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的新评价

近代许多社会改进运动，都在新功利主义的思想背景下进行着。新功利主义是近代西洋的最大思潮，正好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和民主政治的潮流配合起来，而其与旧功利主义之不同，也正如民主社会与封建社会之不同一样。

    这种近代式的功利主义，理论上诚不免有许多困难（《思想与时代》杂志第20期谢幼伟先生撰《快乐与人生》一文，对于功利主义心理上、理论上、修养上的困难，有详细讨论，读者可参看）。而且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已是追求一种远大的社会理想，而有利他的仁爱精神，是否超越其狭义的功利立场，也是问题。此处我们不能讨论。但若加以正当的同情的了解，从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来看，它也确有不少的优点。第一，打破亲疏贵贱之分。一人一份的福利分配原则，是一种有革命性的思潮。它推翻了封建性的亲疏贵贱之分，公平地承认每一人的一份，不许任何人占两份。照人伦的看法，利益是差等的，照近代功利主义的看法，计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时，人人是一律平等的。帝王与平民同样各占一份，父母与外人也无等差可分。这分明是平民主义的分配原则。第二，这原则是一个立法的原则，在法律之前，人人一律平等，而立法的目的，也是为大众谋福利，因这派的倡导者，如边沁等原来都是立法家，所以这种思想足以作为近代法治社会的立法准则。因此，近代功利主义的发展，是与法治主义的发展同时并进的。第三，这派思想，所注重的在于消极的扫除道德障碍，不在于积极的提倡道德，其办法是布置良好的道德环境，如贫穷有碍于道德发展，则设法使民众富有。愚昧有碍于道德发展，则力谋普及教育。病弱有碍于道德发展，则注重保育，增进卫生。第四，这派思想有增进公德心的优点。既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自然地使人去私心，以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为人生的目标了。所以这派思想家，常常叮嘱人不要忘记增进全体的幸福，即是增进自己的真正幸福，自己的生活利益必须安排得与大众福利一致。第五，这派思想足以促进社会进步。在传统的观点下，大家相率消极逃世，使社会停滞不前。新功利主义既肯定福利，肯定社会福利的追求，自然能使社会获得实际上的进步了。

    从发展上看，这种新功利主义的思想，是从旧式的内心道德，纯义务的道德思想进化过来的。因为内心的道德思想注重人格修养，不受物质的限制，保持自己的纯洁，这固然很好，但新功利主义则要进一步，从人格的保持到人格的发展；从不受物质的支配，到支配物质；从消极的个人人格修养，到积极的大众福利的增进。总之，从消极道德，进而为积极的道德；从不计算人生利害得失，到彻底计算人生利害得失，用科学统计方法来计算人生的利害得失。由一时的从内心直觉出发的善行，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公益事业。譬如，以前偶尔见一小孩有危险，便凭良心之不忍，前去救他，现在则要进一步设幼儿园、保育院，使一般小孩减少危险，得到教养。以前只是由一时恻隐之心的发动，偶尔施舍乞丐，现在则设立收容所、感化院，教育他们，栽培他们，使他们有补于社会公共福利。所以我们说新功利主义实在是单纯内心道德思想的进一步的发展。

    还有一点，最为人所忽视的，就是以社会福利为着眼点的新功利主义，尚有其非功利的基础，也可说是宗教精神的基础。因为近代新功利主义的发展，实远承基督教博爱的精神、人类的兄弟感和耶稣“己之所欲、则施于人”的金箴，近发挥孔德及圣西门的人道教的精神。（注三）故对于福利之措施，力求如春风春雨之广被均沾，大公无私，一律平等，不以亲疏贵贱而有所歧视，其理论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而以墨子的兼爱为归宿。即从分析各人各求其自己的快乐的心理事实出发，而达到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前提的利他的宗教精神。其操行虽口口声声不离快乐或福利，而实际着眼全在社会民众的福利，淡然无个人利禄自私之心。

    在向着现代化迈进的中国，这种新功利主义的影响似已略见端倪。最显著的是义丐武训的行乞办学，以及最近被称为“伤兵之父”的段绳武先生牺牲一己，为伤兵服务，都是具有非功利的宗教精神，而为社会为民众谋实际福利的好榜样。

    近代功利主义在中国之被误解，被贬斥，大概是由于：（一）人们误将近代的重社会理想的功利主义与旧式的个人的功利主义相混，误认为功利主义是为自私自利的人张目。（二）由于不知近代功利主义，乃系从重个人修养的内心道德进展而来。（三）由于不知功利主义须有、亦应有超功利的宗教精神以作基础，因此近代功利主义之在中国，不仅未发挥其应有的良好效用，反而产生了不少的流弊。

    〔注一〕 此处所谓旧式的功利主义，不过表示“自古有之，于今为烈”，并不是谓此说在时间上已成过去。譬如，詹姆士于其《信仰的意志》一书中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人的情欲多，而禽兽的情欲少。”显然有主张人应该设法扩展满足其情欲之意。又如培黎教授于其《价值概论》一书中说，“东方民族的人生态度为欲求其所能获得，而西方民族则努力获得其所欲求，”换言之，他认为东方人因所能获得者有限而限制其欲望，西方人则尽量发展满足其欲望。他显然认为西方人的态度更健全。杜威指出人类对外界环境有两种态度：一是改变自己的内心，以求顺应环境，并和外在力量协调。一是应用理智，创造技术，以征服外界环境。他极力提倡后一种态度。单就他们几人这一方面的态度和思想而论，都可说是属于我所谓旧式的功利主义。当然再补充修正之以科学方法、道德规范、社会理想和宗教精神，便与中国旧式的急功好利的功名富贵的思想殊途了。

    〔注二〕 此处所谓有禅悦意味的名士风流式的当下满足，我隐约中系指伊壁鸠鲁主义而言。伊壁鸠鲁派的人生态度有山林意味、中古意味，目的在求精神无烦恼、身体无痛苦的内心宁静和当下满足。与急功好利追逐功名富贵的旧式功利主义迥然不同。此种有禅悦意味的伊壁鸠鲁主义，境界相当高，但有衰世麻醉效力。中国南北朝时，此种态度最盛，就人生态度言，是不健康的。最有趣的，当急功好利、好大喜功式的功利主义盛行时，如战国、汉、唐，往往是个性伸展，国力发扬之时。或亦因其出于自然，肯定人生，有以使然。近代功利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态度隔得很远，意味全不相似。近人谈功利主义者，每以其自伊壁鸠鲁发展而来，甚或将伊壁鸠鲁的快乐论，边沁、穆勒的最大幸福论混为一谈。实只看见“快乐”一名词之相同，而未见其根本态度之相异。

    〔注三〕 近代功利主义之注重宗教，特别是注重宗教精神（因在某种意义下功利主义者是反对传统独断的宗教的），可以下列三人之说为证。（一）边沁认为应鼓励人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裁制人使勿违反此功利原则，有四大因素：（1）物质的条件，（2）政治的条件，（3）道德的条件，（4）宗教的条件。这种条件，也叫做Sanctions。足见他认为宗教有保证人实践功利原则的功能。（二）穆勒·约翰说：“就个人的幸福与别人幸福的关系说，功利主义要求他严格抱公平态度，像一个无私心而仁惠的旁观者一样。在耶稣的金箴（Golden rule）里，我们寻得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全部精神。待人像你愿人待你一样，并且爱你的邻人如你自己，这类教训构成了功利主义道德的最完善的理想。”（见穆勒著《功利主义》一书，《人人丛书》本，第16页）这是耶稣的仁恕之道，而穆勒认为它代表了功利主义的最高理想和精神。他又说：“我们常听见功利主义被指斥为无神的学说。但如果相信上帝志在增进人类的幸福，是一个真实的信仰，那么，功利主义不仅不是一无神的学说，而且比别的学说更富有宗教精神”（见同书，第20页）。他还想用教育与舆论的帮助，使人人皆养成休戚相关、利害与共的联想，“使人我一体之感（亦即基督所欲教导的人类的兄弟感），深植根于我们性格之中，并意识到它完全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同书，第25页）。他又表示赞同孔德的人道教。他完全同意孔德所说的，服务人群，即使没有神意的协助，亦可得到宗教所有的实际力量、社会效验和高度的权威（同书，第31页）。西吉微克也说过：“就功利主义之要求个人为人类全体的幸福而牺牲其自己的幸福，较之常识所要求者尤为严厉言，则功利主义可以说是严格地遵循着基督教的最特有的教义。”（见西吉微克所著：《伦理的方法》，第504页）。我想，上面所引这些功利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的话，可以证实近代功利主义实有其超功利的宗教精神、基督教精神的基础。

    （1944年11月刊登于《思想与时代》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