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年学习

    朱佩弦先生在去世前所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曾说了一句多人传诵的不朽的名言：“要许多知识分子每人都丢开既得利益不是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的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上是知道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段话，特别最末一句话表示出他虚怀前进，向青年学习，老而弥笃的精神，同时也表示他近年来虽说积极前进，对于时局有时也不免“动肝火”，然而他认识到生活方式或思想方式的改革“得慢慢地来”，不可过于操切，趋于极端。我愿意补充并发挥朱先生这句箴言，借以表示我对他的悼念。

    首先值得一问的，就是知识分子是不是有什么既得利益？特别是如朱先生这样清苦到无钱医病因而拖延致死的大学教授，在经济上是否尚有什么既得利益须得丢开，才能过群众的生活？我国现下的大学教授其待遇的微薄，世无前例，远不如共产主义国家如苏联对于学者专家教授待遇的优厚，已说不上有什么既得利益之可丢开。最多我们可以说，教授们因为年龄地位的关系，有他们的“穷架子”，有他们爱好书本和实验室的旧习惯，不易过群众的生活，倒是事实。

    再则如果知识分子是指过去“士农工商”居于四民之首的“士”，或治人而不治于人的“士”，那确是一种较高的特殊的仕宦阶级。但现在的学者教授们早已失去了过去四民之首的优越地位，因而也就更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了。所以现在有人把“劳文”与“劳工”“劳农”合并来说，称为“三劳”，似乎不无道理。但从另一方面说，现在的豪门显宦、官僚政客、富商巨贾、银行经理，也全可说是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有许多新兴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农工商人士或军士，这些知识分子却与“劳文”式的知识分子大有分别。所以一般人多不一定把“知识分子”四字加在这些人头上。

    还有一点须得辨明的，就是过群众生活和与青年学生过一样的生活颇有不同：因为，第一，学生亦是知识分子。第二，有些学生可能是既得利益阶级的子弟，其中不辨菽粟、不知民间疾苦的青年公子、少爷着实异常之多。第三，有许多国立学校的学生，可以不缴纳学费、宿费而读书，并且享有国家的公费，在某意义下，也可说是特权阶级，而与一般平民群众或老百姓的利益未必一致。证以大学毕业生大多数不愿下乡或到边远地区工作，而多愿意在大都市找职业，即可见出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的生活之间有了距离。教授参加学生的联欢会、座谈会、朗诵会、扭秧歌，甚至参加学生的游行示威大会，与到民间去和老百姓接触亦有相当的距离，虽然我们不否认愿意和青年学生接近的人，大都愿意与贫苦民众接近的事实。如果要进一步去表现民主精神或平民精神，我们不妨说，中年人和老年人应向青年学习，而青年学生应向平民群众学习。换言之，青年学生亦易为校园的特殊环境所囿，尚须力求与人民群众接近。

    无论如何，“向青年学习”确是加速进步、促进民主、救治老朽的一个伟大启示。以一个处于青年导师地位的学者教授，在那里不断地倡导向青年学习，其虚怀求益、日新不已的精神真可震撼一切老朽顽固的分子。我们也可以说，惟其能向青年学习，所以堪作青年导师。照教学相长、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原则，你能够教导学生，你必能从教导学生的经历里，自己得到进益。你能够教人为善，你也必能从别人处得到教训，增进你自己的善行。惟其能学习，所以能教导。

    我尝说一个学者如果拒绝与青年接近，他的思想一定不容易进步：因为他的学问与青年的要求和愿望脱了节，则他的思想恐难免不僵化落伍。当一个学者不愿接见青年，不愿与学生接谈时，一方面表示他放弃了指导青年、教育英才的义务，所受损失尚小；另一方面表示他放弃了向青年学习、受青年鼓舞的机会，他所受的损失真是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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