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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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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鲁士亲王说：“我们不能让这一宝物落入世俗之辈手中。我们应该像一个人一样，在我们伟大国王的长笛面前立正看齐。”
亲王冷眼横对他们答曰：“如果你们在11月9日，也能坚决地团结在国王的周围，这枝长笛何能落到今日第一件被拿出来拍卖的地步？！”
德国革命给历史带来了奇特的现象。一旦国王下台，军官、容克地主、仆从和宫廷人员都背信弃义，不再忠于国王，唯一还忠于国王的是平民、人民。他们依然毕恭毕敬地在亲王面前出现，并没有在最初的惊慌失措中逃走，他们带着窘迫的表情，恳求亲王们安然撤离。当身居波茨坦宫的皇太后在子孙的簇拥下，听到士兵在开枪，想到沙皇皇后是在何等恐怖的情景中遭到追捕时，一位使者走进宫来，肃立致敬，并以训练有素的军人腔调报告说：“陛下，您在我们保护之下。我们已采取防范一切的措施。敬候陛下谕旨！”
魏玛共和国的国旗
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退位，流亡荷兰。德国在魏玛城制定宪法，成立共和国，重新选择黑、红、金三色旗为国旗。
魏玛共和国战旗
魏玛共和国总统旗
22位德国国王和亲王，或者他们的皇亲国戚，加在一起估计有120人，没有一个德国士兵或工人从他们身上拿走任何一件东西。就是数为千计的宫廷官僚机构中的大大小小官员也没有一个人这样做。
这是历史上一次最奇特的革命。最后，只是因为更富有战斗性的李卜克内西20分钟前在皇宫中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谢德曼才在国会中宣布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那天中午，阳台上的一场斗争决定了德国的命运。艾伯特在听到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后，“气得脸色发紫”，他对着自己的伙伴大声咆哮地喊叫道：“你不应该这样做！只有国民大会才能通过组织政府的决议！”
然后就发生了水兵兵变。他们在10月底拒绝执行军令，只是因为他们在军港中已经生活了三年，在兴登堡宣布战争结束后，却突然受命要奔赴远洋作战。至于水兵11月5日的要求内容也不过是释放被押的同伴，保证不在他们的军人证上记载不利的评语；官兵伙食平等；废除在非值勤时强迫性的敬礼；最后还有改变对军官称呼的方式，其中关于第三人称的问题，如“舰长下令……”只在报告开始时使用一次，随后只用“你”这一称呼，而不再称呼“舰长”。这些就是8万名水兵的要求，他们扣押了3000名军官，以及控制了所有的武器。
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秩序井然，以至于兴登堡也表示要支持这个委员会。几百名营养不良的水兵占领了柏林皇宫达数周之久，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群龙无首，而皇宫的地窖中，装满各种德国人四年来连味道都没尝到的食品。他们会不会猛扑上去，举办个宴会，大吃大喝一场呢？不，他们交由一个特别行政小组，荷枪放哨，装备有催泪弹，严实看守54个地窖房间的每个门户。他们按照每日配给量分给每个同志，而且都登记入账，一清二楚，留给张伯伦伯爵。后来，当他们在楼上窗口架起机枪时，还铺好旧报纸，保护精致的硬木家具。在皇宫被敌人轰炸后，他们将碎石乱砖在院中清理成三堆：一堆灰泥，一堆铁，一堆玻璃。
在德国遭到轰炸后，德国市民也被分成三堆：旧掌权者，新掌权者和激进分子。在这场暴动中，问题并不在于哪一派更勇敢一点，或是哪一派更胆怯一些。路障既不是用石块，也不是用车辆，而是由无数的教条堆砌起来的。他们手执的不是枪炮，而是言辞。他们缺少的是足以燃起一场革命的最关键的火花。只有在开枪射击反对激进分子的地方，才会出现这样的火花。由于两派反对一派，这是造成共和国垮台的最重要原因。
在这场斗争中，跨出的第一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德国的命运在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周内已露端倪。只要旧的压迫者还在胆战心惊，等待着有人出来炫耀权力或发表强硬的声明时，他们对新当权者还是尊重的；不过他们只是站在隐蔽的地方，竖直了耳朵却什么也听不见，然后他们从隐蔽处面带笑容地走出来，悄悄地走近他们的同志说：“当没有什么令人害怕时，我们就会失而复得！”
治理国家的天才————新国旗
这几年德国发生了什么事？或可能发生什么事？
多少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的容克地主拥有一切合法的权力，其必然的结果是滋长的权力欲取代了对自由的热爱。德国工人革命受挫，并不是由于他们太富有民族感，而是他们太热切地要求自己处于“从属”的地位。
因而绝大部分沉着镇静的工人和四年前的所有德国人一样，被迫两线作战。把自己全部投入反对一边的激进的兄弟伙伴们，希望自己强大起来，能在清除激进分子以后转而对付旧执政者。但已为时过晚，良机已失！旧执政者此时又积蓄了力量。这就是德国的悲剧。
为了停战谈判的需要，老百姓解除了军人贵族的职务，防止他们卷土重来；现在缔结的和约实际上更加重了市民的负担。在这时出现了双重变化。统治这个新国家的资产阶级集团和保守的工人，在讲话和声明宣言中及其报刊和书籍上，经常指责敌人用武力将和平强加于德国人身上，却从来也不指责那些真正有罪的，多年以来一再拒绝合情合理和平建议的人。资产阶级集团和保守的工人后来习惯于这样来统治国家达数个世纪，他们非常狡猾，不指责敌人，却埋怨老百姓签署了和约。
鲁登道夫将责任归罪于停战，造成的道义和政治的后果是巨大的。
造成共和国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新政党缺乏治理国家的天才。在50年专政期间，最初是以俾斯麦的名义，而后是威廉，最后是鲁登道夫，政治才干从1848年以前代代相传，保证了无数的冲突得以缓解。容克地主没有学会治理国家的本事，他们只是统治这个国家，而作为真正的军人，他们知道如何补充兵员，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30或40个有效地管辖普鲁士达200年之久的家族，他们保护容克地主的统治，保证国库的财源供养这些容克地主们。他们时而派一位兄弟或堂兄弟在政府中任职。人们还记得热那亚或葡萄牙商人总是派遣自己的一个儿子随着帆船队远涉重洋带回财宝。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出卖这些财宝。只要在柏林有一位农业大臣就可妥善地照顾易北河或奥德河两岸数百家权势赫赫的容克地主。
现在出来协助党内数百万同志的新人按照教条行事，他们不做任何事使外界了解德国已经发生了变化，却千方百计对国内头面人物进行说服，让他们相信形势并不是那么坏。在反对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内激进派的持续斗争中，他们企图继承旧世界的传统；他们不想朝前看，只为自己的过去而骄傲，他们竭力不使委员会采取任何社会主义化的措施。
新统治者对实现自己的理想掉以轻心，使敌人得以轻易地复辟。人民被排除在外达30年之久，从未担任高级官员，因此在这场动乱中形成真空，只能留用旧文职官员加以弥补。一位枢密院官员坚持认为枢密院的工作具有特殊性，不能中断，更谈不上涉及工资的问题。其结果是没一个容克地主给平民让出自己薪俸优厚的职位。
旧执政者对这场急风骤雨先是大吃一惊，随后迅速紧密团结在一起，加强自己的力量。新执政者为了显示自己尊重言论自由，允许旧人物嘲笑刚刚在六周前选举出来的新政府。他们允准这个国家的公民首先公开诽谤新政府，而当总统向法院提出控告时，那位面部有着刀疤的审判官，竟然洋洋得意指责国家元首。
新政府虽然勇敢地决定采用黑、红、金黄色新国旗，但仍同意旧国旗继续作为海上船只用旗，新国旗只插在标志国籍的船首。这个新政府1920年被迫解散，1922年主要大臣被暗杀，即使受到了这样粗暴的干预，这个政府也未能采取措施，制裁那些挑起事端的旧臣。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并不是因为新统治者个人突出的懦弱性格，而是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顺从上级的训练，使他们成为唯唯诺诺的人。共和国的第一个总统，一生无可指责，忽然在50岁时，要学骑马，因为旧时欧洲国王都是骑在马上出现在人民面前的。其他的则突然要求学打猎。一位衣着入时的女流，夸耀她和一位伟大的劳工部长眉来眼去，私下幽会。他们不去驾驶新时代的拖拉机，耕耘自己的土地，而是拾起19世纪早已遭到人们唾弃的玫瑰花。
失望的归家者————“共和国应负责”————“老长官重返军队”
时间是如何波涛汹涌般的向前奔流不息啊！新的颜色，新的声音，虽尚模糊不清，但即使对那些漫不经心的报刊读者，也能感觉到一二了。
21位亲王放弃了德国的王位，同时失去了土地和权力。因为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财富。他们宁愿庄严的称号受侮辱性“和约”的玷污，而不愿为了饥饿的人民放弃财富。如果他们拿出自己的财富分给饥饿的人民，可能正是日后恢复权力的最好办法，可是他们不愿意。
上万名外国兵进入莱茵河沿岸。黑黝黝的摩洛哥士兵引起人们的反感，担心自己的金发女郎受到侮辱。西部邻国为了索取战争赔款再度入侵德国，人民群众群龙无首，他们身居亚平宁深谷沟壑之间，出于真正的仇恨在工厂地区开展游击战。
四年来，数百万人流血牺牲。现在又在大屠杀中将财富消耗殆尽。人们早已见不到黄金，看到的只是纸币，现在纸币也已褪色，一夜之间变成废纸。每个人都力图得到看来似乎还可以依赖的外国货币。
有位名人像昙花一现般出现在德国地平线上。他的名字叫施廷纳斯，这个雅利安人，善于杜撰爱国的口号，他的目光多少比起其他人看得远一些，他收集大量的纸币卖到边境外去。他向政府借钱，购买一切凡是他能买到的东西————船只、旅馆、铁路、剧院和矿山，然后再偿还这笔早已贬了值的债款。他就是这样从破产的人民手中搜括了大量的黄金，夺得了巨大的权力。他甚至在临死前，还骗取了一笔遗产税。
成千上万的青年士兵就像三百年以前那样被征入伍。他们向东进军到俄国边境的国家，一路上烧杀掠夺，无所不为，企图通过流血，将他们向往殖民的地方纳入自己的版图，而结局不过是失败而已。他们双手空空而归，纠集在一起，失望之极，直接迁怒于这个新的国家。存款折上的钱渐渐用完，保险政策早已失效，遗产荡然无存。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导致旧证券价格急剧下跌。新的灾难给许许多多善心的人带来苦难，而作为这个国家外来户的犹太人更是遭到打击，人们将这一切后果都归罪于犹太人。
当强加在德国人身上的战争赔款不能偿还时，宽肩膀的美国人出现在无数国际会议上，计算着德国人应偿还的数以十亿计的赔款，包括德国下一代人的住房也要作为赔款偿还。为了解决数百万人的饥饿问题，不停的召开各种会议，将金钱滥用于支付数十万张秘书旅馆住宿费的账单。这时自杀的人有增无已。
艾伯特肖像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德意志第一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即“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1925）。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新统治者仍然不知道他们能为人民群众采取什么措施。这些正直的民主派人士，和以前和迄今为止的德国统治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太缺少想象力。人民群众经历了灰蒙蒙的战争岁月，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彩色缤纷的生活，在经历了顺从的岁月之后，他们需要自己的理想。这些民主派人士和他们以后执政的独裁者一样，没有模仿莫斯科的做法，采用新的象征、新的称号和新的国歌，给人民群众带来新时代的生动景象，而是提出使人厌烦枯燥无味的纲领。两千字的基本纲领，没有一个新词或有声有色的语言。没有给工人以自信心，使他们感到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对市民而言，没有任何内容可以吸引他们。激进分子没有重新提倡胡登或恩格斯精神，而是选择了一个古罗马反抗者的名字————斯巴达克，这个名字对德国人并没有号召力。人民群众排斥了旧的象征，可是没有新的歌曲和新的旗帜，没有雄辩家和作家，也没有新的装饰和姿态可以取代之。但是一个国家没有向往难以无限的生存下去，一个国家没有理想，如何能生存？
旧统治者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相互呼应，开始向全国进军，大叫“共和国出卖了我们的荣誉”！与此同时，他们还将没有一个人能接受的德国是唯一战争罪犯的理论，篡改成德国对战争是无罪的理论。他们开始告诉人民，他们既没有发动这场战争，也没有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无数的书籍和讲话都充斥了这种论调，而统治的胜利者并没有出来制止。如果德国人坚持自我欺骗，又有谁会出来反对这支打败的军队自称为“不可战胜的军队”呢？但是这样做，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后果，这就是通过十年来诸如此类的教育，足以使轻信的青年人相信，德国确实是无罪的，敌人是令人怨恨的，结果是复仇之心不断滋长。
使这些军官和容克地主得以复活的温床是帝国军队。难道他们采取过什么措施，防止这些人在新旗帜的军队中继续供职？只消玩弄个小小的花招，就可以使他们的名誉不受玷污，继续在他们仇视的旗帜下供职。在他们看来，这面旗帜是他们蔑视的革命和破坏皇权的象征。如果他们可以轻易地撤销对国王的效忠，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在思想上有保留的条件下，第二次宣誓效忠呢？后来，纳粹坚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责任宣誓假效忠。
老军官回到军队受到欢迎。因为德国没有托洛茨基，老军官都回来了，一个新军官也没有增加。1913年，在普鲁士军官中有22%是贵族，而到了1921年，这个数字居然又回到21.3%。革命的结果只减少了0.7%的贵族。由于裁减军队，有数千名军官未能回到军队中去，这批人就由政府赡养。退休金没有减少，特权也没有减少。在1870年战争以后，还有一位军士提升为将军；而在世界大战和革命以后，竟没有一个军士提升到上尉以上的官阶。现在这些军官们和“无产阶级的首长们”一起去娱乐场所，合乎时宜地向他们表示尊敬，直到最后双方剑拔弩张大打出手，以至压倒他们。国防部长感到，遭到自己兄弟伙伴的敌视，却得到这批优秀军官的保护。
兴登堡的谎言带来的灾难————“背后遭到暗刺”
兴登堡在写他的回忆录，或者他已经写好了，将事实颠三倒四，弄得乱七八糟。在11月10日，他被迫签署停战协定的那一天，他写道，“然而战争绝没有结束”；在这紧急关头的六周内，没有一份文件指责自己的国家，可以肯定，德国人不能从这本回忆录中了解到当时的情况。这本书只提及政府如何地懦弱，而支持这个政府的又是精疲力竭的人民，好像战争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为了给读者制造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本书的结尾强调“正像西格弗里德倒在邪恶的哈根长矛之下一样，我们虚弱的前线也崩溃了”。
成千个雄辩家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使千百万德国人心中铭记这句话。青年不得不相信这句话，因为此外也没有别的说法。勇士们也喜欢听这句话，用以宽恕自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支军队能逃脱覆灭的命运。没有上前线的市民们相信这句话，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而是认为在背后暗刺西格弗里德的那个“邪恶的哈根”就是社会党人。
制宪会议
1919年，在艾伯特领导下，制定了魏玛宪法。该宪法试图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重新统一起来。图片中的艾伯特在国家制宪议会上发表讲话。
兴登堡这部回忆录，对削弱共和国的恶劣影响很快就出现了。旧统治者找到借口掩饰自己的战争罪责。官方的学校教科书宣扬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是“背后遭到暗刺”，这种说法显然是出自兴登堡之口。
旧独裁者似乎又在蠢蠢欲动，企图东山再起。1919年11月，他们在一起聚会。这次聚会给德国的命运带来严重的后果。新的国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向两位将军质询，以调查造成这场战争的原委。这个委员会不是法庭，没有像军事法庭审判战败的将军，追究他们在战争中和战役中失败的责任。国会成立这个委员会只是调查历史事实，起到司法传讯的作用。
民族主义分子使用各种手段，包括派出专列火车，组织仪仗队，成立专管护送的代表团，指定两位帝国军官作为私人警卫官，以及帝国卫兵哨去迎接兴登堡，使这场对兴登堡的审查变成全国欢庆的日子。而这个已是72岁的容克地主心情又是怎样的呢？二十年来，他第一次不是向他的国王，而是要向另外一个人作出报告。他会不会挥舞强有力的双手，予以拒绝呢？不，他从口袋里掏出角质架的眼镜，手拿几张纸，像讲故事一样，开始从容不迫地朗读起来：“我们进入总司令部时，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怀着对祖国的热爱，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保卫德意志帝国，不使德国人民受到伤害，引导他们走向正义的和平。这就要求我们意志坚定，战胜敌人。这个坚强的意志取决于坚信我们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外交失败了。我们并不谋求战争，然而我们从事的是最伟大的……”
这位将军继续讲道，“我知道，有一件事是绝对肯定的，这就是国家不再支持我们了。我们始终担心，国家是否还会坚定地支持我们。而此时，在陆军和海军中开始了秘密的有计划的颠覆活动，这是和平时期这种活动的继续。英勇的军人起来反对革命分化瓦解的活动，而最妨碍军人行动的是革命同志的反抗斗争”。
现在兴登堡将军开始讲解，他为什么不顾美国而决定开展潜艇战，为什么他一定要停战，他非常狡猾地在共和国最内层核心，在帝国议会中，向全世界指责缔造这个共和国的最主要支持者的政党。
“德国军队遭到背后的暗算。从而使在各个阵线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的德国，却在战争中得到了悲剧的下场。”
面对这种大吹大擂，可怜的主席不知所措，无言以对，即使现在，他也无法为目睹自己的儿子和兄弟战死的德国人民讲话。
当这位谦逊的公民问这两位将军，他们下午是否打算回来？他们答称，他们不能这么做。然后再也没有回来。
六年以后的1925年，兴登堡的姓名又魔术般的光彩耀目的出现在德国选民面前。由于艾伯特，这位最谦虚的平民，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的逝世而有必要进行总统选举。德国人要选择一位新领导人，据说，这位领导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他必须是一个具有政治气质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共和派人。兴登堡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他不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人，而且是一个拥护君主政体的分子。然而一半德国人却大声呼唤要选他，“还有更为重要的理由”！有什么重要的理由呢？外国人不禁发问。德国人叫道，兴登堡是坦能堡战役的胜利者！德国亲王都一个个的悄悄地溜走了，德国人现在再也没有崇敬的对象了。他们心情忧郁，渴望至少能在大街上向身着镶金边军装的将军致敬。因而右派分子联合阵线得以提出推选兴登堡为总统的奥妙理由：“兴登堡作出过巨大的牺牲，应该推选他为总统。我们认为，全力支持我们的兴登堡，是所有城乡德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推选兴登堡的理由，是典型的普鲁士理由，即老绅士的牺牲是应该获得嘉奖的。军人应该再次成为帝国的首脑。不过选举的结果，兴登堡只以微弱的多数获胜。
当兴登堡步入帝国议会大厦时，老容克地主看到的是他们青年时代就已痛恨的色彩。当这些容克地主还在襁褓之中时，他们的父辈就经历过这些黑红金国旗带来的革命恐怖。对每一个容克地主而言，黑红金色是他们内心仇视的共和国象征，而现在，他们却要宣誓效忠共和国的宪法。
兴登堡笔直地站着。德国人民的代表选举一个小工人作为议会的主席，现在又通过这位小工人之手，将誓词交给德国人自己选举出来的新总统。恰恰正好60年前，兴登堡宣誓效忠德国国王，请求救世主耶稣基督允准永远臣服国王。他以自己的方式，始终忠于自己的誓言，直到现在，他又站在议会中，宣读自己的第二次誓言。他看上去仍然很忠实坚定。他那深沉的低音在大厅中回荡：
“我向万能和无所不知的上帝发誓，我要为德国人民的幸福贡献我的一切；凡是对德国人民有利的，我要促进；凡是对德国人民不利的，我要避免；我将坚持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我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坚持正义高于一切。祈求上帝保佑我！”
据说，在他讲到最后几句话时声音已经颤抖了。
国联————凡尔赛铸成大错————德国的复仇————兴登堡压倒国王————国王得到了财产————兴登堡保持沉默
在凡尔赛，对德国人犯下了最严重罪行的是国联。德国人不得不期待希特勒出来解放他们，摆脱德国战败的局面。通过国际法废除封建制度的概念，也许根本不能强加在典型的德国人身上，更不能影响这种概念所必需的感情。总之，德国要比其他国家多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才能达到废除封建贵族割据的智力水平。在海牙会议上，也是由于德国人的反对，致使这种反抗情绪越来越高。这种战斗精神如果仅仅建立在渴望体力比赛的基础上，那么在体育竞赛中完全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这种战斗精神仅仅为了渴望统治，那么可以在阶级斗争之中，新兴企业互相竞争之中，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对抗中进行战斗。爱好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就是用这些方法来满足人们的权欲，并且在捍卫自己的独立时，以此得到鼓励。
但是德国人的情况不一样，长达数世纪以来，他们深受权威思想的影响。只有在掌握了权力，并能胜过反抗的情况下，这种发挥战斗精神的方法，才能为他们内心所接受。没有一个文化伟人能够取得权威的地位；他们每个人都是有争议的，充其量也只能承认他们是古怪的空想家。歌德和康德的学说缺少宣传的手段。甚至教会也只有在得到罗马教廷支持的情况下，才掌握权力。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路德曾代表手无寸铁的传教士，为了谋求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一度放弃原来的激烈反抗，同意授予政府全部权力，否认人民对政府有丝毫的监督权利。
服从和命令一旦上升为社会性的宗教，争取自由的意志就会让位于屈从，有些人对此美其名曰秩序，有些人却称其为走狗的准则。1525年、1848年和1918年，这三次德国革命的失败，其延续时间之短暂，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德国人自愿地放弃可以争取到的或应该争取的权利，这一弱点使德国人在世界上遭到孤立，使它成为世界上最理想最驯服听凭别人摆布的工具。如果某一天他们被命令成为共产主义者，德国人将照样那么准时，那么服从，那么出色地进行组织工作，继续在新的旗帜下生活下去。
而现在却要在法律、谈判、仲裁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一百五十年以来歌德、康德、赫尔德、席勒、贝多芬、叔本华等德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这个目标。但是由于德国人之间的致命的分裂，思想精神与国家政治之间的距离，这些思想始终未能付诸行动。如果说两千年来两三种不同形式的基督教，都不能使德国人放弃对武力的信仰，怎么能设想通过各国派出几个代表，通过开会及一些笔墨纸张，就能作出过去需要通过刀剑才能作出的决定，要求同样的德国人放弃异教徒的思想呢？怎么能使这个尚武的民族接受新秩序的观念，根据这个观念，这个民族的最高等级将被蔑视为警察的水平？
这个民族十分重视并以穿着军服为荣，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出现，都充分表明了他们的这种社会哲学心理。这样的一个民族，怎么会仅仅由于被强大的协约国军击败而脱下军服呢？德国人常常自负说：“下一回我们将战胜！”然后他们回家再次准备武装。由国联提出的裁军方案只要求单方面裁军，这是战胜国犯的一个错误。其原因众所周知，本书不拟重复。德国必须单独解除武装，这对他们来说是双倍的不能忍受，因为即使普遍裁军这种思想，他们也无法接受。威廉国王写道：“我视海牙决议为粪土”，这句话直截了当地道出了德国人的心里话，当然不包括少数思想家或空想家在内。
凡尔赛会议面临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人道的，实际可行的普遍裁军的道路；另一条是严峻的征服者的道路。如果新的国联成员国都同时裁军；英法消除分歧，互相信任；美国停止党派之争，实现第一条道路是可能的，因为总的来说，战胜国没有谋求统治世界的野心。
如果要走第二条道路，将德国式的和平强加在德国人身上，那么首先应该研究德国人的性格，这一点法国克雷孟梭总理最擅长此道。人们必须知道，德国习惯于服从，他们甚至对征服者的冷酷无情，严厉苛刻也感到钦佩。德国人具有神经质的性格，他们往往屈服于对手的威胁，而对对手采取的和解态度，却认为这是软弱和胆怯的表现。
于是就采取了一个中等强硬程度的和平方案，以和解的方式进行。那种认为如果采取温和的和平方式可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传奇式的说法，只能出于从来没有研究过德国人性格的人之口。紧跟在温和的和平之后，而没有全面裁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会提前10年爆发。白里安（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曾获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知道这一点，他对本书作者的一个朋友说，他唯一的希望是为法国赢得30年时间。德国人无论如何都会要求武装和报仇的；只有全面裁军和一支国联军队相威胁才能制止德国人实现这个企图。事实正是，面对步步退却的敌人，德国人又开始信心十足起来。他们被禁止拥有的武装，对他们来说，具有神一般的吸引力。
德国被用法律禁止武装10年之后，武装在德国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普遍。每个政党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军队。在这样一个国家中，除了能出现一个新的独裁者之外，还会发生什么别的呢？
官方的帝国军队是各种军队中最小的一支。它们是由参加世界大战的德国将军中最有趣的一部分人建立的。冯·西克德将军就是这些例外的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军人中的一个。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普鲁士军总参谋部，它的成员往往有时是半个数学家或半个诗人。这个军人也是一心为了复仇，但他认为这是两军之争，而不是两国之战。他甚至在理论上也主张建立一支小的军队，但在行动上却和哈姆雷特一样，难以下决心。1923年秋，他被推上摧毁正在兴起的纳粹暂时掌握一切权力的位置，但他退却了。后来实际上，是他自己同意让对他怀有敌意的兴登堡取而代之，大权旁落的。
可怜的德国青年，由于不允许服军役，便成群结队地涌向私人军队。由兴登堡亲自指挥的“钢盔队”要比诡称保卫共和国的“帝国旗帜队”更善于伪装，声称这支队伍是为了民族利益而战斗的。但是“钢盔队”也同样，是更强烈的依靠传统聚合在一起的，甚至共产党的“红色阵线”也表现得朝气十足。所有这些组织开始时都既不提战争，也不提胜利，而是强调“合法”。他们在“宪法范畴内”从事违反宪法的活动，以合法为幌子，用暴力扼杀共和国。这是典型的德国人极左和极右分子的目的。“帝国旗帜队”毕竟是合法产生的，它处在中间左顾右盼，感到很安全。每个人都仰慕墨索里尼，但没有人想到进军柏林，甚至当时已兴起的纳粹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当这些军队打鼓吹号在全德国行进时，各种理论观点也相继出现在各种会议上。这些理论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倾向性，即它们的破坏性。除了一些空洞的“新德国”这类词句外，没有任何实际作为，破坏性都不小。他们反马克思，反犹太，反法国，也反欧洲。除了少数秘密的知识分子外，都反对国联和重新和解的主张。与此同时，建立了虚假的谋求国际谅解的民主社团，其中有些人是愚弄法国人的骗子。希特勒发现这些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如何精心策划而已。
各党派的军队经常互相火拼，流血，他们的目标都对准总统府。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坐在里面，由容克地主，有钱的将军和反动士兵包围着，严严实实地锁在城堡里。只有他儿子和秘书掌握着开门的钥匙。这位国务秘书麦斯奈尔是德国人中最后一代最卑鄙的人，因而也是最有耐力的人，至于从道义上来说，唯一能与他匹敌的是巴本先生，这个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在美国犯过罪。多年来，正是这批人操纵着德意志共和国的领导人，为其献计谋策。由于兴登堡是泰坦巨人，他有能力摆脱皇帝的阴影，而那位头脑方方，身着文官制服的艾伯特，皇帝却能对他施加影响。兴登堡不过不得不沉默地站在过去皇帝站立和发号施令的地方，而德国人已将皇朝置于脑后。
在紧急关头，找不到一个容克地主出来保护他们的亲王，这段历史令人记忆犹新。这件事也从另一方面表明王朝的衰败。22个统治家族几周之内就烟消云散，在这22年中，没有一个儿子或孙子以他的天才和勇气或者英勇的功绩，使那些服从了他们1000年的德国人记得他们。既然只要有少数上百个坚决的贵族军官就可以在1918年秋季事件中拯救封建王朝，那么一个现代的勇敢的亲王，即使他只是一个雄辩家，因此也就可以把德国人心目中远未熄灭的封建王朝火星复燃起来。可是今天已为时晚矣，无论在德国再发生什么情况，王朝再也不能复辟。兴登堡已尽了他的一切努力，违背他的誓言，为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牺牲共和国。
早在他出使以前，关于皇帝百万家财的争吵就已严重地损害了王室思想。这件事以及皇帝将自己的回忆录出售给以前的敌人，以及他的第二次结婚，使皇帝再也不可能重返政坛。
德国皇室在六年时间内积欠了债务，又花了同样六年时间成为债权人。当1200万德国人现在通过公民表决要求没收皇室财产时，这位总统扪心自问，作为陆军元帅，他是否可以袖手旁观，因为宪法规定，禁止他干预。于是他设法写信给过去曾为他进行过竞选活动，现在还为德国皇帝斗争的一位容克地主老朋友。他希望告诉这位老朋友“我的个人看法，大意是我完全同意你所表示的遗憾。我整个一生都在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服务，毋庸赘述，我认为这次公民投票极不公正，缺乏对传统的尊重，纯粹是忘恩负义”。
次日，在公共场所的招贴牌上这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信，兴登堡对他老朋友的泄密行为又能做什么呢？他只能让他的私人信贴在那里，公之于众。德国人了解了他们的最高领导对他们这一忘恩负义和过激行为的不满，他们似乎很高兴听到这位领导人的心声，现在他们终于在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上，稍稍迈出远远不够的几步。让我们的好国王尝尝悲惨困窘的滋味吧，他在11月那一天纯粹为了公正的和平牺牲了自己，抛弃他吧，正是这个人的祖先使我们德国成了伟大的国家！因此，尽管1400万人投票赞成没收国王的财产，公民投票还是失败了，在最后一次表决中，决定霍亨索伦王室除了在1919年获得的所有现款外，另外再给他们1.5亿英亩土地，无数的城堡和1500万金马克。共和国的斗士社会党人在国会公开投票时窘迫不堪，最后投了弃权票。
和每一个老人一样，兴登堡拥护缅怀过去更甚于关心未来，尤其是这是一个光荣的过去。当涉及国家的国旗和亲王们的未来时，他就予以干涉。但是涉及帝国未来的地位时，他就听任部长们作出决定。能寄希望于他认真地进行复仇的准备工作吗？对于一个具有能在大难中幸免垮台，经常向往退休这样一种性格的八旬老人，能期望他重整兵戈，再次走上战场吗？兴登堡宁愿接受他的部长们的和平政策，在他执政九年中，他很少过问外交事务，而却经常干预国内问题。
拉特瑙————施特莱斯曼
在这重建祖国的岁月里，忠于传统的德国知识分子，在所有重大的民族问题上，始终是忠实的民族主义者。为数不多的鼓吹欧洲福音的学者和作家在共和国时期的遭遇并不比国王统治时期为好。这次也一样，教授们在反对新的民主问题上，更甚于其他人。其中少数被要求去研究崩溃的责任问题，他们花了六年时间编辑了一本书，用文件证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是有罪的。此时，鲁登道夫是一个有懈可击的对象，而兴登堡已成为全国性人物，正当这本书付印时，兴登堡已成了帝国总统。怎么办？一位编辑找到了一个补救办法。迄今为止，只有委员会的半数发现鲁登道夫是有罪的。“既然兴登堡当选为总统了，事情就好办了，我想我们不妨将这部分删去。”于是进行了七年之久的调查工作，顿时付诸东流。世界战争的独裁者由于当选了总统，于是也就被认为无罪了。
拉特瑙像
瓦尔特·拉特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德国政治家、工业家、哲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任建设部部长和外交部长，推动德国根据《凡尔赛和约》履行义务，开始赔款，并摆脱在外交上的孤立。
当时也确实有不少真正的德国男女英雄，他们与古典的悲剧中的英雄一样，为自由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为了自由而冒巨大的风险。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兰道义、艾斯奈尔，他们最后死在当时猖獗一时的纳粹的枪口下或被折磨致死。托勒尔在监狱中度过了五个年头，暗杀奥地利部长的弗利茨·阿德勒尔后来被宣判有罪，革命来到后获得释放，他的法庭辩护词是纳入德国历史的少有的赞扬自由的文件。少数贵族也维护了他们自己的声誉。在一些大学里，有一些具有欧洲头脑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既得不到教员，也得不到学生的信任。在这个寿命不长的共和国里，也有少数勇敢和明智的国家部长，拉特瑙和施特莱斯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是他们的下场却是一个被杀，另一个被折磨而死。
瓦尔特·拉特瑙作为德国事务领导人只有威廉·冯·洪堡能与之相比。他们都为思想界名人，被召参加政府工作。拉特瑙深深了解德国人的性格，他绝不应该采取这一步。他应该知道，德国人不能也决不会容忍一个犹太人成为他们的国家领导人。汉堡————美国航线公司的领导人，国王的朋友巴林就是因此而拒绝同样的任命的。确实他对普鲁士的一片激情达到了狂热的程度。除了海涅和拉萨尔，他是第三个热爱德国的犹太人。他强调同时又竭力压制对自己身为犹太人的骄傲，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他希望犹太人和德国人完全合并的愿望。
施特莱斯曼及其代表团
1925年，施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率领德国代表团离开柏林，与欧洲其他国家政府代表签订《洛迦诺公约》。公约标志着德国正式恢复了其在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地位，公约体现了运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巨大成功。
的确，战争期间他与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一样参加了帝国军队，在战争初期，他就预见到在一场持久的冲突中德国原材料的缺乏，后来在国防部工作中他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几周以后，在玛奈战役后，他出于敏锐的经济头脑，看到和平的必要性，他将这个结论性的看法告诉了鲁登道夫。鲁登道夫对拉特瑙提出的潜艇战不可能有任何取胜机会的数据进行研究后，答称：“我的本能告诉我不能同意你提出的看法。”
1920年拉特瑙作为帝国特派员在一次会议上和战胜国达成了第一次谅解。当他担任外交部长时，在日内瓦会议上他为德意志帝国争取到了一个席位和发言权，得到了别的国家的承认，其他的代表惊讶地看到，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德国人。拉特瑙拒绝别人的敬畏，他促成了此时已被人们抛弃的德国和俄国的第一次结盟。几周以后，他被刚刚组成的纳粹党分子谋杀了。这个凶手的坟墓成了纳粹党徒朝圣的地方之一。他执政了五个月，洪堡只执政四个月。
德国知识分子这种突然进入政界的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拉特瑙是一位具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是当时最有文化修养的天才，他既有思想，也有实际能力。他为重新建设，为德国有能力同别国缔结同盟迈出了第一步。与此同时，战争仍在进行，他预见到并在好几本书中提出执行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的“计划经济”。希特勒的党徒们暗杀了拉特瑙，但却按照拉特瑙的计划，建设他们的经济体制。
施特莱斯曼，与其说他是作家，不如说他是演说家，他比哲学家实际得多。他崇拜德国的心情比拉特瑙受到更严重的摧残。直到战争晚期，他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派。他受到的震惊竟如此强烈，以致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自己的信念，从而他成了一小部分德国人，从崇尚武力到崇尚法治的自我改变的最好例子。他1925年在卢卡诺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争取再次建立世界信任而取得的成功，这些都是因为世界理解了他的象征性的使命而取得的重大胜利。正是这位施特莱斯曼在正式条文提出前五年，成功地说服了法国人自愿从莱茵地区撤军。他在对方找到了一位与自己有着同样良好意愿的人；而他与勃兰斯的对话，就像令人罕见的北方隆冬季节偶然出现数小时明媚的阳光。
贪婪的容克地主————丑闻的威胁————布吕宁————一帧镶着银框架的照片————纳粹的兴起————希特勒蛊惑人心的策略————共和国的消失————不光彩的结局
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数万亿贷款给德国带来了一片兴旺景象。与此同时，人民以不信任的口气提到两位美国人道威斯和扬的名字，商人则对其轻视嘲笑。少数勇敢的德国人公开指出当时的形势已面临崩溃破产。世界经济的互相依赖，节省劳动力的新机器的问世，欧洲的动荡不安，以及德国商业界的不团结，这种种现象，在短短的几年内动摇了德国人历史留下来的道德基础。
世界大战以前，德国从任何方面说，都不是一个贪污腐化出名的国家。在法国，人们往往可以在文件中塞进一张支票，以博得官员的好感或在文件上盖个图章，这在老普鲁士是行不通的。法国的大报刊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而德国的大报刊却是无法腐蚀的。官员和法官以及学者沿袭俾斯麦的传统，既贫困又脱离群众；至于容克地主，则是利用王室给予他们的特权侵占国家的财产。
到了威廉二世时代，军官向富有的年轻女人求婚，工业界和军界互相勾结在一起，彼此获利，相互联姻。普鲁士王室开始腐败。历史上侵略成性的游牧民族恣意烧杀掠夺。对德国高级官员来说，他们过去可以在征服城堡后，将猎获的皮裘、绘画、地毯送回自己家中去，但在俾斯麦的战争年代却是不可能的。这种现象在世界大战中第一次发生了，并且迅速彼此仿效，今天这些军官在法国洗劫一空，而且十分精于此道。
新共和国的领导人是不容易腐蚀的，他们不能对德国中产阶级中盛行一时的投机之风负责。这是作为整体德国政府的表现，将德国人的基本道德扫除一空。德国公民怀着好奇的心情注视着德国政府在国家破产之际，使用借来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修建富丽堂皇的邮政局、市政大厅和体育场，这一点连富裕的战胜国法国也难以做到，他们不假思索是否也应该加以模仿。德国人追求的从来不单纯是金钱，往往更多的在于爵位、权威和复仇，特别是希望得到世界的承认。甚至今天德国人仍对财富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希望，因此他们的思想远要比其他国家更具危险性。
容克地主始终是对金钱最为贪婪的阶级，因为他们生来除金钱外，什么利益都有了。兴登堡手下有位将军，为人朴素，出身贫困，曾经不得不过着和医务人员一样低水平的生活，甚至被迫与犹太人联姻。这样的一个人必然暗中羡慕他的富有的容克地主同事的城堡和庄园，特别是他们的打猎生活。现在他的朋友正在设计一个满足他的这种愿望的计划，可是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而采取的手段，却造成了世界历史性的后果。
易北河东岸的容克地主决心让这位在柏林忙忙碌碌的老将军回到故乡来，为他举行旨在将他出生时属于他家的东普鲁士垴爱丹克庄园重新赎买回来的募捐活动。他们一旦能在夏季将他请到家乡，他就会遇到作为一个庄园主通常会遇到的困难，而且也会面临其他容克地主所面临的麻烦，结果可能为贫困和负债累累的农户做些事。通过这个途径，打算用来援助和重新安置东普鲁士困难农户的所谓的“东方援助”政府基金，就可以在“防止波兰挺进”的幌子下被挪过来。大大填满容克地主的腰包。这个计划很成功。总统带着他童年时代的印象，以及通过和老朋友的谈话，认识到拨出数百万国家储备金支援容克地主庄园的必要性。
德国重工业家轻而易举地将给兴登堡的礼物付诸实施。只消在“每吨煤和铁”上涨价几分钱，就可以将这笔支出转嫁到德国消费者的身上。从人们自身来说，也肯定会高兴地将庄园送给这位上了年纪的元帅，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要捐出少量的钱。但这些绅士们有理由不让太多的人知道这个秘密。这位年已八旬的老人看来不久就会死去，这不就意味着这座庄园要交给他的儿子吗？他的儿子根据新的法律，难道能不付非常高额的遗产税？为了免去这笔税款，避免从已经破产的德国人民身上榨取一笔钱可以在注册时将这座庄园直接列入他儿子的名下。于是就在元帅80寿辰赠送给他这座庄园的同时，这座庄园也就成了这位48岁少校的生日寿礼。这位领导了那场战争，现在又统治着帝国的领导人，为什么不能从因战争造成的分裂中捞取好处呢？
他有一位新总理，一位德高望重的正人君子。布吕宁可以说是德国领导人中最后一位最诚实的人。他以自己的贫困和正直而自豪，甚至做到不仅削减自己的工资，而且每当他私人出访时，总是乘坐出租汽车，免得浪费公家汽油。当他开始贯彻他的经济政策的第一天，他视察旧总理府，他询问一名工作人员，为什么公园里的喷泉整天开着，“根据总理阁下的指示，只有星期天才开放。”这位工作人员回答说。布吕宁于是下令完全关闭。
但是他下令关闭的还有议会；他采取紧急命令的手段，至少使受到兴登堡一手批准的共和国宪法实际上不发生作用。宪法上写明只有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的条款，现在成了任何时候都能行使的一般性规定。作为兴登堡的副手，布吕宁的目标是笃实的，但太不够民主了。他脸色苍白严峻，一天工作18个小时。这个不知疲倦的笃信天主教义的德国人，就像一个狂热的僧侣，一个萨伏拿若拉，在巴本式的风度翩翩的骑兵面前，在脸色红润的容克地主以及失望的愁容满面的左翼领导人面前，蹒跚地走向他们的队尾。他是继施特莱斯曼之后唯一给德国领导阶层带来热情、知识和能量的德国领导人，然而他也在不知不觉中准备追随希特勒。
希特勒与恩斯·罗姆
正当德国总统、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弥留之际，希特勒内阁制定了法律，把总统和总理的职位合二为一，希特勒这一最后巩固权力之举是在德国与奥地利长达两个月的政治杀戮结束时开始的，希特勒处置了他以前的同事、有权力野心的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罗姆。
因为他也具有大日耳曼人的弱点。布吕宁崇尚武力。至少战争向这个纤细不适于从事体育活动的男人，提供了在国家面前证明他是一个战士的机会，这是他长期以来希望得以实现的梦想。他在服役期间果然升至中尉。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陆军元帅高高在上，并不认识他。现在他以总理的身份对总统说话。难道比兴登堡年轻30岁的布吕宁，没有花了一生的时间学习现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经济等课题？但是连兴登堡自己都承认，他对这些课题一无所知。两人之间存在的差距是如此之大，这个差距要比一般的大臣与君主之间的差距大得多，因为它能让人深深地感觉到。因此在这位空洞的巨人面前他必须屈服。总理府玩弄阴谋的人，也同样希望把布吕宁控制在他们的手中。
当然，他们是在利用他。只有布吕宁能唤起人民重新选举兴登堡，容克地主对此早已没有兴趣。他在担任竞选工作时就知道这位老人将在当选后不久就背叛他。“人们可以看到兴登堡的不忠”，格劳埃纳将军当时说。布吕宁在伦敦和巴黎都为自己赢得了极佳的声誉。他在争取取消几乎全部剩余战争赔款的问题上取得了成功，他说服法国允许帝国国防军扩大为30万人。早在希特勒上台以前，施特莱斯曼和布吕宁就与法国就取消《凡尔赛和约》中的三个最重大的条件————莱茵地区的占领，赔款及裁军问题达成了协议。希特勒在他后来的一次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激烈的演说中，无疑像一个在拼命捶击稻草假人的小丑。
此时，布吕宁与希特勒也有接触。他提出，如果希特勒同意后退作为兴登堡的反对党议员，那么他将提供希特勒为期一年的总理任期。希特勒拒绝了。在布吕宁帮助兴登堡第二次当选后不久，兴登堡即以布吕宁没有拒绝布尔什维克在东易比河的计划为由，叫他卷铺盖。事实上布吕宁只不过为了农户的利益，从容克地主那儿撤回了“东方援助”的数百万马克。当兴登堡把一张镶银框架的照片送给他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并通过国务秘书告诉布吕宁，希望他不要把它放在桌子上时，布吕宁拒绝这样做。这位中尉与仅仅是一个小伍长的希特勒一样，使兴登堡感到十分不安。
1930年选举的结果，希特勒纳粹党的席位突然从12个上升到107个，从此纳粹势力成了每届政府必须严肃对待的力量。宪法实际上已中止执行；一个年迈体衰的总统，成了容克地主和骑兵手中的工具。
德国呈现一片无政府主义状态。至少以刀子和匕首武装起来的四支军队在广场上狂呼乱叫，从这个城市窜到另一个城市，军乐铜鼓喧嚣大地。群众成伙成堆地簇拥着一支支军队，实际上谁也不知道究竟站在哪一边。因为党的名称、口号、计划早就失去了他们的意义；就像流行歌曲一样，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喊着这些口号，结果都弄不清谁是这些口号的提倡者。所有的游行集会和示威，庆祝和纪念，从“红色阵线”到希特勒，形式彼此一样，吹着进行曲。就像发生了战争，群众被卷入一场代表各自领导人利益的斗争，一旦战斗停止下来，群众会觉得这场斗争毫无意思。
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投奔希特勒的“冲锋队”；同时也有成千上万的“钢铁阵线”的成员投奔共产党，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现象。真正的敌对行动，只发生在被同一目标所激励的兄弟们之间，只不过他们穿着不同的军服，接受不同的领导人的指挥。这是1932年的形势，互相敌视却又是同志关系。这并不奇怪，因为本来就是同一阶级的人，现在分属四支队伍了，而这四支队伍都以工人为主体。每支队伍中都有失业者、冒险家、好斗分子，也有理想主义者和血气方刚的学生。无论在希特勒的旗帜下，还是“钢盔队”，共和国，以及共产党的旗帜下，都是这些德国年轻人，在天真的抗议和埋怨他们的父辈给他们带来的不幸生活和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战争。
共和国已经丧失了它的实质，因为它只不过在执行一个清算的过程，本身既无勇气，也无幻想；它在无声无息中产生，又在无声无息中结束。“红色阵线”在同自己的兄弟的斗争中耗尽了力量，它既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也没有提出根本的思想。在“钢盔队”组织里，年轻人一定将对老年军官所沉迷的生活方式产生反感。
希特勒对其他三派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纲领（这个纲领的一半几乎与社会主义者相同，另一半与他的对手的民族主义纲领相同），甚至也不在于他自己的特殊贡献————反犹；他的成功在于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以及慷慨大方的许愿。他不是答应民众推迟与法国的可能发生的战争，或者提供人类新时代的黎明等誓言，而是向他们提出一个“立竿见影”的计划。他答应一旦掌握了政权，立即贯彻普遍劳动就业计划，第一批为50万，第二批为200万失业者解决工作问题。所有的听众都对此十分明白。下一步他答应通过新的方法在德国土地上创造出一年两亿的价值，关于这个问题他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将需要10亿投资；但是群众相信了他，就像在《浮士德》中他们相信了靡菲斯特答应给皇帝带来言过其实的祝福一样。当希特勒答应向他们提供每年40万套住房，将有100万人参加这些住房的建筑工作时，他们似乎好像已经生活在这些新房子里了。
他的纲领中还不断提出一些新的保证，如废除一切不劳而获的收入，托拉斯社会化，工人利润分成，废除地租，以及“每人都将得到一把铁锹，知识分子和其他财富拥有者都没有例外”。德国人不喜欢对自己的理想王国问其究竟，而只愿意歌颂它们。同其他民族比较，罗曼蒂克的德国人更易于为巫术所赢得。因而他们相信他们所愿意相信的，特别是那些在他们眼前戏剧化了的东西。
希特勒的策略就在于，对任何事情始终给予一些幻想的余地；这种瓦格纳式的手法，甚至俘虏了那些踌躇不前的人的感情。希特勒从来不引用数字，也不与人辩论，始终以描绘未来的蓝图引人入胜。这对已经听了十年老是关于他们及他们的子孙需要付出多少钱，只有数字没有其他内容的听众来说，是非常耳目一新的。无疑，希特勒唤醒了一个老是失败而从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民族的新希望。出于一个煽动者的本能，他把人民多年来对战争的不满情绪归罪于政府，向人民指出一个他们可以发泄复仇怒气的国内舞台，这个目的要在国外达到可要困难得多。战争的主要对象不是克雷孟梭，而是艾伯特。德国人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他们遭受到了一个充满敌意的联军的恶毒攻击；德国人没有失去战争，而是他们的背部遭到了国内颠覆分子的利刃。易于接受挑逗性影响的青年，肯定既能接受从外部复仇中吸取勇气，从内部复仇中增加仇恨的两种信条，一旦有人知道如何去吸引青年，青年必然很容易被领上错误道路。
大企业主也感受到这个吹鼓手的冲击，他们中的某些人还不得不为希特勒的表演付出代价。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工业巨头”竟然开始倾向社会主义理想了。他们只希望在那些大采矿业、造船业和银行开始被分化和由政府收购的过程中，他们能被温和的有收益的“社会主义化”，就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莱茵河的西格弗里德们听到了上帝降临的先声，他们本能地请来了瓦格纳专家来保护他们。钢铁大王们，不要认为他们是铁人，他们感到了他们据以生存的厂房的岩基正在被冲入洪流，与其一起被第二次洪峰一扫而光，不如抱着他们的帐篷一起跳上尚存的一块干土地上。
1932年春季，布吕宁被解职，标志着德国无政府主义的开始，法制政府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就停止了，虽然一直到1933年，它才正式解体和被抛弃。
人民和容克地主之间的，人们也可以说是巴本总统和社会党部长之间的激烈斗争开始时是场闹剧，在这场闹剧中表演者给历史投下了悲剧的阴影。因为演员仍然是可怜的普鲁士和它的民主主义的部长们。
为什么反动派成功地赢得了对普鲁士的控制？一边是疲倦厌烦，一边是生机勃勃；这边是民主主义者，那边是士兵；士兵每天早晨出操骑射，另一边却疲惫不堪地坐在报纸堆里。就这样，整个事情脱离了轨道。7月的一天，经巴本同意，颁布了一项总统命令，宣告罢免普鲁士部长。柏林警察局长在他戒备森严的要塞里打了几个电话，写了份抗议书，最后同意被捕，被带了出去。在他的回忆录里他逆来顺受地写道：“就这样我们等待着必将发生的事情。”他把中止他工作的命令送回去，直到这个文件的日期和签名均符合手续；他还向给他带来撤职消息的先生让了座。
就在这个警察局总部，1918年11月9日一个上尉折断了他的刺刀，因为帝国将军不准他出去反击暴乱分子，现在，1932年7月20日，军人和警官聚集在窗口高呼：“自由万岁！”他们要战斗，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允准这样做，因为他们的上级不希望看到公民流血。德国的军事领导重新获得了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民主力量一开始就疲软无力，就像它悄然无声的生存过一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除了一部分不准备接受命令的人民群众，不顾他们的脸色苍白的领导人的阻止，仍然准备举行徒劳的暴乱外，民主力量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赞赏的东西。
这个不光彩的退出，使德意志共和国遭到了比任何一次在柏林巷战中失败更大的损失。1848年3月的那天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那天发生了战斗。十四年后悄然消失的一个结构，可能使人感到遗憾，但决不会出现颂扬的歌声，除非它突出的美丽。德意志共和国的先天不足，注定了它无力逃脱覆灭。如果它是在斗争，在牺牲，在激情中产生，它的结局就可能不一样了。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悲剧因素是现实的，即当征服者在活力和想象力上无限的优越于被征服者时，他们是在根据一个属于过去时代的血和种族的思想进行建设。不受时代思想支持的权欲，不可能比不受权欲支持的思想更长久的进行统治。
希特勒————火炬游行————国会大厦失火
上了年纪的兴登堡仍然掌握着政权，但这个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了。站在他身边的不再是国防军人，而是一直被他贬称为“波希米亚小伍长”的公众领导人。容克地主和骑兵为了使希特勒就范，推举他为部长，他们深信自己的诡计会获得成功。他们认为使希特勒的地位合法化，可以把他排斥在真正的权力之外。巴本对希特勒的计划，就像一个希望借结婚来摆脱情妇纠缠的男人一样。巴本终于战胜了陆军元帅，于1932年8月派人去把这位党的领袖请来，授予他副总理的职务。
会见只进行了六分钟，双方均未入座。当希特勒把自己的地位比作墨索里尼时，这位老绅士就立即中断了会见。第二天巴本发表了一份侮辱性的公报，希特勒发誓要进行报复。
这个权力之争是由金钱和邪恶驱使的。在议会中，纳粹的席位已增加到230席，但容克地主、骑兵、将军，也就是说兴登堡和巴本一边的，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职位而有利于纳粹。1932年底，兴登堡的老朋友，一个长期以来阴谋集团中的主要人物————施莱歇尔被选为总理。此人极爱说话，这是他的一个致命弱点，为他日后的成功带来了极大影响。当时盛传国王将重新回来，兴登堡将被罢免，让希特勒统治普鲁士。
曾经长时期在财政上支持希特勒的工业界，由于害怕社会主义，突然疏远他了。希特勒失去了他可以依靠的做法，眼看自己的选票在减少。这年年底的一次选举中，共产党的票数增加了。议会中的情况也是如此，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有力的武器后，其他党派的勇气也增加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提供的关于“东方援助”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兴登堡为了取悦悠闲而又骄傲自大的容克地主，不惜牺牲贫穷勤劳的东普鲁士农民，他们觉得现在可以给予这个统治重重的一击了。绝对不可能对容克地主友好的纳粹似乎是被算计的对象。证据将表明政府是如何帮助一部分容克地主从他们的赌博债务中解脱出来的。70%的钱溜进了容克地主的口袋，补贴了1.3万个容克地主家庭。这些事情甚至能激起一般德国人的愤慨。
1933年1月总统府的当务之急是消除这一危险。总统的儿子和朋友们向他清楚地表明，他的老朋友们可能要妥协了，确实，他可能会将自己暴露了。因为丑闻无疑会将总统自己的篡改遗产税的事情揭发出来。当这位老绅士强迫总理解散议会调查委员会而施莱歇尔拒绝这样做时，施莱歇尔被屈辱的解职了。兴登堡之流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的荣誉，只有通过暴力政变才得以保住。
与此同时，希特勒发现自己的处境很不妙。选票的减少和财源的枯竭，突然使他感到似乎悬在半空之中，没有了基地。把这个突然事件联结在一起的是，有如古滑稽剧中的恶棍，骑马爱好者冯·巴本先生。只有给予希特勒金钱和权力，丑闻才可以避免；但是为了克服兴登堡对希特勒的蔑视，只有捆住兴登堡的手脚。于是，企图报被兴登堡和施莱歇尔赶走之仇的巴本，感到这是一个机会，把关系兴登堡荣誉的“东方援助”文件偷偷摸摸地送到希特勒手中。与此同时，他对兴登堡的儿子说，希特勒准备在国会揭发这一事件。只有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才能使事件得以挽救。
在此期间，被罢免的施莱歇尔及其将军们决定在1月30日发动一次政变。计划宣布戒严，军队开上街，把兴登堡软禁在宫中，逮捕巴本和希特勒，实行军事独裁。但是施莱歇尔太爱说话了。事件泄露到伦敦，一家报纸又把它传到柏林。1月29日发生了两件事威胁着第二天的政变计划。令人胆战心惊的“东方援助”问题在国会委员会进行辩论了；军官政变被迫阻止。陆军元帅兴登堡除非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否则他就要失败。
1月30日中午，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一个他过去曾经拒绝过和正在失去权势的人。原来计划在下午进行的国会辩论被迫停止，那些文件也不见了。军官计划进行的暴动也无法进行了，因为整个首都处于兴奋之中。不久，施莱歇尔和他的妻子被希特勒的手下谋杀了。晚上举行火炬游行————这是希特勒拿手好戏的第一次出场。柏林令人惊异。希特勒站在俾斯麦的阳台上向唱着歌举着火炬行进的士兵致敬，兴登堡站在旁边的一个阳台上高兴地用手打着拍子。新老德国在柏林人的眼前统一了。
从这第一次火炬之夜开始，德国从此在全国经历着没完没了的这种游行，一边唱，一边叫，如醉如狂，就像洪水和大火席卷而来，连续几个星期数百万人停止工作，中了魔似的沉浸在狂欢和复仇之中。他们自以为权力又回到自己手中，自信的熊熊烈火使他们不顾一切，对昔日强大的回忆，又使他们凶残无比。终于，整个民族都幻想以为自己正要进入伊甸乐园之门，在门口他们转过身来再一次向那些他们认为要阻止德国民族进门的人猛扑，在疯狂的厮打中，没有人注意到，在他们面前的只是荒芜凄凉的寒冬。
柏林国会大厦大火
柏林的国会大厦在1933年2月27日的大火中遭毁。纳粹以此声称，有人企图以大火为信号开始共产党革命。一个精神失常的荷兰人和前共产党人————马里纳斯·鲁伯被控纵火。2月28日，希特勒敦促兴登堡总统宣布临时紧急状态，一直延续到1945年。对于国会大火的真正原因，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希特勒党卫军放的火，有人认为只是精神有问题的鲁伯失常举动，无论怎样，纳粹的确是利用了这个机会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人在起作用，他从那神秘的小屋里出来，用滔滔不绝的讲话，讲话，通过神通广大的宣传机器，把它扩大至成千上万倍，灌入正在企求新形式的人民的耳朵里。戈倍尔放纵全国沉浸在节日飘扬的旗海和万丈焰火中，放纵他们用恶毒的语言咒骂，发泄心中的怒气。他一再向人们叫喊，他们昨天已得到了解放，直到他们相信为止。在希特勒领导下获得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选举的胜利，只能更加激起纳粹分子置其他党派于不顾，由他们自己组成一个国家。他们已经插手国家的各个机构，现在就要利用他们已掌握的权力拼命地使其发挥作用，尽量地使别人的工作逊色。德国国会发出来的最明亮的光，是纳粹放的一把火。大多数由唯命是从的政党工作人员组成的国会把一切权力交给了内阁，而内阁只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传声筒。德国的国家权力从三个方面正式交给了八位部长，而真正的是交给了一个人。
希特勒的性格————雄心勃勃的下层人物————广播演说家————他带来了五彩缤纷————他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残酷和谎言————可恨的万能者
阿道夫·希特勒与德国历史上的皇帝有着很多重要的相似之处。他像巴巴洛萨一样残酷，像亨利六世一样惯于讹诈，像西格门（1368——1437）（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11——1437年在位。————译者注）一样善于撒谎，与文塞斯劳斯一样以迫害犹太人为乐。他在戏剧方面的才能，使人想起奥托三世，而在迷信方面毫不逊于查理六世。与曾驻都柏林的很多普鲁士皇帝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希特勒的性格，如，腓特烈一世的好大喜功，腓特烈·威廉一世的不学无术，以及腓特烈大帝的阳痿。他的艺术信念使人想起腓特烈·威廉四世，而他的不忠不义又使人想起霍亨索伦家族中的许多人。
希特勒像
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天才。他的想象力使他的狂热如虎添翼，得到了极大的成功。他的对群众或个人的思想影响，似乎来自无可怀疑的先知，而不是来自经验。这种力量使他坚持自己前进的道路，而不接受任何人的劝告。比如重新征服莱茵地区的决心，是出于他的梦想和狂热。他感觉到法国人不会前进，而且坚持自己的预感，因为那些缺乏想象力的将军们往往作出相反的判断。他的那些战役，没有一个是自己计划的，肯定让德国总参谋部那些人去发挥他们的才能，而那些大胆的政治性决策却肯定是绝对由他自己作出决定。在这方面，他具有比专家高超得多的天赋。
然而他工作中从不用说服，也很少说好话，一般来说，是用威胁，而且总是说假话。他似乎认为恐惧是大多数男人感情变化中的最强烈的感情，是不可抗拒的，因为他就是用力量来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在这方面他与俾斯麦是对立的。俾斯麦非常自信，以自己的英勇无畏压倒敌人。俾斯麦不需要绞尽脑汁，或向某人低头哈腰，他只要往人前一站，就能赢得别人的敬畏。希特勒能把令人吃惊只有空想家才能作出的速决，和需要深谋熟虑和等待多年才能等到正确时机的耐心结合起来。他的这些天赋，再加上他的随机应变，使他成了第一流的策略家。还有他能以古代舞台上变戏法的手法，使自己进入空想，把自己的使命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一批又一批群众被他征服，融中世纪和20世纪于其一身。对政治家来说，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能把自己的征服计划在自己能使之实现的前几年就通告世界，然后，果真或多或少地实现了一部分。
回过头来再说说他的性格，我们发现他的典型的德国人性格有三个特点：崇尚暴力、复仇和不安全感。这三个特点从未在他身上消失。日耳曼，种族，反民主，反犹太等都是短暂的，可以变化的。
一个人能那么自信，又能通过个人早期的经历，奠定其政治理论的基础，这在个人生涯中尚属少见。希特勒的教条完全来源于他个人遭受挫败的经历。由于他血缘不纯，遭到过最伟大的德国种族专家在法庭上验证，因此他迫害混血种族；由于属于他这一阶层的人，在奥地利遭到过虐待，因此他仇恨奥地利；由于他年轻时遭受过生活的煎熬，因此他仇恨富人；由于他在维也纳由犹太人资助的穷人区待过，因此他仇恨犹太人；由于他因缺少才华而被艺术院校拒绝录取过，因此他讨厌当时流行的绘画风格；由于他不适应法国人擅长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不喜欢法国人；由于他因妇女在场时感到不自然，因此他把妇女排斥在一切公众活动之外；由于他本人不学无术，因此他讨厌知识分子。
希特勒有这么多的仇恨，那么有没有他喜欢的人？俾斯麦，这个最大的仇恨者，最后爱上了树木、动物和他的妻子，与家庭生活在一起。六亲不认的希特勒既不喜欢自然，不喜欢美女，也不喜欢自由。他不同于其他独裁者，甚至连权力也不喜欢，不去励精图治，他只有制服欲。这不是一般的虚荣和简单的野心，而是对他一度羡慕和妒忌过的人的一种无法满足的报复心理，因为这些人拥有最大的财富、权力和安全的生活。
就这样，希特勒在我们的眼前演出了一场一个即使掌握了无上权力，然而内心仍然永不安宁的下层人物的悲剧。他的脸部表情表明了这些。一双永远保持警觉眼光的滴溜溜转的眼睛，不停地在寻找牺牲的对象。一撇装模作样的小胡须和一绺头发，这些都不过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强壮些。人们后来在希特勒的正式照片上加上威廉二世的小胡须，这两个神经质的人之相似，简直叫人吃惊。他不同于过去的独裁者们，甚至不同于墨索里尼，没有任何材料说他性格安定，他不是发脾气就是郁郁沉思。他总是在动，这种不安定的性格，使他成为地地道道的德国人。
然而恰恰就是这种病态的性格使他一步登天。他毫无国际知识，也不懂外国语言、文学、风俗习惯，单凭超人的视力就能这样坚定地预见法国的民主将衰落，英国倒还能坚持。早在上台前他就感到法国即将崩溃，因此心理上有十分正确的准备，直到1940年，经过全面的精心策划，发起对法国的进攻，整个计划天衣无缝，称得上是个杰作。然而也就是这个人，迟至1940年8月，他仍坚持反对进攻英国，不但不听取，而是抵制军人们的意见，这使他丧失了两个月宝贵的时间。也许是对拿破仑和威廉二世的记忆，使他坚信自己的预感，他将在英国问题上遭到失败。
这样的远见者，在别的时刻可能只是一批小丑，他们之所以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只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批适合于他们目的的人群。希特勒的第一个本能使他转向普鲁士。他感觉到别的地方的人民是不会接受像他这样的人物的，而且也感觉到只有这习惯于服从的古老民族有能量实现他的思想。这也说明，为什么希特勒的成功远远超过墨索里尼。
1935年纽伦堡法
1935年，纳粹士兵挂着标语牌，警告人们不要买犹太人的东西。1935年纽伦堡法禁止犹太人开业，禁止与犹太人通婚，社会上完全孤立犹太人。这是希特勒通往“最后解决”道路的第一步————纳粹企图消灭所有的犹太人。
德国人在对待这样的业余演员加罗曼蒂克的人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弱点。本书在前面描写了威廉二世最后一次与此类似的事件。由于内心不安，他经常感情突变，装腔作势，这在德国人眼里，却更加强了领袖的色彩，认为他更有生气或愤世嫉俗。因此，没有一个外国人，即使他德语说得很好，在听希特勒发表无线电演说时，能够理解希特勒掌握群众的本事。
然而希特勒恰恰简单的唯一的靠演说进入了政权。产生许多如此伟大作曲家和演员的德国人，却唯独没有第三种掌握听众的艺术————演讲。人们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在德国人中发掘演说家。自从80年以前的拉萨尔以后，还没有产生过一个演说家。威廉二世时还没有无线电，也没有向人民发表演说的习惯。没有无线电，希特勒恐怕很难得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确实，新的科学技术对大家是机会均等的。但是必须考虑到，甚至拿破仑也可以比他的敌人更多地利用电报，也许他可以从莫斯科利用电报指挥在西班牙的战役。要征服德国人只有用想象力，绝不能靠逻辑的力量，因而这位第一次出现的非军人新领袖，靠他的无处不在的声音征服了德国人。其中一个最大的诀窍是上百万人听得见他而看不见他，因为他的顾问必然认为他的外观有损的形象，容易使人想起滑稽演员。
希特勒像
希特勒成功的一个决定因素，是他给德国人带回了他们痛苦怀念了14年的东西。他给这个尚武的民族带来了重新武装的希望，同时恢复了举旗列队行进的仪式。一句话，他似乎是腓特烈大帝与瓦格纳的综合，他具有救世主的作用。一整个时代没有幻想了，现在至少出现了一长串旗帜在德国人头上飘扬，人们可以听到铿锵的命令声，嘹亮的喇叭声，一座由上千块石级和上百个头衔组成的伟大的仿古金字塔由纳粹建立起来了，人们从这座金字塔上带下来袖徽，新帽子，特别是一双马靴，虽然实际上已无马可言。
这一切都是瓦格纳思想的再现，没完没了的列队行进，贯彻始终的旋律，少数人持续不断地重复主题，表示清白无辜和渴望复仇，头戴闪闪发光盔甲的骑士，以及诸子百官及时登场，誓死效忠或背信弃义，一种适合于小人物的既野蛮又神秘的英雄行为，希特勒以这种方式把军事等级转变为瓦格纳的作品。他以对德国人灵魂深切了解的细微感情，满足他们两方面的梦想，富于音乐的服从和充满感情的纪律。就这样，他的光芒照透了这个暗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德国人喜欢把大人物的胜利，同他们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
足智多谋的靡菲斯特之流发明的宣传攻势，来势汹汹，锐不可当，这对德国人来说，完全是新的。他们还从没有被湮没在这样一大片精心准备好的言论、符号、庆典、徽帜的活动海洋之中，一切过去的机构，从枢密院的大臣官邸到滚木球俱乐部，几乎一个胜于一个。这个庞大的宣传机器，一会儿赞扬他们，一会儿对他们大声咆哮，在他们强壮的主人的怀抱中，他们感到安全可靠，就像某些妇女在梦中的感觉一样。经过了痛苦的14年，责任感终于离开了德国人，终于有人发号施令。希特勒给德国人带回来古老的服从的权利，而不是早在他以前，他们向全世界炫耀的，在别国领土上骑着马大声叱责，吹毛求疵的自信。希特勒只在小自由民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价值，无论富裕的中产阶级和阶级意识较强的工人都不怎么看得中他。
一个经历过压抑沉闷青年时期的病弱男人，只有在具有某种神经质的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他能在某一段时间内精神亢奋，行动果断有力，而在另一段时间内又突然彻底瘫痪松弛。如果希特勒对自己的事业没有疯狂的信念，那么他从哪里去找这种突然迸发的力量呢？难道他在其他方面不也有很多不足吗？教育程度不高，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资历问题，而是相当重要的区别。他同布尔什维克是不同的，后者信崇知识，而他则敌视知识分子。1923年战败的贫穷的德国尚且出版3.2万册书籍，而1939年繁荣的纳粹德国，却只印刷了2万册书。
这就是为什么说，希特勒是德国历史上政治权力与思想精神背道而驰的最大事例。一千年来德国政治权力高高在上，脱离思想精神，虽然有时容忍它的发展，像印度人一样，留给它专门领域，在这些领域内它可以不受到干扰。希特勒是第一个以国家的名义镇压与反对思想精神的德国人。他把一百多个国王和亲王的反知识分子情绪转化为一种狂热的崇拜。
希特勒曾经说过，具有十足的“勇气当文盲”，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最愚蠢的人还愚蠢。从来也没有一本文字如此平庸枯燥无味的书（指希特勒所写《我的奋斗》一书。————译者注）会出名，顺便说一声，它的质量在翻译过程中，显然给以大大提高了。这部七百多页的书，没有一个人物来自人民的生活，没有一个微笑来自农村、工厂、体育或历史，没有任何生动的内容。
很多有关一个国王的政治书籍或回忆录可能是由他人执笔的，但可以肯定《我的奋斗》出自这位自称的作者之手，至少它表明了它的文字与作者的语言一样。这些出现在成千上万篇社论中使人发腻的老生常谈和口号在他们喊叫和咆哮争吵时起过作用，但当它们出现在一部装订好了的书中，在人们阅读时就感到无法容忍了。这不是一块未经雕琢的钻石，在那儿粗暴地发泄强烈的感情，而是使人想起第三流地方小报的文章。希特勒的风格和肖像，足以使人把他永远排斥在拿破仑阶层之外。
但是不得不使人惊讶的是，希特勒在一般群众之外，也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仰。至于一些教授追随他的问题，这只是以讹传讹。几乎所有的作家，和德国从路德到康德的思想家一样，都有这个毛病，人云亦云。但是希特勒，一个文官，竟然能凌驾在军人之上，这是他最令人信服之处。
这不能仅仅用答应给他们工作、金钱和荣誉来解释。很可能是他的疯狂的信念征服了这些玩世不恭者，这些人与他们的先辈及这个阶级的人一样，在战争失败后，仍一心想过快乐生活。只有一点例外，即在德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将军在战败后神经错乱或自杀的。希特勒在遭到挫败后，怀着刻骨仇恨，普鲁士的将军们却与他不同，他们虽然也很粗鲁生硬，但是他们不仇恨；一旦他们真的恨了，则恨的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的上级。现在这个满腔热情的歇斯底里的男人，在没有任何证明的情况下，宣布法国已经腐朽了，奥地利也行将末日。一个文官第一次为枪炮和坦克带来了热情和远见，带来了进军计划和动员方案。很明显，这一点大大震动了将军们。
与此同时，希特勒从不敢于承认他对权力和武力的崇敬。他内心的不安全感使他对自己的和平打算十分不满，认为只是因为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欺骗，才使他不得不拿起刀剑。这里可以看出与文艺复兴，布尔乔亚，甚至尼采的骄傲的非道德性的关键不同。
他的热情驱使他行动十分残酷和说谎。他以自己的方式，坚定和信心十足的行事，杀害无辜，欺骗朋友，侵略没有防御能力的国家，主宰世界的思想原谅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的确，如果他高尚，宽宏大量，他就得认为自己软弱，承认自己的恐惧。热衷于破坏和对一切成功和健康美好事物的仇恨，这些始终是缺乏自信心人的特征。他对任何事情都敢于孤注一掷，如6月30日流血之夜的行动，以及重新占领莱茵地区计划等。但是他本人却在1923年11月慕尼黑政变之日，在简单的武器面前逃跑了。
对具有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医生和作家曾经为之作出过临床诊断，也确实包括病人本人，必须创造出一种可以保护他身体及灵魂，以及可以养精蓄锐，避免过多宣泄的私人生活。因歇斯底里导致的失明，使希特勒在战争期间大大恐怖了数日，一个海德堡的教授因报道了这件事而被革职。他病弱的身体需要休养生息，需要长时期的放松，就像一个演员，销声匿迹懒洋洋地度过整个暑假。因而希特勒不喜欢体育运动，不喜欢喝酒，没有业余爱好；关于女人，一次他真想遇到一个女子，希望再次不顾一切地试试他的男性能力，可是结果这个女子不是死了或者就是逃跑了，这就是他的侄女。一个既不会开车，也不会骑马；既不会游泳，也不会滑雪的男人，是不可能有妻子或孩子的。这样的男人却善于玩弄权术，就像某些特殊的艺术家，他的本能的对自己作出同样的抑制。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他的疯狂性出于对个人生活的不满和对别人幸福的妒忌，因而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政治生涯开始的动机是出于自我表现的欲望，这种例子在其他很多人身上也可找到。因而希特勒的成功是极其痛苦和付出很大代价的。这种巨大的成功只有德国人才能做到。
尼缪勒————希特勒即德国————大屠杀————光荣的雅利安人————全世界不信任德国————统治世界的美梦————小心，民主主义————欧洲合众国————假如希特勒被打倒————一支联邦军队
从来没有过一个独裁者，像这个第一个不正常的领袖遇到德国人民那样，在他们的手上遇到如此听话，如此顺从容易对付的群众。拿破仑遇到法国人民的强烈抵抗，墨索里尼的情况也是如此。本书前面所叙述和阐明的一切都证明了，突然得到违反他们本意的解放的德国人，是如何殷切的在这14年中等待一个领袖来把他们的命运掌握起来。少数不朽的神职人员，和平主义者，以及工会会员，他们曾因自己信念而遭到监禁或杀害，但总共加起来也不到德国人数的千分之一。
他们中最出名的是马丁·尼缪勒，他是德国这个时代的英雄，他的面庞使人想起出自丢勒手笔的绘画。他是一个西伐利亚人，一个部长的儿子，一个热情的水手，一个怀有深刻信念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光荣地担任德国潜水艇司令，战争的失败，使他深深地陷入内心斗争，因为他之相信德国就像相信上帝一样坚定。革命后，一个叔叔帮助他接管了一个农庄，他与这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农业工人的第一次紧密接触，使他深受感动。他得出结论，感到灵魂对他来说比耕作土地重要得多。他开始学习神学，接受希伯来教义，但同时仍热烈地支持德意志事业。他担任学生保卫团司令，参加卡普政变。他第一次在明斯特进行布道时已经30岁了，生活极端贫困，不得不从事铺铁轨等艰苦的体力劳动。他的讨伐精神，极端虔诚同时又非常罗曼蒂克和充满爱国主义精神，这种双重性格使他经常陷入很多内心斗争，直到希特勒要求所有的部长宣誓效忠，矛盾发展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尼缪勒和他的少数同事抗拒希特勒的命令。有人企图谋害他的生命，但也有支持他的群众集会和游行。迫害继续进行，最后终于被免职。尼缪勒被禁止布道，他就在家里进行。他被捕，备受折磨，争取保释后再次被捕，最后送到集中营。敌人提出，只要他答应停止宣传，可以获释，遭到他的拒绝。但是战争爆发后，据说，他自愿出来担任潜水艇的司令。
马丁·尼缪勒像
马丁·尼缪勒（Martin Niem ller，1892——1984），著名德国基督教反纳粹牧师，神学家。就是这样一个反纳粹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自愿担任潜水艇指挥官。路德维希说：“这充分暴露了德国人灵魂深处的双重性，以及这个国家命运悲剧的根源。他宣传反纳粹的理论，他坚决拒绝向另一个似乎是上帝的人宣誓效忠，但就是这个人，却愿意在这面意味着亵渎的可恨的旗帜下，潜入大海中去，用鱼雷去袭击德国的敌人。”
这个行动充分暴露了德国人灵魂深处的双重性，以及这个国家命运悲剧的根源。这个充满大无畏精神和自信的人，与路德一样，以生命来保卫他的信念，他宣传反对纳粹的理论，他坚决拒绝向另一个似乎是上帝的人宣誓效忠，但就是这个人，却愿意在这面意味着亵渎的可恨的旗帜下，潜入大海中去，用鱼雷去袭击德国的敌人。
深深怀念着祖国的游子对世界说，希特勒不能代表德国。但是难道不是所有的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地选举他吗？当然其中一部分选民是出于对威胁的恐惧，但大多数人选他是出于自愿。德国人一面挨着极大的饥饿的痛苦，一面听着吹捧统治世界的奉承话。1941年9月德国人黄油肉类的配给进一步减少，征服的国家却越来越多。关于贫国和富国的理论也被发明者的行为运用到几乎荒谬的程度，究竟被侵略的丹麦、挪威、波兰拥有什么样的财富而德国是没有的呢？他们的行为使人想起一条狗占据了马槽，它自己不能消受那些谷草，却又狂吠着不让马去吃它们。德国人究竟在希特勒统治的八年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由于他准备和发动了战争，因而使上百万失业者得到了工作，这也是他继续进行战争的理由之一。他似乎也消除了德国各民族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仇恨，用一个十分完美的形式把帝国统一了起来，这是消灭了王室后的共和国从来没有做到过的。
希特勒在德国建立了一套秩序，这种秩序没有别的国家人民能忍受得了的，特别是意大利人，可能只有一部分俄国人能忍受。没有人能忍受自由的完全丧失，但是即使很多反对纳粹制度的国家，也将采取它的某些做法，就像它接受俄国的一些做法一样。
无疑，当时德国人的思想已趋向现代化，他们从技术的角度而不是金钱的角度想问题。他们向世界表明，没有黄金他们照样可以生活、战斗和征服，而没有工程师、银行家却无法生活下去。直到战争爆发前，贸易思想统治着旧民主国家，德国人就是以击败这种思想而取胜的。生产社会所需要的物资，而不是让个人获利————这个思想从莫斯科发展到柏林，而且正在从柏林扩向全世界，因为它适应时势。但在接受这个原则时不应丧失自由。
德国群众也没有因精神上受到的枷锁而悲哀。他们什么时候对处理国家大事的思想表示过关心或施加过一些影响呢？一个一千年来习惯于忍受上级对它施加任何命令的民族，是不会为自己的意志，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一旦在违反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获得了自由，那么在新的枷锁下这个民族也会很快退回到老路上去的。世界应该看到，作为整个民族来说，德国人没有要求进行改变的意愿。我们以为世界大战后会出现一个新的德国，我们错了，我们应该从这个第一个错误中避免第二个错误。
对犹太人的迫害，也证明了希特勒的背后有着德国老百姓的支持。当世界听到德国第一次大屠杀时，有很多迹象证明在很多地方受到了阻止。但是从1933年到1938年对犹太人迫害的加紧，从第一次的抵制和到向维也纳进军和11月大屠杀，这些发展都表明了与德国人的性格有关。绝不是仅仅只有冲锋队接受它的党的命令。富有的公民、国家教授，以及独立的体育运动员，都情绪亢奋参加了当时的夜间袭击。
为什么这些德国群众，而不只是政府和党派比别的国家更仇恨犹太人呢？热情的诗人阿恩深刻地写道：“德国喜欢受锁链的束缚，承受一个带着枷锁的苦力的灵魂的痛苦。”德国人是一个可悲的失败者，失败到不能承受别人成功的程度。俄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只杀一些贫困的不知名的犹太人，但德国人却转而杀害一些富有而有天才的犹太人。不是犹太人的集居，他们陌生的脸孔和习俗使德国人不快，而是犹太银行家所获得的荣誉和影响，犹太人教授和艺术家所获的声誉，使他们大大的不快。
他们妒忌获得合法权利地位上升的德国犹太人。为什么这些人的剧院和报纸总是最好的？为什么总是他们发明了不起的医药用品？成为杰出的外科专家？采用最新的技术？出版最好的书？这些人所占的人口比例，大大地超过非犹太人所占的比例。
在历代积怨的基础上，纳粹又带来了新的东西：残暴力量的合法化，法定政府的结束，青年人可以随心所欲，以及诱发出来对谋杀、掠夺的渴望。希特勒执政初期，还有谁能为他提供更好的进攻目标呢？犹太人集中了作为牺牲品的一切条件，他们没有武装，他们富有，很容易给他们安上一切罪名。渴望谋杀和掠夺的人很快在他们身上进行实践。自从诸如社会主义分子提出国际目标转移民族情绪，德国中产阶级分子公开宣扬，说是犹太人首先发动战争，然后失去了战争，共和国政府14年来对此充耳不闻。共和国政府的部长6%是犹太人，三个人参加过革命。另一方面，得到诺贝尔奖金的德国人，其中20%是犹太德国人。所有这一切都被封锁了，就像另一事实，只占德国人口1%的德国犹太人，供献出10万人去当兵打仗，1.2万人死于战场。纳粹的最卑鄙的行为是将这些犹太人的名字从地方作战阵亡将士的名单中抹掉。但有些犹太人的行为也叫人看不起，如奥本海姆·冯·温伯格男爵，德国空军参谋长米尔希，作家阿垴尔特·勃朗南，以及制定所有贸易条约的汉斯·沃尔·塞蒙特，他们接受种族迫害者加给他们的“光荣的雅利安人”的称号，并且和这些迫害者称兄道友。希特勒把德国人从犹太人中分离出来只有对德国不利，但对德国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极大的满足。
被驱离默默尔港的犹太人
1939年3月，犹太人被从默默尔港赶出来，在德国的压力下，同月，立陶宛将默默尔港地区割让给了德国。
本书不想对希特勒的暴行详加阐述，但对有一段尚未被人报道过的情景将予以描述，这是两个后来设法逃离德国的目击者亲口告诉作者的。
巴黎一个年轻犹太人暗杀了德国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冯拉特先生，作为政治报复，德国人利用死者葬礼发动了一场新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关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1万名犹太犯人，被强迫立正数小时。193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冲锋队员扛着当天上午“死去”的人的棺材列队从这些犯人面前经过，后面跟着一大串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受害者，这些人在这天上午几乎已被打得半死不活，当他们在行进时跌倒在地，那些士兵就用脚把他们踢起来。突然他们中的一个受到严重摧残65岁的商人，作者年轻时认识他，仅在三天前被抓来，挣扎着爬起来，这是一个高个子的人，竭尽全力向他的弟兄们举起双臂，用希伯来语高声致以古老的犹太先辈的祝愿。
士兵们被这一突然行动惊住了，有几分钟全场鸦雀无声，似乎空气都凝结了。然后他们突然醒悟过来，把他拉出来，当场打死。为了他的家属，我不愿在此透露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很可能已被列入德国烈士的名单，这份名单从胡斯开始，并将一直继续到未来。
尽管德国人在历史上长期遭受屈辱，但他们还从未受到过类似过去这九年对他们的最后解放所带来的严重损害。没有一个人被答应去工作，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这种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全国成了一个大兵营，一个六岁的孩子也会被接受进来，加以训练，操练，生生死死，直到最后召开追悼会。几代人以来，8000万德国人的法律观念早已破坏殆尽。即使德国人最后失败，他们关于野蛮武力的信念也早已在几代人中得到了加强。他们毫不吸取第一次失败的教训，顽固地要求迅速回到他们过去的老路上去；因此，怎么可能寄希望于他们吸取第二次失败的教训呢？
嘲笑诚实的信念，轻视法律，推崇谋杀，摧残宗教圣贤，怀疑一切，反对一切，出卖自己亲密的朋友，为了避免种种嫌疑不认自己亲生的父亲，毁灭科学，奴役师长教授，培养邪恶野蛮势力，玩弄妇女，煽动对国家的狂热。所有这一切将贻害无穷，使其后代人无颜面对别的国家的同时代人。
德国人在全世界的声誉又损伤到了什么程度呢？这一次将没有一个德国人能说，他是被统治阶级胁迫的，因为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有朋友在党内。几乎整个国家都参与或拥护了这场浩劫。整个国家都接受了它的司法部长的格言“只要对德国有利的，都是正确的”。这句话概括了这场道义灾难的真谛。
阅读1939年9月1日当天报纸的英国人
英国人在看1939年9月1日当天的报纸，标题为《波兰遭到入侵，一些城市被炸》。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德国不宣而战，揭开了德波战争的序幕，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世界能把这一切都忘掉了吗？一个经过了伦敦战役的孩子，长大后能向一个德国人伸出友谊之手吗？一个挪威人会再次邀请一个德国人到他家去做客吗？一个人他的母亲和无数同胞被德国飞机机枪扫射而死的荷兰人会再次与德国人做买卖吗？世界上难道还会有与德国人签订条约的国家吗？这些德国人曾经如此明显的以自己的利益为依据制定条约的合法性。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相信从小就学习了这种新道德，因而肯定会遵循这种新道德的希特勒的接班人呢？
希特勒没有带给德国人幸福，但他们也没有要求他带给这种幸福。他们不要求自由，不要求财富，甚至不要求思想上的安宁与和谐。他们要求的是，古老的统治世界的梦想，在神秘的幻觉中寻找着的彻底雪耻，以及对一个他们一直像天真的孩子一样诅咒的世界的羡慕，一句话，因天生的不安全感而不断寻找和要求的公开承认，这一切希特勒给他们带来了，虽然为时不久。但难道他们有过任何领袖，在这方面比希特勒更好地满足过他们吗？
作为一个征服者，希特勒不能与他的前辈比较。在公元800年、1000年和1500年左右，查理曼·奥托大帝以及查理五世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一半是继承别人的，是从外部或间接合并过来的，它的强大的力量不是从内部涌现出来的，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不长。希特勒的胜利进军最好与哥特人、蒙古人、诺尔曼人的猛攻冲击相比，野蛮侵袭古老的文明，一度制服了文明，但是它们只是席卷而过，没有留下多少痕迹。谁还记得他们领导人的名字？其中两三个也许还在一些歌曲中保留了一段时期。如果把他与拿破仑相比，这也是很荒谬的。拿破仑给他所占领的国家带去了新的思想。他给莱茵河沿岸地区及意大利带去的法律及社会秩序，在他被驱逐出这些地区后还长时期的发挥作用，因为这些东西是符合时代的及正义的。确实，在寻求欧洲统一问题上，他视自己和法国为领导力量，但这是以鼓吹容忍大革命为基础的，希特勒征服巴黎，则是以他的优秀种族论的教条为基础的，这是希特勒进行统治的依据。
这里就出现了问题，所有德国能为占领国带去的文化均已被纳粹所破坏或遭到镇压。德国学者和艺术家纷纷流亡出走，就是这个国家政治的一个象征。这次德国的知识分子先于德国的武力达到别的国家，而且被迫逃得越来越远。德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从德国逃至邻国，在这些国家被征服后，又远远逃至美国，只要迫害不停止，这个趋势就将一直继续下去，并一直得到移民没完没了的感恩戴德。从而世界上文化最灿烂的城市也将变得野蛮荒芜，普鲁士的铁蹄将踏上巴黎皇宫旧址。所有代表德国荣誉的人物将作为客人或难民被别的国家接收，而不是征服者。德国的知识分子比德国的坦克早七年进入凯旋门，而且受到大得多的欢迎。
但是希特勒的预感是正确的，旧民主主义已经没有生命了。法国至少将从它失败中学到很多教训。法国人面对一个处在大动乱边缘的世界，太掉以轻心，太玩世不恭。英国人直到1940年5月还不采取行动，以后行动了但也不彻底，它的贵族政府，它的银行以及城市都没有为国家作好充分准备。还有，经过几个月的英勇斗争后，再恢复旧的秩序和民主就叫人不能容忍了。
国家社会主义党正如它的名称所包含的，它的宗旨也有社会主义的一面。导致世界在过去20年中脱离纯资本主义的急剧变化，使所有的国家在战争经济中得到进一步改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德国，它的战时经济延续了九年之久。在法西斯国家迅速地使自己适应出现的动乱时，两个西方大国继续由富有阶级以老的制度实行统治。是这两个国家重新武装了德国，而不是打垮了它。不止一个法国工业家说过，劳特·洛特梅埃也宣称过：“是希特勒，而不是布鲁姆，是坚定的年轻的纳粹拯救了欧洲。”
然而，因害怕布尔什维克而促使英国和法国签订了《慕尼黑协议》时，他们的美梦也破灭了。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布达佩斯的推销商感到自己被迫进入一个越来越与莫斯科制度接近的制度。当德国和意大利的资本几乎全部被政府没收时，自由民主党人站在独裁者的国家社会主义一边。在任何情况下，正统的资本主义在欧洲都失败了。
他正在准备欧洲的统一，一个大家都在寻求的联邦形式的统一，而不是在一个主要种族领导下的统一，就像德国的一些优秀分子始终在寻求的，不经过希特勒的枪炮而“合并”奥地利。欧洲的统一和五六个君主的退位只能对欧洲有用。即使在拿破仑失败后，一百多个被消灭了的德国小公国没有一个东山再起的。很多预言家都得到了他没有想到过的结果。希特勒也将像哥伦布一样到达一个他从没想到过的大陆。希特勒占领欧洲的结果，很可能很快会出现一个欧洲的合众国，如果最终能把“卐”旗击倒，而代之以升起“自由的白色之旗”。
无论是形式还是日期都不能预言。但有一件事似乎是比较肯定的：被征服的人民不会像德国人那样长期屈服于枷锁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只能以革命而告终，就像俄国革命给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一样。但是为了和时代的精神一致，形式很可能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希特勒最终将发现一个自由的欧洲，而不是德国的欧洲。与种族主义的理论决然相反，在近年内即将发生的革命，将不是为了夺取几个省份或前线阵地，而是为更公平的财产再分配。历史将看到，这次战争的后果之一，将是每个公民要求更体面的生活，这将在所有的国家成为很强烈的呼声。它不会像拿破仑垮台后那样，很快出现一个“神圣同盟”，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曾任拿破仑的外交部长和外交大臣，精于权术，阴谋和善变。拿破仑垮台后，又作为法国代表，出席维也纳会议，参加“神圣同盟”。后为法国复辟王朝的外交大臣。————译者注）重新掌权。被征服的国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将是寻求比战前更多而决不是更少的自由。
德国人将是这些国家中的最后一个而不是第一个起来争取自由，这是他们的性格决定的。在没有一个受奴役的国家起来反抗之前；在穿制服的武装的德国工人与非武装的外国工人出现兄弟和解，并消除了不正常的奴役关系之前；在有可能出现一部分德国公民起来反抗，并通过国内战争推翻这个他们大部分人曾经从属的政权之前；德国人是不会轻易起来的。但即使希特勒部分地取胜了俄国人，那么他们给他带来的也只可能是谷物，而不是热情。德国人一向反对法国人，即使在世界大战中也从未反对过俄国人。一旦进入莫斯科，德国士兵将会看到，希特勒的很多方法是向莫斯科学来的；他们将很快和这些与自己一样有着极强纪律性的追随者们称兄道弟，甚至有可能变成共产主义者。
要打败现代的成吉思汗，必不可免的要取得美国的帮助，但不是靠入侵，而是只有通过欧洲的反抗。强大的封锁将是对领导人的一个考验，对德国普通人民来说，他们是经受得起长时期的艰苦的，他们可以过贫穷的生活。但是如果对其进行轰炸，这将对其造成灾难性的印象。根据德国人的性格，他们不会在苦难中锻炼得越顽强。德国人比较神经质，而在这过去的10年中，他们已经受到够大的精神负担了。
德国人作为军人，在武装起来，听从发号施令的情况下，可以保持他们的勇气，但是作为一个平民，成为看不见的敌人的进攻目标，没有上级的命令和领导，他们很容易屈服，他们在130年内还没有遭到别的国家的侵略。
也许只有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封锁，被征服的国家的反抗，和德国内部的炸弹袭击到达高潮时，将军们为了保护自己才可能起来赶走他们的“领袖”。这将对世界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时刻，因为普鲁士的将军们并不比希特勒更值得人们信任。胜利者将十分小心提防“不可预测的犯人”，当他走出带刺的铁丝网，准备和你讲和的时候。
《凡尔赛和约》决定单独解除战败国德国一家武装的思想，表明了它对德国人的性格不十分了解。
对待这样一支高效率的人民，是无法剥夺它在经济竞争中的权利的，唯一能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办法是建立欧洲合众国，这在德国第二次打败后要比在第一次打败后建立起来容易得多。只有积极地实行欧洲国家全面裁军，才能保证解除德国武装，不发生报复的可能性。将组织一支欧洲联邦陆军和联邦海军，就像今天美国的国防力量直属华盛顿一样。那时德国将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样无力再次发动战争。
只有这样才能拔除德国人嘴里的毒牙，使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伟大才赋在世界文化中得到正确的位置，不担心再发生世界祸端。
哲学家在海德堡————贝多芬
今天，一个深秋的黄昏，一位老人站在海德堡城堡的台阶上，眺望着山下的幽谷。在他身后是一片隆起的若隐若现的断垣残壁，它们是被法国占领者破坏的德国建筑物。三百年来，上面爬满了深绿色的常春藤，象征着德国的浪漫主义。这片标志着德法斗争历史的废墟，面对面地坐落在德国这一最漂亮的风景区。
这位像一切德国精英人物一样有着一副剑眉的哲学家兼音乐家的老人，现在正凝视着他脚下的一条河流，河水安详而又急促地向三孔老石桥流去。这是内卡河，它在这里形成一段虽然只有里把长的湍流，迫使河水经过狭窄的河道流经高山，然后急流直下，多么像德国的历史啊！在葡萄园的那一边，又是一片连绵的山坡。在内卡河左面的山头叫“王座山”；在右边的山坡上有一条“哲学家小道”；再一次从名称上把德国分成两半。
海德堡城堡
海德堡这个名字在1196年正式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当时，城市的规模已形成，是个小城邑。屈指算算，海德堡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在德国城市中，建城历史之久，可名列前茅。
在墙的那一边，这位哲学家看到了下面一座方形建筑物————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自从第一批教师在那里对学生授课以来，它已经历了五百五十多年历史了。此后，上百名杰出的思想家、学者，在葡萄园的小屋里或城内的旧宅中埋首从事学术研究，一切为了人类智慧。远处，在那条狭窄的弯弯曲曲的街上，本生（R. W. Bunsen，1811——1899，德国化学家。————译者注）发现了星体的实质，终于找到了太阳光谱。与此同时，只不过再过去几条街，赫尔姆霍尔兹计算出声音和光线的波长，第一次用他的光学仪器，打开了迄未为人类知晓的生物眼睛的秘密。
现在，这位沉思着的老年圣者的目光，转移到了那边古老的紧紧挨在一起的建筑物，有些屋顶仍然可以看出是由彩色花砖砌的，那里想必是路德会见人文学者的地方，可以想象脸色苍白的米朗克松怀着对这位勇敢的修道士的崇敬的心情笔挺地站在那里。这位老年智者似乎自己也坐到了那里，歌德的影子出现在他的身旁。年轻的歌德在“狂飙运动”的影响下，对世界充满热爱与向往，他决定不了继续从事写作还是出去遨游世界，终于在这里作出了决定，第一次离开了祖国。而40年后，仍然在这里，歌德由年轻美丽的玛丽安娜陪着，自己似乎也年轻了，经常在这里采集核桃和写下有关这一段日子的不朽的诗篇。
往西远处，接近日落的地方，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四座塔影。由于常年学习，双目仍然犀利的老人，甚至可以分辨出那里的两个白色圆顶。这是斯佩叶尔天主教堂，很多德国皇帝埋葬在那里，这些皇帝日夜梦想南下到有核桃树的地方。而现在，在这夕阳西下，莱茵河上波光涟漪，内卡河滚滚汇合之际，这一时刻到来了。不远处就是当年阿里欧维斯图斯回答恺撒大帝问题的地方。德国的历史似乎就从这个古老的城堡脚下蔓延展开。
现在这位哲学家要回家了，因为有了些凉意。他看到了城东新出现的一堆瓦砾。这是英国人为了报复德国人持续长达一周的进攻而进行轰炸的结果。英国留学生一度曾在这个白色圆顶之下聆听德国学者做的很多学术报告，这些报告在英国国内是听不到的，特别是那令人神往的德语。也许这些学生中的一个，就是现在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
“现在这些人在哪里？”这位老人沉思着，一边用手压压他的帽子，似乎怕人看出在这顶帽子下的他的思想。他举步向他狭小的古老的屋子走去。曾经使这个城镇辉煌一时的德国人文主义者，从路德到歌德到赫尔姆霍尔兹现在到哪里去了？德国人的荣誉到哪里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到哪里去了？青年对学习的渴望到哪里去了？那些装饰着彩色的灯笼，充满欢乐的旧时学生歌声和沿着城镇和小山逆流而上的游船又到哪里去了？远处在天主教堂内，历代的皇帝们停止了曾经带给他们自己和德国人如此重大灾难的罗马朝圣者永远安眠在那里。更远处则安息着改革家们，几个世纪以前，他们倒可以发表今天被禁止向他们的后代说的话。实验室早已无人光顾，呈现一片荒芜凄凉，因为青年人都跑到很远的别的国家，烧杀蹂躏他国人民。图书馆里仍然排列着几辈先人传下来的康德著作，现在再也没有人去读它们了，因为他的言论对今天的德国已毫无意义。只有莱茵河仍然与西格弗里德时代一样，滚滚流动，日夜不息，德国人在梦里仍然听到《罗累莱》美妙的歌声。
黑夜笼罩了古老的内卡镇，笼罩了全德国。老人回到家里，无奈地凝视着眼前的一切，然后走向钢琴，打开琴盖，弹起了贝多芬的最后一首奏鸣曲。
亲王冷眼横对他们答曰：“如果你们在11月9日，也能坚决地团结在国王的周围，这枝长笛何能落到今日第一件被拿出来拍卖的地步？！”
德国革命给历史带来了奇特的现象。一旦国王下台，军官、容克地主、仆从和宫廷人员都背信弃义，不再忠于国王，唯一还忠于国王的是平民、人民。他们依然毕恭毕敬地在亲王面前出现，并没有在最初的惊慌失措中逃走，他们带着窘迫的表情，恳求亲王们安然撤离。当身居波茨坦宫的皇太后在子孙的簇拥下，听到士兵在开枪，想到沙皇皇后是在何等恐怖的情景中遭到追捕时，一位使者走进宫来，肃立致敬，并以训练有素的军人腔调报告说：“陛下，您在我们保护之下。我们已采取防范一切的措施。敬候陛下谕旨！”
魏玛共和国的国旗
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退位，流亡荷兰。德国在魏玛城制定宪法，成立共和国，重新选择黑、红、金三色旗为国旗。
魏玛共和国战旗
魏玛共和国总统旗
22位德国国王和亲王，或者他们的皇亲国戚，加在一起估计有120人，没有一个德国士兵或工人从他们身上拿走任何一件东西。就是数为千计的宫廷官僚机构中的大大小小官员也没有一个人这样做。
这是历史上一次最奇特的革命。最后，只是因为更富有战斗性的李卜克内西20分钟前在皇宫中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谢德曼才在国会中宣布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那天中午，阳台上的一场斗争决定了德国的命运。艾伯特在听到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后，“气得脸色发紫”，他对着自己的伙伴大声咆哮地喊叫道：“你不应该这样做！只有国民大会才能通过组织政府的决议！”
然后就发生了水兵兵变。他们在10月底拒绝执行军令，只是因为他们在军港中已经生活了三年，在兴登堡宣布战争结束后，却突然受命要奔赴远洋作战。至于水兵11月5日的要求内容也不过是释放被押的同伴，保证不在他们的军人证上记载不利的评语；官兵伙食平等；废除在非值勤时强迫性的敬礼；最后还有改变对军官称呼的方式，其中关于第三人称的问题，如“舰长下令……”只在报告开始时使用一次，随后只用“你”这一称呼，而不再称呼“舰长”。这些就是8万名水兵的要求，他们扣押了3000名军官，以及控制了所有的武器。
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秩序井然，以至于兴登堡也表示要支持这个委员会。几百名营养不良的水兵占领了柏林皇宫达数周之久，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群龙无首，而皇宫的地窖中，装满各种德国人四年来连味道都没尝到的食品。他们会不会猛扑上去，举办个宴会，大吃大喝一场呢？不，他们交由一个特别行政小组，荷枪放哨，装备有催泪弹，严实看守54个地窖房间的每个门户。他们按照每日配给量分给每个同志，而且都登记入账，一清二楚，留给张伯伦伯爵。后来，当他们在楼上窗口架起机枪时，还铺好旧报纸，保护精致的硬木家具。在皇宫被敌人轰炸后，他们将碎石乱砖在院中清理成三堆：一堆灰泥，一堆铁，一堆玻璃。
在德国遭到轰炸后，德国市民也被分成三堆：旧掌权者，新掌权者和激进分子。在这场暴动中，问题并不在于哪一派更勇敢一点，或是哪一派更胆怯一些。路障既不是用石块，也不是用车辆，而是由无数的教条堆砌起来的。他们手执的不是枪炮，而是言辞。他们缺少的是足以燃起一场革命的最关键的火花。只有在开枪射击反对激进分子的地方，才会出现这样的火花。由于两派反对一派，这是造成共和国垮台的最重要原因。
在这场斗争中，跨出的第一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德国的命运在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周内已露端倪。只要旧的压迫者还在胆战心惊，等待着有人出来炫耀权力或发表强硬的声明时，他们对新当权者还是尊重的；不过他们只是站在隐蔽的地方，竖直了耳朵却什么也听不见，然后他们从隐蔽处面带笑容地走出来，悄悄地走近他们的同志说：“当没有什么令人害怕时，我们就会失而复得！”
治理国家的天才————新国旗
这几年德国发生了什么事？或可能发生什么事？
多少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的容克地主拥有一切合法的权力，其必然的结果是滋长的权力欲取代了对自由的热爱。德国工人革命受挫，并不是由于他们太富有民族感，而是他们太热切地要求自己处于“从属”的地位。
因而绝大部分沉着镇静的工人和四年前的所有德国人一样，被迫两线作战。把自己全部投入反对一边的激进的兄弟伙伴们，希望自己强大起来，能在清除激进分子以后转而对付旧执政者。但已为时过晚，良机已失！旧执政者此时又积蓄了力量。这就是德国的悲剧。
为了停战谈判的需要，老百姓解除了军人贵族的职务，防止他们卷土重来；现在缔结的和约实际上更加重了市民的负担。在这时出现了双重变化。统治这个新国家的资产阶级集团和保守的工人，在讲话和声明宣言中及其报刊和书籍上，经常指责敌人用武力将和平强加于德国人身上，却从来也不指责那些真正有罪的，多年以来一再拒绝合情合理和平建议的人。资产阶级集团和保守的工人后来习惯于这样来统治国家达数个世纪，他们非常狡猾，不指责敌人，却埋怨老百姓签署了和约。
鲁登道夫将责任归罪于停战，造成的道义和政治的后果是巨大的。
造成共和国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新政党缺乏治理国家的天才。在50年专政期间，最初是以俾斯麦的名义，而后是威廉，最后是鲁登道夫，政治才干从1848年以前代代相传，保证了无数的冲突得以缓解。容克地主没有学会治理国家的本事，他们只是统治这个国家，而作为真正的军人，他们知道如何补充兵员，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30或40个有效地管辖普鲁士达200年之久的家族，他们保护容克地主的统治，保证国库的财源供养这些容克地主们。他们时而派一位兄弟或堂兄弟在政府中任职。人们还记得热那亚或葡萄牙商人总是派遣自己的一个儿子随着帆船队远涉重洋带回财宝。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出卖这些财宝。只要在柏林有一位农业大臣就可妥善地照顾易北河或奥德河两岸数百家权势赫赫的容克地主。
现在出来协助党内数百万同志的新人按照教条行事，他们不做任何事使外界了解德国已经发生了变化，却千方百计对国内头面人物进行说服，让他们相信形势并不是那么坏。在反对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内激进派的持续斗争中，他们企图继承旧世界的传统；他们不想朝前看，只为自己的过去而骄傲，他们竭力不使委员会采取任何社会主义化的措施。
新统治者对实现自己的理想掉以轻心，使敌人得以轻易地复辟。人民被排除在外达30年之久，从未担任高级官员，因此在这场动乱中形成真空，只能留用旧文职官员加以弥补。一位枢密院官员坚持认为枢密院的工作具有特殊性，不能中断，更谈不上涉及工资的问题。其结果是没一个容克地主给平民让出自己薪俸优厚的职位。
旧执政者对这场急风骤雨先是大吃一惊，随后迅速紧密团结在一起，加强自己的力量。新执政者为了显示自己尊重言论自由，允许旧人物嘲笑刚刚在六周前选举出来的新政府。他们允准这个国家的公民首先公开诽谤新政府，而当总统向法院提出控告时，那位面部有着刀疤的审判官，竟然洋洋得意指责国家元首。
新政府虽然勇敢地决定采用黑、红、金黄色新国旗，但仍同意旧国旗继续作为海上船只用旗，新国旗只插在标志国籍的船首。这个新政府1920年被迫解散，1922年主要大臣被暗杀，即使受到了这样粗暴的干预，这个政府也未能采取措施，制裁那些挑起事端的旧臣。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并不是因为新统治者个人突出的懦弱性格，而是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顺从上级的训练，使他们成为唯唯诺诺的人。共和国的第一个总统，一生无可指责，忽然在50岁时，要学骑马，因为旧时欧洲国王都是骑在马上出现在人民面前的。其他的则突然要求学打猎。一位衣着入时的女流，夸耀她和一位伟大的劳工部长眉来眼去，私下幽会。他们不去驾驶新时代的拖拉机，耕耘自己的土地，而是拾起19世纪早已遭到人们唾弃的玫瑰花。
失望的归家者————“共和国应负责”————“老长官重返军队”
时间是如何波涛汹涌般的向前奔流不息啊！新的颜色，新的声音，虽尚模糊不清，但即使对那些漫不经心的报刊读者，也能感觉到一二了。
21位亲王放弃了德国的王位，同时失去了土地和权力。因为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财富。他们宁愿庄严的称号受侮辱性“和约”的玷污，而不愿为了饥饿的人民放弃财富。如果他们拿出自己的财富分给饥饿的人民，可能正是日后恢复权力的最好办法，可是他们不愿意。
上万名外国兵进入莱茵河沿岸。黑黝黝的摩洛哥士兵引起人们的反感，担心自己的金发女郎受到侮辱。西部邻国为了索取战争赔款再度入侵德国，人民群众群龙无首，他们身居亚平宁深谷沟壑之间，出于真正的仇恨在工厂地区开展游击战。
四年来，数百万人流血牺牲。现在又在大屠杀中将财富消耗殆尽。人们早已见不到黄金，看到的只是纸币，现在纸币也已褪色，一夜之间变成废纸。每个人都力图得到看来似乎还可以依赖的外国货币。
有位名人像昙花一现般出现在德国地平线上。他的名字叫施廷纳斯，这个雅利安人，善于杜撰爱国的口号，他的目光多少比起其他人看得远一些，他收集大量的纸币卖到边境外去。他向政府借钱，购买一切凡是他能买到的东西————船只、旅馆、铁路、剧院和矿山，然后再偿还这笔早已贬了值的债款。他就是这样从破产的人民手中搜括了大量的黄金，夺得了巨大的权力。他甚至在临死前，还骗取了一笔遗产税。
成千上万的青年士兵就像三百年以前那样被征入伍。他们向东进军到俄国边境的国家，一路上烧杀掠夺，无所不为，企图通过流血，将他们向往殖民的地方纳入自己的版图，而结局不过是失败而已。他们双手空空而归，纠集在一起，失望之极，直接迁怒于这个新的国家。存款折上的钱渐渐用完，保险政策早已失效，遗产荡然无存。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导致旧证券价格急剧下跌。新的灾难给许许多多善心的人带来苦难，而作为这个国家外来户的犹太人更是遭到打击，人们将这一切后果都归罪于犹太人。
当强加在德国人身上的战争赔款不能偿还时，宽肩膀的美国人出现在无数国际会议上，计算着德国人应偿还的数以十亿计的赔款，包括德国下一代人的住房也要作为赔款偿还。为了解决数百万人的饥饿问题，不停的召开各种会议，将金钱滥用于支付数十万张秘书旅馆住宿费的账单。这时自杀的人有增无已。
艾伯特肖像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德意志第一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即“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1925）。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新统治者仍然不知道他们能为人民群众采取什么措施。这些正直的民主派人士，和以前和迄今为止的德国统治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太缺少想象力。人民群众经历了灰蒙蒙的战争岁月，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彩色缤纷的生活，在经历了顺从的岁月之后，他们需要自己的理想。这些民主派人士和他们以后执政的独裁者一样，没有模仿莫斯科的做法，采用新的象征、新的称号和新的国歌，给人民群众带来新时代的生动景象，而是提出使人厌烦枯燥无味的纲领。两千字的基本纲领，没有一个新词或有声有色的语言。没有给工人以自信心，使他们感到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对市民而言，没有任何内容可以吸引他们。激进分子没有重新提倡胡登或恩格斯精神，而是选择了一个古罗马反抗者的名字————斯巴达克，这个名字对德国人并没有号召力。人民群众排斥了旧的象征，可是没有新的歌曲和新的旗帜，没有雄辩家和作家，也没有新的装饰和姿态可以取代之。但是一个国家没有向往难以无限的生存下去，一个国家没有理想，如何能生存？
旧统治者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相互呼应，开始向全国进军，大叫“共和国出卖了我们的荣誉”！与此同时，他们还将没有一个人能接受的德国是唯一战争罪犯的理论，篡改成德国对战争是无罪的理论。他们开始告诉人民，他们既没有发动这场战争，也没有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无数的书籍和讲话都充斥了这种论调，而统治的胜利者并没有出来制止。如果德国人坚持自我欺骗，又有谁会出来反对这支打败的军队自称为“不可战胜的军队”呢？但是这样做，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后果，这就是通过十年来诸如此类的教育，足以使轻信的青年人相信，德国确实是无罪的，敌人是令人怨恨的，结果是复仇之心不断滋长。
使这些军官和容克地主得以复活的温床是帝国军队。难道他们采取过什么措施，防止这些人在新旗帜的军队中继续供职？只消玩弄个小小的花招，就可以使他们的名誉不受玷污，继续在他们仇视的旗帜下供职。在他们看来，这面旗帜是他们蔑视的革命和破坏皇权的象征。如果他们可以轻易地撤销对国王的效忠，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在思想上有保留的条件下，第二次宣誓效忠呢？后来，纳粹坚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责任宣誓假效忠。
老军官回到军队受到欢迎。因为德国没有托洛茨基，老军官都回来了，一个新军官也没有增加。1913年，在普鲁士军官中有22%是贵族，而到了1921年，这个数字居然又回到21.3%。革命的结果只减少了0.7%的贵族。由于裁减军队，有数千名军官未能回到军队中去，这批人就由政府赡养。退休金没有减少，特权也没有减少。在1870年战争以后，还有一位军士提升为将军；而在世界大战和革命以后，竟没有一个军士提升到上尉以上的官阶。现在这些军官们和“无产阶级的首长们”一起去娱乐场所，合乎时宜地向他们表示尊敬，直到最后双方剑拔弩张大打出手，以至压倒他们。国防部长感到，遭到自己兄弟伙伴的敌视，却得到这批优秀军官的保护。
兴登堡的谎言带来的灾难————“背后遭到暗刺”
兴登堡在写他的回忆录，或者他已经写好了，将事实颠三倒四，弄得乱七八糟。在11月10日，他被迫签署停战协定的那一天，他写道，“然而战争绝没有结束”；在这紧急关头的六周内，没有一份文件指责自己的国家，可以肯定，德国人不能从这本回忆录中了解到当时的情况。这本书只提及政府如何地懦弱，而支持这个政府的又是精疲力竭的人民，好像战争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为了给读者制造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本书的结尾强调“正像西格弗里德倒在邪恶的哈根长矛之下一样，我们虚弱的前线也崩溃了”。
成千个雄辩家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使千百万德国人心中铭记这句话。青年不得不相信这句话，因为此外也没有别的说法。勇士们也喜欢听这句话，用以宽恕自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支军队能逃脱覆灭的命运。没有上前线的市民们相信这句话，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而是认为在背后暗刺西格弗里德的那个“邪恶的哈根”就是社会党人。
制宪会议
1919年，在艾伯特领导下，制定了魏玛宪法。该宪法试图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重新统一起来。图片中的艾伯特在国家制宪议会上发表讲话。
兴登堡这部回忆录，对削弱共和国的恶劣影响很快就出现了。旧统治者找到借口掩饰自己的战争罪责。官方的学校教科书宣扬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是“背后遭到暗刺”，这种说法显然是出自兴登堡之口。
旧独裁者似乎又在蠢蠢欲动，企图东山再起。1919年11月，他们在一起聚会。这次聚会给德国的命运带来严重的后果。新的国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向两位将军质询，以调查造成这场战争的原委。这个委员会不是法庭，没有像军事法庭审判战败的将军，追究他们在战争中和战役中失败的责任。国会成立这个委员会只是调查历史事实，起到司法传讯的作用。
民族主义分子使用各种手段，包括派出专列火车，组织仪仗队，成立专管护送的代表团，指定两位帝国军官作为私人警卫官，以及帝国卫兵哨去迎接兴登堡，使这场对兴登堡的审查变成全国欢庆的日子。而这个已是72岁的容克地主心情又是怎样的呢？二十年来，他第一次不是向他的国王，而是要向另外一个人作出报告。他会不会挥舞强有力的双手，予以拒绝呢？不，他从口袋里掏出角质架的眼镜，手拿几张纸，像讲故事一样，开始从容不迫地朗读起来：“我们进入总司令部时，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怀着对祖国的热爱，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保卫德意志帝国，不使德国人民受到伤害，引导他们走向正义的和平。这就要求我们意志坚定，战胜敌人。这个坚强的意志取决于坚信我们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外交失败了。我们并不谋求战争，然而我们从事的是最伟大的……”
这位将军继续讲道，“我知道，有一件事是绝对肯定的，这就是国家不再支持我们了。我们始终担心，国家是否还会坚定地支持我们。而此时，在陆军和海军中开始了秘密的有计划的颠覆活动，这是和平时期这种活动的继续。英勇的军人起来反对革命分化瓦解的活动，而最妨碍军人行动的是革命同志的反抗斗争”。
现在兴登堡将军开始讲解，他为什么不顾美国而决定开展潜艇战，为什么他一定要停战，他非常狡猾地在共和国最内层核心，在帝国议会中，向全世界指责缔造这个共和国的最主要支持者的政党。
“德国军队遭到背后的暗算。从而使在各个阵线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的德国，却在战争中得到了悲剧的下场。”
面对这种大吹大擂，可怜的主席不知所措，无言以对，即使现在，他也无法为目睹自己的儿子和兄弟战死的德国人民讲话。
当这位谦逊的公民问这两位将军，他们下午是否打算回来？他们答称，他们不能这么做。然后再也没有回来。
六年以后的1925年，兴登堡的姓名又魔术般的光彩耀目的出现在德国选民面前。由于艾伯特，这位最谦虚的平民，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的逝世而有必要进行总统选举。德国人要选择一位新领导人，据说，这位领导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他必须是一个具有政治气质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共和派人。兴登堡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他不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人，而且是一个拥护君主政体的分子。然而一半德国人却大声呼唤要选他，“还有更为重要的理由”！有什么重要的理由呢？外国人不禁发问。德国人叫道，兴登堡是坦能堡战役的胜利者！德国亲王都一个个的悄悄地溜走了，德国人现在再也没有崇敬的对象了。他们心情忧郁，渴望至少能在大街上向身着镶金边军装的将军致敬。因而右派分子联合阵线得以提出推选兴登堡为总统的奥妙理由：“兴登堡作出过巨大的牺牲，应该推选他为总统。我们认为，全力支持我们的兴登堡，是所有城乡德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推选兴登堡的理由，是典型的普鲁士理由，即老绅士的牺牲是应该获得嘉奖的。军人应该再次成为帝国的首脑。不过选举的结果，兴登堡只以微弱的多数获胜。
当兴登堡步入帝国议会大厦时，老容克地主看到的是他们青年时代就已痛恨的色彩。当这些容克地主还在襁褓之中时，他们的父辈就经历过这些黑红金国旗带来的革命恐怖。对每一个容克地主而言，黑红金色是他们内心仇视的共和国象征，而现在，他们却要宣誓效忠共和国的宪法。
兴登堡笔直地站着。德国人民的代表选举一个小工人作为议会的主席，现在又通过这位小工人之手，将誓词交给德国人自己选举出来的新总统。恰恰正好60年前，兴登堡宣誓效忠德国国王，请求救世主耶稣基督允准永远臣服国王。他以自己的方式，始终忠于自己的誓言，直到现在，他又站在议会中，宣读自己的第二次誓言。他看上去仍然很忠实坚定。他那深沉的低音在大厅中回荡：
“我向万能和无所不知的上帝发誓，我要为德国人民的幸福贡献我的一切；凡是对德国人民有利的，我要促进；凡是对德国人民不利的，我要避免；我将坚持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我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坚持正义高于一切。祈求上帝保佑我！”
据说，在他讲到最后几句话时声音已经颤抖了。
国联————凡尔赛铸成大错————德国的复仇————兴登堡压倒国王————国王得到了财产————兴登堡保持沉默
在凡尔赛，对德国人犯下了最严重罪行的是国联。德国人不得不期待希特勒出来解放他们，摆脱德国战败的局面。通过国际法废除封建制度的概念，也许根本不能强加在典型的德国人身上，更不能影响这种概念所必需的感情。总之，德国要比其他国家多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才能达到废除封建贵族割据的智力水平。在海牙会议上，也是由于德国人的反对，致使这种反抗情绪越来越高。这种战斗精神如果仅仅建立在渴望体力比赛的基础上，那么在体育竞赛中完全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这种战斗精神仅仅为了渴望统治，那么可以在阶级斗争之中，新兴企业互相竞争之中，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对抗中进行战斗。爱好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就是用这些方法来满足人们的权欲，并且在捍卫自己的独立时，以此得到鼓励。
但是德国人的情况不一样，长达数世纪以来，他们深受权威思想的影响。只有在掌握了权力，并能胜过反抗的情况下，这种发挥战斗精神的方法，才能为他们内心所接受。没有一个文化伟人能够取得权威的地位；他们每个人都是有争议的，充其量也只能承认他们是古怪的空想家。歌德和康德的学说缺少宣传的手段。甚至教会也只有在得到罗马教廷支持的情况下，才掌握权力。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路德曾代表手无寸铁的传教士，为了谋求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一度放弃原来的激烈反抗，同意授予政府全部权力，否认人民对政府有丝毫的监督权利。
服从和命令一旦上升为社会性的宗教，争取自由的意志就会让位于屈从，有些人对此美其名曰秩序，有些人却称其为走狗的准则。1525年、1848年和1918年，这三次德国革命的失败，其延续时间之短暂，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德国人自愿地放弃可以争取到的或应该争取的权利，这一弱点使德国人在世界上遭到孤立，使它成为世界上最理想最驯服听凭别人摆布的工具。如果某一天他们被命令成为共产主义者，德国人将照样那么准时，那么服从，那么出色地进行组织工作，继续在新的旗帜下生活下去。
而现在却要在法律、谈判、仲裁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一百五十年以来歌德、康德、赫尔德、席勒、贝多芬、叔本华等德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这个目标。但是由于德国人之间的致命的分裂，思想精神与国家政治之间的距离，这些思想始终未能付诸行动。如果说两千年来两三种不同形式的基督教，都不能使德国人放弃对武力的信仰，怎么能设想通过各国派出几个代表，通过开会及一些笔墨纸张，就能作出过去需要通过刀剑才能作出的决定，要求同样的德国人放弃异教徒的思想呢？怎么能使这个尚武的民族接受新秩序的观念，根据这个观念，这个民族的最高等级将被蔑视为警察的水平？
这个民族十分重视并以穿着军服为荣，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出现，都充分表明了他们的这种社会哲学心理。这样的一个民族，怎么会仅仅由于被强大的协约国军击败而脱下军服呢？德国人常常自负说：“下一回我们将战胜！”然后他们回家再次准备武装。由国联提出的裁军方案只要求单方面裁军，这是战胜国犯的一个错误。其原因众所周知，本书不拟重复。德国必须单独解除武装，这对他们来说是双倍的不能忍受，因为即使普遍裁军这种思想，他们也无法接受。威廉国王写道：“我视海牙决议为粪土”，这句话直截了当地道出了德国人的心里话，当然不包括少数思想家或空想家在内。
凡尔赛会议面临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人道的，实际可行的普遍裁军的道路；另一条是严峻的征服者的道路。如果新的国联成员国都同时裁军；英法消除分歧，互相信任；美国停止党派之争，实现第一条道路是可能的，因为总的来说，战胜国没有谋求统治世界的野心。
如果要走第二条道路，将德国式的和平强加在德国人身上，那么首先应该研究德国人的性格，这一点法国克雷孟梭总理最擅长此道。人们必须知道，德国习惯于服从，他们甚至对征服者的冷酷无情，严厉苛刻也感到钦佩。德国人具有神经质的性格，他们往往屈服于对手的威胁，而对对手采取的和解态度，却认为这是软弱和胆怯的表现。
于是就采取了一个中等强硬程度的和平方案，以和解的方式进行。那种认为如果采取温和的和平方式可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传奇式的说法，只能出于从来没有研究过德国人性格的人之口。紧跟在温和的和平之后，而没有全面裁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会提前10年爆发。白里安（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曾获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知道这一点，他对本书作者的一个朋友说，他唯一的希望是为法国赢得30年时间。德国人无论如何都会要求武装和报仇的；只有全面裁军和一支国联军队相威胁才能制止德国人实现这个企图。事实正是，面对步步退却的敌人，德国人又开始信心十足起来。他们被禁止拥有的武装，对他们来说，具有神一般的吸引力。
德国被用法律禁止武装10年之后，武装在德国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普遍。每个政党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军队。在这样一个国家中，除了能出现一个新的独裁者之外，还会发生什么别的呢？
官方的帝国军队是各种军队中最小的一支。它们是由参加世界大战的德国将军中最有趣的一部分人建立的。冯·西克德将军就是这些例外的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军人中的一个。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普鲁士军总参谋部，它的成员往往有时是半个数学家或半个诗人。这个军人也是一心为了复仇，但他认为这是两军之争，而不是两国之战。他甚至在理论上也主张建立一支小的军队，但在行动上却和哈姆雷特一样，难以下决心。1923年秋，他被推上摧毁正在兴起的纳粹暂时掌握一切权力的位置，但他退却了。后来实际上，是他自己同意让对他怀有敌意的兴登堡取而代之，大权旁落的。
可怜的德国青年，由于不允许服军役，便成群结队地涌向私人军队。由兴登堡亲自指挥的“钢盔队”要比诡称保卫共和国的“帝国旗帜队”更善于伪装，声称这支队伍是为了民族利益而战斗的。但是“钢盔队”也同样，是更强烈的依靠传统聚合在一起的，甚至共产党的“红色阵线”也表现得朝气十足。所有这些组织开始时都既不提战争，也不提胜利，而是强调“合法”。他们在“宪法范畴内”从事违反宪法的活动，以合法为幌子，用暴力扼杀共和国。这是典型的德国人极左和极右分子的目的。“帝国旗帜队”毕竟是合法产生的，它处在中间左顾右盼，感到很安全。每个人都仰慕墨索里尼，但没有人想到进军柏林，甚至当时已兴起的纳粹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当这些军队打鼓吹号在全德国行进时，各种理论观点也相继出现在各种会议上。这些理论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倾向性，即它们的破坏性。除了一些空洞的“新德国”这类词句外，没有任何实际作为，破坏性都不小。他们反马克思，反犹太，反法国，也反欧洲。除了少数秘密的知识分子外，都反对国联和重新和解的主张。与此同时，建立了虚假的谋求国际谅解的民主社团，其中有些人是愚弄法国人的骗子。希特勒发现这些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如何精心策划而已。
各党派的军队经常互相火拼，流血，他们的目标都对准总统府。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坐在里面，由容克地主，有钱的将军和反动士兵包围着，严严实实地锁在城堡里。只有他儿子和秘书掌握着开门的钥匙。这位国务秘书麦斯奈尔是德国人中最后一代最卑鄙的人，因而也是最有耐力的人，至于从道义上来说，唯一能与他匹敌的是巴本先生，这个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在美国犯过罪。多年来，正是这批人操纵着德意志共和国的领导人，为其献计谋策。由于兴登堡是泰坦巨人，他有能力摆脱皇帝的阴影，而那位头脑方方，身着文官制服的艾伯特，皇帝却能对他施加影响。兴登堡不过不得不沉默地站在过去皇帝站立和发号施令的地方，而德国人已将皇朝置于脑后。
在紧急关头，找不到一个容克地主出来保护他们的亲王，这段历史令人记忆犹新。这件事也从另一方面表明王朝的衰败。22个统治家族几周之内就烟消云散，在这22年中，没有一个儿子或孙子以他的天才和勇气或者英勇的功绩，使那些服从了他们1000年的德国人记得他们。既然只要有少数上百个坚决的贵族军官就可以在1918年秋季事件中拯救封建王朝，那么一个现代的勇敢的亲王，即使他只是一个雄辩家，因此也就可以把德国人心目中远未熄灭的封建王朝火星复燃起来。可是今天已为时晚矣，无论在德国再发生什么情况，王朝再也不能复辟。兴登堡已尽了他的一切努力，违背他的誓言，为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牺牲共和国。
早在他出使以前，关于皇帝百万家财的争吵就已严重地损害了王室思想。这件事以及皇帝将自己的回忆录出售给以前的敌人，以及他的第二次结婚，使皇帝再也不可能重返政坛。
德国皇室在六年时间内积欠了债务，又花了同样六年时间成为债权人。当1200万德国人现在通过公民表决要求没收皇室财产时，这位总统扪心自问，作为陆军元帅，他是否可以袖手旁观，因为宪法规定，禁止他干预。于是他设法写信给过去曾为他进行过竞选活动，现在还为德国皇帝斗争的一位容克地主老朋友。他希望告诉这位老朋友“我的个人看法，大意是我完全同意你所表示的遗憾。我整个一生都在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服务，毋庸赘述，我认为这次公民投票极不公正，缺乏对传统的尊重，纯粹是忘恩负义”。
次日，在公共场所的招贴牌上这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信，兴登堡对他老朋友的泄密行为又能做什么呢？他只能让他的私人信贴在那里，公之于众。德国人了解了他们的最高领导对他们这一忘恩负义和过激行为的不满，他们似乎很高兴听到这位领导人的心声，现在他们终于在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上，稍稍迈出远远不够的几步。让我们的好国王尝尝悲惨困窘的滋味吧，他在11月那一天纯粹为了公正的和平牺牲了自己，抛弃他吧，正是这个人的祖先使我们德国成了伟大的国家！因此，尽管1400万人投票赞成没收国王的财产，公民投票还是失败了，在最后一次表决中，决定霍亨索伦王室除了在1919年获得的所有现款外，另外再给他们1.5亿英亩土地，无数的城堡和1500万金马克。共和国的斗士社会党人在国会公开投票时窘迫不堪，最后投了弃权票。
和每一个老人一样，兴登堡拥护缅怀过去更甚于关心未来，尤其是这是一个光荣的过去。当涉及国家的国旗和亲王们的未来时，他就予以干涉。但是涉及帝国未来的地位时，他就听任部长们作出决定。能寄希望于他认真地进行复仇的准备工作吗？对于一个具有能在大难中幸免垮台，经常向往退休这样一种性格的八旬老人，能期望他重整兵戈，再次走上战场吗？兴登堡宁愿接受他的部长们的和平政策，在他执政九年中，他很少过问外交事务，而却经常干预国内问题。
拉特瑙————施特莱斯曼
在这重建祖国的岁月里，忠于传统的德国知识分子，在所有重大的民族问题上，始终是忠实的民族主义者。为数不多的鼓吹欧洲福音的学者和作家在共和国时期的遭遇并不比国王统治时期为好。这次也一样，教授们在反对新的民主问题上，更甚于其他人。其中少数被要求去研究崩溃的责任问题，他们花了六年时间编辑了一本书，用文件证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是有罪的。此时，鲁登道夫是一个有懈可击的对象，而兴登堡已成为全国性人物，正当这本书付印时，兴登堡已成了帝国总统。怎么办？一位编辑找到了一个补救办法。迄今为止，只有委员会的半数发现鲁登道夫是有罪的。“既然兴登堡当选为总统了，事情就好办了，我想我们不妨将这部分删去。”于是进行了七年之久的调查工作，顿时付诸东流。世界战争的独裁者由于当选了总统，于是也就被认为无罪了。
拉特瑙像
瓦尔特·拉特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德国政治家、工业家、哲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任建设部部长和外交部长，推动德国根据《凡尔赛和约》履行义务，开始赔款，并摆脱在外交上的孤立。
当时也确实有不少真正的德国男女英雄，他们与古典的悲剧中的英雄一样，为自由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为了自由而冒巨大的风险。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兰道义、艾斯奈尔，他们最后死在当时猖獗一时的纳粹的枪口下或被折磨致死。托勒尔在监狱中度过了五个年头，暗杀奥地利部长的弗利茨·阿德勒尔后来被宣判有罪，革命来到后获得释放，他的法庭辩护词是纳入德国历史的少有的赞扬自由的文件。少数贵族也维护了他们自己的声誉。在一些大学里，有一些具有欧洲头脑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既得不到教员，也得不到学生的信任。在这个寿命不长的共和国里，也有少数勇敢和明智的国家部长，拉特瑙和施特莱斯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是他们的下场却是一个被杀，另一个被折磨而死。
瓦尔特·拉特瑙作为德国事务领导人只有威廉·冯·洪堡能与之相比。他们都为思想界名人，被召参加政府工作。拉特瑙深深了解德国人的性格，他绝不应该采取这一步。他应该知道，德国人不能也决不会容忍一个犹太人成为他们的国家领导人。汉堡————美国航线公司的领导人，国王的朋友巴林就是因此而拒绝同样的任命的。确实他对普鲁士的一片激情达到了狂热的程度。除了海涅和拉萨尔，他是第三个热爱德国的犹太人。他强调同时又竭力压制对自己身为犹太人的骄傲，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他希望犹太人和德国人完全合并的愿望。
施特莱斯曼及其代表团
1925年，施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率领德国代表团离开柏林，与欧洲其他国家政府代表签订《洛迦诺公约》。公约标志着德国正式恢复了其在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地位，公约体现了运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巨大成功。
的确，战争期间他与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一样参加了帝国军队，在战争初期，他就预见到在一场持久的冲突中德国原材料的缺乏，后来在国防部工作中他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几周以后，在玛奈战役后，他出于敏锐的经济头脑，看到和平的必要性，他将这个结论性的看法告诉了鲁登道夫。鲁登道夫对拉特瑙提出的潜艇战不可能有任何取胜机会的数据进行研究后，答称：“我的本能告诉我不能同意你提出的看法。”
1920年拉特瑙作为帝国特派员在一次会议上和战胜国达成了第一次谅解。当他担任外交部长时，在日内瓦会议上他为德意志帝国争取到了一个席位和发言权，得到了别的国家的承认，其他的代表惊讶地看到，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德国人。拉特瑙拒绝别人的敬畏，他促成了此时已被人们抛弃的德国和俄国的第一次结盟。几周以后，他被刚刚组成的纳粹党分子谋杀了。这个凶手的坟墓成了纳粹党徒朝圣的地方之一。他执政了五个月，洪堡只执政四个月。
德国知识分子这种突然进入政界的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拉特瑙是一位具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是当时最有文化修养的天才，他既有思想，也有实际能力。他为重新建设，为德国有能力同别国缔结同盟迈出了第一步。与此同时，战争仍在进行，他预见到并在好几本书中提出执行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的“计划经济”。希特勒的党徒们暗杀了拉特瑙，但却按照拉特瑙的计划，建设他们的经济体制。
施特莱斯曼，与其说他是作家，不如说他是演说家，他比哲学家实际得多。他崇拜德国的心情比拉特瑙受到更严重的摧残。直到战争晚期，他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派。他受到的震惊竟如此强烈，以致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自己的信念，从而他成了一小部分德国人，从崇尚武力到崇尚法治的自我改变的最好例子。他1925年在卢卡诺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争取再次建立世界信任而取得的成功，这些都是因为世界理解了他的象征性的使命而取得的重大胜利。正是这位施特莱斯曼在正式条文提出前五年，成功地说服了法国人自愿从莱茵地区撤军。他在对方找到了一位与自己有着同样良好意愿的人；而他与勃兰斯的对话，就像令人罕见的北方隆冬季节偶然出现数小时明媚的阳光。
贪婪的容克地主————丑闻的威胁————布吕宁————一帧镶着银框架的照片————纳粹的兴起————希特勒蛊惑人心的策略————共和国的消失————不光彩的结局
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数万亿贷款给德国带来了一片兴旺景象。与此同时，人民以不信任的口气提到两位美国人道威斯和扬的名字，商人则对其轻视嘲笑。少数勇敢的德国人公开指出当时的形势已面临崩溃破产。世界经济的互相依赖，节省劳动力的新机器的问世，欧洲的动荡不安，以及德国商业界的不团结，这种种现象，在短短的几年内动摇了德国人历史留下来的道德基础。
世界大战以前，德国从任何方面说，都不是一个贪污腐化出名的国家。在法国，人们往往可以在文件中塞进一张支票，以博得官员的好感或在文件上盖个图章，这在老普鲁士是行不通的。法国的大报刊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而德国的大报刊却是无法腐蚀的。官员和法官以及学者沿袭俾斯麦的传统，既贫困又脱离群众；至于容克地主，则是利用王室给予他们的特权侵占国家的财产。
到了威廉二世时代，军官向富有的年轻女人求婚，工业界和军界互相勾结在一起，彼此获利，相互联姻。普鲁士王室开始腐败。历史上侵略成性的游牧民族恣意烧杀掠夺。对德国高级官员来说，他们过去可以在征服城堡后，将猎获的皮裘、绘画、地毯送回自己家中去，但在俾斯麦的战争年代却是不可能的。这种现象在世界大战中第一次发生了，并且迅速彼此仿效，今天这些军官在法国洗劫一空，而且十分精于此道。
新共和国的领导人是不容易腐蚀的，他们不能对德国中产阶级中盛行一时的投机之风负责。这是作为整体德国政府的表现，将德国人的基本道德扫除一空。德国公民怀着好奇的心情注视着德国政府在国家破产之际，使用借来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修建富丽堂皇的邮政局、市政大厅和体育场，这一点连富裕的战胜国法国也难以做到，他们不假思索是否也应该加以模仿。德国人追求的从来不单纯是金钱，往往更多的在于爵位、权威和复仇，特别是希望得到世界的承认。甚至今天德国人仍对财富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希望，因此他们的思想远要比其他国家更具危险性。
容克地主始终是对金钱最为贪婪的阶级，因为他们生来除金钱外，什么利益都有了。兴登堡手下有位将军，为人朴素，出身贫困，曾经不得不过着和医务人员一样低水平的生活，甚至被迫与犹太人联姻。这样的一个人必然暗中羡慕他的富有的容克地主同事的城堡和庄园，特别是他们的打猎生活。现在他的朋友正在设计一个满足他的这种愿望的计划，可是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而采取的手段，却造成了世界历史性的后果。
易北河东岸的容克地主决心让这位在柏林忙忙碌碌的老将军回到故乡来，为他举行旨在将他出生时属于他家的东普鲁士垴爱丹克庄园重新赎买回来的募捐活动。他们一旦能在夏季将他请到家乡，他就会遇到作为一个庄园主通常会遇到的困难，而且也会面临其他容克地主所面临的麻烦，结果可能为贫困和负债累累的农户做些事。通过这个途径，打算用来援助和重新安置东普鲁士困难农户的所谓的“东方援助”政府基金，就可以在“防止波兰挺进”的幌子下被挪过来。大大填满容克地主的腰包。这个计划很成功。总统带着他童年时代的印象，以及通过和老朋友的谈话，认识到拨出数百万国家储备金支援容克地主庄园的必要性。
德国重工业家轻而易举地将给兴登堡的礼物付诸实施。只消在“每吨煤和铁”上涨价几分钱，就可以将这笔支出转嫁到德国消费者的身上。从人们自身来说，也肯定会高兴地将庄园送给这位上了年纪的元帅，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要捐出少量的钱。但这些绅士们有理由不让太多的人知道这个秘密。这位年已八旬的老人看来不久就会死去，这不就意味着这座庄园要交给他的儿子吗？他的儿子根据新的法律，难道能不付非常高额的遗产税？为了免去这笔税款，避免从已经破产的德国人民身上榨取一笔钱可以在注册时将这座庄园直接列入他儿子的名下。于是就在元帅80寿辰赠送给他这座庄园的同时，这座庄园也就成了这位48岁少校的生日寿礼。这位领导了那场战争，现在又统治着帝国的领导人，为什么不能从因战争造成的分裂中捞取好处呢？
他有一位新总理，一位德高望重的正人君子。布吕宁可以说是德国领导人中最后一位最诚实的人。他以自己的贫困和正直而自豪，甚至做到不仅削减自己的工资，而且每当他私人出访时，总是乘坐出租汽车，免得浪费公家汽油。当他开始贯彻他的经济政策的第一天，他视察旧总理府，他询问一名工作人员，为什么公园里的喷泉整天开着，“根据总理阁下的指示，只有星期天才开放。”这位工作人员回答说。布吕宁于是下令完全关闭。
但是他下令关闭的还有议会；他采取紧急命令的手段，至少使受到兴登堡一手批准的共和国宪法实际上不发生作用。宪法上写明只有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的条款，现在成了任何时候都能行使的一般性规定。作为兴登堡的副手，布吕宁的目标是笃实的，但太不够民主了。他脸色苍白严峻，一天工作18个小时。这个不知疲倦的笃信天主教义的德国人，就像一个狂热的僧侣，一个萨伏拿若拉，在巴本式的风度翩翩的骑兵面前，在脸色红润的容克地主以及失望的愁容满面的左翼领导人面前，蹒跚地走向他们的队尾。他是继施特莱斯曼之后唯一给德国领导阶层带来热情、知识和能量的德国领导人，然而他也在不知不觉中准备追随希特勒。
希特勒与恩斯·罗姆
正当德国总统、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弥留之际，希特勒内阁制定了法律，把总统和总理的职位合二为一，希特勒这一最后巩固权力之举是在德国与奥地利长达两个月的政治杀戮结束时开始的，希特勒处置了他以前的同事、有权力野心的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罗姆。
因为他也具有大日耳曼人的弱点。布吕宁崇尚武力。至少战争向这个纤细不适于从事体育活动的男人，提供了在国家面前证明他是一个战士的机会，这是他长期以来希望得以实现的梦想。他在服役期间果然升至中尉。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陆军元帅高高在上，并不认识他。现在他以总理的身份对总统说话。难道比兴登堡年轻30岁的布吕宁，没有花了一生的时间学习现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经济等课题？但是连兴登堡自己都承认，他对这些课题一无所知。两人之间存在的差距是如此之大，这个差距要比一般的大臣与君主之间的差距大得多，因为它能让人深深地感觉到。因此在这位空洞的巨人面前他必须屈服。总理府玩弄阴谋的人，也同样希望把布吕宁控制在他们的手中。
当然，他们是在利用他。只有布吕宁能唤起人民重新选举兴登堡，容克地主对此早已没有兴趣。他在担任竞选工作时就知道这位老人将在当选后不久就背叛他。“人们可以看到兴登堡的不忠”，格劳埃纳将军当时说。布吕宁在伦敦和巴黎都为自己赢得了极佳的声誉。他在争取取消几乎全部剩余战争赔款的问题上取得了成功，他说服法国允许帝国国防军扩大为30万人。早在希特勒上台以前，施特莱斯曼和布吕宁就与法国就取消《凡尔赛和约》中的三个最重大的条件————莱茵地区的占领，赔款及裁军问题达成了协议。希特勒在他后来的一次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激烈的演说中，无疑像一个在拼命捶击稻草假人的小丑。
此时，布吕宁与希特勒也有接触。他提出，如果希特勒同意后退作为兴登堡的反对党议员，那么他将提供希特勒为期一年的总理任期。希特勒拒绝了。在布吕宁帮助兴登堡第二次当选后不久，兴登堡即以布吕宁没有拒绝布尔什维克在东易比河的计划为由，叫他卷铺盖。事实上布吕宁只不过为了农户的利益，从容克地主那儿撤回了“东方援助”的数百万马克。当兴登堡把一张镶银框架的照片送给他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并通过国务秘书告诉布吕宁，希望他不要把它放在桌子上时，布吕宁拒绝这样做。这位中尉与仅仅是一个小伍长的希特勒一样，使兴登堡感到十分不安。
1930年选举的结果，希特勒纳粹党的席位突然从12个上升到107个，从此纳粹势力成了每届政府必须严肃对待的力量。宪法实际上已中止执行；一个年迈体衰的总统，成了容克地主和骑兵手中的工具。
德国呈现一片无政府主义状态。至少以刀子和匕首武装起来的四支军队在广场上狂呼乱叫，从这个城市窜到另一个城市，军乐铜鼓喧嚣大地。群众成伙成堆地簇拥着一支支军队，实际上谁也不知道究竟站在哪一边。因为党的名称、口号、计划早就失去了他们的意义；就像流行歌曲一样，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喊着这些口号，结果都弄不清谁是这些口号的提倡者。所有的游行集会和示威，庆祝和纪念，从“红色阵线”到希特勒，形式彼此一样，吹着进行曲。就像发生了战争，群众被卷入一场代表各自领导人利益的斗争，一旦战斗停止下来，群众会觉得这场斗争毫无意思。
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投奔希特勒的“冲锋队”；同时也有成千上万的“钢铁阵线”的成员投奔共产党，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现象。真正的敌对行动，只发生在被同一目标所激励的兄弟们之间，只不过他们穿着不同的军服，接受不同的领导人的指挥。这是1932年的形势，互相敌视却又是同志关系。这并不奇怪，因为本来就是同一阶级的人，现在分属四支队伍了，而这四支队伍都以工人为主体。每支队伍中都有失业者、冒险家、好斗分子，也有理想主义者和血气方刚的学生。无论在希特勒的旗帜下，还是“钢盔队”，共和国，以及共产党的旗帜下，都是这些德国年轻人，在天真的抗议和埋怨他们的父辈给他们带来的不幸生活和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战争。
共和国已经丧失了它的实质，因为它只不过在执行一个清算的过程，本身既无勇气，也无幻想；它在无声无息中产生，又在无声无息中结束。“红色阵线”在同自己的兄弟的斗争中耗尽了力量，它既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也没有提出根本的思想。在“钢盔队”组织里，年轻人一定将对老年军官所沉迷的生活方式产生反感。
希特勒对其他三派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纲领（这个纲领的一半几乎与社会主义者相同，另一半与他的对手的民族主义纲领相同），甚至也不在于他自己的特殊贡献————反犹；他的成功在于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以及慷慨大方的许愿。他不是答应民众推迟与法国的可能发生的战争，或者提供人类新时代的黎明等誓言，而是向他们提出一个“立竿见影”的计划。他答应一旦掌握了政权，立即贯彻普遍劳动就业计划，第一批为50万，第二批为200万失业者解决工作问题。所有的听众都对此十分明白。下一步他答应通过新的方法在德国土地上创造出一年两亿的价值，关于这个问题他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将需要10亿投资；但是群众相信了他，就像在《浮士德》中他们相信了靡菲斯特答应给皇帝带来言过其实的祝福一样。当希特勒答应向他们提供每年40万套住房，将有100万人参加这些住房的建筑工作时，他们似乎好像已经生活在这些新房子里了。
他的纲领中还不断提出一些新的保证，如废除一切不劳而获的收入，托拉斯社会化，工人利润分成，废除地租，以及“每人都将得到一把铁锹，知识分子和其他财富拥有者都没有例外”。德国人不喜欢对自己的理想王国问其究竟，而只愿意歌颂它们。同其他民族比较，罗曼蒂克的德国人更易于为巫术所赢得。因而他们相信他们所愿意相信的，特别是那些在他们眼前戏剧化了的东西。
希特勒的策略就在于，对任何事情始终给予一些幻想的余地；这种瓦格纳式的手法，甚至俘虏了那些踌躇不前的人的感情。希特勒从来不引用数字，也不与人辩论，始终以描绘未来的蓝图引人入胜。这对已经听了十年老是关于他们及他们的子孙需要付出多少钱，只有数字没有其他内容的听众来说，是非常耳目一新的。无疑，希特勒唤醒了一个老是失败而从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民族的新希望。出于一个煽动者的本能，他把人民多年来对战争的不满情绪归罪于政府，向人民指出一个他们可以发泄复仇怒气的国内舞台，这个目的要在国外达到可要困难得多。战争的主要对象不是克雷孟梭，而是艾伯特。德国人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他们遭受到了一个充满敌意的联军的恶毒攻击；德国人没有失去战争，而是他们的背部遭到了国内颠覆分子的利刃。易于接受挑逗性影响的青年，肯定既能接受从外部复仇中吸取勇气，从内部复仇中增加仇恨的两种信条，一旦有人知道如何去吸引青年，青年必然很容易被领上错误道路。
大企业主也感受到这个吹鼓手的冲击，他们中的某些人还不得不为希特勒的表演付出代价。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工业巨头”竟然开始倾向社会主义理想了。他们只希望在那些大采矿业、造船业和银行开始被分化和由政府收购的过程中，他们能被温和的有收益的“社会主义化”，就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莱茵河的西格弗里德们听到了上帝降临的先声，他们本能地请来了瓦格纳专家来保护他们。钢铁大王们，不要认为他们是铁人，他们感到了他们据以生存的厂房的岩基正在被冲入洪流，与其一起被第二次洪峰一扫而光，不如抱着他们的帐篷一起跳上尚存的一块干土地上。
1932年春季，布吕宁被解职，标志着德国无政府主义的开始，法制政府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就停止了，虽然一直到1933年，它才正式解体和被抛弃。
人民和容克地主之间的，人们也可以说是巴本总统和社会党部长之间的激烈斗争开始时是场闹剧，在这场闹剧中表演者给历史投下了悲剧的阴影。因为演员仍然是可怜的普鲁士和它的民主主义的部长们。
为什么反动派成功地赢得了对普鲁士的控制？一边是疲倦厌烦，一边是生机勃勃；这边是民主主义者，那边是士兵；士兵每天早晨出操骑射，另一边却疲惫不堪地坐在报纸堆里。就这样，整个事情脱离了轨道。7月的一天，经巴本同意，颁布了一项总统命令，宣告罢免普鲁士部长。柏林警察局长在他戒备森严的要塞里打了几个电话，写了份抗议书，最后同意被捕，被带了出去。在他的回忆录里他逆来顺受地写道：“就这样我们等待着必将发生的事情。”他把中止他工作的命令送回去，直到这个文件的日期和签名均符合手续；他还向给他带来撤职消息的先生让了座。
就在这个警察局总部，1918年11月9日一个上尉折断了他的刺刀，因为帝国将军不准他出去反击暴乱分子，现在，1932年7月20日，军人和警官聚集在窗口高呼：“自由万岁！”他们要战斗，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允准这样做，因为他们的上级不希望看到公民流血。德国的军事领导重新获得了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民主力量一开始就疲软无力，就像它悄然无声的生存过一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除了一部分不准备接受命令的人民群众，不顾他们的脸色苍白的领导人的阻止，仍然准备举行徒劳的暴乱外，民主力量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赞赏的东西。
这个不光彩的退出，使德意志共和国遭到了比任何一次在柏林巷战中失败更大的损失。1848年3月的那天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那天发生了战斗。十四年后悄然消失的一个结构，可能使人感到遗憾，但决不会出现颂扬的歌声，除非它突出的美丽。德意志共和国的先天不足，注定了它无力逃脱覆灭。如果它是在斗争，在牺牲，在激情中产生，它的结局就可能不一样了。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悲剧因素是现实的，即当征服者在活力和想象力上无限的优越于被征服者时，他们是在根据一个属于过去时代的血和种族的思想进行建设。不受时代思想支持的权欲，不可能比不受权欲支持的思想更长久的进行统治。
希特勒————火炬游行————国会大厦失火
上了年纪的兴登堡仍然掌握着政权，但这个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了。站在他身边的不再是国防军人，而是一直被他贬称为“波希米亚小伍长”的公众领导人。容克地主和骑兵为了使希特勒就范，推举他为部长，他们深信自己的诡计会获得成功。他们认为使希特勒的地位合法化，可以把他排斥在真正的权力之外。巴本对希特勒的计划，就像一个希望借结婚来摆脱情妇纠缠的男人一样。巴本终于战胜了陆军元帅，于1932年8月派人去把这位党的领袖请来，授予他副总理的职务。
会见只进行了六分钟，双方均未入座。当希特勒把自己的地位比作墨索里尼时，这位老绅士就立即中断了会见。第二天巴本发表了一份侮辱性的公报，希特勒发誓要进行报复。
这个权力之争是由金钱和邪恶驱使的。在议会中，纳粹的席位已增加到230席，但容克地主、骑兵、将军，也就是说兴登堡和巴本一边的，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职位而有利于纳粹。1932年底，兴登堡的老朋友，一个长期以来阴谋集团中的主要人物————施莱歇尔被选为总理。此人极爱说话，这是他的一个致命弱点，为他日后的成功带来了极大影响。当时盛传国王将重新回来，兴登堡将被罢免，让希特勒统治普鲁士。
曾经长时期在财政上支持希特勒的工业界，由于害怕社会主义，突然疏远他了。希特勒失去了他可以依靠的做法，眼看自己的选票在减少。这年年底的一次选举中，共产党的票数增加了。议会中的情况也是如此，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有力的武器后，其他党派的勇气也增加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提供的关于“东方援助”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兴登堡为了取悦悠闲而又骄傲自大的容克地主，不惜牺牲贫穷勤劳的东普鲁士农民，他们觉得现在可以给予这个统治重重的一击了。绝对不可能对容克地主友好的纳粹似乎是被算计的对象。证据将表明政府是如何帮助一部分容克地主从他们的赌博债务中解脱出来的。70%的钱溜进了容克地主的口袋，补贴了1.3万个容克地主家庭。这些事情甚至能激起一般德国人的愤慨。
1933年1月总统府的当务之急是消除这一危险。总统的儿子和朋友们向他清楚地表明，他的老朋友们可能要妥协了，确实，他可能会将自己暴露了。因为丑闻无疑会将总统自己的篡改遗产税的事情揭发出来。当这位老绅士强迫总理解散议会调查委员会而施莱歇尔拒绝这样做时，施莱歇尔被屈辱的解职了。兴登堡之流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的荣誉，只有通过暴力政变才得以保住。
与此同时，希特勒发现自己的处境很不妙。选票的减少和财源的枯竭，突然使他感到似乎悬在半空之中，没有了基地。把这个突然事件联结在一起的是，有如古滑稽剧中的恶棍，骑马爱好者冯·巴本先生。只有给予希特勒金钱和权力，丑闻才可以避免；但是为了克服兴登堡对希特勒的蔑视，只有捆住兴登堡的手脚。于是，企图报被兴登堡和施莱歇尔赶走之仇的巴本，感到这是一个机会，把关系兴登堡荣誉的“东方援助”文件偷偷摸摸地送到希特勒手中。与此同时，他对兴登堡的儿子说，希特勒准备在国会揭发这一事件。只有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才能使事件得以挽救。
在此期间，被罢免的施莱歇尔及其将军们决定在1月30日发动一次政变。计划宣布戒严，军队开上街，把兴登堡软禁在宫中，逮捕巴本和希特勒，实行军事独裁。但是施莱歇尔太爱说话了。事件泄露到伦敦，一家报纸又把它传到柏林。1月29日发生了两件事威胁着第二天的政变计划。令人胆战心惊的“东方援助”问题在国会委员会进行辩论了；军官政变被迫阻止。陆军元帅兴登堡除非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否则他就要失败。
1月30日中午，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一个他过去曾经拒绝过和正在失去权势的人。原来计划在下午进行的国会辩论被迫停止，那些文件也不见了。军官计划进行的暴动也无法进行了，因为整个首都处于兴奋之中。不久，施莱歇尔和他的妻子被希特勒的手下谋杀了。晚上举行火炬游行————这是希特勒拿手好戏的第一次出场。柏林令人惊异。希特勒站在俾斯麦的阳台上向唱着歌举着火炬行进的士兵致敬，兴登堡站在旁边的一个阳台上高兴地用手打着拍子。新老德国在柏林人的眼前统一了。
从这第一次火炬之夜开始，德国从此在全国经历着没完没了的这种游行，一边唱，一边叫，如醉如狂，就像洪水和大火席卷而来，连续几个星期数百万人停止工作，中了魔似的沉浸在狂欢和复仇之中。他们自以为权力又回到自己手中，自信的熊熊烈火使他们不顾一切，对昔日强大的回忆，又使他们凶残无比。终于，整个民族都幻想以为自己正要进入伊甸乐园之门，在门口他们转过身来再一次向那些他们认为要阻止德国民族进门的人猛扑，在疯狂的厮打中，没有人注意到，在他们面前的只是荒芜凄凉的寒冬。
柏林国会大厦大火
柏林的国会大厦在1933年2月27日的大火中遭毁。纳粹以此声称，有人企图以大火为信号开始共产党革命。一个精神失常的荷兰人和前共产党人————马里纳斯·鲁伯被控纵火。2月28日，希特勒敦促兴登堡总统宣布临时紧急状态，一直延续到1945年。对于国会大火的真正原因，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希特勒党卫军放的火，有人认为只是精神有问题的鲁伯失常举动，无论怎样，纳粹的确是利用了这个机会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人在起作用，他从那神秘的小屋里出来，用滔滔不绝的讲话，讲话，通过神通广大的宣传机器，把它扩大至成千上万倍，灌入正在企求新形式的人民的耳朵里。戈倍尔放纵全国沉浸在节日飘扬的旗海和万丈焰火中，放纵他们用恶毒的语言咒骂，发泄心中的怒气。他一再向人们叫喊，他们昨天已得到了解放，直到他们相信为止。在希特勒领导下获得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选举的胜利，只能更加激起纳粹分子置其他党派于不顾，由他们自己组成一个国家。他们已经插手国家的各个机构，现在就要利用他们已掌握的权力拼命地使其发挥作用，尽量地使别人的工作逊色。德国国会发出来的最明亮的光，是纳粹放的一把火。大多数由唯命是从的政党工作人员组成的国会把一切权力交给了内阁，而内阁只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传声筒。德国的国家权力从三个方面正式交给了八位部长，而真正的是交给了一个人。
希特勒的性格————雄心勃勃的下层人物————广播演说家————他带来了五彩缤纷————他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残酷和谎言————可恨的万能者
阿道夫·希特勒与德国历史上的皇帝有着很多重要的相似之处。他像巴巴洛萨一样残酷，像亨利六世一样惯于讹诈，像西格门（1368——1437）（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11——1437年在位。————译者注）一样善于撒谎，与文塞斯劳斯一样以迫害犹太人为乐。他在戏剧方面的才能，使人想起奥托三世，而在迷信方面毫不逊于查理六世。与曾驻都柏林的很多普鲁士皇帝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希特勒的性格，如，腓特烈一世的好大喜功，腓特烈·威廉一世的不学无术，以及腓特烈大帝的阳痿。他的艺术信念使人想起腓特烈·威廉四世，而他的不忠不义又使人想起霍亨索伦家族中的许多人。
希特勒像
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天才。他的想象力使他的狂热如虎添翼，得到了极大的成功。他的对群众或个人的思想影响，似乎来自无可怀疑的先知，而不是来自经验。这种力量使他坚持自己前进的道路，而不接受任何人的劝告。比如重新征服莱茵地区的决心，是出于他的梦想和狂热。他感觉到法国人不会前进，而且坚持自己的预感，因为那些缺乏想象力的将军们往往作出相反的判断。他的那些战役，没有一个是自己计划的，肯定让德国总参谋部那些人去发挥他们的才能，而那些大胆的政治性决策却肯定是绝对由他自己作出决定。在这方面，他具有比专家高超得多的天赋。
然而他工作中从不用说服，也很少说好话，一般来说，是用威胁，而且总是说假话。他似乎认为恐惧是大多数男人感情变化中的最强烈的感情，是不可抗拒的，因为他就是用力量来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在这方面他与俾斯麦是对立的。俾斯麦非常自信，以自己的英勇无畏压倒敌人。俾斯麦不需要绞尽脑汁，或向某人低头哈腰，他只要往人前一站，就能赢得别人的敬畏。希特勒能把令人吃惊只有空想家才能作出的速决，和需要深谋熟虑和等待多年才能等到正确时机的耐心结合起来。他的这些天赋，再加上他的随机应变，使他成了第一流的策略家。还有他能以古代舞台上变戏法的手法，使自己进入空想，把自己的使命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一批又一批群众被他征服，融中世纪和20世纪于其一身。对政治家来说，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能把自己的征服计划在自己能使之实现的前几年就通告世界，然后，果真或多或少地实现了一部分。
回过头来再说说他的性格，我们发现他的典型的德国人性格有三个特点：崇尚暴力、复仇和不安全感。这三个特点从未在他身上消失。日耳曼，种族，反民主，反犹太等都是短暂的，可以变化的。
一个人能那么自信，又能通过个人早期的经历，奠定其政治理论的基础，这在个人生涯中尚属少见。希特勒的教条完全来源于他个人遭受挫败的经历。由于他血缘不纯，遭到过最伟大的德国种族专家在法庭上验证，因此他迫害混血种族；由于属于他这一阶层的人，在奥地利遭到过虐待，因此他仇恨奥地利；由于他年轻时遭受过生活的煎熬，因此他仇恨富人；由于他在维也纳由犹太人资助的穷人区待过，因此他仇恨犹太人；由于他因缺少才华而被艺术院校拒绝录取过，因此他讨厌当时流行的绘画风格；由于他不适应法国人擅长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不喜欢法国人；由于他因妇女在场时感到不自然，因此他把妇女排斥在一切公众活动之外；由于他本人不学无术，因此他讨厌知识分子。
希特勒有这么多的仇恨，那么有没有他喜欢的人？俾斯麦，这个最大的仇恨者，最后爱上了树木、动物和他的妻子，与家庭生活在一起。六亲不认的希特勒既不喜欢自然，不喜欢美女，也不喜欢自由。他不同于其他独裁者，甚至连权力也不喜欢，不去励精图治，他只有制服欲。这不是一般的虚荣和简单的野心，而是对他一度羡慕和妒忌过的人的一种无法满足的报复心理，因为这些人拥有最大的财富、权力和安全的生活。
就这样，希特勒在我们的眼前演出了一场一个即使掌握了无上权力，然而内心仍然永不安宁的下层人物的悲剧。他的脸部表情表明了这些。一双永远保持警觉眼光的滴溜溜转的眼睛，不停地在寻找牺牲的对象。一撇装模作样的小胡须和一绺头发，这些都不过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强壮些。人们后来在希特勒的正式照片上加上威廉二世的小胡须，这两个神经质的人之相似，简直叫人吃惊。他不同于过去的独裁者们，甚至不同于墨索里尼，没有任何材料说他性格安定，他不是发脾气就是郁郁沉思。他总是在动，这种不安定的性格，使他成为地地道道的德国人。
然而恰恰就是这种病态的性格使他一步登天。他毫无国际知识，也不懂外国语言、文学、风俗习惯，单凭超人的视力就能这样坚定地预见法国的民主将衰落，英国倒还能坚持。早在上台前他就感到法国即将崩溃，因此心理上有十分正确的准备，直到1940年，经过全面的精心策划，发起对法国的进攻，整个计划天衣无缝，称得上是个杰作。然而也就是这个人，迟至1940年8月，他仍坚持反对进攻英国，不但不听取，而是抵制军人们的意见，这使他丧失了两个月宝贵的时间。也许是对拿破仑和威廉二世的记忆，使他坚信自己的预感，他将在英国问题上遭到失败。
这样的远见者，在别的时刻可能只是一批小丑，他们之所以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只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批适合于他们目的的人群。希特勒的第一个本能使他转向普鲁士。他感觉到别的地方的人民是不会接受像他这样的人物的，而且也感觉到只有这习惯于服从的古老民族有能量实现他的思想。这也说明，为什么希特勒的成功远远超过墨索里尼。
1935年纽伦堡法
1935年，纳粹士兵挂着标语牌，警告人们不要买犹太人的东西。1935年纽伦堡法禁止犹太人开业，禁止与犹太人通婚，社会上完全孤立犹太人。这是希特勒通往“最后解决”道路的第一步————纳粹企图消灭所有的犹太人。
德国人在对待这样的业余演员加罗曼蒂克的人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弱点。本书在前面描写了威廉二世最后一次与此类似的事件。由于内心不安，他经常感情突变，装腔作势，这在德国人眼里，却更加强了领袖的色彩，认为他更有生气或愤世嫉俗。因此，没有一个外国人，即使他德语说得很好，在听希特勒发表无线电演说时，能够理解希特勒掌握群众的本事。
然而希特勒恰恰简单的唯一的靠演说进入了政权。产生许多如此伟大作曲家和演员的德国人，却唯独没有第三种掌握听众的艺术————演讲。人们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在德国人中发掘演说家。自从80年以前的拉萨尔以后，还没有产生过一个演说家。威廉二世时还没有无线电，也没有向人民发表演说的习惯。没有无线电，希特勒恐怕很难得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确实，新的科学技术对大家是机会均等的。但是必须考虑到，甚至拿破仑也可以比他的敌人更多地利用电报，也许他可以从莫斯科利用电报指挥在西班牙的战役。要征服德国人只有用想象力，绝不能靠逻辑的力量，因而这位第一次出现的非军人新领袖，靠他的无处不在的声音征服了德国人。其中一个最大的诀窍是上百万人听得见他而看不见他，因为他的顾问必然认为他的外观有损的形象，容易使人想起滑稽演员。
希特勒像
希特勒成功的一个决定因素，是他给德国人带回了他们痛苦怀念了14年的东西。他给这个尚武的民族带来了重新武装的希望，同时恢复了举旗列队行进的仪式。一句话，他似乎是腓特烈大帝与瓦格纳的综合，他具有救世主的作用。一整个时代没有幻想了，现在至少出现了一长串旗帜在德国人头上飘扬，人们可以听到铿锵的命令声，嘹亮的喇叭声，一座由上千块石级和上百个头衔组成的伟大的仿古金字塔由纳粹建立起来了，人们从这座金字塔上带下来袖徽，新帽子，特别是一双马靴，虽然实际上已无马可言。
这一切都是瓦格纳思想的再现，没完没了的列队行进，贯彻始终的旋律，少数人持续不断地重复主题，表示清白无辜和渴望复仇，头戴闪闪发光盔甲的骑士，以及诸子百官及时登场，誓死效忠或背信弃义，一种适合于小人物的既野蛮又神秘的英雄行为，希特勒以这种方式把军事等级转变为瓦格纳的作品。他以对德国人灵魂深切了解的细微感情，满足他们两方面的梦想，富于音乐的服从和充满感情的纪律。就这样，他的光芒照透了这个暗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德国人喜欢把大人物的胜利，同他们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
足智多谋的靡菲斯特之流发明的宣传攻势，来势汹汹，锐不可当，这对德国人来说，完全是新的。他们还从没有被湮没在这样一大片精心准备好的言论、符号、庆典、徽帜的活动海洋之中，一切过去的机构，从枢密院的大臣官邸到滚木球俱乐部，几乎一个胜于一个。这个庞大的宣传机器，一会儿赞扬他们，一会儿对他们大声咆哮，在他们强壮的主人的怀抱中，他们感到安全可靠，就像某些妇女在梦中的感觉一样。经过了痛苦的14年，责任感终于离开了德国人，终于有人发号施令。希特勒给德国人带回来古老的服从的权利，而不是早在他以前，他们向全世界炫耀的，在别国领土上骑着马大声叱责，吹毛求疵的自信。希特勒只在小自由民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价值，无论富裕的中产阶级和阶级意识较强的工人都不怎么看得中他。
一个经历过压抑沉闷青年时期的病弱男人，只有在具有某种神经质的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他能在某一段时间内精神亢奋，行动果断有力，而在另一段时间内又突然彻底瘫痪松弛。如果希特勒对自己的事业没有疯狂的信念，那么他从哪里去找这种突然迸发的力量呢？难道他在其他方面不也有很多不足吗？教育程度不高，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资历问题，而是相当重要的区别。他同布尔什维克是不同的，后者信崇知识，而他则敌视知识分子。1923年战败的贫穷的德国尚且出版3.2万册书籍，而1939年繁荣的纳粹德国，却只印刷了2万册书。
这就是为什么说，希特勒是德国历史上政治权力与思想精神背道而驰的最大事例。一千年来德国政治权力高高在上，脱离思想精神，虽然有时容忍它的发展，像印度人一样，留给它专门领域，在这些领域内它可以不受到干扰。希特勒是第一个以国家的名义镇压与反对思想精神的德国人。他把一百多个国王和亲王的反知识分子情绪转化为一种狂热的崇拜。
希特勒曾经说过，具有十足的“勇气当文盲”，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最愚蠢的人还愚蠢。从来也没有一本文字如此平庸枯燥无味的书（指希特勒所写《我的奋斗》一书。————译者注）会出名，顺便说一声，它的质量在翻译过程中，显然给以大大提高了。这部七百多页的书，没有一个人物来自人民的生活，没有一个微笑来自农村、工厂、体育或历史，没有任何生动的内容。
很多有关一个国王的政治书籍或回忆录可能是由他人执笔的，但可以肯定《我的奋斗》出自这位自称的作者之手，至少它表明了它的文字与作者的语言一样。这些出现在成千上万篇社论中使人发腻的老生常谈和口号在他们喊叫和咆哮争吵时起过作用，但当它们出现在一部装订好了的书中，在人们阅读时就感到无法容忍了。这不是一块未经雕琢的钻石，在那儿粗暴地发泄强烈的感情，而是使人想起第三流地方小报的文章。希特勒的风格和肖像，足以使人把他永远排斥在拿破仑阶层之外。
但是不得不使人惊讶的是，希特勒在一般群众之外，也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仰。至于一些教授追随他的问题，这只是以讹传讹。几乎所有的作家，和德国从路德到康德的思想家一样，都有这个毛病，人云亦云。但是希特勒，一个文官，竟然能凌驾在军人之上，这是他最令人信服之处。
这不能仅仅用答应给他们工作、金钱和荣誉来解释。很可能是他的疯狂的信念征服了这些玩世不恭者，这些人与他们的先辈及这个阶级的人一样，在战争失败后，仍一心想过快乐生活。只有一点例外，即在德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将军在战败后神经错乱或自杀的。希特勒在遭到挫败后，怀着刻骨仇恨，普鲁士的将军们却与他不同，他们虽然也很粗鲁生硬，但是他们不仇恨；一旦他们真的恨了，则恨的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的上级。现在这个满腔热情的歇斯底里的男人，在没有任何证明的情况下，宣布法国已经腐朽了，奥地利也行将末日。一个文官第一次为枪炮和坦克带来了热情和远见，带来了进军计划和动员方案。很明显，这一点大大震动了将军们。
与此同时，希特勒从不敢于承认他对权力和武力的崇敬。他内心的不安全感使他对自己的和平打算十分不满，认为只是因为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欺骗，才使他不得不拿起刀剑。这里可以看出与文艺复兴，布尔乔亚，甚至尼采的骄傲的非道德性的关键不同。
他的热情驱使他行动十分残酷和说谎。他以自己的方式，坚定和信心十足的行事，杀害无辜，欺骗朋友，侵略没有防御能力的国家，主宰世界的思想原谅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的确，如果他高尚，宽宏大量，他就得认为自己软弱，承认自己的恐惧。热衷于破坏和对一切成功和健康美好事物的仇恨，这些始终是缺乏自信心人的特征。他对任何事情都敢于孤注一掷，如6月30日流血之夜的行动，以及重新占领莱茵地区计划等。但是他本人却在1923年11月慕尼黑政变之日，在简单的武器面前逃跑了。
对具有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医生和作家曾经为之作出过临床诊断，也确实包括病人本人，必须创造出一种可以保护他身体及灵魂，以及可以养精蓄锐，避免过多宣泄的私人生活。因歇斯底里导致的失明，使希特勒在战争期间大大恐怖了数日，一个海德堡的教授因报道了这件事而被革职。他病弱的身体需要休养生息，需要长时期的放松，就像一个演员，销声匿迹懒洋洋地度过整个暑假。因而希特勒不喜欢体育运动，不喜欢喝酒，没有业余爱好；关于女人，一次他真想遇到一个女子，希望再次不顾一切地试试他的男性能力，可是结果这个女子不是死了或者就是逃跑了，这就是他的侄女。一个既不会开车，也不会骑马；既不会游泳，也不会滑雪的男人，是不可能有妻子或孩子的。这样的男人却善于玩弄权术，就像某些特殊的艺术家，他的本能的对自己作出同样的抑制。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他的疯狂性出于对个人生活的不满和对别人幸福的妒忌，因而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政治生涯开始的动机是出于自我表现的欲望，这种例子在其他很多人身上也可找到。因而希特勒的成功是极其痛苦和付出很大代价的。这种巨大的成功只有德国人才能做到。
尼缪勒————希特勒即德国————大屠杀————光荣的雅利安人————全世界不信任德国————统治世界的美梦————小心，民主主义————欧洲合众国————假如希特勒被打倒————一支联邦军队
从来没有过一个独裁者，像这个第一个不正常的领袖遇到德国人民那样，在他们的手上遇到如此听话，如此顺从容易对付的群众。拿破仑遇到法国人民的强烈抵抗，墨索里尼的情况也是如此。本书前面所叙述和阐明的一切都证明了，突然得到违反他们本意的解放的德国人，是如何殷切的在这14年中等待一个领袖来把他们的命运掌握起来。少数不朽的神职人员，和平主义者，以及工会会员，他们曾因自己信念而遭到监禁或杀害，但总共加起来也不到德国人数的千分之一。
他们中最出名的是马丁·尼缪勒，他是德国这个时代的英雄，他的面庞使人想起出自丢勒手笔的绘画。他是一个西伐利亚人，一个部长的儿子，一个热情的水手，一个怀有深刻信念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光荣地担任德国潜水艇司令，战争的失败，使他深深地陷入内心斗争，因为他之相信德国就像相信上帝一样坚定。革命后，一个叔叔帮助他接管了一个农庄，他与这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农业工人的第一次紧密接触，使他深受感动。他得出结论，感到灵魂对他来说比耕作土地重要得多。他开始学习神学，接受希伯来教义，但同时仍热烈地支持德意志事业。他担任学生保卫团司令，参加卡普政变。他第一次在明斯特进行布道时已经30岁了，生活极端贫困，不得不从事铺铁轨等艰苦的体力劳动。他的讨伐精神，极端虔诚同时又非常罗曼蒂克和充满爱国主义精神，这种双重性格使他经常陷入很多内心斗争，直到希特勒要求所有的部长宣誓效忠，矛盾发展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尼缪勒和他的少数同事抗拒希特勒的命令。有人企图谋害他的生命，但也有支持他的群众集会和游行。迫害继续进行，最后终于被免职。尼缪勒被禁止布道，他就在家里进行。他被捕，备受折磨，争取保释后再次被捕，最后送到集中营。敌人提出，只要他答应停止宣传，可以获释，遭到他的拒绝。但是战争爆发后，据说，他自愿出来担任潜水艇的司令。
马丁·尼缪勒像
马丁·尼缪勒（Martin Niem ller，1892——1984），著名德国基督教反纳粹牧师，神学家。就是这样一个反纳粹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自愿担任潜水艇指挥官。路德维希说：“这充分暴露了德国人灵魂深处的双重性，以及这个国家命运悲剧的根源。他宣传反纳粹的理论，他坚决拒绝向另一个似乎是上帝的人宣誓效忠，但就是这个人，却愿意在这面意味着亵渎的可恨的旗帜下，潜入大海中去，用鱼雷去袭击德国的敌人。”
这个行动充分暴露了德国人灵魂深处的双重性，以及这个国家命运悲剧的根源。这个充满大无畏精神和自信的人，与路德一样，以生命来保卫他的信念，他宣传反对纳粹的理论，他坚决拒绝向另一个似乎是上帝的人宣誓效忠，但就是这个人，却愿意在这面意味着亵渎的可恨的旗帜下，潜入大海中去，用鱼雷去袭击德国的敌人。
深深怀念着祖国的游子对世界说，希特勒不能代表德国。但是难道不是所有的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地选举他吗？当然其中一部分选民是出于对威胁的恐惧，但大多数人选他是出于自愿。德国人一面挨着极大的饥饿的痛苦，一面听着吹捧统治世界的奉承话。1941年9月德国人黄油肉类的配给进一步减少，征服的国家却越来越多。关于贫国和富国的理论也被发明者的行为运用到几乎荒谬的程度，究竟被侵略的丹麦、挪威、波兰拥有什么样的财富而德国是没有的呢？他们的行为使人想起一条狗占据了马槽，它自己不能消受那些谷草，却又狂吠着不让马去吃它们。德国人究竟在希特勒统治的八年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由于他准备和发动了战争，因而使上百万失业者得到了工作，这也是他继续进行战争的理由之一。他似乎也消除了德国各民族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仇恨，用一个十分完美的形式把帝国统一了起来，这是消灭了王室后的共和国从来没有做到过的。
希特勒在德国建立了一套秩序，这种秩序没有别的国家人民能忍受得了的，特别是意大利人，可能只有一部分俄国人能忍受。没有人能忍受自由的完全丧失，但是即使很多反对纳粹制度的国家，也将采取它的某些做法，就像它接受俄国的一些做法一样。
无疑，当时德国人的思想已趋向现代化，他们从技术的角度而不是金钱的角度想问题。他们向世界表明，没有黄金他们照样可以生活、战斗和征服，而没有工程师、银行家却无法生活下去。直到战争爆发前，贸易思想统治着旧民主国家，德国人就是以击败这种思想而取胜的。生产社会所需要的物资，而不是让个人获利————这个思想从莫斯科发展到柏林，而且正在从柏林扩向全世界，因为它适应时势。但在接受这个原则时不应丧失自由。
德国群众也没有因精神上受到的枷锁而悲哀。他们什么时候对处理国家大事的思想表示过关心或施加过一些影响呢？一个一千年来习惯于忍受上级对它施加任何命令的民族，是不会为自己的意志，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一旦在违反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获得了自由，那么在新的枷锁下这个民族也会很快退回到老路上去的。世界应该看到，作为整个民族来说，德国人没有要求进行改变的意愿。我们以为世界大战后会出现一个新的德国，我们错了，我们应该从这个第一个错误中避免第二个错误。
对犹太人的迫害，也证明了希特勒的背后有着德国老百姓的支持。当世界听到德国第一次大屠杀时，有很多迹象证明在很多地方受到了阻止。但是从1933年到1938年对犹太人迫害的加紧，从第一次的抵制和到向维也纳进军和11月大屠杀，这些发展都表明了与德国人的性格有关。绝不是仅仅只有冲锋队接受它的党的命令。富有的公民、国家教授，以及独立的体育运动员，都情绪亢奋参加了当时的夜间袭击。
为什么这些德国群众，而不只是政府和党派比别的国家更仇恨犹太人呢？热情的诗人阿恩深刻地写道：“德国喜欢受锁链的束缚，承受一个带着枷锁的苦力的灵魂的痛苦。”德国人是一个可悲的失败者，失败到不能承受别人成功的程度。俄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只杀一些贫困的不知名的犹太人，但德国人却转而杀害一些富有而有天才的犹太人。不是犹太人的集居，他们陌生的脸孔和习俗使德国人不快，而是犹太银行家所获得的荣誉和影响，犹太人教授和艺术家所获的声誉，使他们大大的不快。
他们妒忌获得合法权利地位上升的德国犹太人。为什么这些人的剧院和报纸总是最好的？为什么总是他们发明了不起的医药用品？成为杰出的外科专家？采用最新的技术？出版最好的书？这些人所占的人口比例，大大地超过非犹太人所占的比例。
在历代积怨的基础上，纳粹又带来了新的东西：残暴力量的合法化，法定政府的结束，青年人可以随心所欲，以及诱发出来对谋杀、掠夺的渴望。希特勒执政初期，还有谁能为他提供更好的进攻目标呢？犹太人集中了作为牺牲品的一切条件，他们没有武装，他们富有，很容易给他们安上一切罪名。渴望谋杀和掠夺的人很快在他们身上进行实践。自从诸如社会主义分子提出国际目标转移民族情绪，德国中产阶级分子公开宣扬，说是犹太人首先发动战争，然后失去了战争，共和国政府14年来对此充耳不闻。共和国政府的部长6%是犹太人，三个人参加过革命。另一方面，得到诺贝尔奖金的德国人，其中20%是犹太德国人。所有这一切都被封锁了，就像另一事实，只占德国人口1%的德国犹太人，供献出10万人去当兵打仗，1.2万人死于战场。纳粹的最卑鄙的行为是将这些犹太人的名字从地方作战阵亡将士的名单中抹掉。但有些犹太人的行为也叫人看不起，如奥本海姆·冯·温伯格男爵，德国空军参谋长米尔希，作家阿垴尔特·勃朗南，以及制定所有贸易条约的汉斯·沃尔·塞蒙特，他们接受种族迫害者加给他们的“光荣的雅利安人”的称号，并且和这些迫害者称兄道友。希特勒把德国人从犹太人中分离出来只有对德国不利，但对德国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极大的满足。
被驱离默默尔港的犹太人
1939年3月，犹太人被从默默尔港赶出来，在德国的压力下，同月，立陶宛将默默尔港地区割让给了德国。
本书不想对希特勒的暴行详加阐述，但对有一段尚未被人报道过的情景将予以描述，这是两个后来设法逃离德国的目击者亲口告诉作者的。
巴黎一个年轻犹太人暗杀了德国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冯拉特先生，作为政治报复，德国人利用死者葬礼发动了一场新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关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1万名犹太犯人，被强迫立正数小时。193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冲锋队员扛着当天上午“死去”的人的棺材列队从这些犯人面前经过，后面跟着一大串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受害者，这些人在这天上午几乎已被打得半死不活，当他们在行进时跌倒在地，那些士兵就用脚把他们踢起来。突然他们中的一个受到严重摧残65岁的商人，作者年轻时认识他，仅在三天前被抓来，挣扎着爬起来，这是一个高个子的人，竭尽全力向他的弟兄们举起双臂，用希伯来语高声致以古老的犹太先辈的祝愿。
士兵们被这一突然行动惊住了，有几分钟全场鸦雀无声，似乎空气都凝结了。然后他们突然醒悟过来，把他拉出来，当场打死。为了他的家属，我不愿在此透露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很可能已被列入德国烈士的名单，这份名单从胡斯开始，并将一直继续到未来。
尽管德国人在历史上长期遭受屈辱，但他们还从未受到过类似过去这九年对他们的最后解放所带来的严重损害。没有一个人被答应去工作，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这种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全国成了一个大兵营，一个六岁的孩子也会被接受进来，加以训练，操练，生生死死，直到最后召开追悼会。几代人以来，8000万德国人的法律观念早已破坏殆尽。即使德国人最后失败，他们关于野蛮武力的信念也早已在几代人中得到了加强。他们毫不吸取第一次失败的教训，顽固地要求迅速回到他们过去的老路上去；因此，怎么可能寄希望于他们吸取第二次失败的教训呢？
嘲笑诚实的信念，轻视法律，推崇谋杀，摧残宗教圣贤，怀疑一切，反对一切，出卖自己亲密的朋友，为了避免种种嫌疑不认自己亲生的父亲，毁灭科学，奴役师长教授，培养邪恶野蛮势力，玩弄妇女，煽动对国家的狂热。所有这一切将贻害无穷，使其后代人无颜面对别的国家的同时代人。
德国人在全世界的声誉又损伤到了什么程度呢？这一次将没有一个德国人能说，他是被统治阶级胁迫的，因为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有朋友在党内。几乎整个国家都参与或拥护了这场浩劫。整个国家都接受了它的司法部长的格言“只要对德国有利的，都是正确的”。这句话概括了这场道义灾难的真谛。
阅读1939年9月1日当天报纸的英国人
英国人在看1939年9月1日当天的报纸，标题为《波兰遭到入侵，一些城市被炸》。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德国不宣而战，揭开了德波战争的序幕，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世界能把这一切都忘掉了吗？一个经过了伦敦战役的孩子，长大后能向一个德国人伸出友谊之手吗？一个挪威人会再次邀请一个德国人到他家去做客吗？一个人他的母亲和无数同胞被德国飞机机枪扫射而死的荷兰人会再次与德国人做买卖吗？世界上难道还会有与德国人签订条约的国家吗？这些德国人曾经如此明显的以自己的利益为依据制定条约的合法性。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相信从小就学习了这种新道德，因而肯定会遵循这种新道德的希特勒的接班人呢？
希特勒没有带给德国人幸福，但他们也没有要求他带给这种幸福。他们不要求自由，不要求财富，甚至不要求思想上的安宁与和谐。他们要求的是，古老的统治世界的梦想，在神秘的幻觉中寻找着的彻底雪耻，以及对一个他们一直像天真的孩子一样诅咒的世界的羡慕，一句话，因天生的不安全感而不断寻找和要求的公开承认，这一切希特勒给他们带来了，虽然为时不久。但难道他们有过任何领袖，在这方面比希特勒更好地满足过他们吗？
作为一个征服者，希特勒不能与他的前辈比较。在公元800年、1000年和1500年左右，查理曼·奥托大帝以及查理五世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一半是继承别人的，是从外部或间接合并过来的，它的强大的力量不是从内部涌现出来的，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不长。希特勒的胜利进军最好与哥特人、蒙古人、诺尔曼人的猛攻冲击相比，野蛮侵袭古老的文明，一度制服了文明，但是它们只是席卷而过，没有留下多少痕迹。谁还记得他们领导人的名字？其中两三个也许还在一些歌曲中保留了一段时期。如果把他与拿破仑相比，这也是很荒谬的。拿破仑给他所占领的国家带去了新的思想。他给莱茵河沿岸地区及意大利带去的法律及社会秩序，在他被驱逐出这些地区后还长时期的发挥作用，因为这些东西是符合时代的及正义的。确实，在寻求欧洲统一问题上，他视自己和法国为领导力量，但这是以鼓吹容忍大革命为基础的，希特勒征服巴黎，则是以他的优秀种族论的教条为基础的，这是希特勒进行统治的依据。
这里就出现了问题，所有德国能为占领国带去的文化均已被纳粹所破坏或遭到镇压。德国学者和艺术家纷纷流亡出走，就是这个国家政治的一个象征。这次德国的知识分子先于德国的武力达到别的国家，而且被迫逃得越来越远。德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从德国逃至邻国，在这些国家被征服后，又远远逃至美国，只要迫害不停止，这个趋势就将一直继续下去，并一直得到移民没完没了的感恩戴德。从而世界上文化最灿烂的城市也将变得野蛮荒芜，普鲁士的铁蹄将踏上巴黎皇宫旧址。所有代表德国荣誉的人物将作为客人或难民被别的国家接收，而不是征服者。德国的知识分子比德国的坦克早七年进入凯旋门，而且受到大得多的欢迎。
但是希特勒的预感是正确的，旧民主主义已经没有生命了。法国至少将从它失败中学到很多教训。法国人面对一个处在大动乱边缘的世界，太掉以轻心，太玩世不恭。英国人直到1940年5月还不采取行动，以后行动了但也不彻底，它的贵族政府，它的银行以及城市都没有为国家作好充分准备。还有，经过几个月的英勇斗争后，再恢复旧的秩序和民主就叫人不能容忍了。
国家社会主义党正如它的名称所包含的，它的宗旨也有社会主义的一面。导致世界在过去20年中脱离纯资本主义的急剧变化，使所有的国家在战争经济中得到进一步改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德国，它的战时经济延续了九年之久。在法西斯国家迅速地使自己适应出现的动乱时，两个西方大国继续由富有阶级以老的制度实行统治。是这两个国家重新武装了德国，而不是打垮了它。不止一个法国工业家说过，劳特·洛特梅埃也宣称过：“是希特勒，而不是布鲁姆，是坚定的年轻的纳粹拯救了欧洲。”
然而，因害怕布尔什维克而促使英国和法国签订了《慕尼黑协议》时，他们的美梦也破灭了。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布达佩斯的推销商感到自己被迫进入一个越来越与莫斯科制度接近的制度。当德国和意大利的资本几乎全部被政府没收时，自由民主党人站在独裁者的国家社会主义一边。在任何情况下，正统的资本主义在欧洲都失败了。
他正在准备欧洲的统一，一个大家都在寻求的联邦形式的统一，而不是在一个主要种族领导下的统一，就像德国的一些优秀分子始终在寻求的，不经过希特勒的枪炮而“合并”奥地利。欧洲的统一和五六个君主的退位只能对欧洲有用。即使在拿破仑失败后，一百多个被消灭了的德国小公国没有一个东山再起的。很多预言家都得到了他没有想到过的结果。希特勒也将像哥伦布一样到达一个他从没想到过的大陆。希特勒占领欧洲的结果，很可能很快会出现一个欧洲的合众国，如果最终能把“卐”旗击倒，而代之以升起“自由的白色之旗”。
无论是形式还是日期都不能预言。但有一件事似乎是比较肯定的：被征服的人民不会像德国人那样长期屈服于枷锁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只能以革命而告终，就像俄国革命给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一样。但是为了和时代的精神一致，形式很可能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希特勒最终将发现一个自由的欧洲，而不是德国的欧洲。与种族主义的理论决然相反，在近年内即将发生的革命，将不是为了夺取几个省份或前线阵地，而是为更公平的财产再分配。历史将看到，这次战争的后果之一，将是每个公民要求更体面的生活，这将在所有的国家成为很强烈的呼声。它不会像拿破仑垮台后那样，很快出现一个“神圣同盟”，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曾任拿破仑的外交部长和外交大臣，精于权术，阴谋和善变。拿破仑垮台后，又作为法国代表，出席维也纳会议，参加“神圣同盟”。后为法国复辟王朝的外交大臣。————译者注）重新掌权。被征服的国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将是寻求比战前更多而决不是更少的自由。
德国人将是这些国家中的最后一个而不是第一个起来争取自由，这是他们的性格决定的。在没有一个受奴役的国家起来反抗之前；在穿制服的武装的德国工人与非武装的外国工人出现兄弟和解，并消除了不正常的奴役关系之前；在有可能出现一部分德国公民起来反抗，并通过国内战争推翻这个他们大部分人曾经从属的政权之前；德国人是不会轻易起来的。但即使希特勒部分地取胜了俄国人，那么他们给他带来的也只可能是谷物，而不是热情。德国人一向反对法国人，即使在世界大战中也从未反对过俄国人。一旦进入莫斯科，德国士兵将会看到，希特勒的很多方法是向莫斯科学来的；他们将很快和这些与自己一样有着极强纪律性的追随者们称兄道弟，甚至有可能变成共产主义者。
要打败现代的成吉思汗，必不可免的要取得美国的帮助，但不是靠入侵，而是只有通过欧洲的反抗。强大的封锁将是对领导人的一个考验，对德国普通人民来说，他们是经受得起长时期的艰苦的，他们可以过贫穷的生活。但是如果对其进行轰炸，这将对其造成灾难性的印象。根据德国人的性格，他们不会在苦难中锻炼得越顽强。德国人比较神经质，而在这过去的10年中，他们已经受到够大的精神负担了。
德国人作为军人，在武装起来，听从发号施令的情况下，可以保持他们的勇气，但是作为一个平民，成为看不见的敌人的进攻目标，没有上级的命令和领导，他们很容易屈服，他们在130年内还没有遭到别的国家的侵略。
也许只有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封锁，被征服的国家的反抗，和德国内部的炸弹袭击到达高潮时，将军们为了保护自己才可能起来赶走他们的“领袖”。这将对世界是一个极为危险的时刻，因为普鲁士的将军们并不比希特勒更值得人们信任。胜利者将十分小心提防“不可预测的犯人”，当他走出带刺的铁丝网，准备和你讲和的时候。
《凡尔赛和约》决定单独解除战败国德国一家武装的思想，表明了它对德国人的性格不十分了解。
对待这样一支高效率的人民，是无法剥夺它在经济竞争中的权利的，唯一能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办法是建立欧洲合众国，这在德国第二次打败后要比在第一次打败后建立起来容易得多。只有积极地实行欧洲国家全面裁军，才能保证解除德国武装，不发生报复的可能性。将组织一支欧洲联邦陆军和联邦海军，就像今天美国的国防力量直属华盛顿一样。那时德国将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样无力再次发动战争。
只有这样才能拔除德国人嘴里的毒牙，使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伟大才赋在世界文化中得到正确的位置，不担心再发生世界祸端。
哲学家在海德堡————贝多芬
今天，一个深秋的黄昏，一位老人站在海德堡城堡的台阶上，眺望着山下的幽谷。在他身后是一片隆起的若隐若现的断垣残壁，它们是被法国占领者破坏的德国建筑物。三百年来，上面爬满了深绿色的常春藤，象征着德国的浪漫主义。这片标志着德法斗争历史的废墟，面对面地坐落在德国这一最漂亮的风景区。
这位像一切德国精英人物一样有着一副剑眉的哲学家兼音乐家的老人，现在正凝视着他脚下的一条河流，河水安详而又急促地向三孔老石桥流去。这是内卡河，它在这里形成一段虽然只有里把长的湍流，迫使河水经过狭窄的河道流经高山，然后急流直下，多么像德国的历史啊！在葡萄园的那一边，又是一片连绵的山坡。在内卡河左面的山头叫“王座山”；在右边的山坡上有一条“哲学家小道”；再一次从名称上把德国分成两半。
海德堡城堡
海德堡这个名字在1196年正式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当时，城市的规模已形成，是个小城邑。屈指算算，海德堡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在德国城市中，建城历史之久，可名列前茅。
在墙的那一边，这位哲学家看到了下面一座方形建筑物————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自从第一批教师在那里对学生授课以来，它已经历了五百五十多年历史了。此后，上百名杰出的思想家、学者，在葡萄园的小屋里或城内的旧宅中埋首从事学术研究，一切为了人类智慧。远处，在那条狭窄的弯弯曲曲的街上，本生（R. W. Bunsen，1811——1899，德国化学家。————译者注）发现了星体的实质，终于找到了太阳光谱。与此同时，只不过再过去几条街，赫尔姆霍尔兹计算出声音和光线的波长，第一次用他的光学仪器，打开了迄未为人类知晓的生物眼睛的秘密。
现在，这位沉思着的老年圣者的目光，转移到了那边古老的紧紧挨在一起的建筑物，有些屋顶仍然可以看出是由彩色花砖砌的，那里想必是路德会见人文学者的地方，可以想象脸色苍白的米朗克松怀着对这位勇敢的修道士的崇敬的心情笔挺地站在那里。这位老年智者似乎自己也坐到了那里，歌德的影子出现在他的身旁。年轻的歌德在“狂飙运动”的影响下，对世界充满热爱与向往，他决定不了继续从事写作还是出去遨游世界，终于在这里作出了决定，第一次离开了祖国。而40年后，仍然在这里，歌德由年轻美丽的玛丽安娜陪着，自己似乎也年轻了，经常在这里采集核桃和写下有关这一段日子的不朽的诗篇。
往西远处，接近日落的地方，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四座塔影。由于常年学习，双目仍然犀利的老人，甚至可以分辨出那里的两个白色圆顶。这是斯佩叶尔天主教堂，很多德国皇帝埋葬在那里，这些皇帝日夜梦想南下到有核桃树的地方。而现在，在这夕阳西下，莱茵河上波光涟漪，内卡河滚滚汇合之际，这一时刻到来了。不远处就是当年阿里欧维斯图斯回答恺撒大帝问题的地方。德国的历史似乎就从这个古老的城堡脚下蔓延展开。
现在这位哲学家要回家了，因为有了些凉意。他看到了城东新出现的一堆瓦砾。这是英国人为了报复德国人持续长达一周的进攻而进行轰炸的结果。英国留学生一度曾在这个白色圆顶之下聆听德国学者做的很多学术报告，这些报告在英国国内是听不到的，特别是那令人神往的德语。也许这些学生中的一个，就是现在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
“现在这些人在哪里？”这位老人沉思着，一边用手压压他的帽子，似乎怕人看出在这顶帽子下的他的思想。他举步向他狭小的古老的屋子走去。曾经使这个城镇辉煌一时的德国人文主义者，从路德到歌德到赫尔姆霍尔兹现在到哪里去了？德国人的荣誉到哪里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到哪里去了？青年对学习的渴望到哪里去了？那些装饰着彩色的灯笼，充满欢乐的旧时学生歌声和沿着城镇和小山逆流而上的游船又到哪里去了？远处在天主教堂内，历代的皇帝们停止了曾经带给他们自己和德国人如此重大灾难的罗马朝圣者永远安眠在那里。更远处则安息着改革家们，几个世纪以前，他们倒可以发表今天被禁止向他们的后代说的话。实验室早已无人光顾，呈现一片荒芜凄凉，因为青年人都跑到很远的别的国家，烧杀蹂躏他国人民。图书馆里仍然排列着几辈先人传下来的康德著作，现在再也没有人去读它们了，因为他的言论对今天的德国已毫无意义。只有莱茵河仍然与西格弗里德时代一样，滚滚流动，日夜不息，德国人在梦里仍然听到《罗累莱》美妙的歌声。
黑夜笼罩了古老的内卡镇，笼罩了全德国。老人回到家里，无奈地凝视着眼前的一切，然后走向钢琴，打开琴盖，弹起了贝多芬的最后一首奏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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