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科学在自由教育中的位置

做到这一点，而不是仅仅经由个人愿望这一扭曲的媒介。这样的一种客观的观点的完全获得无疑是一种理想；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它，但实际上无法充分实现它。因为教育被视为形成我们的精神习惯及世界观的一个过程，所以随着它的结果与这种理想的接近，它将在相应的程度上被判定为成功的；所谓接近于这种理想，指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真实的关于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观点，关于整个人类社会与其非人类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以及关于同我们的愿望及兴趣相分离的非人类世界本身的性质的观点。假如承认这个标准，我们就能回来思考科学，并探究科学将在多大程度上促成这样的一种目标，以及它是否在任何方面都优于其教育实践中的竞争对手。

    二

    科学拥有两种截然相反且乍看上去相互冲突的优点，它们是文学与艺术所不具备的。其中一个优点并不是本质上必需的，但在当前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对未来人类成就的期待，特别是对可由任何有才智的研究人员去完成的有用工作的期待。科学的另一面具有一种令人沮丧的效果，上面提到的这个优点及其所产生的令人欢乐的前景将阻止可能会以其他方式带来此种效果的东西；在我看来，这另一面也是一个优点，而且也许是科学的最大优点：我指的是，人的激情及整个主观装置与科学真理的不相关性。在偏爱科学研究的这些理由中，每一种都需要加以详细说明。我们且先从第一种理由开始。

    在研究文学或艺术时，我们的注意力永远集中在过去的事物上：希腊人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比现在任何人都做得好；以前时代的成就，非但远不能促进我们今天取得新的成就，相反却因为使得创造力的获得变得更为艰巨，从而实际上增加了取得新的成就的难度。艺术成就不仅不是累积性的，而且它似乎甚至依赖于文明倾向于去消灭的冲动和幻觉所具有的某种新颖性和天真性。因此，那些受到先前时代的文学及艺术作品滋养的人，以某种坏脾气及过分挑剔的态度对待现在；他们似乎无法摆脱这样的脾气及态度，从而只能做出那种忽视传统且在追求创造力时仅收获古怪之物的故意破坏行为。但是，在这样的故意破坏行为中，并不存在伟大的艺术从中产生的那种简单性及自发性：理论在其实质处依然是腐蚀性因素，而且虚伪毁坏了一种纯粹假装的无知所具有的优势。

    一种不能促发除艺术创造之外的卓越的精神活动的教育，会以此方式让人产生绝望；而这样的绝望完全不会出现在一种提供关于科学方法的知识的教育中。除了在纯数学领域，科学方法的发现是过去的事情；一般讲来，我们可以说它始于伽利略。然而，它已改变了世界，而且它所带来的成功以不断增加的速度涌现出来。在科学领域，人们已发现一种真正的最有价值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要取得进步，就无需再像在艺术中那样依赖于一个比一个更伟大的天才人物的出现，因为在科学活动中，后人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在一个最具天才的人发明了一种方法的地方，一千个相对平庸的人都能应用它。我们无需为了做出有用的科学发现而具备任何卓越的能力；建筑科学大厦除需要工长、建筑师及设计师外，也需要石匠、砌砖工及普通工人。在艺术领域，任何一件值得做的事情都不可能在没有天才的情况下被完成；而在科学领域，甚至一种很平庸的能力也能做出一种最高的成就。

    在科学中，真正的天才是创造一种新方法的人。引人注目的发现时常是由其后继者做出的，这些后继者能带着一种未曾因为先前完善它的劳动而受到削弱的新动力来应用它；但是，他们的工作所需的那种思维智力，尽管是非凡的，却不如这种方法的首个发明者所需的思维智力那样出众。在科学中，有大量的不同的方法，它们适宜于解决不同种类的问题；但是，除了它们全体之外，还有某种不易定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方法注16。人们先前习惯上把这种方法等同于归纳法，并把它与培根的名字联系起来。但是，真正的归纳法并不是培根发现的，而且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是既包括归纳也包括演绎、既包括植物学和地质学也包括逻辑和数学的某种东西。我不会试图完成这样一个困难的任务，即陈述科学方法是什么；但是，我将努力揭示科学方法从中成长起来的那种心情，而它就是上面所提及的一种科学的教育所拥有的第二个优点。

    科学观的核心是一种如此简单、如此显而易见、如此看似微不足道的东西，以至于提及它几乎可能引起人们的嘲笑。科学观的核心就是拒绝认为我们自己的愿望、爱好及兴趣为理解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如此直截了当地说来，这似乎只是一种陈旧的自明之理。但是，在引起我们的强烈偏袒心理的一些问题上始终如一地记住它，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可获得的证据尚不确定且尚无最终结论的地方。举几个例子就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料想，星球一定会在圆形轨道上运行，因为圆是最完美的曲线。在缺乏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他允许自己求助于美学-道德的考虑来决断事实问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立即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求助是不正当的。我们现在知道如何弄清事实上的天体运行方式，而且我们知道它们并不在圆形轨道上运行，甚至不在精确的椭圆轨道或任何其他类型的仅仅可描述的轨道上运行。对于以某种方式渴望宇宙模式之简单性的人来说，这可能是痛苦的；但我们知道，在天文学中，这样的情感是毫不相干的。尽管这种知识现在看起来是容易获得的，但我们应把它归功于科学方法第一批发明者的勇气与眼光，而且尤其要归功于伽利略。

    我们可以把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拿来作为第二个例子。由于我们现在知道他的实际学说大半是错误的，这个例子反倒更好。并非他的结论而是他在研究时所处的心情及所采用的方法才是有价值的。大家都知道，达尔文把其自然选择理论的一个必要部分归功于他，而这一点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马尔萨斯的观点是真正科学的。他的巨大优点，就在于不是把人看作表扬或责备的对象，而是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即一个具有某种独特行为的事物；而所说的这种行为一定会产生某些后果。假如这种行为不真正是马尔萨斯所料想的，也就是说，假如结果不真正像他所推论的那样，那就可以证伪他的结论，但并不削弱其方法的价值。在他刚创立自己的学说时，就有人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这些反对的意见认为，这种学说是可怕的、令人沮丧的；而且还认为，人们不应该是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去行动的；如此等等。这些反对意见全都蕴含着一种非科学的心灵态度。与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形成对照的是，他冷静地决定把人看作一种中立的现象；这标志着他在十八世纪改革者及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上取得了一次重要的进步。

    在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人的问题上的科学的态度现在已经变得相当常见了；而且对有些人来说，这样的态度是相当自然的，尽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它仍然是一种复杂的人为的理智歪曲。然而，迄今为止，有一种研究几乎完全未为科学精神所触及；我指的是哲学研究。哲学家及公众想象，科学精神必定会遍布处处提及离子、生殖细胞的细胞质及壳类水生动物的眼睛的书页中。但是，正如魔鬼能够引用圣经一样，哲学家也能引用科学。科学精神并不是一个引用从外部所获得的知识的问题，这正如待人接物不等于礼仪手册一样。科学的心灵态度要求为实现求知愿望而扫除一切其他愿望；也就是说，它需要抑制希望与恐惧、爱与恨以及全部主观的情感生活，直到我们顺从于物质。这里，所谓顺从于物质，是指能够直率地看它，没有成见地看它，没有偏见地看它，只想如其本然地看到它，而且与此同时，不认为物质是什么这一问题必须取决于同另一问题的某种肯定或否定的关系；这另一问题指的是，我们应该希望物质是什么，或我们能容易地想象物质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在哲学中，这种心灵态度尚未获得。某种形式的自我关注————人类的而非个人的————已标志着几乎所有把宇宙构想为一个整体的尝试。心灵或其某一方面————思想、意志或感觉————已被看作人们构想宇宙时所要遵循的模式，因为除去这条理由，即这样的一个宇宙不会显得陌生并会给我们带来处处如家的温馨感觉，我们实际上已无更好的理由。比如说，设想宇宙本质上是进步的或本质上是退化的，就会赋予我们的希望或恐惧一种无限的重要性；此种重要性，当然可能是合理的，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无理由设想它是合理的。直到我们学会以伦理上中立的方式来思考它，我们才能在哲学中达到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且直到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几乎才会期待哲学将取得大量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我已经如此大量地论及了科学精神的否定方面，而它的价值却是从其肯定的方面中产生的。建设性本能是艺术创造的主要激励因素之一，它在科学体系中能比在任何史诗中更多地找到满足。无功利的好奇心几乎是所有智力成就的源泉；它惊喜地发现，科学能够暴露似乎有可能永远无法揭开的秘密。对一种涉及范围更广的生活及更多兴趣的期待，即对摆脱个人处境，甚至摆脱整个的人类生死循环圈的期待，是由科学所提供的不带个人情感的宇宙观去实现的，就如同未通过任何其他东西去实现的那样。在上述建设性本能、无功利的好奇心及这种期待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补充上对辉煌成就的羡慕及关于科学对人类的不可估量的效用的意识，因为这样的羡慕和意识有助于科学家获得幸福。献身于科学的生活因此是一种幸福的生活，而且其幸福正是来自这些可供这个麻烦而又热情的星球上的居民利用的最好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