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译者序一

涩而夭折。我之读这本书，也是受了杨先生的启发。当时《文学评论》的创刊，即以提倡文艺科学为事，那发刊词是我起草的，即全然以玛尔霍兹的书为依据。宗白华先生也很称赏这部书，我之能完成这部译稿，又是受了他的鼓励呢。关于文艺科学，好像不是钱歌川，就是张梦麟了，他们有文章提到过。

    友：你说得我又有些记忆了，你好像从前就译过一点，并且发表过，不过期刊的名字一时模糊了。

    我：一点也不错，头三章都译过。第一章译于北平，时间在1934年3月，发表在《文学季刊》第二期；第二章和第三章译于济南，时间在1936年1月，分别发表在上海的《文学时代》和南京的《文艺月刊》。发表是发表了，我却不相信有人看。以下没有发表，但我可以把翻译的时地告诉你，第四章和第五章，都是在1937年春季，译于人心已经惶惶然的北平。这年抗战开始了，我携着这不急之物到了昆明。在昆明，我未尝续译，不过我曾对文学院的学生作过一次讲演，也为的是希望有人对这方面有点认识而已。次年转筑，赴蓉，来渝，这不急之物未尝离手，可是没去收拾它。后来同宗白华先生谈起了，他鼓励我译完。今年春天，把第六章、第七章以及跋文、附录统通译就了，又通体一气改了一遍，并加上附注，中间因为病，因为空袭，直到7月才算完全告竣了。

    友：我看见你每回提到防空洞的，恐怕就是它了？

    我：可不是？这也算随我奔波，共我患难的老友了。因此我不肯辜负它，本文我至少看了五遍以上，译稿我至少改了三次以上了。

    （这时已近正午，抬头一看，那对面山上已经挂出预行警报的红球来了，因为天气正好，万里无云，恰是暴敌施展屠杀民众，摧毁文化的好时候）

    友：我要告辞了，我回家还要收拾东西，我的太太也要我给她买面包呢。

    我：那么，我就不敢留你了。

    （在我送他出门的时候，他忽然又回头来问我）

    友：你说中国过去就没有文艺科学么？

    我：也可以说有，像冯浩那样费30年的工夫专门研究李商隐的，也就够文艺科学的精神了。德国舍洛这派语言学家的工作，也很像中国清季乾嘉的朴学。假若有机会，作一个比较，或者也找一找那内在的趋势，定是一个好题目。

    友：今天的谈话很有意思。文学也是“学”，是专门之学，是一种科学……理智的硬性；……我们民族需要肯定自我与意识自我。……都还在我脑子里回荡着。一会到防空洞里再谈！防空洞见！

    我：防空洞见！[18]

    1940年8月6日，长之记于渝郊

    研究近代德国文学史之门径[19]

    关于德国文学史的研究，在今日有许多困难是克服了。玛尔霍兹的小书，便是指示人这一部门里的潮流的。但是在正在研究的人，尤其是初学者，却很不容易在这里找出正确的途径来，并且有误入歧路的危险，因而时力便虚掷了。玛尔霍兹的书，是就时代的征兆一方面而把握现代文学科学之种种立场的，假若我们再另附加上一点提示，也许对正在研究的人有些用处，并有些意义。这种提示并非建在独断的要求及哲学的原理上，反之，却是自经验及长年的教学实践中而出。这种提示又是根于今日正在学习的青年在一般的研究上及特别在文学科学上所期待、所愿望以及他们所急需者何在一见地而出发的。

    玛尔霍慈的书以及其他讨论现代科学情势的书，不错，很有用，对于文学科学之方法论的原理与知识论的基础都可阐明；只是对初学者，一开头就是抽象问题（因为那是大部分论现代科学之基本问题与方向等），用处就似乎不多了。很容易发生的事就是只陷在思想的方向之分析中了，而将科学的实质与材料置之，并对知识的宝藏也很少注意及之，但殊不知倘若没有知识的宝藏，却是什么科学也不能存在的。因此，为原理的问题之研究计，为精神科学的危机之处理计，与科学之所有辩证法的立场相对，应当也就是今日所善忘的————先树立一个持之有物的基础才行，只有自此出发，所有一般的学术批评的讨论才能令人了然。此对文学史家及语言学家，尤为确切无疑者。

    与科学的探索和叙述相伴，须紧跟着作源头的研究。这里所谓源头，就是文艺性的档案（Dokumente）和诗人的作品。因此，我奉劝，在德国精神进展与文艺演化的每一世纪中，都要首先拣原著成套地去读，这是为将来进入所有更广大的文艺史的范围时所必须储蓄好的永久性的资本。否则对于一般学习文艺史的人，将不免如盲人之识色，只好以耳代目了。像最近所出版的许多经过科学整理了的全集，已使从前不易得到的东西，现在也可以去研究了。依时代先后说吧，自然，学者不必一定按着去作（他可以视趣味及偏好而进行），他可以自15及16世纪中读布栾特（Sebastian Brant）[20]，读穆尔诺（Thomas Murnor），费沙尔特（Johann Fischart）[21]，萨克斯（Hans Sachs），卫克拉姆（Joerg Wickram）[22]诸人的作品，以及路德最重要的小册子，他同样可以从为他所预备了的16及17世纪的德国文学著作之新版本[由布劳恩（W. Braune）[23]打下基础，现在由包衣特勒（Ernst Beutler）、哈耳（Halle）、尼迈叶耳（Niemeyer）出版的]中，就戏剧和讽刺文的进展而选读许多好东西。在人们欲为文艺上的“巴洛克”一争议甚多的观念建造一巩固立场的时候以前，这话已同样可以应用于17世纪了。在这里，起码对于奥皮慈（Opitz）、弗勒名（Fleming）、格瑞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格里默尔霍逊（Grimmelshausen）诸人之一个整个的认识所需要者是有了。这里所说的新版本，是和那久已脍炙人口的《施徒嘉德文艺协会丛书》（Bihliothek des Literarischen Vereins in Stuttgart）同样受欢迎着。关于18及19世纪，现在不只对大作家之重要著作有了研究，即对二流或三流的人物也有着贡献。屈尔施耐（Kurschner）[24]的《德意志国家文学丛书》（Deutsche National Literatur），对德国文学作品或则是全集，或则是精选，有导言，有注释，堪称十年以来最佳之本。最近有承继这种地位的书，是《德国文学丛书》，一名《在演化线索上之文艺的艺术家与文艺的文化思想家的总集》[Deutsche Literatur Sammlung Literarischer Kunst und Kulturdenkmaler in Entwicklungsreiben，由来比锡城小腓力普-瑞克拉姆（Leipzig Philipp Reclam jun）]出版。这些值得感谢而同时规模非常宏大的总集，是由于文学科学之综合考察与范畴化的新方向而产生的，因而其中一部分已证明是达到最高的丰富结论，并予人以无穷鼓舞了。只是这些书在种种的排列及卷数上是未能同样整理的，因此就入门的文学研究者的需要看，便不免使他对科学的研究有些眩惑，且容易养成在一定的成见之下而有所取舍，其知识和判断之获得也势必限于既固定而又窄狭之一途，这与事先无固定准备与未设有目的的材料之所应影响于他者就绝然不同了。所以在采取这些大的总集时，也许需要有些批评的见地的。至于其他无数新版的选集和丛书，现在不想去提。它们对于自16世纪至20世纪的德国文学之总的进展的了解上也许很有用，这是因为它们却还并非着眼于学者在何处以及向何处造成其一己之见地与知识的，却是让学者只得此材料而已。可是这种丛书和选集太过于拘谨了，把材料也都弄得太破碎，太支离。为练习及自修计，有用些的书或者是扫迈尔非耳特（M. Sommerfeld）和许多人在不久以前出版的《文艺史丛书》（Literarhistorische Bibliothek），由柏林容克与颠霍普特书局（Junker und Dunnhaupt）发行。关于巴洛克抒情诗，关于浪漫派抒情诗，以及自1880年至1930年最近的抒情诗等卷，都是按诗的题材排列的。这样一来，每一卷便都可使人明了在同一题材下之文艺史上的变化与可能状态，以及个人的技术如何，并可依此而加以探求了。由此不但文艺“史”的景色可以分明，而且文艺的趣味培养也被推动着了。同时风格史之应存在，也便毫无疑问了。为研究风格演化与风格批评的话，我却还可以介绍在来比锡由封·哥瑞厄尔慈（Otto V. Greyerz）于1929年出版的两本小书（卷一已有第二版，书名是《犹里乌斯·克令克哈尔特》（Julius Klinkhardt），对受学院教育的人颇有用处。书名是《风格批评之练习》，一名为《语言的风格感觉练习用之缺名原者试题》（Soilkritische Ubung Namenlose Textproben zur ubuhg des Sprachltchen Stilgefuhls）。这部书是缺名的，所有答案只可寻之于附录中，它使人从一作家之一小部分作品中而可检定（Bestimmung）其风格。这部书使文艺史家欲将某种艺术品或某种艺术品之一部分，归之于某一作者，某一时代，某一派别，或欲确定其性质时，其进行乃如一艺术史家所进行者然。哥瑞厄尔慈这两卷书，卷一包括无韵之文，卷二包括有韵之文，都可以使学者清清楚楚地知道，在对于一种作品作所谓文字艺术的研究时，是永远离不掉那文字艺术所包括的精神的内容之评价，以及那诗人的整个面貌之评价的。歌德说得好：“文艺原无皮，又无核；一气呵成浑然在。”（Dichtung hat weder Kern noch Schale alles ist sie mit einem Maie.）其他可供给风格分析的知识的书，也还有许多，但是哥瑞厄尔慈的这部，却仍不失其优点。

    对于初学者，在研究巨大的综括的文艺史的著作以前，在听关于叙述整个时代的，或者在一种系统的说明之下而讲文艺之本质和形式的书的讲究以前，却先研究研究那18世纪及19世纪的作家的集子上的导言和批评，或者是颇有裨益的吧。假若你手头有这种所谓校勘本子，这种本子是往往把一种集子的如何编成以及版本经过如何变迁都考证得十分详细的，那么，即使你对校勘的语言学（Textphilologie）抱有偏见，你也一定不致（那往往是成见使然）忽略去研究这方面的工具了，你又一定可以立刻承认，在这种种版本的变化之中，你可以得到关于原著的形式和内容之诸多洞见，并且否则在随便一眼之下，出自一种有着成见的与泛泛的态度而孟浪将事时，便不会得到了。

    其次，你可以进一步研究学术上的所谓专门论文，亦即文艺科学上关于单个现象或一部分现象的记述，这是传记性的著作之初步工作，这在玛尔霍兹是已经提过的了。你看了后，或者乐意被引入相邻近的道路里去，同时那手头的一部分文艺科学的材料也许提示你作某一个专题的尝试。因此，你便逢到科学上窄而深的工作之知识了，这是见之于定期杂志中，或者见之于许多独立的论文集刊中的。你在这杂志或集刊（那多半是由一些代表的专家创办，为便于其弟子们发表研究计的）中，可找到许多论文，这些论文你越看，你将越被摄引，其动人处尤胜于在广大的读众间所流行的所谓文学史。你可以遇到许多文章，都是你自己的工作之方法论上的模范。关于研究杂志上的论文，似乎应当首先侧重那就现有的材料而往一种“精确的”（exakte）方向努力、又并不失为从事于窄而深的问题的，这就如《德国古代与德国文学杂志》（Zeitschrift fur deutsches Alterum und deutsche Literatur）[25]，《德国语言学杂志》（Zeitschrift fur deutsche Philologie）[26]，尤可推荐的则是《文学史杂志奥伊佛瑞昂》（Euphorion，Zeitschrift fur Literaturgeschichte），《歌德学会年报》（Jahrbuch der Goethegesellschaft），《日尔曼罗马月刊》（Germanisch-romanische Monalsschrift）[27]，《新语言与新文学之研究报告》（Archiv fur das Studiumder neueren Spracher und Literatur），而《文学科学与精神史季刊》（Vierteljahrsschrift fu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28]是为对于基本材料有着成熟的知识和巩固的见地的人看的，价值更为丰富，学者可由此以窥见近年学术界之概况，许多饶有意义的文章正都发表于此。

    举凡学者的见识、体会、分析能力、判断能力等之扩大，决不是由在大学里听取的演讲与练习所能为力的。现在可以郑重地讲，任何独学，或任何听讲，都不能取那为人所周知的学院派的训练之生动的效能而代之。所谓学院的训练，不只在实践中所具有的说出的文字或说话的人格之暗示力，以及科学性的整理工作之活泼性，却更在对于材料之态度，对于材料之选择，对于更进一步的途径之提示，以及为学院的训练之唯一无二的性质所产生的特别对于学习有益并作为学习基础的指导方针等。于此不能不指出，无论每一种书或每一种著作往往经过新的研究（决不会有所重复）而得到如何新的补充或新的整理，初学者却必须立足于科学的研究与见地之最后立场上，歧然不变的。

    现在对于目录学式的工具和参考书等的兴趣，颇为浓厚。甚而现在目录学式的工具对于学习和研究工作，在初学者是不可或缺的事了。基于一种对事情要尽可能地观察详尽并欲从各方面去作整个观察的迫切要求，初学者在这目录学式的工具书中所见到的，已不是一堆死的标题与数字了，却是正在跳动着的精神生命，在这里只须加上一种凝而为一的作用，便可重获其活泼生动之态了。这一类的工具书很多。为避免混淆起见，现在只举不可动摇的和够称标准的几种：首先即为玛尔霍兹所誉为堪称科学的一定的演进步骤上的成绩的高戴克（Karl Goedeke）著的《德国文艺史之基础》（Grundriss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Dichtung）一书，以及与之相关的按年出版的系统的《德国新文学史年报》（Jahresberichte fur neure 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并继续此年报的《德国新文学年刊》（Jahresberichte fur neueer deutsche Literatur）。为得一种粗略的指示方向的参考计，报章杂志中所给的文献书目也不能不注意，就中特别如《德国书业新闻周报》（Wochen tlichen Verzeichnis der Nevigkeiten des deutscheu Buchhandels），尤不能忽略。其他特殊的参考书目，现在是不去谈了。因为这里只是为初学者供给重要的，必需的，不可或缺的，或大端节目而已。至于细微之处，学者顺了这里所说的做去，自会得之。

    现在谈到研究真正的文学史了。我要奉劝学者，不要接触那学校中的教科书，以及德国文学史简编之类。同样不要向之问津的，是那些通俗的及为所谓一般的教养计而编的许多书，那只是馈送的装饰品而已，又如同那装订好的古典全集然，只为市民阶级的舒适家具中之摆设物而已。关于此种无数的附图或不附图的书之权威性与有用，并其世界观的、自叙性的、政治意味的多种立场（我也不必专指），是无可反对的。只是这种书造成了一种典型，在其无独立性上，在其审美的与历史的评价之堆垛性上，在其叙述的呆滞性上，作了作家、诗人、并科学上的攻击目标，是有道理的。这些书把人自求学时起就将文学及文学史的趣味给破坏了，而且负荷了一种罪恶，这就是使我们这一民族中的普通分子对于文学史学与文艺科学为何物之一事造成一个很不清楚并完全是肤浅的印象。有人说，只是烧掉这许多文学史（实在是成为一类，而且倘若只就其写作的能力上说时，却又无可指责），那真正唯一的文学史才会开始呢。同样可以奉劝学者的，是不要“首先”接触那最近出版的科学上的新著，虽然学者在此处未必吃什么大亏。学者最好第一步即接触关于德国文学史或关于德国某时代的文学史之已成为古典了的叙述，像19世纪所产生的：例如日尔温奴斯（Gervinus），海特诺（Hettner），犹廉·施密特（JulianSchmidt），舍洛等的文学史，以及特赖柴克（Treitschke）的《德国史》之叙及文学的部分等。又有在今日为人忘却的两部文学史，也值得推荐的：这是莱姆克（Karl Lemcke）著的《近代德国文艺史》卷一，《自奥皮慈至高特施德》（Geschichte der deutsche Dichtung neuer Zeit，Bd. Ⅰ！Von Opitz bis Gottsched 1871），和希耳布兰德（Joseph Hillebrand）著的《自十八世纪初叙起的德国民族文学史》（Die deutsche Nationalliteraur seit dem Anfange des 18. Jahrhunderts），共三卷，初版在1845年至1847年。关于19世纪的文学本身的进展，则可先由为玛尔霍兹所称道的R. M. 默叶耳的书而得一个大概；至于所谓现代文学，则可由封·得尔·莱因、瑙曼（Hans Naumann）以及玛尔霍兹的叙述而定下方向，或参用薛尔格耳（Albert Soergel）那在材料的收集上极重要也极有用的《当代文艺与当代诗人》（Dichtung und Dichter der Zoit）也未尝不可，这书出版于1911年。关于更近的文学，则除了瑙曼的书之外，似乎默次勒在施徒嘉德所印行的或将印行的《德国文学之时代》（Epochender deutschen Literatur），也是每本可参考，而且必须参考的呢。15至17世纪的文学，学者可自瓦耳策耳所编的《文学科学手册》（Handbuch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中看菌特·米勒（Gunther Müller）的叙述。关于浪漫派，则学者不能不以海姆（Rudolf Haym）的《浪漫派》（Die Romantische Schule）————是书出版于1870年————为始，以便从海姆而进窥逖尔泰之书，如他的《施莱页尔马海尔传》（schleiermacher），及《生活体验与文艺创作》（Das Erlebnisund dieDichtung）一论文集，并其他著作等。里喀答·胡哈（Ricanda Huch）那十分引人入胜的浪漫主义的书，读者倘若在读过海姆与逖尔泰以后，也是颇应一读的。倘若读者对浪漫主义已经有一点知识，则在陶厄布诺（Teubner）的丛书《自然界与精神界》（Natur und Geisteswelt）中由瓦耳策耳所执笔业已再版多次的讲浪漫派的一本小书，更为有用。可以作巩固的基础的书，则有克鲁克豪恩（Paul Kluckhohn）[29]对于浪漫派作了一种综合的了解的书（1924年）。最后，自然不要忘掉那对于德国文学之各时代各现象的大事依字母排列而极富有文学上的指示的《德国文学史词典》（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一书，这书由默尔柯（Merker）与施塔姆勒（Stammler）编辑，在柏林得·格律特尔书店（Verlag de Geuyter）出版。那永远作为传记的宝藏的，每一条又都是不可比拟的精彩的，却是《德国一般传记》（Die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关于这方面的话姑止于此。至于研究此书彼书之源流如何，又研究其如何补充，如何发明，在这里是用不着说的。只是人们在研究这些叙述的书之际，不要不伴有文学的以及纯文艺的著作本身的研究，就够了。

    现在人们应当如何读文艺史的著作以及诗人的作品呢？在叙述的方面，是读一部分而精，较诸读整个而粗为妙的。但在文学与纯文艺的作品，却须以整个了解为最后也是最高的目的。对于文艺史家及语言学家，尼采曾写过一个很好的读书指南，这是在每一个日尔曼语学的研究机关中所应当张贴了作为座右铭的。他称语言学是“可尊敬的艺术”，他说：“这艺术要求那尊敬她的人，最所应当的就是，彼此的路尽管远开，时间须要置之。少安勿躁，欲速则不达。……她并教他们要善读，这就是，须慢，须深入，须思前想后，须有所保留，须如常启之门，须备有敏捷之手指与慧目。”这样读书的艺术也不难获致，只消人们在读书时持一支笔，因此随时把思想线索记下，以便统观大体并详究细目，就作到了。至于初习文学的人，写出和说出的练习也是必要的。朗诵，精读，与散文或韵文的阅读能力，则是一半靠个人的了解力，一半视所给的作品之意义如何而定。因此像今日那依据内容与形式之内在关系的文艺艺术品之测验，便是颇有道理的了。

    关于研究工作的进行问题，就初学言，有一事可以相告的，即选题应当在各种观点之下而选小题，这是像一般的研究工作之起始一样，要选择那有范围而易于把握者作为对象，只是题目小虽小，却又须可以因小见大者。照作者自己的经验，在这一行中，再没有比让青年的文艺史学家一下就欲跃入所谓潮流中或一下就欲把握那近于本质性质的最后公式之类，更为害于永久满意的研究成绩的了。幸而现在的趋势————和所谓“新客观”（Nene Sachlichkeit）的口号却不相关————是归于具体、归于所谓资料、归于出发自对象与材料之根本的详细推究的高级结果之建立上。这种趋势可望招致清晰切实，与表现上的不含混性，也许将语言上的野性可以纠正，那是近十年中所养成而迫使学术性的工作不能不表明一点态度的呢。[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