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青何以能列在三十六天罡星之内

    季布为楚将，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赦季布，拜为郎中。其弟丁公亦为楚将，“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羽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我想当高祖与项王逐鹿中原的时候，大约希望项王的臣下尽是丁公，自己的臣下尽是季布吧！如果项王的臣下尽是季布，则高祖将不能得到天下；反之，高祖的臣下尽是丁公，则高祖的天下又将得而复失。在这样矛盾的环境之下，遂生出矛盾的刑赏来。即对于项王的丁公，不惜锡以重赏，使楚奸可以增加，而对于自己的丁公，则必施以严刑，使汉奸可以减少。同时对于项王的季布，又须施以严刑，使项王的臣下不致过分来窘，而对于自己的季布，则须锡以重赏，使自己的臣下能够戮力奔命。到了高祖得到天下之后，形势就不同了，这个时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倘若重赏丁公，何足以警戒贰臣，倘若重罚季布，又何足以鼓励忠臣。你们看吧！季布虽然有仇于我，然而为臣尽忠，所以得赏；丁公虽然有恩于我，然而为臣不忠，所以受刑。你们能学季布，纵令我失去天下，你们也不怕没有官做。反之，你们若学丁公，则不但我要加以严刑，纵令我失去天下，而受过你恩的人，亦将不赦你罪。这是高祖封季布而杀丁公的原因。岂但汉高祖，历代太祖高皇帝，无不实行过这种政策。且看唐太宗吧！

    上谓侍臣曰：“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裴虔通，炀帝旧左右也，而亲为乱首，朕方崇奖敬义，岂可犹使宰民训俗。诏曰：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须著，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蹈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至于赵高之殒二世，董卓之鸩弘农，人神共疾，异代同愤，况凡庸小竖，有怀凶悖，遐观典策，莫不诛夷。辰州刺史长蛇县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质晋藩，炀帝以旧邸之情，特相爱幸，遂乃志蔑君亲，潜图弑逆，密伺间隟，招结群丑，长戟流矢，一朝窃发，天下之恶，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异时，累逢赦令，可特免极刑，除名削爵，迁配州。”（《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

    我曾说过梁山泊的伦理观念，本来注重“义”字，不注重“忠”字。什么叫做“义”？他们的解释是很简单的，人家怎样待我，我也怎样报他，便是他们对于“义”字的解释，即如豫让所说：“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所以“义”字是双方的，有偿的，只因其为双方的，有偿的，所以“义”字往往放在物质的基础之上，韩信不背高祖，实因“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岂可以向利倍义乎”（《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但是待遇的厚薄乃是一种比较的观念，某人待我甚厚，我不能向利倍义，万一尚有一人待我更厚，则我将如何报答？其结果，恐怕待我甚厚的前人势将成为豫让口中的范中行氏，而待我更厚的后人才是豫让心中的智伯。梁山泊许多好汉所以愿为宋江效劳，实因宋江喜欢结识朋友，“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水浒传》第十七回）。且看宋江之结交武松吧！最初则留武松一处安歇，其次又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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