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

    （一）

    “入国问禁，入境问俗”，是我们先民提出来表示走进了一个文明的独立的国境里，为尊重该国的礼俗起见，所应取的态度。我觉得应用这个原则来表示尊重学术的独立自主所应取的态度，实在再好不过了。因为每一门学术亦有其特殊的禁令，亦有其特殊的习俗或传统。假如你置身于某一部门学术的领域里，妄逞自己个人的情欲和意见、怪癖和任性，违犯了那门学术的禁令，无理地或无礼地不虚心遵守那门学术的习惯或传统，那么你就会被逐出于那门学术之外，而被斥为陌生人、门外汉。一如寄居在一个独立自主的文明友邦里，假若你违犯了友邦的禁令，不遵守该国社会上共遵的礼俗，就会被驱逐出境一样。不幸学术上的独立自主之常受侵犯，一如弱小国家的主权之常受侵犯一样。宗教要奴役学术作为它的使婢，政治要御用学术作为它的工具。贵族资本家也常想利用学术作为太平的粉饰、保持权利的护符。所以学术的负荷者要保卫学术的独立自主，以反抗外在势力的侵凌，就好像有守土之责的忠勇将士，须得拼死命以保卫祖国一样。

    最易而且最常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政治力量一侵犯了学术的独立自主，则政治便陷于专制，反民主。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不单是保持学术的净洁，同时在政治上也就保持了民主。政府之尊重学术，亦不啻尊重民主。

    （二）

    所以一谈到学术，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因为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它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它是独立的，不是依赖的。它的自由独立，是许多有精神修养、忠贞不二的学术界的先进，竭力奋斗争取得来的基业。学术失掉了独立自由就等于学术丧失了它的本质和它伟大的神圣使命。

    同时在某种意义下，政治也是独立自由的，它也有它特殊的领域，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的规矩准绳，纪纲律例，它也需要忠贞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豪杰之士来争取保持它的独立自由。政治没有独立自由，便根本不能指导、统治、推动整个社会国家的经济、行政、教育、外交、军事等一切活动。

    学术事业不是随便一个人可以担当的，政治事业也不是随便一个人可以胜任的，学术需要特殊的天才和修养，政治也需要特殊的天才和修养。长于政治的人，不一定长于学术，同样，长于学术的人，也不一定长于政治。许多专门学者，学问尽管很好，但在政治上，却不一定会有伟大的表现。有时甚至有学问愈好，而政治能力愈坏的人，因为知与行、知理与知人、治学与治事，虽不无相互关系，但究有不同，需要两套不同的本事。大体上说，须得分工合作，而不易求兼全之才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主张哲学家做国王，如果他的意思是说伟大的政治家必须是有科学、哲学陶养的通才，倒不失为很有深意的说法，如果误解他的学说，以为最好的学问家，一定是最好的政治家，那么在实际上政治恐不免贻误于书生迂阔之见，而理论上，也就忽略了学术与政治各有其独立自主的范围了。

    （三）

    学术有学术的独立自由，政治有政治的独立自由，两者彼此应当互不侵犯，然而学术与政治中间，又有一种密切的联系，失掉了这一种联系，就会两败俱伤。

    通常一个上了轨道、自由独立的政府，一定会尊重学术的自由独立，一个自由独立的学术也一定能够培植独立自由的人格，帮助建树独立自由的政治。因为学术是政治的根本、政治的源泉。一个政府尊重学术，无异饮水思源，培植根本。假如政府轻蔑、抹煞、鄙视学术，那么这个政府就渐渐会成为“不学无术”、“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政府，恐怕不久也就会塌台的。

    由此足见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体”与“用”的关系。学术是“体”，政治是“用”。学术不能够推动政治，学术就无“用”，政治不能够植基于学术，政治就无“体”。我们说学术推动政治，并不是说单是学术界少数学者教授先生们，就可以担任这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意思是说，学术的空气、学术的陶养，必须要弥漫贯穿于所有政治工作人员的生活之中，就是说每一个政治工作人员都曾经多少受过学术的洗礼，并且继续不断地以求学的态度或精神从事政治，以求学养的增加、人格的扩大。政治是学术理想在社会人生的应用、组织和实现。也可以说，政治是学术的由知而行，由理想而事实，由小规模而大规模，由少数人的探讨研究到大多数人的身体力行。政治没有学术作体，就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学术没有政治作用，就是少数人支离空疏的玩物。

    因为这种关系，我们可以说，任何建国运动，最后必然是学术建国运动。离开学术而言建国，则国家无异建筑在沙上。学术是建立国家的铁筋水泥，政治上所谓真正的健康的“法治”，或者儒家所提倡的“礼治”、“德治”，本质上皆应当是一种“学治”。“开明的政治”就是“学治的政治”。离开学术而讲法治就是急功好利、残民以逞的申韩之术；离开学术而谈德治，就是束缚个性、不近人情、不识时务的迂儒之见；离开学术而谈礼治，就是粉饰太平、虚有其表、抹煞灵性的繁文缛节与典章制度。

    学术既然成为政治的命脉，所以中国学者有所谓“学统”、“道统”与“政统”、“治统”的分别（参看王船山《读通鉴论》卷十三）。各人贡献其孤忠以维系他自己所隶属的“统纪”。有时二者不可兼得，深思忧时之士，宁肯舍弃“政统”的延续，以求“学统”、“道统”的不坠。譬如孔子最初也未尝不想作一番武王、周公的政治事业，然而时势已非，他就退而删《诗书》、定礼乐、著《春秋》，以延续学统、道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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