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缓解紧张的一般方法176

和情感本身。它的作用方式就像是一个自动的防盗铃或火灾警报器，当不需要的情感出现时，它就会发出（恐惧的）警报信号。

    但是，与其他方法不同，这种方法正如其名所示，同时也是一个控制系统。如果与自我的疏离和精神分裂导致我们缺乏一种机体的统一感，那么，我们就会需要某种人为的控制系统把我们支离破碎的各个部分聚合到一起。

    这种自动控制能够包含所有的冲动和恐惧182、受伤、愤怒、愉悦、喜爱、热情等情感。与一个广泛的控制系统相对应的身体表现有肌肉紧张、便秘、步态姿态的改变、面部僵硬、呼吸困难等等。对于控制本身的有意识态度通常因人而异。有些人在受到控制时依然能够充分地察觉到自己的愤怒不安，而且至少有时候会迫切希望自己能够释放这种愤怒不安，能够开心地大笑，能够恋爱，能够狂热得忘乎所以。另外一些人则通过一种几乎公开的自负来巩固这种控制，当然，他们表达自负的方式各不相同。他们可能会把此种控制说成尊严、自信、坚忍，带着一副面具，表露出一本正经的面容，是“现实的”“不感情用事的”“喜怒不形于色的”。

    在其他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中，这种控制的作用方式更具选择性。某些情感的表露不会受到惩罚，甚至会受到鼓励。因此，一些具有强烈自谦倾向的人往往会夸大自己爱或痛苦的情感。这里的控制作用主要是针对所有的敌对情感：怀疑、愤怒、轻视、报复等。

    当然，情感可能会因为许多其他因素而被削弱或压制，如与自我的疏离、可怕的自负、自我挫败等。但是，一个警觉的控制系统的运作如果超出了这些因素，那么，个体在许多情况下就会仅仅因为可能会发生的控制减弱而表现出惊吓的反应————如害怕入睡，害怕处于麻醉状态，害怕醉酒，害怕躺在长椅上自由联想，害怕在山坡上滑雪，等等。那些渗透进了控制系统的情感————无论是同情、恐惧还是凶残————都可能会引起恐慌。这种恐慌可能是由于个体害怕并抵制这些情感而引起的，因为这些情感危及了神经症结构中某些特有的东西。但是，他也可能仅仅因为认识到了他的控制系统不起作用而变得惊恐不已。如果对这种情形加以分析，恐慌就会慢慢消失，而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那些特定的情感以及患者对待这些情感的态度才能正常地表现出来。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最后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神经症患者所持的心智至上（supremacy of the mind）的信念。情感————由于难以驾驭————就像是需要加以管制的嫌疑犯。而心智————想象和理智————183则像从魔瓶里钻出来的神怪一样可伸展自如。因此，事实上便产生了另一种二元论：不再是心智与（and）情感，而是心智对（versus）情感；不再是心理与躯体，而是心智对躯体；不再是心智与自我，而是心智对自我。但是，就像其他分裂的作用一样，这种分裂也是为了缓解紧张、掩盖冲突并建立一种统一的表象。它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起到这样的作用。

    心智可以成为自我的旁观者。就像铃木（Zuzuki）所说的那样：“智力毕竟只是旁观者，当它发挥某种作用的时候，无论好坏，它都是被雇来听吩咐行事的。”[6]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心智绝不是一个友善的、表现出关心的旁观者；它可能多少有些兴趣，多少有点施虐倾向，但它始终都是分离的————就好像是在观察一个偶然遇到的陌生人一样。有时候，这种类型的自我观察可能显得相当机械和肤浅。因此，一名患者会相当精确地报告某些事件、活动，以及一些症状的增强或减弱，但却不会触及这些事件对他而言的意义，也不会触及他自己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在分析的过程中，他还可能会对自己的心理过程非常感兴趣。但确切地说，这种对心理过程的兴趣是他对自己敏锐的观察力，或者这些心理过程发生作用的机制产生的愉悦感，这种兴趣产生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名昆虫学家会被一种昆虫的功能所吸引一样。同样，分析学家也可能会感到很欣喜，把患者这种热切的表现误认为他对自己产生了真正的兴趣。不久之后，他就会发现，患者其实对于自己的一些发现对生活而言的意义完全不感兴趣。

    这种分离的兴趣也可能公开地表现为吹毛求疵、幸灾乐祸、施虐倾向。在这些情况下，它通常会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外化。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不理不睬，但却非常敏锐地观察他人和他人的问题————以同样分离、无关联的方式。或者，他可能会觉得，他时时处在他人不怀好意的、幸灾乐祸的观察之下————在妄想症患者身上，这种感觉非常明显，但绝非仅限于此。

    不管“做自己的旁观者”性质如何，他都不再是内心斗争的参与者，184他已经让自己从内心问题中脱离了出来。“他”成了他“观察自己的心智”，他也因此具有了一种统一感。于是，他的大脑成了他唯一感到有活力的部分。

    心智也起到一个协调者（co-ordinator）的作用。对于这一作用，我们已很熟悉。从理想化意象的创造，从自负不停地努力掩盖着一点、突出那一点，并把需要变成美德、把潜能变成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想象的作用。同样，在合理化过程中，理性也可能屈从于自负。于是，任何事情看起来或者让人觉得都可能是合理的、可行的、合乎逻辑的————事实上，神经症患者正是从这一无意识前提的视角进行合理化操作的。

    协调作用也可用以消除所有的自我怀疑。个体越需要心智发挥协调作用，整个结构就越不稳固。（引用一名患者的话来说）于是就有了一种“狂热的逻辑”，这种逻辑常常伴有一种认为其自身绝对无误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我的逻辑胜过一切，因为它是唯一的逻辑。……如果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那他们就是白痴。”在与他人的相处中，这种态度会表现为一种傲慢的自以为是。就内心的问题而言，它往往会关闭建设性调查的大门，但同时它又会通过建立一种终将无果的确定性来缓解紧张的程度。就像在其他神经症情况下经常看到的事实那样，与它对立的另一个极端————一种普遍的自我怀疑————也同样会导致平息紧张的结果。如果任何事情都不是它看起来那样，那么，为什么还要自寻烦恼呢？在许多患者身上，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可能被深深地隐藏了起来。他们表面上好像很和善地接受一切，但内心却有所保留。结果，他们自己的发现以及分析学家的建议都会迷失在捉摸不定的危险中。

    最后，心智是拥有魔力的统治者（ruler），它就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对内心问题的认识不再是改变过程中的一步，相反，认识就是改变。患者的行为以此为前提，但他们自己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们常常会因为自己已经非常了解障碍发生的动力，但这样或那样的障碍还是没有消失而感到困惑不解。这个时候，分析学家可能会指出，肯定还存在一些患者并不知晓的本质因素————事实往往确实如此。但是，即使患者看到了其他相关的因素，情况也不会发生改变。患者同样会感到困惑和沮丧。因此，他可能会不断地寻求获得更多的认识，185认识本身很有价值，但只要患者坚持认为，“认识之光”应该驱散他生活中的每一片乌云，而他自己却不做任何实际的改变，那么，这种认识注定会徒劳无益。

    他越是试图用纯理智来管理自己的生活，他就越难以承认他的内心之中存在无意识的因素。如果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干扰到了他，可能就会引起不相称的恐惧，不过也有些人可能会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或者以合理化的方式消除这些恐惧。对于那些初次较为清楚地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神经症冲突的患者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他常常会在刹那间认识到，即使拥有理性和想象的力量，他也无法使矛盾的东西变得和谐起来。他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陷阱之中，而且可能会产生深深的恐惧感。于是，他会集中所有的心理能量以避免面对冲突。他怎样才能绕过这个陷阱呢？[7]怎样才能从这个陷阱里走出来呢？陷阱中哪个地方有出口可以让他逃出来？单纯和狡猾通常无法并存————那么，他能不能在某些情境下表现得单纯，而在其他情境下表现得狡猾呢？或者，如果他受到报复心的驱使且以此为傲，但同时他又被息事宁人的观念支配着，那么，他就会受控于另一种观念，即追求一种平静的报复、一种不受干扰的生活，并像推开灌木丛那样排除那些冒犯他自负的因素。这种想要走出陷阱的需要其实就相当于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激情。于是，所有用以削弱冲突的努力都将徒劳无益，而内心的“平静”却得以重建。

    所有这些方法都以不同的方式缓解了内心的紧张。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这些方法为“解决紧张的尝试”，因为在所有这些方法中，整合力量都在起作用。例如，通过区隔化，个体将冲突的激流分离了开来，因此他不再将冲突感觉为冲突。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当成自己的旁观者，那么，他就会因此而建立一种统一感。但是，我们不可能通过说一个人是自己的旁观者，而对这个人做出令人满意的描述。这完全取决于他在“旁观”自己的时候观察到了什么，以及他在“旁观”自己的时候处于怎样的情绪状态。同样，186即使我们知道他外化了什么以及他是怎样进行外化的，但外化过程也仅仅涉及他的神经症结构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所有这些方法都只是部分的解决方法。只有当这些方法具有我在第一章所描述的特性时，我才会称它们是神经症的解决方法。它们为神经症患者整个人格的发展提供了形态和方向。它们决定了哪些满足是可以获得的、哪些因素是需要避免的，决定了神经症患者的价值层次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此外，它们还决定了神经症患者一般会采用的整合方法。总之，它们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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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这些方法与我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书中所说的“人为和谐的辅助方法”虽然内容不相一致，但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2]这种兴趣是强化自我疏离的另一个因素，因此它属于远离真实自我的范畴。

    [3]参见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s, Chapter 2, The Basic Conflict。

    [4]参见Karen Horney, Our Inner Conflict, Chapter 7, Externalization。

    [5]参见Edward A.Strecker and Kenneth Appel, Discovering Ourselves, Macmillan, 1931。

    [6]D.T.Zuzuki, Essays on Zen Buddhism, Luzac and Co., London, 1927.

    [7]参见易卜生《培尔·金特》中的相关场景。