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发展取向的意义

    在付出了多年从事精神分析教学的努力之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我还完全不能称自己是一名从事精神病学教学的好教师，或者说精神病学教学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我认为，这两种说法很可能都是实情。正如我这么多年来已经看到的那样，教授精神病学的巨大困难在于，虽然学习精神病学中的某些东西相当容易，也就是说，了解某些东西，这样你就能谈论这些东西了————但是，当两个人谈论那些假定他们已经学过的东西时，要让他们意指同一件事情，那就十分困难了。

    这种困难是由下列这一事实造成的，即精神病学处理的是生活问题，而每个人都有大量不同的生活经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以艺术的最高风格来生活；而且，如果疲劳和其他不适与一个人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说，当他看到自己的生活非常糟糕时，他会感到十分惶恐不安。因此，要使精神病学的主题像钟表的运作或物理的原理，甚至是法律中的按劳计酬(quantum meruit)现象那样，发展出那种人人都能够遵循的客观性，并非一件易事。

    我们通常在双重基础上解释自己在这个精神病学领域所听到的每件事情，然而，不幸的是，这两个基础均无帮助：一个基础是，人们根据业已了解的或大致了解的情况假设数据的意义；另一个基础是，如何对此作出解释，这样它才不会增加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不舒适感和不适当感————一个人的焦虑，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我们将在后面加以界定。

    有些精神病学家在那些非常容易教授精神病学的领域里受过大量的训练；也就是说，在描述那些在生活中遭遇巨大困难，以至于其情况对大家来说十分清楚之人的领域里受过大量的训练(这样的描述就好像这些人犹如博物馆里的展品一样)。这就是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的精神病学；人们通过描述性精神病学而习得的关于精神障碍的知识不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它为精神病学家提供了谋生的正当性；而精神病学家之所以感到很有价值，是因为他知道这些尚未了解的存在在继后的日子里将会倾向于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患者确实努力向好的方向转变，那么每个人都会非常高兴，以至于没有人会花时间去谴责精神病医生在预后时所犯的错误。

    但是，我正在谈论的这种精神病学试图解释严重的精神障碍；而且，总的说来，它还在生活中具有某种用处。如何传达这种特定的精神病学理论，多年来一直令我困扰和迷惑，最终，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即唯一的方法是采取发展的路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非常仔细地考虑每一个人在实足年龄上到了成年期时会变成什么模样，那么，我们很可能就可以了解大量关于生活很可能是什么样子，以及生活中的困难这些方面的东西。这种教学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它需要一批颇具天赋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研究，包括我在华盛顿地区和纽约地区的一些非常杰出的同事，他们在我试图教授的那种精神病学的一个核心理论阐释方面，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在理解我正试图说的东西时，你们必须放弃这样的观念，即这是你们一直以来都知道的某种东西，只不过碰巧由我给予了妥善的阐释或特别的阐释而已。我们实际上遇到了人类表现中最为困难的一个问题————不是以独特的个体的我(individual me)为基础(这种个体的我也许是一个人最有价值的财产)，而是以个体的共同人性(common humanity)为基础，来组织有关自己和他人的思想。

    简言之，我将通过检验一个接一个的假设来继续我的论述，选择那些目前可得到的最好的理论阐释，来解释有机体如何从出生时的动物状态变成一个人————与动物迥然不同的某种东西；并解释一种非常具有天赋的动物————这种具有天赋的动物始终存在着，但无法对其加以界定，因为它一直处于不断的转化之中————是如何从生命的早期起，一步一步地在他人的影响下，而且仅仅是为了与他人以某种社会组织的形式生活在一起的目的而产生这种转化的。

    不管存在着何种社会组织，出生在这种社会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将以某些方式适应于，或者适合于在该社会组织中生活。如果此人非常幸运，那么他将非常充分地适应于在那个社会组织中生活。如果此人极其幸运，那么他几乎可以凭直觉就知道————你们也许会说，这完全意味着他所知道的这些东西没有经过清晰的阐释————很多有关生活本身的东西，以至于他能够生活于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组织中；而且，他可以相当迅速地————但绝不是即时地————学会如何成功地生活于这一新的社会组织之中。这种迁移对于许多人(精神病医生将这些人视作患者)来说，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他们无法像普通人那样适当地生活于那个社会组织之中，而那个社会组织是他们一直以来被训练生活于其中的。

    重复说一下，没有哪种非常简单的解释，可以很恰当地用来传达一些可能有助于改善个人自身生活以及他人生活的策略。我所能想到的能够提供更为有用的东西的唯一方式是，仔细地追踪出生后可能发生以及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当人们以这种方式探究精神病学时，它就会变得不简单————甚至是很不简单。由于我们有六个、七个，甚至更多非常精练的渠道来与我们周围的事件发生接触，因此，我们关于这些渠道功能之各种不同结合的经验也会变得相当复杂。而且，由于大部分的人类生活绝不仅仅涉及物理化学(physicochemical)世界中的事件，而且也涉及文化领域内的东西————价值观、偏见、信仰，等等————因此，从数学角度看，这个领域的实际复杂性具有压倒一切的态势。我所能希望呈现的最佳方案是可靠的参考框架，以此作为探索这一复杂领域的指南，以及多年来我个人一直坚守的这个信念，即人类这种动物所具有的巨大能力，在遇到适当机会时，就会产生意义。

    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担心言过其实————我认为，许多精神病学家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论框架来思考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包括它们的根源、它们的可靠表现，或者它们一些相当确定的改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对人们毫无帮助。相反，我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需要，既需要一种真正的科学方法来应对生活中急剧增长的无能、不适当、不幸以及失败，而这些已经开始引起了精神病学家的注意。当我谈到一种科学的方法时，我所指的绝不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那样的东西————而是某种精确的东西，某种能够阐释并具有一个不断变化的可能性范围的东西。据我所知，人们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所从事的大多数方式，可能完全不同于我们曾经听到过的任何东西。换句话说，人类有机体具有如此非凡的适应能力，以至于不仅最为稀奇古怪的社会规则和规章都能为人们所践行(只要将它们以恰当的方式反复地灌输给青年一代)，而且它们也能够成为看起来非常自然、恰当的生活方式，并几乎超越了研究的范围。换句话说，在习得言语之前，每一个人，甚至是那些低能的人，都已经习得了与父亲或母亲的一些显著的关系模式，或者与某个抚育他的人的一些显著关系模式。那些显著模式会成为深藏但却坚实的基础，后来生活中的大量东西会添加在其之上，或是以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

    有时候，这些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于我所描述的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生活的良好基础，以至于个体后来的发展明显地偏离于常规的发展————也就是，从纯粹的统计学意义上说，偏离了平均水平，偏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在那些情境下，我们会把那些结果认作精神性神经症(psychoneuroses)或精神病。但是，为了使关于这些精神性神经症或精神病的思考方式中有一些有用的东西，同时为了发展任何确实有用的技术来治疗这些“失常”(warped)的人，你的思维必须不能仅停留于所呈现的情境，而要深入情境的背后。巨大的困难在于，在这个深入背后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某一个体的绝大部分生活与你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而你的生活与他的生活之间这种同一性混淆了下列事实，即尽管这种生活表面看起来相同，但对你和他来说，其意义根本不同。因此，你不能忽视他的生活中那些在你看来似乎相当自然和正常的方面。

    在这么多年来试图为精神病学阐释并教授一种理论框架的过程中，我认为，尽可能地避免随意编造新词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当然，每一门科学都必须有它自己的专门术语。但是，由于这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研究，同时还由于它具有我已经强调过的那些困难，所以，为什么还要通过提出许多不可靠的词语来增加混乱的确定性以及巴别塔现象呢？就我所能发现的而言，这些不可靠的词语，只不过使一个人成为某个多少有些局限于小圈子的联盟中的一员，这个联盟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当然不能与联盟外的任何人进行交流，而且他们还仅仅具有这种幻觉，即他们彼此之间正在进行交流。对于已经进入精神病学的大多数专业术语的定义所进行的任何实验表明，含义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鉴于这一原因，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谈论生活的常用词语中选出一个词语，并且澄清我们用这个词所指的意思，而不是着手于通过截出希腊文和梵文的词根来孜孜不倦地创造新词。

    因此，如果我成功地传达了我的观点————而且从我成功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精神病学家在运用相当一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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