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墨的新评价

说的方便和苦心外，尚各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利己主义者大都是艺术的维护者。利他主义者大都是宗教的宣扬者。在中国，利己主义的杨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己”，力求保持天然本性之纯朴，不役于物。接近老庄颇具隐遁山林，超然物外，敝屣荣利的艺术家风味。在西洋则以求个人的身体无痛苦，精神无烦恼的伊壁鸠鲁为利己主义的代表。但他的生活理想亦在于享受有艺术意味的高雅的快乐（参看文德尔班《哲学史》英译本第166、170页）。在中国，利他主义的代表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无疑是最富于宗教精神。在西洋倡导爱仇敌爱邻如己的普爱主义的教主，耶稣基督，可以说是第一个有力地将利他主义的理想尊崇为宗教的要素、道德的核心的人。

    由此足见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不惟消极的有救治损人利己的恶人的用意，而且积极的有增进艺术价值与宗教精神的优点。我已经说过，这两说皆有其武断偏执之处，但若认利己主义与损人利己的自私自利之人漫无区别，一并排斥，且若认耶稣、墨翟之利他的宗教精神，为其道太觳高远而难于实行，则对于道德生活的提高，是有害而无利的。而且每当到了殃灾祸乱的时候，人人大概会自然而然地，希望各人皆能自己照顾自己，真正为己，可以独立自存，同时更希望有能力的人，发挥其同情心出来，拯灾救护，所以特别到了衰乱灾祸之时，利己主义就与利他主义并行不悖，为人们所共同企求。

    利己主义既以艺术为其文化背景，故利己主义者多诗人、艺术家、隐君子。好以诗酒书画、抚琴垂钓、莳花种菜以资赏乐，寻求观山玩水的清欢，邀约几位气味相投契的朋友，相与往还、忘怀尔我，超然物外，不以世俗荣利、天下国家介怀。有时他们亦可为朋友而牺牲一切，但这既非利他，亦非出于道德动机，乃纯由于意气之相契，出于真性情之不容己。他们之所以走上消极的利己主义的途径，大概由于看透了人世的虚伪险诈，从而对人生失望，而思回返纯朴的自然，特别由于对政治失望，深感到政治的污浊，痛恨贪官污吏的损人利己，并揭穿大奸巨憝假为国为民的美名以自遂私图的假面具，而思过自我享乐的山林高雅的生活。且由于他们爱好个人的自由，不愿受家庭社会国家礼教的束缚和拖累，而走上逃避厌世的途径。像这类的我所谓古代的典型的利己主义者，虽有消极厌世的趋向，但亦有保持个人自由的一面，亦是对于当时污浊不合理的政治的一种反抗，而他们积极努力以贡献于世的就是艺术或有艺术意味的纯学术。曾涤生说：“有尧舜而后可以给天下之欲，有巢由而后可以息天下之求。”这话确是说得相当通达。这种古典的高人隐君子式的有巢由余风的利己主义者，的确多少可以救治一些社会上和政治上贪污奔竞无耻的风气，可以多少使得那些损人利己的恶人，感得自惭形秽。

    另一方面，利他主义者则多数为救人于苦海、拔民于水火的宗教家或先知先觉之士。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奉天命，尽天职，有拯救世人的神圣使命，他们要领导一切，转变一切，唤醒世人，使知悔改，指点世人，促其再生。他们对于他人精神的解救，生活的苦恼，较之他们本人尤为关切。他们真切的而且深切的有民胞物与，己饥己溺的敏感。他们信仰一种超人的力量，信仰一种神圣的使命，他们希望众人也信仰他们，信仰他们之所信仰。他们要吸收信徒，组织会社，由共同信仰、理想、使命，而产生共同救世的行为。他们不惟不辞劳瘁牺牲，而且即使为救世救民之原因而上十字架、断头台亦死而无悔，视死如生。由此足见利他主义的文化背景为宗教，未有真正的宗教家而不以利他为怀，亦未有持利他主义而乏宗教家舍身救世之精神者。这样的利他主义者大都具有宗教家超世俗脱形骸的襟怀，他自觉他是世外的人，不食人间烟火。他之不慕世俗的荣华，不争世间的权利，就好像成年人乐意赐糕饼给儿童，而不与儿童争食糕饼，又好像父母愿意儿女快乐，而不妒嫉儿女快乐一样。

    总之，利己主义者，清高风雅，主张到山林去隐逸，注重艺术欣赏；利他主义者，悲悯为怀，主张到民间去拯救，注重宗教精神，这是两者相异处。两者皆反对人本主义，一归于自然，趋向超道德的艺术。一皈依神圣，趋向超道德的宗教。两者皆注重超脱政治，离开家庭，蔑弃人伦，特别蔑弃君臣父子夫妇（因利己主义者每多抱独身主义）之伦，为其共同之点。抱利己主义，在山林中自享清福，而不为政治上君臣的关系所束缚所烦累，“杨朱为我，是无君也”，确是一语中的。抱利他主义，则不知私亲，普爱众人，视四海之内的人，皆亲如兄弟，同时亦视兄弟一如四海之内的众人，爱父母兄弟亦一如爱众人，无有偏私，不觉有等差之别。“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亦确是实话。孟子并没有冤枉他们。即韩退之作《原道》攘斥佛老，其要点亦在指斥佛老之“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无不君其君”。换言之，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发展到了极端，同是反对礼教上所予君父的权威，反对家庭私恩，反对参与政治，反对齐家治国、尊崇君父的儒家思想。这是孟子所以要辟杨墨的根本原因，这也说明了受儒家思想支配的文化，所以较为缺乏超脱人世、家庭和政治经济组织之伟大艺术和宗教的原因。

    以上我们只是约略讨论古典的维护艺术与宗教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而西洋近代自霍布斯以来的利己主义及圣西门和托尔斯泰等人所代表的利他主义，其精神面目，均与古典的大不相同，容得便另为文讨论。现在我们可以简单总结几句。利己与利他（杨子与墨子），虽说失之偏执，似应设法调解，而不可一味抹煞。现代的中国，旧的儒家思想，特别关于家庭、国家、礼教方面的思想，业已经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破坏摧毁。杨子的思想已随西洋个人主义的输入而抬头，墨子的思想，亦随西洋的宗教思想、人道教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输入而复兴。故今后新儒家思想的发展，似亦不得不部分的容纳杨墨的精华，而赋予新的意义。且西洋近代注重社会理想的伦理思想，便是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子的兼爱为归宿点（梁任公称费希特语），以维护个人权益为出发点，以造福于人类社会为归宿点，便可说是得到相当可取的调解，而值得我们的借鉴了。

    （1944年12月刊登于《建国导报》第1卷，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