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自我系统的起始

    人际合作的三个方面

    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到了婴儿后期，我们发现，这时的婴儿越来越屈从于父母的社会责任。当人们逐渐地认识到婴儿是可教育且有能力学习时，育儿者便越来越减少对婴儿表示温柔或给予其温柔的次数。早期认为要无条件(unqualified)与婴儿合作的感觉，现在则变成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婴儿应该要学习一些东西，而这就意味着育儿者在某些情形下要限制其温柔的合作。

    对肛门相互作用区的机能活动所进行的成功训练，则强调了温柔的一个新的方面————温柔(温柔是育儿者眼中的好行为所带来的结果)的附加作用。事实上————不管婴儿对此作何理解————这是一种奖赏(reward)。与排便相联系的被认可的社会仪式一旦发挥作用，奖赏就会增加肛门区的满足。这就是具有奖赏性质的温柔，而之所以获得奖赏，是因为学会了某些东西或表现出了某种正确的行为。

    因此，母亲或负责同化或社会化儿童的双亲，此时以一种所谓奖赏的方式往她越来越中性的行为(neutral behavior)中增加了温柔的成分。我认为，最为通常的情况下，父母在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是在奖赏婴儿。非常常见的情况是，这种具有奖赏性质的温柔只会出现在育儿者对于婴儿习得了某种技能而感到非常愉悦时————比如，婴儿大胆地坐上了马桶，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既然温柔通常情况下会由于父母亲的训练需要而变得越来越受限，因此，这些直接表达温柔的偶发行为(通常伴随着诸如排便等需要的满足)，实际上就成了一种附加物————由于表现出好行为而得到了额外的东西————这就是一般模式的奖赏。当我们将训练程序妥善调节至适应婴儿的学习能力时，这种类型的学习就会发生。在婴儿期的最后几个月间，友好的反应(即母亲对婴儿很好地做出某件事情而产生的愉悦反应)越来越成为具有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婴儿早期，只要母亲是一位让人感觉舒适的育儿者，当她在婴儿身旁时，温柔就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将这类学习称作奖赏影响下的学习————奖赏其实就是肩负同化或社会化责任的育儿者所表现出来的温柔行为。

    对口——手行为的机能活动所进行的训练————用手把东西送入嘴里等————开始强调获得认可之情境与带有焦虑色彩之情境之间的分化。在这一特殊领域里，训练很可能(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集中在这个方面，即焦虑梯度首次在学习中占有极大的重要性；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强调过的那样，某种未得到满足的行为会使得焦虑不断增强，而婴儿通常能学会与不断增强之焦虑相伴的活动保持一定距离，或回避它们，就像变形虫回避高温那样。

    通过焦虑梯度来学习，是婴儿期和童年后期主要的学习方式，这样，婴儿通过育儿者温柔的禁止姿势，或者通过育儿者适度的担心、关注或伴有某种程度之焦虑的不赞同，学会了描画他自己的路线。有人可能会说，婴儿选择不伴随不断增强之焦虑的行为单元时，其实在玩一个变得越来越热还是越来越冷(getting hotter or colder)这个老游戏。婴儿期之后，在人格发展的过程中，最为严重的焦虑是一种罕见的经验，而焦虑(在一个没有特定危机且高度文明的社区里，焦虑是成年生活的一种功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算不上非常严重的事情。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焦虑正是人们大部分不当、失效、过于刻板或其他不幸的表现的原因所在；就其基本意义而言，焦虑也是精神病学家所关注的大量事情的原因所在。唯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认识到，一个人是否变得焦虑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决定人际关系的基本影响，也就是说，焦虑不是原动力，它并不产生人际关系，但它或多或少指导着人际关系发展的进程。即使在婴儿后期，也存在大量通过焦虑梯度而进行的学习，尤其是在那些育儿者没有焦虑情绪但依然强烈地热衷于培养正常儿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阻止婴儿把不该放入嘴里的东西放入嘴里时，往往就会第一次出现这种学习。这种学习适合于广泛的行为领域。不过，在这里，我试图要找到的是这些问题的起点。

    手部——探索机能的训练————有关手部——探索机能，我在前面有关婴儿用手接近肛区，或插入大便，或者摆弄外生殖器等方面已经探讨过————几乎总是开始于对情境的辨别，这些情境的标志是不可思议的情绪，我们到后面将会讨论这一点。我们可以将这种不可思议的情绪描述为严重焦虑的突然发生，它既可能因为学习过程等受阻而引起，也可能因为对先于极不愉快事件之情境的信息记忆所引起。

    在婴儿早期，当情境接近“全或无”的特征时，诱发的焦虑易于从适度的欣快状态突然转向极度的严重焦虑状态。正如我前面所说，这种严重焦虑具有当头棒喝般的效应，因为人们处于强烈焦虑状态之下时，就如同当头棒喝时，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点也不清楚。这种教育效果绝不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其他两种情境的教育效果那样简单而有效，因为严重焦虑的突然出现，事实上会阻碍对即时情境的任何明晰的领会或理解。不过，这并不妨碍回忆，并且，当回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时，人们便可以回想起在严重焦虑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当严重焦虑扰乱一切事情的时候，人们会产生一种表达其行动的感觉————然后就会逐渐成为我们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禁忌”(uncanny taboo)的区域。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描述这样一些事情的方法，即人们一旦遇上这些事情，便会立刻停止。相比于其他两种训练，这种训练的直接效果要差一些，而且我还得说，它更可能会导致对现实的歪曲认识。

    好我、坏我与非我

    至此，我已提出了人际合作的三个方面，它们是婴儿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还对学习起着支配的作用。也就是说，人际合作的这三个方面需要对婴儿的同化或社会化。按照习俗，婴儿在婴儿期结束前会接触所有这些方面。从这三种经验————有关奖赏、焦虑梯度，以及实体发生的突然被严重焦虑淹没的经验————中，出现了我(me)的三个方面的最初人格化，我始终与我的身体(my body)的感觉联系在一起————你们应该还记得，我的身体是一个经验的组织，凭借其自我感觉特征而逐渐与其他一切区别开来。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最初人格化(它们有着理解身体的共同元素)大约在婴儿中期组织形成————我不能确切地说出其时间。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婴儿最早的双重人格化是把真实的育儿者分为好母亲和坏母亲。而现在这个时候，有关我的最初人格化是好我(good-me)、坏我(bad-me)和非我(not-me)。据我所知，在这样或那样的文化里，在几乎每一个为生活而接受训练的例子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人格化的这种三重分裂，这些人格化的核心————这个核心将其最终合而为一，而且，使其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其与不断成长之“我的身体”概念之间的关联。

    好我是这样一种最初的人格化：它组织着使得满足得以增强的经验，也即育儿者对事情的进展感到愉悦，由此更多地给予婴儿具有奖赏性的温柔，使得婴儿体验到满足感得到增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育儿者是自由的，她往往会逐步地向婴儿表示其温柔慈爱。好我的终极发展，便是通常所讨论的“我”(I)这个主题。

    另一方面，坏我则是组织不断增长的焦虑经验的最初人格化，这种不断增长的焦虑在或多或少被明确理解的人际环境里，与育儿者的行为相联系。也就是说，坏我是以不断增长的焦虑梯度为基础的，而且在生命的这一阶段，进而有赖于能够诱发焦虑的某个人注80 对婴儿行为的观察(即使是误解)。婴儿的某种行为与母亲不断增强的紧张以及日益明显的禁忌常常同时出现，便是这种经验的根源，它通常会被组织成我们可用坏我来标志的尚未成熟的人格化。

    至此，我所提及的两种人格化听起来好似一种关于现实的阐释。然而，这两种人格化是1岁或1岁以上儿童交际思维(communicated thinking)的组成部分，因而，假定它们在这个较早阶段就已经存在，并不是一种未经证实的推理。当我们进入这些最初人格化的第三方面，即非我时，就进入了一个不同的领域————一个只有通过某些特殊的情境才能知道的领域，这些特殊的情境并非位于我们的经验之外。我们大多数人明显遇到非我的人格化是在睡着时候偶然做的梦境里；不过，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人会非常明显地遇到这种非我的人格化，在他们看来，这些情况是非常真实的。事实上，非我的人格化始终存在————尽管不是每一分钟，但是每一天，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存在————有时候以一些不被注意的现象，但应该有其他的现象出现；而且，在许多人身上————我不知道这些人占多大比例————它以间接的方式(分裂行为)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其中，人们会做出或说出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也即那些对别人来说非常有意义而他们自己却一无所知的事情。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在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时所遇到的特殊情境，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但是它们绝非天方夜谭。正是有这些特殊的情境作为证据————既包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那些情境，也包括患有严重人格障碍者所遇到的那些情境，所有这些情境，我们后面都会谈及————我才选择提出这第三种最初的人格化(它与对“我的身体”的不断增长的认识是交织在一起的)，即非我的人格化。这是一种进展极其缓慢的人格化，具有一种始终相对原始的特征，也就是说，它是以不完善的经验方式，用通常非常简单的符号组织而成，且由片面理解的某些生活方面组成。这些方面在此时被看做是“可怕的”，稍后，就将会被分化为伴有敬畏、恐惧、讨厌或害怕的事件。

    非我这一最初的人格化进展通常十分缓慢，因为它来自高度焦虑的体验————这是一种非常拙劣的教育方法。这样一种复杂而效果相对欠佳的认识现实的方法，自然会导致经验组织的进展相对缓慢；而且，这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被斩头去尾，以至难以说清它们实际上是什么。因此，这些以不可思议的情绪为特征的经验————这意味着这种经验在被观察到时，会导致母亲表现出强烈的禁止姿势，同时还会导致婴儿出现强烈的焦虑————并不像其他两种组织那样对任何事情都有着清晰而又有用的指导作用。因为以不可思议的情绪为特征的经验(它们通常是以非我的人格化来组织的)不可能与因果有明确的联系————不可能用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经验，这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是我们在后来解释我们的参照过程时所用到的————这些参照过程作为相对原始、简单、不完善的象征，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一直存在。这并不是说成人身上的非我成分是婴儿期的，而是说，非我成分，就其基本方面而言，实际上超越了交往术语的讨论范围。非我是一种非常“私下的”(private)生活方式。不过，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非我通过我们称之为梦魇的这种令人极不愉悦的情绪的爆发，会在每个人————或者，近乎每个人，对于这个统计数字，我不敢保证————童年期之后的不同生活阶段表现出来。

    我认为，这三种关于我的最初人格化，就像早先时候客观上相同的母亲的两种人格化一样区别明显。但是，随着我的人格化的不断发展，母亲的人格化也会出现某种变化。在婴儿后期，有证据表明，这种最初的人格似乎已经融合了先前好母亲和坏母亲这两种迥然不同的人格化；而且，我们发现，在婴儿期结束后的一年或半年内，只在睡梦等相对模糊的心理过程中，才清楚地显示出作为好母亲和坏母亲的育儿者的双重人格化。但是，诚如我在前面曾提出的，当我们考虑构成心理障碍问题的特别失效、不当的人际关系问题时，会再次发现，用这种双重事件开始组织经验的倾向，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没有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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