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宋元以来各家论学名著

浪游不仕，后愈隐晦，最后归衡阳，筑室石船山，杜门著书。其论学以汉儒为门户，宋五子为堂奥，尤神契张载正蒙之说。所著有《船山全书》，凡三百二十四卷。

    俟解七则

    读史亦博文之事，而程子斥谢上蔡为玩物丧志。所恶于丧志者，玩也。玩者，喜而弄之之谓。如《史记》项羽本纪及窦婴灌夫传之类，淋漓痛快，读者流连不舍，则有代为悲喜，神飞魂荡而不自持。于斯时也，其素所志尚者不知何往，此之谓丧志。以其志气横发，无益于身心也，岂独读史为然哉！经亦有可玩者，玩之亦有所丧。如玩七月之诗，则且沉溺于妇子生计、盐米布帛之中。玩东山之诗，则且淫泆于室家嚅唲、寒温拊摩之内。《春秋》传此类尤众。故必约之以礼，皆以肃然之心临之，一节、一目、一字、一句皆引归身心，求合于所志之大者，则博可弗畔，而礼无不在矣。近世有千百年眼、史怀、史取诸书及屠纬真鸿苞，陈仲淳古文品外录之类，要以供人之玩。而李贽《藏书》，为害尤烈，有志者勿惑焉，斯可与于博文之学。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君子存之，则小人去之矣。不言小人而言庶民，害不在小人而在庶民也。小人之为禽兽，人得而诛之。庶民之为禽兽，不但不可胜诛，且无能知其为恶者；不但不知其为恶，且乐得而称之，相与崇尚而不敢逾越。学者但取十姓百家之言行而勘之，其异于禽兽者，百不得一也。营营终日，生与死俱者何事？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若将不及者，何心？芳春昼永，燕飞莺语，见为佳丽。清秋之夕，鹃啼蛩吟，见为孤清。乃其所以然者，求食、求匹偶、求安居，不则相斗已耳；不则畏死而震摄已耳。庶民之终日营营，有不如此者乎？二气五行，抟合灵妙，使我为人而异于彼，抑不绝吾有生之情而或同于彼，乃迷其所同而失其所以异，负天地之至仁以自负其生，此君子所以忧勤惕厉而不容已也。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明伦、察物、居仁、由义，四者禽兽之所不得与。壁立万仞，止争一线，可弗惧哉！

    堂堂巍巍，壁立万仞，心气自尔和平。如强壮有力者，虽负重任行赤日中，自能不喘，力大气必和也。毋以箪豆竿牍为恩怨，毋以妇人稚子之啼笑、田夫市贩之毁誉为得失，以之守身，以之事亲，以之活人，焉往而生不平之气哉！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卑下之必生于惨刻也。学道节修之士，自命为豪杰，于此亦割舍不下，奚足以与于仁！王龙溪家为火焚，其往来书牍，言之不置，平生讲良知，至此躁气浮动，其所谓良知者，非良知也。夫子廐焚不问马，故恻怛之心专注于人，人幸无伤，则太和自在圣人胞中。以之事亲则底豫，以之立身则浩然，以之治人则天下归之，此之谓良知。

    吝似俭，鄙似勤，懦似慎。吝者贪而无已，何俭之有！鄙者销磨岁月精力于农圃箪豆之中，而荒废其与生俱生之理，何勤之有！懦者畏祸而避之，躬陷于大恶而不恤，何慎之有！俭者，节其耳目口体之欲，节己而不节人。勤者，不使此心昏昧偷安于近小，心专而志致。慎者，是其身入于非道，以守死持之而不为祸福利害所乱。能俭、能勤、能慎，可以为豪杰矣。庄生非知道者，且曰“人莫悲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吝也、鄙也、懦也，皆以死其心者也。

    王介甫以经义易诗赋，其意良善，欲使天下之为士者自习于圣贤之言，虽未深造，而心目之间常有此理作镜中之影，以自知妍媸而饰之。自王守溪以弱肉强食之句为邱琼山所赏拔，而其所为呼应开合、裁翦整齐之法，群相奉为大家。不知天地间要此文字何为。士风日流于靡，盖此作之俑也。子曰：“辞达而已矣。”有意不达，达而不已，拙也。无意可达，惟言是饰，是谓言不由衷。王守溪、薛方山之经义，何大复、王元美之诗，皆无意可达者也。为士于今日，不能不以此为事，能达其意，如顾泾阳可矣。黄石斋之文狂，黄蕴生之文狷，殆其次乎！

    “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自苏明允以斗筲之识，将《孟子》支分条合，附会其雕虫之技，孙月峰于《国风》、《考工记》、《檀弓》、《公羊》、《谷梁》效其尤，而以纤巧拈弄之；皆所谓侮圣人之言也。然侮其词，犹不敢侮其义。至姚江之学出，更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为要妙，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读五经、四书，但平平读去，涵泳中自有无穷之妙。心平则敬，气平则静，真如父母师保之临其上，而何敢侮之有！

    陶渊明“读书但观大意”。盖自汉以后，注疏家琐琐训诂，为无益之长言。如昔人所诮“曰若稽古”四字释至万余言，如此者不得逐之以泛滥失归。陶公善于取舍，而当时小儒惊为迥异。乃此语流传，遂为慵惰疏狂者之口实。韩退之谓“《尔雅》注虫鱼”为非磊落人，而其讥荀、扬择不精、语不详，则自矜磊落者必至之病。读书者以对父母师保之心临之，一罄欬、一欠伸皆不敢忽。而加以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之情，将顺于意言之表，方可谓畏圣人之言。以疏慵之才而效陶公，自命为磊落，此之谓自暴。

    汤斌

    汤斌，清，雎州人，字孔伯，一字荆岘，号潜庵。顺治进士，累擢江苏巡抚，澄清吏治，口碑载道，官至工部尚书，卒年六十一，谥文正。斌受业于容城孙奇逢，其论学颇宗阳明，而能持朱、陆之平，以刻历实行讲求日用为主，有《洛学篇》、《雎州志》、《汤子遗书》、《明史稿》等种。

    《理学宗传》序

    天之所以赋人者无二理，圣人之所以承天者无二学。盖天命流行，化育万物，秀而灵者为人，本性之中，五常备具。其见于外也，见亲则知孝，见长则知弟，见可矜之事则恻隐，见可耻之事则羞恶。不学不虑之良，人固无异于圣人也。惟圣人为能体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强不息，极之尽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饮食之间；显之事亲从兄，而精微逐至穷神知化之际。盖其知明处当，乃吾性中自有之才能；参天赞化，亦吾性中自有之功用。止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于毫末也。尧、舜、禹之相授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为教之目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圣学之渊源，王道之根柢也。由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颜、曾、思、孟，成己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止有此学。秦、汉而后，道丧文敝，赖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绪，至濂溪周子崛起舂陵，直接邹、鲁。程、张、邵、朱诸儒中所自得，道合心符，芥不爽。盖“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则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固无异亲授受于一堂者矣！如高宗祖祢与嫡子嫡孙，精气贯通，谱帙昭然。而旁流支派，虽贵盛于一时，而不敢与大宗相抗，盖诚有不可紊者在也。近世学者，或专记诵而遗德性，或重超悟而略躬行。又有为儒佛合一之说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与吾儒相近，而外人伦、遗事物。其心起于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国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诚敬以为修，而合家国天下以为学，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岂佛氏所可比而同之乎。

    容城孙先生集《理学宗传》于一书，自濂溪以下十一子为正宗，后列汉、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端绪稍异者为补遗。其大意在明天人之归，严儒释之辨，盖吾儒传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见于此。斌谢病归田，从学先生之门，受而读之，其折衷去取，精义微言，幸承面诲而得有闻焉。先生命斌为序，斌何言哉？惟曰天下同志读是书者，无徒作书观也，止由此以复天之所与我者耳！吾之身天实生之，无一体之不备；吾之性天实命之，无一理之不全。吾性实与万物为一体，而民胞物与，不能浑合而无间焉，吾性未尽也。吾性实与尧舜同量，而明物察伦，不能细大克全焉，吾性未尽也。吾性实与天地合德，而戒慎恐惧，不能如乾健不息焉，吾性未尽也。诚由濂、洛、关、闽以上达孔、颜、曾、孟，由孔、颜、曾、孟而证尧、舜、汤、文，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伦日用之间，实能省察克治、体验扩充，使此心浑然天理，而返诸纯粹至善之初焉，则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而大本达道在我矣！不然，徒取先儒因时补救之言，较短絜长，横分畛域，不几负先生论定之苦心乎。斌惟与天下学者共勉之而已矣！

    答陆稼书书

    先生正学清德，仆私心向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见崇正道、辟邪说至意，嘉惠良深，敬谢敬谢。来谕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学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当求入其堂奥，不当又自辟门户。”此不易之定论也。再读《学术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学之弊。”又云：“泾阳、景逸未能尽脱姚、江之藩篱。”皆极精当。非先生体认功深，何能言之凿凿如此？独谓仆不欲学者诋毁先儒，是诚有之，然有说焉。

    仆少无师承，长而荒废，茫无所知。窃尝汎滥诸家，妄有论说。其后学稍进，心稍细，甚悔之。反复审择，知程、朱为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学虽未能望程、朱之门墙，而不敢有他途之归。若夫姚、江之学，嘉隆以来几遍天下矣。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遗余力，姚、江之学遂衰，可谓有功于程、朱矣。然海内学术浇漓日甚，其故何与？盖天下相尚以伪久矣。

    巨公倡之于上，随声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场，毁弃方隅，节行亏丧者，亦皆著书镂板，肆口讥弹，曰吾以趋时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见姚、江之书，连篇累牍，无一字发明学术，但抉摘其居乡居家隐微之私，以自居卫道间邪之功。夫讦以为直，圣贤恶之。惟学术所关，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谓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学术而毁其功业，更舍其功业而讦其隐私，岂非以学术精微未尝探讨，功业昭著未易诋诬，而发隐微无据之私，可以自快其笔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当年桂文襄之流，不过同时忌其功名，今何为也？责人者，贵服人之心。自古讲学，未有如今之专以谩骂为能者也。或曰孟子尝辟杨、墨矣，杨、墨何至无父无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极言之。此圣贤卫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与？夫阳明之果为杨、墨否？姑未暇论，窃以谓孟子得孔子之心传者，以其知言养气、性善、尽心之学，为能发明圣人之蕴也。盖有所以为孟子者，而后能辟杨、墨， 熄邪说，间先圣之道。若学术不足继孔子，而徒日告于人曰“杨、墨无父无君也，率兽食人也”，恐无以服杨、墨之心，而熄其方张之焰矣。孟子曰：“今之与杨、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则知当日之与杨、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无片言只字之存，则其不足为轻重可知也。然则杨、墨之道，不传于今者，独赖有孟子耳。今不务为孟子之知，言养气、崇仁义、贱功利，而但与如追放豚之流相颉颃焉，其亦不自重也已。

    来谕云：“阳明尝比朱子于洪水猛兽，是诋毁先儒，莫阳明若也。”今亦黜夫诋毁先儒者耳，庸何伤？窃谓阳明之诋朱子也，阳明之大罪过也，于朱子何损？今人功业文章未能望阳明之万一，而止效法其罪过，如两口角骂，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乐有此报复矣。故仆之不敢诋斥阳明者，非笃信阳明之学也，非博长厚之誉也，以为欲明程、朱之道者，当心程、朱之心，学程、朱之学。穷理必极其精，居敬必极其至，喜怒哀乐必求中节，视听言动必求合礼，子臣弟友必求尽分。久之人心咸孚，声应自众。即笃信阳明者，亦晓然知圣学之有真也，而翻然从之。若曰能谩骂者，即程、朱之徒，则毁弃方隅、节行亏丧者，但能鼓其狂舌，皆将俎豆洙、泗之堂矣，非仆之所敢信也。

    仆年已衰暮，学不加进，实深自愧。惟愿默自体勘，求不愧先贤。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见，然后徐出数言，以就正海内君子未晚，此时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真为程、朱之学者，舍先生其谁归？故仆将奉大教为指南焉。道本无穷，学贵心得。胸中欲请教者甚多，容专图晤，求先生尽教之。

    陆陇其

    陆陇其，清，平湖人，字稼书。康熙进士，先后官嘉定、灵寿知县，惠政颇多。卒年六十三，谥清献。其学以居敬穷理为主，推尊程朱，而力辟王阳明、顾泾阳，谓为禅学之流，败坏天下之人心风俗。其言不无偏激，然论者以为程朱之统，自明薛瑄后，独陇其为得其传，所著曰《四书大全》、《困勉续录》、《松阳讲义》、《三鱼堂文集》等种。

    学术辨上

    汉唐之儒崇正学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则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后，异端曲学，知儒者之尊孔孟也，于是皆托于孔孟以自行其说，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学者遂莫从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辟邪，然后孔孟之道复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来，异端曲学，知儒者之尊程朱也，于是又托于程朱以自行其说，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学者又莫从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则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则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则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则冰炭矣；程朱言静言敬，则亦言静亦言敬，静敬之名同，至所以为静敬则适越而北辕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则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则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论也。黑白淆而雅郑混。虽有好古笃志之君子，力扶正学，亦止知其显叛程朱之非，至其阳尊而阴篡之者，则固不得而尽绝矣。盖其弊在宋元之际即有之，而莫甚于明之中叶。

    自阳明王氏之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且辑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以明己之学与朱子未尝异。龙溪、心斋、近溪、海门之徒，从而衍之，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于是泾阳、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学者复寻程朱之遗规，向之邪说诐行为之稍变。然至于本源之际，所谓阳尊而阴篡之者，犹未能尽绝之也。治病而不能尽绝其根，则其病有时而复作，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仪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

    今之说者犹曰：阳明与程朱，同师孔孟，同言仁义，虽意见稍异，然皆圣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于孔孟，自外于仁义，则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义而非仁义，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阳明之流弊，非阳明之过也，学阳明之过耳。程朱之学，岂独无流弊乎？今之学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轩、敬斋、月川之丝毫无疚也，其流入于偏执固滞以至偾事者亦有矣，则亦将归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学之弊。末学之弊，如源清而流浊也；立教之弊，如源浊而流亦浊也。学程朱而偏执固滞，是末学之弊也。若夫阳明之所以为教，则其源先已病矣，是岂可徒咎末学哉！

    学术辨中

    阳明以禅之实而托于儒，其流害固不可胜言矣，然其所以为禅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则知禅矣。知禅则知阳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气聚而成形；而气之精英，又聚而为心。是心也，神明不测，变化无方，要之亦气也，其中所具之理则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灵处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于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非禅者，则以知觉为性，而以知觉之发动者为心。故彼之所谓性，则吾之所谓心也；彼之所谓心，则吾之所谓意也。其所以灭彝伦，离仁义，张皇诡怪，而自放于准绳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觉当之耳。何则？既以知觉为性，则其所欲保养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伦庶物之理，皆足以为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尽举而弃之也。

    阳明言性无善无恶，盖亦指知觉为性也。其所谓良知，所谓天理，所谓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来面目，即我们所谓良知。又曰：良知即天理。又曰：无善无恶，乃所谓至善。虽其纵横变幻，不可究诘，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说则人伦庶物，固于我何有？而特以束缚于圣人之教，未敢肆然决裂也。则又为之说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万变，非若禅家之遗弃事物也。其为说则然。然学者苟无格物穷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觉以自试于万变，其所见为是者果是，而见为非者果非乎？又况其心本以为人伦庶物，初无与于我，不得已而应之，以不得已而应之心，而处夫未尝穷究之事，其不至于颠倒错谬者几希。其倡之者，虽不敢自居于禅，阴合而阳离；其继起者，则直以禅自任，不复有所忌惮。此阳明之学所以为祸于天下也。

    泾阳、景逸深惩其弊，知夫知觉之非性，而无善无恶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击阳明者，亦可谓得其本矣。然其学也，专以静坐为主，则其所重仍在知觉，虽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当穷究，然既偏重于静，则穷之未必能尽其精微，而不免于过不及。是故以理为外，而欲以心笼罩之者，阳明之学也；以理为内，而欲以心笼罩之者，高、顾之学也。阳明之病，在认心为性；高、顾之病，在恶动求静。我观高子之论学也，言一贯，则以为是入门之学；言尽心，则以为尽心然后知性；言格物，则曰知本之谓物格。与程朱之论，往往龃龉而不合者，无他，盖欲以静坐为主，则凡先儒致知、穷理、存心、养性之法，不得不为之变易。夫静坐之说，虽程朱亦有之，不过欲使学者动静交养，无顷刻之离耳，非如高子《困学记》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后有以为下手之地也。由是观之，则高、顾之学，虽箴砭阳明，多切中其病，至于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范围，岂非阳明之说，浸淫于人心，虽有大贤不免犹蹈其弊乎？

    吾尝推求其故，天下学者所以乐趋于阳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则为其学者，可以纵肆自适，非若程朱之履绳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则其学专以知觉为主，谓人身有生死，而知觉无生死，故其视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为真。故不贤者既乐其纵肆，而贤者又思求其无生死者，此所以群趋而不能舍。呜呼！纵肆之不可易，明也。至于无生死之说，则真禅家之妄耳。学者取程朱阴阳、屈伸、往来之论，潜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学，而彼之是惑乎？

    学术辨下

    自阳明之学兴，从其学者，流荡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贤君子，出于其间，其功业足以润泽生民，其名节足以维持风俗。今曰阳明之学，非正学也，然则彼皆非欤？若夫明之末季，溃败不振，盖气运使然，岂尽学术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阳明，则宋之衰亦将咎程朱，周之衰亦将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阳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来，秉国钧、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继也遂持之于上；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遂为政事、为风俗。礼法于是而驰，名教于是而轻，政刑于是而紊。僻邪诡异之行，于是而生；纵肆轻狂之习，于是而成。虽曰丧乱之故不由于此，吾不信也。

    若其间大贤君子，学问虽偏，而人品卓然者，则又有故。盖天下有天资之病，有学术之病。有天资僻而学术正者，有学术僻而天资美者，恒视其胜负之数，以为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参之鲁，师之辟，由之喭，卒为圣门高弟，此以学术胜其天资者也；如唐之颜鲁公，宋之富郑公、赵清献，皆溺于神仙浮屠之说，而志行端方，功业显赫，为唐宋名臣。此以天资胜其学术者也。人见颜、富诸公之志行功业，则以为神仙浮屠之无损于人如此，且以为诸公之得力于神仙浮屠，如此是何异见气盛之人，冒风寒而不病，而谓不病之得力于风寒；善饮之人，多饮而惺然，而谓惺然之得力于多饮，岂其然乎？

    今自阳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从之，其天资纯粹，不胜其学术之僻，流荡忘返者，不知凡几矣。间有卓绝之士，虽从其学，而修身励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学之无弊也。盖其天资之美，而学术不能尽蔽之，亦如颜、富诸公，学于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则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学而弃其人，亦岂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议其学哉？且人但见颜、富之品行卓荦，而不知向使其不溺于异学，则其所成就，岂特如此而已？但见明季诸儒为王氏之学者，亦有大贤君子出其间，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遗法，不谈良知，不言无善无恶，不指心为性，不偏于静坐，不以一贯尽心为入门，不以物格为知本，则其造诣，亦岂仅如是而已耶？譬诸日月之蚀然，不知其所亏之已多，而但指其仅存之光，以为蚀之无伤于光，岂不误乎？

    呜呼！正学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既汨没而不出，而大贤者，亦不能自尽其才，可胜叹哉！

    颜元

    颜元，清，博野人，字易直，一字浑然，号习斋。明末，父戍辽东，没于关外。元家贫，百计觅骨归葬，世称孝子。顺治中补诸生，后弃去，主讲肥乡之漳南书院。为立规制，有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尝曰：尧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礼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静专诵读流为禅宗俗学者所可依托。故于宋明理学各家之说，皆在排斥之列。卒年七十，有《存性》、《存学》、《存治》、《存人》四编，后德清戴望辑为《颜氏学记》。

    明亲

    《大学》首四句，吾奉为古圣真传。所学无二理，亦无二事，只此仁义礼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诗》、《书》、《礼》、《乐》之文，以之修身则为明德，以之齐治则为亲民。明矣而未亲，亲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谓之道也；亲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谓之道也。亲而未明者，即谓之亲，非《大学》之亲也；然既用其功于民，皆可曰亲。其亲而未明者，汉高帝与唐太宗之类也；其亲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汉之孝文、光武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来儒者所共见，皆谓之非道者也。其明而未亲，明且亲而未止至善者，则儒者未之言也。非不肯言也，非不敢言也，尧、舜不作，孔、孟不生，人无从证其为道者。

    一二聪明特杰者出，于道略有所见，粗有所行，遽自谓真孔、孟矣，一时共尊为孔、孟焉，嗣起者以为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学训解纂集，或学静坐读书，或学直捷顿悟，至所见所为，仿佛于前人而不大殊，则将就冒认，人已皆以为大儒矣，可以承先启后矣。或独见歧异，恍惚道体，则辄称发先儒所未发，得孔、颜乐处矣。又孰知其非《大学》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数百年以来之人未之言，吾独于程、朱、陆、王之外别有《大学》之道焉，岂不犯天下之恶，而受天下僇乎？然吾之所惧，有甚于此者，以为真学不明，则生民将永被毒祸，而终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泽；异端永为鼎峙，而终此天地不能还三代之旧。是以冒死言之，望有志继开者之一转也。

    夫明而未亲，即谓之明，非《大学》之明；然既用其功于德，皆可曰明。其明而未亲者，庄周、陈抟之类也；其明且亲而未止至善者，周、程、朱、陆、薛、王之俦也。何也？吾道有三盛：君臣于尧、舜，父子于文、周，师弟于孔、孟。尧、舜之治，即其学也，教也，其精一执中，一二人秘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泽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为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尽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长于水学者分治之而禹总其成；伯夷之司礼，非伯夷一身尽治天下之礼，必天下士长于礼学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于九官、群牧咸若是，是以能平地成天也。文、周之治，亦即其学也，教也，其阴阳天人之旨，寄之于《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泽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礼作乐耳。其进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艺仍本唐、虞敷教典乐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孟之学教，即其治也。孔子一贯性道之微，传之颜、曾、端木而已。其当身之学，与教及门士以待后人私淑者，庸言庸德、兵农礼乐耳，仍本诸唐、虞、成周之法，未之有改。故不惟期月、三年、五年、七年胸藏其具，而且小试于鲁，三月大治，暂师于滕，四方归之，单父、武城亦见分体，是以万世永遵也。

    秦汉以降，则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经义、治事斋，虽分析已差而其事颇实矣；张子教人以礼而期行井田，虽未举用而其志可尚矣。至于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杨、谢、游、尹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黄、陈、徐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工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授受，以释经注传、纂集书史为事业。嗣之者若真西山、许鲁斋、薛敬轩、高梁溪，性地各有静功，皆能著书立言，为一世宗。信乎为儒者，煌煌大观，三代后所难得者矣！而问其学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为者乎？如《周礼》教民之礼明乐备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习礼，明日习射，教人必以规矩，引而不发，不为拙工改废绳墨者乎？此所以自谓得孔子真传，天下后世亦皆以真传归之，而卒不能服陆、王之心者，原以表里精粗，全体大用诚不能无歉也。

    陆子分析义利，听者垂泣，先立其大，通体宇宙，见者无不竦动。王子以致良知为宗旨，以为善去恶为格物，无事则闭目静坐，遇事则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心斋、罗念庵、鹿太常，皆自以为接孟子之传，而称直捷顿悟，当时后世亦皆以孟子目之。信乎其为儒中豪杰，三代后所罕见者矣！而问其学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为者乎？如《周礼》教民之礼明乐备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习礼，明日习射，教人必以规矩，引而不发，不为拙工改废绳墨者乎？此所以自谓得孟子之传，与程、朱之学并行中国，而卒不能服朱、许、薛、高之心者，原以表里精粗，全体大用诚不能无歉也。

    他不具论，即如朱、陆两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学之成法，而身习夫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属而精之，凡弟子从游者，则令某也学礼，某也学乐，某也兵农，某也水火，某也兼数艺，某也尤精几艺，则及门皆通儒，进退周旋无非性命也，声音度数无非涵养也，政事文学同归也，人己事物一致也，所谓下学而上达也，合内外之道也。如此，不惟必有一人虚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实得其用，天下必实被其泽，人才既兴，王道次举，异端可靖，太平可期。正《书》所谓府修事和，为吾儒致中和之实地，位育之功，出处皆得致者也；是谓明亲一理，《大学》之道也。以此言学，则与异端判若天渊而不可混，曲学望洋浩叹而不敢拟，清谈之士不得假鱼目之珠，文字之流不得逞春华之艳。惟其不出于此，故既卑汉、唐之训诂而复事训诂，斥佛、老之虚无而终蹈虚无，以致纸上之性天愈透而学陆者进支离之讥，非讥也，诚支离也；心头之觉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禅之诮，非诮也，诚近禅也。

    或曰：诸儒勿论，阳明破贼建功，可谓体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阳明，朱门不有蔡氏言乐乎？朱子常平仓制与在朝风度，不皆有可观乎？但是天资高，随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专以是学，专以是教，专以是治也。或曰：新建当日韬略，何以知其不以为学教者？余曰，孔子尝言：“二三子有志于礼者，其于赤乎学之。”如某可治赋，某可为宰，某达某艺，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王门无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冈，所共事者皆当时官吏、偏将、参谋，弟子皆不与焉。其《全书》所载，皆其门人旁观赞服之笔，则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学教也。

    是以感孙征君《知统录》说有“陆、王效诤论于紫阳”之语，而敢出狂愚，少抑后二千年周、程、朱、陆、薛、王诸先生之学，而伸前二千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诸先圣之道，亦窃附效诤论之义。而愿持道统者，其深思熟计，而决复孔、孟以前之成法，勿执平生已成之见解而不肯舍，勿拘平日已高之门面而不肯降，以误天下后世，可也。

    李塨

    李塨，清，蠡县人，字刚主，号恕谷，康熙举人。学于颜元，又从毛奇龄论乐律。其学恪守颜氏，以艰苦耐劳、应世实用为主。解释经义，多与宋儒不同，卒年七十五。有《大学辨业》、《圣经学规》、《小学稽业》、《廖忘编》、《习斋年谱》、《恕谷后集》等种。又有《恕谷年谱》，记其一生言行之大略，则为其门人所篡者也。

    与许酉山先生书

    塨尝问道于博陵颜习斋先生，今遇有道，所见多合，故不敢不尽其愚以求指示。

    后儒之学所依据者，曰尊德性，曰道问学。德性，《中庸》自注之矣，曰智曰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礼》六德，《皋陶》言九德，《洪范》三德。《孟子》以仁义礼知统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践形者，践其肃又哲谋圣，以全形色之天，形色全则性全矣。故孔子诏为仁也，曰非礼勿视听言动，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崇德也，曰主忠信徒义，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强不息，念念参前倚衡。是之谓先立其大，未尝有所谓静坐观空，致思于无极太极，生天生人之始，以为尊德性也。即用力久，上达如孔子五十知天命，亦听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焉，学焉不之骤也，故曰下学而上达。其教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可得闻。孟子虽不得已与乱性者辨，而皆就才情言，非专以言性立教也。乃后儒或以顿悟为宗，或教人以性为先。闭目静坐，息念观空，帝王、孔孟何尝有此，诚先生所谓带儒巾之禅和子也。是后儒之尊德性，不可即谓古圣贤之尊德性也。《大戴礼》保传篇曰：古者年八岁出就外舍，履小节，学小艺；束发就大学，履大节，学大艺。故内则胪列为学次第，自能食食，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己治人之事。周官取士，六德继以六行、六艺，曰孝友睦姻任恤礼乐射御书数。孔门传习，由以兵，求以足民，赤以礼乐，未尝有所谓先读某书，后读某书，训诂翰墨也。即有时诵读，则诵《诗》以习乐，观《书》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几，乃不力礼乐兵农之学，水火工虞之业，而徒骛于读览著述何为哉！孔子删修，乃晚年不得用，恐兴王既远，圣道遂湮，故删繁就简，以诏及门，曰后世其效吾行而行耳,非谓皆效吾言而言也。且道犹路也。书所以指路也。天下群欲为指路之人，而不为行路之人，将指之谁而行乎？况所指者更有非路而陷人于荆棘者乎？

    先生谓注经诸贤，不离曲学局面，则后儒之道问学，不可即谓古圣贤之道问学也。先生既灼见流弊，必宜力复古辙，以忠信笃敬为德，以诗书礼乐为学，使位天地育民物者实有其事，则大学明亲之道实见今日，而塨亦得依门墙以有成矣。

    上颜习斋先生书

    宋儒学术之误，实始周子。周子尝与僧寿涯、道士陈抟往来，其教二程以寻孔、颜乐处，虽依附儒说，而虚中玩弄，实为二氏潜移而不之觉。二程承之，遂以其依稀恍惚者，为窥见性天，为汉、唐儒者所未及。不知汉、唐儒者原任传经，其视圣道固散寄于天下也。宋儒于训诂之外，加以体认性天，遂直居传道，而于圣道乃南辕而北辙矣。

    于是变旧章者有八：一《太极》：乃《参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图，合之为丹家修炼之用。《道藏》、《真元品》明载之，《易经》无此也。一伪传《河洛》图书。上古图书，自周骊戎之难已失。而宋之陈抟乃出二图以误儒者，遂载《大易》之首。《周易·玩辞》曰：“姚小彭氏谓今所传《戴九履一之图》，乃《易乾凿度》九宫法。本朝刘牧长民，以为《河图》，而又以郑康成《大衍》注，生数就成数，依五方图之为《洛书》。伪关子《明洞极经》又两易之。宜世儒有夔魖罔象之讥也。”一静坐：十三经未有其说，宋儒忽立课程，半日静坐，则几几乎蒲团打坐之说矣。一教人以性为先：明与圣门“不可得闻”，“不可语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岁入小学，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五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曰：“小学学其事，大学明其理。”此前无所承，凭臆创说者也。《内则》历载学习六艺岁时，《大戴礼》、贾谊皆言：“小学学小艺，大学学大艺。”盖礼乐六艺，正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事，非二端也。但年有少长，则习有小大耳。今举其事尽归之小学，至大学乃专以读书明理为务，则遍考三代教法，未之见也。故自居道学，而于学误解，以致数百年学术尽误也。一曰致良知：《说命》曰：“知之匪艰，行之维艰。”宋儒则以真知为重，言人有真知，所行自然无失，不能行，只是不能知。至明，王阳明遂专以为心源澄澈，诸事可办，创为“致良知”之说。而今之儒者，亦群讥其为禅矣。一立道学名：子贡曰：“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盖世无全局负荷之人，则分寄道者必不可少。自朱门立道学名，《宋史》遂专立《道学》一传，但取注经讲性天者为道学。而文学如韩、欧，以为浮华；言语陆、贾，以为捷给；德行如陈寔、司马光，以为木强；政事如萧、曹、房、杜，以为粗浅；而道学中遂相率为迂腐无用之学矣。一立书院：古大小学皆称学，书院之名，自宋始，是专以读书为学矣。

    方苞

    方苞，清，桐城人，字灵皋，号望溪。康熙进士，累官礼部侍郎，以事落职者再。其学以宋儒为宗，所释经义，皆推衍程朱之说，尤致力于《春秋》三礼。文章师仿韩、欧，严于义法，为桐城派古文之初祖，卒年八十二，有《望溪文集》等种。

    原人上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董子曰：“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非于圣人贤人征之，于途之人征之也；非于途之人征之，于至愚极恶之人征之也。

    何以谓圣人贤人？为人子而能尽其道于亲也，为人臣而能尽其道于君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则能竭其力，纵嗜欲则能致其身，此途之人能为尧舜之验也。妇人之淫，男子之方窃，非失其本心者，莫肯为也。而有或讦之，则怍于色，怒于言。故禽兽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兽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

    宋元凶劭之诛也，谓臧质曰：“覆载所不容，丈人何为见哭！”唐柳灿临刑自詈曰：“负国贼，死其宜矣！ ”由是观之，劭之为子，灿之为臣，未尝不明于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动于恶，故人之罪视禽兽为有加；惟动于恶而犹知之，故人之性视禽兽为可反。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痛哉言乎！非明于天性，岂能自反于人道哉！

    原人下

    自黄帝、尧、舜至周之中叶，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寿，恒数百年不见兵革。虽更姓易代，而祸不延于民。降及春秋，天下大乱，尚赖先王之遗泽，以相维持。会盟讨伐征辞执礼，且其时战必以车，而长兵不过弓矢。所谓败绩，师徒奔溃而已。其俘获至千百人，则传必特书，以为大酷焉。自战国至元明，亦二千年。无数十年而无小变，百年二百年而不驯至于大乱者。兵祸之连，动数十百年，杀人之多，每数十百万。历稽前史所载民数，或十而遗其四三焉，或十而遗其一二焉。何天之甚爱前古之民，而不念后世之民也！

    《传》曰：“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远于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钟，而可多杀哉！人道之失，自战国始。当其时篡弑之人，列为侯王，暴诈之徒，比肩将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尚者机变，所急者嗜欲，薄人纪，悖理义，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既无以自别于禽兽，而为天所绝，故不复以人道待之，草薙禽而莫之悯痛也。

    秦汉以还，中更衰乱。或有数十百年之安，则其时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风必少淳实焉。而大乱之兴，必在政法与礼俗尽失之后。盖人之道几无以自立，非芟夷荡涤不可以更新。至于祸乱之成，则无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几矣。然其间得自脱于疮痍之余，剥尽而复生者，必于人道未尽失者也。

    呜呼！古之人日夜劳来其民，大惧其失所受于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为之所，其积也遂足干天祸，而几尽其类。此三王之德，所以侔于天地也欤！

    李刚主墓志铭

    李塨字刚主，直隶蠡县人。其父孝悫先生与博野颜习斋为执友，刚主自束发即从之游。

    习斋之学，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养亲，而以其余习六艺，讲世务，以备天下国家之用，以是为孔子之学，而自别于程朱。其徒皆笃信之。予尝谓刚主：“程朱之学，未尝不有事于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静以探其根源，则于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发于身心施于天下国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刚主色变，为默然者久之。

    吾友王源崑绳，恢奇人也，所慕惟汉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为迂阔。见刚主而大悦，因与共师事习斋，时年将六十矣。余诘之，曰：“众谓我目空并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

    刚主尝为其友治剧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动公卿间。诸王延经师主阃外者争欲致之，坚不就。康熙庚午，尝举乙科；晚岁，授通州学正。浃月，以母老吿归，长官不能夺也。

    崑绳慨不快意，既葬二亲，遂漫游，将求名山大壑而隐身焉，虽妻子不知其所之。余与刚主每蹙然长怀而无从迹之。数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与刚主，而子笃信程朱之学，恨终不能化子，为是以来。”留兼旬，尽发程朱之所以失，习斋之所以得者。余未尝与之争。将行，怃然曰：“子终守迷，吾从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聪明杰魁之士沈溺于无用之学而不返，是即程朱之罪也。”余作而言曰：“子之言尽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视程朱为气息奄奄人！观朱子上孝宗书，虽晚明杨、左之直节，无以过也；其备荒浙东，安抚荆湖，西汉赵、张之吏治，无以过也；而世不以此称者，以道德崇闳称，此转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浅事喻子，非其义也。虽三公之贵，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于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贱恶；倘一旦扬子于朝，以学士或御史中丞征，子将亡命山海而义不反顾乎？抑犹踌躇不能自决也？吾愿子归视妻孥，流行坎止，归洁其身而已矣。”崑绳自是终其身，口未尝非程朱。

    其后余出刑部狱，刚主来唁。以语崑绳者语之，刚主立起自责，取不满程朱语载经说中已镌版者，削之过半。因举习斋《存治》、《存学》二编，未惬余心者告之。随更定，曰：“吾师始教，即以改过为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为口实哉！”习斋无子，刚主中岁迁博野，为葺祠堂，以收召学者。

    博野去京师三百里，刚主自来唁后，复三至余家：一问吾母之疾，再吊丧，终则自计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别余。驱柴车，长子习仁御，往返刍秣皆载车中，知余时窭且艰也。呜呼！即是而刚主之勤于身，式于家，施于人，而措注于事物者，居可知矣。

    刚主言语温然，终日危坐，肃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觉自敛抑。以崑绳之气，既老而为刚主屈；以刚主之笃信师学，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与勇于从善，皆可以为学者法，故备详之，而余行则不具焉。

    铭曰：

    习斋矢言，检身不力，口非程、朱，难免鬼责。信斯言也，趋本无歧，各从所务，安用诋娸。君承师学，固守樊垣，老而大觉，异流同源，不师成心，乃见大原。改过为大，前闻是尊，琢瑕葆瑜，有耀师门，九原相见，宜无间言。

    李绂

    李绂，清，临川人，字巨来，号穆堂，康熙进士。官至直隶总督、工部侍郎，为田文镜所陷，几死不屈，人叹为铁汉。其学推本象山阳明，博闻强识，下笔千言。论者谓其能集江西诸先正之长，卒年七十八。有《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阳明学录》、《穆堂类稿》等书。

    原教

    教之说何昉乎？《中庸》言修道之谓教，道恶在，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是也。道在于是，则教在于是矣。

    教莫古于唐虞，其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也。亦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

    孟子叙述三代之教，谓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然则舍五达道，弃人伦，无所谓教也。

    鲁论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修五伦之礼节也；行者，践五伦之实事也；忠信者，以亲义序别信之实心，而修其礼践其事也。

    《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智、仁、圣、义、中、和，即《中庸》之知仁勇，所以行此五达道者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孝即父子，友即兄弟，睦者兄弟之推，姻者夫妇之党，任、恤者朋友之交，其教之而兴之者君，而承其教而升焉者，皆臣也；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皆五伦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养，而遂其亲义序别信之心者也。

    圣人继作，其教递详：教之以佃以渔焉；教之以耒耨焉；教之以懋迁交易焉；教之以衣冠焉；教之以舟楫焉，服牛乘马焉，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焉；教之以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焉；教之以上栋下宇焉；教之以葬、以封、以树，丧期有数焉；教之以书契，百官治万民察焉。其为教甚繁，而总其艺之概，则曰礼、乐、射、御、书、数，皆五伦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虽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业，虽有士、农、工、商、贾之别，而总其人之类，则曰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皆五伦之所缀属而已。是故天下无伦外之道，即无道外之人；天下无道外之人，即无人外之教。

    自二帝三王以来，莫之或易也。沿及后世，乃独目圣人之教为儒，而又有异端邪说，与儒者之道，分行畸立，而多为教之名者，何也？曰：二帝三王之时，教主于上，作之师者，即作之君者也；至周文、武而下，道在周公，则移而之臣矣，然犹行其道于朝廷之上也；至孔子而移于士矣。儒者，士之别称，不必皆能为圣人者也。故孔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行出于汉，不必实为孔子之言，然哀公问儒服，而孔子犹不以儒自居。至战国时，有杨、墨之言，然后以学周公、孔子之道者为儒。墨者夷之，所称儒者之道是也。而孟子亦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而儒之名于是乎乃立。杨氏为我，墨氏兼爱，未尝遗弃五伦也，而推其流弊之所极，至于无父无君。孟子以其有害于人伦也，故辞而辟之。至后世，乃有所谓道与释者出焉，而后天下乃有伦外之道，乃有道外之人，乃有人外之教。夫所谓伦外之道者，何也？人之一身，有理有神，有气有形。仁、义、礼、智、信者，理也；知觉运动者，神也；屈伸呼吸者，气也；耳、目、口、鼻、四肢者，形也。以理宰神，以神运气，以气运形，施之身，措之世，而人伦出焉。所谓道也，若释之道，则静守其神而已，知有神不知有理，惟恐一物之扰吾神，故空诸所有，虽遗弃五伦之人而不顾也，极其静之明，可以彰往察来，而动则昏；道之道，专致其气而已，知有气不知有理，惟恐一事之损吾气，故清净无为，虽遗弃五伦之事，而不顾也，极其专之用，可以却病延年，而劳则败。是所谓伦外之道也。伦外之道，无与家国天下，故曰道外之人；道外之人，无与修齐治平，故曰人外之教。昌黎韩子欲塞而止之，则孟子放距之说也；欧阳子欲修其本以胜之，则孟子反经之说也。然吾谓不必塞而止之也。彼不塞而吾之教无不流也，彼不止而吾之教无不行也；亦不必修其本以胜之也，不修而吾本自在也，吾本在而无不可以胜之也。何也？

    吾儒之教，圣人之教也。圣人之教，修五达道之教也。圣人之教，而有一日不流、不行、不修焉，则不足以为圣，何也？无君臣焉，则强凌弱，众暴寡，而天下乱矣。无父子夫妇焉，则生人之道灭，而乾坤或几乎息矣。有父子、夫妇，自不能无兄弟，而朋友则亦彼之所不能无也。是吾儒之道，固万古流行于天地，何必取彼二氏者塞而止之，而后流且行哉？或谓圣人之教，后世未必能如二帝三王之修之也。本之不足，则从彼者众，乌在其能必胜也？曰：本固未尝不修也。后世之修之，虽实心实政，亦与时为盛衰。然未有舍五伦之说，而可以治天下者也。是吾之本，无日而不修也。本无日而不修，则儒者之教，无人而不遵。而胜不胜，不足道矣。子疑二氏之众，而守儒教者之少耶？儒不必冠章甫而衣逢掖也。凡南面而临天下者，君也，即儒者也；承流宣化于下者，公卿、大夫、士也，即儒者也；趋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即儒者也；耕且敛者，农也，即儒者也；懋迁有无，执艺事以食其力者，商也，工也，即儒者也。何也？彼皆有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道者，即皆圣人之教也。彼遗弃五达道，而为道与释者，特养神养气之一术，盖千万人而一二人者也。千万人而一二，亦焉能为有无，而又何胜不胜之足言乎？吾故曰天下无伦外之道，即无道外之人；天下无道外之人，即无人外之教也。

    原学上

    “学”字，古文作“学”，其为字从爻，今“学”字中亦从爻。《易》传谓：爻也者，效此者也。故朱子释《论语》，谓“学”之为言效，确不可易，而效之义则未全也。《诗》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弟子职》谓：“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惟有则是以可效，惟能则乃谓之学。此学之所由以名也。

    效天生之则，则孟子所谓凡有四端，扩而充之者是也；效先生之教，则颜子所谓步亦步，趋亦趋是也。效有二义，故曰效之义未全。朱子之训，得其一而遗其一者也。学主于效法，就行言，不就知言。盖天生之则，本于良知：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惟患不行，不患不知。亲亲敬长，达之天下，而天下可平。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学之大规也。至于效先生之教，亦非导之以知，止于亲书册而勤讨论也。孔子谓“无行不与”，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皆不在语言之告教，书册之咿唔。圣门好问者无若曾子，而夫子所告在于一贯；博学者无若子贡，而多学而识，夫子非之。其教弟子也，以孝弟、谨信、亲爱为主，必余力乃学文；其在成人也，以志道、据德、依仁为先，而游艺则居末。故先以敏事慎言，而后就正于有道，则以为好学；夫子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则以为嗜学。孔门弟子好学，夫子独称颜渊，其好学之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行也，非知也。

    盖古未有以学为知之事者，至朱子始以学问思辨俱属知，因以穷致事物之理为格物，又以《大学》未详言格致之事也，因疑其义亡，而为传以补之，于是古人为学之法乃一变。寻章摘句之弊，流为玩物丧志，龂龂于口耳之间，举古人躬行实践之学不得而见之矣。《学记》称《大学》之教，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郑注以学字连下句，误〕。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四者之中，并无诵读、讲论、穷理、格物之说。其论学之弊也，则曰今之教者，呻其占异，多其讯。又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然则专务读书讲论，博闻强记，以为穷理格物之事者，皆《大学》之所戒也。其始教也，时观而弗语，幼者听而弗问。弗语弗问，始教犹然，乌有学为圣贤而专于讲论，以为穷理格物之事者哉？《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四法之中，皆论行，不及知。今之以穷致事物之理，极处无不到，为格物致知之学者，自有大学以来，无此学也。然则大学所谓格物致知之说奈何？曰：古本在《礼记》注疏中，无庸辨也。致知即致其知先后之知，格物即格其有本末之物，知本即为知至，如是而已矣。且朱子之以效释学也，曰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是先行而后知也；其补格致传，则曰《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是又先知而后行也。物理固不可穷。又一人所著，彼此互异，后学之士，何所遵守？然则效吾心之天则，效先觉之遗则，恪遵训效之解，而一力于躬行，虽违《大学》之章句，而合于《论语》之集注。学之义既不荒其于朱子之说，亦可以无戾矣。

    原学下

    学训效，其义虽有二，而以效吾心之天则为本义，效先生之教，则余力学文之事耳。盖仁、义、礼、智，我固有之，非由外铄，察识而扩充之，则圣学无余蕴矣。亲师取友，特提撕而使吾察识，鞭策而使吾扩充焉耳，非有加于吾性之外也。

    自宋南渡以后，学者不务其所当务，而疑其所不必疑，不汲汲然患其知之而不行，而鳃鳃然患其行之而不知，溺其志于章句训诂之烦，而驾其说于意见议论之末，置其身于日用彝常之外，而劳其心于名物象数之中，未尝一日躬行实践，而诩诩然自以为讲学，吾不知所讲者何学也。试取孟子所谓本心良心者一体察焉，有不茫然思惕然惧者，必非人矣。杨龟山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乌乎学为人？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学为仁，所以学为人也。乌乎学为人？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吾一日之间，自昧旦而起至寝息而止，吾心发一念，即自加审察，为理耶？即奋然直前，为欲耶？即毅然断绝。由是推之行事，必求一于理而无欲，而心之理得矣。心之理得，而全乎其为人矣。此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可以能行，而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反是则谓之放其良心，反之则谓之失其本心。放其良心，失其本心，则孟子所谓近于禽兽，而非人矣。至于所行之是非，则吾心自有良知，且余力以学文，亦既知其大端矣。其措注，则必临事而后见，其细微曲折，则必行之而后知，非事未至而揣度想象者所能得之也。即如事亲，孩提知爱，本心自具此良知；常守此本心良心，即大舜终身之慕矣。其所以尽孝之道，则《戴记》所云，有深爱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以至于视无形，听无声，莫不本此深爱之心。是故昏而爱亲，则必思定；晨而爱亲，则必思省；冬而爱亲，则必思温；夏而爱亲，则必思清。推之事长事上使众，无不皆然，岂有舍固有之良心，而求之书册，求之讲论，以为外铄之学者哉？若谓事上使众，天下国家之事，繁重难知，必须豫为讲习，不知家国天下无异理也。昔鲁哀公问政，孔子对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言不待问也。一朝之兴，各有会典，当官之职，各有掌故。时至事起，虚心延访，实意推寻，未有不能知者。《大学》谓心诚求之，不中不远，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如必豫为讲习，是学养子而后嫁也。至于常变经权，其理皆一，不过以此心权度之而已。昔顾东桥疑经事可以理推，变事非精义不能，恐须平时讲解，因举舜不告而娶、周公大义灭亲二事为问，阳明先生答以舜、周公亦止，临时以心度其轻重，并非平时预为讲习，见古人有不告而娶大义灭亲者，而因而效法之也。盖心之为用，万物皆备，苟能治心，无施不可。《中庸》论治国平天下，不过曰絜矩；曾子答一贯，不过曰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而仁不待外求矣。伊川程子论学，谓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以文为主者是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学也，考详略采异同者是也。是二者皆无益于吾身。君子弗学，若明道程子则明言不可将穷理作知之事。又曰：存久自明，何待穷索？朱子教人乃云：穷理以致其知，固异于明道之说。其为格致补传，谓《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夫即物穷理，岂非伊川所谓求之于外求之于末者乎？以是为窃取程子之意，正恐程子不受。盖自《大学》改格致传补，而孔孟之学乃失传矣。虽然，朱子晚年固已尽觉其误。余尝辑《朱子晚年全论》三百七十余条，并以尊德性、求放心为主。而元明陋儒，专取其中年未定之书，用以取士。明初附益之，编为大全。科举之学，因陋就简，朱子全书，未尝寓目，遂以讲章训诂之学，为足以师承朱子，此亦朱子所不欲受也。

    刘大櫆

    刘大櫆，清，桐城人，字才甫，号海峰，副贡生，晚官黟县教授。喜读庄周、韩愈之书，工古文辞，方苞许为国士。卒年八十三，有《海峰诗文集》。

    息争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语、文学，其鄙有樊迟，其狂有曾点。孔子之师有老聃，有郯子，有苌弘、师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问子桑伯子，而孔子许其为简；及仲弓疑其太简，然后以雍言为然。是故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孔子欤？

    至于孟子乃为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当时因以孟子为好辩。虽非其实，而好辩之端，由是启矣。唐之韩愈，攘斥佛、老，学者称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党，有朱、陆之同异。为洛之徒者，以排击苏氏为事；为朱之学者，以诋陆子为能。

    吾以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昔者曾子之一以贯之，自力行而入；子贡之一以贯之，自多学而得。以后世观之，子贡是，则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尝区别于其间，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恶杨、墨者，为其无父无君也；斥佛、老者，亦曰弃君臣，绝父子，不为昆弟夫妇，以求其清净寂灭。如其不至于是，而吾独何为訾謷之？

    大盗至，胠箧探囊，则荷戈戟以随之；服吾之服，而诵吾之言，吾将畏敬亲爱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为门内之斗，是亦不可以已乎？

    夫未尝深究其言之是非，见有稍异于己者，则众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论人也。人貌之不齐，稍有巨细长短之异，遂斥之以为非人，岂不过哉？北宫黝、孟施舍，其去圣人之勇盖远甚，而孟子以为似曾子、似子夏，然则诸子之迹虽不同，以为似曾子、似子贡可也。

    居高以临下，不至于争，为其不足与我角也。至于才力之均敌，而惟恐其不能相胜，于是纷纭之辩以生。是故知道者，视天下之歧趋异说，皆未尝出于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余。夫恢然有余，而于物无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无外也。

    附录 朱琦辨学中

    或曰：子之言学，而恶夫近利，似矣。其曰：学不病其杂者，得毋惑于卑近之说，而不繇其统乎。曰：非谓是也。夫杂者乃所以为一者也。孔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传》曰：“穷乡多异，曲学多辩。”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公焉而求众善者也。

    今夫京师，衣冠之所会也，中国政教之所出也，远方百贾之所观赴也。天下辐辏而至者，有二涂焉，一自东，一自西，二者皆大道也。苟循其涂，虽以万里之远，山砠水涯，车舆舟，而可以至焉。是故均之至京师也，出于东与出于西无以异也，此不待智者而决也。今使东道者必与西道者争曰：彼所由之涂非也。西者亦复之曰：彼所由之涂非也。可乎？不可乎？夫道犹京师也，学者所从入之涂，或义理，或考订，犹涂有东西之分，其可以适于京师一也。今之人不知从入之有殊涂也，执其所先入者而争之，是东西交之类也。

    且今之争者，吾异焉，彼义理考订，犹其显殊者也。程、朱、陆、王同一义理，同师孔、孟，奚不相悦如是。为朱之徒者，未必俯首读陆之书也，而日与陆之徒争；为陆之徒者，未必敛己读朱之书也，而日与朱之徒争。夫不考其实，但恶其累己而与之争，使他涂者得以扺巇，非第交之为患也。又如远适者未涉其涂，但执日程指曰：某至某所若干里而已。某地所经某山某水，其间形状险夷，弗之悉也。其有歧路，弗之知也。而况京都宫阙之壮，百官之富，睹所绘之图而遥揣焉，其庸有当乎？

    古人有言：义虽相反，犹并置之。党同门，妒道真，最学者大患。又曰：道一而已，自其异者观之，不独传记殊也。即《书》有伏生、欧阳、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丘；《诗》则齐、鲁、韩、毛、郑，皆各为说。而唐宋以后之笺注者，悉数不能终也。自其同者观之，则义理考订，即识大识小之谓。程、朱、陆、王，与分道接轸而至都邑者，何异哉！朱子亦言：“某与彼常集其长，非判然立异者也。”

    是故善学者，不独陆、王可合，汉、宋可合，即世所谓旁径曲说，如申、商、老、庄之说，其书多传古初遗制，圣人复起，必不尽取其籍而废之也，故曰无病其杂也。然则学将安从，曰予固已言之矣，以圣人之道为归而已。然此又非始学所能知也，此又向者涂人交者之所笑也。

    袁枚

    袁枚，清，钱塘人，字子才，号简斋。乾隆进士，出宰江宁，少年弃官，佚宕不羁。筑随园于江宁城西，吟咏著作为乐，其文章好出新意，不屑为拘谨因袭之说，亦颇有名言，卒年八十二，有《随园全集》数十种。

    代潘学士答雷翠庭祭酒书

    前以一家言求教，书来如发蒙。且云由周公而上，道统在上；由孔、孟以至程、朱，道统在下；汉、唐君臣无与焉。是说也，蒙不谓然。

    夫道无统也，若大路然。尧、舜、禹、汤、孔子，终身由之者也。汉、唐君臣履乎其中，而时轶乎其外者也。其余则偶一至焉者也。天不厌汉、唐而享其郊祀，孔子不厌汉、唐而受其烝尝。亦曰：彼合乎道，则以道归之；彼不合乎道，则自弃乎道耳。道固自在，而未尝绝也。后儒沾沾于道外增一统字，以为今日在上，明日在下，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广，而忽狭之。陋矣！三代之时，道统在上，而未必不在下。三代以后，道统在下，而未必不在上。合乎道，则人人可以得之；离乎道，则人人可以失之。昔者秦烧诗书，汉谈黄老，非有施、伏生、申公、瑕丘之徒负经而藏，则经不传；非有郑玄、赵岐、杜子春之属琐琐笺释，则经虽传不甚明。千百年后，虽有程、朱奚能为？程、朱生宋代，赖诸儒说经都有成迹，才能参己见成集解；安得一切抹摋，而谓孔、孟之道直接程、朱也？

    夫人之所得者大，其所收者广；所得者狭，其所弃者多。以孔子视天下才，如登泰山察丘陵耳。然于子产、晏婴、宁武子等，无不称许。至孟子于管、晏，则薄之已甚，此孟子之不如孔子也。孟子虽学孔子，然于伯夷、伊尹、柳下惠均称为圣。至朱子则诋三代下无完人，此朱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称孔明能兴礼乐，邵伯温作论驳之。康节怒曰：“尔乌知孔明之不能兴礼乐乎？”此伯温之不如邵子也。夫尧、舜、禹、汤、周、孔之道所以可贵者，正以易知易行，不可须臾离故也。必如修真炼药之说，以为丹不易得，诀不易传，钟离而后，惟有吕祖，愈珍秘愈矜严，则道愈病。我皇上文集中不远称尧、舜，而屡举汉文帝、唐太宗者，亦以言汉、唐则年代近，而政事易于核实了；言唐、虞则年代远，而空言难以引据。先生来书尊皇上为尧、舜，尧、舜之言，先生又不以为然，何也？书中斥陆、王为异端，亦似太过。《周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夫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见而异，因所乐而异哉？然仁者之乐山，固不指智者之乐水为异端也。颜渊问仁，曰：克复。仲弓问仁，曰：敬恕。樊迟问仁，曰：爱人。随其人各为导引。使生后世，则仲弓必以颜渊为异端，颜渊又必以仲弓为异端矣。

    大抵古之人以行胜，后之人以言胜。以行胜者，未之能行，惟恐有闻，不暇争也；以言胜者，矜矜栩栩，守一先生之言，无所不争也。圣人知其如此，故谆谆戒之曰“先行其言”，曰“讷于言，敏于行”，曰“君子无所争”。宋儒之语录，皆言也；所驳辨，皆争也，非圣人意也。士幸生宋儒争定之后，宜集长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一家、攻一家。

    今有赴长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骑行，其主人之心，不过皆欲至长安耳。苍头、仆夫，各尊其主，遂至戟手嚷詈。及问其路之曲折，而皆不知也。今之排陆、王者，皆此类也。愿先生勿似之也。

    戴震

    戴震，清，休宁人，字东原。乾隆举人，四库馆开，纪昀、裘曰修荐之于朝，充纂修官。其学长于考证，尤精小学，晚年著《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复畅言性命理欲之故，以攻宋儒之说，为失经传本谊，自谓乃平生著述之最大者，卒年五十五，有《戴氏遗书》若干种。

    答问性 《孟子字义疏证》下二篇同

    问《论语》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自程子、朱子始别之，以为截然各言一性，〔朱子于《论语》引程子云：“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反取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为合于孔子。〔程子云：“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此止是言气质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缓之类。性安有缓急？此言性者，生之谓性也。”又云：“凡言性处，须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谓性，论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论其本，岂可言相近？止论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为孟子问他，他说便不是也。”〕创立名目曰“气质之性”，而以理当孟子所谓善者为生物之本，〔程子云：“孟子言性，当随文看。不以告子‘生之为性’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后谓之性与，故不同。继之曰‘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兴’，然不害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极本穷源之性。”〕人与禽兽得之也同，〔程子所谓“不害为一”，朱子于中庸“天命之谓性”释之曰：“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而致疑于孟子。〔朱子云：“孟子言‘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知人何故与禽兽异；又言‘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不知人何故与牛犬异。此两处似欠中间一转语，须著说是‘形气不同，故性亦少异’始得。恐孟子见得人性同处，自是分晓起直截，却于这些子未甚察。”〕是谓性即理，于孟子且不可通矣，其不能通于《易》、《论语》固宜。孟子闻告子言“生之谓性”，则致诘之；程、朱之说，不几助告子而议孟子欤？

    曰：程子、朱子其初所讲求者，老、庄、释氏也。老、庄、释氏自贵其神而外形体，显背圣人，毁訾仁义。告子未尝有神与形之别，故言“食色性也”，而亦尚其自然，故言“性无善无不善”，虽未尝毁訾仁义，而以棬喻义，则是灾杞柳始为桮棬，其指归与老、庄、释氏不异也。凡血气之属皆知怀生畏死，因而趋利避害；虽明暗不同，不出乎怀生畏死者同也。人之异于禽兽不在是。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限于知觉也；然爱其生之者及爱其所生，与雌雄牝牡之相爱，同类之不相噬，习处之不相啮，进乎怀生畏死矣。一私于身，一及于身之所亲，皆仁之属也。私于身者，仁其身也；及于身之所亲者，仁其所亲也； 心知之发乎自然有如是。人之异于禽兽亦不在是。告子以自然为性使之然，以义为非自然，转制其自然，使之强而相从，故言“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立说之指归，保其生而已矣。陆子静云：“恶能害心，善亦能害心。”此言实老、庄、告子、释氏之宗指，贵其自然以保其生。诚见穷人欲而流于恶者适足害生，即慕仁义为善，劳于问学，殚思竭虑，亦于生耗损，于此见定而心不动。其“生之谓性”之说如是也，岂得合于孔子哉！

    《易》、《论语》、《孟子》之书，其言性也，咸就其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为言；成，则人与百物，偏全、厚薄、清浊、昏明限于所分者各殊，徒曰生而已矣，适同人于犬牛而不察其殊。朱子释《孟子》有曰：“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如其说，孟子但举人物诘之可矣，又何分牛之性、犬之性乎？犬与牛之异，非有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不得谓孟子以仁义礼智诘告子明矣。在告子既以知觉运动为性，使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告子何不可直应之曰“然”？斯以见知觉运动之不可概人物，而目为蠢然同也。凡有生，即不隔于天地之气化，阴阳五行之运而不已，天地之气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齐，是以成性各殊。知觉运动者，统乎生之全言之也，由其成性各殊，是以本之以生，见乎知觉运动也亦殊。气之自然潜运，飞潜动植皆同，此生生之机肖乎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气，与所资以养者之气则不同。所资以养者之气，虽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气召之。五行有生克，遇其克之者则伤，甚则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本受之气及所资以养者之气，必相得而不相逆，斯外内为一，其分于天地之气化以生，本相得，不相逆也。气运而形不动者，卉木是也；凡有血气者，皆形能动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质各殊；则其形质之动而为百体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觉云者，如寐而寤曰觉，心之所通曰知，百体皆能觉，而心之知觉为大。凡相忘于习则不觉，见异焉乃觉。鱼相忘于水，其非生于水者不能相忘水也，则觉不觉亦有殊致矣。闻虫鸟以为候，闻鸡呜以为辰，彼之感而觉，觉而声应之，又觉之殊致有然矣，无非性使然也。若夫乌之反哺，雎鸠之有别，蜂蚁之知君臣，豺之祭兽，獭之祭鱼，合于人之所谓仁义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则能扩充其知至于神明，仁义礼智无不全也。仁义礼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极其量也。知觉运动者，人物之生；知觉运动之所以异者，人物之殊其性。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于义外之说必致其辨，言理义之为性，非言性之为理。性者，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不区以别焉是也；而理义者，人之心知，有思辄通，能不惑乎所行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非谓尽人生而尧、舜也，自尧舜而下，其等差凡几？则其气禀固不齐，岂得谓非性有不同？然人之心知，于人伦日用，随在而知恻隐，知羞恶，知恭敬辞让，知是非，端绪可举，此之谓性善。于其知恻隐，则扩而充之，仁无不尽；于其知羞恶，则扩而充之，义无不尽；于其知恭敬辞让，则扩而充之，礼无不尽；于其知是非，则扩而充之，智无不尽。仁义礼智，懿德之目也。孟子言“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然则所谓恻隐、所谓仁者，非心知之外别“如有物焉藏于心”也，己知怀生而畏死，故怵惕于孺子之危，恻隐于孺子之死；使无怀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恻隐之心？推之羞恶、辞让、是非亦然。使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又焉有羞恶，有辞让，有是非？此可以明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之皆不可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而恃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即为懿德耳。古贤圣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而后儒以为别如有物凑泊附著以为性，由杂乎老、庄、释氏之言，终昧于六经、孔、孟之言故也。孟子言“人无有不善”，以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之为善。且其所谓善也，初非无等差之善，即孔子所云“相近”。

    孟子所谓“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即孔子所云习至于相远。不能尽其才，言不扩充其心知而长恶遂非也。彼悖乎礼义者，亦自知其失也，是人无有不善，以长恶遂非，故性虽善，不乏小人。孟子所谓“梏之反覆”，“违禽兽不远”，即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后儒未审其文义，遂彼此扞格。孟子曰：“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又言“动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无非血气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尝自岐为二哉！二之者，宋儒也。

    答问理欲之辨

    问：宋以来之言理也，其说为“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为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然则无欲亦非欤？

    曰：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不可无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促，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然则谓不出于正则出于邪，不出于邪则出于正，可也；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则也，不出于邪而出于正，犹往往有意见之偏，未能得理。而宋以来之言理欲也，徒以为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于邪而出于正，则谓以理应事矣。理与事分为二，而与意见合为一，是以害事。夫事至而应者，心也。心有所蔽，则于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理乎？自老氏贵于抱一，贵于无欲，庄周书则曰：“圣人之静，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周子《通书》曰：“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哉。”此即老庄释氏之说，朱子亦屡言人欲所蔽，皆以为无欲则无蔽，非中庸虽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愚者，虽无欲，亦愚也。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欲生于血气，知生于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气，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老氏所以言常使民无知无欲，彼自外其形骸，贵其真宰。后之释氏，其论说似异而实同。宋儒出入于老、释〔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状》云：自十五六时，闻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云：范文正公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返而求之六经。《朱子语类》廖德明录癸巳所闻，先生言，二三年前见得此事尚鹘突，为他佛说得相近，近年来方看得分晓。考朱子慕禅学在十五六时，年二十四见李愿中，教以看圣贤言语，而其后复入释氏，至癸巳，年四十四矣〕，故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诗》曰：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呜呼，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六经、孔孟之书，岂尝以理为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发为情欲者，而强制之也哉？孟子告齐梁之君：曰与民同乐；曰省刑罚，薄税敛；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仁政如是，王道如是而已矣。

    答问辟宋儒之言

    问：孟子辟杨、墨，韩退之辟老、释，今子于宋以来儒书之言，多辞而辟之，何也？

    曰：言之深入人心者，其祸于人也，大而莫之能觉也；苟莫之能觉也，吾不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彼杨、墨者，当孟子之时，以为圣人贤人者也；老、释者，世以为圣人所不及者也。论其人，彼各行所知，卓乎同于躬行君子，是以天下尊而信之。而孟子、韩子不能已于与辨，为其言入人心深，祸于人大也。岂寻常一名一物之讹舛比哉！孟子答公孙丑问“知言”曰：“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答公都子问“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曰：“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两言“圣人复起”，诚见夫诐辞邪说之深入人心，必害于事，害于政，天下被其祸而莫之能觉也。使不然，则杨、墨、告子其人，彼各行所知，固卓乎同于躬行君子，天下尊而信之，孟子胡以恶之哉？杨朱哭衢途，彼且悲求诸外者，歧而又歧；墨翟之叹染丝，彼且悲人之受染，失其本性。老、释之学，则皆贵于“抱一”，贵于“无欲”；宋以来儒者，盖以理之说。其辨乎理欲，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绝？曰“主一无适”，此即老氏之“抱一”“无欲”，故周子以一为学圣之要，且明之曰：“一者，无欲也”。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老、庄、释氏主于无欲无为，故不言理；圣人务在有欲有为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君子使欲出于正，不出于邪，不必无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于是谗说诬辞，反得刻议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以无欲然后君子，而小人之为小人也，依然行其贪邪；独执此以为君子者，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于是未有不以意见为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于欲，则曰“心无愧怍”。夫古人所谓不愧不怍者，岂此之谓乎！不寤意见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坚；意见所非，则谓其人自绝于理。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夫尧、舜之忧四海困穷，文王之视民如伤，何一非为民谋其人欲之事！惟顺而导之，使归于善。今既截然分理欲为二，治己以不出于欲为理，治人亦必以不出于欲为理，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轻其所轻，乃“吾重天理也，公义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至于下以欺伪应乎上，则曰“人之不善”，胡弗思圣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义，而人易免于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于“民之放辟邪侈，无不为以陷于罪”，犹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其所谓欲，乃帝王之所尽心于民；其所谓理，非古圣贤之所谓理；盖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是以弊必至此也。然宋以来儒者皆力破老、释，不自知杂袭其言而一一傅合于经，遂曰六经、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难，数百年于兹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复知其异于六经、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行实践之儒，信焉不疑。夫杨、墨、老、释，皆躬行实践，劝善惩恶，救人心，赞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韩子辟之于前，闻孟子、韩子之说，人始知其与圣人异，而究不知其所以异。至宋以来儒书之言，人咸曰：“是与圣人同也，辨之，是欲立异也。”此如婴儿中路失其父母，他人子之而为其父母，既长，不复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虽告以亲父母，而决为非也，而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难”。呜呼，使非害于事、害于政以祸人，方将敬其为人，而又何恶也！恶之者，为人心惧也。

    陆耀

    陆耀，清，吴江人，字朗夫，一字青来。乾隆间累官湖南巡抚，清勤自励，所至有声。辑《切问斋文钞》，多经世之文。道光以来，贺长龄等先后辑《经世文编》及续编、三编，大抵取法于其书，所著有《切问斋文集》。

    复戴东原书

    来教举近儒理欲之说，而谓其以有蔽之心，发为意见，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理实谬。所谓切中俗儒之病，乃原其病之所起，则鹜名之一念实为之。盖自宋儒言理，而历代推尊，以为直接孔、孟者，程、朱数大家而已，未可以虚而附也。夫理悬于虚，事征于实；虚者易冒，实者难欺。惟言理而著之于事，证之以迹，空虚无实之谈，庶不得而妄托。西山《大学衍义》，此其宗乎？至于朱陆、朱王之辨，近世尤多聚讼。其所讼者，皆在毫厘影响之间。若尽举朱子之创社仓，行荒政，难进易退，知无不言，与象山之孝友于家，化行于民，阳明之经济事功，彪炳史册，以为理学真儒之左契，则矍相之圃，仅有存者矣。顾以此求之，讵易多得。而择其言之切于今者，莫如顾昆山“行己有耻”，田篑山“利之一字蚀人最深”二语，为废疾膏肓之药石。能用力于此，庶几于风俗之盛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在在与民同好恶而不私，于阁下之教得毋近之，而不止以其名乎？近日从事文钞一编，大指如此，惟是所见不多，网罗难尽。浅人易眩，决择未精，其中不无遗憾，是以未敢就正。今大教谆谆，似欲匡其所不逮者，又可不献其丑拙耶？

    洪榜

    洪榜，清，歙人，字汝登，一字初堂，乾隆举人，粹于经学。江藩《汉学师承记》曰：“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当时读者莫能尽其义，惟洪榜好焉。榜为震行状，载《与彭尺木书》。朱珪见之，谓不可载，戴氏所传不在此。榜遗书力争，不得，震子中立卒将此书删去。”案：戴氏性理之说，与颜、李二子之学，皆于宋明理学外，别为一派。其说自有可观，而不能废置。惟当时儒者笃于尊古，故多非之。而近时势大殊，学风一变，凡事无不惟新异是尚，故颜、李、戴三子之说，喜称道之者转盛，要之，三子之说，与宋明诸儒之书俱在，其异同之旨，长短之故，学者贵虚心察之，自加判断。慎不可人云亦云，如盲人之道黑白也。

    上朱笥河书

    洪榜顿首，笥河先生阁下，前者具状戴先生行实，俾其遗孤中立稽首阁下之门，求志其墓石。顷承面谕，以状中所载《答彭进士书》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所可传者不在此。榜闻命唯唯，惟惕于尊重，不敢有辞。退念阁下今为学者宗，非漫云尔者，其指大略有三。其一谓：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其所立说，不得复有异同，疑于缘隙奋笔，加以诙嘲，夺彼与此。其一谓：经生贵有家法，汉学自汉，宋学自宋。今既详度数，精训故，乃不可复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掩所长。其一或谓：儒生可勉而为，圣贤不可学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残，谓是渊渊。闻道知德，曾无溢美，必有通辞，盖阁下之旨出是三者。仰见阁下论学之严，制辞之慎，然恐阁下尚未尽察戴氏所以论述之心，与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使榜且得罪，不可以终无辞。夫戴氏《与彭进士书》，非难程、朱也，正陆、王之失耳；非正陆、王也，辟老、释之邪说耳；非辟老、释也，辟夫后之学者实为老、释，而阳为儒书，援周、孔之言，入老、释之教；以老、释之似，乱周、孔之真，而皆附于程、朱之学。阁下谓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岂独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陆、王亦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即老、释亦大贤，立身制行卓绝也。唯其如是，使后儒小生闭口不敢道，宁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过人者，则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释。彼老、释者，幸汉、唐之儒抵而排之矣。今论者乃谓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释之粗，而其精者，虽周、孔之微旨不是过也。诚使老、释之精者，虽周、孔之微旨不是过也，何以生于此心，发于其事，缪戾如彼哉！况周、孔之书俱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强通。使程、朱而闻后学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则戴氏之书，非故为异同，非缘隙诙嘲，非欲夺彼与此，昭昭甚明矣。至谓治经之士，宜有家法，非为宋学，即为汉学。心性之说，贾、马、服、郑所不详，今为贾、马、服、郑之学者，亦不得详。夫言性言心，亦不自宋以后兴也。周末诸子及秦汉间著书立说者多及之，其辞虽殊，其意究无大异，凡以劝学立教而已。　　惟老聃、庄周之书，乃有冲虚之说，真宰之名，不寄于事，不由于学，谓之返其性情而复其初。魏晋之间，此学盛兴，而诸佛书流入中土，亦适于此时为盛。其书本浅妄无足道，而译者杂以老、庄之旨，缘饰其说，大畅玄风。唐传亦曾言其事矣，然未敢以入儒书也。至乎昌黎韩氏，力辟佛老，作为《原道》等书，使学者昭然知二氏之非。而其时佛氏之说入人既深，则又有柳子厚之徒谓韩氏所罪者其迹也，忿其外而遗其中，譬之知石而不知韫玉，彼其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也。此说一出，后之学者往往执是说，以求之《易》《论》语。而所谓《易》《论》语者，则又专用魏王氏之《注》与何氏之《集解》。其人本深于老、释，其说亦杂于二家，此则宜其有合也。历唐之末，逮宋之初，此论纷纭固结而不可解，于是读《易》《论语》书者，或往往先从事于二氏，因即以其有得于二氏之精者，以说《易》《论语》之书。是以眉山苏氏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也。”宋熙宁以后，此弊日深，至于姚江王氏之学行，则直以佛书释《论》《孟》矣。彼贾、马、服、郑当时，盖无是弊。而今学者束发受书，言理言道，言心言性。所谓理道心性之云，则皆六经孔、孟之辞，而其所以为理道心性之说者，往往难乎老、释之旨。使其说之果是，则将从而发明之矣；如其说之果非，则治经者果不可以默而已也。如使贾、马、服、郑生于是时，则亦不可以默而已也。前之二说，阁下苟详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于其学，而榜之非私于戴氏矣。至于闻道之名不可轻以许人，犹圣贤之不可学而至，如阁下以此为虑，此其犹存乎后儒之见也。孟子谓“圣人人伦之至”，首阳之义。孔子称曰“古之贤人”，夫圣贤不可至，盖在是矣。虽然，安可以自弃乎哉？若夫高谈深远者谓之知道，不言而躬行者谓之未闻道；及夫治经训者谓之儒林，明性道者谓之道学。此固戴氏所不道，而榜所望于阁下表扬之者，亦不在是也。

    夫戴氏论性道，莫备于其论孟子之书，而所以名其书者，曰《孟子字义疏证》焉耳。然则非言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度数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学，其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惟阁下裁察焉。

    宋史

    《宋史》，元，托克托等撰。托克托一作脱脱，蒙古人，字大用。顺宗时贤相，时诏修宋、辽、金、元诸史，托克托为都总裁官。案：自来正史叙录学者，除自有列传者外，多立儒林传以类收之，惟元托克托等作《宋史》，因欲特示表章性理之学，遂于《儒林传》外，复为《道学传》。一说此传之作，实本于朱子所作《伊洛渊源录》，而稍加修补。故虽理学如陆九渊，亦在所摒，盖纯为程、朱一派之学术也，其后元、明二史，皆不之从，仍还自来正史之例，其识校为卓越。今存其序，第以识后世道学门户之争之所由起耳。

    《道学传》序

    “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三五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以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诸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汙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其他程、朱门人，考其源委，各以类从，作《道学传》〔按《道学传》所录，共二十三人，其姓名如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弟戬附)、邵雍，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尹焞、杨时、罗从彦、李侗(以上十人皆程氏门人)，朱熹、张栻，黄幹、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以上六人皆朱氏门人)〕。

    宋元学案

    《宋元学案》，清，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宗羲里字见前。祖望鄞人，字绍衣，一字谢山，雍正举人。其学推本程、朱，博览无方，而尤以网罗文献，表章忠义为事，著有《经史答问》、《鲒埼亭集》。是编之作，大抵取材于宋、元两代诸家之文集语录，而别为体例。每家之中，先述其人之事略，次举其重要之著作，而加以评语，又于各家前，冠以其人之师友弟子表，用明夫学术授受之本末。剪裁有法，论述详尽，凡二百卷，学者皆称便焉。

    《宋元儒学案》序录

    〔王梓材谨案：《学案序录》刊本，得之慈溪郑氏二老阁，兹检卢氏所藏原底，间有异同详略，特与冯君云濠附识于各条之后。〕

    祖望谨案：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沈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安定似较泰山为更醇。小程子入太学，安定方居师席，一见异之。讲堂之所得，不已盛哉！述《安定学案》。〔第一卷〕

    泰山之与安定，同学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车，宛有安定风格；而泰山高弟为石守道，以振顽懦，则岩岩气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见二家渊源之不紊也。述《泰山学案》。〔第二卷〕

    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孝宗尝以朝臣之请，将与欧阳兖公并入泽宫，已而不果。今卒举行之，公是为不泯矣。述《高平学案》。〔第三卷〕

    杨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国千余年，只韩、欧二公立得定耳。”说者谓其因文见道。夫见道之文，非圣人之徒亦不能也。兖公之冲和安静，盖天资近道，稍加以学，遂有所得。使得遇圣人而师之，岂可量哉！述《庐陵学案》。〔第四卷〕

    〔梓材谨案：高平行辈不后于安定、泰山，而庐陵亦当时斯道之疏附也。谢山以梨洲编次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故以高平、庐陵次之。〕

    安定、泰山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亦讲学海上，其所得虽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见大体矣，是固安定、泰山之流亚也。宋人溯导源之功，独不及四先生，似有阙焉。或曰：“陈烈亦尝师安定。”未知所据。述《古灵四先生学案》。〔第五卷〕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皆序录者所不当遗。述《士刘诸儒学案》。〔第六卷〕

    〔云濠谨案：序录底本，“古灵一辈”句下，有“江楚则有李觏”六字，而定本无之者，盖以盱江学派并入高平故也。〕

    小程子谓：“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渊源录》中遂祧之〔今本补入康节，非朱子原本也〕。草庐因是敢谓涑水尚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述《涑水学案》。〔第七卷、八卷〕

    康节之学，别为一家。或谓《皇极经世》只是京、焦末流，然康节之可以列圣门者，正不在此。亦犹温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潜虚》也。述《百源学案》。〔第九卷、十卷〕

    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荥阳吕公已明言之，其孙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并未得与马、邵之列，可以见二吕之言不诬也。晦翁、南轩始确然以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后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虽疑之，而皆未尝考及二吕之言以为证，则终无据。予谓濂溪诚入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则必欲沟而合之，良无庸矣。述《濂溪学案》。〔第十一卷、十二卷〕

    〔梓材谨案：涑水与二程同行辈，百原在程氏父子之间，若濂溪则二程父执也。视安定稍后，而与高平为讲友，宜在高平、庐陵之次。而谢山序录与二程相比，反在马、邵后者。殆以序论为次，不尽拘其先后辈尔。〕

    大程子之学，先儒谓其近于颜子，盖天生之完器。然哉！然哉！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伤我者，而独无所加于大程子。述《明道学案》。〔第十三卷、十四卷〕

    〔云濠谨案：底本“然哉”句上有“伊川则先儒谓其近于曾子”十一字。〕

    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则洛学之统且中衰矣！蕺山先生尝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发明有过于其兄者。”信哉！述《伊川学案》。〔第十五卷、十六卷〕

    〔云濠谨案：底本是条作祖望谨案，伊川于刘先生于晚出，亦最后死。不特明道弟子大半成就于伊川之手，即横渠、康节之徒亦多归之者，其功大矣，与此异。〕

    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其言天人之故，间有未当者，梨洲稍疏证焉，亦横渠之忠臣哉！述《横渠学案》。〔第十七卷、十八卷〕

    〔梓材谨案：朱子有司马、邵、张之称，横渠当次于马、邵之后，且为二程表叔，亦宜在二程之前，谢山亦以序论次之。〕

    庆历以后，尚有诸魁儒焉，于学统或未豫，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者，范蜀公、吕申公、韩持国，一辈也；吕汲公、王彦霖，又一辈也；丰相之、李君行，又一辈也。尚论者其敢忽诸！述《范吕诸儒学案》。〔第十九卷〕

    〔云濠谨案：底本是条中数语，作范蜀公、吕申公之于涑水；韩持国、王彦森之于明道；吕汲公之于横渠，皆有切磋之功。以至李公择、李君行之徒，皆学者也。〕

    涑水弟子，不传者多。其著者，刘忠定公得其刚健，范正献公得其纯粹，景迂得其数学，而刘、范尤为眉目。忠定之《语录》、《谭录》、《道护录》，今皆无完本，然大略可考见矣。述《元城学案》。〔第二十卷〕

    范正献公之师涑水，其本集可据也。其师程氏，则出自鲜于绰之讹。《伊洛渊源录》既疑之，而又仍之，误矣。陈默堂答范益谦曰：“向所闻于龟山，乃知先给事之学与洛学同。”则其非弟子明矣。述《华阳学案》。〔第二十一卷〕

    涑水尝令景迂续成《潜虚》，景迂谢不敢，然《易玄星纪》之谱，足以绍师门矣。景迂又私淑康节，惜其晚年之好佛也。然元城亦不免此。吕成公曰：“景迂虽驳，其学有不可废者。”述《景迂学案》。〔第二十二卷〕

    荥阳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学于泰山，学于康节，亦尝学于王介甫，而归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要之，荥阳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儒。述《荥阳学案》。〔第二十三卷〕

    〔云濠谨案：是条底本“然”字以下，作“然其晚年之差，以有甚于诸公者，东发言之详矣”。梓材谨案：荥阳之于小程子，在师友之间，故宜在程门诸子之前，犹西山蔡氏之先于朱门也。〕

    洛学之魁，皆推上蔡，晦翁谓其英特过于杨游，盖上蔡之才高也。然其堕入葱岭处，决裂亦过于杨、游。或曰：是江民表之书误入《上蔡语录》中。述《上蔡学案》。〔第二十四卷〕

    明道喜龟山，伊川喜上蔡，盖其气象相似也。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晦翁、南轩、东莱皆其所自出〔五峰、紫微皆尝学于龟山之门〕。然龟山之夹杂异学，亦不下于上蔡。述《龟山学案》。〔第二十五卷〕

    廌山游肃公在程门鼎足谢、杨，而遗书独不传，以弟子亦不振。五峰有曰：“定夫为程门罪人。”何其晚谬，一至斯欤！予从诸书稍搜得其粹言之一二。述《廌山学案》。〔第二十六卷〕

    和靖尹肃公于洛学最为晚出，而守其师说最醇。五峰以为程氏后起之龙象，东发以为不失其师传者，良非过矣。述《和靖学案》。〔第二十七卷〕

    兼山以将家子，知慕程门，卒死王事。白云高蹈终身，和靖所记党锢后事，恐未然也。郭门之学虽孤行，然自谢艮斋至黎立武，绵绵不绝。述《兼山学案》。〔第二十八卷〕

    洛学之入秦也以三吕，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谢湜、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刘、许、鲍数君，而其入吴也以王信伯。信伯极为龟山所许，而晦翁最贬之，其后阳明又最称之。予读信伯集，颇启象山之萌芽，其贬之者以此，其称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学，本无所承，东发以为遥出于上蔡，予以谓兼出于信伯。盖程门已有此一种矣。述《震泽学案》。〔第二十九卷〕

    〔梓材谨案：震泽以杨门而入程门，故次于程门诸子，专学案之末。〕

    程子弟子最著者，刘、李诸公以早卒故，其源流未广；晋陵周氏兄弟亦为和靖所许；其后马伸、吴给以大节见。亦有不称其薪传者，如邵溥之委蛇伪命，李处廉之以墨败。至于邢恕，则古公伯寮之伦也与！述《刘李诸儒学案》。〔第三十卷〕

    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而再传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颜之乱，儒术并为之中绝乎？《伊洛渊源录》略于关学，三吕之与苏氏，以其曾及程门而进之，余皆亡矣。予自范侍郎育而外，于《宋史》得游师雄、种师道，于《胡文定公语录》得潘拯，于《楼宣献公集》得李复，于《童蒙训》得田腴，于《闽书》得邵清，及读《晁景迂集》，又得张舜民，又于《伊洛渊源录注》中得薛昌朝，稍为关学补亡。述《吕范诸儒学案》。〔第三十一卷〕

    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则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尝从蓝田吕氏游，非横渠之再传乎？鲍敬亭辈七人，其五人及程门。晦翁作《伊洛渊源录》，累书与止斋求事迹，当无遗矣，而许横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谓为晦翁未成之书。今合为一卷，以志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而林竹轩者，横塘之高弟也，其学亦颇启象山一派。述《周许诸儒学案》。〔第三十二卷〕

    〔梓材谨案：吕范诸儒兼承张程之学，而周许诸儒有以横渠再传而及程门者，故又次之。〕

    《百源》弟子承密授者，曰王豫，曰张岷，皆早死，故不传。伯温虽受辟咡负剑之教，然所得似浅。东发谓《渔樵问答》乃伯温作，其中亦有名言，所惜者《闻见录》之溺于轮回也。予又为旁搜，得杨、周等数人。述《王张诸儒学案》。〔第三十三卷〕

    〔云濠谨案：底本是条未云，且赵丰公从子文游，卒能成中兴昌明正学之功，则源流有不可没者。〕

    私淑洛学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从谢、杨、游三先生以求学统，而其言曰：“三先生义兼师友，然吾之自得于遗书者为多。”然则后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谢氏门下者，误矣，今沟而出之。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盖晦翁、南轩、东莱皆其再传也〔朱、吕皆尝从籍溪〕。述《武夷学案》。〔第三十四卷〕

    私淑洛学而未纯者，陈了斋、邹道乡也。唐充之、关止叔，又其次也。了斋兼私淑涑水、康节，学徒最盛，建炎后多归龟山。述《陈邹诸儒学案》。〔第三十五卷〕

    大东莱先生为荥阳冢嫡，其不名一师，亦家风也。自元佑后诸名宿，如元城、龟山、廌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尝从游，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溺于禅，则又家门之流弊乎！述《紫微学案》。〔第三十六卷〕

    上蔡之门，汉上朱文定公最著。三《易》象数之说，未尝见于上蔡之口，而汉上独详之。尹和靖、胡文定、范元长以洛学见用于中兴，汉上实连茹而出，顾世之传其学者稍寡焉。述《汉上学案》。〔第三十七卷〕

    〔梓材谨案：全本原底无《汉上学案序录》。〕

    龟山弟子遍天下，默堂以爱壻为首座，其力排王氏之学，不愧于师门矣。惜其早侍了齐，禅学深入之，而龟山亦未能免于此也。所以不得不输正统于豫章。述《默堂学案》。〔第三十八卷〕

    豫章之在杨门，所学虽醇，而所得实浅，当在善人、有恒之间。一传为延平则邃矣，再传为晦翁则大矣，豫章遂为别子。甚矣，弟子之有光于师也！述《豫章学案》。〔第三十九卷〕

    〔梓材谨案：默堂、豫章并及伊川之门，与震泽同。第震泽先事龟山而卒业于伊川，默堂、豫章则及事伊川而卒业于龟山，故列于此。〕

    龟山弟子以风节光显者，无如横浦，而驳学亦以横浦为最。晦翁斥其书，比之洪水猛兽之灾，其可略哉！然横浦之羽翼圣门者，正未可泯也。述《横浦学案》。〔第四十卷〕

    武夷诸子，致堂、五峰最著，而其学又分为二。五峰不满其兄之学，故致堂之传不广。然当洛学陷入异端之日，致堂独皭然不染，亦已贤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述《衡麓学案》。〔第四十一卷〕

    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今豫章以晦翁故祀泽宫，而五峰阙焉，非公论也。述《五峰学案》。〔第四十二卷〕

    白水、籍溪、屏山三先生，晦翁所尝师事也。白水师元城，兼师龟山；籍溪师武夷，又与白水同师谯天授；独屏山不知所师。三家之学略同，然似皆不能不杂于禅，故五峰所以规籍溪者甚详。其时闽中又有支离先生陆佑者，亦于三先生为学侣焉。述《刘胡诸儒学案》。〔第四十三卷〕

    中兴二相，丰国赵公尝从邵子文游，魏国张公尝从谯天授游。丰公所得浅，而魏公则惑于禅宗，然伊、洛之学，从此得昌。魏公以曾用陈公辅得谤，或遂疑其阻塞伊洛之学，与丰公有异同，未必然也。陈公良翰，芮公煜之徒，亦吾道之疏附也。述《赵张诸儒学案》。〔第四十四卷〕

    〔云濠谨案：底本丰公所得浅四句，作二公同所得并疏，虽不足以望元祐之马、吕，而尹、胡、朱、范之得以同升者，则其功也。〕

    伊洛既出，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婺中，独为崛起，其言无不与伊洛合，晦翁取之。又有襄陵许吏部，得中原之文献，别为一家，萧三顾则尝学于伊洛，而不肯卒业，自以其所学孤行，亦狷者邪？述《范许诸儒学案》。〔第四十五卷〕

    〔梓材谨案：原底无《范许诸儒学案序录》。〕

    玉山汪文定公少受知于湍石，其本师为横浦，又尝从紫微。然横浦、紫微并佞佛，而玉山粹然一出于正，斯其为干蛊之弟子也。述《玉山学案》。〔第四十六卷〕

    和靖高弟，如吕如王如祁，皆无门人可见。盐官陆氏独能传之艾轩，于是红泉、双井之间，学派兴焉。然愚读艾轩之书，似兼有得于王信伯，盖陆氏亦尝从信伯游也。且艾轩宗旨，本于和靖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实先槐堂之三陆而起。特槐堂贬及伊川，而艾轩则否，故晦翁于艾轩无贬词。终宋之世，艾轩之学，别为源流。述《艾轩学案》。〔第四十七卷〕

    〔云濠谨案：底本“槐堂之三陆”作“二陆”。〕

    杨文靖公四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然善读朱子之书者，正当遍求诸家，以收去短集长之益。若墨守而屏弃一切焉，则非朱子之学也。述《晦翁学案》。〔第四十八卷、四十九卷〕

    〔梓材谨案：自杨而罗、而李、而朱，仅得三传，其云四传者，统言之也。〕

    南轩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诸子必欲谓南轩从晦翁转手，是犹谓横渠之学于程氏者。欲尊其师，而反诬之，斯之谓矣。述《南轩学案》。〔第五十卷〕

    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与人苦争，并诋及婺学。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后世之君子终不以为然也。述《东莱学案》。〔第五十一卷〕

    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之传为别派者，自艮斋薛文宪公始。艮斋之父学于武夷，而艮斋又自成一家，亦人门之盛也。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诸事功。然观艮斋以参前倚衡言持敬，则大本未尝不整然。述《艮斋学案》。〔第五十二卷〕

    〔梓材谨案：艮斋为伊川再传弟子，其行辈不后于朱、张，而次于朱、张、吕之后者，盖永嘉之学别起一端尔。〕

    永嘉诸子，皆在艮斋师友之间，其学从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斋最称醇恪，观其所得，似较艮斋更平实，占得地步也。述《止斋学案》。〔第五十三卷〕

    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述《水心学案》。〔第五十四卷、第五十五卷〕

    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尤有惭德。述《龙川学案》。〔第五十六卷〕

    〔梓材谨案：永嘉之学，以郑景望为大宗，止斋、水心皆郑氏门人。郑本私淑周浮沚以追程氏者也，而龙川亦尝及郑门，宜次陈、叶之后。〕

    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是一朴实头地人，其言皆切近，有补于实用。复斋却尝从襄陵许氏入手，喜为讨论之学。《宋史》但言复斋与象山和而不同，考之包恢之言，则梭山亦然。今不尽得，其可惜也。述《梭山复斋学案》。〔第五十七卷〕

    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离之学。但象山天分高，出语惊人，或失于偏而不自知，是则其病也。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或因其偏而更甚之，若世之耳食雷同，自以为能羽翼紫阳者，竟诋象山为异学，则吾未之敢信。述《象山学案》。〔第五十八卷〕

    朱、张、吕三先生讲学时，最同调者，清江刘氏兄弟也。敦笃和平，其生徒亦徧东南。近有妄以子澄为朱门弟子者，谬矣！述《清江学案》。〔第五十九卷〕

    永嘉诸先生讲学时，最同调者，说斋唐氏也。而不甚与永嘉相往复，不可解也。或谓永嘉之学，说斋实倡之，则恐未然。述《说斋学案》。〔第六十卷〕

    三陆先生讲学时，最同调者，平阳徐先生子宜、青田陈先生叔向也。陆氏之谱竟引平阳为弟子，则又谬矣！述《徐陈诸儒学案》。〔第六十一卷〕

    西山蔡文节公领袖朱门，然其律吕象数之学，盖得之其家庭之传。惜夫《翁季录》之不存也。述《西山蔡氏学案》。〔第六十二卷〕

    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传，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肃公其人与？玉峰、东发论道统，三先生之后，勉斋一人而已。述《勉斋学案》。〔第六十三卷〕

    庆源辅氏，亦沧洲之最也。遗书散佚，世所葺《语溪宗辅录》者，特其糟粕。述《潜庵学案》。〔第六十四卷〕

    〔云濠谨案：是条序录底本云：勉斋之外，庆源辅氏其庶几乎，故再传而得黄东发、韩恂斋，有以绵其绪焉。〕

    永嘉为朱子之学者，自叶文修公与潜室始。文修之书不可考，《木钟集》犹有存焉。自是而永嘉学者渐祧艮斋一派矣。述《木钟学案》。〔第六十五卷〕

    南湖杜氏兄弟之在沧洲，亦其良也。再传而有立斋，为嘉定以后宰辅之最，声望几侔于涑水矣，其学传之车氏。是时天台学者皆袭篑、荆溪之文统，车氏能正之。述《南湖学案》。〔第六十六卷〕

    蔡氏父子、兄弟、祖孙，皆为朱学干城，而文正之《皇极》又自为一家。述《九峰学案》。〔第六十七卷〕

    沧洲诸子，以北溪陈文安公为晚出。其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然亦有操异同之见而失之过者。述《北溪学案》。〔第六十八卷〕

    朱门授受，遍于南方，李敬子、张元德、廖槎溪、李果斋皆宿老也，其余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云耳。李、张诸子之书，吾不得而见之矣。述《沧洲诸儒学案》。〔第六十九卷、七十卷〕

    〔云濠谨案：是条底本“附青云”句下云：续《伊洛渊源录》者牵合诸儒门下，尽归之朱子，可为轩渠，今皆厘而正之。〕

    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岷隐游者。然如彭忠肃公之节概，吴文定公之勋名，二游、文清、庄简公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之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实斋。谁谓张氏之后弱于朱乎！述《岳麓诸儒学案》。〔第七十一卷〕

    〔云濠谨案：底本“胡盘谷”上有“项平甫”三字。〕

    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杨浩斋、程沧洲砥柱岷、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述《二江诸儒学案》。〔第七十二卷〕

    明招学者，自成公下世，忠公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与岳麓之泽，并称克世。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而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述《麓泽诸儒学案》。〔第七十三卷〕

    〔云濠谨案：底本有云：宋之公相家讲学以永其世者，莫如吕氏。〕

    象山之门，必以甬上四先生为首，盖本乾、淳诸老一辈也。而壤其教者实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尽从，而行则可师。黄勉斋曰：“《杨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闻道。”予因釆其最粹且平易者，以志去短集长之意，则固有质之圣人而不谬者。述《慈湖学案》。〔第七十四卷〕

    慈湖之与絜斋，不可连类而语。慈湖泛滥夹杂，而絜斋之言有绳矩，东发先我言之矣。述《絜斋学案》。〔第七十五卷〕

    〔云濠谨案：是条底本有“再传而有蒙斋”六字。〕

    杨、袁之年辈后于舒、沈，而其传反盛，岂以舒、沈之名位下之与？嘻！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实，又过于杨、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师复斋，《宋史》混而列之。述《广平定川学案》。〔第七十六卷〕

    〔梓材谨案：四先生定川最先卒，后八年而广平卒，又二十五年而絜斋卒，又二年而慈湖卒，其生年则定川仅长慈湖二年。谓杨、袁之年辈后于舒、沈，尚未的实，其先舒而后沈者，以类相比，非有轩轾也。〕

    槐堂之学，莫盛于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如曾潭，如琴山，以及黄、邓之徒，今其绪言渺矣！甬上之西，尚有严陵，亦一大支也。述《槐堂诸儒学案》。〔第七十七卷〕

    康节之学不得其传，牛氏父子自谓有所授受，世弗敢信也。张行成疏通其纰缪，遂成一家，玉山汪文定公雅重之。其后如祝子泾，又稍不同。至于廖应淮之徒，则益诞矣。康节本出于希夷，其后卒流而为应淮，所谓“必复其始”者与？述《张祝诸儒学案》。〔第七十八卷〕

    〔梓材谨案：张观物亦谯天授之徒，且与玉山同时，则是卷当在赵、张、玉山之间。〕

    自淳熙至嘉定，疏附先后诸家者，有若丘忠定公、刘文节公、楼宣献公之徒，虽不入诸先生之学派，然皆能用先圣之道，而柴献肃公尤醇。述《丘刘诸儒学案》。〔第七十九卷〕

    〔梓材谨案：原底无《张祝诸儒、丘刘诸儒二学案序录》。〕

    嘉定而后，私淑朱、张之学者，曰鹤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世之称之者以并之西山，有如温公、蜀公，不敢轩轾。梨洲则曰：“鹤山之卓荦，非西山之依门傍户所能及。”予以为知言。述《鹤山学案》。〔第八十卷〕

    西山之望，直继晦翁，然晚节何其委蛇也！东发于朱学最尊信，而不满于西山，《理度两朝政要》言之详矣。《宋史》亦有微辞。述《西山真氏学案》。〔第八十一卷〕

    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绝似和靖，鲁斋绝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述《北山四先生学案》。〔第八十二卷〕

    双峰亦勉斋之一支也，累传而得草庐。说者谓双峰晚年多不同于朱子，以此诋之。予谓是未足以少双峰也，独惜其书之不传。述《双峰学案》。〔第八十三卷〕

    鄱阳汤氏三先生，导源于南溪，传宗于西山。而晦静由朱而入陆，传之东涧；晦静又传之径畈。杨袁之后，陆学之一盛也。〔方回以为东涧晚年始宗陆，误也。〕述《存斋晦静息庵学案》。〔第八十四卷〕

    〔梓材谨案：是卷序录原底所无，而二老阁刊本有之，但其作《息庵晦静存斋学案》，息庵与存斋互，今特为正之，而具其辩说于本卷。〕

    四明之学多陆氏，深宁之父亦师史独善以接陆学。而深宁绍其家训，又从王子文以接朱氏，从楼迂斋以接吕氏。又尝与汤东涧游，东涧亦兼治朱、吕、陆之学者也。和齐斟酌，不名一师。《宋史》但夸其辞业之盛，予之微嫌于深宁者，正以其辞科习气未尽耳！若区区以其《玉海》之少作为足尽其底蕴，陋矣！述《深宁学案》。〔第八十五卷〕

    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日钞》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渊源出于辅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惓惓浙学之意也夫！述《东发学案》。〔第八十六卷〕

    四明史氏皆陆学，至静清始改而宗朱，渊源出于莲荡氏。然尝闻深宁不喜静清之说《易》，以其嗜奇也，则似乎未必尽同于朱。其所传为程畏斋兄弟，则纯于朱者。述《静清学案》。〔第八十七卷〕

    巽斋之宗晦翁，不知所自。考之沧洲弟子，庐陵有欧阳谦之，实尝从游，巽斋其后人邪？其遗书宗旨，不可考见。然巽斋之门有文山，径畈之门有迭山，可以见宋儒讲学之无负于国矣。述《巽斋学案》。〔第八十八卷〕

    〔云濠谨案：是录底本云：讲学至残宋，朱、陆两家其流弊皆甚矣，所谓愈失其真者也。欧阳巽斋之为朱学，不知所出，而所得甚醇，其弟子之最著者曰文山。徐径畈之为陆学，不知所出，而其节甚高，其弟子之最著者曰迭山。两家其有光于先师者乎。世多推巽斋而诋径畈，余持合之，述欧、徐二先生学案。及定刊本，专为巽斋学案，盖径畈、叠山别见《存斋晦静息庵学案》中矣。〕

    〔梓材谨案：巽斋与江古心同时，盖亦晦翁再传也，当次于介轩，而前于三汤。〕

    勉斋之传，尚有自鄱阳流入新安者，董介轩一派也。鄱阳之学，始于程蒙齐、董盘涧、王拙斋，而多卒业于董氏。然自许山屋外，渐流为训诂之学矣。述《介轩学案》。〔第八十九卷〕

    〔梓材谨案：介轩为晦翁再传，与双峰同为勉斋之传，当次于双峰。〕

    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述《鲁斋学案》。〔第九十卷〕

    〔云濠谨案：底本于鲁斋云：“当元之时，至与二程、横渠、南轩并加公爵，从祀朝庭，则似少过焉？〕

    静修先生亦出江汉之传，又别为一派。蕺山先生尝曰：“静修颇近乎康节。”述《静修学案》。〔第九十一卷〕

    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述《草庐学案》。〔第九十二卷〕

    径畈殁而陆学衰。石塘胡氏虽由朱而入陆，未能振也。中兴之者，江西有静明，浙东有宝峰。述《静明宝峰学案》。〔第九十三卷〕

    继草庐而和会朱、陆之学者，郑师山也。草庐多右陆，而师山则右朱，斯其所以不同。述《师山学案》。〔第九十四卷〕

    有元立国，无可称者，惟学术尚未替，上虽贱之，下自趋之，是则洛、闽之沾溉者宏也。如萧勤斋、同榘庵辈，其亦许、刘之徒乎？述《萧同诸儒学案》。〔第九十五卷。〕

    〔梓材谨案：原底无《萧、同学案序录》。又案勤斋、榘庵与许鲁斋同行辈，而殿于有元诸儒者，以所附诸儒不一，故统载于此耳。〕

    元祐之学，二蔡、二惇禁之，中兴而丰国赵公弛之。和议起，秦桧又禁之，绍兴之末又弛之。郑丙、陈贾忌晦翁，又启之，而一变为庆元之锢籍矣。此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嘉定而后，阳崇之而阴摧之，而儒术亦渐衰矣。其事迹已散见诸公传，又放大事表之意，述《元佑》、《庆元党案》。〔大略用《道命录》为底本。〕以至晚宋如周密之徒，凡诋詈诸儒者皆附之。〔第九十六卷、九十七卷〕

    〔梓材谨案：自“《元佑》、《庆元党案》”以下，原底并失序录，兹所录者，郑氏刊本也。〕

    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已而聚讼大起。《三经新义》累数十年而始废，而蜀学亦遂为敌国。上下《学案》者，不可不穷其本末也。且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禅，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甚矣西竺之能张其军也！述《荆公新学》及《蜀学略》。〔第九十八卷、九十九卷〕

    关、洛陷于完颜，百年不闻学统，其亦可叹也！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异端，敢为无忌惮之言，尽取涑水以来大儒之书，恣其狂舌，可为齿冷。然亦不必辩也，略举其大旨，使后世学者见而嗤之。其时河北之正学且起，不有狂风怪雾，无以见皎日之光明也。述《屏山鸣道集说略》。〔第一百卷〕

    明儒学案

    《名儒学案》，清，黄宗羲撰。凡六十二卷，是编体例，除无表外，余与《宋元学案》相同。其书皆汇合数百年各家之学说，提要钩玄，披览粲然，不愧称为“吾国学术史之创作”。道光时，唐鉴作《国朝学案小识》，以绩黄书。唐乃恪守程、朱之学以攻陆、王者，甄别叙录，失之过隘，然其书于当时之为程、朱之学者，网罗颇富，亦未可竟废也。

    《明儒学案》序录

    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工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故必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而后为学问之全功。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于戏！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崇仁学案》〕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薛中离，阳明之高第弟子也，于正德十四年上疏请白沙从祀孔庙，是必有以知师门之学同矣。罗一峰曰：“白沙观天人之微，究圣贤之蕴，充道以富，崇德以贵，天下之物，可爱可求，漠然无动于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之激，远矣。〔《白沙学案》〕

    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于河东也。若阳明门下亲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师说，亦以其言之过高也。然河东有未见性之讥，所谓“此心始觉性天通”者，为非欺人语，可见无事乎张皇耳。〔《河东学案》〕

    关学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三原学案》〕

    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高忠宪云：“薛敬轩、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亦为是也。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然“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则先生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先知后行，而必欲自为一说耶？《天泉问答》：“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体无善无恶是性，由是而发之为有善有恶之意，由是而有分别其善恶之知，由是而有为善去恶之格物。”层层自内而之外，一切皆是粗机，则良知已落后着，非不虑之本然，故邓定宇以为权论也。其实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无恶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恶，亦是有善念有恶念耳，两句只完得动静二字。他日语薛侃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即此两句也。

    所谓知善知恶者，非意动于善恶，从而分别之为知，知亦只是诚意中之好恶，好必于善，恶必于恶，孰是孰非而不容已者，虚灵不昧之性体也。为善去恶，只是率性而行，自然无善恶之夹杂。先生所谓“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四句，本是无病，学者错会文致。彼以无善无恶言性者，谓无善无恶斯为至善。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无善之善，无乃断灭性种乎？彼在发用处求良知者，认已发作未发，教人在致知上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上之光，愈求愈远矣。得羲说而存之，而后知先生之无弊也。〔《姚江学案》〕

    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龙场而后，四方弟子始益进焉。郡邑之以学鸣者，亦仅仅绪山、龙溪，此外则椎轮积水耳。然一时之盛，吾欲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其儒者不能一二数。若山阴范瓘，字廷润，号栗斋，初师王司舆、许半圭，其后卒业于阳明。博考群经，恍然有悟，以为“孔、孟的传，惟周、程得之，朱、陆而下，皆弗及也”。家贫不以关怀，曰：“天下有至宝，得而玩之，可以忘贫。”作古诗二十章，历叙道统及太极之说，其奥义未易测也。余姚管州，字子行，号石屏，官兵部司务。每当入直，讽咏抑扬，司马怪之。边警至，司马章皇，石屏曰：“古人度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贤路。”司马谩为好语谢之。以京察归大洲，有宿四祖山诗“四子堂堂特地来”，谓蔡白石、沈右林、龙溪、石屏也。范引年号半野，讲学于青田，从游者颇众。夏淳字惟初，号复吾，以乡举卒官。思明府同知魏庄渠，主天根天机之说，复吾曰：“指其静为天根，动为天机，则可；若以静养天根，动察天机，是歧。动静而二之，非所以语性也。”柴凤字后愚，主教天真书院，衢、严之士多从之。孙应奎字文卿，号蒙泉，历官右副都御史，以《传习录》为规范，董天真之役。闻人铨字邦正，号北汀，与绪山定《文录》，刻之行世。即以寒宗而论，黄骥字德良，尤西川纪其言阳明事。黄文焕号吴南，开州学正，阳明使其子受业。有《东阁私抄》记其所闻。黄嘉爱字懋仁，号鹤溪，正德戊辰进士，官至钦州守。黄元釜号丁山，黄夔字子韶，号后川，皆笃实光明，墨守师说。以此推之，当时好修一世湮没者，可胜道哉！〔《浙中王门学案》〕

    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江右王门学案》〕

    南中之名王氏学者，阳明在时，王心斋、黄五岳、朱得之、戚南元、周道通、冯南江，其著也。阳明殁后，绪山、龙溪所在讲学，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庙会，泰州有复心斋讲堂，几乎比户可封矣。而又东廓、南野、善山先后官留都，兴起者甚众。略载其论学语于后，其无语录可考见者附此。

    戚贤字秀夫，号南玄，江北之全椒人。嘉靖丙戌进士，仕至刑科都给事中，以荐龙溪，失贵溪指，谪官致仕。阳明在滁州，南玄以诸生旅见，未知信向。其后为归安令，读论学诸书，始契于心，遂通书受学。为会于安定书院，语学者“千圣之学，不外于心，惟梏于意见，蔽于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在京师会中，有谈二氏者，即正色阻之。龙溪偶举黄叶止儿啼公案，南玄勃然曰：“君是吾党宗盟，一言假借，便为害不浅。”龙溪为之愧谢。南玄谈学，不离良知，而意气激昂，足以发之。

    冯恩字子仁，号南江，华亭人。嘉靖丙戌进士。阳明征思、田，南江以行人使其军，因束修为弟子。擢为南道御史，劾都御史汪、大学士张孚敬，下诏狱。会审，执笔，南江立而庭辩，论死。其后减戍，赦归。

    贡安国字符略，号受轩，宣州人。师南野、龙溪。主水西、同善之会。绪山与之书曰：“昔人言“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吾党金针是前人所传，实未绣得鸳鸯，即哓哓然空持金针，欲以度人；人不见鸳鸯，而见金针，非徒使之不信，并愿绣鸳鸯之心，亦阻之矣。”后官山东州守，讲学于志学书院。

    查铎字子警，号毅斋，泾县人。嘉靖乙丑进士，为刑科给事中。不悦于新郑，外转至广西副使。学于龙溪、绪山，谓“良知简易直截，其他宗旨，无出于是。不执于见即曰虚，不染于欲即曰寂，不累于物即曰乐，无有无，无始终，无阶级，俛焉日有孳孳，终其身而已。”

    沈宠字思畏，号古林，宣城人。登嘉靖丁酉乡书，官至广西参议。师事受轩。受轩学于南野、龙溪而返，谓古林曰：“王门之学在南畿，盍往从之？”于是古林又师南野、龙溪。在闽建养正书院，在蕲黄建崇正书院。近溪立开元之会于宣州，古林与梅宛溪主其席。疾革，有问其胸次如何？曰：“已无物矣。”

    宛溪名守德，字纯甫。官至云南左参政。其守绍兴时，重修阳明讲堂，延龙溪主之。式祕图杨珂之闾，非俗吏也。

    萧彦号念渠，户部侍郎，谥定肃。泾县人。师事绪山。

    萧良干字以宁，号拙斋。仕至陕西布政使。师绪山、龙溪。水西讲学之盛，萧氏之力也。

    戚衮字补之，号竹坡，宣城人。项城知县。初及东廓、南野之门，已受业龙溪。龙溪语之曰：“所谓志者，以其不可夺也。至于意气，则有时而衰。良知者，不学不虑，自然之明觉，无欲之体也。吾人不能纯于无欲，故有致知之功。学也者，复其不学之体也；虑也者，复其不虑之体也。故学虽博而守则约，虑虽百而致则一，非有假于外也。若见闻测识之知，从门而入，非良知之本然矣。吾人谨于步趋，循守方圆，谓之典要，致知之学，变动周流，惟变所适。盖规矩在我，而方圆自不可胜用，此实毫厘之辨也。”竹坡往来出入，就正于师友者，凡七八年，于是始知意气不可以为志，闻识不可以为知，格式不可以为守。志益定，业益精，其及人益广也。

    张棨字士仪，号本静，泾县人。五岁口授诸书，即能了了。夜闻鸡声，呼其母曰：“《小学》云：‘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今鸡鸣矣，何不起？”母笑曰：“汝才读书，便晓其义耶？”曰：“便当为之，岂徒晓焉而已？”南野为司成，因往从之，累年不归。继从东廓、绪山、龙溪，归而聚徒讲学。以收敛精神为切要，以对景磨莹为实功，以万物一体为志愿，意气眉睫之间，能转移人心。

    章时鸾号孟泉，青阳人。河南副吏。学于东廓。

    程大宾字汝见，号心泉，歙人。贵州参政，受学绪山。绪山谓之曰：“古人学问，不离七情中用功，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

    程默字子木，休宁人。广州府同知。负笈千里，从学阳明。疾革，指六经谓其子曰：“当从此中寻我，莫视为陈言也。”

    郑烛字景明，歙人。河间府通判。及东廓之门，人见其衣冠质朴，以为率真者，曰：“率真未易言，先须识真耳。”

    姚汝循字叙卿，号凤麓，南京人。嘉靖丙辰进士。官终嘉定知州。近溪尝论明德之学，凤麓举日说云：“德犹鉴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近溪笑曰：“明德无体，非喻所及。且公一人耳，为鉴为翳，复为磨者，可乎？”闻之遂有省，浸浸寤入。有妄子以阳明为诟病，凤麓曰：“何病？”曰：“恶其良知之说也。”曰：“世以圣人为天授，不可学久矣。自良知之说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即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万世功也，子曷病？”

    殷迈字时训，号秋溟，留守卫人。历官礼部侍郎。兴何善山游，与闻绪言，所著有《惩忿窒欲编》。

    姜宝字廷善，丹阳人。历官南礼部尚书。受业荆川之门。〔《南中王门学案》〕

    楚学之盛，惟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当阳明在时，其信从者尚少。道林、阁斋、刘观时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门，独冠全楚。观徐曰仁同游德山诗，王文明应奎、胡珊鸣玉、刘瓛德重、杨礿介诚、何凤韶汝谐、唐演汝渊、龙起霄止之，尚可考也。然道林实得阳明之传，天台之派虽盛，反多破坏良知学脉，恶可较哉！〔《楚中王门学案》〕

    北方之为王氏学者独少，穆玄庵既无问答，而王道字纯甫者，受业阳明之门，阳明言其“自以为是，无求益之心”，其后趋向果异，不必列之王门。非二孟嗣响，即有贤者，亦不过迹象闻见之学，而自得者鲜矣。〔《北方王门学案》〕

    岭、海之士，学于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开府赣州，从学者甚众。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杨氏之昆季。其余聪明特达，毅然任道之器，以数十。”乃今之著者，唯薛氏学耳。

    西樵名献夫，字叔贤。弱冠举进士，为吏部主事，迁员外郎。阳明起自谪所，为主事，官阶并于西樵。一日与语，西樵有当于心，即进拜称弟子。未几引疾归。将十余年，而大礼议起，西樵自家上疏，请追崇兴献帝后。召入，擢侍讲学士，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复引疾归。起兼武英殿大学士，未几请归。归十余年卒。赠太保，谥文襄。

    薛尚贤以学行著于乡，中离自虔归，述其所闻于阳明者，尚贤说之，遂禀学焉。后官国子助教。

    杨骥字仕德。初从甘泉游，卒业于阳明。阳明方征横水，谓之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未几卒。甘泉谓其是内非外，失本体之自然，为文哀之〔《皇明书》言志墓，非也〕。

    杨仕鸣与兄同学，初录所闻，备载阳明之语，阳明以为不得其意。其后直书己意，所得反印可之。仕鸣言：“日用讲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扩充以尽其本体，不可迁就气习，以趋时好。”又谓东廓曰：“公往治举子业，竭其才否？”东廓曰：“然。”曰：“今致良知，亦竭其才否？”东廓曰：“未能也。”曰：“微竭才，曷由见卓尔？竭才二字，希贤之的也。”东廓每举斯语以告学者，亦未几卒。

    梁焯字日孚，南海人。登进士第。官至职方主事，以谏南巡被杖。武宗畜外国人为驾下人，日孚以法绳之，不少贷。日孚尝过赣，从阳明学，辨问居敬穷理，悚然有悟。同门冀阁斋死诏狱，日孚棺敛之。

    郑一初字朝朔，揭阳人。弘治乙丑进士。居紫陌山，闭门习静，召为御史。阳明在吏部，因陈世杰请受学。闻其说，以为昔多歧而今大道也。时朝朔已病，人劝其缓学，曰：“夕死可矣。”卒于浙。

    闽中自子莘以外无著者。马明衡字子莘，莆人也。父思聪，死宸濠之乱。子莘立志勇猛，与郑善夫为古文。阳明曰：“草木之花千叶者无实，其花繁者其实鲜。”嘉靖三年，以御史谏上隆兴国而薄昭圣为非礼，下狱削籍归。〔《粤闽王门学案》〕

    见罗从学于邹东郭，固亦王门以下一人也。而别立宗旨，不得不别为一案。今讲止修之学者，兴起未艾，其以救良知之弊，则亦王门之孝子也。〔《止修学案》〕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诸公者，大概本弇州之《国朝丛记》，弇州盖因当时爰书节略之，岂可为信？羲考其派下之著者，列于下方。

    颜钧，字山农，吉安人也。尝师事刘师泉，无所得，乃从徐波石学，得泰州之传。其学以人心妙万物而不测者也。性如明珠，原无尘染，有何睹闻？著何戒惧？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及时有放逸，然后戒慎恐惧以修之。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尝曰：“吾门人中，与罗汝芳言从性，与陈一泉言从心，余子所言，只从情耳。”山农游侠，好急人之难。赵大洲赴贬所，山农偕之行，大洲感之次骨。

    徐波石战没沅江府，山农寻其骸骨归葬。颇欲有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尝寄周恭节诗云：“蒙蒙烟雨锁江垓，江上渔人争钓台。夜静得鱼呼酒肆，湍流和月掇将来。若得春风遍九垓，世间那有三归台。君仁臣义民安堵，雉兔刍荛去复来。”然世人见其张皇，无贤不肖皆恶之，以他事下南京狱，必欲杀之。近溪为之营救，不赴廷对者六年。近溪谓周恭节曰：“山农与相处，三十余年。其心髓精微，决难诈饰。不肖敢谓其学直接孔、孟，俟诸后圣，断断不惑。不肖菲劣，已蒙门下知遇，又敢窃谓门下，虽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农子也。”山农以戍出，年八十余。

    梁汝元字夫山，其后改姓名为何心隐，吉州永丰人。少补诸生，从学于山农，与闻心斋立本之旨。时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学显，心隐恃其知见，辄狎侮之。谓《大学》先齐家，乃构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会邑令有赋外之征，心隐贻书以诮之。令怒，诬之当道，下狱中。孝感程后台在胡总制幕府，檄江抚出之。总制得心隐，语人曰：“斯人无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后台入京师，与罗近溪、耿天台游。一日遇江陵于僧舍，江陵时为司业，心隐率尔曰：“公居太学，知太学道乎？”江陵为勿闻也者，目摄之曰：“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也。”江陵去，心隐嗒然若丧，曰：“夫夫也，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心隐在京师，辟各门会馆，招来四方之士，方技杂流，无不从之。是时政由严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动。

    有蓝道行者，以乩术幸上，心隐授以密计，侦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语，今日当有一奸臣言事，上方迟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邹应龙因论嵩败之。然上犹不忘嵩，寻死道行于狱。心隐踉跄，南过金陵，谒何司寇。司寇者，故为江抚，脱心隐于狱者也。然而严党，遂为严氏仇心隐。心隐逸去，从此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

    江陵当国，御史傅应祯、刘台连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隐故尝以术去宰相，江陵不能无心动。心隐方在孝感聚徒讲学，遂令楚抚陈瑞捕之，未获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隐曰：“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遂死狱中。心隐之学，不堕影响，有是理则实有是事，无声无臭，事藏于理，有象有形，理显于事，故曰：“无极者，流之无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极，乃有君而有父也。必会极，必归极，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亲亲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极，乃不堕于弑君弑父，乃不流于无君无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无欲，非濂溪之言无欲也。欲惟寡则心存，而心不能以无欲也。欲鱼、欲熊掌，欲也，舍鱼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义，欲也，舍生而取义，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贪，非寡欲乎？从心所欲，非欲乎？欲不逾矩，非寡欲乎？此即释氏所谓妙有乎？”盖一变而为仪、秦之学矣。

    邓豁渠初名鹤，号太湖，蜀之内江人。为诸生时，不说学。赵大洲为诸生，谈圣学于东壁，渠为诸生讲举业于西序，朝夕声相闻，未尝过而问焉。已渐有入，卒抠衣为弟子。一旦弃家出游，遍访知学者，以为性命甚重，非拖泥带水可以成就，遂落发为僧。

    访李中溪元阳于大理，访邹东廓、刘师泉于江右，访王东崖于泰州，访蒋道林于武陵，访耿楚倥于黄安。与大洲不相闻者数十年，大洲起官过卫辉，渠适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见，惊异下车，执手徒行十数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曰：“误子者，余也。往余言学过高，致子于此，吾罪业重矣。向以子为死，罪恶莫赎，今尚在，亟归庐而父墓侧终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赡子。”因书券给之。时有来大洲问学者，大洲令渠答之。大洲听其议论，大恚曰：“吾藉是以试子近诣，乃荒谬至此。”大洲入京，渠复游齐、鲁间，初无归志。

    大洲入相，乃来京候谒，大洲拒不见。属宦蜀者携之归，至涿州，死野寺中。渠自序为学云：“己亥，礼师，闻良知之学，不解。入青城山参禅十年。至戊申，入鸡足山，悟人情事变外，有个拟议不得妙理。当时不遇明师指点，不能豁然通晓。癸丑，抵天池，礼月泉，陈鸡足所悟，泉曰：‘第二机即第一机。’渠遂认现前昭昭灵灵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庐山礼性空，闻无师智闻说‘没有甚么，甚么便是’，始达良知之学，同是一机轴，均是认天机为向上事，认神明为本来人。延之戊午，居沣州八年，每觉无日新之益，及闻三公俱不免轮回生死，益加疑惑。因入黄安，居楚倥茅屋，始达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地生的、水穷山尽的、百尺竿头外的所谓不属有无，不属真妄，不属生灭，不属言语，常住真心，与后天事不相联属。向日鸡足所参人情事变的，豁然通晓，被月泉所误二十余年。丙寅以后，渠之学日渐幽深玄远。如今，也没有我，也没有道，终日在人情事变中，若不自与，泛泛然如虚舟飘瓦而无着落，脱胎换骨实在于此。渠学之误，只主见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后天是后天，第一义是第一义，第二义是第二义，身之与性，截然分为二事，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内，人但议其纵情，不知其所谓先天第一义者，亦只得完一个无字而已。嗟乎！是岂渠一人之误哉？”

    方与时字湛一，黄陂人也。弱冠为诸生，一旦弃而之太和山习摄心术，静久生明。又得黄白术于方外，乃去而从荆山游，因得遇龙溪、念庵，皆目之为奇士。车辙所至，缙绅倒屣，老师上卿，皆拜下风。然尚玄虚，侈谈论。耿楚倥初出其门，久而知其伪，去之。一日谓念庵曰：“吾侪方外学，亦有秘诀，待人而传，谈圣学何容易耶？”念庵然之。湛一即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榻夜坐，久之无所得而返。后台、心隐大会矿山，车骑雍容，湛一以两僮舁一篮舆往，甫揖，心隐把臂谓曰：“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即千金惟命。已入京师，欲挟术以干九重，江陵闻之曰：“方生此鼓，从此挝破矣。”无何，严世蕃闻其炉火而艳之。湛一避归。胡庐山督楚学，以其昔尝诳念庵也，檄有司捕治，湛一乃逃而入新郑之幕。新郑败走，匿太和山，病瘵死。

    程学颜字二蒲，号后台，孝感人也。官至太仆寺丞。自以此学不进，背地号泣，其笃志如此。心隐死，其弟学博曰：“梁先生以友为命，友中透于学者，钱同文外，独吾兄耳。先生魂魄应不去吾兄左右。”乃开后台墓合葬焉。

    钱同文字怀苏，福之兴化人。知祁门县，入为刑部主事，累转至郡守。与心隐友善，怀苏尝言：“学道人堆堆，只在兄弟款中，未见有挣上父母款者。”

    管志道字登之，号东溟，苏之太仓人。隆庆辛未进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改刑部。江陵秉政，东溟上疏条九事，以讥切时政，无非欲夺其威福，归之人主。其中有宪纲一条，则言两司与巡方抗礼，国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即出之为广东佥事以难之，使之为法自敝也。果未几，御史龚懋贤劾之，谪盐课司提举。明年，外计，以老疾致仕。万历戊申卒，年七十三。东溟受业于耿天台，著书数十万言，大抵鸠合儒释，浩汗而不可方物。谓“乾元无首之旨，与《华严》性海浑无差别，《易》道与天地准，故不期与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与二教峙，故不期佛老之徒争而自争。教理不得不圆，教体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圆，圆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碍释，释不碍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圆，而使儒不滥释，释不滥儒。唐、宋以来，儒者不主孔奴释，则崇释卑孔，皆于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篱，故以乾元统天，一案两破之也。”其为孔子阐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统，不任道统，一也。居臣道，不居师道，二也。删述六经，从游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与夷、惠易地，则为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专以理，兼通气运，五也。一贯尚属悟门，实之必以行门，六也。敦化通于性海，川流通于行海，七也。孔子曾师老聃，八也。孔子从先进，是黄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恒、文做法，十也。”按东溟所言，亦只是三教肤廓之论。平生尤喜谈鬼神梦寐，其学不见道可知。泰州张皇见龙，东溟辟之，然决儒释之波澜，终是其派下人也。〔《泰州学案》〕

    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甘泉学案》〕

    诸儒学案者，或无所师承，得之于遗经者；或朋友夹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当时有所兴起，而后之学者无传者，俱列于此。上卷则国初为多，宋人规范犹在。中卷则皆骤闻阳明之学而骇之，有此辨难，愈足以发明阳明之学，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时之人，半归忠义，所以证明此学也，否则为伪而已。〔《诸儒学案》〕

    今天下之言东林者，以其党祸与国运终始，小人既资为口实，以为亡国由于东林，称之为两党，即有知之者，亦言东林非不为君子，然不无过激，且倚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终是东汉党锢中人物。嗟乎！此寐语也。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昔绪山、二溪，鼓动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设教，可谓之标榜矣。东林无是也。京师首善之会，主之为南皋、少墟，于东林无与。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阉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似乎东林标榜，遍于域中，延于数世，东林何不幸而有是也？东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论者以东林为清议所宗，祸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清议者天下之坊也。夫子议臧氏之窃位，议季氏之旅泰山，独非清议乎？清议熄而后有美新之上言，媚阉之红本，故小人之恶清议，犹黄河之碍砥柱也。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蓐蝼蚁者，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者乎？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知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东林学案》〕

    今日知学者，大概以高、刘二先生，并称为大儒，可以无疑矣。然当《高子遗书》初出之时，羲侍先师于舟中，自禾水至省下，尽日翻阅。先师时摘其阑入释氏者以示羲。后读先师《论学书》，有答韩位者云：“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宪先生，皆半杂禅门。”又读忠宪《三时记》，谓：“释典与圣人所争毫发，其精微处，吾儒具有之，总不出无极二字；弊病处，先儒具言之，总不出无理二字。其意似主于无，此释氏之所以为释氏也。”即如忠宪正命之语，本无生死，亦是佛语。故先师救正之，曰：“先生心与道一，尽其道而生，尽其道而死，是谓无生死，非佛氏所谓无生死也。”忠宪固非佛学，然不能不出入其间，所谓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师，则醇乎其醇矣。后世必有能辨之者。

    戊申岁，羲与恽日初同在越半年。日初，先师高第弟子，其时为刘子《节要》。临别拜于河浒，日初执手谓羲曰：“知先师之学者，今无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于先师言意所在，当稍浑融耳。”羲盖未之答也。及《节要》刻成，缄书寄羲，曰：“子知先师之学者，不可不序。”嗟乎！羲岂能知先师之学者？然观日初《高刘两先生正学说》云：“忠宪得之悟，其毕生黾勉，只重修持，是以乾知统摄坤能；先师得之修，其末后归趣，亟称解悟，是以坤能证入乾知。”夫天气之谓乾，地质之谓坤，气不得不凝为质，质不得不散为气，两者同一物也。乾知而无坤能，则为狂慧；坤能而无乾知，则为盲修。岂有先后？彼徒见忠宪旅店之悟，以为得之悟，此是禅门路径，与圣学无当也。先师之慎独，非性体分明，慎是慎个何物？以此观之，日初亦便未知先师之学也。使其知之，则于先师言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羲不序《节要》之意也。惜当时不及细论，负此良友。今所录，一依原书次第，先师著述虽多，其大概具是。学者可以无未见之恨矣。〔《蕺山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