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后来的思辨

。他们认为意识只是一系列的观念，然而观念只是呈现在某个人面前的事物的组成部分；而人（我们可以看到的所有人）指的是他的躯体以及呈现在他面前的其他事物；最后，在任何表象的意义上，所谓的呈现都不可能是指一种精神存在的东西，而只能是肉体的反映。这样我们便可得出结论，即：事物本身是存在的，意识只是这些事物某些部分的代名词。

    威廉·詹姆斯仓促地得出了意识根本不存在的结论。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推测为什么这一惊人的结论能在美国获得巨大反响以及为什么与其相似的阿芬那留斯的哲学体系也受到欢迎并一直有人研究。否认意识的存在即是否认显而易见的事物的前提，并且使那些事物孤立。这对于负担沉重、顾虑重重的一代人是一种慰藉。它似乎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简化。它摒弃了那种非民主的概念，那概念便是只要善于思索并且审慎、细致，人们就可以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如果他们认为细致、审慎和善于思索只能将人们引向毫无价值的发现，他们就会工作得更愉快些。否认意识的存在不仅可以恢复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而且还可证明那些事物的所有成分都是同样实在的。不光是颜色、美丽和热情之类的东西，还包括以前被认为是思想产物的诸如规划、关系和抽象的性质，现在都成了存在的某个事物的组成部分。因为已经无需任何精神工具去创造和左右它们。于是美国的年轻一代便相信生活和学习的乐趣不会再被唯心论的蔑视泼冷水————唯心论常蔑视自然的幻想，蔑视科学的理智。所有虚构的东西和抽象的概念现在都可以被认为是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这就使我们足以生活下去以便了解事物的本质。

    假如我们略微换个角度看待这些问题的话，就会发现心理学批评转换真理的概念与其转换意识的概念很相似。首先，说法中的模棱性很相似。真理应该意味着一切真实命题的总和，意味着无限知识的内涵，意味着已经或将被世界证实的性质与关系的整个理想主义体系。真理是以永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学批评与真理毫不相关，因为真理既非心理的东西也非人性的东西。这是唯心论的特有领域，无须心理学家们探讨。但是据我所知，没人否认它的存在，就连普罗泰戈拉[2]或实证主义者们都不否认。如果普罗泰戈拉说在任何时刻出现在任何人面前的任何事物都是真实的，那么这种真实无疑既包括事物的主体本身以及它的出现，因为对于一个感觉论者而言，事物不会超越他所能看到的范围，所以他的每次感知都界定了整个感知对象，而且认为这种感知是确实可靠的。但是这样一来万物的真理显然是由这些各种各样的感知组成的，每种感知都承载一个它无法放弃或是修改的观点，因为对观点的修改会引出一种全新的客体。进而真理就意味着这些感知和观点以某些多样、连续、持续等的关系互相支持，无论它们是否承认这些关系。同样，在当代的实用主义者从一种不同的相当抽象的角度描述什么是真理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怀疑或注意到过他们思想中所假定的真理的真实性和具体性，也就是说，是否注意到过世界上有很多种精神状态，很多或多或少有益、有价值、不太稳定的观点。这些观点实际上还会演变成或多或少被人们所期待的令人满意的其他观点。诚然，每个实用主义者和每个思想家一样总是假设真正真理的实在。因为那是一种综合性的很多方面尚未被发现的真理，所以他只谈到了其中的一部分，而被他含糊地称为真理并希望将其归为实用功能的东西不是什么基本的真理，不是所有真实命题的总和，而仅仅是所有真实命题一定会共同具有的抽象品质，否则那命题就不能被称作是真实的。它所说的真理其实仅意味着正确。由于他所信奉的是唯心主义，所以一个观念正确与否时常使他感到极为困惑————唯心主义常把观点等同于客体。他不理解为什么观念会有正确的与不正确的之分，仿佛观念指的是什么别的东西。

    当然，实际上只有我们不把观念看作论据而是看作意见时，观念就会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从正确性的抽象关系来看，任何意见都是真实的。这种抽象关系也是很容易描述的。如果某种事物的构成与一种观点宣称的相符，那么该观点就是正确的。对于特定的个案来说，检测这种正确性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最终我们也许不得不依据本能来相信我们最基本的观点是正确的。例如我们无时不在经历着时间的流逝，而正如坚定的唯心论所宣称的那样，过去和未来都不是纯粹的针对现在的概念。但是如果这些本能的观点是正确的观点，那么它们所依靠的也是已被证实的事实。这并不是被动的论据与隐藏的客体之间的相似性或衍生关系的问题，而是所断言的事实与实际存在的事实是否一致的问题。如果某个观点不能直接针对其所指的对象，无论这中间的差距有多大或是多么的不确定，无论对所选中的对象作何种断言都不能说这个观点有多么错误，因为这个观点没有实际的内容。

    然而心理学家们并不关心某个观点在逻辑上断言了什么，而是关心它存在的情况。他们关注的是在某个观点周围的存在关系，这种关系当观念被认为错误时则不存在。他们的问题显然是难以解决的，因为这需要我们去挖掘被假定为被动论据的观念的象征力。这就好像语法学家要研究做宾语的名词要在陈述语态中做动词的现象一样。

    威廉·詹姆斯把他论实用主义的书敬献给约翰·斯图尔特·米尔，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心理学经验主义的原则是探寻思考中的要素，并认为思想只是以某种特定的顺序对这些要素的安排。诚然，自从米尔时代以来，分析已经稍许扩大了这些要素的界定范围，除了五种感官的数据以外，还包括某些单一成分，如关系情感、动态感觉、模糊不清的形象甚至心灵感应或是本能的直觉。但是在其原始的直接形式中，这些直接直觉论据必须按照这种方式为我们的问题提供完整的答案：一种观点可以拥有超越自身的对象，或符合另外的某种现实，观点的这种假定的力量必须只是某种位置的虚名，在经验的例行程序中，既定的要素占据着这个与其他要素有关的位置。认识和真理必须是临近和连续的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问题被转移，另一个类似的问题取代了它，而我们所选择的方法真正能够解决这个新问题，我们也不必感到惊奇。这种逃避并不是故意的，而是忠实于某个具有特殊效力的观点的本能结果，并不是在任何领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没见过政治家们因为他们的政党给国家带来麻烦就放弃这个党，他们作为政客就是要将其政党的主张付诸实践，无论这些主张是好是坏。因此要求某学派的哲学家因为他们的方法解决不了某些问题就放弃那个方法，也是过分苛刻的。哲学家们的要务就是将他们的方法应用到一切可以应用的地方。当他们达到这一目标时，假如他们有超凡的谦虚和睿智，我们最多只能要求这些哲学家为其他学派的哲学家风度优雅地让路。

    现在有一个可能与观念的正确性相混淆的问题。心理学批评倒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物的关系问题。针对这种关系可以给出纯粹的经验主义的描述。符号与其代表的事物均是目前或最终的经验的对象，两者之间最后是由经验的转接连接在一起的。指代某个特定对象的符号本身无需永远保持不变或总是属于同一类别。对象的明确认定和宣示可以不用直接的形象而通过口头来描述，或者通过并不固定的感觉形象，或通过诸如位置之类的外在关系或通过它所拥有的专有名称来认定和宣示。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认定而且最终接近了所指的对象，那么这些对象的名称就都传达了对对象的认识，而名称这种符号也就是正确的符号。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就是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真理理论的真正应用。他只关注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并且为那事物提供一个实用的替代品。然而这种对于符号含意的经验主义分析或多或少地与对真理的不正确认识纠缠在了一起。例如，有人认为只要人们相信某个观点是真理那么它就是真理，或者只要观点是善意有用的，那么它就是真理，或者真理只有被证实之后才能称得上真理。最后的这一种暗示表明刚愎自用的个人哲学多么容易出现奇怪的颠倒或倒退。经验主义以往总意味着对过去的依赖，而现在一切经验主义的真理显然只关注未来，因为真理被认为是通过对某种假定的证实而获得的。对过去的假定当然是永远无法证实的，对过去的假定充其量只能由对过去的新的假定来补充，它们同样需要证据来证明其真实性，但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在这一点上，真正有胆量的经验主义者也许会说真实的过去只意味着我们能在未来想出的关于过去的观点。一致性是弥足珍贵的，与其他珍贵的事物一样，我们同样惊异于某些人为一致性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极端的经验主义应该否认任何有关过去的观点能够成为真理。

    这种毁灭性的看法正如普罗泰戈拉的看法一样，不是出自清醒的心理学分析：这些观点表达了一种很明显的急躁和思想领域中绝望的民主。迫切与激进的乐趣是巨大的，年轻的哲学家们不应该被剥夺这些乐趣。我们也许应该更为公正地忽略实用主义这些令人反感的小事。因为威廉·詹姆斯以及他的美国门徒们并不想为它们辩解而是毅然决然地转向普遍的客观主义道路。

    这些激进的观点的精神实质其实一点也不消极，而是充满希望的、革命的、是执著追求确实性和纯粹性的。这种精神支持科学，因为科学是一种个体的探索、个体的经验，而不是一套道德含义的学说。科学与自然十分接近，热爱自然的人都明白科学的内涵。即使科学否认认知能力的存在，否认思想起着着色剂的作用，这种否定也只是形式上的。思想赋予世界的所有色彩一直显示在世界上。一切源于思想的观点和理想的对象都渗透在事物的本质中。大概这种说法不太容易理解或者说表达得不够清楚，因为这种新的实在主义还不成熟，如果它变得成熟起来，毫无疑问就显得不那么新奇了。我认为尽管它否认思想的作用，但它对理性的事物并无偏见，如果它拒绝承认观点甚至感知，也并非无视观点和感知所揭示的可察觉的或是理想的事物，而是设法为它们找到一个新的、更值得尊敬的位置（这或许是它自认为值得尊敬的位置）。这些事物并未被看作客观世界的精神表现，而是自然界本质的部分内容。

    这其中似乎有唯物论的味道，但这些流派的特征和信仰并不属于唯物论的范畴。系统的唯物论是古代的一种哲学。这一信仰也许能征服一些头脑精明、思想敏锐的犬儒学者，因为他们就注意到了自身的以及世界的非理性因素并且发现了产生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原因。这些人可能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唯物论，尽管它很苛刻、很挑剔。但是唯物论在初期只是对感知与科学的朴素的信仰，它也并非唯我独尊，而是愿意与其他哲学思想合作————无论是科学、巫术、形式主义或是生机论，只要有现象表明它们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越是了解美国作家的模棱两可与不成熟，就能够越少地误解他们。

    新大陆的美国的氛围似乎已经在两个方面对哲学产生了影响。首先，它加速了因袭哲学的大胆分解，在这个分解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现代哲学的影响。而现代哲学也因此加速了随后的发展。其次，年轻的世界主义的美国希望各种思想无偏见地相处与争辩。在对待思想方面的问题上，美国总是很小心谨慎。人类的思想掌握了比以往多很多的事实，而能把握住的原则却很少。思想的不定性和流动性能否形成一种伟大的哲学体系呢？积极想象的天赋和道德英雄品质是成为伟大哲学家的必要条件，而这些积极的天赋是与生俱来的，并不是后天环境造就的。但是如果真的有天才出现，那么他在美国所发现的大量建议和对假设的透彻分析都能使他避免误入歧途。尼采说过地球一直是个疯人院。我们不必反驳他，但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较为温和的说法：哲学一直都是狂热者的收容所。现在该是哲学少几分装腔作势而多一些认真研究的时候了。哲学思辨有如统治与管理，起初我们可能会对所处的不确定环境感到恐惧，就像意识到一直在很薄的冰面上滑冰时的感觉一样，但是了解真相不会使我们陷入更糟糕的困境。只要眼下我们更谨慎，也许明天我们就会更安全。

    * * *

    [1] 艾娣夫人（1821——1910），美国基督教科学派创始人，宣传基督能治病，自称发现“基督的科学”，创办《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还创建了基督教科学教会，著有《科学与健康》等。

    [2] 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485——约前410），古希腊哲学家，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提出相对主义的著名命题“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著有《论诸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