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安乐乡

他们只是“哦，哦”来敷衍了事。致使别人认为：尽管他愿提供任何帮助，英国人也会死于无知。的确，英国人的这种狂妄自负是漫无边际的，尽管他们当中有些聪明之人也在力求谦虚一些。

    在英国，各个阶层都有这种“吹牛”的习惯。从《泰晤士报》的编辑到政客和诗人，从华兹华斯、卡莱尔、穆勒、西德尼·史密斯到伊顿公学的学生都是如此。在最为严肃庄重的政治经济学中、或在哲学文论中、或在科学书籍中，这种牢固国民性的坦诚抒发真令你瞠目结舌。在一本关于谷物的小册子里，一位非常和蔼又多才多艺的先生写道：“根据贝克莱主教的观点，即便英国已被万仞高的铜墙所包围，她仍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地方，这正如她无论在物质上或自由上、在美德上或在科学上，都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

    英国人厌恶美国的社会结构，但他们在贸易、工业、公共教育和人民宪章运动方面却尽可能向美国学习[4]。美国是经济学家的天堂，是坚持引用毁灭原则的大好特例。而一旦直接提及美国人时，这个岛上的居民就会忘记他们的哲学，只记住那些可笑的奇闻轶事。

    但是，像所有的狭隘主义者一样，这种幼稚的爱国主义也要付出代价。英国人对待自己的殖民地毫不心软，他们用手腕和强力来统治，公正有余，仁慈不足，一旦他们的权力受到威胁时，他们是不会博得他所依靠的人的好感的。

    一个国家、一个省或一个城镇如果缺乏自己宏伟的特色，随意挖掘一点粗糙的地方特色也是有利无弊的。但我们不能把这些附属的次要的特色当成宝贝。居民个性往往胜过民族特性。在形而上学的世界里，没有一堵能把希腊、英国、西班牙的科学隔离开来的墙。伊索、蒙田、塞万提斯和萨迪都是世界之子，闻名于世的人物。他们在饭桌上或在大学里挥动着自己的旗帜，就是把消防队里无聊的喧闹引入文雅的礼貌圈来。大自然和命运时刻关注着我们的荒唐之举。当我们趾高气扬行走时，大自然会绊我们一跤；关于民族自豪感，历史上有着不胜枚举的事例。

    卡帕多西亚的乔治，出生在西里西亚的埃皮法尼亚，他是一个低贱的寄生虫。当他搞到一份给部队提供熏肉的赚钱合同时，这个无赖和叛徒居然还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借此发了一笔横财。不仅如此，他积攒了一些钱，信奉了阿里乌教，收藏了一些典籍，并被这一小宗派推到了亚历山大的主教之位。公元361年，尤里安来了之后，乔治被判入狱，还有一伙暴徒劫狱未果，最后乔治被处以极刑，这也是他罪有应得。可笑的是，这十足的无赖居然很快变成了英国的圣徒乔治————骑士的保护神、胜利和文明的象征以及现代社会最优秀民族的骄傲。

    天下真是无奇不有。崇尚直言不讳的英国人竟然为一个骗子歌功颂德。无独有偶，美洲新世界的运气也同样不佳————广袤的美国也被冠以骗子之名。塞维利亚的一个泡菜贩子亚美利戈·韦斯普奇于1499年给奥赫达当副官，他的最高海军军衔是在一个从未出过海的探险队中担任帆缆军士长，可他却努力做到了在这个谎言充斥的世界里替代哥伦布，用他那虚伪的名字命名了半个地球。这样做，我们谁也不能指责他。我们都缺乏创业者，那虚假的泡菜贩子不过是虚假的咸肉贩子的后裔。[5]

    * * *

    [1] 在伊丽莎白时代“幽默家”的意义就是感受幽默与奇想。在英格兰旅行时所写的记事中，爱默生先生从卡莱尔博士的《自传》中做了如下的引用：“英格兰的幽默家比任何国家都多，因为长期以来那里的人们享受自由，生活富足，而我认为自由和财富就是幽默家诞生的温床。”

    [2] 沃坪（Wapping），英国伦敦附近的一个地区，过去通常在这里绞死海盗。————译者注

    [3] 爱默生在1848年记事本中记录了下面一段话：“在这一点上值得夸耀的是，那里的人们直话直说。只要千方百计地取悦他们，不要老是打量他的外表，他会毫无城府地告诉你他应该去做什么，把他的话全部套出来，缠住他不放，死死地缠住这个法国人。他是宇宙的解放者，他是人类文明中最文明的人，身处黑暗深渊中的各国人民，看到法国就看到了希望，而暴君们看到法国就看到了绝望。这是最优秀的人类！我很高兴听到你的呼唤。这就是法国的使命。法国绝不会像波兰、匈牙利、土耳其那样让任何人和任何国家受苦，更不会干扰本国的媒体或人们的言论自由。我要记下这些话，请你白纸黑字签名作证吧。你一定不会犹豫的！”

    “嗯，可这是在英国，我记得英国人说法国人是世界上最能瞎吹的————英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并且一言九鼎。就这些，我们可以堵住他们的嘴巴：英格兰才是自由的避难所；英国的媒体是欧洲的共同心声，是受压迫者的庇护所，是反抗暴君、争取自由的中坚力量。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在关键时刻看她如何付诸行动。”

    [4] 在1832年《改革法案》颁布后，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贫民阶层于1839年掀起了一场骚动甚至暴乱，这就是“人民宪章”运动。宪章运动提出六点要求：广泛的选举权，无记名投票，年度会议制，平均选举权，议员选举不受财产限制和有偿服务。这些要求大多数都实现了。一些宪章者的游行队伍被政府军队冲散，主要策划者或被捕入狱，或被流放海外。最后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发生在爱默生旅英期间，这使他警惕有余，因为那时的法国也正在爆发革命。

    1848年3月9日：“我参加了霍尔伯恩州（Holburn）国民大厦（National Hall）的宪章会议。我们听取了参加完法兰西共和国庆典的代表团的报告。讲台上的男男女女正唱着《马赛曲》，下面的群众一起合唱，然后又唱起了《吉伦特派之歌》（Girondins）。大会的领导板着脸维持秩序，语言得体，但是会上的人们似乎热情激昂，叫喊着‘每人一张票，每人一把滑膛枪’。”

    爱默生的评论是“尽管英格兰政府在废除《谷物法》后打稳了根基，但她还是有点头重脚轻”。

    [5] 爱默生采用了吉朋给他的圣·乔治（St.George）的记述。权衡不同的编年史，我们发现真正的圣·乔治似乎不是文中所讲述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城的乔治·阿里乌，而是在两代人以前死去的另一个乔治。

    据说40年前，也就是公元361年，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把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pple）市的一个教堂赐给了遇刺殉难的乔治·阿里乌。优西比乌斯（Eusebius）指出，圣·乔治出身高贵，举止端庄，人们十分地敬重他。他公开撕毁戴克里先大帝（Emperor Diocletian）的反基督教法令，而戴克里先大帝当时就在城里。他“在残酷的刑罚面前，泰然自若，视死如归，直到他的灵魂飞向天国”。有人说这位圣人一连被折磨了10天，竟复活过来，真是奇迹。

    在现代人看来，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遭遇比圣·乔治的遭遇要好得多。尽管他说他在1497年参加了“新世界”航行，可能有假，但他的确参加了远达南美的一两次海上探险，有资料显示，一个《美国百科全书》的编者曾说，事实证明韦斯普奇并不想从哥伦布那里抢走发现新大陆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