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从童年期进入少年时代

    发展停顿的意义

    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大量内容主要涉及发展的停顿(arrest of development)，发展的停顿这一术语，在精神病学讨论中是颇遭非议的，但是，为了使其内涵变得明确，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我称我们的讨论为关于“好像”操作的讨论、关于态度转化的讨论，以及关于恶意人际关系的讨论。这些作为发展停顿的内涵，也许并不一目了然。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向恶意的转化可能很容易阻止从继后的发展经验中所获得的大量益处。为了避免焦虑和惩罚而使用戏剧化、强迫性先入之见等，事实上既十分严重地干预了对继后经验的经历，也十分严重地干预了分析和综合；如果成年人用各种影响鼓励儿童，去利用大量强迫性的替代和戏剧化，那么，在通常情况下能够有效展开的人际动机和行为模式方面，确实会降低健康的社会化。发展停顿并不意味着事情变得静止不变，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因此而一直保持发展停顿时表现出来的样子。人格发展停顿与出现偏差的明显迹象，首先表现为作为统计学上常见之特征的变化的延缓，到后来表现为人际关系方面的怪癖，不言而喻，这二者往往都是发展经验失败或被不幸扭曲的信号。因此，发展的停顿，并不包含任何静止不变的意思；它只是说建设性变化的自由度和速率非常明显地降低了而已。有时候，从童年早期起，自我系统中一直存在的某些特征强有力地暗示着一种静止状态。但是，这种静止状态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真实；即使自我系统似乎年复一年都一成不变————或者，只是有非常小的变化————但是，经验确实会出现，并且会在人格中得到精心阐释。因此，所谓的人格停顿，实际上意味着发展机会的显著减少。随着我们讨论的进一步进行，我们会越来越清晰地注意到，在发展的继后阶段，即在一些特定的阶段，伴有不幸干预的结果会出现。

    自我人格化中的性别因素

    童年期的一些影响有助于人格化的自我(即宾格的“me”和主格的“we”)沿着我所选用的所谓性别(gender)路线的发展————我使用“性别”这一术语是为了避免与我即将讨论的性欲(sexuality)概念相混淆，性欲仅在后来的生活中才变得极有意义。在这一点上，我想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我自己在很久以前所观察到的结果，我认为，这一观察结果在某些相关领域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儿童会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即与儿童同性别的父母有一种熟悉孩子、理解孩子的情感；与儿童性别不同的父母对儿童有一种不同的、不确定的、情有可原的情感。因此，父亲与儿子在一起比与女儿在一起感觉更为舒坦、自在；他因此而深信自己对儿子的期望是正确的，并且在做出不赞同等判断时几乎不会思考两次。母亲的情况则与此相反。结果，每个权威人物在对待与自己不同性别的子女时，其教育子女的方式通常更为理性，更富洞见。这是普遍可能会被误解为与诸如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概念相关的因素之一，恋母情结这一概念在前不久的精神分析理论中颇为盛行。

    那些以男孩或女孩为特定基础的人格化自我的附加因素，主要通过下列两种影响而得到显著提高：其一，儿童对与自己同性别的权威人物的角色扮演。另一种影响便是所谓的奖赏与惩罚————尤其是与冷漠和不赞同相对的兴趣和赞同————有时候是羞耻和内疚的影响，这些影响与我们前面在讨论儿童角色扮演问题时所讲过的“应该”事宜相对应，涉及儿童正在扮演的角色，既包括所观察到的儿童正在扮演的角色，也包括后来他说他正在扮演的角色。从性别的意义上说，这些影响往往通过对个体性别的特定社会期望，来教育儿童，并反复地给他们灌输许多文化规范。因此，当女孩子在游戏中关注那些看上去很女性化的事情时，这种游戏便会得到母亲的极大鼓励、关注和支持————如果碰巧母亲也赞同这样的女性化游戏，情形至少是如此。这样一来，由于权威人物对待特定游戏项目的态度，许多关于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应该如何做出行为的文化规范就传给了儿童。诚然，游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类榜样的试误学习。但是，赞同、不赞同、表扬、责备、引以为耻，以及引发内疚感等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值得一提的。

    对外显行为之文化规范的学习

    在向儿童传递某种文化规范时，还存在另一种强有力的影响，这一影响使得儿童的人格化比起简单地通过游戏和成熟，更能快速地实现过渡。它就是向儿童讲述、读故事这些广泛的实践。这些故事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社会所赞同的道德故事，这一类故事之所以能够在文化中根深蒂固，是因为它们能以一种儿童能理解的方式提出复杂的伦理理想。还有一类是权威人物的创作，它们实际上可能与社会所赞同的道德故事不相关，而是父母人格的非常特殊的功能；父母在创作中塑造了想象的主人公，让其夜复一夜地经历新的历程，借助这些长期不断的故事给儿童以特殊的印象。据我所知，对这两类故事的影响从未有人做过十分精确的研究。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对于幼儿(既包括处于童年早期的儿童，很可能也包括整个童年期的儿童)的影响，常常出现在很多年后所做的有关人格的研究之中。

    由此，儿童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即他们应该受到我们称之为社会价值观、判断或某些行为类型之道德价值的影响的支配。由于这些概念主要表现为不完善的反应方式，所以它们并不一定与可观察到的父母行为或儿童有关父母的观念相关。通常情况下，这些价值观脱离了儿童本身的实际生活体验，而持续存在于明显的神秘体验中。但是，它们为言语化的产生提供了特别富饶的土壤；这些言语化，正是因为它们出自道德故事或文化遗产，因而能产生这样一种影响，即给他们留下相当神秘的印象。

    儿童身上所出现的可表达、可论证、可展现、可述说的东西与事实上正在进行但却必须当做没有发生过的东西之间的区别，是一个非常重要之区别的一个特殊方面————这一方面，说到底，相当于是外显的行为，而且在权威人物面前必须保持内隐的行为。这一过程有一个特殊的例子，那便是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父母有时候导致了哪些祸根？而且，这个过程也是历史中哪些缺乏适当生活方式的人在其生活中通常会遇到的。当儿童能够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他需要了解的一些东西是禁忌而不能加以论证或讨论之时，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于是，儿童开始问：哪些东西并不以信息的方式表达出正在探索的东西？当然，在我现在所论及的阶段，言语本身并不特别具有沟通性，所以，假定一个儿童所说的东西就意味着那些词语平常所指的内容，绝不是太明智的做法。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样的情境里，孩子能更为清楚地表明对信息的需要，但他却因为害怕焦虑和惩罚的威胁而受到了阻止。因此，他便开始了另一种间接的行为，我们不可将这种行为与强迫性先入之见或戏剧化相混淆：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往往也加上了一种我向成分，来取代那些不可能被探究的问题。儿童的年龄越大，这些我向成分就越接近实际所指事物的词语结合，因此，儿童可能会很合理地、费尽心机地探究：为什么父母早晨醒来总是忙这个忙那个而彼此不说一句话？换句话说，他真正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他们都闷闷不乐的，除了准备早餐、吃早餐这些事情外，好像彼此毫不相干？对于儿童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神秘的领域，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在于：首先，由于儿童几乎不具备闷闷不乐的能力，从而也就无力理解闷闷不乐是怎么回事；其次，由于他处于这样一个必须参与的游戏之中————以父母等为观众的游戏————以至于对他来说几乎不可能花大量时间去模仿闷闷不乐的行为。所以，这里存在着一些令儿童困惑不解和深感不安的事情；但是，对这一领域的任何一种探索，都会带来一种由于强烈的禁止态度而引起的焦虑或惩罚的实际威胁。因此，儿童在试图弄懂难以理解的事物时，便会开始提出一些不相关的问题。此时，这些问题对儿童来说并非不相关，但是，焦虑因素使得儿童必须用一些词语来掩盖(conceal)他正在探究的内容(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话)。因此，在儿童反复提出的显然不得要领的，有时甚至让人生厌的问题中，真正的问题实际上是词语(这些词语所指的是儿童想知道的东西)的我向结合，并非父母所设想的有关问题的内容。到童年期末，随着发展的继续，这一过程变得更为复杂了。为提问而提问的成分(可能是恶作剧的一种形式)可能真的会变得相当合理，也就是说，儿童可能会就他真正在探究的事情提出一大堆问题，但是，他可能依然还是会这么做，这是因为在他周围的人际关系中，存在某种令人困惑、令人不安的成分，这使得他停止了探究，或者觉得探究受到了禁止。

    诚如我已暗示过的那样，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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