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婴儿期：人际情境

    人格的概念

    现在，我们要稍稍扩展有关人类与其环境共存的思考————这些必要环境包括：物理化学环境，似人动物(infrahuman)的生活环境，以及他人的环境。我们在开始思考动力机制这一概念时，就已经说明了这个作为相互作用或相互渗透终点站的相互作用区概念，现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谈谈这些相互作用区，它们可以部分地被视为摩尔(molar)生理结构，在这些结构中，会发生与有机体在维持其必要共存时所做出之功能活动有关的能量转化。不过，这些生理结构是这样的：在其功能活动中，有机体会产生特定的体验，这些体验虽然有时会像信号出现(occurrence of signs)时那样详尽复杂，却始终处于未分化模式。这一体验进而会影响特定功能活动中所涉及的整合倾向的继后表现形式，从而也就引入了回忆和预见、功能历史(functional history)和对某一预见目标的适应(通常指的是预期)等因素。这些因素(回忆和预见、功能历史和对某一预见目标的适应)虽然不能算是生理结构的细节，但肯定是有机体继续生存的重要细节，当我们所说的有机体是人类时，我们便称它们是人格的细节(details of personality)。从当前排他主义(particularist)的意义上说，当我们所谈论的内容就好像婴儿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时，人格就成了一种经常出现的人际情境(这些情境是人类生活的特征)的相对持久的模式。

    在精神病学理论中，人际情境(它是满足某一需要而进行的活动所必需的)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唇间ru头便是此种人际情境的第一个例子，它由婴儿对水和食物的需要，以及母亲在这个方面给予温柔的需要而得以整合和维持。通常情况下，婴儿的口部相互作用区和母亲的乳房相互作用区，便是两种人格的细节，它们主要涉及这种唇间ru头的整合。婴儿关于相关口部行为的体验和母亲关于给婴儿喂奶的体验，就像所涉及的生理结构一样，也是特定喂奶情境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婴儿不断扩展的世界里，这个结构是ru头(它是可以辨别的好母亲的特征)，他会在口部将其整合起来。在母亲的世界里，该结构便是她的ru头放入其中的这个或多或少人格化了的特定婴儿的嘴唇。婴儿对好母亲的人格化(personifaction of the good mother)便是他所理解的母亲重复参与喂奶情境以及由于这种满足而得到解决的其他各种需要相整合的模式。她————婴儿对好母亲的人格化————象征着各种需要即将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她进而象征着各种情境(其中包括她自己)通过婴儿适当、合宜的活动而得到整合、维持和解决。

    人格化的组织

    在上述内容里，我已经引入了人格化的观念，根据人际情境在理解精神病学所处理之现象方面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我们可以推断，这种观念也很重要。在这里，我们在讨论对好母亲的人格化(它在婴儿早期就已形成)时，便开始踏上了一条漫漫长路，试图去理解人格化及其能动性。正如我前面所说，婴儿对好母亲的人格化是他以一种原始的方式所感知到的母亲重复参与喂奶情境以及由于他的需要而形成的其他各种整合(其情境由于这种满足而得到了解决)的模式。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预见属于已经发生的范畴，而对于好母亲的预见则属于一直都很顺利的事情。因此，婴儿对好母亲的人格化象征着各种需要即将得到满足，或者，换句话说，它象征着婴儿在满足其需要的过程中，对其所做出之恰当、合宜的行为而言所必需的情境的整合、维持和解决。

    此时，这种人格化并非“真实的”母亲————一个被视作实体的活生生的特定个体。它只是婴儿体验的一种复杂组织。母亲对婴儿的人格化也并非“真实的”婴儿，而是母亲“心中”体验的不断增长组织，它包含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与这个特定的“真实的”婴儿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婴儿对母亲的人格化由亲子关系中所发生的事情组成，或由此形成，或由此组织而成，或由此精心制作而成，而这里所谓的亲子关系，是指婴儿与你们所谓的“真实”母亲之间的关系，后者提供了婴儿与她自己之间提供满足的整合。而母亲对婴儿的人格化————有人认为，在怀孕7个月左右，当灵魂进入婴儿体内时，母亲对婴儿的人格化有时候还尚未成熟，因此，我认为，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把胎儿称作它(it)，而不是他(he)或她(she)————并不是婴儿本身，也不仅仅是对母亲在与婴儿相整合时所遭遇事件的抽象概括，它还包括很多与这个特定婴儿仅有微弱关系的东西。如果一个婴儿是他母亲的第七胎，那么，相比于对第一二胎的体验，他母亲对他的人格化与她对这个婴儿的体验之间的关联要少得多。无论如何，她以前的体验都会影响她对自己与这个特定婴儿之间各种关系的体验。母亲对婴儿的人格化，既包括她对婴儿焦虑时的体验，也包括她对婴儿不焦虑时的体验，既包括对婴儿睡着时的体验，也包括对婴儿醒着时的体验。此外，它还包括对婴儿成长变化的观察，以及一种对尚未来临之变化的很可能予以了充分阐释的预期。在母亲“心中”，人格化了的婴儿意味着或象征着的东西，显然不仅仅是对即将获得的对于给予温柔之需要的满足，也显然不仅仅是即将获得的对于参与由婴儿的即时需要所整合的情境整合、维持和解除之需要的满足。

    正如我们所说，母亲在照料子女方面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载体(carrier)。子女对她来说，部分地象征了她对这些责任的认可。在任何特定社区或任何特定文化区域的每个家庭中，这些社会责任都有所不同。同一个母亲对不同的子女，或者同一个母亲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个子女，有效承担这些社会责任的程度也可能会大相径庭。认为这些责任对养育子女没有什么影响的观点，如果不是令人难以置信，至少也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当我说到那些与特定的“真实”婴儿只有很微弱的关系，但却是母亲对婴儿的人格化的一部分的因素时，我已将母亲对社会秩序(她是其中一员，或者说是其中一部分)的责任这一非常广泛、非常重要的元素包括在内。人格化了的婴儿所象征的母亲所认可的社会责任，与婴儿理解坏母亲的情境有一些关系————通常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正是根据在这种情境中的体验，他组织起了关于坏母亲的人格化。

    我们通常可以把焦虑(相对而言，是成年成活中的一种现象)解释为像是一种预期的对某人当前活动的不利评价(这种评价是根据某个人的重要意见而做出的)。当某个正与我们交谈的人显得很焦虑时，我们可能就会问：“我所说的内容是你心里所想的吗？”通常情况下，对方可能会说“你很少想到我”、“你让我很震惊”，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这便是一种典型的对焦虑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我所说的合理化，意思是说我们会给出一个貌似有理但常常极其微不足道的解释。所以，我认为，在相对成年的人们身上，焦虑通常可以貌似合理地被解释成预期的对个体当前活动的不利评价。一位负有这些社会责任的母亲(从她是社会群体一员的意义上说，这些社会责任是她固有的)可能预期自己在育儿活动方面会遭到丈夫、丈夫的母亲或姐妹、她自己的母亲或姐妹、护士或者其他所有观察她对待婴儿之方式的人的批评。在许多情况下，一些已知的或推测而知的异议，即对于她照料子女的现实的或想象出来的吹毛求疵，会让她焦虑不安。例如，除非我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有非常大的、有据可依的敬重，否则，他人对我所做事情的批评，或者甚至是怀疑他人会批评我所做的事情，都会让我感到焦虑。因此，除非母亲非常明了自己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确定自己所做的工作至少是在平均水平上履行责任，而且清楚他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看法并因此批评她，否则，任何对她对待婴儿之方式的批评，她所怀疑的任何对她对待婴儿之方式的批评态度，都会让她感到焦虑。如果你还记得母亲的焦虑会引起婴儿的焦虑，你就会明白，引起婴儿焦虑，会让他更难照料，照料起来更麻烦，因此，婴儿的行为似乎证明了对母亲照料他的工作的贬低。

    这种恶性循环所蕴含的深意，成了精神病学家对家庭动力结构(dynamic composition，患者的婴儿期是在这个家庭中度过的)产生兴趣的基础。当我年轻的时候参加精神病学家大会时，就曾听到诸多关于精神病患者的叙述，这些叙述有时候会追溯到患者的曾祖一辈。这些叙述包括很多细节：谁的祖辈曾进过精神病医院，谁的祖辈曾坐过牢，谁的祖辈是大学教师，等等。其结论都相当严密谨慎：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男人，生下了这位患者，并饱受了其间的甘苦。而且，这个婴儿还表现出了喂养困难(在我还是一位年轻的精神病学家时，这种偏见尚未出现，但不久之后就出现了)，不久之后，这个婴儿就学会了走路和说话，并不再尿床。很快，所有这些奇异的传闻和资料就会让他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出现在我们面前。在随后的岁月里，对于我们能为这个精神病患者做些什么，好让他不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而成为社会中的一员(这可能会让他懊恼，也可能会让他高兴)，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可以省去大量有关神秘复杂的遗传因素的研究————在遗传方面，患者充其量很可能只有非常少的有用观点————因为在所有的传闻和资料中，能够有助于我们找出他为什么对周围许多人都持奇怪、歪曲见解的原因的东西，寥寥无几。最终，我抓住了重点，猜想：焦虑与患者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但接下来，问题就成了如何解释焦虑的特殊性。由于医疗工作中所经历的苦难————更为令人满意的做法是给予病人更多的关怀，而不是仅仅记录患者的家族史————我们终于回过头来对人类人格中抗焦虑系统的发展进行研究。在当前这个部分，我试图提出焦虑是如何开始的，也就是，在某一既定个体的自然史中，有哪些因素对焦虑的开始产生了影响。这种做法虽然回溯得非常非常远，但是，它正是我们需要知道婴儿在其中度过最初数月的家庭构成这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所在。

    对家庭结构的考虑可以表明，除母亲以外的其他人，在与婴儿建立重要、直接的人际关系之前很长时间，已经对最早时期的发展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大量的例子中，除母亲之外的某个人确实经常会与幼小的婴儿建立重要的、直接的人际关系。有时候，这个人是所谓的奶妈，通常情况下，这个人是保姆或姐姐，她们在一些情境中从事照料婴儿的部分工作。这些在功能上代替母亲的人，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使婴儿人格化，而且婴儿的这些人格化包括代替母亲之人关于婴儿的体验和对婴儿(这里的婴儿既指这一类婴儿，也特指这个特定的婴儿)的期望这些重要因素。

    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的：这些在功能上代替母亲的人中有一个人会逐渐地表现出对他人的特定期望，在此处，我将把这种特定期望称作恶意行为(malevolence)。有这种恶意行为的人，在满足婴儿的明显需要的过程中，除了给以温柔的合作之外，还可能会以其他方式对婴儿做出行为；她可能不会伤害这个婴儿，但会让这个婴儿感到害怕。由于恶意行为也容易伴有焦虑，并引发婴儿的焦虑，因此，婴儿对这样一位替代母亲的理解，慢慢地就会被组织成有关坏母亲的体验。让我们以上面提到的那个有七个孩子而我们刚刚讨论过其中第七个孩子的母亲为例。我们不妨假设：第一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孩，按照惯例，长女一般都很难抚养，且不管家里的事情。而排行第二的这个女孩是母亲的帮手，一直要做大量的事情，但她却感到自己多年来遭受了很大的冷落和忽视，并渐渐地变得如她姑妈所说的那般顽皮、喜欢恶作剧。现在，随着第七个宝宝的降生，母亲的帮手承担着照料宝宝所必需的大量相对需要成人合作的工作。这些工作中虽然不包括给宝宝喂奶，但肯定包括给宝宝盖被子、给宝宝换尿布，等等。鉴于母亲的帮手怀着恶意————我们很快就能理解这一点————温柔的定理不能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运用于她与宝宝之间的关系。不论是经常的行为还是偶尔为之，在照顾婴儿的需要方面，母亲的帮手会有粗暴的举动，语气很不好，伤害婴儿，常常会使婴儿不安。但是，母亲的帮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情一点儿也不愉快、轻松，因为她很清楚，如果她对婴儿的这些小恶作剧被母亲看到，或者被他人看到而告诉她的母亲，她就会挨耳光或受到其他的惩罚。现在，母亲的帮手已经预期到她很可能会由于这些小恶作剧行为而受罚，这种预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很快会变得非常清楚，这相当于说她同时也处于焦虑和敌意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婴儿所获得的包括焦虑和恐惧在内的体验，(在婴儿初期)与婴儿在母亲焦虑时所产生的体验是一样的；因此，在婴儿期对坏母亲的初步人格化过程中，便组织起了这样的经验。当一些不可抗拒的情境使得必须将某个重要的育儿角色分派给某个恶意的替代者时，婴儿与母亲之间相当数量的接触也容易引发焦虑，因为她在照顾婴儿的过程中，几乎不可能“让自己保持心平气和”。于是，慢慢就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反复引起婴儿的焦虑，而婴儿对这些人的理解也会在一个早期的、单一的对坏母亲的人格化过程中组织起来。

    还有一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一位充当部分母亲角色的替代者也可能像有些母亲那样，既温柔，且相对来说不那么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婴儿就会在其早期对好母亲的人格化过程中，组织起他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理解。而且，在这种情形下，凡母亲有一个很好的帮手————这个“好”是从不严重干扰对婴儿的温柔表达这个意义上说的————母亲在给予婴儿照顾方面都将是相当舒服的，而且相对而言，母亲和她的帮手都不感到焦虑。因而，这两个人当中不管谁与婴儿在一起，婴儿都将在其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中体验到相当多的温柔合作(tender cooperation)，且相对而言较少产生焦虑的体验。在这样的情形下，在婴儿早期人格化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种对好母亲的人格化，在其中，这种体验(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自于与两个人的接触，不过，婴儿却难以区别开是谁让他产生了这种体验。

    这两个常见的例子应该足以说明婴儿人格化开始时可能存在的复杂性，继后对重要人物(这些重要人物在他的经验范围内可以从视觉、听觉上加以区分)的人格化均源于此。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做过多次暗示：当来自视觉感受器和听觉感受器的资料在预见和整合带来满足之情境以及预见和回避引发焦虑之情境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效用时，所涉及个体的差异往往就会出现。我虽然没有这么说，但我推测，这些与焦虑相关的“真实”个体的差异通常会被婴儿注意到，之后，他往往也会注意到他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所涉及个体的差异；其原因在于焦虑极其令人讨厌的性质以及摆脱它的重要性。也许，到了婴儿中期或婴儿后期，随着婴儿发展到能够开始区分出远距离资料(distance data)————通过视觉和听觉获得的资料，他关于使其焦虑之人(母亲，或母亲与一位怀有恶意的母亲帮手)的分化，是以某种特征为基础的，这种特征在类别和功能意义上与我们后来所谓的禁止姿势相同。这些禁止姿势包括育儿者的音调、其他方面的语言特征以及面部表情的差异等。

    现在，我已列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关于一位焦虑的母亲和一位恶意的母亲帮手，第二个例子关于一位镇定温柔的母亲和母亲帮手，在这两个例子中，我强调指出，由于客观上与两个人相关的经验可能在婴儿开始对坏母亲或好母亲的人格化方面结合到一起，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人格化称为复合(complex)。在我们看来，说这是一种复合，是因为它只有一种人格化，而我们客观上可以将这种人格化的特征归咎于两个人。这中复合性的含义还应该详加考虑。我们没有理由可以推测“无用的”符号会被组织进婴儿的经验中。把两个自以为完全不同的人组织进一个经验符号中，是早期一种极其重要的能力，且这种能力在生物系列上绝非仅限于人类。而且，这种将两个(自以为)不同的人组织进一个经验符号的情况，也绝不是有人称之为“混淆”(confusion)的这样一种不幸的状况。试想在初期的人格化过程中，婴儿“混淆”了他有关两个人(即母亲和代理母亲)的经验细节，这种“混淆”就真的会使得理解人格发展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如果婴儿在组织两种初步人格化(即对好母亲的人格化和对坏母亲的人格化)的过程中，接触到的是一个(这是从我们的观点来说的)相同的人，婴儿就能够分化出从中产生的经验。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换句话说，关于不到6个月的婴儿的经验，我拥有哪些较为高端的信息资料。我只希望你们能够耐心一点，并坚信我很可能最终会给你们一点提示，而这便是我现在打算要做的事情。

    这一特定推理————婴儿将他与一位“真实”母亲的经验分化为两种人格化，即好母亲的人格化和坏母亲的人格化————所可能具有的正确性，会体现在我们从婴儿期开始便越来越确定地参与的一系列发展事件过程中。换句话说，根据后来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含意是相当确定的————我对在婴儿身上所观察到的现象进行了推论，这些现象看起来似乎与后来的资料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尽管这个早期阶段的实际事件超出了参与性观察的范围，从而也超出了业已掌握的知识范围。这样看起来，如此运用推理似乎很危险，或者甚至很糟糕，但是如果你不用推理，从相当确定的内容(既包括资料，也包括含意)延伸到新领域的未知边缘，那么，要想探究任何新领域都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在提出有关人格化最初事件的这种观点时，我不得不用我自己的思维方式，根据预计日后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往回做延伸性的推理，这样便可以合理地推导出它的起点。

    婴儿将主要的未分化经验分化和组织成更为复杂的经验要素，我称这些要素为符号，它们源自于两种因素的结合。其中一种是组织经验的可能性(possibility)。在你们看来，它总是未成熟的；在对某件事情做十分理智的处理之前，必定存在一种可证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个不到6个月的婴儿能够组织符号，而且我认为，只要对任何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进行仔细的观察，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所以，我相信，此种组织经验的可能性是可证实的。我可以这么说，它不只限于人类，就我所知，它可以延伸至小马驹和幼犬等。除了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肯定存在)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功能效用(functional utility)，即这些符号在整合满足需要以及避免或减少焦虑(这种情况在生命开始之后不久就会出现)所必需之情境方面的功能效用。这便是我所提到的“有用的”(useful)和“无用的”(useless)这两个词语的含义————这两个词很容易让人误解。不过，请记住，当我说一个符号“有用”，或者说那些“无用的”符号并不是在生命早期阶段组织起来的，我所说的是功能性方面的效用，这是从促进某种在满足需要或避免焦虑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功能性活动的意义上说的。仅仅是在这个方面，这两个不确定的词语————有用的和无用的————在此处进入了我们的思维中，而且我确信，其他许多可能的意思将不会偷偷溜进你的思想。关键在于，婴儿从其主要的未分化经验中分化和组织起来的东西，便是对他整合倾向的有用补充，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些有用的补充通常发挥着回忆和预见的作用。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没有理由推测无用的符号是在在婴儿的经验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因此，在婴儿自身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境里，不存在将温柔的真实母亲与温柔的母亲帮手加以分化的过程，原因在于，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这样一种分化对需要的满足毫无促进作用。同样的道理，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将焦虑的母亲与焦虑、恶意的母亲帮手加以分化，也无法促进对焦虑的避免和缓解(这一阶段主要是避免焦虑)。实际上，不管是否涉及母亲或母亲的帮手，婴儿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相同的；唯一有意义的“目标”就是避免焦虑，而既然引出了焦虑，这个引出焦虑的人看起来怎么样或者自认为怎么样就几乎一点都不重要了。注72

    婴儿并不分化经验中无足轻重的细节，而仅仅分化模式，即超越有限区域的事件才会有显著的差异。随之而来的满足与焦虑有着最为显著的差异，而且，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不管婴儿怎样整合必需的人际情境与解决人际情境的活动，预示着即将出现之满足的特定人物的身份都无关紧要。

    在此，我想提醒你们注意一下在一开始本讨论时说过的内容：我们关于人际情境的最早的例证(也就是，唇间ru头)是以一种双重形式(即婴儿对水和食物的需要，以及母亲为此而给予温柔的需要)而得到整合和维持的。而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婴儿在即将得到之满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在唇间ru头整合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在维持这种整合，并通过确保有足够的水和食物来满足自身需要以将其分解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活动————对于你们或我在考虑这一情境时可能觉得非常重要的资料内容来说，毫无用处可言，也不会因此而得到促进。如果母亲将ru头置于恰当的位置，即放在婴儿的嘴巴能够触及的范围内，假定这种情境不会引起任何焦虑，那么，这就等于是提供满足之情境的完满整合。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情形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阶段存在着人类婴儿生存所必需的人际合作。一开始，不会出现什么显著的差异，除非提供奶汁的人————相对年长的人————很焦虑。在这种情形下，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行为和满足都会受损或倒退，婴儿也会承受焦虑之苦。正因为如此，我相当确定地推断出婴儿经验中最初组织起来的两种复杂符号：好母亲和坏母亲或焦虑的母亲。

    所以，我对这样一种观点做了一番思考，即婴儿注定具有两种关于育儿者的人格化(除非运气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而且，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婴儿不管有多少人照顾，他都只需要两种人格化。至于婴儿未知世界里所涉及的成年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关于婴儿的人格化。至此，我相信，我已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从某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说，人格化并不是某个有机体，也不是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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