斯麦的作风，也使这个大地主对国王的蔑视昭然若揭。
不过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序幕而已，因为俾斯麦决心要将奥地利从德国排除出去。他毫不犹豫地将这800万德国人拒之于德国国门之外，这是因为与其说俾斯麦是德国人，不如说他是普鲁士人，并且他也决不是什么欧洲人。在俾斯麦以前，梅特涅曾经企图作为欧洲人行事，但最后终于失败了。如果说，梅特涅推行大国平衡政策，从而为德国争取到较长期的和平而获得信任的话，那么俾斯麦也应获得同样的信任。梅特涅维持了39年的和平，而俾斯麦维持和平则达43年之久。事实上，在这两位政治家下台后，和平还继续维持，前者继续了16年，后者继续了24年。在这期间不仅实现了休战，而且还改组了欧洲。
所谓“大德国解决方案”，系指这个德国应吸收所有的德国人，这是那位法兰克福杰出人物所期望实现的目标。这一方案只有在哈布斯堡王朝分崩离析时，才有可能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彻底击败这个民族众多的国家，这在1918年以前始终没有做到。在19世纪，一个古代帝王能将这些小邦团结在一起，靠的不是统治者的智慧，而是他们的暴虐，更谈不上靠人民对皇朝的拥护。如果俾斯麦能像后人要求那样统一德国，他早就应该给予多瑙河沿岸的六个不同民族以自由，建立六个国家，并且选举产生六位总统。但这在1860年为时尚早。
1866年普鲁士蓄意向奥地利挑起的国内战争受到了谴责，它比1740年腓特烈大帝发动的战争更缺乏道义基础。这两次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普鲁士，不过腓特烈大帝要求的只是一个邦，而俾斯麦所要求的，则是建立一个几乎包括所有德国人在内的联盟。这个目的他达到了。
就事实而论，这场战争完全是他个人发起的，是他将这场战争强加在两国身上，因而他成为普鲁士最受人憎恨的人。俾斯麦招致了所有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他：自由派出于信念，工人为了团结一致，教士出于道德观念，皇后由于害怕，王储出于挚爱和平，而国王则因为他已经70岁了。他们都反对这场战争。全国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臣民骚动不安，国库缺少经费。军人也不支持俾斯麦，只有少数将军，特别是一位非常诚挚，名为隆恩的将军支持俾斯麦。此外，俾斯麦曾一度获得拿破仑三世某种程度上的同情。他不久前拜谒过拿破仑，巧妙的争取到拿破仑的支持。支持俾斯麦的还有正处在成长过程中的年轻的意大利。俾斯麦设法和意大利签订了条约，要求意大利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开战之后，也向奥地利开战。此时，一切事情均依靠年已51岁，易于激动的俾斯麦，他经常发怒，经常生气。一个五月的下午，在柏林菩提大街上，有个青年疾走趋前，走近俾斯麦身旁，在极近的距离内，对他连发两枪。俾斯麦没有带武器，他身体很壮实，个性很强，从不要求卫士或警察的保卫，在这个刺客还没有来得及发射第三枪时，他迅猛地将凶手手中的枪打落下来，使自己幸免一死。有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可这就像通常赌博那样，竟然打在他富有弹性的肋骨上又弹了回来。全世界都为这次谋刺失败而惋惜不已。这颗子弹只要向一边移动小小的一英寸，俾斯麦就会被打死，当然也就不会发动这场战争。正当俾斯麦这根胸腔肋骨遭到子弹击中后很快复原时，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撰文指出，历史的进程完全是经济因素造成的。
六个月以后，俾斯麦以奥地利不履行条约为借口出兵奥地利。在他发表最后通牒后，不发一枪就占领了一些小邦，如萨克森和黑森州的卡塞尔。普鲁士士兵的热情并不高，只是由于他们的勇敢和纪律性，也由于他们有骁勇善战的将军和新型改进的长枪，他们取得了胜利。大约在同时，从南部发起进攻的意大利人在库斯托札和里沙受到挫折。这场战争持续不过几周时间，在波希米亚的哥尼斯格拉兹的战役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在这紧要关头上，奥地利被打败了。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奥地利将军、意大利问题专家贝内德克并非出于自己的愿望而被派到波希米亚打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因为奥地利的威信不高。战争的结果使奥地利在南部失去了维奈迭亚。普鲁士什么也没有失掉。正当普鲁士国王和将军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而兴高采烈，企图乘胜直接向维也纳进军时，像巨人一般坚定的挡住他们进军的正是发起这场战争的人。这些军人既无视战争带来的巨大毁坏，也看不到已经出现早期的霍乱，更看不清欧洲的形势。拿破仑已经一再提出警告，并且派了特使去普鲁士司令部进行调停。俾斯麦清楚地意识到，他可以发动一场反法战争，也许他必须这样做，但现在尚为时过早，不能立即就干。他表示，节制是古代最崇尚的美德。他既不要被征服的敌人割让土地，也不要他们赔款，更不允许胜利进军维也纳，羞辱敌人。他认为，这种做法只能使仇恨永远存在下去。为了安抚昨日的敌人，以免明天他们去支持法国；联合高于征服，友谊胜于羞辱，这就是俾斯麦的目的。在尼古拉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国王坚持要求惩处主要战犯时，俾斯麦显示出完美的历史伟人的风度，他说：“对我们而言，现在不是去审判谁，而是推行德国的政策。此外，更应该受到谴责的不是为了生存而进行反普鲁士斗争的奥地利，而是进行这场反奥地利战争的我们。”
这时将军也开始仇恨俾斯麦。俾斯麦认为自己已是名誉扫地，他提出辞呈，并且准备去当一名军官。他很清楚，在国王心目中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不过他也知道，他和国王交往只有四年时间，他们之间的友谊还没有成熟，并且还有许多人逼迫国王罢免他。最后还是国王屈从了俾斯麦，此后国王在他余生中一直信赖这位顾问。国王是通过发表一份令人难以理解的公告表示屈服的。后来他又对这份亲笔写的公告采取了蔑视的态度。
从此，俾斯麦联合了被打败的奥地利，使它成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时俾斯麦达到了他一生的顶峰，此后他再也未能逾越这个高度。
德国反对建立自治政府————《艾姆斯公文快报》————1871年的胜利————凡尔赛宫的加冕————阿尔萨斯·洛林
普鲁士获得了德国的领导权。此时，它又兼并汉诺威、黑森州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扩大了自己的版图。对年轻的德国贵族而言，这正是他们一向追求的理想，他们的祖先划地为界，拦路抢劫的封建贵族这样做过；他们的后裔纳粹政权也是如法炮制。这时，柏林宫廷的贵族军官各有打算，吞并黑森州以后，他们想使这个地方公国成为皇家酒窖。连掠夺成性的俾斯麦也不得不出来加以制止。在德意志联盟崩溃之后，俾斯麦终于建立了“北德联盟”（1867——1871），采用黑白红新的三色旗，这是普鲁士旗加上“汉萨同盟”的旗。由于有了这个新的称号，普鲁士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席也有增加，而这个国民议会在作了若干条文修改后得以继续存在下去。普鲁士国王掌握了“主席团”，俾斯麦成为“首相”，对北德国会负责。至于从邦联向联邦如何过渡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得到澄清。
这些变化导致德国建立代议制的政府。因为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暂时休会时，选举产生的北德国会使部分德国人民可以行使权力，制止占用国家拨款，从而对其外交政策施加影响。战争与和平以及与外国结盟等事项完全成为担任议会主席的普鲁士国王的事。而在德国国会中，国家事务继续由德皇处理。俾斯麦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玩弄花招，将内阁大臣会议主席和首相两职合而为一，由他本人担任。这是另一个一直沿袭到1918年的传统。俾斯麦希望自己负完全责任，将大臣们置于从属的地位，这就需要更大的控制。但是国民议会宪法不是自天而降由上帝恩赐的，而是通过人民投票产生的，因而人民对政府应有最后的监督权。可是在这个问题上，竟以230张反对票对仅有的53张赞成票而遭到否决。这件事发生在美国人和法国人决定自己治理自己一个世纪以后，英国人决定自己治理自己两个世纪以后。而在德国，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即1918年，德国人民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政府，而14年以后，他们又无可奈何地将这个权力交给了希特勒。
由于各个公国的新议会继续存在下去，因而在德国建立共和国之前，各个议会之间的竞争是激烈的。俾斯麦容忍这一切，不过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已。普鲁士内部存在两个议会之间的抗争并不是坏事，他认为，这种新形式最终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就像一个刚进糕点店的学徒，先给他吃够甜食，吃腻了，也就不想再吃了。
随着战争的胜利，普鲁士本身的冲突没有多费周折就消失了。胜利对内部危机也产生了同样的作用，就好比生了孩子后，夫妇双方都满意了。俾斯麦机智敏锐，善于利用时机，又提出赔款问题。自由派分裂为二，大部分普鲁士公民被激发起民族主义情绪，转而倾向政府。此时此刻，治理普鲁士并非难事。在德国，胜利总是削弱人们思考的能力。只有在少数社会民主党人身上还反映出新时代细微的迹象。只有少数专家觉察出，在此后的三年内，普鲁士内部正在兴起，而法国内部正在衰落。专制独裁在行将衰落的最后时刻，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还富有生命力。然而它的内部早已腐朽不堪，顷刻之间，就会分崩离析。
关于普法战争历史（1870——1871），本来无须重述，只是人们不时以这场战争为例指责德国，对这一点需要加以修正。这场战争不是德国一手炮制的。
在这些年代里，俾斯麦确实一直在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他希望出现一种形势，使他有可能取得或无须取得法国的认可而实现德国的统一。当时确实有一段时期，实现德国统一更大的障碍看来不是来自拿破仑，而是来自德国的南部。普法战争是在巴黎策划的，这个朝廷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部分原因是出于傲慢，部分原因是出于害怕。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力图寻找解决的途径。皇后的野心，克雷孟梭公爵的狂妄，皇帝的日益不得人心，简而言之，古代专制独裁统治的规律是：不管他是停滞不前还是繁荣昌盛，只要他们没有新的作为，没有新的壮举，这个独裁专制政权就不能维持下去，这时他们就要挑起战争。这正是法国的敌人期望的，但敌人自己并不主动挑起，而是等待对方挑起这场战争。不论发生什么事，两国的人民均与之无关。
当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的冲突日益尖锐时，俾斯麦起先屈服了。而当拿破仑的大使提高要价，以战争或者羞辱普鲁士为要挟，遭到威廉国王的断然拒绝。这位老绅士是在四周一片水乡的艾姆斯疗养时提出法国的要求的，这只不过是傲慢的法国表示不耐烦的一个信号。国王给他在柏林的大臣发出加急电报，指示向所有的外国使节和新闻界公布这件事。国王的目的是要将法国的不合理的要求公之于众。国王这一做法，无论从个人还是从政治观点上来看都是无可非议的。
《艾姆斯公文快报》有24行之多，文风沉闷，继承了两个世纪以来官僚文牍冗词赘语的传统，系出自枢密院顾问之手。这是一份由国王的公仆发给他大臣作新闻用的电报。成百份类似的电报由成百位大臣或秘书起草。俾斯麦肯定不能不加修改而予以发表。他将这份快报删短为12行，有一处实际上是缓和了国王的语气，他故意突出法国挑起战争的危险性，并且沿用了巴黎的语调。不论是作为政治家、军人还是作为文体家，他都有权力进行这一文字修饰工作。经过他修改过的《艾姆斯公文快报》可以经受得起任何宫廷、任何议会和任何历史学家的检验。
但是当拿破仑在不到几个星期内在色当被击败和被俘时，战争的政治目的发生了变化。有些社会党人对战争投过信任票，两票弃权。现在德国人要将这场反对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而社会党人反对提供新的贷款，反对在德国突然兴起的要求将阿尔萨斯和洛林攫为己有的运动。这时，只有德国人民自己才能迫使这场战争停下来，而由于不断的胜利，德国人民似乎乐于战争。
这一时刻，正是冯·莫尔特将军这位有着半个丹麦血统的人充分显示才干的时机。他思想高尚，沉默寡言，具有诗意般的力量，在典型的普鲁士将军中，几乎是最孤立的人物。
在德国总参谋部军官中不乏这种例外的人。但是，他们即使庄重而有着高度文化教养，却也难以摆脱普鲁士同行的传统束缚。莫尔特将军说过，永久的和平不过是梦想，“甚至还不是一场美梦”。
俾斯麦的一生表明，他是一位富有建设性的政治家，即使从品质上来看，他也不同于他那些具有破坏性的今天的继承人。在当时他更为关心的不是法国的战败，而是德国的统一。在战争爆发的时刻，他成功地说服南部德国支持他，这甚至出乎他本人的意料。现在由不同血统的德国人组成的一支军队正在胜利向前推进，他意识到时机已经到来，他要和人民并肩战斗，出其不意的提出统一德国计划，使德国国王也措手不及。他一手策划的德意志帝国，就好像手艺娴熟的厨师一样，顷刻之间就端出一盘炒鸡蛋。
他选择波旁王朝旧宫作为举行庄严的加冕典礼的地方，甚至在签订停战命令和征服法国首都之前就选好了，是有他的意图的。这一做法或许是有点出于诗人的灵感，但从政治家观点来看，肯定铸成了大错。四年前他拒绝进军维也纳，避免了一场同样性质的错误，而现在他却因指定凡尔赛宫作为加冕典礼的地方，而招致每一个法国人数十年后一直对德国的愤然不满。这件事根本没有和德国人民商量过，因为德国国会代表团抵达总司令部绝不是为了将皇冠授予威廉国王，如1849年将皇冠授予威廉的兄弟那样，而只不过是为了声明他们同意各邦国王的决定。
威廉和他兄弟一样，本来不希望接见人民的代表，只是在俾斯麦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在凡尔赛宫举行加冕典礼时，没有普通的德国人。凡尔赛宫明镜大厅里站满军人，唯一不穿军服的是宫廷的传教士，他身着教士制服。
甚至各邦国王也不像绘画中显出的那样高兴。巴伐利亚国王不得不根据俾斯麦来信的意见，将皇冠让给他多少有点仇恨的对手。王储们称整个过程是一场精心制造的混乱。而威廉则愤然大怒，他并不希望“用普鲁士灿烂的王冠换取一顶污秽的皇冠。”当时他已73岁，在这一非常重大事件的前夕，如新娘出嫁前那样，痛苦的大哭一场。婚礼是被迫举行的，因而新娘究竟应该穿什么衣服，就成为争论的主题。国王不想成为德国人的皇帝，而要成为德国的皇帝，俾斯麦碍于法律，不同意这样做。这一点激怒了老国王，他从皇座走下来，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过俾斯麦身旁，连招呼也不打，就径直和将军以及各邦国王握手。早在一千年以前，查理曼大帝也是在内争纷乱中加冕的。
和约缔结以后，国王进行了报复。这一次，他和容克地主、将军们一起，压倒俾斯麦，取得了重大胜利。俾斯麦在对奥地利战争后，成功地取得了和解，没有兼并奥地利。这次他出于同一目的，主张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法国，然而他失败了。
在此以前数年内，俾斯麦对阿尔萨斯和洛林根本没有什么打算。出自他手笔的文献和书信，从未提及过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之事，而且甚至令人惊讶地看到俾斯麦还揭露了某些方面的内情。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法应是让这两个地方独立和中立，至少要通过公民投票。但是现在德国将军们坚持认为，如法国的防线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延伸到大海，类似现在的马其诺防线，而德国又没有一支海军作为平衡的力量，这对德国来说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德皇认为，阿尔萨斯的一角邻近位于德国腹地魏森堡，可以切断南德的通道。面对德皇的异议，特别是将军们胜利后的喜气洋洋情绪以及德皇的威胁，俾斯麦让步了。可是德皇此时又感到他正受到第二次的欺骗。德皇的意图明显的带有骑士的气概，他要重新征服过去祖先仅仅得到一笔年俸而放弃给“太阳王”的土地。
针对德国当时展开的激烈辩论，俾斯麦声称，不论对他还是对别人，都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幻想。他说，“将阿尔萨斯说成从前是德国的，这是教授们洋洋自得的见解。而我们需要的是防守的碉堡。……我认为拿下洛林的主张不可取，但是将军们认为，占取洛林的梅斯，可以相当于加强12万人兵力，是必不可少的”。于是这一地区的200万人民，几乎有半世纪之久沦落在普鲁士铁蹄之下。他们的下层人民讲话含糊不清，混杂着两种语言。后来从1918年到1940年，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两个大国竟然不能出于理智而让这一片地区独立。这一令人惭愧而难解的问题今天将再度出现。
教会反对俾斯麦————德国的富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出现————俾斯麦要和平————他治理欧洲————专制独裁者
俾斯麦，这位容克地主，胜利者，反动派，转而倾向自由派。从1871年到1878年，他在自由派支持下，主宰德国国会。这个国会系旧的北德联盟议会，只不过由于增加了南部各邦而扩大了。这些自由派人士的确善于甜言蜜语。奥地利战争之后，最墨守成规的容克地主背离了俾斯麦，不久，这个阶级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也起而追随容克地主。对他们而言，俾斯麦的权力太大，而且他还不是天主教徒。当时在柏林，区别一个人好坏的标志是他是否为天主教徒，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皇后本人最热衷于这一风尚。
建立帝国之后，俾斯麦旋即陷入与新成立的天主教党————中央党的严重冲突之中。这时，使德国中世纪充满铿锵声的亨利和格列高利的阴影在德国再度出现。但是这次却不是教皇声明教皇一贯正确。俾斯麦从不认为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一贯正确，他对这种声明简直觉得可笑。这场冲突也不是由于耶稣教徒要发动改革而产生的。这场冲突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俾斯麦是一个独裁者，他不能容忍在国内还有另一股势力存在，更不能容忍国际势力干预德国事务。此外，还有个人之间的宿怨。
倍倍尔像
倍倍尔（Bebel，August，1840——1913）德国社会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缔造者之一，为该党最具影响及最得人心的领袖达四十余年之久，西欧社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
温德霍尔斯特，被兼并的汉诺威前大臣，与古尔夫（被罢黜的汉诺威国王的追随者）一起为反对普鲁士而战斗。温德霍尔斯特现在已成为天主教党的头子。这位态度粗暴，冷冷冰冰又极其机灵敏锐的人，可能是德国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议会雄辩家。开始，这场冲突十分平淡，主要目的是摧垮持反对意见的传教士。但是，1874年一个天主教狂热分子企图谋害俾斯麦事件后，冲突就尖锐化了。于是，政府将教区所属的学校均置于它监督之下；提倡民办婚礼；传教士的任命必须公布；移居，判刑等宗教法令在法律上均属无效，致使一千余传教士住所空无一人。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鼓动人民的热情，特别是鼓动波兰和阿尔萨斯人民的热情，在这些地方德国政权和过去一样还在遭到反对。中央党在国会中议席增加到92席。因为在德国，即使某个政党遭到非难，其议员仍可公开表示反对意见。
19世纪70年代，德国国会成为全国讨论问题的新论坛。这是一个真正经过选举产生的德国人民代表机构，它是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这个制度在西方其他国家已有一两个世纪的历史，德国早就应该拥有这一工具。从这一时刻开始，也就是说，在过去七十年来，德国人民开始参与治理国家，要对德国发生的任何一件事负责。阶级和偏见始终存在，而且一直存在到今天，不过这七十年来，德国人民终于知道什么是投票箱了，他们至少对历史承担了部分的责任。从此以后，德国人民干的事，特别是他们没有做到的事，并不仅仅说明国王和容克地主的性格，也说明了他们自己，德国人民的性格。
威廉·李卜克内西像
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1869年，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它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政党。
此时，杰出的思想家和战士在国会中兴起，正如每个时代一样，总是左派比右派多。像维尔乔夫和里希特这种人出现了，他们是从事改革的继承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德意志精神第一次在国家机构中取得了发言权。一小部分具有高度教养的人士在右派行列里也涌现出来。
德国工业兴起后，经历了大危机中断时期，随后又出现了高涨局面。所谓“创业热”时期在德国是新的，也是短暂的，因为这种投机活动终究和德国人性格格格不入。仅仅1872年，在普鲁士就成立了大约500家企业，拥有15亿马克的资本额，这可谓是一件大事。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六家大银行，其中一家早在1851年就成立了。从1870年到1890年，资本额的增长达到原先的三倍，这一事实表明，德国正在大力开拓商业经营活动。汉堡到美国的航线和北德伊利亚特航线，由两家大轮船公司经营，发展迅猛。从1850年到1890年，德国人口由3000万增加到5000万。每个人都希望流入城市，1890年左右，已有一半德国人民是城市人口，到1895年只有不到19%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在德国以其他国家同样速度发生这一变化的过程中，破坏了德国人的性格，也大大地丰富了德国的物质财富。每个国家都需要大量人民群众从事农业劳动，正如大风琴要为大合唱伴奏和农村要为喧闹的城市服务一样。不过德国离开土地的步子更快一些，更热情一些，更彻底一些。当然在农村我们称之为德国人的不安全感要少一些，在城市，这种不安全感肯定在增长。德国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和代议制政府的发展同时并进的。在议会中，城市人口具有更多的属于自己同一阶层的代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农村人口则没有这种可能。其结果他们之间的鸿沟比其他国家更大。
在城市也开始出现了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拉萨尔死后，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分裂。在北德议会中，首先投弃权票，后来又在对法战争期间发言支持法国自由的两位社会主义者，一个是倍倍尔，一个是李卜克内西。
倍倍尔是进入德国公众生活的第一位工人，他出现得比较晚是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爆发革命。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作为一个士兵的儿子，一个监狱看守的继子，从孩童时代就目睹德国人的残酷。他是拉萨尔曾经非常希望成为而未能成为的人民的人。但他的影响始终未能超出他所属的政党范围。具有更为明显重要意义的则是李卜克内西。他出身书香门第，一生清白，情操高尚，孜孜不倦，看来他是条顿人最卓越的代表。他是路德的后裔，他的一张年轻时的肖像，从外形看并不像路德，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改革家。画像上他身穿自由军团军装，他是大学生协会成员，在学生时代他就梦想侨居在共产党人聚居的威斯康星州。他是那些在1848年起义后没有去成美国的一批人中的一个，他先被判处徒刑，后被赦免。
1869年这两个人，一个木匠和一个政客在爱森纳赫建立了社会民主工人党。它最初的宗旨是仿效瑞士，至少是苏黎世的模式制定宪法，要求建立民兵，实现普遍的公民投票权以及新闻自由；其最终目标是建立共和国。他们两个人被判处轻刑，被监禁在碉堡里，度过了两个欢乐的年头。倍倍尔本来家境贫困，疾病又摧毁了他的健康，只是由于政府的花费，他得以养精蓄锐，向李卜克内西学习语言、历史和许多他所缺乏的知识。他们两个人像济金根和胡登一样，在监狱中，长者教，幼者学；也许这是座令人愉快的碉堡，和古代骑士城堡中的花园也相差无几。
容克地主和自由派之间，自由派和工人之间，教会和国家之间在议会中相互斗争，并且以相当正常的方式持续了七年。
与此同时，法国的教职人员和文人鼓吹要复仇。在巴黎，代表斯特拉斯堡的雕像蒙上一层灰布罩。在教堂中，人们祈祷要收回失去的省份。看来，三个天主教强国结盟反对新生的德国是可能的。全世界都不信任俾斯麦，这个人在六年之内发动了三场战争。维多利亚皇后将他比作新的拿破仑。巴尔干骚乱的加剧又为他们提供了动手的借口。看来所有的情况均在推动俾斯麦再次向孱弱的法兰西进军。莫尔德特将军麾下有着精兵良将，他预计在1876年开战。今天有些历史学家责备俾斯麦犯了一个错误，没在当时摧毁法国。
但是俾斯麦没有动摇，他维持欧洲和平达二十年之久。如果他热衷于新的荣誉和攫取新的领土，他可以在19世纪70年代缔造一个他在德国历史书上看到过的那样一个世界强国，至少他可以试图干一下。但是他始终没有动手，甚至没有进行恫吓。
1878年他改变了德国政策的路线。他曾引退在家数月，专事攻读经济学，时年62岁。他再度出山后，力主推行保护性的关税制。他和教皇皮乌斯九世交好，长期以来反对天主教的斗争停止了下来，矛盾的双方没有一方成为胜利者。俾斯麦已经转而反对自由派，现在又反对社会主义者。他利用两次刺杀德皇事件作为行动的借口。其中一次，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遭受重伤。另一次看来与俄国的虚无主义者有关，而俾斯麦却把这件事加在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头上。德皇和首相这两个人的脾气很怪，由于凶手没有用枪弹，而是用一支猎枪像打兔子一样朝德皇开了一枪，对这一点，他们两人大为恼火。俾斯麦迁怒于社会党，只是因为它已拥有150万张选票，出版有二百余家报纸，这个党实际上是无辜的。俾斯麦转而伙同保守分子提出针对社会主义者的紧急法。
人们往往以越来越大的兴趣注视伟大人物的晚年。因为这时他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智慧和才干也达到顶点。耶稣虽则死得较早，但他在临死前也成熟了。拿破仑只是居在圣赫勒拿岛上时生命才达到了巅峰；歌德在晚年和浮士德一样有了真知灼见；而贝多芬则以他的第九交响乐达到了他的音乐创作高峰；伦勃朗和提香最后的作品成为人类神圣的财富。但是俾斯麦和克伦威尔、路德、梅特涅一样，随着年事日迈，每况愈下，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外交方面，他在担任首相的20年内，不愧是一名能手。1878年解决巴尔干问题的柏林会议后，德国自维也纳会议以来，第一次处于欧洲的关键地位。这在柏林和普鲁士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与法国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而且自从俾斯麦在同一时间内和俄国、奥地利缔结全面条约以后，这些国家可能结成联盟，对付新德意志帝国这个一直到晚年还缠绕着他的噩梦终于消失了。
俾斯麦在19世纪20年代完成德国统一大业后的基本思想，主要出于对德国的地理位置的考虑。他认为，德国地处东西方交界，和邻国有漫长的边界，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能攻难守。唯有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才能避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危险。只有具备了当时北美处境的国家，才能以海军取代陆军。对俾斯麦来说，在海外占据地盘和拥有一支巨大的海军在当时看来是危险的。德国人在指导管理方面并无才能，英国也决不可能作出让步，听任一个军事大国在海军力量方面与英国并驾齐驱。和俄国以及奥地利结盟，与法国交好，不参与或少参与大陆以外的争夺，在俾斯麦看来这是对帝国安全最好的保证。出于这一原因，他最初不支持任何谋求殖民地的意图，后来他的支持也是有限的。卡尔·彼德斯、吕德利兹和维尔曼是当时开拓殖民地的先驱人物。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才不再抵制而采取稳重的殖民政策。
因而可以说，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在最初的20年内，并不具有帝国主义特性，甚至可以说，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但是在国内事务上，俾斯麦却缺少对人民和时机的了解。他很后悔允诺人民有普遍选举权，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他希望通过制定三项帝国法律先发制人，对付社会主义者的宣传。他推行医疗、劳动保险和老年退休保险体制，强制工人参加这些保险，以保护工人不受雇主之害。这是最早进行的改革，以后经过不断修正，实际上各国都接受了这种方式。美国直到50年后，才接受这个基本原则。
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一些时间，他制定紧急法，以反对社会主义者的阴谋为借口，查禁1300多家报刊，将900余名工人领袖放逐到国外，1500名工人领袖被投入监狱，给大量工人领袖家庭造成不幸，因而俾斯麦遭到广大群众的痛恨。他既是独裁者同时又是改革者，这是典型的德国人。他想将社会正义和暴力糅合在一起，他甚至诡辩说，在他统治的地方，采取这些措施，是基于道义的考虑。尽管他查禁了政党，整肃了舆论，防范了某种思想，可是他的这些做法，却为欧洲上百个正在变化的政府，甚至为他今天的后继人提供了模仿的样板。
他最后终于失败了，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所有这一切，才是他犯下的最大错误。
军人的胜利————尼采论新德国————叔本华和黑格尔————三位音乐家————反艺术的帝国————反精神文明的俾斯麦
“俾斯麦使德国伟大了，而使德国人渺小了”，他手下的一位大使写下了这句惊人地刻画出俾斯麦和德国人性格的真实性的话。
19世纪70和80年代德国统一后，德国人发现自己置身于新富裕起来人民的行列之中。他们经历了长时期的失败和艰难处境，突然醒来，受到无数人的注目，这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功劳而是由于处境顺利。他们艰苦劳动，孜孜不倦的奋斗和永不满足的活力，所有这一切赢得了外界的承认，但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德国公民。由于德国知识分子的领袖无一不屈服于统治者，德国公民作为自己国家的一个成员，从来也不能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自豪。直到30年代战争以前，德意志帝国还是十分强大的，不过支持它的不是平民百姓，而是贵族。平民兴起后，德意志帝国一落千丈，衰弱破落，而组成帝国的各个部分依然掌握在各邦国王和容克地主手中。在这个世纪初，父子两代人流血牺牲，没有赢得解放。经过斗争，他们没有得到本来允诺给他们的权力。第一部虚伪宪法的制定，不仅伤害了而且也侮辱了德国人民。他们没有找到奋起反抗的力量，他们曾经这么干过，但很快遭到了失败。
但是现在已是1871年，帝国不仅几乎在一夜之间重新统一起来，而且它战胜了著名的法国军队，取得辉煌胜利，声威大震。仅在这时，德国人才第一次通过现代公正的选举法，得到了参政的机会。本来这是人民穿上军装，通过斗争，争取到的权利。可是除了少数地方外，人民还不习惯享受这种权利。国家的统一，帝国的兴起，财富的积累，外国的尊重，这一切看来好像完全是炫耀武力的结果，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一个始终处于统治和发号施令地位的阶级，必然得不到人民的尊敬和仿效，现在人民开始看透了这个阶级。在腓特烈大帝统治下，每一个少尉都是容克地主，即使在解放战争中，至少每个将军也是容克地主；但是实行普遍兵役制后，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下，俾斯麦在三次战争中不得不允许平民老百姓进入这一身着戎装的禁区。其结果是大大地加强了民族自信心，这是非常合乎自然规律的。
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一直被肢解，现在首次取得世界性的成功，随之而来的是德国人令人不愉快的一面也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他们在开始时表现出来的狂妄自负要比实际情况严重。当这种狂妄自大经过一两代人已经变成德国人一成不变的性格时，当新的德国人已经给外界留下了不良印象时，德国人感到自己受到更大的损害，抱怨整个世界未能正确认识他们，更激起他们的狂妄自大和沾沾自喜，致使引起全世界越来越大的反感，和人们今天几乎完全看不到德国人的美德。
敏锐的观察家不久即看到了其内在的原因。尼采，这位除了歌德以外，对德国人认识最为深刻的人，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用下述一段话描绘了新德国人的思想状态：
在整个欧洲，人们恐怕难以找到更令人反感的语调了。这种语调冷淡，无情，简直是漫不经心的嘲笑。而现在这种语调对德国人来说却是文雅的。我可以听到青年军官、教员、妇女和商人毫不犹疑地，用这种细腻文雅的语调讲话。确实连小女孩也在模仿这种军官讲话用的德语，因为这是军官，普鲁士军官发明的讲话语调，而同一个军官，如果是一个士兵，一个商业专家，他讲起话来，却那么和蔼谦让，赢得人们的仰慕，所有的德国人，甚至包括教授和作曲家可能都得向他学习。但是他如果一旦成为德国军官，他又是古老欧洲讲话最刺耳行动最鲁莽冒失的家伙，毫无疑问，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即使有教养的德国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仰慕军官，而军官是为社会定下基调的领导人，还有谁能不模仿。
这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首先是下士和中士模仿这种语调，讲起话来粗声粗气。听听那些大声叫喊的司令官，实质上是他们包围了城市，在各个城门外面操兵练马。从这些大声吼叫中，人们可以感到，他们是何等的傲慢、粗暴和冷酷。
德国真正是音乐之国吗？只要听听他们讲话的声音，就能无可置疑地说，这个国家越来越军事化；他们一旦习惯于用军人腔调讲话，到头来在他们写文章时，也是军人腔调十足，因为习惯于用军人腔调讲话。某些习惯甚至对一个人的性格也产生深刻影响；一个人一旦习惯于用某些字句，最后甚至思考起来也是用这种语调。
新觉醒起来的市民的野心只能破坏德国人的精神生活。正是这个原因，几个世纪以来，思想教育未能在国家和精神之间取得平衡。过去的规律是国家和精神，两者之间只能相互抵触，而不能相互支持。即使在俾斯麦权盛一时的时代，也只能导致德国天才的衰落。
在本世纪帝国统一之前，伟大的思想家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人才辈出。在绘画艺术领域，16世纪产生过许多艺术大师，而现在出现了三个世纪的巨大差距。这一领域早已让法国一执牛耳。在19世纪，三四名突出的画家中，只有门采尔通过描绘腓特烈大帝时代和这个国家保持某些联系。马雷斯、查尔巴哈和布克林继续走罗马的老路，他们的作品大部分出于意大利。在这一世纪里，简直没有一个雕塑家或建筑师，其影响超越这个国家的国界和超越过这个时代。
新帝国是紧跟在德国哲学和音乐时代之后出现的，但新帝国既不重视哲学也不重视音乐。叔本华在1810年到1820年之间他青年时代写下了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此时俾斯麦刚刚诞生。不幸的是叔本华在德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很成问题。他的祖父母是荷兰人，他的双亲对普鲁士人深恶痛绝。当但泽市落入普鲁士人手中时，他们携带自己五岁的幼子离乡他去。但是叔本华所受的教育和语言是纯德国的，因为他富有文学修养的母亲在魏玛度过晚年，叔本华在那里受到歌德巨大的鼓励，这对他的命运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和他不共戴天的仇敌黑格尔两人同时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征服了这个世界，直到今天，依然对人类思想体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的成就是德意志思想精神的财富。这两个德国人以及尼采的哲学，为19世纪开拓了新的重要道路。
黑格尔为新的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好像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源出于他的思想。他和叔本华一样，既是哲学的奠基人，又是艺术的奠基人。只是其中一个人的德文非常艰涩难懂，而另一个人写的一手好德文，远远超过以往任何德国思想家。叔本华追随歌德的文风，将天生的直觉和细致的观察，创造性和科学，信念和认识结合在一起。他的父亲很明智，让他通过旅行和学习语言，摆脱国界的限制。在他几乎默默无闻地居住在法兰克福的30年内，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旅游，或去雅典、伦敦，或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因此，他对德国人的看法和歌德以及其他人一样，他曾经这样描绘过德国人：办事效率高，显然是在政府的驱使下办事，与之相比，法国人举止庄严，有着丰富经验，法国人善于了解大自然，探索自然发展的道路，而不是生硬地改变自然的规律。出生于这个国家，应是多么幸福啊！
叔本华像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如尼采和卢梭，他的哲学兼有文学的感染力和哲学的洞察力，他之所以被划入浪漫派哲学家，就是因为这一点，他是哲学家中的少有者。
贝多芬之后出现过三位伟大音乐家，一位是奥地利人，一位是萨克森人，一位是犹太人。他们也是在俾斯麦之前创作了伟大作品，那时德国还没有统一。三位音乐家都在青年时夭折，他们与国家政权毫无关系，但与德国人却有很深刻的渊源。
韦伯像
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1826），德国作曲家、钢琴家、评论家、歌剧导演。德国古典音乐过渡到浪漫主义时代的主要人物，被称为德国民族歌剧的先驱。主要作品有《自由射手》（1821）、《邀请舞》（1819）和《音乐会短曲》（1821）。1821年《自由射手》在柏林上演时使他一举成名，从而成为民族英雄。
舒曼像
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音乐史上最突出的人物，在他的艺术创作中深刻地反映出德国浪漫主义的优点和弱点。
门德尔松像
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是犹太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呼吁宗教宽容，支持犹太社区融入普通的德国文化和生活。
韦伯出身于江湖医生家庭，自封为贵族，他创作的浪漫主义歌剧，表现了德国人的巨大天才，没有任何其他德国作曲家能将如此悦耳动听，而又雄浑刚劲的乐曲倾注在德国人的心坎里。韦伯的乐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刻画森林和矮人，水妖和巫人，月光和幽默的恶作剧，而莫扎特的歌剧都是以地中海人民为背景的。如果说，德国的一切文化都给湮没了，但韦伯的三部序曲和《邀请舞》留下来了，那么几千年后，发现者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支被埋没的民族一定是很迷人的。
舒曼，这位几乎被法国人看做是自己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歌词内容，表明他事实上是一个地道的德国人。特别是他根据艾兴道夫的诗谱写的曲子，对其他国家来说，有如欧洲人听阿拉伯音乐一样陌生。他和韦伯一样，在他谱写的乐章中有德国的森林、打猎、号角和其他等等。舒曼和韦伯不同，韦伯身患肺病，在作曲中有着激昂的情绪，而舒曼更为忧郁。他被称为贝多芬的最后一位门徒，这对两者都是不公正的。如果将他的前人贝多芬和后人勃拉姆斯加在一起，则在他的身上，两个人的长处他都兼而有之。
门德尔松是位音乐王国的优雅王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没有受到专家的信任。他将德国人和犹太人的精神融为一体，使其达到最完善的境界，他比之斯宾诺莎和海涅更为成功。这位哲学家的孙子，受教育于才华焕发的父亲。当时在1820年左右，他父亲的家是柏林名流和风雅女人幽会的场所。他的艺术生涯轻松愉快。最初是作为神童，后来又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遨游欧洲各国首都。他比莫扎特幸福。他13岁时在歌德家中，阅读字迹模糊，难以辨认的贝多芬手稿，演奏贝多芬的作品，后来他娴熟地演奏童年时代的大卫，（《圣经》中记载的古代以色列国王，童年时曾杀死勇士科利亚。————译者注）使八九十岁的歌德为之倾倒。歌德听了门德尔松如怨如诉的钢琴演奏，为之黯然神伤。这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因为此时此刻，这位来自地中海的年轻征服者，把歌德和贝多芬融为一体，三个人都受到德国思想精神的熏陶。
门德尔松在17岁还是大学生时，写下了《仲夏夜之梦》序曲，剧中的一个仙女调皮捣蛋，使他的思想中了魔法，而另一个仙女使他为之心动。这个犹太小伙子演奏这些描绘水妖、天仙的旋律使德国人韦伯受到启发，他采用同样的主题，写下了《仙境之王》一剧。他们的祖先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息，他们刻画了反映这个国家本质的自然环境，因而他们创作的音乐作品几乎一模一样，甚至他们自己有时也相互混淆，难分彼此。新帝国的兴起，丝毫无助于音乐王国的发展。勃拉姆斯诞生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汉萨同盟”诞生地汉堡。不过他和奥地利教员的儿子勃鲁克纳一样，生活在远离帝国的维也纳。他一辈子始终认为自己是属于南方的。这个帝国的一切，对他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帝国内，单调的写实主义风行一时。少数学者十分出色，不过他们年华已逝，如勃森、奇尔希胡夫、赫尔姆霍尔兹和维尔乔夫等人。这些人日后在柏林，以他们的才智而名扬四海，而俾斯麦对他们竟一无所知。最卓越的作家，无论是凯勒尔还是冯塔纳从未见到过俾斯麦。后者是半个德国人，出身于胡格诺派家庭，是他留下了对普鲁士容克地主最好的描绘。格利伯茨尔和黑伯尔孤零零地住在怀有敌意的维也纳。凯勒尔和布尔克哈特两个人都是瑞士人，他们对普鲁士的风气都深恶痛绝，而布尔克哈特，这位最伟大的德语历史学家，早在这个帝国鼎盛一时的时候，就已预言它将分崩离析。
俾斯麦这个最有权势的德国人，尽管他本人知识渊博，有着比国王和王室更高的文化教养，但他的家很空虚，很少文化界的人士去访问，这突出表明俾斯麦憎恨和人接触，而且越到晚年越为严重。他渴望权力到了疯狂的地步，以至于他先是没有时间，后来有了时间，但仍没有情绪阅读和倾听一切与政治无关的事。归根结蒂，他憎恨这个世界的一切，他爱的只有树木、动物和妻子。以前他非常欣赏贝多芬，只是因为听了音乐使他太激动，他又放弃了音乐。
在他的那个时代，还有两位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物，俾斯麦对其中一人是一无所知，而对另一个人又不欣赏。这两个人就是尼采和瓦格纳。
瓦格纳的出现————瓦格纳的听众————歪曲德国的传说————舞台上的天才————他的魔力————勃拉姆斯的出现————施特劳斯和奥芬巴赫
在所有富有创造力的德国人中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是最危险的人物。今天正是他，造成了很多的混乱，今天德国的情绪确实源出于他。
现在全世界谴责当前的德国制度，将其归罪于尼采，而真正要负责任的实际上应该是瓦格纳。希特勒成为瓦格纳的信徒绝非偶然。外部世界很不了解这一点，法国人因为欢喜瓦格纳的歌剧，因而也将德国的危险带进法国。非德国的国家只关心音乐，而没有看到音乐主题和内容象征的含义，这一点一直到今天都有影响。
瓦格纳的音乐对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作出的贡献流芳百世。他发现了谱写管弦乐和声乐的新领域，为整整一代人开拓了新的道路。他发现和创造的音色和其细微的差别，为前人所不知，使后人所难忘。而且他善于运用戏剧效果，这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此外，瓦格纳追求的是突出“艺术的整体”效果，这在当时早已为人们所摒弃。不过，瓦格纳仍不失为艺术史上变态的天才人物，其地位不逊于意大利雕刻家和建筑家伯尔尼尼或美国作家爱德加·阿兰·坡。
瓦格纳的激情感染力很强，给群众，特别是德国群众留下深刻印象。他写下了十部诗篇，孜孜以求的是用古代悲剧哲理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育，而后他也是抱着同样的目的撰写歌剧。如果仅仅将他看做是纯粹的音乐家，那是贬低了他。他既无意跻身于德国作曲家的行列，也不知道正是他天才的性格，造成了他的孤立。他不仅和七位大师很疏远，对浪漫主义派也很冷淡，他的同代作曲家勃拉姆斯也不重视他。不过由于后来的人大大不如他，这倒使他的创造天才显得很突出。在戏剧方面，他作为克鲁克纳和韦伯合适的后继者，成了后起之辈的导师。
戏剧是现实的幻想，这句话包含着瓦格纳的美德和他的危险性。他是德国第一个善于发掘演员的人，而且自从他拥有推荐演员的权力以后，他的做法完全不同于前人，因而使德国的这一做法充分发展。他的作品从来不是纯音乐的创作，而像渗上美酒一样使人陶醉，因而那些对美酒一无所知的人们特别欢喜他的音乐。他的作品在音乐欣赏能力不强的国家，甚至要早于德国更为人们所喜爱。最初对瓦格纳作品感兴趣的往往是与纯音乐无关的人。瓦格纳的音乐非常易懂，因为它表现方式多样化，情节紧张。他的歌剧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当人们对音乐感到厌烦时，可以看到动人的演出。甚至连每个孩子都能欣赏他的作品，因为当歌唱演员不能表达某一主题含义时，孩子们却能从剧情猜出其内容。有些人不能记住莫扎特的咏叹调，也记不住贝多芬四重奏的变调，却能毫无困难地记住所谓的“不朽的旋律”，它使那些没有旋律的歌剧唱词生动了，活泼了。歌剧中有1/3是表演，1/3是舞蹈，这足以使那些心不在焉的观众接受另外1/3的音乐。
尼采称瓦格纳为“德国糊涂虫的天才”，这一仓促中作出的断言，充分表明了尼采把瓦格纳的弱点系统化了。由于瓦格纳不擅长旋律，而精于交响乐，他对那些自己能做到的旧歌剧的“保留剧目”不屑一顾。由于他是一个生性烦扰的小人物，他总是将条顿的上帝和英雄描绘成性欲旺盛的巨人。根据他的自述，他的一生始终处于欣喜若狂和挫折沮丧之间的痛苦状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得不使出很大的力量“强迫他自己振作起来”，将每件事都看做是幸福的，他将德国传说中的中世纪骑士和女人，变成他自己的类型和同时代带有神经质的男男女女，以引起观众的兴趣，并使观众感到这些舞台上的角色同他们是接近的。
那么到哪里去找自己的观众呢？瓦格纳从未赢得过德国杰出人物的欣赏。也没有得到德国广大群众的喜爱。与他同时代的德国最优秀最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以及善于发现天才的人们一致反对他，而当时只有法国文学界人士，多是一些颓废的人，给他抹上一层抒情的色彩。而在另一方面，擅长音乐的德国人民在瓦格纳时期和这以后，继续依恋着教堂音乐和室内乐。甚至时至今日，他们还依然如此。在瓦格纳歌剧作品中，他们最能接受的是最初的三部浪漫主义歌剧，因为这几部歌剧，使他们回忆起韦伯的作品。当争论和流行一时的作品消逝以后，无论知识分子，作曲家和人民都不再去歌剧院。在瓦格纳自己看来比较好的后期作品，也没有一部能像《费加罗的婚礼》、《魔笛》和《自由射手》那样吸引德国人。瓦格纳歌剧的观众是小资产阶级。我们看到，希特勒号召的对象也是这些小资产阶级，当然也包括资产阶级。瓦格纳和希特勒的个性很相似，两者都是十足的狂热分子，同时又都是狡猾的演员。此外，还需指出，所有将瓦格纳说成是半个犹太人的企图，都无充分根据，必须加以驳斥。
在德国人性格中，一切最初的向往总是不明确的，他们有野心却没有把握，像淤泥一样，两个世纪以来沉积在河床上，遇有强劲的风暴就翻滚起来。它给瓦格纳，这个资产阶级分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路德的心理状态十分骚动不安，希特勒也是如此，他们两人确实都以变态心理来发泄自己。瓦格纳能够控制自己，因为他是一名作曲家和演员，可以找到各种方式发泄自己内心的紊乱和不安。路德渴望树立牢固的信念，他试图通过祷告加以实现；瓦格纳的一生都是为了争取生存。他通过歌剧中的英雄，特别是女性英雄获得了这方面的力量。如果说，瓦格纳塑造的女性揭示的正是艺术家本人的心灵，那么在他笔下的女性，总是易于冲动和残酷的，而且总是充满炽烈的感情。
瓦格纳像
瓦格纳是19世纪德国著名作曲家、文学家和指挥家，欧洲后期浪漫乐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为瓦格纳所建的歌剧演唱厅
瓦格纳并不比路德、腓特烈大帝更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和谐，这就是为什么这三个人要比歌德更受到德国人欢迎的原因。因为德国人只有生活在没有完工的拱门下时，他们才感到像住在家中一样舒坦。他们不喜欢完整性，而在生活中，他们喜欢的也是未完成的事业。体现这一特性的最高形式是浮士德，最低形式则为阿尔勃利希和梯图莱尔等人。
与此同时，瓦格纳在德国资产阶级中唤起的是神经质的性欲狂和出自本能的权力欲。因而瓦格纳不断地给俾斯麦写信以及《尼伯龙根的指环》一剧和德意志帝国同时诞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瓦格纳接受一切思想，抛弃一切阻碍他的东西，使他获得了成功，自从瓦格纳从革命者变成国王的朋友，从反德国的人变成爱国者，从享乐主义者变成悲观主义者之后，他就准备好了，而且以后他也确实如此做的，成为当时唯一愿意和俾斯麦以及新帝国走同一条路的德国艺术家。
瓦格纳为了在歌词和音乐中表达自己的个性，不惜歪曲德国的传说。现在的德国人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在他们还没有看到舞台上演出由黑伯尔改编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以前，他们甚至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在传说中叙述的乱伦，失败，个人的暴力都被夸大，并且用音乐表达出来，用喊叫和咒骂延长剧情，这在《菲岱里奥》和《唐璜》两部歌剧中只有很少几个悲剧性片断才采用这一手法。至于剧情，他所做的只是汲取了传说中他自己喜欢的部分。剧中充满了在财富和性欲引诱下对权力的贪婪。因而在瓦格纳的歌剧中，德国观众看到的是残暴凶杀和无辜不幸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到不协调。
《尼伯龙根的指环》一剧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显示了统治世界的意愿，而且仅仅用四个不同的主题旋律表达出来。他将这些主题旋律和拯救灵魂的旋律强行糅合在一起，这一过程只有几分钟时间用的是一段朦胧难解的音乐，瓦格纳为了将观众带入到一种神秘入迷的境界中去，粗暴地破坏了德国语言。没有一个非德国人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看到的瓦格纳歌词，只是凑凑合合的译文。
瓦格纳粗暴地破坏这种严谨的语言，其严重程度没有一个人能及得上。德国的诗人和作家对瓦格纳的作品嗤之以鼻，经常模仿成滑稽剧加以捉弄。但是德国的自由民对瓦格纳越来越心醉神迷，因为他能以德国方式理解德国古老传说的深刻内容，而且用简练明了的语言表达出来。瓦格纳试图用头韵掩盖他抒情部分的弱点，往往和他试图将剧中引起观众同情的歌词，提高到纯抒情诗的高度一样，使人感到荒谬可笑。他在《纽伦堡名歌手》中华特的《晨曦之梦的隐喻》一段唱词，就是以这种方式处理的。如果将瓦格纳的散文诗和希特勒的散文诗相比，这决不是对瓦格纳的侮辱。
受诱惑的是青年人。在《英魂传唤使》一剧的开端，设有长篇的独白，使观众有时间注意舞台的道具。这时年轻的德国人将一支剑刺入一棵枯树的树干里，这段唱词有五分钟之久，接着从舞台上方闪出光芒万丈，英雄将剑从树干中拔出，伴随这一动作的是响声直入云霄的C大调和弦，以象征性手法崇尚匕首和手枪。新德国典型的戏剧表演手法，壮观的行列，包括今天的列队行进，旗帜飘扬，华丽的场面，都源出于瓦格纳的作品，从《罗汉格林》到《圣·格莱的骑士》都是如此。
从统治世界的诱人幻想，对童贞肉欲的梦幻和瓦尔克利斯屈服于充沛的精力，还有嘶叫的野马，熊熊燃烧的顶峰，黄金、利剑和鲜血作为悲剧结局最后的点缀，这一切构成了德国人梦想的全部内容。上帝不仅以肉体的形式在舞台上出现，而且最后在昏暗的暮色中消失，而英雄也往往终因灵魂的极度不安而夭折，这一切都表现了浪漫主义的德国人对死亡的颂扬。他们认为，即使英雄和上帝，也要遭受命运的坎坷。
瓦格纳往往用动作和唱词作为网络，把音乐交织在这张网络上。除了序曲和西格弗里德的叙事诗外，他从来也没有创作过没有歌词的音乐，他留给后人的48首悦耳的乐曲，是他没有发表过的作品。他将这些乐曲编入《巴尔西法尔乐谱集》中，奉献给他妻子，作为永别的纪念。此时，他已精疲力竭，厌倦一切了。
作为一名全心全意的演员，他需要一面镜子，即使这面镜子只是用歌词构成的；作为一名戏剧导演，他需要节日般的舞台，庆祝的场面和空前动人的故事情节。瓦格纳关于舞台的艺术以及他那大吹大擂的本领，为今天的德国统治者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位统治者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成千倍地扩大了瓦格纳的行为。瓦格纳不倦的一再重复坚持一个主题的做法，希特勒把它用于自己的讲话及著作中，认为这是使人相信任何事件的最好方法，即使是谎言，说上一千遍也就成了事实。
勃拉姆斯像
勃拉姆斯（1833——1897）是德国19世纪后半叶最卓越的、古典乐派最后的一位作曲家。他继承了贝多芬交响乐的传统，汲取了深刻的人道主义和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着力表现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斗争生活，他的作品成为继贝多芬之后西欧交响音乐的杰出典范。
瓦格纳对德国的音乐界从来没有形成威胁，但在音乐领域之外，他毒化了这个国家的生活。他任意篡改古老的传说，他醉心于复仇、暴力，以及统治世界，他颂扬神经质，描写色情狂，一再呼吁生存，证实了这个民族的弱点。他精力充沛，足以扼杀整整一代的创造性的生活。直到1910年他的魔力消失之前，他的影响波及更低更广泛的阶层。（本书作者早在1913年在其所著的《瓦格纳或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一书中就探讨过这一问题。————译者注）瓦格纳的主题旋律产生听觉效果，瓦格纳的歌剧演出产生视觉效果。他们能通过音乐会、游行集会或朗诵，通过画报或用瓦格纳的名字，通过条顿复兴宗教，间接地听到瓦格纳的声音。当鲁登道夫将军创建新条顿异教时，可能他根本没有读过有关条顿族异教的原始材料，只是看过瓦格纳的歌剧《莱茵黄金》和《众神的黄昏》而已。
另一方面，勃拉姆斯的创作时期和瓦格纳属于同一时期，他代表的是另一个新德国。他不是生于普鲁士，而是生于“汉萨同盟”的汉堡，他将贝多芬永远看做他的理想人物。虽然他和贝多芬一样，早在30岁时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始终孤寂地栖居在维也纳，但在他的音乐中仍然渗透着北方的传统。在他的和声中，波浪滔天，汹涌澎湃，那是波罗的海连绵不断的层层激浪。这位典型的德国作曲家启示人们，德国面向了大海。
勃拉姆斯是最后一位娴熟于各种形式纯音乐的作曲家。他一方面继承了贝多芬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舒曼的传统。他是最后一位保持着伟大风格的作曲家，他没有在和他同时代而且比他获得更大成就的瓦格纳面前衰落下去，而凯撒·弗兰克就是在这种威风面前屈服了。勃拉姆斯的特点是作为音乐史上一个次要人物，他更多的是实行者而不是开拓者。他在音乐上是一个终止符，而瓦格纳则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
在那些年代中，拜罗依特纯音乐，德国的传说和审美观，犹如在《众神的黄昏》巨大的薪木堆上，燃起熊熊的烈火和冉冉升起的刺激性的浓烟，此时有两位德国作曲家，分别在巴黎和维也纳点燃起两股轻盈透明的火焰。
奥芬巴赫只能算作是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因为他生为犹太人，并在巴黎接受了大部分的教育。而约翰·施特劳斯，就出身而言，则比瓦格纳更纯为一个德国人，至于他的非婚生父亲一事至今仍未能澄清。
在当时如有人敢于预言，施特劳斯的轻歌剧日后会享有如此大的盛名，必然会遭到可悲而又自负的瓦格纳派的嘲笑。但是《蝙蝠曲》一剧对德国人性格的描绘，和《汤豪森》一剧竟如此相似，甚至在有一点上完全可以类比；听一下《汤豪森》第一幕狂饮闹宴的一段，再听一下《蝙蝠曲》第二幕饮酒作乐的一段，就可以发现，两段交响合唱表达了在同样梦境气氛下节日的色情情绪。只是维纳斯山上耽于淫欲的森林之神和山林水仙要比维也纳舞会上的绅士和女士们，更能放肆地表达他们淫欲的冲动。而且主题始终是同一的，音乐舞蹈激起了情欲，一百对寻欢作乐的男女在自我陶醉之中。
这两位作曲家采取的描写德国人吟咏爱情的合唱形式，对当时的全世界来说是非常新颖的。他们两人对歌剧影响直至今天，他们的华尔兹对舞会也产生了强烈影响。他们刺激着每一位观众，使他们心情亢奋。但是这种世俗的音乐对不同性格的德国人可能产生极其不同的效果。易于激动的北德人会为维纳斯山上的嘹亮歌声而兴奋不已，而从容不迫的南德人听了之后会更为温柔和善。日耳曼人想象中的爱情，或是像条顿人施暴于处女波侬希尔德，或是像维纳斯暖室中的行欢作乐。施特劳斯的爱情节奏轻松微妙，不同于瓦格纳的宣扬强有力的性欲。两人的传统均存在于德国，由于他们两人在同一时期兴起，并达到如此尽善尽美的程度，他们的音乐征服了整个世界，几乎在一个世纪内，没有一个人能凌驾于他们之上。
施特劳斯的父亲在维也纳沿着舒伯特的足迹前进，他的音乐风行全世界；而瓦格纳带来的却是危险。在这两个人中，一个人的音乐似乎是限于在社交场合中，通过他的音乐使世界了解德国，使每个人充满欢乐；而另一个人通过他的音乐，使德国又回到古代条顿族的野蛮状态。
尼采之对于德国————尼采论德国人————尼采论犹太人————文体学家尼采
面对着遥远彼岸的歌德的光芒，尼采的思想光芒从德国领土的这一端照耀着德国整个这个世纪。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巍然耸立，没有人能像他的光束那样，越过海洋照射得如此遥远。尼采（1844——1900）的思想精神不同于瓦格纳，形成得比较晚，比较慢，因为思想不能通过耳目感观，而是必须通过头脑才能理解。他之不朽，不仅仅在于他的创作范围，而在于他的思想范围。
尼采使所有今天认为自己是德国政权继承人的人，得到拯救。由于全世界都认为今天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应该由尼采负责，因此我们也必须把他和这些人列在一起，虽然实际上他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对待。为了自卫，我们被迫起来维护反对当今潮流的伟大精神，并且将直接详尽地引用他的言论。
希特勒运动的结果，使他为此应付出的要比他计划给予它的多得多。一切今天称之为“元首的训谕”的内容，如超人，繁殖高级人种，培育精华人物，抛弃有病机体，等等，均可在尼采的著作中找到，而且也是纳粹的目标。两人都主张优生学，反基督和反民主的。但是尼采和希特勒是有区别的，这表现在如何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德国人身上，特别是今天的德国人身上。
由于尼采在今天这位自称是他弟子的生前30年就去世了，因此我们只能迂回地证明，他对纳粹主义是否定的。他对日耳曼人的看法，他对种族的看法，他的整个态度，是直接反对新帝国的。
尼采，这个浪漫派，教授，历史学家，发现自己的很多思想从马基雅弗利到哥比诺（Gobineau，1816——1882，法国著作家。————译者注）早就存在过。他决定以十分清晰的论点和自己特有的风格，把它们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帝国成立时，他风华正茂，刚30岁出头。祖国的统一和胜利，梦想变成了事实，或至少接近了这个事实，除了使人感到可以庆祝外，还有什么可以更多地解释的呢？
但是这个国家后来发生的一切使他产生了厌恶情绪，因为他非但没有看到思想精神的发展，却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无上权威。也就是这个尼采，他与歌德一样，对拿破仑是抱有热情的，他责备德国人破坏了拿破仑的欧洲计划，不喜欢俾斯麦，特别反对把德国置于俾斯麦的领导之下。
尼采像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他在美学上的成就主要不在学理的探讨，而在以美学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倡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他的美学是一种广义美学，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哲学。
《悲剧的诞生》封面
1872年，尼采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封面。在这部著作中，尼采用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象征来说明艺术的起源、本质和功用乃至人生的意义。弄清这两个象征的确切含义，乃是理解尼采全部美学和哲学的前提。
他在1870年12月写道：“什么为了我们的信念，敌人现在正从这次战争沾满鲜血的土地上成长起来！在这方面我等待着更坏的结果，虽然我相信，在过度的苦难和无处不在的恐怖中，知识的夜花将得到盛开。”不久他又写道：“我对这个德国再也没有任何尊重之情了，不管它有多少武器，像箭猪那样突出在外面而自豪。它代表了德国精神最愚蠢和虚假的方面……我决不原谅任何向这种现象妥协的人。”
假如尼采对新帝国怀有如此敌视的感情，和公正地谴责它不重视思想精神，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他对那个由自称是野蛮主义者，公开摒弃思想精神的人领导的社会，以及手执长柄镰刀镇压正义，却认为只不过扫除几根杂草的俾斯麦是何等的愤慨！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尼采是如何抨击讨论德国人这一主题的。关于德国和种族问题，与其他问题一样，尼采20年后仍不改初衷。我们发现，所有德国思想家在批评他们的祖国问题上，都比别的国家尖锐，但尼采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比任何人更为明确，比歌德更为激烈，因为他那个时代的德国所取得的成功，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反对材料。现仅举少数例子：
当我设想一个在各方面我都不喜欢的人，结果这个人总是德国人。我受不了这种总是让你感到不能与其为伍的人，这种人不能区别细微的感情，没有感觉。德国人对自己的邪恶毫无意识，而这恰恰是最邪恶的部分。……请问，为什么德国高于一切，难道它希望和代表着某些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有价值的东西吗？……我感到北德附近的奴隶应该获得解放，这是一个黑色的大陆。……条顿的定义是：服从加两条长腿。……
德国人所做的一切总是徒劳的。改革运动、莱布尼茨、康德，以及所谓的德国哲学家、解放战争、帝国————每次争取某些已经存在或无法恢复的东西的斗争，总是不成功的。我承认，这些德国人是我的敌人。我对他们的胆怯和懦弱，不敢给予明确肯定的回敬，以及思想价值概念的模糊十分瞧不起。一千年来他们把所接触过的东西弄得混乱模糊不堪。……
如果有人生活在德国，却能找到一个对德国人崇拜之极和爱之极深的思想上的自我欺骗行为，和感官上的不分青红皂白嗤之以鼻的人，那他就是一个十分走运的人。……这里人脾气温顺，一些小小的愉快，就不能自制，经常淫荡于梦际，希望一旦能摆脱他们生来就十分清醒的头脑，和服从职责的天性，至少在剧院中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互相妒忌却又深深地自我满足。……德国人是一个危险的民族，他们懂得如何陶醉。……所有真正的条顿人都到国外去了。目前的德国是前斯拉夫时期，正在为走向泛斯拉夫欧洲作准备。
这段话充分地说明了尼采对德国人的看法。但是至今仍然有人认为这种种族论是尼采发明的。如果尼采确实不喜欢德国人，难道尼采连赞扬纯种族理论的话也没有说过吗？
在今天种族混杂十分严重的欧洲，假设一个人的血统不会混入婆罗洲人的血液，提出这种问题的人是何等无知与愚蠢。种族越是混杂的地方，人们会发现那里的文化越是发达。我的原则是：决不要和具有这种错误种族观点的人打交道。……一个民族可以混杂和混乱得十分严重，甚至可以想象混有前雅利安人的成分，作为中间状态的民族来说，从各个方面，德国人与其他民族比起来，总是最难理解的，自相矛盾的，靠不住的，出人意料和令人可怕的。他们逃避明确的界限，仅此一条就会使法国人绝望。……外国人对他们天生的矛盾性格和因此而构成的神秘感到既惊讶又好奇。本性温顺却又邪恶，这两种个性并列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矛盾的。……德国人的内心是病态的。就像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所有的消化不良症患者都趋向于安逸的生活一样，德国人也喜欢“坦率和单纯”。做一个坦率和单纯的人多方便啊！
这些就是尼采关于德国人和种族的思想。的确，具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人是无法与俾斯麦或瓦格纳合得来的。开始他确实试图使自己适应瓦格纳，瓦格纳也确实称他为唯一完全了解自己的人。尼采离开瓦格纳早在他生病以前，完全是在他健康时发生的，他认为瓦格纳是一个患有疾病需要克服的人，尼采在这里并不单指瓦格纳，而是泛指德国人。他与瓦格纳的整个斗争是反对德国人的斗争。
既然说尼采是反犹太主义者，那么请看看他下列文章片断：
能与一个犹太人接触是一种愉快，特别当你生活在德国人中间。……毫无疑问，犹太人是目前生活在欧洲的最健壮，最坚强，最纯洁的民族。……犹太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确实现在就可在欧洲获得真正的优势，这是很清楚的，但他们并不在向这个目标奋斗，这同样也是很清楚的。……反犹太往往是那些低劣、妒忌、怯弱人的表现；现在参加这个行列的人，在他内心一定带有这种群氓意识。……现在他们年复一年的，锲而不舍的与欧洲最优秀的贵族通婚，他们将很快在精神与体魄上继承优秀的遗产。一百年后，他们看上去将是十足的贵族，不会因为出身低微而羞于成为优秀者。……然后他们将会称为欧洲的开拓者。
的确，在优秀气质方面尼采也是一个德国人，这就是说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也具有严肃的思想，一个哲学家也能创作音乐。他与瓦格纳的不同在于他的鲜明性和内心的安全感，他用不着矫揉造作，他的内心相当平衡，这是地中海地区人民的特征，这位伟大的德国人也把那里看做自己灵魂的家园。
关于俾斯麦，尼采只有一鳞半爪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关于俾斯麦的个人材料一点儿也没有发表。他之了解俾斯麦就像马基雅弗利之了解凯撒·博基亚（Cesore Borgia）。俾斯麦不就是一个独裁者吗？难道这不非常清楚，他是人民的敌人，他十分强有力吗？尼采只看到俾斯麦否定思想精神政策的结果；他反对德国人成为世界使命的肩负者，而这正是德国人所希望的。没有一个德国思想家希望德国成为世界统治者，或者认为他们有能力完成这个使命，甚至俾斯麦也不这样认为。这样想的人一定是个无知的疯子，也只有希特勒分子才相信这一点。
尼采和俾斯麦几乎同时从舞台上消失，一个病了，一个退休了；而且两个人又都在10年以后去世。两人身后一度都没有子弟。如果俾斯麦晚年身体允许，继续叱咤风云，他也许会吸引尼采的强烈兴趣的。这是德国历史的特有的镜头，两个在同一时代强烈关心德国人的人，却互不认识，这是因为一个是属于国家政治的，另一个是属于思想精神的，这两股力量在德国各行其是，似乎中间隔了一道玻璃墙，可见而不可即。
尼采是这个世纪继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特、路德、歌德之后的又一名伟大的文体学家。歌德为德文引进了罗马字母，尼采则为其引进了拉丁发音法，对德文语言都作出了贡献。他像一只海鹰，无论在高山或海洋上都希望翱翔至最高点，引颈高歌，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声音。他飞越过了本世纪，在完全新的起点上迎来了新的世纪。
威廉二世的出现————开端————罢黜俾斯麦————威廉二世
俾斯麦的结局是在意料之中的。如果他由于疾病或死亡，而退出公职，他的形象将不如现在这么突出。事实上是由两股完全不同的势力，一股来自上面的统治者，一股来自下面的部分人民，联合在一起，将俾斯麦推翻的。
在他治理国家的最后10年中，他成为彻头彻尾愤世嫉俗的人，连他最老的朋友也不信任，他在晚年只和美国朋友摩特莱交往，这个人是他在大学时结交的。他毫无理由地阻挠了他儿子的恋爱，而迫使他与一个美国犹太人的孙女，一位波希米亚女伯爵结了婚。这样，他终于在他的老年，实现了他早期表示过的，一个德国贵族最好与犹太女人结合的主张。然而俾斯麦家族终于迅速衰落了。他的愤世嫉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已没有人能感到他是真正热爱德国的。他和国王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是一个普鲁士人。
他继续镇压社会党人。他迫使沿着东部边界成千上万的波兰人迁移出去。他不顾国会的反对，将宪法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实行独裁。只有在外交领域，他仍然是一名老手。他对德国无意成为世界强国采取默认的态度，将一切爆发新战争的根源扼杀于襁褓之中。在他离职之前，德国始终没有成为所谓的“帝国主义”。
俾斯麦作为独裁者依靠的是他的主子，但是即使到了皇帝的晚年，君臣关系已成为一种形式时，他们之间关系的维持实际上还是因为威廉的年龄。因为一位年届八九十岁的国王，已不会再考虑摆脱自己的旧臣，就像一个年老的丈夫，已不会再想休掉自己的妻子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威廉皇帝殁于91岁时，这种形势才发生变化。而情况发生更彻底的变化则是在病魔缠身的儿子在称帝仅100天后旋即去世以后，而新的继承人年仅28岁。
客观地讲，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采取反对俾斯麦的第一步并非全然错误。如果他后来的表现证明他的价值，历史也许会赞扬他。但他执政后的政策表明，他和他的浪漫主义先辈一样敌视人民，与腓特烈，威廉四世最初也踌躇不决地采取了一些自由化步骤一样，威廉和大多数王储一样，在对待国家事务上轻率从事，以为只要态度和蔼可亲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他用阿谀奉承和许愿允诺麻痹德国工人的斗志，这只有更促使俾斯麦采取强硬态度。俾斯麦决定利用某种借口或者用政变方式剥夺工人的公民权，驱赶他们上街，迫使他们造反，然后加以镇压。1890年2月的选举中，这两个人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威廉的虚假改革，俾斯麦的威胁，这两手的结果是使赤色分子增加150万张选票和35个席位。这是全世界工人政党首次取得的伟大胜利。
威廉从登基的第一天开始就期望摆脱俾斯麦，这时他将一切罪责归咎于俾斯麦，采取非常粗暴的方式罢黜这位先统治普鲁士，而后统治德国达28年之久的老臣，甚至不让他有充裕的时间收拾自己的东西。威廉的目的是缓和群众的舆论。而所有的政党也都为终于排除了这一大障碍而欢欣鼓舞，但是他们又感到内疚，于是他们采取浪漫主义的态度，将俾斯麦偶像化，说这样的人现在却被如此粗暴地赶出内阁。
但是仅有少数人认识到罢黜俾斯麦给帝国外交政策带来的彻底剧变。1890年3月期间的剧变，重新决定了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德国命运，在策动世界大战方面也起了作用。
二十年来，俾斯麦深感德国所处的地理环境面临的威胁，因而力图通过结盟保卫这个国家。奥地利被排斥出帝国之外后，对德国的宿怨再度滋长。奥地利青年提出要为萨多瓦复仇，对玛丽亚·特蕾西亚和腓特烈的回忆逐渐被对梅特涅的怀念所代替。和奥地利的友谊并无保证，这个国家和匈牙利联合，生活在德国之外，统治的是奥匈王朝。和它的友谊是一把双刃刀剑，对所有奥地利的盟国来说，现在都同时和八个国家结着盟。对奥地利友谊的离心倾向可能对波兰人、丹麦人和现在已并入德国的阿尔萨斯人产生消极的影响。
法国在建立第三共和国以后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不稳定，法国的复仇主义情绪促使大臣们谋求建立反德联盟。和德国并无任何实际冲突的英国，很难回避俾斯麦组成联盟的建议。直到1888年，俾斯麦根据这个设想致函索利斯伯里伯爵。
在这动荡不安的欧洲国家关系中，德国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去寻求，这就是和俄罗斯结成联盟。这两个国家和两国国王之间保持着传统的友谊。俄国农民处于半农奴的地位，缺乏民众的代表，这正是俾斯麦所希望的，他喜欢的正是和一个能独立行事的沙皇打交道。因而他着手建立一整套狡诈的缔约体系：和奥地利、意大利建立三国联盟，与此同时，又和俄国缔结了《再保险条约》，俾斯麦称，这是一场玩五个球的游戏。
而这时来了个年轻的皇帝，他要求每做一件事都与以前的做法有所不同，当然是要求比以前干得更好一些。在威廉和俾斯麦的最后斗争中，由于沙皇的某些评语落入威廉手中，终于使俾斯麦大大地触怒了皇帝。沙皇的评语称威廉是一个脱离实际，怀有恶意和没有教养的人。王室的少数官僚长期以来就希望俾斯麦下台，他们在获悉沙皇评语的第二天，就向皇帝递呈一份陈腐不堪的报告，称俄国军队正在沿着边界调动。正在此时，俄国内阁大臣舒瓦洛夫为两国条约延期事抵达柏林。这个条约刚刚满期，它并不是通常以三年为期，而是六年为期，俄国拟将它转为长期性的条约。皇帝企图以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战争危险，来证明打击俾斯麦是合理的。新的阿谀奉承者纷至沓来，他们竭尽全力指责俾斯麦。德皇拒绝条约延期，并在同一天要求俾斯麦提出辞呈，这就为自己既向俾斯麦也向沙皇报了仇。
和今天的德国一样，德皇这一动机之能得逞是由于国家的命运操纵在帝国和独裁者少数人手里，他们总是关起门来，由两三个人决定国家大事。德皇的这一做法立即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沙皇突然感到他在欧洲受到孤立，尽管他憎恶法国人，可是在一年之后，即1891年还是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了第一个协议，而这一协议导致了后来俄国和法国的结盟。
德意志帝国的安全已岌岌可危。从今以后二十年之久，德国总参谋部不得不为两线作战作好准备工作，而俾斯麦曾经防止出现这种局面达二十年之久。当时德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延长和俄国的结盟，如果俾斯麦在位的话，一定会使联盟继续下去，德国也不会腹背受敌，两线作战。德国如果和俄国结盟，十之八九会在世界大战中获胜，因而俄国革命也不会爆发，至少不会在当时爆发。
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埋葬了这一切的可能性后，在19世纪末面临的问题是他究竟需要多大的天才，多大的热情来治理这个国家。德国皇帝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自行作出决定。如果他是一位天才，这本是个时机可以充分发挥，证明他的才智。如果他比较谦虚，他可以像自己的祖父那样允许别人出来治理国家大事。
由于他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而恰恰是有着德国人神经质性格的一个歇斯底里的继承人，他总是要求别人作出高于他本人水平的评价，由于他是这一种类型的人，德意志帝国虽经重重苦难得以建立，又付出艰辛代价，谨小慎微地加以治理，也是注定要夭折的。因为这个帝国的君主不仅思想离奇，而且矫揉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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